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卡斯特罗是否受毛泽东《讲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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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已70周年。这个讲话对于中国文艺生活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甚至直到今天，尽管中国社会的文艺生活已经非常多元化了，但官方主流的文艺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使用70年前这个讲话的一些概念和术语。
　　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讲话》的西班牙文版在1961年或者至迟1962年初在古巴出版，受到古巴官方的高度赞扬。1962年4月8日古巴的《今日报》发表了古巴作家马丁内斯的文章，专门介绍《讲话》在古巴的出版，说它对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考虑如何使他们的创作和工作适应革命的任务方面“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文章说，“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所表示的观点今天并没有失效，它们并不随着召开座谈会时的特别条件的消失而死亡。完全相反，这些观点是持久不变的，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工作中所不应该、也不能够忽略的”。文章强调说，“一个愿意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服务的革命的艺术家和作家，第一步就是使自己完全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研究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反映他们的问题，以便在精神和思想上同群众打成一片”。文章最后说，“在我国首次出版的毛泽东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实际上是科学唯物主义美学观点的极其光辉的概述”。
　　对于《讲话》主要观点的这种概括，中国人读来非常熟悉，应该说是符合它的本意的，说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确实在加勒比那个岛国的革命中也找到了知音。但更为重要的是，马丁内斯文章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去年6月30日对一大批古巴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对知识分子的讲话’基本上是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一致的，卡斯特罗说，艺术家和人民必须互相接近和互相学习。”
　　马丁内斯的文章接着谈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提高’和‘普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观点和毛泽东也是一致的。”（以上引文见《人民日报》1962年4月11日报道《古巴〈今日报〉发表文章评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就是说，卡斯特罗的文艺思想不但在政治原则，而且也在具体问题上和毛泽东一致。对于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这种一致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着毛对卡斯特罗的某种影响或启发呢？马丁内斯当然不会说他的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启发，毕竟毛在古巴的“威望”还不如列宁。如果是在越南，当时“毛伯伯”倒是受到崇拜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发表那次讲话之前，卡斯特罗有没有看到《讲话》的西班牙文版？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等弄清楚《讲话》的西班牙文版究竟是何时在古巴面世的才有可能回答。
　　尽管还没有根据说毛的《讲话》影响了卡斯特罗，但卡斯特罗的那次讲话在古巴的影响就如同毛的《讲话》在中国的意义，卡斯特罗在其中使用的基本概念甚至术语听上去都像是毛思想的直接应用。那么，那次讲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要从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说起。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和很多国家一样，在革命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这些知识分子不满苏联的官僚主义和僵化死板的体制，更厌恶斯大林主义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认为古巴革命应该保持活力，多姿多彩，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自由创作的权利。当时《革命》报（古巴革命政府的机关报）的主编卡洛斯·佛兰基为了活跃社会批评和文化气氛，在这份报纸下办了一份周刊，叫做《星期一》。它不但发表西方的文学作品，也发表被禁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还发表托洛茨基关于文学的评论，非常畅销，一年后定数就达到25万册（古巴当时的人口是600多万）。佛兰基和他的同僚还建立了出版社和音像制品公司，甚至在国家电视台上办了一套也叫《星期一》的节目描写古巴普通人的生活。但他们的活动很快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决定收紧文艺政策。
　　1961年6月中旬，哈瓦那召开了有关文艺工作的座谈会，由古巴文艺委员会主持。会议原先的议题是讨论佛兰基等人提出的要把《星期一》中反映的社会问题拍成电影的请求。这个请求已经受到上面的压力，但佛兰基等人还以为是一些左派官僚文人对他们的嫉妒。出乎他们的意料，当他们来到会场时，看到古巴政府总理卡斯特罗、总统多铁戈斯、教育部长阿曼多，和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哈特都在场，气氛非常严肃，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会议从6月中旬一直开到月底。最后一天，卡斯特罗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围绕《星期一》所产生的争论，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首先，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文艺家有表达自我的自由吗？在革命的古巴，艺术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经过了半个月的“讨论”，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开始明白，那个他们可以自说自话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都等待卡斯特罗自己来回答。卡斯特罗说：已经有人在担心革命会损害创作自由，但是在他看来，只有那些还没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种担心。在革命的古巴，艺术的形式上的自由始终没有问题，但内容的自由是有问题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家必须始终把革命的任务放在个人的创作之前。他说：“如果我们问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说是人民，是被压迫阶级”，“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判断什么是好的，有用的和美丽的事物”。因此，在古巴，艺术的标准是革命而不是美学。当然，他说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件作品都要有政治内容，但必须“带来有益和高尚的人类感情”。
　　卡斯特罗接着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古巴，艺术家有什么权利呢？他又自问自答，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名言：“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什么都没有。”
　　这次座谈会和卡斯特罗的讲话宣布了《星期一》和以它为代表的自由创作的命运。三个月之后，《星期一》等电视节目和报纸周刊都被停办了。又过了两个月，古巴第一届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文艺工作者联盟（古巴文联），政府号召艺术家们从他们个人的小世界里走出来，走进工农兵的“真实的世界”。卡斯特罗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告诉艺术家，不要忘记自己和工人农民一样，也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精神贵族。
　　从此，古巴艺术家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上面”的意图心领神会的人成了幸运儿，他们的作品被国家预定和包销，他们有汽车、别墅，可以去苏联东欧出差和度假。这就帮助了艺术家们理解卡斯特罗的话“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但引起这场风波的佛兰基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合”，后来对革命幻灭，在一次去巴黎出差时留在了西方，宣布和卡斯特罗的革命决裂。
　　这就是《人民日报》1962年4月介绍的马丁内斯那篇文章的背景。毫无疑问，毛泽东《讲话》的影响确实超出了国界。如果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毛泽东的《讲话》西班牙文版在古巴问世之前，那也早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就几个月。如果是他看到《讲话》在先，那么很清楚，至少毛泽东的观点帮助他理清了思路或者提供了一些关键概念；如果他没有看到《讲话》就发表了那样一个和《讲话》非常类似的讲话，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有意义，因为它告诉了我们这两场革命本质上何其相似。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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