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聲：毛泽东是如何找到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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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毛泽东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本意是对现有的政治格局进行重新洗牌。那么，他最终想达到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呢？首先，必须彻底结束自七大以来党的核心层业已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20年来，曾经作为他的最佳搭档、他的忠实信徒、党内的二号人物、被他钦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已经笼络群臣，自成一体，开始和他分庭抗礼了。因此，在党的核心层彻底铲除刘少奇的势力，重新打造党内核心层内以毛泽东绝对权威为中心的政治平衡，已是当务之急。那么，用什么政治力量来填补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在党的核心层中留下的权力空白呢？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近年来越来越紧地追随着他的林彪，另一支是他在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领域内发动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新锐。其次，要对全国党、政、军内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党、政、军各级组织的权力构成进行重新洗牌。这些高层、中层、基层的领导干部的中坚，基本上仍然是从战争年代跟随毛泽东走过来的，他们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的常规思维和长期养成的政治行为规范，是绝不可能理解毛泽东那些超常规的理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尤其不会赞成、理解、支持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的做法。因此，让这些人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把持党、政、军各级组织的大权，将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阻力，甚至使他毛泽东寸步难行。要想彻底改变这些人的立场和思维方式，转而拥护他毛泽东的一切做法，是不可能的。但让他们在大规模的冲击中乖乖就范，不敢造次，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与此同时，要对各级政府、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内大量掺“沙子”，把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政治积极分子送进各级政权组织，以改换成分，形成新的向心力，从而为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奠定牢靠的政权基础，这也是重中之重。第三，通过对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大规模的“洗脑”运动，构建一个高度集中、独一无二、定于一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标志为：1将毛泽东本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路线、理论方针打造成一个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要在全党的精神活动空间和社会实践空间永远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要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且神圣不可侵犯，永远不被颠覆。2、建立一支在政治信仰上永远忠于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路线的干部队伍。3、在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打造一支完整的、无产阶级的、从精神活动到政治立场都完全听命于中共、听命于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理论的知识分子队伍。当然，对于这个多年的梦想，毛泽东本人并不相信真的能实现，但他仍然坚持要去做。

　　既然第三个目标不可能通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达到，那么前两个目标是否能够达到呢？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权势，他相信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在这个巨大的权力“洗牌”工程中，有许多难以想像的障碍，其中有些障碍是根本无法逾越的。最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来自文化大革命直接的对立面——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这个被毛泽东称之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党内核心群体远不只是一种觊觎权力的政治势力，它代表着1：中共建国以来党内常规工作与正常思维的规范、准则和心理习惯力量；2、党、政、军绝大部分干部在常规社会工作中的利益（包括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构成；3、纠正“三面红旗”的重大失误、牵引国民经济摆脱严重困难、纳入正常运行轨道的“思想路线”；4、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正常欲望、以及广大民众数千年来避乱求稳的心理积淀。而毛泽东与之对立的“抗击轴心”所代表的社会历史因素，除了“君权至上”、“愚忠”狂热以及“暴民政治”尚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外，其他基本上都是超常规的、虚妄的、脱离社会政治实际的、缺乏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基础的主观愿望或荒唐梦想。因此，两者较量的必然结局是：1、你可以打倒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或使整个群体暂时屈服，但你不可能打倒他们的全部，不可能使他们永远屈服；2、你根本无法扭转这个群体的政治利益的总体构成，你必须向这种利益构成作相应的让步；3、政治暴力根本无法摧毁这个群体所代表的社会习惯力量和社会生活的常规，你必须在否定的同时不断作出肯定；4、无论“革命”如何轰轰烈烈，它都无法烧掉全体社会成员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强烈诉求。惟有对这种诉求不断作出让步和妥协，社会才不至于全面崩溃。而这种诉求会不断在政权的核心层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你如果不想自我毁灭，就必须为他们留出一定的席位。5、这个群落所代表的历史力量，其内在的逻辑对其对立面——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部依据——所形成的颠覆作用，是深远的，强大的，不可遏止的。

　　关于上述种种障碍，毛泽东有想到的，也有没想到的。但至少有一点他做得是非常聪明和到位的，那就是找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他和自己的对立面之间进行巧妙的斡旋、协调乃至于妥协。这说明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他的对手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彻底铲除，根本不可能，生死搏斗中难免要作妥协和让步。而这个重量级人物的最好人选，就是胸无野心、德高望重、心思机巧、八面玲珑的周恩来。

　　另外，在这场精心设计的大规模的权力博弈中，还有许多根本不能预知的未知因素。比如，在填补中央核心层中刘少奇势力留下的权力空白的新生政治力量中，是否有能够承担起党内“二号人物”、毛泽东“接班人”重任的“压轴人选”？要知道，刘少奇之所以能“压轴”，是通过他在党内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政治威望所实现的，他必须具备统摄全盘工作、并使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党员干部由衷信服的资历和帅才，他的威望和亲和力必须超然于党内的派系纷争和权力倾轧之上，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依仗的新生力量恰恰就是从党内派系纷争和权力倾轧中发达的，很难说能在他们中间找到这样的人选。再比如，在对付刘少奇的“司令部”的过程中，毛泽东既然要依靠多支政治力量，就不可能回避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回避在这些政治力量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回避这些政治力量参与党内核心权力、包括党内最高权力的再分配问题。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过程，谁能保证不会节外生枝、变生肘腋？下面我们不妨从十年文革中近十个回合的政治较量中，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汲取中国数千年皇权时代“宫廷”政治斗争的精髓和营养，在波澜起伏的权力纷争以及在和障碍物反复的碰撞、反弹中时而驾驭自如，胸有成竹，处变不惊，时而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心力交瘁的。

　　第一个回合——设下陷阱，攻占“桥头堡”。上面已经说过，要想借四清运动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集团”发难，毛泽东已无处下手。第一，刘少奇等人在运动中的“错误”一经他批评，便立即检讨改正，随后对他步步紧跟；第二，整个运动的实际操作都在他们手里，并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意图有条不紊地进行，毛泽东无可挑剔，无法扭转；第三，没有发现刘少奇等人有任何背着他的“非组织行为”或“阴谋活动”，他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既如此，毛泽东只得另辟蹊径，另找借口了。在这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必须能通到刘氏“一线领导集团”的“腹地”，以攻破他们的防线，深入他们的心脏，以便一击“毙命”。从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开始，毛泽东就着手重燃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火，作为他打造“主战场”的第二条战线。能不能从这条战线寻找突破口呢？对毛泽东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颇费周章的事。思想文化、学术艺术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涉及的主要是中宣部和文化部，很难和刘氏“一线领导”挂上钩，同时对那些电影、戏剧、小说的批判也很难和七千人大会前后刮起的“三风”联系起来。惟一的“炮弹”，就是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了。但上面已经说过，其一，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本人的号召下，经人劝说写的；其二，《海瑞罢官》的剧本和演出，毛泽东本人都赞赏和鼓励过；其三，《海瑞罢官》的创作，是在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之前进行的，事实上和庐山会议沾不上边。可见，如果把《海瑞罢官》和1962年的“三风”、尤其是其中的“翻案风”联系起来，实在有些荒唐，也实在有悖事实，有违良知。因此，当江青兴致勃勃把这颗她亲手制造的炮弹向毛泽东推荐时，毛泽东一开始是犹豫的，举棋不定的。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批判《海瑞罢官》，是惟一一颗能够炸开突破口、并引领已方攻击力量深入敌人“腹地”的炸弹。但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引爆这颗炸弹，却是颇有讲究的。毛泽东深知，如果他公开支持这篇批判文章的出笼，刘氏“一线领导集团”很可能马上会表态紧跟，违心地附和他，迎合他，甚至像四清运动一样成为批判运动的实际操作者，到头来他依然是空忙一场，为他人作了嫁衣。因此，这颗炸弹的引爆，必须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陷阱。如何设置这个陷阱？“幕后操纵，易地炮制，秘而不宣，突然袭击”，就是设置陷阱的成功策略。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姚文元文章的炮制为什么保密达七八个月之久？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为什么仍然躲在幕后一步一步引蛇出洞？现在看来，恐怕有如下几种考虑。1、从建国初期起，毛泽东在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发动的一次一次批判运动就从来没有得到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们的真正理解和真心拥护，几乎都是被动地、被迫地、违心地亦步亦趋地跟进。这些同僚当然包括当今刘氏“一线领导成员”的几乎所有成员。而姚氏的批判文章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挂起钩来，只要他毛泽东不公开出面支持，就必然引起“一线领导成员”的反对，这已是预料中的事。江青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李慧娘》和《海瑞罢官》的文章连连碰壁，就是明证。而只要他们反对，就不愁找不到整人的借口。2、《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批《海瑞罢官》，就等于批北京副市长，这必然惊动北京市委。而彭真一手操持下的北京市委早已是“刘氏一线领导”们开展工作的“桥头堡”。只要北京市委出面保吴晗，为他的《海瑞罢官》辩护，就难免“犯错误”，就不愁找不到攻破这个桥头堡的突破口。3、早在1964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的头就是彭真。而彭真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而且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通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姚氏批判文章一出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必然要表态，而彭真如何表态，必然要请示邓小平、刘少奇和在京中央常委。只要“刘氏一线领导成员”对姚氏批判文章作具体表态，就不难找到向其“腹地”进攻的路径和炮弹。可见，如果毛泽东事前真是如此缜密地设置陷阱的话，那么事态的发展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计一步步进行的。

　　1965年8月，毛泽东审定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不出所料，反应异常冷落。《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七省区报纸转载该文，还是事先有人打了招呼。而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报纸和新华社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在18天内都没有转载。但这篇文章显然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因《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他不同意该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吴晗本人当然不服，他在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那里得到了同情、理解和支持。而反应最强烈地当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他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而这些反应正好为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提供了口实：“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反应当然是震怒。然而，这也正中他引蛇出洞的下怀。他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其实真的要把这把火点向全国很容易，毛泽东此刻公开支持姚文就是了。但毛泽东不，他还要钓出更大的鱼，他还要继续在幕后遥控。果然，北京对这个单行本根本不买账。彭真恼火地说：一本也不订！刘仁则把上海新华书店的征订单撕了个粉碎，声言连电报也不回。直到11月27日周恩来由上海回北京，才向彭真打招呼，毛泽东指示北京各报要刊登姚文。而此时彭真等人的抵触情绪丝毫不减。11月29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并加了按语。《解放军报》抢先于同一天刊出姚文，并在编者按中公开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和《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唱反调。就是说，尽管彭真等人已经知道姚文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在北京的报纸上仍然想竭力挽回局势，否认《海瑞罢官》和现实政治的联系，把争论扭转到学术讨论的领域来。《人民日报》的按语，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围绕姚文的大争论。当12月6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的情况、《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忍无可忍的彭真果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当即表态，支持彭真关于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不能毫无根据就给吴晗乱下结论的意见。接着两人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感到迷惘，他不知毛泽东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这个党内的二把手通气，但他表示赞成彭真、邓小平的意见。这一切，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

　　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开始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他亲自动笔修改审定姚文、以及姚文整个出笼过程都在他一手操纵之下的内幕仍没有披露。他要进一步试探在京常委们的态度。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约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5人，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态度鲜明地把此文和彭德怀挂起钩来。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见彭真时，彭真据理力争，竭力为吴晗开脱，坚持《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翻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姚文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径极为不满，引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反感。他是否认为彭真的强硬态度有后台支撑，不得而知。但彭真的态度使他深感事态严重，他的话，确实有人不听了，而且开始公然和他分庭抗礼。12月26日，彭真随毛泽东来上海，和张春桥就姚文一事发生公开冲突。而在毛泽东72岁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把张春桥拉到自己身旁，公开赞赏他组织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表明对张春桥的支持。然而，从12月底到次年2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出台前后，毛泽东尽管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他的基调并非张扬，而是隐忍，一方面让文化界和学术界更多的“学术权威”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暴露出真实面目，一方面等待“一线”的中央常委们最后摊牌，以寻求最佳战机。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召集五人小组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和康生发生争执。会后，彭真不顾康生反对，让人连夜突击，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彭真的意见，康生没有表示公开反对。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听取了彭真对《提纲》的汇报。刘少奇在向彭真核实吴晗确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后，和邓小平一起赞同《提纲》观点，并通过了提纲，准备向毛泽东汇报。2月8日，彭真率领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的态度耐人寻味。他对提纲不置可否，没有表示任何赞同或反对的意见。但是，在和彭真等人的谈话中放出的几个试探性的气球，却是大有深意的。第一，他像刘少奇一样提出：《海瑞罢官》的问题是不是和彭德怀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二，他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是，他把这两者联系的发明权推给了康生。第三，在对吴晗的组织处理上，毛泽东明确表态可以不罢他的官。并指出“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可见，避开对《二月提纲》的正面表态，一方面从侧面表明自己的立场，似乎自己此刻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另一方面又对人的组织处理和“不同意见的”争论表示某种宽容，从而使对手产生可以“得寸进尺”的错觉，这正是毛泽东诱使对手犯更大错误的策略。

　　果然，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将提纲发到全党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立即行动起来，于2月11日就在武汉组织人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2月12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就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二月提纲》作为中央精神发到全党，对挫败“左派”的批判锋芒，扭转整个批判运动的方向，将讨论拉回到学术领域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切迹象表明，这很快就要成为眼前的事实。但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找到了突破口，开始反击。突破口并非起缘于“罢官”事件本身，而是有关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两件事。一件，是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中共派不派代表团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在京常委会议通过讨论倾向于参加。另一件，日共代表团来京访问。两党在联合公报的起草中就是否公开点苏共的名的问题产生分歧。在京常委会议认为，应该照顾日共的困难，最好在联合公报中不公开点苏共的名，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这两件事，中央决定由康生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孰料毛泽东均不同意在京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在派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上，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批评道：“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针对同日共会谈的公报草稿，毛泽东批评：“……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也正是在这次康生的汇报中，毛泽东借机对《二月提纲》发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反击，而且志在必得，一举摧毁中央“一线领导”的“桥头堡”——由彭真挂帅的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看，当康生在汇报中借机提到《二月提纲》时，毛泽东严厉地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两天以后，即3月30日，毛泽东主动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把投向“桥头堡”的重型炸弹放了出去：“……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现有的官方资料都普遍倾向于为毛泽东遮羞，似乎在这次汇报中因毛泽东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挑唆和蒙蔽，才犯了糊涂，铸下大错。如此说来，毛泽东是被权臣玩于股掌之中的昏君了。这种愚蠢之极的昏话出于历史学家们之口，真是中国文人的奇耻大辱。毛泽东是驾驭群臣的高手，并且心狠手辣，老谋深算，栽倒在他精心设下的陷阱的“权臣”们不知凡几，而他每次都能胜出。这足以说明，他虽不像朱元璋那样明火执仗地诛杀大臣，但其心机、谋略、残忍、无情绝不亚于朱元璋。“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才是插进和他合作多年的臣僚们心脏的三把刀子。就这三个“解散”，不知有多少臣属要蒙冤打入冷宫，不知有多少家庭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这三把刀子真的是毛泽东被人挑唆而一怒之下随手抛出的吗？真要这样想，不是有意撒谎，就是太天真了。三把刀子中的每一把，毛泽东都是精心打造，蓄谋已久，什么时候抛出才能一击毙命，他也是老谋深算，捕捉时机。《二月提纲》初次向他汇报，他不置可否，含糊其词，不予表态。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把《二月提纲》弄成了，经中央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下发了，他却突然袭击，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还为当初不表态找了一个借口：“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以上资料均摘自《尘封岁月》第21页至46页）找这样拙劣的借口，真是天大的笑话。其一，这个草案本来就是在京常委讨论同意的；其二，汇报期间，彭真反复为吴晗、邓拓辩护，陆定一也极力附和彭真，难道毛泽东还看不出《二月提纲》草稿是彭真等五人小组搞的？其三，毛泽东当真是对“常委意见”听之任之、或曲意服从的人？非也，恰恰相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对大多数常委的意见，只要违背毛泽东的意愿，他不仅不买账，还非要扳过来不可。尤其是在他所认为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更是寸土必争，绝不让步。四清运动中制定《二十三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纠正”刘少奇等人的“错误”意见，结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拉回人员重开，已经经中央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本人批准下发的中央文件《十七条》可以停发、收回、推倒重来，难道《二月提纲》所犯的足以导致“三个解散”的严重错误，就因为“常委讨论”通过了就会被毛泽东容忍，并听之任之地由其下发全党？

　　所谓解散机构，那是假的，换人夺权，才是真的。北京市委、五人领导小组、中宣部，都是“一线领导”们的屏障，但主要屏障，却是京畿要害的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作为掌管首都党政大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不仅是中央一线工作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而且是影响中央核心权力变数的重要因素之一。更要命的是北京市委的第一“掌权大臣”恰恰是七千人大会上就斗胆直言毛泽东错误、继而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又和毛泽东死扛的彭真！拿下北京市委，粉碎北京市委的全班人马，扫清下一步进攻的障碍，是毛泽东志在必得的一步关键杀着！

　　毛泽东的全面反击，就此开始。在由邓小平主持的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彭真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得不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又声明他不会反对毛主席。这已经晚了。难道毛泽东不知道吴晗是冤枉的？他心里清楚得很。但不牺牲吴晗，突破口又何以打开？心腹之患又何以根除？含冤受屈的吴晗尚且值得牺牲，何况他敢公然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的彭真！

　　既然《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当然要像四清运动中的《十七条》那样取消、收回了。为此，王力奉命起草一个中共中央通知。正是在这个通知的起草问题上，刘、邓又疏忽了一步。通知极其简单，只通知《二月提纲》予以撤销，既不提提纲的错误所在，又不提撤销的原因。显然这是极其勉强的应付，甚至是一种极不情愿的软抵抗。毛泽东当然不满意。毛泽东的本意恰恰相反，他要借《通知》的起草再做一篇更大的文章，这篇文章燃起的战火要直接烧到刘、邓二人头上。请看，王力的第一稿《通知》被毛泽东以“没触及实质问题”否定后，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和王力起草好《通知》第二稿，康生还特意加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即使这样，毛泽东仍不满意。毛泽东再次提议，成立《通知》起草小组，由陈伯达当组长，到上海起草《通知》。这一次，陈伯达手下的小组成员有10名，而且起草小组起草的每一段文字，都必须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杭州给毛泽东过目、修改。

　　毛泽东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准备《通知》，另一方面争分夺秒地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问题。并借此扩大战果，向“纵深”进攻。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就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按语”，新华社未经请示播发全国，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他认为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安然过关。毛泽东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和按语。4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但此时，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原班人马能否“改弦易辙”，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他的目标是彻底改组北京市委，正愁找不到借口整垮北京市委原班人马。因此，当北京市委于4月24日至26日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会议却被定性为庇护彭真的“四月黑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判彭真。为了借批彭真而把火烧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头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来：“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中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毛泽东说出这番话，已表明了他发动这次运动的目的远远不是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问题，而是要把战火烧到中央的更高层次，烧到全国了。五月上旬，经过精心策划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识别真伪》、《评三家村的反动实质》等“左派”文章相继出笼，这是毛泽东发动更大规模进攻前的“炮击”，至此，身受重创的北京市委已形同瘫痪，彭真这个“屏障”已被搬掉，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直接暴露在毛泽东的炮火之下。6月初，中共北京市委改组，这个“绊脚石”终于搬掉。至于新北京市委会听谁的话，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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