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蜀平：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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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来参加张风女士举办的‘哈佛文化作坊’活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这本书是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４
月出版的；在前一年，２００９年３月，大陆广州花城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题目为
《似水流年》的书，这是《悲情大地》的简体字精简版。说它精简，有双重含义：
一是内容被压缩太多，尤其第四部，原稿１１章，只剩下４章；其结果内容不完整
，前后也不连贯。二是我原来在扉页写的“谨以此书献给我文革中去世的父亲、母
亲”。可是在出版的书里，这句话没有了；后来我问编辑，回答是：“可能疏忽了
。”当然我不相信这个回答（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花城出版社能在建国６０周
年的２００９年，出版了此书）。这也是我一定要在香港出另一个版本的原因。《
悲情大地》比《似水流年》多出６、７万字，第四部恢复到９章，基本上是完整的
一本书；另外重要的是，扉页上我加上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及千百
万无辜亡灵－－六十年来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

下面我先讲第一部分：“我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今天我们写历史，或历史小说，都要从故纸堆里去找史实，还要考证。因为谁
也不曾在那个年代生活过。但是对那些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特别是重大事件，
我们有所见闻和观察，有一定的发言权。至于怎么观察和分析，下面我会谈及。这
里先讲一讲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出现在２０世纪中叶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我２６岁，大学毕业三年。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革公开推向全社会，就在那天，我
被我的工作单位二机部，从千里之外的大西北，押送回北京。当我踏进那座当时在
北京尚不多见的八层办公大楼后，发现全楼从一层到八层，整个走廊和楼梯全是贴
着挂着批判我的大字报。总有成千上万份，我的头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
子”，我的名字被倒写，被红笔打着大大的叉子。和我同时被揪出来的还有几个人
，我们一起被称为“黑帮集团”。事情起源于两年前，１９６４年我们到山西五台
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组织过一次汇报演出。我们这个黑帮集团就是当年汇报演
出的编导组。我们中最大的是１９６２年大学毕业生，最年轻的是１９６４年的中
专毕业生，平均年龄不超过２５岁，我的罪过是自编自导自演了独幕剧《招魂记》
，２６岁的我被冠以“反共老手”。出身起义军官（此时变成反动军官）的我和另
一个出身资本家的总导演，被当作为首分子，处处被推在最前面。自此，我们被大
会斗，小会批，挂牌游街，劳改检查，一直持续到当年１０月，运动风向转到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从黑帮身份解脱出来。四个月的经历终身难忘。

与此同时，我家也发生了重大变故。网上登过我写的《儿女祭》。它最早是１
９８６年为了纪念我母亲遇难２０周年写的，登载在刘年玲女士主编的《秋水》杂
志１９期。也曾在Ｌｉｎｄａ　女士主编的《波士顿新闻》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
登载过。我母亲是个退休小学教师，１９６６年在红８月里被北京外馆中学红卫兵
打死。我母亲被斗的更多详情我并不知道。但是最后火葬场卡车到第六人民医院拉
我母亲尸体的经过，是我一人亲身经历的；我的哥哥姐姐都是３０多年以后，在１
９９９年，我写的《儿女祭》被收到国内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时，他们才看到
，才知道。我父亲姚剑鸣在我母亲被打死后，被赶回原籍。１９６８年，在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中，在农机院专案组的恐吓、威逼下，他在安徽老家自缢身亡。他是黄
埔五期毕业，曾长期出任国民党上校军官，后参加淮海战役廖运周１１０师起义。
建国后，熬过了无数运动，但终究没有躲过文革这一关。我哥哥姚监复同样在运动
里遭受残酷斗争，一只眼睛被打瞎，至今他仍活跃在思想战线上，戏称自己“一目
了然”。

文革第一年我就挨了闷棍，自知家庭出身不好，故小心翼翼，远离运动。但是
还是没有躲过。１９７０年，当“一打三反”运动展开后，抓“５１６”之风席卷
全国。这次以打击“现行反革命”为主的运动，是继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残酷迫害“
黑五类”、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后，第三次大规模残害群众的全国性运
动。涉及到上千万人。我又一次被打成“５１６分子”。这次对我的摧残甚至比１
９６６年运动初那次还要甚，一是时间长，二是斗争方式恐怖。当我怀孕６个月时
，走进了“学习班”，那是专政的一种文明称呼，是一种比运动初大轰大嗡、疾风
暴雨式的斗争更为恐怖、更残酷的斗争方式。你甚至不知道你究竟犯没犯罪，你又
犯了什么罪，‘逼供信’使得事情模糊又确切；无影无踪又信誓旦旦。这是为什么
这次运动自杀的人最多，受伤害的人也最多。可是最终竟然能不了了之。荒谬能够
达到这种程度，不是普通的人能想像和编造出来的。我的孩子诞生在当地县医院，
人家九月怀胎，我是十月才进产房，按照紧急情况做了一次古典式刨腹产。产后继
续办学习班，直到我几近崩溃，把我放到蔬菜班，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交代问题。
当同班的人去听内部报告或者进行政治学习时，我常独自劳动。我永远不会忘记，
有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在那起伏的丘陵地，伸直了弯久了疲劳不堪的腰，抬起头来，
望着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薄雾轻轻飘过，似梦似幻般的感觉让我伫立良
久。我突然感到大自然是多么美好，而我所处的社会又是多么险恶丑陋。它们是那
么地不协调，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是当时我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要留下
来，留给我的孩子，留给后代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是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我该
怎样把这些留下来，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让我的誓言实现。

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我怎么会选用‘长篇小说’方式来记录文革”

１９７２年，在周恩来指示下，二机部全部人马从干校撤回。我是湖北干校最
后一批撤回的人。回到北京后，我作为‘５１６反革命分子’被安排到一个陌生组
里，被监督劳动。虽然回北京，但是我的境况没有改变，我决心自己解放自己，自
此我开始了我独自一人的抗争。我给周恩来写信，把信送到中南海警卫手中。申述
干校的种种荒唐和无法无天的行径。我的信竟然被转到了二机部领导手里，原来当
时的二机部老领导，正和从空军来的军管会在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知道下面群
众被整，但不知详情。不意我的信成了老领导对抗军管会的一个武器。但是当时运
动还是十分复杂，问题短期无法解决；我决心不等平反，离开那里。经过三年的种
种奋斗和努力，我在１９７５年，调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这里似乎完全是
另一个天地。也许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这里也有我的大学同学，这里的人知道我是
著名的政治‘运动员’，文革中受到迫害，反而对我很友好。我好容易到了一个好
的研究所，似乎也和我的专业对口，可惜新工作是设计一个要花几千万美金的高能
设备，似乎有点好高骛远，事实上５年后也下马了，我的几年努力又一次付诸东流
。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多年了，没有做什么业务工作，心中焦虑不已。我急于要做些
什么。那时我萌生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位科学家传记。

追溯其源，早在中学毕业时，爱好文学又爱好数学物理的我，决定报考刚成立
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核物理。盼望以后当科学家，同时写科学家。多少年过去
了，当科学家的梦想成了泡影，写科学家的愿望在２０年后实现了。我刚回到早已
生疏的物理领域，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决定用着墨较少的电影剧本形式来写传
。我选择的科学家是李四光。他是文革中少数没有打倒的老科学家之一，是著名的
、有成就的地质学家，也是科学院副院长；而且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李四光
唯一的女儿李林，也在高能所工作。当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没几天，我就找到李林，
我对她说：“我要写你爸，用的形式是电影剧本。”那个时代，尽管四人帮倒台，
但是当时天还没有翻过来，没人敢为知识分子树碑立传，李林惊喜有人要写她的父
亲，高高兴兴地把她母亲写的四万字回忆录借给我看。后来经过种种努力和波折，
在电影界老前辈夏衍支持下，北京电影制片厂选用了这个本子，拍了这部影片，片
名就是《李四光》。凌子风导演，孙道临主演，１９７９年公演。

第二年，有一天和几个高能所的同事聊天，他们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文革
？你应该写文革！”那是１９８０年。他们跟我讲了每个人知道的文革中发生的故
事，看见的，听到的，以及传说的。我想起了我死去十多年的父母；想起了１０年
前，我独自在湖北干校，站在高坡上望着起伏的丘陵，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
木，我曾对自己发过誓，要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留下来，记录下来。我牢记托尔斯
泰说过：“仅仅不公开撒谎是不够的，还必须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
我早就想“言”，可是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言”，怎么记录下这些年发生的事
情；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我要写文革，这次我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我不会写
我个人的自传，或家史，那样太狭窄了，太有限了，我要写的是整个时代发生的事
情，众人的苦难，社会的疯狂，要把我的书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不会去直接写
历史书，也不想去写政论文章，但是我要用文学的形式来书写。我相信，文学能更
深刻地把人的内心世界剖析，能说有些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法说的话，能揭示人
生的某些真相；还有，文学肩负着道德责任，可以做更多的价值判断。有些人们容
易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让人记住很久。你不仅要写事件，还要写背后的东西以
及人的欲望和心理，要尽可能具体、生动和丰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个人与
社会的不幸，是伟大作品的源泉。”我拥有前者，追求后者——‘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我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说过：“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
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我想做的正是这件事。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１１届６中全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对
文革基本予以否定。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接下来踏踏实实地追踪和研究，既没有
搞清真相，更谈不上做真正的清算，当然也不会有公开的道歉，没有更深刻的反思
与必要的和解。因为要做所有这些，必须触及到现有体制，会伤筋动骨。平反只能
是表面上的，报上登载的必须是部级以上的干部。高层的许多干部，都做了足够的
平反宣传，我们知道了刘少奇的最后日子，知道贺龙，彭德怀等被迫害的细节；而
普通百姓，没有平反，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他们也只有自认倒霉。文革批判随
着时间的远去，渐渐变成了一个愈来愈难触及的话题。电影上出现文革就是戴高帽
挨斗，和一群女红卫兵跳忠字舞。以致到了今天，有些年轻人说起文革，竟然指控
那是老一代集体编造的谎言，甚至还有人说批判文革是为了取悦洋人的卖国求荣的
汉奸行为；北大学生被问及‘四人帮’，竟答道：“马恩列斯”。

也许看历史著作会感到冗长，看政论文章会觉得枯燥；那么好的文学作品也许
可以弥补不足，就像很多人不是通过看历史著作了解法俄战争，而是通过看托尔斯
泰的《战争与和平》，了解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也了解了俄国社会；看雨果的
《悲惨世界》，知道更多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以及法国大革命。我不敢和这些大文
豪相比，不过，我相信，我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将尽力向更好努力，这总没有什么
不可以吧！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我相信，人所以和动物不同，因为我们不仅有语言，还有
文字，人类有反省的意识，有彻悟的魂灵，在人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
，他们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人类的文字、文化和艺术，是他独特的不朽之
处。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这个武器，充分利用它，历史学家和作家的神圣职责，就是
要用笔记录下来我们走过的路程，要讲真话，这是很难的，因为必须要有真诚的心
怀、真实的事实和坚实的真理。作为高贵的人类，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在大灾难
之后，人类应该清醒。否则我们会像巴金说的那样：“第二次灾难，会使我们民族
毁灭。”

可惜我一介小民，个人所知资料信息和上层斗争背景有限，文学和史学功底有
限，时间和精力更加有限；自从１９８０年萌生写文革长篇小说念头，久久没有动
笔。１９８２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两年多时间里，在这里
，我不仅看到了另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我也通过这里的图书馆看到了许
多国内看不到的书籍杂志和资料。特别是燕京图书馆有许多珍贵的书籍资料，看着
那二十多卷红卫兵小报汇编，我砰然心动。那两年里，我看得很多，想得更多。我
感到这里该是我最好的写作地方。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作为中国科学院公派访问
学者，１９８４年回去了。一去五年，当１９８９年我再度来到这个国家，尽管我
没有忘记我的誓言和我的理想目标，可是我为了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存，从６０、
７０年代在政治漩涡里翻滚，转战到９０年代和新世纪在经济泥潭里挣扎，我梦想
有一个安生的写作环境，但是从来没有过。尽管我没有提笔写，可是我一直在收集
资料，在设计人物和构思情节。直到２００５年我做了换膝盖手术，自知时不我待
，心想在我心脏或大脑，或任何会损害我思考的器官出问题前，一定要完成我的心
愿，否则此生死不瞑目。于是我奋然提起笔，把３５年前的誓言，２５年前给自己
许下的愿，落实到了纸上。初稿写下８５万字，后经多次修改，《似水流年》的实
际字数是４０万字，《悲情大地》的实际字数是４７万字。我写的文革小说终于在
我发誓要留给后人４０年后，在我决定写文革小说３０年后出版了。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题目，究竟该怎么写文革。

小说有很多类：历史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以及武侠小说等
等。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或是文学类型，即“见证文学”。那是一些目击
证人，为了给未来做见证，他们用笔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文学作品。从苏维埃时
代的索尔仁尼琴，无数的犹太作家，以及近年涌现的许多东欧作家。他们认为用笔
记录下来他们经历的灾难，是自己的职责，是自赎，也是拯救。

我们国家有没有？也有，不过总有一点走音。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人不安的东西
。这些年盛行写传，自传或他人执笔写传，叫做“回忆录”。其中明显有溢美弃恶
的现象。只写自己做的好事，详尽地写受难的部分；可是以往整人的事，做过头的
事，全没了。有的完全是官方修史，有的领导人的回忆录班子达几十人之多。当权
力掩盖了真相，那些即使是离发生事件并不太遥远的史实，都会被扭曲。不要说后
代，就连当代人也会被蒙蔽、被欺骗。所以有人说，“正史不一定就是信史，野史
也不一定就不是信史。”

相对于他们，另有几类人值得注意，一种是受难人自己出面写受难史，可惜他
们写的东西不一定能出版。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是由当年右派分子铁流主编的《
往事微痕》，另一个是焦国标主编的《黑五类忆旧》。这些作品内容真实、翔实。
当事人忠实地记录下自己或家人的受害、受难经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和刊物，国
内竟然不允许公开出版发行。它们完全由一群老右派、老黑五类或是他们的子女自
己写，自己印，自己发行。连通过邮局邮寄都受到重重阻碍。有幸西方很多大学都
在收集这两套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是非常可贵的历史见证。

另有一些人，他们书写和记录了文革以及这些年在中国发生的各类灾难。他们
本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或不是直接受害者，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有一种崇
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生命的敬畏，他们是值得钦佩和尊重的。其中有父亲饿死在大
跃进年代的杨继绳写的《墓碑》，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以及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等。《文革受难者》被余英时称为“挽救记忆的伟
大工程”。这是写普通老百姓的苦难史，作者凭一人之力，收集了６５９个文革红
八月死难者的真实史实，针对官方修史的遮掩与回避，这种作品正如余英时所说：
“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
良药。”还有许多人，如宋永毅等对文革历史做了难能可贵的工作。

当然时下也有一些作家笔下出现文革片断。八十年代出现的“伤痕文学”曾经
让许久没有看到真实写照的老百姓感动得流泪。但是，那时的作品，多是局限在有
限范围内，不敢深究，回避细节。那些作品笼罩在一个荒谬的哲学下，即“母亲错
打了孩子，孩子不应记恨母亲”。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文学远远落后于前苏联、
东欧和犹太人。我们有些名作家写文革，或是蜻蜓点水，或是荒诞调侃，有位名作
家在他的小说中，称文革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大联欢，是毛泽东诗意盎然的
狂想曲。”这种写文革的手法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当我们把对文革的判断只停留在“一场浩劫”、“彻底否定”这些表面词句上
，“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变成了替罪羊。从没有引申到制造浩劫的机制，以及极
权统治中的个人责任和参与者的人性等深层去探讨。对当初卷进这场运动，多多少
少做过恶的无数普通人，既要看到当时国家权力的容忍与怂恿，领袖的魅力乃至诱
惑；也要看到个人道德价值判断的失误，失去了道德底线后的疯狂。事实上，当一
个人知道可以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不能笼统地把
责任转移掉。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人人做忏悔——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一位被长辈称
为“当年善良正派的１５岁女孩”，在几十年后，承认自己当年打过人，并冠冕堂
皇地说：“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

但是国家应该担当起政治罪责。这种在和平环境中出现的群体灭绝罪，不能就
这么不了了之。有人选择遗忘，但是终究有一些人会永不忘却。记住，在绝望中求
希望，在黑暗中盼光明，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的生存法则，这是人类之所以历经千难
万险，仍然伫立在地球上的原因。我们是地球上人类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打着什么
旗号，总不至于自甘堕落到拒绝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吧。

今天我们提笔写文革，是基于记忆，也忠实于记忆；另一方面则基于一种道德
追求，和终极关怀。我们必须用微弱的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统治者的谎言、官方的权
力的谎言。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需要许许多多的人一起来做，通过各种方
式、各种渠道来做。不过我们记住，正义社会总是向受难者、向弱者倾斜，当然前
提是正义要在你的国土占上风，不然这种倾斜可能相反。其实指认罪行和宽恕和解
并不矛盾，只要犯罪者在良心上真诚悔过；这对某些社会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不过
无论如何，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可贵的先例给了我们一点希望。我们看到在西德，
在南非，在台湾，经过几十年后，都出现了这种和解。美国这些年，先后在１９８
８年对二战时日裔人道歉和赔偿；１９９３年对夏威夷土著道歉；２００９年对黑
奴制度向非裔道歉，２０１０年５月向印第安人的不公正道歉。２０１１年１月１
９日，华裔议员赵美心表示要争取对１８８２年排华法案正式道歉。我们拭目以待
。

不知中国人是否也要等到百年后，才能听到一声道歉。

对文革的思考还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对当世社会风气低下的焦虑。
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文革有许多普通人卷入相关联。如果我们只盼社会制度变革，
而人心不变，恐怕到头来等待我们的是一场更大的悲剧。致力于极权主义研究的汉
娜·阿伦特说过：“极权主义依靠的是纯粹多数的力量”。德国人曾经担忧：“对
道德责任的漠视，是纳粹大屠杀还会重演的重要因素。”这还是德国人说的话，他
们已经为自己前辈的罪孽做了足够的忏悔、道歉和赔偿；可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召唤
人类的同情心、羞耻心和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呢？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５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记录了１３０万受难者的名字
和生平资料。每年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都会在哈佛最
大的崴德勒图书馆前，轮流朗读二次大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几天。

住在波士顿的我们，大家也许都去看过，波士顿热闹的Quincy market北
面，有６个高达５４英尺的透明玻璃方柱。那是新英格兰纳粹大屠杀纪念碑。那６
个高高的空心玻璃柱代表了６个主要的纳粹灭绝营和集中营，玻璃板上刻着六百万
受难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囚号。他们的名字埋在每个柱子下面的方穴里。在一侧
的石碑上，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著名警句：

“起初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仍然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向我奔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写于二战后的１９４５年。它对德国的道德重建起了极大影响，今天也被
世界各色人种，为了各种目的引用和传播。许多人到波士顿来，不仅想看河对岸的
哈佛大学和ＭＩＴ，他们也想看看伫立在市政大楼后不远处的六个高高的玻璃方柱
，以及马丁＆＃８２２６；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警句，它几乎成了这座大屠杀纪念碑
的铭文了。

中国该建多少这种纪念碑、纪念塔、纪念馆？寥寥无几，相信早晚会出现。

前两年海地地震后，引起世界关注，为什么这个社会那么没有自救能力。一位
３０岁的海地小学女教师，说出了一番看似平凡，实为深刻的话。她说：“我们要
从基层、草根性上改造，否则再过３００年，再多外援，我们还是站不起来。”这
番话对我们同样重要。这也是有些人称我们社会急需“公民教育”，或是“重建社
会和伦理”的观念。也许中国还要等若干年后，才能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清楚；
才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懂得感恩，懂得敬畏，懂得宽容；也能分辨善恶、分辨是
非、分辨黑白的人。不管我们看得到还是看不到，我们所作的每一点努力，都会为
这个艰难历程助一把力，也许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我讲了为什么写《悲情大地》的心路历程，由于我不是专业作家，按照艺术标
准要求，这本小说肯定有不少地方值得推敲；我也不是史学家、哲学家，对文革的
深层次的探讨与反思不可能深刻和全面。我愿意倾听各种批评意见。

对于文革本身及其后遗症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现在中国又出现了肯定文革、
甚至号召第二次文革的不祥声音？是否是由于改革中出现了权贵阶层和官僚利益为
核心的体制，不受约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垄断了经济、政治、思想资源，不公正、
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等等。文革中特权政治已经转变成了特权经济。最危险的是中国
文化转型走向，在金钱和暴力面前又一次迷失了方向。大陆杀害幼儿、家人的骇人
听闻的案例，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红八月大兴县杀害地主灭族，包括幼儿的暴行。这
些问题是不是文革的后遗症和留下的畸形儿。究竟以什么方式缓解现实存在的严重
问题等等中国难题，值得深思。对文革，我将继续研究和思考；也希望更多的人一
起来研究和思考；我写此书，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那些经历过这场旷
世难有的历史的人们，一起提笔来写，来记录这段历史。

最后感谢张凤女士，感谢哈佛大学和哈佛文化作坊，感谢听众们和读者们！

２０１１年３月４日　哈佛文化作坊

□　原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