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司令”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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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诚在家中抱着外甥宝宝亲 了又亲。他的家中堆满了各种与毛泽东有关的物品（图 苏嘉溪）


在常州合唱团2012年的最后一次排练上，戴诚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尽情指挥合唱（图 苏嘉溪）

　　几十年来，几乎没人见过戴诚穿长袖衣服。雪白的短袖衬衣被闪着光的黑色皮带束在藏青的西裤里。衣袋口金色的毛泽东像虽小，却是全身上下最耀眼的地方。一块戴了多年的表，一双皮鞋，装束简单到无从赘述。
　　除了演出，这样的标配几十年未变。他像一棵常青树，令四季更替在他身上无计可施；也令他在这个雪前的寒冬变得尤为突兀。那些绕道而行的异样目光，并未让他有丝毫不适，相反，他倒像个人来疯的孩子，提高了嗓门说话，反复强调他的观点：对目前的社会，应该“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
　　这一次，戴诚出名了。开着几千块买来的20年二手老尼桑，他比平常更精神抖擞。火车站边有人递过来一摞最新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是他。不断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断打电话给他认为需要通知的人。
　　这是毛泽东诞辰119年演出结束后第一天。27天前，在人民大会堂“盛世欢歌”演出现场的不快经历，被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喜悦取代。寒风冷雨中，一周4次的合唱团排练仍旧火热进行。他被他的“毛派”同仁封为“中国红歌总司令”，他被媒体关注正是从那场“盛世欢歌”的闹剧开始。
　　
“盛世欢歌”
　　去年9月，戴诚接到北京一位“杜老师”的电话，自称是第二届“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暨颁奖典礼”组委会工作人员，邀请他经营近二十年的常州合唱团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不是比赛，是演出。”
　　这对戴诚来说，并不意外。就在9月，中央电视台“歌声与微笑”栏目到常州对合唱团进行了拍摄，只是“节目还没有播出”。直到12月末，合唱团排练场地内，“热烈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红色横幅依然高高挂着。
　　这也不是常州合唱团第一次进京演出。十年前，戴诚就带着正式组建的常州合唱团一行98人，到北京参加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老年合唱比赛。没有费用支持，只能大家自掏腰包。“一提到钱，立马鸦雀无声。”最后98人只有42人报名，“一喊，‘戴主席出钱’，一下子98人都愿意了。”
　　“许多老人一辈子没去过首都”，戴诚觉得拉下谁都不好，于是把自家房子卖了15 . 2万元，把老家的旧房子一层卖了5万元。这样的痴狂，当然让妻子难以忍受，气回了娘家。夫妻因此分居六七年，互不往来。
　　卖房费加上四处举债，东拼西凑八十多万元，终于够“往返北京十天的”。原本只能火车去，最后他从旅行社订了两辆大巴，98人高高兴兴地北京10日，旅游加比赛。
　　十年后的受邀并未让戴诚喜出望外，“我们已去人民大会堂演出过。”两年前，常州合唱团曾被邀请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文艺晚会。但“组委会”的另一个说法让他觉得意义重大：正值十八大，“要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演出”。
　　“每人交2000元”，和十年前一样，费用问题再度让合唱团成员犹豫了。但是戴诚依然豪气万丈，再一次以个人名义借债30万元。11月28日，车身贴着“常州合唱团应邀赴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团”，戴诚带着合唱团131人浩浩荡荡开赴北京。
　　在北京，戴诚没等来他所要的“重大意义”。12月1日下午，131人一身“戎装”，打扮停当，来到人民大会堂，却傻了眼。
　　“大概六十个团，六千多人在闹。”戴诚和他的合唱团站在最后，看着台上各种撒泼和“义正词严”的口号，瞬时也乱了方寸。
　　在现场录制的视频画面上：几位干练的老人坐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台上，对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睥睨而视；混乱中一位看似领袖的中年妇女试图“主持大局”，上台言辞有力地说：“做什么事情，都得讲道理、都得按原则来，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问题不解决，我们谁都不离开现场！”不久，音乐响起，铿锵有力的红色歌曲响彻宴会厅。现场的老年人纷纷拿出手机，四处走动拍摄当时场景。有人对自己的团员振臂一呼：“上台来！上台来！讨个说法！”也有人一脸无辜，懵懂地坐在场边……
　　现场诉求各异，有的因为没有安排组委会曾允诺的旅游；许多团到人民大会堂后，发现已有团在走台，自己并未被选拔到人民大会堂演出，感觉被选节目早已“内定”，参演地点也并非万人报告厅……
　　由此而起的闹场愈演愈烈，戴诚觉得自己和团员“不能添乱”，他组织合唱团在一边唱起了《东方红》。但这并未阻止乱状升级，甚至有人开始围攻现场工作人员。直到翌日凌晨两点，组委会允诺退还每人2000元的收费，人群才散去。此前，常州合唱团已经有4人相继晕倒。
　　凌晨5点多，戴诚带着合唱团疲惫地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时，看到路边堆了很多面包和蛋糕，戴诚顺手拿来几个吃了充饥，“这还让我回来拉肚子了。”
　　混乱之中，戴诚几度发表了试图组织大家有序的演讲，但最后很委屈地被冠以“叛徒”之名。兴致勃勃而往的常州合唱团，在12月5日灰头土脸地回了常州。
　　两天后，戴诚在团内展开反思和“整风”，老人们开始相互检举，在将一名参与讨要费用的团员除名后，他崩溃地失声痛哭。
　　
“乱世偷生”
　　出身老革命家庭的戴诚，家里最多的“图腾”是毛泽东像。一人高的半身石膏像摆在大门正前方，红色对联也是毛泽东诗词。一层125平方米的复式回迁公寓里，外孙的玩具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混杂在一起。
　　二楼是戴诚的世界：10平方米的房间，被两千册红色的毛泽东书籍围绕，一年四季一床被褥居于其间；对门房间是他的中医研究室，堆放着中医书籍，床榻上两件换洗的白色短袖衬衫堆成一团；另一间被他称为“音乐室”的阁楼内，一张书桌，有音乐播放设备；另有贴满毛泽东语录和诗词的房间，以会议室的样式摆放着桌椅……所有这些房间都显得凌乱，以至于找起东西来，戴诚要一个个房间翻。
　　将这些房间联系在一起的是贴在墙上的织锦毛泽东照片，以及戴诚本人的演出照片。整间屋子最肃穆处，除了毛泽东像，就是露台上戴诚父亲戴凤的紫砂石像。
　　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贫农阶层”，是毛泽东之外，深深影响戴诚的人。在30公里外的长江对岸，还在泰兴时候的父亲便是戴诚心目中的英雄：“他是那里的游击队长，方圆百里内，一提到我父亲——戴凤来了，国民党就要逃了。他本来叫戴金坤，后来参加革命，组织帮他改了现在这个名字，建国以后，他要把名字改过来，组织上未予同意，就一直是这个名字。”
　　渡江战役中，戴凤是连指导员，过了江，“在常州西郊受了伤，就留在当地。因为穷人出身，没有文化，就靠入伍后学了几个字，所以当时是常州市西郊供销社副主任。”
　　红色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至今戴诚认为：“很多人想不通，认为被斗了，我认为‘文革’是好的，‘文革’是对干部的素质检查，形象检查，廉政检查，为人检查，我父亲同样是干部，为什么没被斗呢？因为他始终就是没有等级观念。‘文革’那些倒霉的干部是取决于他的为人，我父亲下到扫垃圾的，很穷的农民，上到官员，都愿意跟他来往，谁有困难，只要找我父亲，我父亲都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帮忙解决。”
　　事实上，“文革”发生的时候戴诚13岁，读五年级。学校停课之后，戴诚便成为积极的红小兵，忙着到处刷标语。当地有两大派系：工农学和主力军。“我那时候就在工农学，也就是保皇派，主力军才确实是劳苦大众。其实保皇派这一伙人是刘少奇、邓小平操纵的，我现在才知道站错了。毛主席是用‘文革’纠正中央路线的错误，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干部，让干部不离开共产党的宗旨，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保皇派不就错了吗？那个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辈子都过去了。”
　　“‘文革’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开头大家抢毛主席像章戴，那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个很规矩的人，我们就弄不到毛主席像章，我自己做了个语录牌挂在自己身上，用红的蜡光纸，贴在硬纸板上，用别针别在身上，上面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武斗发生时，戴诚一家住在常州西郊小镇上，“我们那里还可以的，只知道城里面打起来了，武斗乱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一听说主力军打过来了，就往乡下逃，逃了几天，再回去，东逃西逃。”
　　虽然东躲西藏，戴诚却将此阶段划归为“人生辉煌时期”，因为此时的他信仰清晰，“就是信毛主席。所有的干部都像我父亲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和现在的贪污腐败、自私自利完全不同。”
　　
信仰迷惘
　　“我的信仰是走了歪路的。”1976年，戴诚参加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写标语，放哀乐。在工厂，把哀乐放得高得不得了，悼念周恩来。”戴诚认为这是“歪路”的开始。
　　1970年，戴诚进了工厂，“一直以来都是先进生产者、优秀学员，他妈的为了悼念周恩来，当了反革命，关了3个多月。”他参加游行，写标语，没多久便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监狱的3个月，他一直在心里骂先前信仰的毛泽东。
　　出狱后，有一日他沿着古运河走，捡到一张电影胶片，那是一部新闻纪录片，“邓小平接见外国人的一个镜头”，一如其以后珍爱有关毛泽东的一切事物一样，他珍爱着这张胶片，信仰也在其心里产生了变化。
　　坐牢是改变他信仰的直接原因，“有这么一段弯路，当时感觉是因为毛主席不公，把邓小平打倒了，害得我也当了反革命。”
　　一下子从先进生产者变成“反革命”，戴诚觉得：“这下完蛋了。但当时我还是坚定的。我们出去写标语，是有人叫我写的，不是我主动出来写的。有些是领导交代的。他们关我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这些人交代出来，但我没有招。我为什么没有招，因为我们这些人不是反毛主席的，我们没有反毛主席，我们只不过是纪念周恩来而已，只是心照不宣，纪念周恩来是为邓小平平反。其实，还是起了反毛主席的作用。但是，我们心里并没有想到要反对毛主席。”
　　戴诚这样在心里、嘴里埋怨毛泽东，“骂了将近一年，后来我爸说了句话：你这样是对不起毛主席的，你会看到的。”这句话让戴诚重新反思信仰问题。
　　“怨归怨，对毛主席的感情总还在，因为从小父母就教育我，我父亲8岁，光着脚，没裤子，在雪地里帮地主放牛，我们是贫苦人出身，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子的。骂归骂，骂是情绪的发泄。真正要去否定和反对毛主席，这个是不可能的。”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因为唐山大地震刚过，戴诚随家人住在屋外，“所有人都悲痛，整个世界好像都沉寂下来了。”
　　9日当天，戴诚和家人就有了不祥预感。“上午广播喇叭里有预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3点钟有重要广播。当时想，不会毛主席不行了吧。那时公社里有台电视机，我们敲不开门，翻墙进去看毛主席。下午3点钟，喇叭里就响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4个单位一报，就知道完蛋了。当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了，我看天看了好几次，连续好几天看天，看天是什么颜色，当时‘文革’担心修正主义变天，那时候思维简单，变天就觉得是天的颜色要变了。“
　　戴诚和周围所有人都“当然”地掉了眼泪，“因为毛主席就是太阳，没有太阳就没有温暖，工厂里开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个医生，都晕过去了。”
　　毛泽东的逝世，让戴诚的“歪路”开始逐渐转向他所认为的“正途”。“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就看得很清楚了，老百姓开始过不太平的日子。我不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我身边的环境，我身边的那些干部的举动、言语，跟毛主席那时候不一样了。原来，老百姓看到的干部很亲切，始终都是自己人的感觉，不趾高气扬，完全没有身价，很随和；毛主席走以后，没多长时间，一两年时间，干部就开始变得自私自利起来，直到现在贪官污吏。”
　　戴诚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社会秩序混乱，人开始自私，干部开始败家，说话嗓门也大了，我意识到这种社会现象不行了。本来有一个领袖，毛主席，后来没人管死活了。感觉政府怎么能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怎么不管老百姓死活呢，这是现实。”
　　这种彷徨和苦闷成为戴诚心里巨大的压力，“每天都生活在紧张中，紧张得肝炎都出来了，气管炎，胃病，关节炎，腰疼……各种病症紧随而至。到后来，每月至少打3次吊针，一次两瓶水，没两瓶水，40度的高烧就降不下去。”事到如今，这些病痛已阔别他30年之久，“这也得归功于毛主席。”
　　1980年，戴诚从工厂调到常州机械工业局。“因为我这个人天生是个工作狂，从小毛主席教育，再加上家庭严格教育，对事业特别看重。一感冒，我就晚上回去打吊针，这样白天就不影响工作。我首先要向党，向毛主席，然后向我们科长汇报，以积极的工作来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教导。”
　　但是，长时间打吊针成了药物依赖，“离开吊瓶就没办法过日子了，后来偶然看到一本书上说毛主席的‘野蛮体魄’，就是洗冷水澡得来的。我就开始洗冷水澡。刚开始没有经验，往外面一站，一缸子冷水，哗，浇上来，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浇了水毛巾都来不及擦，头上咣当咣当响起来了，头发都已经结成了冰。但是，就这样3年以后，下雪了，我还是一件衣服，一条裤子。”
　　戴诚从1982年12月开始，坚持每天早晨洗冷水澡一直到第二年4月，“这4个月间就再也没有感冒”。
　　但4个月后，又感冒了，“我还不相信你了！我他妈的用一个很大的盆，把冷水放满了，我就在里面泡，泡半个小时，发烧的时候泡，整个人都僵了，都爬不出来了，半个小时后，烧就退了。从此到现在，不感冒。”
　　或许是这样的“奇迹”真正治愈了戴诚信仰的迷惘，他重新回到了之前坚持的“毛泽东信仰”上来。
　　
毛泽东诞辰纪元
　　找回了信仰的戴诚依然苦闷，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他怀念过去，厌恶当下。直到他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一个念头突然在戴诚脑海中闪现：“我可以去敬老院唱毛主席的歌，以庆祝这个日子。”戴诚于是在26日这天，一个人到福利院捐了5000元，给每个老人送了个搪瓷杯和热水袋，意为“饮水思源和暖心窝，因为有了毛主席，发动人民战争，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5000年的封建主义。”
　　此时的戴诚是常州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办公室的城管，“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戴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初中五十多个同学，唯独我是公务员，他们下岗的下岗，没有职业的没有职业，我还能拿六千多元一个月。人要跟下比，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生活要低标准，思想要高标准。”
　　那一年，戴诚还不会唱歌，也不懂演出，他只是一个人跑到福利院唱了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毛泽东诞辰101周年那一天，戴诚还是到福利院去了，还是一个人。
　　毛泽东诞辰102周年时，戴诚和十几个朋友在一名声乐老师的带领下，到其中一个学生开的歌厅里，“唱歌颂毛主席的歌。”那一年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一波唱红歌的声乐大赛。“其实1993年，全国规模是最大的，之后谁也没有这样纪念过毛主席。”
　　自此，戴诚开始学声乐，和一群比他年幼十多岁的“师兄师姐”一同拜师学艺。
　　毛泽东诞辰103周年时，戴诚再次召集了这些师兄师姐十多人，请了一个5人小乐队，一同到福利院唱歌。
　　“后来我想，光在福利院唱，看的人实在太少了，要来个大动作。”在毛泽东诞辰104周年，戴诚带着师兄师姐进入常州影剧院，当时的蓝铃影剧院，面对1100个座位，戴诚把亲朋好友、兄弟姊妹全部拉过去，再从福利院把一百多位孤残老人接到剧场，一场勉强的演出正儿八经地开始了。
　　“他们听说是唱毛主席的，就没要场地费，常州有线电视台去了5台摄像机，把整台演出全部拍下来。第一首歌《东方红》唱完后，全场好多人在掉泪，录像上都有。”
　　毛泽东诞辰105周年，规模继续扩大。常州一个老战士合唱团加入演出，“他们来了好几十人，那场演出就七八十个人参加。”
　　就这样，每年的毛泽东诞辰都成了戴诚的“大日子”，演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对于“红歌”的概念，戴诚有自己的见解：“这个年代的红歌违背了历史事实，篡改了历史事实，用这种旋律来吸引人，歌词其实改得一塌糊涂。《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现在改成：共产党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啊，多么温暖，多么慈祥。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他有脸吗，他没有脸！荒唐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走在大路上》：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现在变成：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队伍。这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此外，戴诚拒绝唱诸如《春天的故事》等后来加入的“红歌”。
　　在毛泽东诞辰演出日渐壮大的同时，从2002年北京行之后，戴诚为合唱团事业的举债已经高达250万元。
　　尽管从1996年开始，做城管的戴诚发现了另一个商机：卖热带鱼。“红歌事业将养鱼赚的50万全赔上了。”
　　1998年，卖鱼生意扩大，戴诚获得低价承包常州郊区雕庄乡十多亩鱼池的机会。“口头讲好租赁30年，乡长跟我保证没问题，后来签协议，协议是5年一签，乡长人也蛮好的。4年不到，传来噩耗，乡长喝醉酒，撞到卡车死了。我心想麻烦来了，果然，立马就有风刮过来说，一到期乡里要收回了。当时是一片荒地，我造了三间三层楼，两间两层楼，一间平房，近三千平米的水泥鱼池。”
　　戴诚就此卷进一场民事诉讼纠纷中。一审、二审判决已出，他必须交回所租土地。他在北京找了个最高法院的关系，“最高院直接下函到江苏省高院，要求发回重审。”
　　面对无人肯作证的情况，戴诚也使了点伎俩。他找了几个彪形大汉，围着渔场转了一圈，向渔场场长放话威胁：“认准这个地方！”随后戴诚的律师找到渔场场长，轻松做了新的律师笔录。
　　最终戴诚不得不交出租赁土地，但作为妥协，他获得了两套回迁房补偿，以及部分补偿款。戴诚卖掉其中一套房还了债，也解决了2002年卖房带团北上后无房可住、露宿破旧面包车的困局。
　　那是戴诚不堪回首的一年，整个夏天都住在发烫的破面包车里；一天只吃两餐，到街头捡剩饭剩菜。即便如此，他仍带着合唱团近一百人排练，妻子弃他而去。理解他的只剩下在上海艺术培训中心做声乐培训的女儿。“她来听了我的毛主席诞辰表演，她被感动了。”2012年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演出，女儿回来为整场晚会做主持。
　　在常州市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陈旧的教学楼内，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头像，头顶几架落满灰尘的吊扇……一切都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
　　戴诚站在穿裹着厚实冬衣的四十多名老人面前，白色短袖衬衫里是一个激越的灵魂，做着夸张的表情。他们没有正规的声乐练习，唱山歌般地呼喊，墙头硕大的“喔”字，用以对口型，兴起之时，戴诚站上凳子指挥。间或响起《东方红》的手机铃声，包括彩铃在内，那是戴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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