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中央八人小组瓦解四人帮余党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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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中央八人小组瓦解四人帮余党武装叛乱

原载于：中华传奇·月末版( 2012年第1期)


1977年5月1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发表国家建委办公厅原副主任曹大澄所写的《余党末日》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另外，国家计委原副主任袁宝华的秘书王守家至今保存着当年被派遣到上海时的工作日记。

　　如今，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长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研究“文革”历史，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三人合作，如实记录下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以飨读者。

　　八人小组赴上海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实际肩负深入虎穴的秘密使命

1976年10月7日晚上，王守家在家里接到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打来的电话：“守家吗？你明天上班时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王守家多年担任袁宝华的秘书，对这样的电话习以为常。10月8日8点，他一进计委大楼就直接来到袁宝华的办公室，看到除袁宝华外，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王守家心中一惊，谷牧副总理亲自过来，出了什么大事？很快，又进来七位同志，这些都是王守家熟悉的。他们是：

　　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文革”期间负责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和海运石油，解决濒临停产的钢厂、电厂等企业和人民生活问题。自封为“救火队”队长。

　　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

　　周力，物资部调度局局长。

　　曹大澄，国家建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运输处处长，“文革”期间历届计划会议、经济工作务虚会简报组组长。

　　干志坚，国家计委干部，石油钻探钻头工程师，地下钻管、钻头专家。

　　王德瑛，国家建委燃料动力局负责人。

　　陈斐章，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9时，谷牧宣布：昨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把祸国殃民的四个大坏蛋抓起来了！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其实是10月6日晚把“四人帮”抓起来的。7日上午，谷牧到玉泉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时，他仍然沿用玉泉山会议宣布的“昨天”。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使劲鼓掌，叫好。

　　谷牧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继续说，上海是“四人帮”长期把持的地方，现在我们对上海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派你们八个人先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了解上海深层情况，帮派的动态，每天把上海的情况告诉北京。你们到上海以后，先做秘密串联工作，通过熟人、亲戚、朋友了解上海动态。你们要做好经受残酷考验的准备。这件事要高度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甚至对老婆也不能讲，只能说到上海出差。你们向外公开的任务是了解上海生产情况，了解计划完成情况。他宣布，派遣小组的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组长徐良图。

　　谷牧对曹大澄说，你到了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

　　兵贵神速，此时距粉碎“四人帮”仅仅过了36个小时，“四人帮”上海余党还没有摸清北京的动向。

　　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这三位国家建委的同志是谷牧提名的。国家计委的徐良图、干志坚、陈斐章、王守家四位同志是袁宝华提名的。物资部的周力也是袁宝华提名的，袁担任过物资部部长。为什么挑选这八个人呢？意图很明显：在当时，各省区市的计委（上海称计划组）、经委（上海市称工交组）、建委和物资系统对这八个管业务的干部都很熟悉。每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是这八个人和各省区市打交道，平时也经常联系，所以他们到上海出差，别人都会相信是真来抓计划、生产、建设业务工作的，不会怀疑另有秘密使命。

　　王守家在派遣小组中负责总务工作。徐良图要王守家立即到计委接待处订八张飞机票，越快越好。

　　王守家当即请计委接待室订妥次日晨第一班飞机票。订好票后，王守家立刻给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打电话，告诉接电话的甲某：明天我们八个人到上海出差。7点4分起飞，8点半到上海。请你们到飞机场接机，并安排住宿。

　　谷牧为什么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接头”呢？王一平和谷牧本是山东荣成同乡，青少年时代同学，1931年两人同时参加革命。王一平1935年底组织胶东起义失败后，到北平找谷牧接上组织关系，当晚住在西城辟才胡同谷牧租的公寓。1936年4月30日深夜，两人同时被宋哲元的军警督察处逮捕，关押在府右街军警督察处看守所。出狱后，两人一起到东北军学兵队。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同在山东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同在上海市委工作。1955年，谷牧调国务院任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建委副主任。建委撤销后，谷牧任经委副主任。王一平在上海市委做组织工作，后任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后就靠边站了，以后又作为团结对象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委会。

　　王一平和曹大澄都爱好书画。每逢王一平到北京办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访黄胄、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老画家，因而王一平、曹大澄成为书画朋友。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就是私下以书画往来，掩护此行的秘密活动。

　　曹大澄想，这次到上海既然以以画会友为掩护，就要带上一幅画才好。晚上，他和夫人一起来到黄胄家。

　　黄胄已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曹大澄一进来看见画案上摆着几幅画，上面画有四只螃蟹，有的题诗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有的题诗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尽四害共举觞，神州欢呼新胜利，莺歌燕舞菊花香。”曹大澄说明来意后，黄胄非常爽快地将案子上的一幅《四蟹图》卷起来交给他，说：“你给他带去，保你平安。”

10月9日一早，徐良图、曹大澄、王守家等八人准时在首都机场登机。

　　自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上海建立革命委员会，1971年建立市委，十年来人员一直稳定：张春桥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在上海也是这样排名。另外，马天水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但周纯麟一直受到打击、排挤。

　　徐景贤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虽然居第六位，但是在上海号称徐老三。他的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深受张春桥、姚文元的信任。

　　王秀珍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金祖敏。列席常委有：陈阿大（工交组）、叶昌明（工会）、陈新发（团市委书记）。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干部。金祖敏1975年调北京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叶昌明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小兄弟，握有实权。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金祖敏都已于10月6日被抓起来，马天水、周纯麟7日被中央召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这些人都在上海，他们如果知道“四人帮”被抓，决不甘心束手就擒。

　　从机场到市区，一路观察，上海呈现出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10月9日8点32分，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大厅空荡荡的，找不到接站的人，大家都感到意外。王守家当即给工交组甲某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八人已经到上海虹桥机场，怎么没来接站？”

　　甲某说：“已经写电话记录，报告工交组组长陈阿大了，他至今还没批下来。”

　　王守家反问：“难道安排住宿还要批准吗？”

　　甲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又说：“上海的旅馆全都满了，没地方住了。”

　　王守家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我们不能回北京了。实在没地方，就住在你们办公室吧！”这时，机场一名值班同志说了一句：“最近根本没有什么人来上海，旅馆怎么可能都住满了呢？”

　　甲某又说：“机场有车子吧？”他是想将徐良图一行拒之门外。

　　王守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必须来接我们。”

　　甲某说，等我再联系一下。过了一个多小时，甲某来电话，说火车站可能还有旅馆，等他联系一下。又过了一个半小时，甲某来电话说：“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们处长去机场接你们。”

　　甲某所说的那名处长是上海市工交组下属的生产组负责人之一。生产组是工交组最重要的单位。

　　徐良图一行又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那名处长才坐一辆小面包车过来。一见面都是熟人，那名处长忙说：“真是对不起，值班员没有交接好，让你们久等了。”

　　大家上车后，那名处长第一句话就问：“春桥同志好吧？”

　　大家不动声色，回答：“都很好。”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路口设了哨卡，荷枪实弹的民兵检查过往的行人，大家顿时感到形势不同一般。一路观察，上海呈现出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面包车把大家拉到距离锦江饭店不远的一座三层小楼，那名处长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现在我来安排一下，暂时先住在这里吧！”

　　事后知道，那名处长所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就是继续研究武装叛乱的会。

10月7日晨，中办秘书局电话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开会。行前，马天水和徐景贤、王秀珍商议，感到中央这次开会通知的程序不同寻常，过去是中办通知上海市委，由上海市委通知警备区周纯麟，而这次是中办直接通知周纯麟。

7日中午，马天水临走前，商定到京后两小时内来电话报平安，如果三天联系不上就要做出反应。随着飞机起飞，马天水一去无消息。

10月8日早晨，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给王秀珍来电话说：“春桥的儿子原定8号去北京，昨晚我打了一夜电话也没打通，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用保密电话找王洪文想问个究竟，王洪文不接电话。连王洪文的秘书、护士、警卫也都不接电话。王秀珍犯了嘀咕。她找徐景贤商量，安排廖祖康、肖木、何秀文这几个手眼通天的“首长”贴身秘书分头给张春桥、王洪文打电话，也都无人接听。

　　徐景贤拨通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鲁瑛的电话，存一线希望想问个明白。不料，鲁英嘟嘟嚷嚷说：“什么春桥秋桥的，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什么文元武元的，我根本不认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来电话，说他本来要率团出国演出《红色娘子军》的，中办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电话，刘湘屏说：“没有发现异常。”

　　上海警备区作战处通知：总政首长指示，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不开了。这个通知有些突然。

　　在关键时刻，上海市委警卫处长接到公安部一位领导的电话，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分析北京确实发生了情况，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被“锁起来了”，立即决定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应变对策。

8日晚8时，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还有朱永嘉、何秀文、肖木、廖祖康、康宁一。会议决定上海要与中央“决一死战”。

　　徐景贤写了上海进入临战状态的命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两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名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

　　徐景贤写好后，当面交给王秀珍，嘱咐按命令行事。同时决定，徐景贤、王少庸、张家龙等转移到丁香花园，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等转移到民兵指挥部。确定由张敬标留守市委（康平路），观察动静。

　　徐景贤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些人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开会，决定上海要造舆论，中央发生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徐景贤强调不刊登新华社发来的稿子，报上要多登自己的东西，上海广播电台要继续播放《按既定方针办》等歌曲。“不要听北京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上海要造反。动刀动枪，在所不惜，流血牺牲，无所畏惧。”

　　当晚11点半，王秀珍率领一班“武将”聚集在市民兵指挥部召开大战前夜的动员会，成立作战指挥部。

9日上午，这些人见一夜无事，中央并没有派人来抓他们，又离开丁香花园、民兵指挥部回到康平路。

10点，徐景贤、王秀珍及王洪文的小兄弟集中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内开会研究对策，忙于武装叛乱，对抗中央。就在此时，徐良图一行八人突然到达上海，虽然说是来抓革命、促生产，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此时来，徐景贤、王秀珍等对北京充满戒备，当然不欢迎北京来的任何人。

　　王洪文的小兄弟如临大敌，派人监视。徐良图针锋相对，指挥大家智取情报

10月9日，徐良图一行八人被送到地方后，那名处长就走了。这座三层小楼十分简陋，单人房间，一桌一凳一张床，一个热水瓶，一个茶杯。还没有坐稳，生产组另一个副组长坐着车来了。因为工作关系，他与徐良图很熟悉。他一来就说，怎么能住在这儿，太简陋了，又让大家搬到衡山饭店。

　　衡山饭店位于徐汇区，离康平路市委大院很近，是上海有名的饭店，设备条件不错，但是大家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头。曹大澄、王守家、徐良图、李景昭、王德瑛和陈斐章六人在四楼，干志坚、周力在三楼。但是楼梯被封死了，上下楼只能走电梯。更令人惊诧的是，楼道里的“服务员”凶神恶煞一般，虽然一身白裤褂，但每人腰间却斜挎一把套管大扳子，监视着北京来人的一举一动。北京的同志在屋里开会，发现有人趴在门上偷听。从楼上向下看，宾馆两旁的街道衡山路、宛平路上也有三三两两的人正在巡逻。

　　王守家先到走廊巡视一番，发现有三个“服务员”在走廊里巡逻，再加一个把住楼梯口，总共四个人。王守家外出给大家买早饭，一个尾巴紧随其后。

　徐良图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安排工作。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来观察上海余党动向，现在却先被软禁起来。我们唯有针锋相对，主动出击。”商定派王守家、陈斐章到工交组找黄涛、陈阿大正面谈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问题，派曹大澄去拜访王一平探听“内幕”消息。

　　徐良图说：“去工交组拜访陈阿大，被他们盯梢紧跟，还算是一个保镖。去王一平家的一定要甩掉尾巴，保证一平同志安全。”

　　于是，先安排干志坚出门快走。此公膀大腰圆，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后留苏学石油钻探，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疾步走出门去，“服务员”紧盯不放。过了五分钟，王德瑛慌慌张张地跑出去，追干志坚。“服务员”见状，不容分说尾随其后。稍后，周力下楼买烟，跟上一个尾巴。李景昭逛南京路，又跟上一个尾巴。四个“服务员”都走了。这时，曹大澄最后下楼，和看门的“服务员”打招呼：“阿拉，吃饭去！”守门的“服务员”不敢擅离门岗，眼巴巴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曹大澄出门后，三拐两拐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上海市委宿舍。进门看见王一平和一位同志坐在桌边谈话。王一平说，谷牧同志在今天8点半，你们所乘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入一级备战的情况向谷牧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已派曹大澄来接头。王一平听到谷牧用山东荣成家乡话拖腔说的接头，明白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曹大澄拿出黄胄所作的《四蟹图》，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曹大澄扼要地介绍了谷牧委派的任务。王一平介绍屋里的那位同志：“自己人。”那位同志自我介绍，名叫李庸夫。

　　王一平介绍，李庸夫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的秘书，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王一平、李庸夫向曹大澄提供了10月7、8两日，徐景贤、王秀珍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内容及行动细节。这距离徐景贤、王秀珍下令准备武装叛乱不到24个小时。这是徐景贤、王秀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王一平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和李庸夫联系。”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接头地点。

　　事不宜迟，曹大澄马上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在座，大家一起研究。形势严峻，间不容发，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告。”

　　李景昭说：“我回北京。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飞机。

　　李景昭回北京的事情引起“服务员”注意。第二天，他们就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了东西。”

　　李景昭乘晚上飞机回到北京，将王一平、李庸夫收集到的情报交给谷牧，由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迅速编写成《上海来信》第一号，连夜送交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知道“四人帮”余党已下令武装叛乱的消息，当晚决定速叫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华国锋决定由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俩。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乘专机到了北京，华国锋决定由周纯麟、马天水向他们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听了传达，心中一惊，知道大势已去，马上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请示同意后，徐景贤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我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

　　因谷牧派出的八人小组，及时掌握了上海动向，华国锋、叶剑英不费一枪一弹，一个电话，调走徐景贤、王秀珍两人，使上海群龙无首，打乱了“四人帮”余党武装叛乱的部署。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来接管。12日晚，中央政治局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经过几日教育，马天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交代在上海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决心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国锋决定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二天回上海，但是没有告诉他们起飞的具体时间，这要看上海的情况而定。

　　王洪文小兄弟决定发动叛乱，王一平、李庸夫冒险登门，曹大澄用红机子报告谷牧

10月9日晚，李景昭走后，留在上海的同志不顾危险，外出访亲问友，但都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

　　曹大澄胆大心细，又熟悉王一平、李庸夫，便继续与他们联系。和李庸夫的接头地点都是双方临时约定。为了保证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保护。他们三人坐一辆汽车，快到接头的路口，提前下车。曹大澄胆子大，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陈斐章，王守家随后，每人相隔十几米。就这样，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联系。中央派人到上海来一事极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上海市委反对“四人帮”的同志，他们将收集到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曹大澄。

　　取情报不容易，送情报也颇费周折。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饭店试验密写。用糨糊在纸上写出来，干了以后，什么都看不出来。到了北京那边用碘酒一抹就出来了。听说上海四个市区轮流检查邮件，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坐火车到苏州寄信。王守家、陈斐章刚到火车站，王德瑛赶来叫他俩回去，说不送了。大家回到衡山饭店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已另想办法，找老干部或军区打电话。

　　同时，大家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的任务，分头到各个工厂了解生产情况。这样一来，一方面掩护秘密工作，麻痹、迷惑对方：另一方面突破“四人帮”余党的封锁、监视，外出更广泛地接触干部、群众，直接观察社会动向，了解更多政治情况。

10月13日8点，王一平、李庸夫突然来到衡山饭店。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服务员”仍然在监视。徐良图急忙将他们迎进屋内。王一平、李庸夫告诉徐良图，王洪文的小兄弟决定今天下午5点发动武装叛乱。

　　原来10日那天，徐景贤、王秀珍走后，黄涛、陈阿大走上前台，要领导一切，指挥一切。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强调毛泽东“三要三不要”的指示。11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大标题《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12日上午，新华社得到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黄涛、陈阿大证实“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极为震惊，要行动了。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马振龙、戴立清、黄金海、王明龙、廖祖康等人情绪激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五楼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

10月12日晚，黄涛、陈阿大一伙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决心大干一场，决定10月13日下午5点下班时间打响第一枪，原因是那时街上行人多，部队难以开枪还击。

　　在同一个午夜，上海民兵总指挥施尚英召开了十个区指挥部和五个民兵师的紧急战备会议，部署兵力，研究作战计划。

　　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最后决定总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点。在指挥点设立电台，并确定杨浦、徐汇、普陀为三个重点区。在各指挥点，派人架设15部电台，拟定了通信呼频表、通信暗语，组成两个通信网，昼夜不间断地进行通信联络。

　　同时，拟出了代号为“捍一”、“方二”的作战计划，具体部署上海市区第一、第二、第三道防线兵力，共计3.3万多人，兵力相对集中，人员配套，枪弹配套。具体落实了十大桥梁、过江隧道及机场、码头、电台、报社等重点目标的兵力部署方案，规定了标记、口令、暗号……

　　召集各区县公安、民兵和市公安局各处召开联席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在战备非常时期的公安工作：要把重点对象严密监视起来：要逮捕100名上海老干部和过去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加上北京派来的徐良图一行八人。打响第一枪后，先枪毙这108人，血祭上海无产阶级革命红旗！以后继续镇压、杀人。如果失败就退守到上海小三线（在安徽的山区）负隅顽抗。

　　徐良图考虑距离王洪文小兄弟打响第一枪只有八九个小时，情况紧急，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北京？飞机航班已过，坐火车也来不及。王一平在上海工作时间长，和各方面联系广泛，提出可以借用部队备战的红色电话机，用电话传往谷牧办公室。于是，由王一平跟江湾路一号总后勤部驻沪办事处领导联系。就在徐良图与王一平商议传送办法时，曹大澄、陈斐章将情报整理成简报。随后，李庸夫陪曹大澄一起去江湾路。曹大澄在电话这边念，谷牧秘书胡光宝在北京那边记。

　　谷牧10月13日的日记写道：今天发走了上海问题第三、四、五号，三号是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打来的，四号是密码来的，五号是（王）西萍亲自跑回来的。李伯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也坐飞机回来了，谈的情况和西萍谈的一样，没有另写报告。

　　中央只派回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个人，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央接到三号紧急《上海来信》后，于10月13日上午9点，派专机将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人送回上海。10点多，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只有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迎接。

　　到丁香花园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向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冯国柱边哭边说：“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啊！”

　　最后决定下午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黄涛没有到机场接马天水等人。他在工交组打电话下令通知区、局工会，按上午总工会吹风方式和口径迅速扩散到基层工会去。

　　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会议。马天水、徐景贤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向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会场内议论纷纷。王洪文的小兄弟知道大势已去，发动武装叛乱无异于以卵击石，只好认输。

　　因为及时掌握上海的动向，中央只派回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个人，王洪文小兄弟策划的武装叛乱便胎死腹中。

　　就在10月10日，谷牧曾派出第二批人员，他们于12日晚到上海，住在国际饭店。他们中有人到衡山饭店来找徐良图。徐良图不见，让王守家下楼接待。王守家告诉来者，徐良图外出不在。徐良图这么谨慎，一来他没有接到谷牧的通知，二来大家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环境险恶，不能贸然行事。

　　当时，每个人的心每天都是悬着的，这种紧张情形一直持续到14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如同春风传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列队从衡山饭店两边经过向康平路进发。大家站在楼上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知道上海的群众起来了，感到无比的高兴、欣慰，心里踏实了。

　　面对群众的巨大冲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心慌意乱。10月15日凌晨，他们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曾经在阴谋策划武装叛乱中发号施令的市民兵指挥部，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上海民兵的“枪杆子永远听从党中央指挥”。被定为武装叛乱一号据点的江南造船厂的工人群众起来了，将这伙人搞叛乱的电台等设备端出来“示众”。陈阿大、黄金海、王知常等成了“过街老鼠”，连门也出不去了。

　　这时，衡山饭店监视徐良图等人的“服务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应付群众的巨大冲击，10月15日下午，马天水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徐景贤仍然执迷不悟，称姚文元为同志。徐景贤的话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大家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轰下台，会议由周纯麟主持。周纯麟传达完中央精神，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听中央的话，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从此，上海游行、集会，规模越来越大。

　　徐良图小组及时将上海最新动态报告北京，谷牧马上编成《上海来信》送交中央。18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人民日报》的报道，鼓励、肯定了上海人民的斗争。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列举了他们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

19日下午，交通大学的团委、学生会发起召开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声讨‘四人帮’大会”。同时，不少听到消息后赶来的工人、机关干部共计3万多人也参加了大会。这个大会通过了向中央的两点请求：（1）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2）立即派中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切罪恶勾当。

　　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直冲云霄，上海“四人帮”余党已控制不住局势，19日急电中央：“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徐良图小组将上海的情况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谷牧据此源源不断地编成《上海来信》。谷牧日记为证：10月16日，发《上海来信》第十、十一号。10月19日，发《上海来信》第十六至十八号。10月20日，发出《上海来信》第十九、二十号。

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谷牧停止编写《上海来信》。后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还问谷牧，《上海来信》怎么没有了？谷牧说，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上海来信就结束了。

　　中央派遣徐良图一行八人深入虎穴，迅速、准确得到情报，采取有力措施，不费一枪一弹，粉碎了“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武装叛乱。

　　曹大澄、王守家谦虚地说：“34年前，我们有幸到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平生快事！我们的工作只是将上海余党武装叛乱消息传回北京而已，而取得这些重要情报主要是靠王一平、李庸夫同志。”

　　时至今日，参加这一行动的王一平、李庸夫、徐良图、李景昭、周力、干志坚已相继逝世，谨以此文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