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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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成功显赫的犹太家族中，子女涉足左翼政治的不在少数。从马克思到现在的英国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等人，这条路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很少有人能像悉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那样，在这条传统之路上走得这么远。他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的后人。
20世纪30年代，里滕伯格拒绝了一份律师职业，投身成了一名工会与民权活动人士。后来他更进一步，成了一名共产党，学会了中文，去了中国，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游击队，与蒋介石(Chiang Kai-shek)国民政府作战，在中共获胜以后，晋升为毛泽东身边的高级党员，掌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毛泽东思想翻译成英语，在“文革”中成了造反派的风云人物——却又被指控为美国间谍，总共单独囚禁了16年。然后他回到美国，靠指导美国企业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发了财。
最初，我是在中国听说这位历史革命人物的。他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与Rittenberg谐音）。直到今天，中国的学校仍这样告诉学生：他是一名正直的美国人，帮助中国建设共产主义。
依然健在的李敦白现年91岁，住在亚利桑那州——这对一个被毛泽东表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人而言，相当不同寻常。他仍然经营着自己的公司，还在一所大学教学。他还上Facebook。只用了五分钟，采访他的请求就得到了回答——回答发自他的iPad。他说：“欢迎你。”
对于一名资深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者而言，李敦白老顽童般的幽默感出人意料。我问他需要我从英国带点东西过去吗？李敦白回答道：“我一直渴望拥有一座古老的苏格兰城堡。可以把城堡拆解成模块，运到这里，然后重新组装起来。当然，我还会要一块格子呢来搭配。”
即使没有城堡，李敦白依然站在门口热情地欢迎我。他看起来只有大概70岁。他在中国监狱里挨过饿，不过从没受过肉体折磨——只有精神折磨。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的矛头对准李敦白夫妇后，他的妻子王玉琳遭受的磨难更加严重。她遭到毒打，被迫坐在女厕所门口，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一名帝国主义走狗不知悔改的妻子”，然后在艰苦的劳改队度过了3年。王玉琳已与他相伴近60年。
李敦白说道：“玉琳，英国人入侵啦！记不记得我们看过的电影《铁娘子》(The Iron Lady)？那么你知道该期待什么。”李敦白说话带着明显的美国南部口音。他说“China”这个单词时，字母“i”发音拉得很长，就像我们是在南方腹地的某条门廊上闲聊一样。
李敦白热情好客。然而他在拍摄于中国的照片里看起来很可怕——尤其是在一张“文革”期间他对着崇拜他的红卫兵高谈阔论的照片里。请勿忘记，“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大罪恶，在集体爆发的数年精神狂热中，仿佛发生了一百万次纳粹“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s)。李敦白就是其中的一名关键人物——直到他犯了惹恼“文革”主要精神领袖毛夫人（即江青）的严重错误。然后李敦白成为受害者之一。
甚至在我们坐下来开始第一段采访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如何就李敦白人生中较为难以开口发问的阶段提问。中国的“文革”以及之前的“大饥荒”(Great Famine)大概导致7000万人丧生，尽管李敦白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他是同谋。我还得找机会提到“哼哈勋爵”(Lord Haw-Haw)这个名字，因为李敦白曾不时匿名用英语在中国的国家宣传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天知道对于被他抛在身后的西方人而言，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滋味。你可能会想：邪恶。



李敦白人生的扭拧矛盾之处越明显，就越难以用三言两语描述他，必须得用一本厚厚的书去记叙才行。200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李敦白自传，开了一个好头，但仍让人想要了解更多。一部关于李敦白的纪录片《革命者》(Revolutionary)目前正在各种电影节和艺术院线上映，看起来让人兴趣盎然，但这片子长度只有90分钟。
李敦白上大学读的是哲学，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19岁的李敦白退学申请入伍。但与当步兵相比，李敦白更有语言天赋，因此1945年他被派到中国，为美国大兵担任翻译。二战结束后，李敦白光荣退役，但他留了下来，徒步走了45天，找到了毛泽东位于延安的游击队。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了革命。他还成了中共领导人的密友，常常与毛泽东讨论美国，毛泽东对此非常着迷。
但1949到1955年这6年，李敦白还被监禁了起来，因为斯大林写信警告毛泽东，这名美籍犹太人是美国派来的间谍，被监禁的第一年，李敦白终年不见阳光，仿佛丧失了感官。最终他沉冤得雪，晋升为高级中共宣传官员、公关人员、最高翻译以及与外国记者和高官的联络人，成了一种对媒体友好、又不是部委要员的革命者角色。他生活条件优越，工资比毛泽东还高。
有人可能称李敦白是党棍。“文革”中残酷的批斗大会逼得很多人发狂或者自杀。李敦白对“文革”满腔热情，当他发现，作为一名外国人，他不是批斗的对象时，他发起了一场自我批评。即使是在那个时代的漩涡中，此举显然也是独一无二的例子，可以称得上“自虐成狂”了。但这帮助他在45岁时成为一支红卫兵分队——“广播局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派”——的领袖。他成了全中国的偶像。江青心中嫉妒，曾尖刻地对他说：“你当红卫兵有点太老了吧？”后来江青把他投入监狱，关了10年之久。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被关押起来，李敦白同时获释。60岁的他回到美国，出人意料地受到了卡特(Carter)政府的热情接待，因此在情报界激起了这样的看法：李敦白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他开始在夜校教书，王玉琳则教烹饪。他们创立了李敦白联合公司(Rittenberg Associates)，帮助高露洁棕榄(Colgate-Palmolive)、华纳音乐(Warner Music)、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以及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等公司寻找进军中国市场的途径。
李敦白身上还剩下几分共产主义者的色彩？他坚定地说：“一分不剩。我因为学习哲学而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吸引。考虑到我们在南方经受的苦难，这种反应很合理。但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迷茫。第二次走出监狱时，我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错误的，从此我感到自己自由了。现在，我的政治观点是……我认为有一天会有一套更好的制度。我们要等待资本主义得到恰当的改良。我们需要基本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需要更大的体谅。重点是，如何让资本主义制度有效运转。”



李敦白习惯于纠正别人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看法，这让人感觉，他胸中仍然燃烧着革命之火，但更可能是，他只是比别人更了解这一话题。他感觉自己被误解时，会为毛泽东辩护。人们常常指责毛泽东的一条是，他炫耀自己“比秦始皇埋掉的知识分子还多。”秦始皇因焚书坑儒而臭名昭著。李敦白解释道：“毛泽东确实说过比秦始皇‘埋’的人多，但他并不是指肉体上的埋葬。”
在美国，人们仍不时冒出这样的看法：李敦白肯定是深藏不露的CIA间谍。他说：“其实在我那个时候中国根本没有西方间谍。但以前的情报人员至今都认为，我是一名潜伏很深的间谍。即使今天，退休的CIA工作人员还会对我刨根问底。如果我否认，他们就说：‘哇，干得好。’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地道美国人的代表，继承着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革命者的传统。所以我总是按美国人的习惯打扮。我想要成为中国的美国朋友，而不是中国人。”
那么美国人认为他是一名叛徒吗？他露出黯然不安的表情，但看上去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叛徒。1980年，他出现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称他的美国护照丢在了1947年去延安的路上，现在想要回家，使馆立刻给他发了新护照，欢迎他以及他们夫妇二人的四个孩子来美国。“即使他们认为我是叛徒，也没有当我的面这样说。我是这里一家非常保守的乡间俱乐部的成员，在贵宾席上拥有座位。”
李敦白在中国遭到长期的残酷对待，这逼得他几近精神崩溃。这是否让他多少有点排斥中国文化和政治？他的回答不仅带有一丝公关风格，还带有几分他作为娴熟的宣传者的影子，尽管态度很亲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从来就不是。但我认为，残酷并非中国人所特有的。我在美国南方长大，见证了伯明翰以及其他地方的警察暴行。情况更加恶劣，因为这是种族施虐。我认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与在强大的封建主义传统中成长有关。我想这就像原子分裂一样。最初结合得越紧密，释放出来的能量就越强大。但重要的是，整个人类都要认识到，当人们不受束缚，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时，会有怎样的行为。”
李敦白说，当他被关押起来时，他并不痛恨诬陷他的人。“这就像你有一个挚爱的爱人，你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突然她带着律师出现，控告你强奸。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怎么可能发生？”李敦白说，监禁期间，他成为更加虔诚的革命者，阅读了整部中文版《资本论》(Das Kapital)，成为毛泽东思想更加狂热的信徒。
“他们曾说：‘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就应该经受住考验。’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他曾有机会被送回美国，却决定留下来，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并不知道，如果当时回国，麦卡锡委员会(McCarthy committee)会将他生吞活剥。他成了毛泽东的信徒。“当我要发疯时，我会做恶梦，梦到毛泽东想要把我碎尸万段，但我却有意识地更加深入学习他的著作，认为他是个天才。”
李敦白曾与毛泽东打金罗美纸牌，并给毛泽东介绍了美国喜剧演员搭档劳莱和哈代(Laurel and Hardy)，而毛泽东对这两名演员喜爱有加。那么，住在亚利桑那州深宅大院中的李敦白，如今如何评价毛泽东？
“我认为，中国得面对这个事实：毛泽东是个怪物，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人之一。他是个天才，但他的天赋完全失控，因此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领袖，也是一大历史罪人。他在不知道结果会如何的情况下，给了自己权利去实行社会试验，颠覆了数亿人的人生。这制造了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引发了一场革命，死者不计其数。”
李敦白认为，毛泽东后来开始为自己更加灾难性的行为感到内疚了。“1967年，我看到他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满脸极度痛苦的神色。我认为，他因为事态步入歧途而痛苦。”但就个人而言，李敦白表示：“尽管他说过我的好话，但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热度。他喜欢就他的政策为何正确展开热烈、民主的讨论。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是反革命。他是一位博学的天才战略家，但狭隘的小农嫉恨与偏见显然无时不在。”



由于李敦白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参与，他的悔恨一直伴随他到晚年。“冤枉无辜好人我也有份。胁迫他人和寻找替罪羔羊已经制度化了，我看不到真相，因为那时我觉得中国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是好的，我感到自己是促进人类进步、自由和幸福的运动中的一份子。我不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是一种腐化，正是这种腐化毁掉了一切。”
“我本应该支持那些为争取发言权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我本应该退出。而我却让这些事情以我的名义继续下去。我骑虎难下。这里面有着太多的虚荣和诱惑。我曾认为，我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无法放手。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诱惑。你学会以建构美丽新世界的名义，硬起心肠。一旦硬起心肠，你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谈到今日中国。李敦白内心中那个老革命自我，是否看不惯中国当前的消费主义，甚至看不惯社会管制略微松动的发展迹象？或者他的新资本主义自我欣赏如今的中国吗？
李敦白曾公开反对中国对待西藏、台湾和法轮功的立场，尽管态度温和。“瞧，中国政府帮助脱贫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他们解决了吃饭、住宿和穿衣问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比美国还低。真正的挑战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施调整，适应新社会的变化，我认为他们正在这么做。他们没有压制地方抗议者。他们仍然不允许异见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但这不是领导人的原因，而是制度维护的原因，这与任何地方的制度维护一样。”
李敦白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他是世上最虔诚、最顽强的体验者。即使是在中国待了35年之后——其中有近一半的时间被单独关押，他仍然让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一场令人惊叹的青少年叛逆之旅。他并不欲否认他的根源。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名非凡的犹太人。李敦白自豪地指出，多数跑到北京帮助共产党的西方左翼人士都是犹太裔知识分子，很多来自英国。
最后我给他讲了一个经典的犹太笑话。说的是一名优秀的美籍犹太男孩去了印度，成为了一名印度宗教大师。很多年后，他母亲长途跋涉来到他静修之处。母亲获准见他，但只准说九个字。“那好吧，”然后她转向大师，责备道：“谢尔顿，玩够了，回家吧。”
在我就要讲到点睛之笔时，我开始担心李敦白会不会怒不可遏，气出心脏病来。确实有大口喘气的声音，不过显然，他只是笑得太厉害，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拍着自己的膝盖，大声说道：“谢尔顿，玩够了！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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