李江琳：中共195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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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7日新华社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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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来说，中共民族政策的转变经过“支持民族自决”——“地方自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平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支持民族自决”只是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统战策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一篇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国共内战期间，西南西北各民族基本保持中立，除了青海马步芳家族少量参与之外，其他民族并没有参与，也没有实力参与。许多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高度自治的，外来政权从未在那里建政。一般民众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共没有接触，除了”民族杂居区“之外，边远地区的民众与汉人从无接触，他们见到的第一批汉人是到他们村庄里去搞土改的土改工作组。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我的研究限于1950年之后的西藏历史和西藏流亡史，对其他民族没有专门研究，收集的资料也是在搜集有关藏人的资料时偶尔遇到的。根据我所掌握的零星资料，1955到60年代初，至少有藏、蒙、回、土、苗、彝、佤、撒拉等民族发生了暴动，并且遭到严酷军事镇压。其中藏族的反抗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其次可能是彝族。凉山彝族1955年11月开始反抗，镇压过程与藏族一样，是正规军对反抗民族的屠杀。这些民族的遭遇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研究，史料也十分有限，可以说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空白点。不把这些空白点补上，中国现代史是不完整的。
1956年前后，为什么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突然大规模反抗？这跟55年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制社会改造有关。关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将其分为两大阶段：49年之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有个几年的”过渡时期“，接下来的社会改造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1955年前后，这两个阶段在中国其他地区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思想改造”了。没有对民族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人大概不知道，1949年毛夺取半壁江山时，从1949-1955期间，中国的国体是不一样的，在西南西北的民族地区建立的是“联合政府”。1955年底，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联合政府的指示》，宣布以“自治区、县、乡”的形式取消“联合政府”。其实那时候各地的已经成立了“民族自治区、县”，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
中共八大通过全国合作化决议，要求在全国大办合作社，以剥夺农民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第一桶金。这时候，西南西北的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开始土改，遑论合作化。于是，土改立刻开始在这些地区展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通常称为“民主改革”，而不叫“土改”，是因为按照中共理论，少数民族地区未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所以得“合二为一”，把“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同时推行于这些民族。换言之，是“土改”和“合作化”同时进行，期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短暂的“单干”过渡。所以，宣传上所说的“分配土地”云云，只是名义上的分配，完全是个画饼，土地、耕畜、农具等直接进了合作社。与此同时还进行镇反、统购统销、“宗教制度改革”等运动，青海称之为“五套锣鼓一齐响”，“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走”，说是“一步登天”。其结果是激发了民众抵制，许多地区爆发武装反抗，中共当然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为什么民众不接受，而是将之一概定性为“武装叛乱”，派正规军镇压。
民族地区土改时间有早有迟，但土改过程中的残酷与内地并无不同。上面那篇1953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期间，工作队在那里做的事情很清楚地表明，少数民族并没有被”网开一面“。我相信这篇内参反映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情况远比这些严重。由于土改工作组是汉人为主，有些地区完全是汉人，后来镇压的军队也是汉人，对少数民族来说，把账算到汉人这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感到不舒服也没办法，史实就是如此。你要求50年代住在大山里，高原上，从来没见过汉人的藏、彝、佤、苗等民族的民众区分压迫他们的是共产党，不是普通汉人，那是不现实的。
下面是两份公开资料。顺便说一句：经过“政治争取”的投降者和战场被俘者，后来基本上全部被抓，关进劳改农场和”集训班“，其中大多数死亡。

《甘肃省志·军事志》中有关镇压临夏回族暴动的简短描述

《四川省志·军事志》中有关镇压凉山彝族的简短描述。

有关康巴暴动的起因，中共标准说法是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途中赤江仁波切、索康等人沿途”煽动“的。我对此有过考证。没有证据表明索康到过那些地区。而且当时代表达赖喇嘛去那些地区的还有十六世噶玛巴仁波切，但是中方从未指控过他，而是一直指控赤江仁波切，我认为主要是为了把康巴暴动的原因推给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但是，彝人的暴动是无法指控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那么彝人又是为什么暴动呢？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都在同一时间段内暴动？
几十年来的宣传总是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的优惠等等，史实并不完全如此。比方说色达，直到70年代，全县才建立第一所中学，还是为当地干部子女建立的。 直到现在，少数民族居住地还有很多地区不通公路，没有哪怕是简陋的卫生所。很大程度上我们愿意相信这些宣传，是因为这种宣传迎合了汉人自古以来对少数民族怀有的“救世主情结”，自己是“中央帝国”，别人都是“蛮夷”，需要汉文明去“教化”。在公开的资料中，常常看到对“叛匪”杀害干部的血腥描绘，但只有在内参中，才能看到一点点土改工作队是如何残害少数民族的。而且，在“平叛”过程中，中共军队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极其残酷，滥杀俘虏、集束炸弹轰炸等等行为，在公开资料中仅仅以“违反政策”一笔带过。几十年来，经历过巨大苦难的少数民族被噤声，他们无法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历史就这样被宣传取代。我们不知道的，不等于别人不知道。这段历史在许多民族中已经成了集体记忆中的一部分，中共官方史书中的“叛首”，在他们族人的集体记忆中是民族英雄。
这一段历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作为主体民族，我们必须面对这段历史，也必须承认少数民族有权对这段历史有他们的解读，有他们的感受。由于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我从不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会自动解决民族冲突，这是一笔未来民主中国不得不继承的负资产。如何化解冲突？如何实现民族和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摒弃宣传，了解史实，尊重其他民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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