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来自台湾一张无间道的传单震惊了毛泽东
申 易
在文革初那几年，几乎没隔几天，毛泽东就发表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全国上下人民，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只要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宣布，人们就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手持标语，高呼口号热烈祝贺，誓死捍卫坚决执行，其中，有一条指示是这样说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出自何处，怎么个前提，一句顶一万句说出的，无从考证，但是，有件事情想必和此有密切关联，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中旬，北京的外交部街周围的邮筒里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革命委员会”的类似小报的传单，在那个中共内部斗争异常激烈，两个司令部人马分不清的情况下，谁是毛泽东的人，谁是刘少奇的人仍在考察深挖之中，怎么此时又出现了另一个中共中央，事关重大，各部门逐级上报，很快到了掌管文革运动大局的周恩来手上。周恩来立即报告毛泽东，成为了中央内部阶级斗争的新动象，于是，毛泽东亲自督办此特大政治事件。
该传单原版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但其主要内容，从搜集了解的数据完全可以证实：朱德为党中央非常革命委员会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为总理，政治局常委们有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贺龙、聂荣臻、谭震林、王震等人，其它有中央委员有100多人，都是从中央部门到省市军区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这批人，俨然和以毛泽东为首及中央文革小组对着干的架势，是又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共中央，然而，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从发现到最后无疾而终，都是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进行的，周恩来掌控，由陈伯达为亲自负责，公安部长谢富治具体操办，真相如何？倒不妨我们先从相关当事人回忆录来验证。
在吴法宪《岁月艰难回忆录》中是这样记的：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实了林彪：“为什磨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憎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咎。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中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裹。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送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项目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项目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项目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项目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项目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比较大，应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项目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人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裹，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项目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问，陈伯达又召集了项目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第103页二十七章）
在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一书是这样说的：
“十·八”案件
1967年 10月 9日晨，北京东城区的邮递员从其负责的街区邮筒里，意外地取出了八十七份内容完全一致的传单（其中的一张来自外交部街的邮筒），传单内容是，中国的局势兵荒马乱，一定是有奸臣当道，乱了朝纲，盼望出一位大智大勇的忠良才能收拾这乱世。文字的口气很大，用的旧词汇、旧术语较多，署名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战马悲鸣战斗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发生了这种事情自然令上面十分震惊，外交部一下子像炸了锅，立即成了主要的被怀疑对象，所有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一时间，真有大敌当前，人人自危的感觉。
外交部大联筹立即做了全面动员，将这张“反动传单”一字不差地传达到每个人，号召人人起来积极回忆线索，揭发任何情况，以利尽快破案。恰好就在不久之前，在老部使领馆归国人员参加文革的东楼前，有人揭发说看到过有以“战乌悲嘶”的名称写过一张大字报。战马为什庆悲嘶？难道不是因为有大走资派落马被打倒，马才会因失去了主人而悲嘶？这不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人们差不多都会这样联想。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全部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得书写一段文宇（这些文宇是精选出来的，其中的一些字与传单上的字相同），供专业审查人员去分析。这一案件足足折腾了外交部一、两个月。
最后终于弄清了：传单的用纸是北京生产的，但使用的油墨则是天津的产品。在天津，有关人员立即向出售此种油墨的商店逐一做调查、询问，发现单位买油墨的情况很多，都有发票，而私人买油墨的少，买主都不要发票，故售货员对个人买油墨者记忆清楚。追查范围顿时大大缩小，最后终于从一个煤厂工人的住处查获了油印机、蜡纸、油墨及尚未发出去的传单和印废了的传单，传单与在北京发现的完全一样。
这位工人很快便承认此案是他个人所为。上面很想破个大案子，揪出个“长胡子”的大人物，查出个大后台。但作案人明确解释，他所做的事如果人多了是肯定干不成的……
外交部的人松了口气，案子至此也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负责此案的陈伯达、谢富治却不想就此罢手，又向各地的负责人部署了深查下去的任务。终于，科学院某研究所一位邹姓女同志信口说了一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肯定是有组织的活动，说不定，咱们这里就有。
结果邹同志成了被怀疑和受审查的对象。这里就有？她怎么知道？这难道不是障眼法？此地无银三百两？该单位立即开始了对邹实施那个时代盛行的逼供，轮番“轰炸”，不让睡觉等等审讯方法。邹无奈之下交待出了一个庞大组织“中国（马列）共产党，为首的是朱德……”。
这个案子总算有了“结论”，外交部是虚惊一场，但外交部内的斗争却绝不轻松。（第166页）
在叶永烈《陈伯达其人》一书是这样说的：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在“杨、余、传”事件之后，“文革”从初期的大轰大嗡逐浙转入中期的“清理阶级以伍”和“整党”。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功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把这个厂树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样板”。从此，“清理阶级队伍”便作为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这时，陈伯达抓了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紧追“后台”·……
事情最初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发生的。那时，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这封《公升信》力透纸背，深刻地剖折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
《公升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还指出撑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升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说他过份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得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公升信》热情赞颂了在艰难中为国为民分忧的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功了“中央文革”，惊功了谢富治那个公安部。谢富治把《公开信》作为“大案”来抓。
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才一个来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便在天律破获此案。
原来，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作案者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
据作案者说，他自己起草了《公开信》，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了八十多份。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后半夜，亦即十月九日凌晨，他来到北京外交部街，把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几个邮筒。
经这公安人员鉴定笔迹及对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是由那位天津的煤球厂工人所写、所印的。
这一案件，公安部的项目人员以为可以结案了。
陈伯达却摇头：“我不相信这件事就那么筒单，肯定有后台！”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项目组人员。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男追穷寇，你们要学刁。……抓到了刻蜡纸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仅仅是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除伯达接着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象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的穷追，追到那个就是那个。”
陈伯达还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这么一来，项目组就开始“追后台”，希图破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项目组，给他们打气。
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陈伯达拿着《公开信》，故意问道：“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谢富治马上点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把活讲得更明白：：还不就是那第二号大走资派嘛！”
陈伯达见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意思，补充道：“你们要追穷寇！追穷寇！”
在陈伯达作了这么一番“指示“之后，项目组“立足于有，去审讯”。也就是说，先确定了有“后台”，然后“追穷寇”。
这么追来追去，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竟追出了一桩离奇的通天大案——“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在严厉的逼、供、信之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项目组的意图交代：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马列）共产党”。据云，“伪党”的中央“书记”是朱德，“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又云，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只是这个假案编造得太荒唐，而且牵涉面太大，又没有真凭实据，专案组追了一阵子，也坠入迷雾之中，无法真正立案。这样，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不得不把有关“伪党”的档案封存，不再“追穷寇”了……（第404页）
以上资料都来自于两岸三地境内外正式出版物，虽然不是北京颁布的中央文件，也不是政府公布的事实真相调查，但是完全可以说明事出原因，决不是捕风捉影，胡编乱造而来。为此，为寻求真相，两年来，笔者找到了这张来自台湾的传单的始作俑者——唐柱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在台北的富华饭店咖啡厅见了两次面，他详细陈述了这张传单的来龙去脉和后来发生的连带故事。
唐柱国，本名为栗明德，广西桂林人士，一九三八年出生，他爸爸是桂系栗国宝将军，和李宗仁、白崇禧在伯仲之间，号称广西三杰。中共解放广西前夕，栗国宝任“国民党总统府广西特派员，在十万大山统领反共游击队被浮身亡，妈妈随后去世，他十二岁那年，就奉养起70多岁的高龄祖母并照顾三岁的弟弟。在中共解放后，曾经做过苦工和挑担的小贩来养家糊口，在如此穷困的窘境中，五十年代初，他隐瞒了家庭历史情况，还居然考上了北大农学院，在五七年反右中，由于学业突出思想活跃，对时政常有不满，被划为右派学生，在一次学院批判大会中，尽管有几个人监管，仍借上厕所之际跑出魔掌，逃离北京，一路南下，历经千难万险，爬过深圳边境封锁铁网，偷渡到了香港，在反共报纸的引导下，找到了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几经甄别确定家世背景送往台湾，后经党国精心栽培，成为大学博士，国民党驻港特派专员，情报局组长，中央日报社主笔等等，就是这么一段经历，使他成为了那时最后离开了大陆中共解放的反共义士，培养成为国民党的精英，最新了解大陆情资的先锋，因而，亲获蒋介石的召见，并为其改名为唐柱国，意喻国家之柱梁也。
一九六七年，是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最混乱的时期，全国党政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尤其党内斗争加据，除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外，几乎中共党内没有好人，都和毛泽东背道而驰。就是周恩来也在边缘怀疑之中，时任台湾国民党情报主管的叶翔之，用大陆话说就是特务头子，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利用大陆乱象更加天下大乱，火上浇油，越乱越好，指示唐柱国用什么办法达到此目的，唐柱国揣摩上面意思，心领神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大陆共产党的深刻认识了解，一个晚上，炮制了这份“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纲领及名单，在他1997年在台湾所著出版的《最高机密》一书是这样说的：
“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无中生有
叶翔之主持积极情报部门时，很注重“谋略心战”，即通过一些特殊的作为，在中共内部制造纷扰，以此纾缓台湾日增的压力。我们跟中共统治区比较起来，无论是土地、人口等各种条件，都不成比例，用这种方式跟他斗，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在中共“文化大革命”初起的狂热阶段，有一天叶先生交代我立刻办两件事：第一是将当时大陆人手一册的毛语录加以纂改！加温加火，大量印制，输入大陆；第二是设计一些文件，设法使“红卫兵”采信。上报中共高层，使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加剧。
现在事过逾三十年，我们就事论事，并检视后来发现的若干证据，叶的这两个设想，都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大陆上正是毛泽东促使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青少年疯狂发飙时期，到处无事生非，拉帮结派，相互殴斗乃至真枪实弹厮杀。他们每次一集会，必先念上一段毛语录，如果毛语录的内容有异，那绝对构成严重争斗的引爆点。那时中共的外交部长陈毅被围斗，列出了他许多罪状，陈毅忽然拿出毛语录，说：“请大家翻到三○六页，跟我念：‘陈毅是个好同志！’”但标准的毛语录只有三○五页，三○六页是空白，拥陈的“红卫兵”跟着陈大声念：“陈毅是个好同志！”反陈的则摸头不着脑，楞了好一阵才发觉上了当，两边吵翻了天。这个例子给了我们灵感。我们的版本运抵大陆之后，各种火爆场景迭现！许多“红卫兵”在争吵过后，群疑满腹，到中共的各地“接待站”请求鉴定应以那种版本为准，“接待站”也“水平有限”，鉴定毛语录真伪是何等大事，谁敢擅自作主！因而大部采“矛盾上交”办法，弄得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度专门安排几个人处理这类问题。
我们设计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案，更直接加剧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斗争。那时毛泽东正多疑到了病态的程度，眼中的老共干个个都是“中国赫鲁晓夫”，全是睡在他身旁的定时炸弹。他所信任的一批十足的小人如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揣摩着毛的意思，派人到处去“内查外调”，要找“证据”证明那些“老家伙”都不是东西，无论过去、现在都在密谋倒毛。我们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编制的“纲领”，细致、成熟到足令中共信以为真的程度，但“人事安排”名单却有明显的破绽。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台湾，随便那一位检察官都能判官真伪，但是当时大陆的政治环境特殊，康生他们每得到一件这种东西，便如获至宝，拿来做整老共干的利器。
这个案子由国民党的天津地下组织设法“放”出，竟然造成中共“中共文革小组”组成“项目组”，去逼问“涉案”的朱德、陈毅、李富春等大员。“文革”之后。中共出版的有关书籍，还把这列为要案。其实这个“案”从构思到成形，只花了笔者一个晚上的时间。
那时大陆上把毛泽东的随便一句话都叫做“最高指示”，必须“理解的要执行，不埋解的也要执行。”我们看上了“最高指示”这几个字，而当时我们的思考模式，也不脱威权时代的痕迹。正巧当时的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秦孝议摘编了一套“蒋总统嘉言录”，笔者便主动从中再选了一部分，用简体字精印了一个32开、－百六十页厚的小册，题曰“最高指示”，弄了十万册到大陆散发。后来曾见－种“红卫兵”小报在议论这件事。（第129页）
正如唐柱国所说的，他的设计方案成型后，就由情报局其它部门利用各种管道浸透到大陆，包括空投、海飘、人带等无所不用其及，唐柱国也证实了正是由国民党天津站组织散发出去的，从所有数据中都清楚确凿说明传单的创造者是谁了，海峡两岸不谋而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百年国共两党恩怨情仇始终未解，毛泽东震惊了，周恩来他们也惊慌失措忙于对付了。那么，天津的小煤球厂工人手刻油印又是怎么回事呢？唐柱国当然不得而知，笔者专门走访了天津了解这方面情况。听坊间老人们说，该煤球厂为天津南市老区，聚集居住是较多地富反坏右分子，鱼龙混杂，属于三不管。该小煤球厂工人出身不好，全家被抄，父母被遣送回乡下，只有他孤身一人困守天津。幸免充当苦力未被同遇，在马路上随便捡到一张小报传单，细看内容和自己处境内心相同，随后照抄加之个人观点看法借题发挥，刻版油印传单散发至北京，以解心中不满和仇恨。这仅是当时环境对一位年青人家庭个人命运的捉弄，所以，导致他对大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不满，也同情那些被打倒老一辈革命家，因此，和这张传单内容产生共鸣，根本没有更大的政治目的。万万没想到，被抓之后，成为了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当时天津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代表解学恭拍板定案枪毙，结束了这一年青人的鲜活生命。
这一传单，流散到北京，不知还有多少人在秘密传播，而又有多少人被定以反革命罪而遭迫害则不得而知，我问唐柱国，你现在怎么看？“当时，汉贼不两立，各为其主，这是我们国民党对共产党讨伐的需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唐柱国很淡定说，我却沉默不语，心里想，他这一招，真厉害，不知害苦了我们多少大陆同胞啊！更为可笑悲哀的是，毛泽东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决策于千里之外指点江山，三大战役号称打败八百万国民党大军，解放了全中国，而这时，却被一张传单忽悠唬住，乱了阵脚，以为又有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和自己分庭抗礼对着干，而遗笑天下。
就是这么一位曾为国民党情治单位立了汗马功劳的人，也曾让毛泽东及追随者们伤透脑筋立案查办的原创者，多年之后，又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又有一番精彩的博弈和较量。
90年代初，唐柱国随国民党立院议员洪冬柱为团长的代表团造访北京，时任北京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兆国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接待，在席间 ，彼此寒暄问候，举杯把盏，畅谈起台湾国民党老兵返乡探亲，结束了三十多年来“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岸关系，大家都十分肯定。然而，有一个当时刚刚发生的话题则无法绕开，正好前人民解放军空军李显斌在60年代中，驾战斗机投奔了台湾，得到了“反共义士”的称号，并获蒋介石召见。很多年前，早已结婚成家移民去了加拿大，看到其它台湾老兵纷纷回家，他也想起在山东病重80几岁的老母，不能成不孝之子，经大陆驻外使馆签发合法证件，毅然决然高高兴兴回到了青岛，见到老母，不想，离开青岛之际被扣，“以投敌判国”定罪，入狱十五年。一场探亲之旅，成为自投罗网，身败名裂不齿的人民罪人。
唐柱国耐心的当面向王兆国劝说：“此举不智，既然国共和解，两岸同胞亲情往来，又何必计较从前是非对错，有碍两岸关系发展呐！”王兆国干脆的回答说：“李显斌不属于国民党老兵回乡探亲，他驾机跑台湾，对不起国家政府，背叛人民解放军，应该军法从处。”王兆国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唐柱国则慢慢客气的说：“王主任，你知道，我是谁？”王兆国随即说：“您不是代表团的唐顾问吗？”“不错，我除去是代表顾问，我还是二十多年前，你们在搞文革的时候，我起草设计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纲领及名单，让你们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乱了套，难道不罪大恶极吗？现在，主任能对我怎么样？”王兆国听到此，充满震惊尴尬，没想到，眼前这位器宇不凡，仪表堂堂的来者，正是攻于心计的反共老手，昔日的“匪情专家”。王兆国说：“这不可相提并论，唐顾问来者是客，是手足兄弟，血浓于水嘛。”
唐柱国心里明白，此次来北京，是中共统战的精心安排需要，是对台工作做国民党立院议员的第一步，况且自己还是代表团洪冬桂的丈夫，大陆相关单位心知肚明，岂可因小失大，毁了对台统战大好机会，唐柱国不是李昱斌。时空转换，在政治的天秤上，人的价值意义不同，套用文革中时髦的话说，唐柱国所受的礼遇殊荣是“革命需要”，而李显斌定罪“投敌叛国”是“需要革命”。
笔者听了唐柱国和王兆国的这段精彩对话后，越发感觉“政治是这么玩，人们的命运是这么被捉弄的”。信奉追求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人，到头来历史证明，有些人位高权重，吃香喝辣，有些人家破人亡，终辱一生。
“道”，非常道；“道”，无间道；“道”，不知道。
发表于 2012-12-25 22: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