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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高王凌 刘洋
【作者按】事起于2005年，北京的一群社会学家就中国农村变革，打算合作写作一组系列文章，在法国的年鉴学派杂志发表。于是第一篇也是最难的土地改革就“让”给了我。
在我看来，最新一轮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随着当代土地问题的出现，又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关注，是为两条腿走路。本文借助一个村庄的土改画面，说明中共在运动中如何步步深入，步步扩大，终至铲除农村上层，完成基层“扁平重组”的过程；也说明抛弃传统观念和道义原则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生产的下降（这就涉及对土改后“黄金时代”的评价）。而这一切，与日后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表明土地改革的性质，决不仅仅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新民主主义”，而是一场有着更为深刻含义的政治运动。土地问题是民国年间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大问题，但是，土地两次平分之后（一土地改革，一包产到户，目前正是分配最“平均”的时候），“三农问题”是否真的得到了解决？土地，是不是今天农村问题的“关键”？土地改革的意义何在？……也许，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
本篇英文本发表于法国的《éTUDES RURALES》，179期，2007.8；中文本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09年二月号。文字有所增补。
——他们并不了解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或者影响他们的所有力量。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借口。[1]
——你要问我土改中的事吗？我不能告诉你，你永远也不要知道。[2]
在对大陆当代农村变革的研究中，将土地改革放在首位，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改革是中共进入农村之始，它开启了其后一系列的重大变故。如果能把这一大段历史——从当初的分田分地到后来的包产到户——予以贯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村变革是以土地改革为始终。过去把土地改革说成“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显然是“小看”它了；也可以说是“割裂历史”的一种表现。
在大陆，土地改革重新提起人们的重视，大约是始于1990年代初期。以杜润生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回顾了40年来的农村变革历史；对于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传统的两个解释层面之外（即解放生产力和动员农民参战支前），提出了第三个解释，即“重组基层”。[3]继起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口述调查项目，把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和把它带入社会学的领域，其关注点则是所谓“诉苦”，即从“翻身农民”的角度契入土改运动的研究。[4]相对于此，近来出现了从“倒霉者”角度来重新考察土改的新的取向。[5]另一方面，随着对当前土地问题的日益重视，人们日益认识到，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陈旧的往事，当代研究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土地改革研究遂受到更大的关注。
但在这样一个短篇中，我们究竟应回答怎样一些问题，和选择什么角度切入？换句话说，土地改革最大最突出也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土改运动为什么要搞得那么极端了。我认为，不从诸如此类的“大处”着眼，无数的具体问题将无法解释，“地方史”纵然深入，也易于走入偏锋。具体说来，在这大段的历史进程之中，可能也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其中既有大的，也有小的逻辑层面。我们所要作的，就是藉此把问题一步步展开。
“政策界线”的不断变更
中共公开宣传的土地改革目标，是消灭“ 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
对此有学者提出，所谓“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并且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地主。[6]根据民国年间的多次调查，可以发现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数的40%，其中四分之一属于“公田”（如学校田、寺庙田、宗族田），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地主所有”。而在华北，地主比例就更小了，甚至有的村子里就没有地主。据说农民最穷的也有三两亩地，完全没土地的不过百分之一二。[7]
近年还有研究表明，农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说法，但他们修改了地租制度，即少交一部分地租。在清代，地租实收率大约只有租额的80%上下，相当于亩产量的30%，远没有过去所说的50%那么多。[8]
除了不认为地租是什么“剥削”以外，在农民头脑里，还可能存在一些障碍，如认为土地本来是人家的（不管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还是祖上传下来的），[9]怎能白拿过来（这不成了抢吗）？[10]与此相关，许多农民相信命运，主张逆来顺受，[11]而不具备“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一本关于传统农村有名的社会学著作中曾经写道：
（山东）台头村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也没有大地主。这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兴衰继替的家庭周期，几十年就循环一次。需要钱时，就抵押土地。所以没有哪个家庭会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重视的不是一时的财产多少。主佃之间也不存在所谓佃户和地主那种关系。[12]
本文依托的调查点赤峰市乾村，是一个以山东移民为主的村落。[13]土改时第一批入党的戴玉堂（后评为中农）说：
“你说那个地富，就是你不斗争他，他也超不过三辈，到他孙子就穷了。他怎么富的呢，追追他的根，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艰苦奋斗。做大官那样的，全国也不上去几百个。这营子的地主富农，就没有一个是巧来的。就说老戴家，他们老哥四个，都扛活，赶后尾都成地主富农了……”[14]
这些观念问题如若不能解决，土地改革就无法顺利展开：例如斗争对象也许不承认他是什么“地主”；[15]即是分田分房，也可能偷偷给送回去。[16]
一般人多不容易接受这一套阶级观念，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不仅基层干部、普通农民对成份标准的掌握会出偏差，就是一些小地主、富农对自己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也心中无数。[17]所有这些人，恐怕都要等到共产党来了以后，（由上至下和由外及内地）为他灌输一套阶级观念，和给他评定阶级。
* * *
在土改运动中，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这时，党就显出了它的深谋远虑和对策略的特别讲求。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18]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占领赤峰。通过开会，村民们开始学习“剥削”、“阶级”等新名词。乾村老农民戴玉堂说：
“共产党一解放，土地改革，那就宣传啦，说是封建社会，就是不平等，不光满洲国，多年来就是不平等的。那阵就讲阶级立场，穷的呢给富的扛活，当长工打短工。这就是不合理，剥削行为。”[19]
“说服”农民的办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是“开会”，它是每个村庄都少不了的，也贯穿了运动始终。正是通过这样那样的交谈、讨论，人们的观点被改变了。同时，开会成为一种权利，如果不能参加，就意味着被排斥，被划到了敌对的一方，以致每一个人都无可躲避、自外于运动。于是被动者变成了主动者，个体变为群体，少数集聚为多数。[20]
中农戴玉坤对新政权的这些宣传产生过一些怀疑，但他无法抵御那反复一律的说教：
“这些词，整天的念叨啊，开这些会我不都参加了吗？我不还学点吗。”“那时候那个想法吧，就寻思，地主是真正的（地主）么？有那个地主么？你赶等一开始的时候，甭管你是不是。那时候就有点乱套了，估量着你差不多有碗饭吃就想抓着你，反正把你拉净了，……那时候就是那样啊。” [21]
实际上，乾村的所谓“地主”拥有土地十分有限。戴玉堂说：
“要比较那口里的那样大的，又有势力的大地主我们这儿是没有。反正他就是雇长活，雇月工，有个一百来亩地，弄四五十担粮食。”[22]
戴玉坤是个进步青年。但旋即开始的运动已“容不得他多想”。出乎意料，在这个既没有“汉奸”，也没有“大地主”的小村子里，他竟被列入第一批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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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村虽没有大地主，但邻村有一个丁姓的满洲国大官，是个大地主，是在第一次“解放”后，在“反奸除霸”运动中以“汉奸”的罪名被镇压的：
“这一解放吧，就是抓汉奸、卖国贼。不是还没划成分呢么，就是些有钱的。最大的卖国贼、汉奸、恶霸，枪决一部分，赶是一般的小地主吧，没多大事，就减租减息。”[23]
在华北许多地方，一开始“地主”都是以“汉奸”的罪名被清算的。例如在《苦菜花》里，山东昆嵛山区的大地主王唯一及堂弟柬芝就被说成了汉奸。当追踪到他们的“原型”时，当地老乡回忆说：
“那家地主本来姓冯，冯柬芝有文化，曾经留学日本，而且是个很不错的人，在我们这一带也算是个人物。共产党本来是想利用他的，但他一直瞧不起共产党，土枪土炮的，42年日军来了以后，没办法才把他枪毙的。可是他并没有投降日军，只是参加了国民党。冯唯一是53年镇压反革命才枪毙的。”[24]
也许就因为同样的道理，以后新区土地改革都把“清匪反霸”当作了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传统观念里，那些“汉奸”、“匪”、“霸”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现在把他们和“地主”连在一起，后者也就担上了臭名，被抹了黑；连带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观念和是非标准，也置于一个被质疑的地位。
近年有学者指出，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从土改到文化革命，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25]
若是换一种观点来看，群体心理其实就不区分现实与非现实的，也无所谓什么“真”、“假”之分。[26]斗争对象从“土豪劣绅”扩大到“中小地主”，没有地主也要找出地主，这并非偶然，也许并不是什么“表达差异”，或思想认识上的什么“误差”，而是背后的更深层的逻辑关系，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它是按照愿望，而不是真实情况思考问题的，也非简单依靠“说服”（不但依赖明确的指示，还有各种“暗示”的作用）。不但地主与汉奸，地主与恶霸，都可以等同起来。这种艺术的运用或许在“诉苦斗争”和“革命文艺”中有最好的表现。尽管关于革命如何在精神上“征服”群众，通过哪些技巧来达到目的，——相信它是有完整的一套，深思熟虑、几无遗漏，而且无须谁教给谁，——并不属于我们打算探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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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村与戴玉坤一起被抓的有三个人。一个戴玉宗，是个学生，家里有一百多亩地，雇三个长活，被评为地主；一个徐殿卿，是买卖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多少地：
“赶后来到北洼子（行政村），呆了四天。把邻村的地主黎祥（破烂地主，写有抄家帐）、张春（不够个中农，带国民党抓人）崩了，第二天就把我们三个弄回营子来，斗争。大车往外拉东西，轰隆轰隆地拉粮食，拉草，有啥拉啥，锅碗盆都给你拉走了，啥都不给你留。”[27]
这反过来更促进了斗争的扩大化。因为害怕“二茬斗争”，戴玉坤被吓得逃跑了。之后，一些本不该斗的中农贫农相继受到冲击：
“就问他富农也好地主也好，问他是不是，只要大家伙评了他，他这就是地主。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地主富农了。矬子里拔大个啊，那都得一等一等选，赶等斗争大发劲了，就不选了，看谁不大离就拾掇了。工作组再不来啊，还得接着斗。还有那个比赤贫农强一点的呢，你好一点，当不住就摊上。”[28]
矬子里拔大个，这也正是戴玉坤之所以挨斗的理由。
乾村的情况，反映出土改中并没有坚持所谓阶级路线。42户人家中，就有18个成了“斗争户”，占到全村人口的40%以上，这远远超出了党的规定：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29]在赤峰全县，地主富农的数量已达到16%，这还不包括其他打击对象在内。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晋绥、太行等，地富也普遍划到20%以上（凡这种地方多“错订”了一半以上）。据说，东北受打击者占人口25%，有的更高，达到40～45%。[30]对此的解释是：
“斗争要深入，打击面要扩大”。[31]
“他不这么闹腾，他发动不起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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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村18个“斗争户”里，有地主4户，富农6户，中农和贫农8户。当地这些“地主”都是只雇工，而没有出租土地，按政策严格说来，应划为富农，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不仅在内蒙，还有在东北的辽阔土地上，大多是这样的富农或“经营地主”，都被当作了“封建经济”，一律清算了。[33]
在乾村的邻村，还有只有一、两亩地的地主，也被清算。[34]笔者曾经问一位参加过察哈尔土改的老干部：“占有和出租多少土地才算地主？”回答：“只要出租土地！”“一亩地也算？”“一亩也算。” [35]
乾村的富农实际只能被算作中农（戴玉坤即是其一，后被改正）。在任何一个乡村中农都占很大比重，韩丁写道，严重的是许多中农也受到了地主富农同样的对待。[36]它终于“造成乡村中的普遍恐慌”。[37]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厉害”的戴玉坤说：
“恐怖那就是他随时随地就抓人，那时候就都害怕了。”“头一次没抓人啊，二次解放来抓的人，才知道共产党历害了”，“谁也不知谁摊上”。[38]
戴玉堂也说：
“那时候都不知道谁挨斗，那真危险。”“哎，那都提心吊胆的，家有点啥么，有一个车，有几个牲口，有时候雇短工了，那有点啥。那都害怕，那一歪歪嘴就完。” [39]
档案记载说：“很多人不管是中农、或贫雇农，只要稍微有口饭吃的，就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挨揍”。这在赤峰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口号是“瘦中抽肥，羊群里找大个”、“斗了大户斗小户，斗了小户斗干部”。
“有包就铲，有凹就平”；“一切都平”，“家家平”、“样样平”；“‘有’就铲”。
地主富农害怕，中农也跟着害怕。
不止中农，连有口饭吃的贫雇农也非常害怕。因为中农的粮食铲的差不多了，就轮到自己头上呢！[40]
即便是“翻身”的贫农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贫农”这个身份并不能保障他们平安无事。戴玉坤说：
“没钱的穷的是破烂地主，整你！你没钱我不要你钱我整你人。你就是穷八辈你嘴不老实，你是坏分子，给你扣帽子，一样整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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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在土改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档案记载，虽然领导上多次提出：打人要少，不要乱打乱拖。但很难为干部接受，亦未贯彻。干部中左倾情绪甚为浓厚，认为吊、打、拖、烙是斗争地主，进行“挖浮”（浮财）的唯一手段。结果，在赤峰，每斗必打，以打或毒打为佳：
吊人很普遍，甚至还有什么冻、烫、烙、拖的现象，成了一种“风气”、“规矩”，“有斗必打”，不打总觉斗争没劲。
拖人的时候，把其他地主富农都押到外面看着。结果这些人嚇得丢了魂一样。有的当场就说我可坦白啊。[42]
体罚并不是出于本地农民的意愿。因为“本营子拉不下脸来”，常常需要外村积极分子来参予斗争。乾村村民们相处比较融洽，他们对被斗户暗中保护，或虚张声势，蒙蔽外来干部。戴玉坤逃跑后，他的老婆被拖，“那时这营子老百姓都出来看。有一些老头老婆就拽着，没拖。赶斗争戴玉宗（早先抓的三人之一），在高粱地，顺着垄沟拖，穿着棉裤棉袄，也没真拖。赶打了，弄个毡子搁炕上，啪啪地打毡子。‘哎吆，哎吆’，实际没打人。”土改积极分子王瑞华说：
烙（富农）戴玉祥老婆（顶数她烫的厉害，被“烙个腰带”），打（贫农）徐俭家的（“扒了光腚打”），在跟前我全掉了泪了。那是真打吗，那是假打，那个傅区长（延安干部）在外边啦，背着手听着。弄着可似打呢，实际他打着凳子呢。[43]
当然，也有“真打真吊”的，烙，也死过人。当地群众反映说：八路军来了比满洲国杀的多（虽然竟杀的坏人，好人没杀一个）；对地富，赤西大部地区一律扫地出门。[44]据了解，当年在一些地方（如太行老区）差不多把地主都杀光了。[45]据估计，土改过程中约有300～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46]
这些做法的目的之一是起一种“震慑”作用，[47]似乎非如此就不能破除各种旧有的合法性观念。它突显出，这场运动的一切（无论是开会、诉苦），都并非单凭“说理”，而是以武力和暴力恐怖为后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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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对象，原本是一个“制度”，现在却变成一批个人；原来是“土豪劣绅”、“大地主”，也演变为村村非有不可的“土老财”；而且先验地确定一个高比例（10%）、数达三千六百万的人口为“敌”（当时全国农村人口估计为三亿六千万），也为中国传统所无。它终于越过了一般地主，而指向了一个社会阶层。
过去接触过一些太行区的老干部，讲起始终不明白当地土改时，为何要把几个小学教员从城里叫回村来，一律打死？后来我才了解到，在“恶霸”之外，还有所谓“善霸”、“不霸”，如南方新区的一些小学校长、医生等。《苦菜花》的“原型”冯柬芝就有几分近似于一个“善霸”，所以被枪毙了：
“那个时候，不留那个大头头！那阵很好样的，不留。唉，穷人都救济，过年都给钱。啊，我那阵还使他五块钱，噢，满街满疃都救济。（他的死）满疃的人都不割舍，谁割舍？”[49]
乾村的徐恩因“说破坏话”被抓起来。民兵队长王凤仪说：
“我抓他，只为他为这么一句话，哎，‘操他妈的，你看那几个种，借着共产党的事你看胀巴的’，这样的人你不抓他，不行。就得抓他，打打他的威风，要不他给你起破坏作用，他一句话，你两天工作都做不过来。”[50]
看着挺傲、挺威风的徐恩，虽“家里没多少东西”，却被定为富农。他也许还不够称“霸”，但所有的“霸”，大约都是加上一个“地富”的名义给镇压的，有没有地、有多少地，都不重要。因为他们说话有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威望，正是一地文化传统的代表。如果说前此运动还借助了某些原有观念，至此就无须任何假借了。这终于使它达到了彻底反传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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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想当然的以为，土改必使农村中大多数人受益，和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现在看来，这一所谓“多数”和“少数”可能就会颠倒过来，或须抛弃这一概念，也未可知。
通过运动，终使土地改革成为触动每个当事人身心的大革命。从某种角度来看，农民也都接受了党的说法，成了“共谋者”，不管主动被动，或受到打击与否。如戴玉坤一开始“的确也抵触”，后来再一寻思，这是一个“新社会”了，要讲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理儿，所以“听之任之”，（对退赔多少）也都不再计较。[51]其实，所谓“合法性”，其背后不过是个“理”字，“怕”的背后，也有一个“理”在。戴玉坤、戴玉堂也多次说到有两个“理”，就看你站在那种立场来看罢了。
结果，党达到了对农村社会的最大掌控。它，难道不是土地改革的最大收获？
内在逻辑及其效应
在土地改革中，问题的“根源是共同的，那就是极端主义”，韩丁说，贫苦农民带着这种极端主义打碎了一切封建枷锁，又带着它进行了平分土地运动；当时，我们思想上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什么整个运动出了那么大的偏差？”[52]
在黄仁宇看来，“《翻身》书中最动人的一节，在叙述到参与这运动的年轻人衷心矛盾细腻之处。一方面这群众运动无异对旧社会开刀，不如此中国没有前途，另一方面大刀阔斧之下也实在没有个人内在的公平。读者可以就此了解革命之真意义。……我们学历史的人，只因为这种行动不可逆转，也不能再来，才大胆的指出它在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中国近代史初看起来混乱糊涂，黑白颠倒。可是仔细追究起来大部分责任仍在读历史的人和写历史的人之身上。要是我们都放宽眼光，胆敢承认历史中之粗线条的现实，读之令人心悸的现实和人所不敢沾手的现实（实际上也是最后无可规避的事实），”[53]也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反思，达致更为透彻的认识和理论修订，否则恐怕也不可能。[54]
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和平土改”？
事实上，中共曾几次提出实行“和平土改”的主张，如1946年曾为此征询党内意见（并在陕甘宁试行）；1950年“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关起门来办事的时期已经过去”，打算进行比较温和的土改，但都未能如愿。[55]这道理是什么呢？除了上述当事人的具体解释及“小逻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大道理”？
土改的目地，最初的说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但是土地改革的这种作用，一时间却难以看清，有时还不难发现相反的例证。如各地都有经验表明，土改后的头一二年，生产往往出现下降。[56]
另一方面，不管平分土地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它却不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工作；对于中共来说，此刻的任务就是一个∶武装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土改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手段，也就无足奇怪。尽管不免于“政治土改”之讥，“参战支前”作为前一说法的补充，日益得到重视。近日还有学者强调，“如果仅仅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而争取农民的支持，那么大可不必采用那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过分暴烈的手段，完全可以也应该采取减少震荡的和平方式。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段之一，或者说动员的借口，一旦实现了占有区域的战争动员，土改运动随之停止”。[57]
不过，土改在战争动员中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例如，1948年毛泽东指示中原“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58]其核心就是“反奸除霸”和“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并据此取得了以后战争的胜利。可见这一解释仍是不充分的。为此，也可以说土地改革在“解放生产力”和“参战支前”两个目标之外，还有一个过去一直没有说清的目的，那就是“重组基层”。
这点也未为当事人全部忽视，如杜润生曾提出将“发动群众整顿基层”作为土改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毛泽东也代表中央表示赞同。[59]针对传统中国“基层不下县”，打通（重组）基层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措施，它并非只有共产党一家在做，也并非始于土地改革，但不经过土地改革即没有如此的大变动，也不可能造成农村旧有的大破裂大涤荡（相比之下，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些做法如“大乡制”等，只是躲避了矛盾而并没有解决它）。所以说，中共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它不可避免的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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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土地较宽，乾村每个农民分得了6亩土地。一些雇农得到了地主的房子，由于并没有斗出多少浮财，有的民兵只是“分到一个缸，再就是一个坛子，就这么两个玩意”。搜查出来的大烟、金银，则“一律交县”了。由于“咱们这块土地稀松，要多少有多少”，[61]分配土地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62]土改以后几年，赤峰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一场饥荒。
同样，在太行张庄，一些人家被当做剥削者斗了，其他光景较好的人家也怕挨斗。“割韭菜”思想迅速蔓延。相当一部分人徘徊观望，只要能生产出够全家糊口的粮食，就不再继续努力。[63]在太行山东麓的十里店，中农“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会整到自己头上。他们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注意在人前只吃粗粮。有的卖掉了驴子，而很少往地里施肥。“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64]
乾村出现饥荒的原因，一是刚分到土地的农民有“变天思想”，“怕国民党来再给抢回去”，从而影响了生产；二是斗争的时候糟蹋了一部分牲畜和生产资料；三是一些新分到地的农民有着不爱劳动的习惯，或劳动技能不行，“没牲畜打不下粮食啊，穷人吧地种不好，有钱的都垮了。那一年才困难”。[65]档案里记载说：
灾荒，是“天造一半，人造一半”；其实人造的成份是比较大的。
“今年的年成不屈，去年翻身年过得太多了”；有人狠狠打自己的耳光，“活该、活该”。
依靠斗争度日的情绪直接影响了各阶层的农民的生产情绪。
把土改弄得和生产脱节，造成农村严重的破坏浪费现象。
食粮、草料一部分被破坏，大部分被浪费；对春耕都没有想起。[66]
这就自然引出了重新评价土地改革的经济成就和195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效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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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浪费、怠工”，是赤峰档案材料给当时农民行为所作的总结：
一些中农和贫雇农有东西在家，等着挨铲，一天杀猪宰羊，吃饱呆着。
贫雇农看到中农都挨铲了，他们想：“好好干活管啥呀！也误不了挨铲”。
贫农分到东西也大吃而喝；就是没人干活；“我们将来过好了也得挨斗”。
烟民的想法是，饿死没关系。反正共产党不叫穷人饿，他们说谁有吃谁的。
“从打去年春斗争一开始，我就没心肠子过日子也没有好好干活”。有的群众不敢打柴，有的中农在一起哭，“不如扎烟针刨别人去”，“扎穷了算了”。有一个上中农从前非常勤苦，从打斗争一开始，他就不干活了，“怕赶到别人家去”。[67]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虽分得了土地，但仍是“缺这少那”（如畜力、农具、种子、资金）。即令查获了一些浮财，其分散和浪费也不可避免。打击工商业的结果更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脱节和周转困难。这些，都可以视为“客观原因”，而不一定是农民的“主观意志”和“主动行为”。但狠狠打自己的耳光，说“活该、活该”；一天杀猪宰羊吃饱呆着；没人干活，不干活，不好好干活，这些主动放弃“积极性”的行为就可以算作不折不扣的“反行为”了。这对生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尽管他们并非“有意对抗”，而不过“身不由己”而已。
在土改运动中有没有农民的“反行为”呢？近年来不断有同仁这样询问。[68]答复一直是“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反行为”本是指集体经济时期，农民针对政府的制度规定，“反道而行”的那些行为，如“偷拿”、“瞒产私分”等（高王凌，2002，2005b）。土地改革，似乎还属于另一个历史阶段。但从以上材料看来，土改时期其实也是有着农民的“反行为”的。
农民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土改运动造成了多重合法性的丧失。首先是在生产资料上，千百年的传统被完全打破，许多土地和大牲畜说拿就拿走了，至于新分的地又会有什么保证（果然几年以后就收回了）？在生产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富有”将可能使他沦为斗争对象，失去人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个逻辑导致了农民的另一个逻辑，某种“互动”就这样产生了。
土改以后，农民一方面害怕致富，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些行为抵制了党提出的高产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压低”了产量（“压产”，是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反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看看早期那些增产合作社的记录，就可以得知两者的距离有多大了（当然它被解释为合作化优越性的结果；而所谓农民保守、落后，不肯使用新的技术，也成为一种公式化的简单说法）。
传统中国本是一个“非充分发展”（“发展不充分”）的经济。[69]中国粮食产量在1952年为3,278亿斤，恢复了往日和平状态的正常水平（但人均不如，经济作物生产上问题更大）；1955年仅增加到3,679亿斤。党期望合作化后能增产30%，就是1,000亿斤粮食。[70]这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千亿斤粮食，几乎成了它的梦魇。因此克服“生产到顶”的思想，即成为当时工作的一个重点。
“党给了你土地，你能不听党的话吗？”
这成为土改以后党的“强势话语”之最，和全部工作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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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共提出土改后“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去，[71]并做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如鼓励“发家致富”等）。但它取得的成果却是有限的：农民缺乏“积极性”仍是最大的问题。试问：如果土改以后就出现了如同日后“包产到户”头几年那样的大增产（粮产增加30%，约2,000亿斤，到1984年“供过于求”，出现“卖粮难”），那还用再搞什么“合作化”吗？
土改以后，赤峰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48年，49年，50年，那三年呢都完蛋，打一百多斤，五十来斤。都饿的，地净草”（戴玉堂）；三分之一人口断粮，三分之二只能在野菜中掺很少粮食。部分农民只能顾得奄奄的待息生命；饿的死去活来，严重痛苦。[72]于是，“土改”工作团改作了“春耕”工作团，提出“今年不要荒一亩地，不准有懒汉，人人都要劳动”，并立即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当然，饥荒并不是各地普遍的现象，但在张庄和十里店，土改之后都随即开展了互助运动，却不是偶然的。
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不仅在农业上，也破坏了工商业。这并不是“解放生产力”，而看似相反。如上所述，斗争也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范围，再加上“有包就铲，有凹就平”，“家家平”、“样样平”的绝对平均主义，这就决定了土地改革不可能随着战争动员而“停止”，也决定了它不仅仅是“民主主义”，而带有的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这中间存在的多重逻辑，不但规定着土改运动的命运，也规定着其后乡村革命的走向，其结果均超出了大多数当事人的想象和意料。[73]在如此巨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变动面前，只突显出个人能力的渺小，和无由作主。[74]常常有人议论“历史没有目的”，其实这一目的只是很难认识罢了。人们的解释，也多是浅层次的，有如“盲人摸象”。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些事件的“原因”，也不外乎半真半假、亦真亦幻。
我们也可以说，土地改革有着多重的目的：有经济上的（解放生产力说）、内战动员上的（参军参战说）、财政上的（筹集资金说）、基层建设上的（重组基层说）、农村革命上的（集体生产共同致富说），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动员”上的。无论如何，它埋下了一个又粗又大的根子，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以后农村情势的发展动向，而与所谓“工业化”等因素并无直接的关联。易言之，“三大改造”及其提前，是有着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的。
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对中国农村极大的掌控能力，——不但通过“暴力”，也通过“强势话语”，不但针对着“富裕阶层”，也触动了“贫苦农民”，——它不会“到此为止”，也是“收不住”的（那并不符合共产党的性格特点）。稍后就会发现，自土地改革为始的这种革命逻辑，不但使中国农村导向了集体化，也导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直到几十年后，它因动力耗散，逻辑松懈，才终于失去目标，以“地富摘帽”和“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于是发生，否则还不能够。而这一切，都“肇端”于土地改革，也“结束”于土地改革（包产到户）。
* * *
本文作为一项社会学上的合作研究，也许可以遵照法国同仁的意见，再引申几句：
自土地改革开始，在中国农村，共产党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的胜利，但彻底铲除传统法理的同时，也遇到了空前的“道统”问题（它包括了所谓“合法性”问题，以及“公平”“公正”和“产权关系”等问题），昔日宋儒有言：
“天下同之，之谓大公；天下中正，之谓皇极。……善为天下者必先持皇极，而致大公也；不善为天下者必先放皇极，而废大公也。”[75]
土改后数十年时间，都是“道义”之“放”、“废”的结果。几十年，一以贯之，可以说直到今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本项研究是基于刘洋同学的调查和论文“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2004年，未刊稿）；麦港和伊莎白参予了本文的写作过程，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1]莫斯科维奇（S.Moscovici）：《群氓的时代》（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463。
[2]一个“地主婆”对不在家儿子问起土改运动中个人遭际的回答，湖南湘中，1998年。
[3]参见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随后，这篇内部报告被北京和香港几所大学用为教材。又见http://www.bjsjs.net/网上文章，2004年。
[4]参见孙立平、方慧荣等人的一系列论文，兹不赘述。
[5]参见刘洋：“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6]如“关中无地主论”等，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北京。
[7]王耕今的口述，1996，访谈者：刘小京、卢晖临。
[8]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农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说法，因为农民如果根本不交地租，土地租佃制度也就不复能够存在了，在他们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斗争目标，恐怕也不符合乡村中大多数人的利益。
[9]在太行山麓张庄：一说到土地制度本身，许多人就给搞糊涂了。认为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就应该交租子韩丁（W. 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页144；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146：一地主说：“咱有几亩地么，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还不是祖先留下的？”页157：又一个说，田地不是祖先留下的，一点一滴都是他一个人挣的；清代雍正皇帝也曾说过（《世宗实录》卷79）∶“直省各处富户，其为士民而殷实者，或由于祖父之积累，或由于己身之经营，操持俭约，然后能致此饶欲，此乃国家之良民也”。
[10]丁玲，页15：一个老农说：穷人“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尤凤伟：《小灯》（《中篇小说选刊》2003：4，页56）：“分地？那不是抢吗？”还有一个贫农说，“俺不要不义之财”；《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4）中也提到：“老百姓也觉得这样拿人家的东西没道理”。
[11]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他们像绵羊一样驯服，像豆腐一样任人摆布，冯德英：《苦菜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沈阳），页3。
[12]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页129～130。
[13]该村时属热河省，约有1300亩土地，42户人家；参见刘洋：“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
[14]戴玉堂（79岁，中农）访谈，2005年2月，赤峰。
[15]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北京，1998），页152：划分阶级时，不同成份的人分坐两边，一边说：“某某是地主”，另一边说：“我不是”！
[16]丁玲，页108：佃户侯忠全对命运已经投降，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泰然的过下去；还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因此把分给他的地偷偷退了回去。
[17]据说江苏昆山周庄镇一个蒋姓伪乡长，“在乡里只有20多亩地，（在土改运动时）以为自己能分到他人的田地就积极要求回乡分田，结果被评上了地主”，周晓虹，页152。
[18]黄仁宇：《黄河青山》（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1），页338。
[19]戴玉堂、王瑞坤（89岁，中农）访谈，2003年9月，赤峰。
[20]莫斯科维奇，页239。
[21]戴玉坤（87，中农）访谈，2003年9月，赤峰。
[22]戴玉堂访谈，2003年9月，赤峰，随后我们可以发现，乾村那几个小地主并不够格；在丁玲笔下（页53），农民是区分大、小地主，普通地主和恶霸地主的，“只是，（涿鹿暖水屯的邻村）孟家沟有恶霸，咱们这里就只有地主了；连个大地主也没有。”
[23]戴玉堂访谈，2003年8月，赤峰。
[24]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25]黄宗智（P. Huang）：“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译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原载ModernChina，21.1，1995年1月：105－143）。“误差”之一表现在桑乾河畔，虽然暖水屯并不是没有更大的地主。但它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运动之初确立“斗争对象”之难。终于选上了一个只有10亩地的“汉奸”钱文贵，才打开局面。丁玲（页258）借一个老干部的口说：象这种新解放区，老百姓最恨的是恶霸汉奸狗腿，还不能一时对地主剥削有更深的认识，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个阶级。所以第一步还是要拔尖。
[26]莫斯科维奇，页112。
[27]戴玉坤访谈，2005年2月，赤峰；在丁玲的笔下（页296～299，251），有着对斗争大会的生动描述：钱文贵被民兵按得跪了下去，群众猛然得势，于是又骚动起来。戴上的纸帽子把钱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一桩桩的事诉说着，有些人问急了，便站到台上来，敲着他问。底下的人便助威道：“打死他！打死他！”……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打！拖下来！大家打！”……几千年的深仇大恨，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据说，孟家沟打死恶霸陈武早已经把其他地主“吓坏了”。
[28]戴玉坤访谈，2005年2月，赤峰；另一个老人说：“工作团再晚来个几天，这营子还得斗个四五户”；丁玲，页97：这一改革，要把全村都闹成穷人；页199：听说扳倒了地主扳富农，扳倒了富农扳中农。如今只有穷光蛋才好过日子；《小灯》（页54）记载了排富户时积极分子和工作队员的谈话，当问到排多少富户时，答：“有多少就排出多少来。”“富户的标准呢？”“这没有定规，……比方一群猪，哪几个头个大哪几头个小不是一眼就分出来了吗？”
[2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北京），页1250；按户数计是百分之八，按人口计为百分之十。
[30]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页253。
[31]韩丁（W. 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页229。
[32]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33]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89，页307：据说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大部分土地仍然操纵在地主手中。
[34]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35]徐卫访谈，2002年，北京；赤峰与察哈尔，还有丁玲笔下的晋察冀桑乾河畔都是抗战以后才开始土改的，它们在运动的进程和特点上，都有许多近似之处。
[36]他还写道，听说毛泽东看了绥德的报告，了解到有一个村子没收了27户中农的财产，说∶“这种事最可怕！比帝国主义更危险”，韩丁，页280、470。
[37]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平分土地总结》，1948年5月17日，1－1－26。
[38]戴玉坤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39]戴玉堂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0]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平分土地总结》；关于各地类似情况，参见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页238、252、255、258等。
[41]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42]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1948年6月13日，1－1－26。
[43]王瑞华（78岁，中农）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4]《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45]参见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
[46]黄仁宇，页275；通常的解释是说：“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韩丁，页60）；“农民的心理是，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他们要求报复，要求痛快。有些农民常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子拳头先打死再说。村干部也担心将来的报复，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丁玲，页112、177、280）。1951年，参加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的章乃器（团长）不同意肉刑吊打，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川东区党委发出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但在后来又受到批评，说是不利于追“果实”。于学忠反映：吊打时妇女离开，农民回头看干部。梁漱民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无暗示吊打？还说：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79～80。在一些地方，据说土改工作组曾经布置，“不许打人”就是个暗号，一听见就开打；程为敏：绍兴调查（2005年2月）。
[47]黄树民是这样使用“震慑”这一词汇的：在土地改革时，郑姓管家遭到处决，村里的富农被批斗，大家记忆犹新，至于没有人敢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我相信是农民被政府震慑住了。党不是解救了他们，不用再像从前一样吃苦受难吗？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页50。
[48]如《李友九回忆录》：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较量，“八路军已经替我们做好了一半，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图书，2003，页10）；否则，将首先面临还乡团的反扑，或犯“急性土改”的错误。
[49]王琳论文。
[50]王凤仪（81岁，中农）访谈，2004年10月，赤峰。
[51]戴玉坤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52]韩丁，页249、707。
[53]黄仁宇的信，1989年5月。
[54]参见腾讯网对高王凌的专访：“60年农民沉思录”。
[55]高王凌，1994。
[56]《毛泽东选集》，页130，注一；据说原因主要是地权还没有确定，农民的生产情绪也还有些波动等；1947年1月，刘少奇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请他们答复一些问题，其中即包括“是否第一年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页79。
[57]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
[58]《毛泽东选集》，页1327。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北京，页107。
[60]以上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20；高王凌，1994；几年以前我曾和秦晖谈论土地改革，不约而同的说，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是在土地问题；民国年间激烈争论的两派之一，以为“土地改革”即可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近年“包产到户”以后，土地分配最为平均，但农村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没有？直至今天，土地仍是农村问题的关键吗？这一事实终使人们认识到，农村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是在这里，如我的学生刘君代（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所说，今日土地仍然只是一条“辅线”，而非什么“主线”。
[61]《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2]陈公博曾写道：分土地对大革命时的士兵缺乏吸引力，他们来当兵，是为着别一种希望（《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页75；赛尔登引用斯诺的话说，（西北）土地不值钱；江西时期革命的失败，毋宁说是农民缺少根本上的土地诉求（《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92）。
[63]韩丁，页249。
[64]柯鲁克：伊莎贝尔、大卫·柯鲁克（Davidand Isabel Crook）∶《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页14。
[65]戴玉堂访谈，2003年9月24日，赤峰。
[66]《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7]《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8]笔者与黄宗智（2001）、刘小京（2005）的谈话和私人信件。
[69]高王凌，1999：《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论文，2004年。
[70]《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页238。1956、57年数字的不可靠，参见高王凌：“1956年的大减产”（未刊文稿）。
[71]《毛泽东选集》，页1314。
[72]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春耕情况报告》，1948年4月15日，1－1－25。
[73]黄仁宇说：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化大革命；在毛时代的中国，国家经济持续25年类似战争的状态，正是土地改革的自然结果，《黄河青山》，页37、544。
[74]黄仁宇说：人们经常产生幻觉，以为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的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黄河青山》，页224。
[75]契嵩：《皇极论》卷四，引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北京，页81。
http://www.ohistory.org/newsdetail.aspx?id=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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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8 11: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