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上海文革造反派司令潘国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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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潘国平，4月18日早晨5时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过世，享年68岁。

上海文革造反派闻名的“潘司令”

潘国平和四人帮关系密切，也受毛泽东宠信。他回忆文革时与王张江姚的交往，和对周恩来邓小平的看法。纽约文革研讨会期间，我会见了上海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潘国平先生。他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和上海帮关系密切。如今王张江姚四人帮均已作古，剩下的头面人物，又能身处海外者，恐怕只有他了，成为文革的一名重要证人，难免为传媒所追踪。我们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咖啡座谈了约两小时。潘国平今年六十岁，文革开始时，才二十岁，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普通工人。他起来造反是因为当时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压制，在北京红卫兵的鼓动下，六六年十一月初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从此，便成了工总司的“潘司令”，王洪文是主席团成员。工总司有四百七十家工厂的五万多名造反队员。拉成山头不过几天的事。

二十岁当造反派司令，为毛欣赏

在谈文革之前，因为我是香港来的，潘国平便顺便谈到他在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中负责过香港工作作为开场白。他曾宴请过香港左派石慧（演员）等人。谈到香港回归，潘国平说，毛泽东时期根本没有九七问题，“毛比邓小平大气，自信也超过邓，对待香港问题没有个人功名的考虑。”他说，当年看过政治局文件，毛泽东说一百年也不必收回香港。潘国平认为，九七收回后，派董建华当特首，是不懂治港的一大失误。当年潘国平在上海造反派中地位高于王洪文，为甚麼没有被选为接班人，而选了王洪文？潘回答说，在上海一月革命夺了市委的权之后，二月五日成立上海公社，临时委员会九名负责人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及警备部队、东海舰队、空四军三负责人，潘是主席。他在上海有群众、有控制局面能力、又是正牌工人阶级，因此，备受重视。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从武汉七二○事件中，逃到上海来，在西郊宾馆接见潘国平，很欣赏上海造反派稳定局面，没有两派。潘介绍团结保守派“赤卫队”的经验，於是毛给潘“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评语，作为“最高指示”传遍全国。后来也一直很宠他，张春桥来上海，带毛的口信向潘问好不下五、六次。毛曾当面称他“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毛钦点王洪文上中央的经过，潘国平从张春桥、汪东兴处获悉，毛曾调了上海三个人的档案审阅：王洪文、潘国平与耿金章，耿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被否定。而王潘条件差不多，都当过兵、种过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比王洪文小十一岁，这是主要原因。”

张春桥老谋深算，周恩来太圆滑

王洪文还有甚麼优势呢？潘国平说，王是党员，而他赌气，一直没有入党。六八年市革委会王洪文当了主要负责人，就因为他是党员。潘认为，王洪文能力平庸，文化理论水平都不高，他一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但政治上比较成熟，会抓权整人。潘自豪地说，他在文革中已经看出，问题不在走资派而在政治制度，经济上也要向外引进先进技术。对四人帮另三人的看法如何？潘国平和他们都打过交道。他说，江青不愧是个好演员，但政治上不能独当一面，完全靠的毛招牌。女人出风头，虚荣心太强，没有自知之明。远距离看她还可以，近距离接触便觉得没有分寸。潘说，张春桥搞政治是个干才，精于指导，老谋深算。张批评过王洪文说“不要整潘国平，他后面有一大批人，不如把他有职无权挂起来。”潘说，张春桥不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人。他有信仰，有权力，可以驾驭局面。姚文元则是一个书生，不懂政治，敏感会投机而已，没有实际的政治能力。我再请问潘国平对周恩来的看法。他说了亲历的两件事：一是有一次他参加北京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大会，会后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长绕场一周，周应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后面，还扶着江青下台阶。潘当时感到很不舒服。二是六七年一月，潘上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大会，第一个发言，提出部份干部可以出来工作由造反派监督，江青当场反对，把潘轰下台。潘气不过，给周恩来递纸条要求继续发言，周却公开宣布说，潘的意见，他已知道，会转告中央，今天不必再发言了。“圆滑之至，为了不得罪江青。江青会后也顺势过来，叫我潘司令，并给我联络电话，派车派联络员”。

邓小平复仇心理判处四人帮是下策

四人帮在毛死后一举被擒，潘国平另有看法。据他所知，并非叶剑英搞政变，关键人物是汪东兴。因为汪参加了七○年庐山会议，站在林彪一边，支持毛出任国家主席，为毛所忌，当面质问汪是否要“改换门庭”，吓得汪在毛面前下跪痛哭。毛曾对张春桥、江青交待二事，要将邓小平赶出政治局，要叶剑英退休。毛死后，十月九日要开常委会，汪东兴便联合华国锋六日先动手，抓了四人帮。因为江青张春桥掌权，汪东兴没有安全感。这个版本和邓力群最近出的回忆录之说，有部份吻合，即“汪东兴是抓四人帮关键人物”。但潘国平可能不知道邓力群所叙之叶帅、李先念、王震在幕后的策划。不过，潘国平认为给四人帮定“反革命”之罪是不对的，四人帮没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只是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中共对四人帮的处理，“完全是邓小平被复仇的火焰烧红了眼睛，用刑事处分，掩盖共产党见不得人的历史，又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是下下策。”潘国平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人，刘少奇虽被整死，但他和王光美搞的四清，已经用喷气式斗人。文革初期工作组整学生，刘少奇说可以盖一千个监狱，十六岁以上的学生都关进去。周恩来更害人不少，贺龙就是他搞死的，贺追悼会上，周七鞠躬表示歉意……文革的是非，只有共产党下台后，档案开放，才搞得清，但好多重要的档案，他们已经毁掉了。”我问潘国平造反派在上海当权时，是否要对杀害林昭这类案子负责？他说，“工总司没有参与红卫兵的红色恐怖暴行，但在后来批斗资本家运动中，仍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我虽没有下令逮捕任何人，没有打过人，但文革造成大量的人权伤害，我是有责任的。上海革委会时期，七年以上的判刑，公检法都要报告，死刑要常委批准。徐景贤可能知道多一些。”

潘国平在文革后，一九七七年因邓小平说“王洪文还是他手下的”一句话判刑八年，后又判六年。出狱后，一九九六年移民美国。

俞梅荪，《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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