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勋：廖汉生同“四人帮”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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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邓小平亲授指示 廖汉生同“四人帮”的斗争


陈杰勋


1960 年1 月至1967 年1 月，廖汉生在北京军区政委岗位上工作了整整7 年。随后，他被关押了5年半，出来后靠边站了1 年半，加起来也是7年。

1975 年2 月16 日，中央军委发出电报通知，将廖汉生调往“四人帮”政治发迹并重点经营的华东地区，担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他接到命令，当即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

　　叶剑英、邓小平亲授指示

2 月19 日上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接见了廖汉生，代表中央军委对廖汉生到南京军区工作给予指示。他说：南京军区存有派性，因此你去了以后不要随意表态和急于表态。对你自己作介绍时，对于“文革”中曾被打倒的那一段情况可以概括地说“有错误”，不要谈其他问题。接着，叶剑英向他谈了中央军委对于军队精简整编的设想，要解决臃肿的问题。军队应当做到，一旦打起仗来说走就能走。军一级干部的配备，除了配备军政一把手外可以配备一个副职随军行动，另外配两个副职当战争来临时，承担扩编部队的任务。叶剑英谈到干部问题时强调：一是要配齐各级领导班子，二是能够工作的干部要分配工作，三是编余的干部要作适当的处理，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可以成立顾问组，平时帮助做民兵工作，战时承担扩编任务。叶剑英向廖汉生透露：中央准备发两个文件，把仍然被关的干部放出来，在落实政策上，中央做出标杆来，下面就好办了。南京军区也要这样做，要贯彻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最后，叶剑英鼓励廖汉生说：“要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廖汉生当场向叶剑英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按照叶副主席的指示大胆工作。

2 月25 日上午10 时，廖汉生来到住在东城区宽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家里听取指示。邓小平向他介绍了华东几个省市的派性问题，指出：尤其是浙江问题较多，对此，南京军区无能为力，那里一直是中央在管，由王洪文负责。邓小平要求廖汉生：对毛主席的指示“安定团结”、“军队要整顿，要统一编制”、“提高党性，消灭派性”、“提高纪律性”等要大力宣传，不论是召开会议还是与干部谈话都要讲这些。邓小平还告诉廖汉生为了解决派性问题，中央军委即将对一些干部和部队进行调动。邓小平要求廖汉生同司令员丁盛商量干部配备和部队调动问题，要认真考虑，提出方案，此事不能急，也不能太迟。最后邓小平对廖汉生也提出要求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要保持这个，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同时你也要谨慎。”

　　经过就任前的两次谈话后，廖汉生对南京军区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全面的了解，对今后的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抓整顿从领导作风入手

2月28日上午，廖汉生从西郊机场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 军用飞机，前往南京军区上任。3 月3 日，南京军区在礼堂为廖汉生到职举行欢迎大会。在欢迎会上，廖汉生向到会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军委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然后作了简短发言，中心是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接着廖汉生表了个态：“听说过去有这家山头，那家山头，过去的事情我不管，从现在开始，谁的工作做好了就表扬，做不好就批评。我自己绝不搞什么‘廖家山头’！”

1975 年春，为了改变自“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首先整顿铁路，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等文件发到部队，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抓整顿，首先从整顿领导班子、领导作风开始。3 月10 日，廖汉生到任的第十天，他参加了军区党委常委暨首长办公会议。廖汉生提出建议，大家讨论，决定恢复党委常委工作制度，将党委常委会议与首长办公会议区别开来，一切行政问题由首长办公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党内事务由党委书记主持常委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并形成纪要。

4 月3 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了落实政策中的干部分配问题，一次就确定了20 多名军、师职干部的工作分配。会议还明确提出：所谓“五·一六分子”搞错了的就要平反，所谓“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应该尽快查清结案。现在查不清应根据现有材料作出结论，今后如发现新的问题，则由本人负责。对于审查期间形成的所有材料，本人写的退交本人处理。他人搞的由组织负责销毁，其亲属子女档案中被塞进的这类材料应通知有关单位予以撤销。平反一个干部，就要按照干部调动原则尽快分配工作。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军区党委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精神，于4 月中旬召开编制会议，采取多种措施逐步压缩和安置了一些超编干部。

　　此外，廖汉生还建立起集中办公制度。初到南京，廖汉生看到军区首长们都在各自的家里办公，文件送到家里，秘书住在家里。军区首长住得相当分散，遍布南京城的各个角落，常常是一份文件或电报，要由办公室派人跑遍全城传送，一个首长一个首长地批阅、画圈，一传就是好几天。这样一种分散的工作状态不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不符合准备打仗的要求，不便于集体讨论决策，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保密。因此，廖汉生在到任两个月后，在办公会议上正式提出军区领导在家办公的问题，并且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样不行，我们身为军区首长，总在家里批文件、看电报是不行的，文电送到家里不利于保密，谁都有可能看到，首长们不见面也不便于交换意见。”他提议：“军区首长一律到机关来上班，有病的人可以住医院，不住医院的病号可以上半天班。不管有什么病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能看电报，无论如何不能把电报送到家里去。”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于是，首长集中办公制度建立起来，首长办公室也搞起来了，大家自觉地按照机关的工作时间上下班。廖汉生还吩咐司令部办公室的同志：“电报、文件一律不得往首长家里送，要看只能到办公室来看。”廖汉生自己每天早上8 点钟以前就来到办公室，下班时差一分钟也不走，凡是公事都到办公室谈。首长们到机关集中办公的举动在军区机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称好！与此同时，廖汉生还提议建立首长集体学习制度，得到军区首长的同意。每个星期一、三、五下午，在家的军区首长在一起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除了外出、开会、看病等请假的以外，有几个算几个，即使只有两三个人也坚持学习。

　　抓部队作风整顿

　　整顿领导作风，建立起正规的军区党委和首长工作制度之后，军区党委紧接着抓部队的作风整顿。4 月间，军区召开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廖汉生逐一听取了苏、浙、皖3 个省军区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及军区所属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单位的汇报。汇报中反映：在第一季度中部队的伤亡事故很严重，军容风纪也很差。他随即在行政管理会上提出：“必须大力整顿，提高组织纪律性，要把我们的部队整顿得像个军队的样子来。”4月22 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陪金日成主席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到南京，进行为期两天的友好访问。利用活动间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丁盛和廖汉生来到中山陵9 号邓小平的住地，向他简要汇报了南京军区的工作。邓小平谈到当时全国各行各业正在进行的整顿时，说：部队的整顿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徐州整顿铁路的经验应运用于军队。邓小平的指示增强了廖汉生抓整顿的决心和信心。南京军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进一步加大了整顿力度。6 月下旬到7 月中旬，丁盛和廖汉生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集中讨论精简整编和整顿问题，通过总参、总政、总后提出的《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剑英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过去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不遵守纪律，乱发文件。“九·一三事件”以后，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乱发文件，但是现在也有个别同志不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以后部队对此类事情要顶住。虽然叶剑英没有点名“个别人”指的是谁，但是廖汉生心里非常清楚，指的就是江青等人。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还把丁盛和廖汉生叫到西山驻地，郑重地告诉他们：毛主席多次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批评他们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叶剑英提醒，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廖汉生当即向叶剑英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叶剑英的话，使廖汉生对“四人帮”的问题有所警惕，廖汉生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对“四人帮”一些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

　　在长期受派性困扰的浙江省军区，廖汉生在宣讲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还向省军区领导班子成员提出：“不管你过去是什么山上派、山下派，这派那派都是‘文革’中搞运动的产物。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这么多年了，必须清除派性，派性账要算到林彪一伙的身上，广大干部、群众都是好的。我们共产党内不能再有派别了，我们军队尤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坚决服从命令。在座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工作上要互相支持，不能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下部队时，廖汉生要求各部队一律不许接送，他带着地图一路找一路走。来到部队，他听取工作汇报时，要求部队领导不要念稿子，问什么答什么，如果准备了材料，他就带回去仔细看。在连队、哨所等小、远、散的单位，他总要问干部战士，认识不认识同来的军长、师长、团长们。有的说认识，他就当场提出表扬；有的根本不认识，他就当场提出批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1976年1 月，廖汉生带领军区工作队沿长江经镇江、江阴、沙洲、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一线，勘察地形，视察部队。9日清晨，廖汉生在无锡驻军营区做继续出发的准备，惊悉周恩来总理于1 月8 日与世长辞，他心里充满悲痛。

2 月8 日晚，周恩来逝世仅仅1 个月，廖汉生就接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宝奇打来的电话，他向廖汉生谈了参加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的情况。上海市一些人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判邓小平搞整顿，是“右倾翻案风”。廖汉生当即将上海警备区报告的情况向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从2 月初到2 月中旬短短的十几天里，中央接连发出[1976] 1、2、3号文件。与此同时，报刊上接连刊载了《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批判文章。

2 月18 日，廖汉生乘火车前往北京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19日晚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叫做“十二省市负责同志打招呼会议”，由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召集，参加者为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12 省、市、自治区和沈阳、北京、济南、南京4 大军区及所属军区的老、中、青负责同志，还有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到会，但排除了叶剑英、邓小平。会议以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为名，批判邓小平提出以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改变以阶段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第二天，会议参加者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集体听取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谢静宜等人介绍该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在“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人们一方面对“四人帮”的种种做法越来越不满，一方面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这种情绪随着清明的临近越来越强烈。从3月30日起，南京街头与长江大桥上陆续出现群众自发张贴的大标语、大字报，点名或不点名地指向“四人帮”一伙。鼓楼广场贴出大标语，点名反对张春桥、江青等。这天晚上，中央军委来电话询问南京的情况，廖汉生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如实作了反映。

4 月2 日上午，江苏省委常委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4月1 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指出：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4 月7 日晚8 点，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同时播出中央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4 月14 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江苏省委彭冲、杨广立和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4 人立即去北京。4 月16 日晚，廖汉生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先到会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对他说：“你们要注意。”廖汉生已感到事情不好，一会儿，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宽敞的东大厅里一边坐的是除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一边是南京赶来的彭冲、杨广立、丁盛和廖汉生。这种场面使廖汉生感到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说明：找你们来，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接着点出会议的主题：今天政治局请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同志，江苏省委彭冲、杨广立同志到中央来谈一下。南京这个政治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很严重，上次打电话要你们认真追查一下，这次找你们来，谈了就回去。

　　主持人问：彭冲和杨广立谁汇报？杨广立说：“彭冲同志汇报。”彭冲讲了几句。杨广立插话上来，两个人讲得不一致，结果江青等人当场把彭冲批了一通。轮到南京军区汇报时，应该是丁盛先讲。但他对廖汉生说：“我精神不好，还是你先讲吧。”于是廖汉生先汇报，还没讲几句，有人插话说：北京镇压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后，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在报道中把他讲的三个“好的很”删掉了两个。姚文元马上接过来说：“《人民日报》我就没有删嘛。”江青指着廖汉生说：“你是政治委员，你为什么不制止？”廖汉生反问道：“我在北京，怎么制止？”廖汉生感到这次会议的矛头似乎主要是要批彭冲和他的。

　　接下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先后讲话，批评廖汉生他们说：你们江苏各地的标语搞得早，面很广，内容很坏，其他省也有，但没有你们广泛。南京比较早，面比较大，影响全国。当时为了保护群众，中央电话通知上没有写“反革命”三个字。一个晚上同时到火车上刷大标语，这是有预谋的，让火车带到全国跑。在梅园新村，南京大学的学生冲进去就有那个苗头。如果开始认识不足，那么中央发了两个电话通知以后，江苏省委、南京军区的态度不够明朗，查得不力。从来信中反映，有的单位领导有抵触，联系到去年的谣言四起，到今年没人追查，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这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你们那里的问题没有揭出来，不如北京。军区、省委不要认为事情过去了，不然就被动了。江青在发言中还再次指责廖汉生“欺负”他人。廖汉生火了，当场就顶她说：“今天是在政治局召集的会议上，我工作中有错误可以检查，政治局也可以派人来查，但我没有欺负他人。”会场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时，有人出来打圆场，对廖汉生说：“她开个玩笑嘛。”江青也立即改口说：“哎呀，开个玩笑。我们都是老熟人嘛！”接着她又说：“你们部队在沙家店战斗打得很好嘛！”她一下子把话题扯到1947 年的西北战场上去了。这么一打岔，事情才暂时过去。

　　最后，政治局要求：回去以后，必须接受教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严肃追查谣言，打击谣言的制造者，坚决镇压反革命。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担当上海防暴的重任


1976 年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年。7月7日，朱德因病逝世；7月28 日，唐山等地发生强烈地震，数十万人死伤。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听到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廖汉生悲痛得泣不成声。

9月15日晚，廖汉生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下决心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办公厅，急切请求批准他去北京吊唁。

16 日凌晨2 时，廖汉生终于接到军委办公厅的答复电话：中央批准他去北京参加吊唁，瞻仰遗容，并参加守灵。他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日上午8 时，从北京派来接他的飞机抵达南京。廖汉生立即登机，经过1 小时40 分钟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奉陈锡联之命前来接他，一路上向他说明了批准来京的过程，并告诉廖汉生，他可以参加吊唁和守灵，但是名字不能见报。

16 日16 时，廖汉生来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毛主席遗体前，致敬默哀。望着毛主席的遗容，他百感交集，忍不住痛哭起来，直至返回东大厅仍然泣不成声。5 分钟后，他强压悲痛，再次来到北大厅肃立在毛主席的遗体旁，为他守灵30分钟。

17 日早晨，专机送廖汉生返回南京。

1976 年10 月7 日上午，廖汉生接到中央军委陈锡联的紧急电话通知：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的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

　　专机是从上海过来的，到达南京已是中午，随飞机来的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10 月7 日16时，专机抵达北京，廖汉生住进京西宾馆。按照以往开会的惯例，廖汉生住下后，首先叫秘书张玉江向会务组报到。一会儿，张玉江报告说：没有会务组。开会没会务组，廖汉生感到奇怪，去问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他们也不知道。

　　晚上10 时30 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随行工作人员一个也不许跟去。廖汉生立即起身，匆匆下楼，乘坐军委办公厅的4 辆红旗轿车驶出京西宾馆大门，朝着西北方的郊外驶去。车子很快就来到玉泉山9 号楼。参加会议的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3 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议室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 日下午5 时，他们继续到玉泉山开会，南京、济南、武汉3 个军区的同志一一发言，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叶剑英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作出决策的经过，并说政治局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南京军区一项任务：防止“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发动武装暴乱。军委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廖汉生和丁盛交代了任务，要求他们密切注意上海的动向。他们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商量防范措施。廖汉生提议：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暴乱，可以利用临近冬季，按惯例部队进行野营拉练这样一种方式，把驻江苏的第六十军和驻浙江的第一军分别向东拉，形成对上海的包围态势，一旦有事就可以迅速进入上海。但军委决定暂时不要动，一动就可能会打草惊蛇。

9 日晚上10 点，彭冲、许家屯、丁盛和廖汉生又被中央政治局找去，华国锋等向他们作了指示：回去以后的传达权，政治局不作统一规定，由省委和军区自己掌握，逐级传达。同时华国锋还说明了南京军区过去这个、那个运动的一些情况：中央过去对南京军区的批评“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这是“四人帮”为了压南京军区，由张春桥提出的，是别有用心的。

10月10日中午，廖汉生乘坐一架伊尔-18 飞机返回南京，马天水等人留在北京。当天下午，廖汉生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军区首长、原本离职休养的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同志们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群情振奋。

　　就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们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又看到马天水等人相继被中央叫到北京开会，他们推测可能出事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于10 月9日命令所属民兵进入一级战备，突击给民兵发枪、发弹，有人找到上海警备区干部，要求有所动作。这些人还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一些人主张“干了”，先占领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另一些人主张等一等，“等马老回来再说”。中央政治局把马天水等人留在北京，要丁盛、廖汉生先回来布置防范措施，就是为了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们摸不着头脑，打乱他们的计划。

　　为防止暴乱，中央军委最终批准了廖汉生早先的想法，将驻江苏第六十军和驻浙江第一军分别向上海方向进行“野营拉练”。

13 日，杨成武打来电话，转达了陈锡联的指示：上海的马天水、徐学贤、王秀珍等4 人已经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中央今天就让他们返回上海，估计不致发生大问题。目前全军很稳定，全国也很稳定。

　　廖汉生立即将电话提示的内容分别转告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海军东海舰队政委方正平等，同时也将上海民兵指挥部下令民兵进入一级战备的情况报告给杨成武。17日零时，杨成武再次打来电话，转达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已经给上海市委发出电话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当天下午，军委领导陈锡联又接连3 次给廖汉生打电话，作出有关指示：根据中央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组成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并将担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22日凌晨3 时，廖汉生接到中央工作组负责人苏振华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提出根据原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和上海民兵等方面的情况，要廖汉生马上到上海去一趟，共同商量预防暴乱的问题，此时已派出专机来南京接廖汉生。22 日上午7时，廖汉生带着张俊、张挺两位副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乘专机前往上海，为预防不测，司令部的同志还特意增派了警卫员，携带手枪、冲锋枪以及充足的子弹。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他们搭乘汽车，穿过市区，赶到位于吴淞口的海军基地司令部。中央工作组、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同志们共同讨论了防范上海暴乱的问题，拟定出一个加强警戒、加强民兵工作、防范暴乱的预案。廖汉生向中央工作组通报了南京军区的应变措施：第一军和第六十军正在周边地区“野营训练”，密切注意着上海方向的情况。方案定好后，廖汉生于下午乘坐专机返回南京。他们的周密部署，确保了上海的安宁与稳定。在中央工作组的领导下，上海驶入快车道，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高潮。


《湘潮》2012年 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