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忆曲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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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弦的命运

周孜仁

曲弦是云南理论界一大才子。其父乃中国著名生物学家曲仲湘。本人则毕业于
河南大学数学系：那是共和国在呼啸战火中呱呱坠地之时，于是他和当时许多进步
青年一样投笔从戎，慨然随军南下，在昆明军区作干部教育工作，毕其一生。他生
命中最辉煌、也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又最为莫名其妙的一段故事，发生在１９７１
年夏天。

一年前，在庐山的政治群峰间上发生了中共党史上又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毛
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宣判中共著名理论家、他曾经的秘书陈伯达为“假马
列主义”的“政治骗子”，并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之。曲弦的人生转折从此
开始。

１９７１年初，云南省委按中央统一部署召开会议，第一书记周兴发表演讲，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号召对陈伯达开展大张旗鼓的批判。讲话高屋建瓴、旁征
博引，既有滔滔宏论，又有实际操作，效果好极了。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效果是，周
的讲稿一经报送中央，伟大领袖看了，于是欣然命笔，批示：“很好，照发”，这
个讲稿于是一下子变成了中共中央“中发（１９７１）３７号”，“批陈整风”的
指导性文件，下发全国学习实施之。周兴的这个讲稿，就是曲先生主持起草的。

其时，曲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调研组。主要任务是起草调研报告、政策文件
、首长的重要讲话云。他在调研组的职务本不算高，仅组长处级而已）。最重要的
——这儿需要说明了——“政治骗子”陈伯达乃中共中央理论喉舌《红旗》杂志原
主编，该陈一遭整肃，立马换了一根“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上场：大名鼎鼎的“四
人帮”之一，姚文元。“金棍子”重组《红旗》，于是普天下寻觅笔杆子。不知怎
么回事，大概就因为那个３７号文件吧？曲先生很快被锁定了。中组部一个电话，
他调北京便成定局。据说，云南省惜才如金，曾试图进行抵制，理由实在太过勉强
：曲当时身穿军装，仍系部队干部，地方无法做主。中组部长杨德中一顿训：“部
队怎么啦？部队照样属于中央管！”没辙了。云南方面只好乖乖欢送。

北京的调令大约是七月初下达的，欢送程序于是正式启动。我们调研组从此便
再难觅曲组长踪影了。为什么？请吃啊，请喝啊！云南地处偏远，好容易出一个京
官，而且是《红旗》杂志，据说还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如此显赫高位，能不
吓人？不趁机联络联络感情而何？那时全社会生活困难，经济拮据，全无酒楼饭庄
一说，欢送宴都在自己家里自力更生操办。曲乃好好先生，宴请者都是战友上司、
达官显贵，他能拒绝吗？不能。我们组无钱无地，自然是无力宴请的，领导遂安排
小字辈的我专约曲先生安排时间留影一张纪念。我和曲虽说同室上班，相处日久，
可这一回，要约他合影留念却颇费周折，婉转预约多次，好容易才在８月２８日那
个中午，大家在昆明百货大楼对面的立新照相馆匆匆忙忙聚首，合影一张，算是遂
了愿，接下来又赴宴去也。

曲先生上京那天，场面更蔚为壮观。几十部小车，浩浩荡荡往通向昆明巫家坝
机场的小路一字儿排去，那场面简直堪与迎送外国元首比肩。我们虽为办公厅同事
，亦全然近身不得，就坐一张大巴，远远跟着队伍尾巴殿后，缓缓慢慢，曲折蛇行
。那年月坐飞机人烟稀少，巫家坝机场每日里不过三两航班而已，候机厅门可罗雀
，飞机场场可罗雀。那一天却满满宕宕一下子涌来如此众多大小官员、如此热闹非
凡情绪，昆明机场写史，此事断不可漏。作为朝夕相处的同事，在那种场合，我们
想单独握手话别已不可得，于是只能遗憾地，远远地，望他登机而去。

其时，我和曲共事（具体说，我在他手下工作）已三年有余，深知他为人很书
卷气：低调、正直、对于官场事多有不惯。我甚至完全相信，虽然高升，可在那翻
云覆雨年代，他不会为此翘尾巴，忘乎所以的。几十年后看当初送别留影，他脸上
的微笑平和而敦厚，当是证明。我甚至还相信，曲先生肯定是倦于那些没完没了的
无聊应酬的，只是碍于情面，不得不敷衍罢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就在他赴京不久，１９７１年冬天我出差北京，
专门去沙滩２号大院看了他。曲的住处本不宽，孤零零一人，加上气候阴冷，显得
非常冷落。他一边捅火炉一边客气地和我说话。他告诉我，说在北京工作视野宽广
，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甚至国宴，常能见到中央首长和外国元首；又说了，每次《红
旗》杂志清样的大字本送毛泽东看后，如有批示，姚文元就会用塑料薄膜袋小心装
上，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展示，如此这般一通。在云南省委机关我年龄最小，人微言
轻，因此谁都不戒备我，曲更如此。在昆明时，每每和他独处，他总喜欢在我面前
发牢骚，对官场争纷乱表现一些超然的、无可奈何的愤怒。１９７１年那个冬天，
在北京，当我快要走了，曲先生又一次那样表情淡漠，冷不丁儿地对我说了一句：

“北京的斗争，比我们云南，复杂得多！”

我暗暗吃了一惊。这是说中央呀！矛头所指，不用明说，都是些君临天下的权
贵！我不敢往下深究，那年月，事情到此已经够了。他显然憋得太久，见了故人，
不吐不快罢了。孤独中人总是希望向人倾吐的。在北京的政治丛林，他相信他非常
孤独。

果然，７５年前后，他不知道找了些什么理由，曲先生终于挣回来云南了。那
时，我因为一桩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大案牵连险些儿身陷囹圄，后被发往工厂做工人
，与上层机关再无往来。曲先生具体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在什么单位供职？我都浑
然不知。关于他消息都是辗转听来，他以老伴身体不好，且不适应北京气候等等为
由，在姚文元面前死乞白赖，最后不知道咋就成功了；又说，临别时，姚非常热情
地对他交代，回了云南，他还是《红旗》的人，还得随时向中央报告那边的情况，
云云。

麻烦的事情出在一年以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垮台，全中国人人喊打。在
第一时间我就猜想，这一回曲肯定难脱干系。事实上，我很快知道，他确实被揪了
出来，罪名是他定期或不定期向姚文元打小报告，实乃“四人帮安插在云南的钉子
”，此人不关而何？这就关了，还判了三年。四人帮安插的钉子才判区区三年，唯
一的解释是，他确实打了小报告，但是他的小报告肯定全是鸡毛蒜皮，无关大雅。
判三年，不过象征性惩戒罢了。听说他关了三年，我就再次相信了我的判断：曲先
生肯定还是那么书生气。依照他的为人，姚文元要他报告，他能不报吗？不能。他
在云南生活多年，结交不少，他能得罪人吗？不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虚以委蛇，交
差了事。这样就交出一个三年来了。

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同处一城，但为生活奔忙计，各自东西，却一直无缘谋面
，直到２００８年秋天，我无意间在在河南大学校友会的名单上发现了他，便如时
到他们的年会上寻找。正在人群中穿梭，突听身后有人小声叫，音细如蝇：“小周
！小周！”回头看，呀！我们双方都老了。他已是八秩老翁，行动不便，靠手杖支
持。而我，也年逾花甲。他依旧笑得那么平和敦厚。二人执手相向，刹那间说不尽
的别情旧绪。

后来就去了他的家。是在军区一座很不起眼的老干休所。房子很旧很窄，没有
任何装修。拿他的话说，这是原生态住房。老伴早已过世，女儿也出嫁多年。隔天
来为他做一次饭。他一个人生活，屋子零乱冷清。他正在读斯多葛主义者马可·奥
勒留的《沉思录》。这位稀奇古怪的罗马皇帝崇尚宿命论和禁欲主义，主张安于在
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恬淡寡欲——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除了腿脚无力，曲
先生的眼睛看书也已很困难。我拿起这本新买来的哲学著作翻翻，再一次从小体的
字上触摸到了这位书生不懈的理论激情。

最后，我困难地向他问了问案件的事，他轻松地一笑，不掩饰地说了：人家说
，北京，《红旗》杂志，恁好的位置，你干吗不愿呆下去？干吗要主动回来？肯定
是安插回来的奸细！他笑笑说：我长一千张嘴，也解释不清啊！

我说是的，这问题实在难以说清楚的。

但是我想我是说得清楚的。因为我了解他，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很复杂，因为
人和人不同，这种不同因为出身、信念、教育、志趣和追求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我
们除了希望理解，怎么能指望大家一律呢？

再说，那个年代本身就非常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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