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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距离我们已经40年了。这一年是“文革”发动的第八年，没有1971年林彪出逃那样震惊世界的事件，也没有1976年毛周朱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那样天怒人怨的警象。1973年，只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太多太多暗流涌动的一系列谜：
周恩来对美国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被毛泽东下令批判？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先后翻脸的原因是什么？
毛泽东有没有因“红都女皇”事件而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要防备谁？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发动的？
本博将陆续为您解1973年系列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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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疑虑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从1950年代起，毛泽东就在为接班人的问题苦苦思考。在设置中央一线、二线的讲话中，他确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越来越显示出对毛的思想、路线、政策的不理解。所以，就在1964年底制定“四清”23条的时候，他开始考虑更换接班人。这一年，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的若干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目标性的，并没有可操作性。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他确定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其原因之一，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阶级大搏斗”中获得军队支持，稳定局势。内心里并不觉得林是个合适人选。这一点，连林本人也认识到了。于是有了1970年代初期的激烈抗争。
林彪出事后，毛泽东在反思中总结选择接班人的教训，一条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他共同开创事业的战友，很难理解新的开创——文化大革命。接班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选择。但是，这种人资历甚浅，也没有治国经验，还必须有合适的人来辅佐。另一条是，接班人不宜像过去选林彪那样只确定一个，过于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继续考察和调整的机会。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选有：周恩来，张春桥，邓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人选。但是，毛泽东从建国后，从来没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过。其历史原因，是他认为周在关键时刻容易动摇，难以把握正确路线。首先是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期，周恩来作为最高决策层成员，与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站在了一起；其次，是抗战时期在长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第三，是周1956年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进”。第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保守。而林彪事件前后，毛又出现了新的疑虑。
林彪事件中，周恩来殚精竭力，呕心沥血，筹划局势的稳定和善后工作。最长的一次，有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尽管周恩来自己谨慎地不出人头地，但他的大智大勇、无私奉献仍然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确实是众望所归。
在打开中美关系缓和大门的决策中，虽然最高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每一步棋都是毛泽东设计和批准的，但是国内外对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神采奕奕的周恩来往来迎送、演说讲话、磋商谈判。再结合到周恩来向来是温和派的代表，因此，国际上几乎都把周当成了这一决策的主角。一时期，国外报章对周好评如潮。经常在毛泽东身边活动的那两个女翻译因个人恩怨对周恩来不满，就大加渲染地挑选这些材料读给毛泽东听，说：谁还把你毛泽东放在眼里啊！这也加重了毛的不安。
周显然从林彪出事、他上升为实际的第二位开始，就时刻在考虑这些，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说明问题的预演。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到了显然是从周恩来当时卫士长张树迎那里得知的情景：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1]
现在看来，周的这种表白毫无作用，反而证实了他心中所想和毛泽东的忧虑是一致的。但若说毛只是怕周会分割他的权力，也不准确，毛深知他在世时周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毛泽东更为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他又继续对周进行敲打。
国际形势成为国内矛盾爆发的一个导火索。利用中美缓和时机来到中国的各级美国官员，一再鼓吹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国，企图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同时又利用中国吸引苏联兵力，减轻美国在中东及世界其他地方与苏联争霸的压力。这个一石二鸟的计谋，首创者是基辛格。在这个背景下，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举行了会谈，两国达成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等13个文件。
周恩来在6月25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烈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不知什么原因，周恩来对这篇与他布鲁斯谈话精神不同的文章却批示称赞：“值得研究。”又在给外交部的电话里说：“写得不错。”[2]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3]
姑且不论毛、周之间在其他问题上的个人恩怨，仅就对当时世界上美苏关系主要是勾结还是对峙的战略判断来看，周恩来称赞《新情况》的倾向是欠准确的。19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20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了更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
因此，毛泽东听了女翻译关于《新情况》的汇报，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称赞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4]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都说此文（引者注：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他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又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7月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检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送毛泽东，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5]
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精神，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张春桥在报告中写进了实际是批评周恩来的这样一段话：“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6]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念到这段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说：对。
事态到此，并没有继续发展。但是，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又酿成了更大风波。1973年11月10日的下午，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夹着他那随时不离身的皮包，走下了弦梯，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和以前五次相比，这次并没有引起外界更大的关注，因为，中美两国已经在5月互设了联络处，结束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暗中交往。
周恩来设宴款待基辛格
11月14日上午，行色匆匆的基辛格登上飞机，离开北京。四天里，他会见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没有产生什么震惊中外的新闻。然而，基辛格走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不明内情的事件[7]——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四人帮”乘机对周、叶进行大肆攻击。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甚至是过分的检查。这次事件被中共党史界称之为所谓“帮周”会议。（待续）
[1]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330。
[2]宗道一：〈153期《新情况》和基辛格第六次来访给周恩来带来的政治灾难〉，北京，《中华儿女》，2001年第9期。
[3]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356－357。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356－357。
[6]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
[7]外交部老人戏说，奇数年访华的基辛格是个“灾星”，他1971年访华后出了林彪事件，1973年访华后开始批周，1975年访华后开始批邓。
(二)“帮周”会议的风暴
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来见周，拿着会谈的记录稿，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除了红杠杠。王、张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1]
王、唐来到毛泽东处，从张玉凤那里了解到周恩来这两天既没有见毛泽东也没有来电话。唐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2]
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3]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事先了解毛泽东态度的江青首先发难，斥责周恩来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大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说：走着瞧！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18日，王海容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从21日起，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钓鱼台17楼开会，开始还只针对中美会谈中周的问题。但是没过几天，毛泽东住处游泳池传来话：后排议员要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讨论讨论。外交部负责人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仲曦东及担任中美会谈翻译的章含之、罗旭共6人，被毛泽东点名与会。
会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周恩来主持变为王洪文主持，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连夜赶来参加。王海容、唐闻生是这次会议的毛泽东联络员，每天由她们向毛汇报会议情况，再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会议，控制会议走向。由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一个“帮助周恩来”小组，成员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汪、华后来退出，全由“四人帮”和王、唐做主。
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王海容特地说明：7月4日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中批评的“贼船”，指的就是周恩来。与会的全部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列席者，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4]不明真相的个别人如许世友甚至跳到椅子上斥责周“要搞修正主义”、“想当儿皇帝”。还有人趁机讨好江青。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它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叶剑英尽管解释自己不管外交，与美国人谈判是被周拉进来的，也没有逃脱批判矛头。有一次，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什么！”周恩来因为手颤抖，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谁知遭到女翻译怒斥喝止，规定周的检查只准自己写，不准秘书帮忙。会议结束，第一个让周恩来出来，会议再继续进行，商量下一次怎么批判。周恩来“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卫士赶紧用双手架着他上电梯。[5]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从“十次路线斗争”说法而来。即文革中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后来被历史证明，有些并不是“路线”性质，还有些根本就是颠倒是非的（如对彭德怀、刘少奇）。江青将周恩来说成“第十一次错误路线”的头子，目的就是想将他置于死地。会议期间，她迫不及待地将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会议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出入会场，专为会议服务的人员都经过挑选和特殊的交代。刚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来的服务人员流泪说：“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连江青的服务员小赵也哭着对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葡萄酒庆祝干杯呢！”原来主动向周请示问好的一些中央政治局成员，现在见面尽量回避周，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示冷淡。连对周的随从工作人员也不敢理睬。把他们冷落在一边。周的随员互相之间甚至提起了要准备被捕。只有叶剑英、纪登奎暗地里向他们关心问候周恩来的身体状况。[6]
在这十多天里，周恩来仍然要继续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动。他先后会见了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塞克率领的塞内加尔政府代表团、冈崎加平太率领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访华团、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与他们进行多次会谈，签定协议。周恩来的疲倦和痛苦，被细心的日本人发现了。11月28日，冈崎加平太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小时的会见，“总理消瘦，显得疲倦……”。[7]以后，基辛格也写到：“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他的地位已经远在毛主席之下”。[8]
按照周恩来对邓颖超的交代，这是他文革以来继“伍豪事件”风波后面临的第二个最困难局面。
毛泽东了解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以后，12月9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曾分三批先后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王、唐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9]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10]毛泽东还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译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11]于是，“帮周”会议宣告结束。王海容不动声色地对周恩来卫士高振榜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12]意思是周恩来仍然负责外事工作。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帮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帮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13]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谈到打仗问题时，他再次指责“投降派”说：敌人“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儿皇帝的”。[14]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翻译。毛看到了，指着翻译王、唐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们整得这个样子。[15]
这次“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16](待续)
[1]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330-336。
[2]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本。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670。
[4]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287-289。
[5]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330-336。
[6]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310-315。
[7]《怀念周恩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484。
[8][美]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页18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635。
[1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页472。
[11]毛泽东与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会谈记录，1973年12月9日。
[12]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137。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636。
[14]据王、唐当时的解说，“儿皇帝”是指周恩来。
[15]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本。
[16]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287-289。
(三)周恩来究竟对美国人说了些什么
30多年过去以后，由于缺乏资料，这次事件仍然扑朔迷离，在人们中流传着种种不同的说法。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没有正确表态，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中央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还有人提出，周恩来并没有任何错误，是毛泽东在对美问题上态度“出尔反尔”。现在的说法，也多因周后来受到严厉错误批判而持同情态度。
风波因对美方针而发。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5次访华。在会见中，毛泽东曾经谈笑风生地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的联美反苏原则是明确的，也是一致的。那么，是周恩来确实对基辛格说错了话，还是毛的“出尔反尔”？1999年初，美国国务院宣布解密一批有关中美关系的档案，其中包括当时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解开这个谜案提供了一些根据。
美国确实有一个“核保护伞”计划。
1973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核武器应用政策草案，其中关于“中苏案例研究——一个例子”假设提出：“苏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清除中国的核能力。在用核武器打击了发射场之后，苏联空军夺取了某些中国核武器发展和制造设施，并开始从蒙古和中亚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侵略满洲”。“此时，中国向美国寻求帮助”。报告提出美国的对策是，用核武器袭击苏联军队，支援中国：
两个地区核选择被加以讨论：用战斗轰炸机对中国境内某些苏联控制的空中支援机场进行打击，以及用战斗轰炸机对侵入中国境内的苏联核能力进行打击。
四个有限核选择被加以讨论：
1、B-52打击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
2、用B-52或北极星导弹打击苏联的铁路和公路走廊以截断其供应。
3、用B-52和海军飞机打击经挑选的空防系统。
4、用B-52和北极星导弹打击苏联在本土基地的常规力量。[1]
基辛格就是带着这个“核保护伞”计划来到北京的。当天，也就是11月10日，晚上9时25分，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同行的官员洛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先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5、6月他访问苏联时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他别有意味地特别提到这样一件事：
勃列日涅夫安排和他一起去树林打猎，实际上是从一个搭好的台子上射击驱赶来的动物。勃列日涅夫津津乐于此道，疲而不倦。打猎结束后，在用野餐时，勃列日涅夫忽然屏退左右，只留下翻译，郑重其事地对基辛格说：“苏联和美国有共同的责任阻止中国变成一个核大国。”怎样阻止呢？基辛格立刻意识到，这就是要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毁灭性打击。因为在1964年中国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之际，美国约翰逊总统也曾向苏联提出过相同的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建议，那时被苏联拒绝了。
这回，同样的建议再次提出，只不过双方调了个儿。基辛格表示，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朋友，没有认识到美苏两国有这样的共同责任。勃列日涅夫不耐烦地吼着：“好吧，你们可以交你们想交的任何朋友，但你们和我们必须是伙伴。”他再次重复：“我们有共同的责任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
基辛格对周恩来说：“自那时候起，苏联已三、四次在限制核武器会上提出与我们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这样做意味着苏联应与美国享有同等权力，并且还要有足够的武器摧毁中国，这些武器还应随着中国的形势变化而每年有所增加。”
周恩来对基辛格的这一说法提出疑问：“苏联有人造卫星，每天都可以观测中国。那他们还想要交换情报？”
基辛格解释说：“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个暗示，当作一个合作的标志，而不是单单情报。他们希望我们接受的是破坏中国的核力量的要求。”他还说，美国政府内部安排了一些研究，向中国提出可以使中国在遭到苏联突然袭击时减少军队伤亡和提前报警的技术建议，并表示可以由随行的豪尔司令来具体介绍。这件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
周恩来并不相信苏联马上要攻击中国，但他最后还是说：“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的情报和忠告。”
11月11日下午3时15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与基辛格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基辛格也许是出于真心，钦佩地对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谈问题，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马上制止他的话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11月12日下午3时—5时2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进行第二次会谈。然后两人驱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要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对基辛格的用心一目了然，说：“苏联统治不了，它野心很大，能力不够。你看，你们当年在古巴把它一威吓，它就跑了。”
基辛格说：“我们知道苏联在中国边境每一个师的位置。”
毛泽东说：“它在亚洲要对付这么多方面，要对付太平洋、日本、中国、南亚，好几个国家。统共只有一百万军队，守也不够，更谈不上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基辛格立即矢口否认美国想这样做。
毛泽东下结论说：“所以我的意见是苏联野心很大，欧洲、亚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它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当基辛格说到他对周恩来说过苏联首先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时，毛泽东笑了：“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指头。”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首先，苏联不会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与苏联拥有的几千枚导弹相比，中国的几十枚导弹对它构不成威胁，苏联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其次，中国人从不迷信核武器，当年没有核武器，中国还是在朝鲜与美国交了手。
显然，基辛格没有能挑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恐惧，美国提供情报援助的建议也没有机会提出来。
11月13日晚10时，基辛格与周恩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再次进行会谈。基辛格进一步提议：“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一、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在装备上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目前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递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你们。”“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上签署协议，就像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并且也建立一条热线。”基辛格还说：“我只是在考虑如何建立一条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的热线。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是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对此，周恩来只谨慎地回答：“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必须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
当晚的会谈一直进行到次日也就是14日的0时30分。结束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要马上答复，要报告主席。立即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14日早上7时3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最后一次“一对一”会谈。参加者仅有中方的周和翻译唐闻生，美方的基辛格、豪尔和翻译。
对美国的建议，周恩来没有明确答复，只说：“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我们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
基辛格说：“总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周恩来回答：“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的人是我本人与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2]。” 基辛格最后留下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建立热线的，另一份还包括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内容。[3]
到基辛格离开北京前，美方提供情报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明确结果，周恩来仅同意指定黄镇继续与基辛格交换中美情报合作问题。实际上，由于此后的周受到批判，中方以后再也没有提起协议问题。
送走基辛格后当天即1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提交了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的报告，当日毛泽东等人圈阅。[4]以后，就有了两个女翻译登门核对会谈记录的轩然大波。
拨开所谓“帮周”会议的迷雾，可以看到：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是遵循毛泽东的联美反苏外交原则进行的，他坚持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也没有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什么。美方虽然有个“核保护伞”计划，但基辛格鉴于以前黑格提出“保护”被怒斥的教训，只谨慎地提出了建立热线的建议，也没有要求任何交换条件。今天看来，如果在平等基础上中国能够得到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军事情报，自然对国家安全极为有利，何乐而不为？毕竟中美两国在1988年还是建立了热线。当然，美国也可能企图用一些信息来诱导中国，但毕竟判断权在中国。这谈不上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同时，周恩来也确实对美方提议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虽然他没有做明确的许诺，也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才能决定。但是，毕竟有了基本接受和继续商议的表态。基辛格的“核保护伞”建议虽然会给中国带来某些实际好处，但是这种直接商议对中国领土提供军事保护的建议，显然会伤害文革时期本来就神经过敏的中国领导人的自尊心。从程序角度上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不请示最高领导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周恩来这种指定中方继续会谈负责人只有周、叶、蔡的表态，发生在毛泽东已经产生疑虑、批评外交部《新情况》的时候，事后周又没有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对一贯谨慎的周恩来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时失策。
毛泽东是否“出尔反尔”？关键在于他是否同意了周、基13日晚会谈时基辛格提出的中美合作建议。据乔冠华回忆，14日早晨会谈前周对他说，毛主席同意了，现在就答复基辛格。但是，据张玉凤的回忆，周确实事前没有报告毛，其他有关著作也都记载是周恩来当夜因毛已睡并未能见到毛，没有报告。[5]由于当事人均已作古，这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了。毛泽东的一贯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作出联美反苏的决策，一方面警惕美国利用苏联压力打“中国牌”和控制中国的图谋，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直到1975年6月，毛泽东对美国人的建议仍然耿耿于怀。他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时说，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表面上，之所以发生这场风波，归根结底是在文革的不正常状态下，复杂的中美苏三角外交决策完全依赖毛泽东个人决断，信息反馈仅仅信用个别身边人的汇报。实质上还是毛对周的基本判断在起作用。当然，毛的态度和“四人帮”上纲上线打倒周恩来，是不同的
[1][size=+0]菲尔·奥迪恩致基辛格备忘录，1973年6月8日。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 June8,1973. Top SecretSubject: NSSM 169--Nuclear PolicyJune 8, 1973.感谢好友沈志华\李丹慧提供本文件.
[2]指中方参加会谈的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
[3]以上引文均见：[美]威廉·伯尔编：《基辛格秘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页189-243；傅建中编著：《季辛吉秘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页153-176。留下的协议中是否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关于“核保护伞”的内容，尚不明确。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670。但是否当面汇报了14日晚基辛格提出的军事合作建议，仍然不得而知。
[5]由于乔并未直接见到周向毛报告，因此笔者倾向于周未向毛报告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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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9 03: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