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学雷锋运动的另一面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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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时候，我刚12岁，是小学六年级学生。1966年文革发生的时候，我15岁，是初中二年的学生。学雷锋我经历了，文革我也经历了。现在说起文革，许多人都不理解，当时的中学生打老师、打校长，为什么下手那么狠？文革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叫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她的儿子王行就和我同班同学。动手打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多数出身高级干部家庭。我虽然没有看见卞仲耘被打死的场面，但我们学校红卫兵打人的场面，是亲眼见过的，校领导被剃阴阳头的景象是见过的。这些动手打人的红卫兵，就是几个月前天天一起上课的同学。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并不是惊讶他们行为的残暴；而是遗憾自己不是红五类出身，没有资格站在革命一线。红卫兵的疯狂举动，是文革前阶级教育的必然结果。青少年喝了狼奶，产生兽性不值得奇怪。我当时也喝过狼奶，只是我没有咬人的资格。

这些行为，和学雷锋运动有没有关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反思和讨论。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关系。雷锋日记里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一句是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这是文革前每个中小学生都能脱口而出的。就雷锋本人而言，我至今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的主导面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但是，这种美德，并不是雷锋独有的。古今中外，都有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典型。当时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雷锋为学习的榜样，自然还看到了他身上的其他因素。比如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所受到的阶级斗争思想的教育和阶级仇恨的表达。毛泽东1962年秋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春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前后相隔半年。两件事应当说是交织在一起的。回想我当时受的教育，一方是要挖空心思做好事，一方面要时刻警惕找敌人。人性论在当时就受了批判。做好事是要看对象的，只能帮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是雷锋本人，他那么忠于毛主席，如果活到文革，很难想像他不会响应领袖号召，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现在，雷锋精神已经按照时代的需要作了新的解释。但我觉得，那一段历史，是不应当回避的。

最近几年，我读到彭定安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雷锋报道之于我》。彭先生在1957年被划右派，1963年是《辽宁日报》文艺部编辑。当时由他执笔，写作了关于雷锋事迹的长篇报道，叫《永生的战士》。由于他政治上已经被划入另册，所以发表时只敢署合作者陈广生的名字。这篇报道对雷锋事迹走向全国影响极大。但这并没有给他好运。他说：

《永生的战士》发表之后，陈广生同志立即被请到北京，到总政作关于雷锋事迹的报告，据说原定他转业的决定也已改变（他后来任沈阳军区创作室主任）。同时，新华总社、人民日报都派人约我赶写雷锋的事迹通讯，被辽宁日报社领导以我的政治状况相告，而婉拒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仅约请我写稿，而且要为我向报社请半个月创作假，以便为他们创作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然，也因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这时，李宏林同志约我与他合作，创作雷锋的电影剧本。我欣然同意。李宏林是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员，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也是报社的 “摘帽右派”，当时在报社行政科卖饭票。我们俩都属另类，写作只能在秘密中进行。我们分工起草，然后互相修改，最后由李宏林定稿。完稿后，由他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久，长影复信称，剧本决定采用，即将开拍。但是，按当时的规定，必须了解作者状况。长影向辽宁省剧协调查，回复是：两个作者均是右派，作品不可使用，因为涉及“什么人占领舞台问题”。这第一个宣传雷锋的电影，便这样夭折了。


这段耐人寻味的往事，我想，也可以作为学雷锋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个历史佐证吧。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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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蕴涵对人性的异化教育？！

雷锋日记里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一句是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这是文革前每个中小学生都能脱口而出的。雷锋本人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他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美德并不是雷锋所独有的。古今中外，大量存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典型，比雷锋感人的人物绝对不少。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雷锋大力宣传雷锋精神，并不是其好人好事的表面精神，在革命年代做好人好事的人太多了，并不缺乏这样的范例来推广，毛泽东主要是看中的是他身上的其他精神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所受到的阶级斗争思想的教育和阶级仇恨的表达。毛泽东1962年秋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春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两件事极为紧密，并不是偶然地交织在一起的。

与其说是雷锋偶遇了毛泽东，还不如说是毛泽东为了需要发现了雷锋。为了宣扬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即使没有雷锋，毛泽东也会寻找到另外一个雷锋作为范例推广。

从中国政府历来树立典型的方式和目的性之明确（比如：孔繁森典型的树立与高级官员腐败严重的现实有关），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典型的树立往往伴随的是政治上的需求，更感人的事迹不一定会被大力宣传，更符合政治需要的感人事迹才会被政府全国性的全面宣传和推广，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典型。

彭定安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雷锋报道之于我》。彭先生在1957年被划右派，1963年是《辽宁日报》文艺部编辑。当时由他执笔，写作了关于雷锋事迹的长篇报道，叫《永生的战士》。由于他政治上已经被划入另册，所以发表时只敢署合作者陈广生的名字。这篇报道对雷锋事迹走向全国影响极大。但这并没有给他好运。

他说：《永生的战士》发表之后，陈广生同志立即被请到北京，到总政作关于雷锋事迹的报告，据说原定他转业的决定也已改变（他后来任沈阳军区创作室主任）。同时，新华总社、人民日报都派人约我赶写雷锋的事迹通讯，被辽宁日报社领导以我的政治状况相告，而婉拒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仅约请我写稿，而且要为我向报社请半个月创作假，以便为他们创作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然，也因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这时，李宏林同志约我与他合作，创作雷锋的电影剧本。我欣然同意。李宏林是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员，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也是报社的“摘帽右派”，当时在报社行政科卖饭票。我们俩都属另类，写作只能在秘密中进行。我们分工起草，然后互相修改，最后由李宏林定稿。完稿后，由他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久，长影复信称，剧本决定采用，即将开拍。但是，按当时的规定，必须了解作者状况。长影向辽宁省剧协调查，回复是：两个作者均是右派，作品不可使用，因为涉及“什么人占领舞台问题”。于是第一个宣传雷锋的电影，便这样夭折了。

1963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1966年文革爆发，文革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叫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动手打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多数出身高级干部家庭。这些动手打人的红卫兵，就是死者孩子一起上课的同学。可怕的不仅仅是那些被煽动起来打人、杀人的红卫兵，而是整个民族失控的歇斯底里。当时不少人的心情，并不是惊讶他们行为的残暴；而是遗憾自己不是红五类出身，没有资格站在革命一线。红卫兵的疯狂举动，是文革前阶级教育的必然结果。青少年喝了狼奶，产生兽性不值得奇怪。

当时人们受到的革命教育，所谓的雷锋精神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是要挖空心思做好事，一方面要时刻警惕找敌人。人性论在当时就受了批判。做好事是要看对象的，只能帮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人性在人们的眼里就变成了片面的人性，对善良人的人性，对敌人或者不同观念人的非人性，把刑事罪犯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对罪犯用最恶毒的方式都不会被人们认为是违反人性。

就是雷锋本人，他那么忠于毛主席，如果活到文革，很难想像他不会响应领袖号召，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甚至有可能最终成为反面人物。现在，雷锋精神已经按照时代的需要作了新的解释。但那一段历史，是不应当回避的。

我们可以剥离雷锋精神的时代局限性，对雷锋精神进行新的诠释和发扬，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雷锋的本来面目，雷锋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有人性中善的一面，也有被阶级教育异化的人性阴暗面。

脱离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去评价雷锋对他不公平，但是，把雷锋和代表雷锋精神的每句话都当作经典来对待就缺乏必要的成熟度。雷锋精神的阴暗面现在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的人性的发展，不论在胡斌案、邱兴华案、刘涌案中，这种人性的阴暗面被大众的非人性的多数人暴政所充分表达。

在人民内心深处，罪犯就是阶级敌人，敌人就很难被认为是人，可以把这种人当作草芥一样处理了。不论敌人是不是弱者状态，对阶级敌人就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这种非理性、非人性的片面化道德观残留，阻碍着中国人全面走向现代文明。

————人性的异化源于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