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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访李锐口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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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8 19: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锐话平生
2002年初,崔卫平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建议请李锐先生作口述自传。她知道,我和李锐先生比较熟悉,和李普先生共同编辑过一本李锐米寿文集,为他某些著作的出版也起过推动作用。同时,我对口述史学比较热心,和王俊义先生共同主编的《口述历史》丛书,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我知道,从事口述史学,选择采访对象十分重要。找到好的采访对象,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李锐先生当然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他生于1917年,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革命。后奔赴延安,编辑《解放日报》,经历了延安整风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到东北,担任过高岗和陈云的政治秘书。1949年南下创办《新湖南报》,50年代又回京创建国家水电工程总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因为三峡工程的争辩,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又因为倾向彭德怀而落难。改革开放后,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参加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他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是许多重大历史转折的亲历者。他如果愿意接受采访,很可能为当代史册增添凝重的一页。
我和李锐先生电话联系,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和崔卫平到李锐家中,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是摄影专家。他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这样的采访每周一次,大约持续了两个月。其间三峡工程总公司邀请李锐先生前往三峡工地考察,我和王绥琛还曾随行,边采访,边拍摄,从宜昌一路到重庆。李锐先生始终为三峡工程上马忧心忡忡,但对参加工程建设的水电队伍很有感情。
后来,崔卫平和王绥琛工作忙,退出了这项计划。我不擅长摄像,于是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2002年夏天,李老夫妇到北京郊区避暑,邀我同往,每天上午回忆往事,下午一起游泳,下围棋。当时他虽然已是八五高龄,但一下水就要游五、六百米,精神十分健硕。我们谈了半个多月,从延安时期一直谈到改革开放。
我请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本想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锐先生定稿,然后到《口述历史》丛刊连载。但登了一篇就没有继续下去。主要原因是李锐先生在家十分繁忙,各地客人登门拜访,川流不息。他每天写日记都要利用清晨时间。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出一篇,就再也改不出来了。我送去的稿子,他放在写字台上。他的写字台每天都有新收的信件、材料,有人请他作序,有人请他题字,有人送他新书和文章,使他的案头堆积如山,稿子很快就被淹没了。陆续发表的计划搁浅,我也忙别的事情去了。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8年。李锐的长女李南央找到我,说她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完成父亲生平日记和书信的整理,决定投入精力,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当时清点了一下,李锐先生2002年口述的绝大部分录音初稿都在。于是向她表示,你如果愿意整理,再好不过。一来你熟悉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交往,二来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三来你和父亲沟通比外人近便得多。同时我也告诉她,完成这项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最终如何请李锐先生本人抽出时间校订文稿。这项口述史学工作,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搁浅的。
李锐先当时已经年逾九旬,家中仍然宾客盈门。他写了一辈子文章,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了一家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精神推动力,终于让李锐先生在将近四年的光景里,不断挤出时间,陆续校订了李南央整理的文稿。
我深深地知道李南央为整理文稿付出了多少心血。我自己的体会是,整理一篇口述所花费的精力,甚至多于撰写同样篇幅的文章。在忠实于口述者本意的前提下,如何让文章条理清楚,文字流畅,并非易事。核对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也需要知识积累和考证功夫。李南央的本职工作是高能加速器的磁铁工程师。为了做好这件事,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如今,李锐先生已经是96岁的老人。让人欣慰的是,终于在他头脑清楚,还能握笔的时候,终于使这项工作收关。
参与这项口述史学工作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大学念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当时在课堂上获得的真知实在不多,接受的大多是权力锻造的历史假象。穿越遮蔽,寻找真相的历程,是在毕业之后若干年才逐步开始的。有幸聆听李锐先生详细地自述生平,并且有机会他从容地探讨切磋各种历史问题,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的脉动,许多历史场景,让我感到如临其境,这是从任何书本知识中都得不到的。
老人回忆生平,有人不时提问也十分有益,除了能提高追忆往事的兴致,还能增加回顾历史的不同视角。比如他到湖南办报,当时长沙是和平起义,他接管了原政府的报馆后,原有的职工都被留用。接管干部实行供给制,留用的职工不实行供给制。我问两部分人收入有什么差别,后来怎么接轨。他说当时他只管报纸的宣传导向,不管报社的经营管理。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回顾历史主要是政治的视角。而我希望增加社会、经济、文化的视角。这种代际的差异,使口述史学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a5a2a010184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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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13 20:26: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丁东:李锐话平生

 2002年初,崔卫平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建议请李锐先生作口述自传。她知道,我和李锐先生比较熟悉,和李普先生共同编辑过一本李锐米寿文集,为他某些著作的出版也起过推动作用。同时,我对口述史学比较热心,和王俊义先生共同主编的《口述历史》丛书,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我知道,从事口述史学,选择采访对象十分重要。找到好的采访对象,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李锐先生当然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他生于1917年,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革命。后奔赴延安,编辑《解放日报》,经历了延安整风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到东北,担任过高岗和陈云的政治秘书。1949年南下创办《新湖南报》,50年代又回京创建国家水电工程总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因为三峡工程的争辩,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又因为倾向彭德怀而落难。改革开放后,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参加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他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是许多重大历史转折的亲历者。他如果愿意接受采访,很可能为当代史册增添凝重的一页。

  我和李锐先生电话联系,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和崔卫平到李锐家中,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是摄影专家。他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这样的采访每周一次,大约持续了两个月。其间三峡工程总公司邀请李锐先生前往三峡工地考察,我和王绥琛还曾随行,边采访,边拍摄,从宜昌一路到重庆。李锐先生始终为三峡工程上马忧心忡忡,但对参加工程建设的水电队伍很有感情。

  后来,崔卫平和王绥琛工作忙,退出了这项计划。我不擅长摄像,于是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2002年夏天,李老夫妇到北京郊区避暑,邀我同往,每天上午回忆往事,下午一起游泳,下围棋。当时他虽然已是八五高龄,但一下水就要游五、六百米,精神十分健硕。我们谈了半个多月,从延安时期一直谈到改革开放。

  我请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本想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锐先生定稿,然后到《口述历史》丛刊连载。但登了一篇就没有继续下去。主要原因是李锐先生在家十分繁忙,各地客人登门拜访,川流不息。他每天写日记都要利用清晨时间。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出一篇,就再也改不出来了。我送去的稿子,他放在写字台上。他的写字台每天都有新收的信件、材料,有人请他作序,有人请他题字,有人送他新书和文章,使他的案头堆积如山,稿子很快就被淹没了。陆续发表的计划搁浅,我也忙别的事情去了。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8年。李锐的长女李南央找到我,说她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完成父亲生平日记和书信的整理,决定投入精力,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当时清点了一下,李锐先生2002年口述的绝大部分录音初稿都在。于是向她表示,你如果愿意整理,再好不过。一来你熟悉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交往,二来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三来你和父亲沟通比外人近便得多。同时我也告诉她,完成这项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最终如何请李锐先生本人抽出时间校订文稿。这项口述史学工作,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搁浅的。

  李锐先当时已经年逾九旬,家中仍然宾客盈门。他写了一辈子文章,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了一家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精神推动力,终于让李锐先生在将近四年的光景里,不断挤出时间,陆续校订了李南央整理的文稿。

  我深深地知道李南央为整理文稿付出了多少心血。我自己的体会是,整理一篇口述所花费的精力,甚至多于撰写同样篇幅的文章。在忠实于口述者本意的前提下,如何让文章条理清楚,文字流畅,并非易事。核对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也需要知识积累和考证功夫。李南央的本职工作是高能加速器的磁铁工程师。为了做好这件事,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如今,李锐先生已经是96岁的老人。让人欣慰的是,终于在他头脑清楚,还能握笔的时候,终于使这项工作收关。

  参与这项口述史学工作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大学念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当时在课堂上获得的真知实在不多,接受的大多是权力锻造的历史假象。穿越遮蔽,寻找真相的历程,是在毕业之后若干年才逐步开始的。有幸聆听李锐先生详细地自述生平,并且有机会他从容地探讨切磋各种历史问题,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的脉动,许多历史场景,让我感到如临其境,这是从任何书本知识中都得不到的。

  老人回忆生平,有人不时提问也十分有益,除了能提高追忆往事的兴致,还能增加回顾历史的不同视角。比如他到湖南办报,当时长沙是和平起义,他接管了原政府的报馆后,原有的职工都被留用。接管干部实行供给制,留用的职工不实行供给制。我问两部分人收入有什么差别,后来怎么接轨。他说当时他只管报纸的宣传导向,不管报社的经营管理。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回顾历史主要是政治的视角。而我希望增加社会、经济、文化的视角。这种代际的差异,使口述史学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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