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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贴者言：节选在这里的，是一个人从1949年出生到2010年之间的生命历程里的一部分。作者所写其他各个章节，对理解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社会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全部日志在下面链接可以找到：
http://www.zmdz.com/zu/04.html
丑小鸭的生涯(四)----文革
大跃进浪潮消退后，国家进入了微妙的经济调整时期，不再鼓噪风狂的左倾路线，发展经济科学救国成为了主轴，担任起此大任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在短短的1962、1963二年时间中就扭转了艰难困苦的局面，民生的基本物资丰富起来，市场逐渐走向繁荣，为我国经济的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时人们称其为刘邓路线。
我作为最底层的老百姓家中的孩子，关心的是每天的衣食住行，害怕挨饿没饭吃，对于经济不断发展当然欢心鼓舞，让一个未成年人过早地关心起时局来。
时间到达1964年后，在主席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基本上摆脱了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挫折。勤劳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埋怨大跃进给他们造成的伤害，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民众生活大幅度得到改善，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大庆油田、原子弹氢弹就是在那个时期问世的。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好像不喜欢过好日子，1965年又开始搞四清运动，提出四清、四不清的问题，所有的人都要过一遍筛子……回顾新中国短暂的历史，每当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就要来一场运动，就要搞阶级斗争，这可能与他老人家喜欢斗争有关系，毛主席有一句著名的语录：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964年，在国家教育部积极倡导下，恢复了停止多年的升学科举制度，小学升初中也像现在高考一样进行残酷的淘汰赛，初中升高中再进行一次选拔赛，考题全省统一命题，全市考场统一分配，考生统一编号。距离考场十米外用白石灰撒下一条醒目的警戒线，由民兵站岗把守，不得外人靠近半步。当年的中学资源有限，不是所有的小学生都能考入初中的，第一次淘汰率达到50％以上。当年我们西安小学就是考场之一，我恰好就分在自己的母校升学考试，由于不离开母校考试心情能好许多。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考生要到考场按照考号先熟悉自己位置，我的考号是00749，在第四考场中间第三排，经过45年后还历历在目。小考生们没有见过如此庄严的场面，当入场铃声响起后，就像战场上吹起了冲锋号，许多人紧张得面色苍白，不能自持。我们学校有一个王姓的男生因高度恐惧，老师还没允许打开考试卷时，就当场休克了。许多老师围过来忙着掐人中才唤醒过来，他从小失去了母亲，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是心里的巨大压力导致的。
当年的孩子的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如果不能进入初中，就得流浪社会，高小学生年纪不够就业年龄，要在社会上混上几年，起码17岁后才能进工厂当学徒工。底层百姓把孩子的前途全寄托在入学深造上了，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爸爸早就对我做出了承诺，不管家里怎么穷，只要我能考上大学，穿不上裤子也要供我读书。
那年真的很争气，我用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辽源矿务局第四中学。平时学习成绩很好的玲儿，考试发挥失常名落孙山，平时她的成绩都是班里的前几名，据说是作文命题错误，再加上心情紧张，数学也没答好。她大哭了一场，两只眼睛红红的，我没有什么有效的言语去劝导她，心里很替她难过。后来她爸爸孟庆才通过熟人疏通，进入了辽源市一所技工学校（现在的市八中）就读，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考试漏，学校风气很差，没有好环境毁了她的一生。
升入初中那年，我家卖掉了自建区的房子，搬到了八千米小五栋，出售房子500元所得给妈妈治病用去了大半，从此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到八千米后，离孙成生家靠得近了，和几位无线电爱好者李相华、赵大明、王景福也成了近邻。
苦难的童年铸就了我坚强的意识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平时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学习热情和努力，在初中时已是学校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二年级期中考试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组排在第一名。局四中数学老师张铁生，开始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一双明亮大眼睛的男孩，他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学生的成绩。全年级六个班三百多学生，只有我和二年三班数学课代表答上了高难度的附加题，获得20分加分,得到全校唯的一份超过了100分的成绩--120分。
在读初中时，语文老师、生物老师、物理老师都非常喜欢我，只有政治老师没有印象。老师们喜欢举止文雅的学生，喜欢有刻苦学习精神的孩子。邻里家长们教育孩子时，总喜欢把我搬出来当说教工具，希望成为他们孩子学习的榜样。学堂里的生活是人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大家无忧无虑，象小蜜蜂一样的采集着知识的甘露。
1964年10月16日，当我国原子弹氢弹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时, 更加激起了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向往,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理想。我眼含热泪在共青团旗下举起右手宣誓,立志成为一个新时代有知识有文化的科学家。
谁也没有料到晴天一声炸雷，1966年夏天，爆发了举世震惊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梦魇，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三千万花季少年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殉葬品。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老人家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回信,表明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发动文化大革命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当时在校的三千万中学生。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昂起巨大的头颅,向疯狂的红卫兵学生挥舞着军帽，把一场惊世骇俗的政治运动推向了全国。
毛主席号召炮打司令部
这场巨变发生在1966年5月，姚文元的一篇《评“三家村”》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全中国上下震动了。那一天，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气特别庄严，一听就知道，要出大事了。没多久《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国家党报上发表这么一篇令人惊骇的东西，天下怎么能不为之惶恐。
随后，一个叫聂元梓的女人，北大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给北大的领导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别以为聂元梓是个漂亮的mm，她是个其貌不扬的老女人，大字报是什么东西？就是用一整张大白纸，用毛笔在上面写满拳头大小文字，随便找个醒目的地方贴出去。
这张惊天动地的大字报观者云集，聂元梓这个老愤青一出，天下从此就乱了，其实北大也不光是“民主摇篮”，那年它也出了这么个乱世妖孽。这张出风头的大字报一贴出，毛主席颇为欣赏，连连称赞，欣然命笔题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内容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老聂是个牛人，她唤醒了无数野心家的潜意识——胆敢辱骂权威人士。报纸上立刻招来热捧，因获御赐“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老聂就这么一举成名了。那时我们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很低，有三分之一的人念不出这个“梓”来，叫她“聂元辛”我当时也这么叫了好一阵。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升学在即的1966年夏季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中学的停课状态一直持续着,看不出什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后来全国高等院校也陆续的全部被关闭了。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的就是教育界,什么燕山夜话、三家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教育界这些年来为什么培养的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到了8月18日，神州大地突然又蹦出了个新东西——红卫兵。8月18日那天，广播里能听到北京沸腾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那一天是林彪讲的话，他浓重的湖北口音重，“忠于毛主席”念成“忠如毛主席”，喊口号时，拖着长长的颤音 “万~~~~谁！” 。林彪讲话里提到了“要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马上被人们归纳为“破四旧”。这话抽象地来看，没有错儿。但他在那时一说，无疑是下发一道“灭杀令”，顿时，整个中国就开了锅。
次日，各报整版登满了照片，最醒目一张是毛主席穿军装、戴袖标，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招手；另一张，是著名的红卫兵人物宋彬彬给毛主席左臂戴红袖标。说到这儿，还要交代一下，这批小红卫兵，可不是一天之内就涌出了一百万的。这个组织它早在5月29日就成立了，由清华附中100名中学生发起。为首者，卜大华，和几名大名鼎鼎的人物。100好汉中，有一个为“红卫兵”名称专利发明者，也就是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红卫兵”名称者，叫张承志。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逐渐成熟了，他们不太轻易甘愿充当政治斗争的炮灰，毛主席对这些人当然又爱又很，所以后来御封他们为：臭老九。中学生思想单纯，在多年的新中国政治思想教育下，非常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中学生心目中比上帝还伟大，我们就像一把干柴，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冲天火焰。毛主席不愧是一位深晓谋略的军事家，他发动的这场运动就选择了当时在校的三千万中学生，和当年军事作战一样风格，让对手难以琢磨。
在北京的带动下，全国批判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其实人们开始并不明白发动文革真正目的何在，连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大将都不清楚。刘少奇还特意派出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处心积虑地协助地方把握运动方向，防止再出现58年类似的乱子。他根本不清楚毛主席就是要革他的老命。炮打司令部命令一出，全国为之惊愕。
红卫兵们冲上街头胡作非为，什么东西都要揪出来批判，今天的成绩，明天就会变成毒草，世界上好像已经没有正确的东西了。城市名、街道名、甚至人的姓名都冒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受到批判，刮起一股强制更名之风。还有不少人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加革命,又掀起了一股改名换姓的浪潮。人们拿起户口本纷纷涌向派出所去更改自己的大名，什么向东、卫东、旭东、继东、红卫、向阳…… 这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词藻成了激进分子们热衷追捧的时髦东西。
当年同班同学苗长野,家庭出身富农,他自己感觉到“长野”的名字有触犯天条的嫌疑，主动洗心革面改名为“苗永红”。辽源矿务局的四大矿(西安、泰信、平岗、梅河)分别改名为：反帝、反修、胜利、红梅。 离我家不远一个市场叫“三道桥”,可能是与三家村的名字有瓜葛,被强行改名为“红卫桥”,更名运动一时间将上上下下的名称改得一塌糊涂。
地名的更改开始很不习惯，公共汽车每天都报新站名，有线广播喇叭每天都反复播送新改的地名,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浸泡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地就默认了。人更改姓名实在太滑稽了，特别是熟悉的人，每当集体点名时叫到他新鲜的“卫东”的名字时,他本人回答的声音都很不自然，大家会用嘲讽的目光回头注视他,甚至会引发一小阵哄笑声。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接受不了他政治味道十足的大名,在大庭广众之中习惯喊出他原来的乳名。
更名之风刚刚消退，又掀起一股“破四旧立四新”的疯狂行动,许多珍贵的古迹、文物、藏书、国宝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那是一日三惊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红卫兵就又弄出什么花样来。“破四旧”，把常态的社会砸烂了，人们开始热衷于观赏别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这帮小红卫兵开始干些什么呢？——捣毁名胜古迹、禁止奇装异服、烧古旧书籍及字画、改街名店铺名、抄家、殴打“黑五类”分子、揪斗“黑帮分子”。如今凡你在名胜区看见缺鼻子烂眼睛的石佛石像，八成都是那时候搞的。
文革命前，到上班时间街上人很少。进入8月后闲杂人多了起来，大街上乱哄哄的。汽车开过后传单满天飞，行人见了就乱抢。刚看上去有点儿像“五四”革命运动，但细看看传单内容，现在的人恐怕就要晕了——整个一义和团大师兄的逻辑和语言。下面列举清秋子的回忆录记载的几个例子：
其一，“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绿灯颠倒过来。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表示‘禁止通行’？”
其二，“现行的《毛泽东选集》是用白纸黑字印的，白色和黑色都是象征反革命的颜色，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今后《毛选》用红纸金字印刷。”
其三，“广大的革命群众注意，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底部的花纹是一个‘毛’字，穿上这种鞋，就是把‘毛’字踩在脚底下，我们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抓获设计这种鞋的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
其四，“请大家注意，某月某日《吉林日报》第某版的主席像，在阳光下透过去看，背面是一行大标题，毛主席身上，恰好是‘毒蛇’两个字。强烈要求专政部门揪出隐蔽在报社的反革命分子！”
其五，“副食品店卖点心蛋糕，是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勒令从即日起只能卖符合工农大众的食品窝窝头！”
等等，等等，左不过是这类货色，也不知道在申张什么正义，倒像是刚从北京安定医院跑出来的精神病患者。
就算是大师兄，也罢。人家大师兄是灭洋，精神可嘉，而红卫兵却是专灭自己人，欺辱弱势群体，形同恶奴。
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带着红袖标走街串巷抄家抓人,乃至祸灭九族。无知顽皮的孩子让他们“停课闹革命”当然高兴死了,特别是那些平时不爱学习的小痞子，这下可进入了天堂。有人在背后撑腰纵容，他们心领神会地手持铁棒去“砸四旧”，当造反英雄，喊出响亮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文革中表现最积极有二种人，一是有野心的阴谋家，企图利用政治运动表现自己，把文革当作向上爬的工具，二是好逸恶劳者，从此再也不用去读那些“圣贤书”了,不用学技术搞生产，认为政治斗争神圣无比，是获取权势和利益的捷径。有头脑的人们都看得很明白，就是不敢说破了，造反派们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无天，把整个世界搅得一片混沌。哪个人胆敢说个不字，注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红卫兵们有一支响亮的歌：打！打！打!打他希巴烂！ 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把他拉下马! 叫他靠边站！
毛主席语录被称作最高指示
那时候，被红卫兵砸了个落花流水的，有两类人，一是“黑五类”，一是“黑帮分子”。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黑帮就是在单位里被打倒的老教师、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黑五类其实原本就很惨，是社会边缘人物，苟且地活着，低人一等，连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人文知识分子之流，工资虽然高，但也是边缘化人物，总是夹着尾巴做人。两者都是靠劳动吃饭的，根本谈不上是欺压劳动人民的恶人。正因为是弱小者，所以成了红卫兵痛打的“落水狗”。原本在60年代初，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就已经很厉害，红卫兵更是变本加厉，往死里糟践他们。
东北文革的初始阶段，人们都用一种高尚的心情去理解对待这场运动，他老人家一声号令，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到全国去“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行动。这场大串联像潮水似的席卷全国，早期只要在学校开具一张“介绍信”带在身上，就能够走遍全国乘车吃饭不用花一分钱。我是共青团员，学生干部，不能不响应这场运动，否则别人会说你不热爱党，不忠于毛主席。
文革那年我正在读初二，年龄刚满16岁，对政治之类的东西还很幼稚，只有一股上进的热情，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是“逍遥派”落后分子。理所当然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当中去了。参加第一次串联是由学校老师组织的，开始参加红卫兵必须是出身好的优秀学生，有老师和共青团出面组织领导,全校只批准了二、三年级中的100多名红卫兵。学校用红丝绸做的红卫兵袖标，上面印有毛主席题亲笔题写的“红卫兵”字样，鲜艳的红袖标戴在左臂上显得十分神气和自豪，因为不是好学生当不上红卫兵。 它成了一种荣耀受到尊重。
66年我也当上了红卫兵，自以为很荣耀
辽源矿务局四第中学校的红卫兵编成了一个很大的串联队伍，男生女生总计有一百人，开始，大家不敢相信外出串联可以不花钱买票，因此没有勇气也没有计划远走，目标首先选定了离我们辽源市最近的吉林市和长春市，还规规矩矩制定了串联学习计划，老师叮嘱大家不要游山玩水，要把人家文革的经验学回来……
1966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们的串联大军集结在辽源火车站,由体育老师还有三班的班主任带领我们。辽源火车站站长头一次接待这么大的串联队伍，看得出他显得很为难，不敢怠慢也不敢轻意放行。因为他有生以来没见过这样新奇的事情，上面也没下发文件说外出串连的学生可以不买票，如果他拒绝签发这张一百多名的团体票，他会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下场，注定会被戴上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如果站长草率地签了字，也怕冒犯铁路规矩，遭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站长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手里拿着我们的介绍信仔细地端详着，看得出他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我们的心也很紧张，如果他不签字，这次就无法离开辽源了。
站长经过很长时间思考后，他在介绍信上挥笔签发了 “批准”的字样。我们100多红卫兵，确切说是全校二、三年级最优秀的学生，每人领到了一张免费的火车票，大家顿时欢呼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百十人的串联队伍挤上火车后，分散在几个车厢里，男生和女上都没有座位，大家挤在一起有说有笑也不感觉累，全程一直站到吉林。由于二个年组许多个班级学生聚在一起，感到很新鲜，彼此好像都是新认识的朋友相互交谈着，站在我旁边的女生叫冷月凤，是二年三班的音乐委员，她们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如果不是文革串联，一个小女生无论如何没有胆量跑出这么远。
串联大军冲出辽源后一路绿灯，没有哪个领导敢不批准我们的行动，没有哪个人敢阻拦我们，串连队伍第一站来到吉林市，走进吉林电力学院和吉林医学院后，发现大学的校园特别冷清，大学生们都去了哪里呢？一打听才知道，大学生都去了北京上海等地串联去了，他们用讥笑的口吻说：你们为什么不到北京去呢？来这里多没劲啊！说毛主席还要分期分批接见红卫兵。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前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收音机里传出后,我们在辽源还不敢奢望去见毛主席，那似乎离我们还十分遥远的事情，今天在大学生的扇动下，再也按奈不住平静的心情,不要去长春了，一定要去北京！在吉林学生的影响下大伙下决心要去北京，也要让毛主席接见我们。
几个高年组学生干部在一起商量很久，胆子小的人主张回家，不敢贸然前往北京，北京是随便去的地方吗？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怎么办？众人的意见很难统一，到最后只好分道扬镳吧。庞大的串联队伍解散后，老师带领着女生还有胆子小的人，统统的回家了。剩下我们三十几个男生重新组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赶赴吉林火车站。
到吉林火车站后，站长坦率地告戒说：北京毛主席又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北京城局部地区将实行戒严，接到上级命令，全国车站已经停止了北京站火车票出售！已经按奈不住躁动的心情，大家急得团团打转。就在这个时候学生中的芮庆生他很明白,说永定门车票可以发售的，永定门是什么地方？离北京有多远？能行吗……？大家都很疑惑，但最后还是撑起胆子领了三十张永定门的火车票。
在吉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们每个人都分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座位号码，那号码印在一张小软纸上, 贴在火车票的背面, 没见过带有座号的车票，感到高兴和新奇。在辽源坐火车从来不给座位的，已经习惯了没有座位的车票，全凭力气挤上火车，不知道要站多久才能等到一个座位，还是吉林市伟大呀。吉林开往北京的那列火车是“快车”，速度非常的快，比去吉林时坐的车快多了，小站不停车，一闪就开过去了真够过瘾的。
没有想到北京离我的家乡辽源太遥远了，那火车飞也似的整整开了一夜还没开出辽宁省的地界，火车还在呼啸着往前飞奔，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有些担心我还能沿原路找到回家的路吗？早上八点钟列车播音室通报前方即将到达山海关了，车厢里的学生们顿时激动起来。山海关在我们东北人眼里是一道南北方的“分界岭”，在山海关以东的叫“关外”，以西的叫“关里”。
万里长城从山海关这里把地域一切两半，住在关外的人要比住在关里的人身价卑贱。关里人供应的粮食细粮和豆油就比关外的多许多，我们东北人每月只供应三量（150克）豆油，而关里人每月是半斤（500克），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政策，据说这个标准是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给他的臣民制定出来的，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陈三两”。这还不算，听说他还在极力号召东北人民要：“进一步的节油”因此我以出生在东北而感到自卑。
一道万里长城把南北两地分成不同的生活标准，从小就羡慕关里人，他们不仅拥有温暖的生活环境、充足的蔬菜，更有比东北人多得多的大米白面供应。出生在关外的人永远没有机会迁徙到关里来，人的户口关系就是你生辰八字的“定身符”，心里默默地思索：出生在关里的人太幸运了，我为什么偏偏出生在东北？为自己的出生地感到沮丧。学生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神秘而重要的关口，一定要详细看看划分人们命运的“疆界”，更何况这里还有许多关于孟姜女的传说……
火车驶离山海关不久就到达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北戴河。在东北人的心目中，北戴河是一个神话般的度假胜地，也是我心目中的天堂，她不单有浩瀚的海洋松软的沙滩，还有许多高级疗养院和国家领导人的别墅。能够有幸来到北戴河的人都十分的骄傲，过去只能道听途说的了解些一知半解的东西，那时的贫民百姓几乎没有可能来到这块圣地。
生平第一次看了到大海，虽然站在车厢里眺望那远在天边的扁扁一线海洋，心情也是异常激动。掂起了脚尖希望能多看到些令人神往的大海，透过车窗看到了漂浮在海中的巨大轮船，全车厢的学生们和我一样高兴的欢呼起来。今天能有机会路过这里感到十分荣幸和满足，也产生了一种“骄傲”的感觉，那是因为在当时没有多少有胆量的红卫兵能到北京来串联。
火车在下午时分到达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列车一进站就听到咚咚拆拆的敲锣打鼓的声音，站台上人们举着横幅和红旗,不停地高呼着口号,那是北京人欢迎外地红卫兵来北京串联。我们高兴的下了火车，这时才弄明白，永定门就在北京市里，原来北京有好几个火车站。离永定门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个体育场，那里设有首都红卫兵接待站，来自全国的学生纷纷到这里报到。我们很快就办好了接待手续，被分配在鼓楼东大街甘水桥的一个俱乐部里。
到北京串连的学生每个人发给一张红色的公共汽车月票,凭这张月票可以在市里乘坐任何一路的汽车,只有45路以上郊线不可以乘坐。到达北京的当天正是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家来迟了一步，赶不上这次接见了，只好住下来等待十一国庆节看上毛主席一眼。当时离国庆节还有半个月，也好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在北京好好玩玩。
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第一次见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的学生，他们像外语一般的方言，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惊奇，中国还有这般奇怪的语言简直不可思议。外地学生大量涌入北京，驻地也逐渐紧张起来，我们由原来住的甘水桥调整到了什刹海，安置到一个航海俱乐部里面，里面有许多遥控船舰模型和汞气充电设备。走出门口就能望见很大一片什刹海的水面。
站在天安门前感觉像在梦境中
北京就是与众不同的地方，绿瓦红墙金碧辉煌，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人惊叹不已，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每天不知道被周围的东西感动了多少次。我们乘上了5路公共汽车,那车从天安门旁边驶过，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天安门城楼，这个令全世界都瞩目的建筑他就在我身旁，此刻又开始怀疑这是否在梦中，整理了一下心情，看到熟悉的同学都在身旁，感觉到周围的气息都是那样的真切，断定是处在活生生的现实中，肯定不是梦境。可是过了一会还是像回到了梦里，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北京了。
从踏进北京的那一刻，心情每时每刻都处在高度兴奋状态，红卫兵接待站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北京地图，如获至宝地捧在手中认真研究起北京城来。北京城四四方方街道横平竖直，就像一个下象棋的盘子。上面的地名非常有趣,都是对称的：天安门-地安门、天坛-地坛、东四-西四、东单-西单、东直门-西直门、左安门、右安门……无计其数,可以断言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完美无缺的精神。好奇地拿着地图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不厌其烦的讨教北京的新鲜事。
登上颐和园中的万寿山，眺望如画的昆明湖，昆明湖中艳丽的荷花依然开放着，岸边修长的垂柳随风摆动，颐和园美丽的风景让我感慨万千，不能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迷人的景色。上小学时有一个金属文具盒,上面印的就是万寿山的风景画,那时不知道这个万寿山它在那里？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注视着这个万寿山，曾经幻想着走进这个美丽的地方该有多么的幸福！今天真的进入了这幅“画”的当中了。
穿过高大的天安门城楼后，眼前又出现一个和天安门一样的“端门”城楼，再穿过端门城楼就来到了午朝门前，这里是故宫的大门，雄伟威严。走进故宫眼前豁然开阔，庄严的太和殿出现在眼前，汉白玉的栏杆一级又一级象征着帝王等级的尊严。穿过金碧辉煌的故宫后径直登上了景山公园，站在景山主峰上，硕大的北京城尽收眼底。蓝天白云下的北京城，美丽得让语言变得贫乏了，再也找不出恰当的语言去描写那迷人的景色。从南到北一条中轴线上依次矗立着前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我可以断言世界上再没有能与北京城相媲美的皇家宫殿, 我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感到骄傲。
当走进北海公园时,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少年时的儿歌又重新响在耳畔,美丽的白塔倒映在一潭碧水中，我们划起一只小船荡漾在平静的水面上，船儿泛起层层波浪，向远处望去，正是歌中的“绿树红墙”,我们当真的游走在诗话之中了……（点播《让我们荡起双桨》)
由于喜欢北京，产生一种种爱屋及乌的效应，开始喜欢起标准的北京话来了，许多学生也把舌头卷了起来说话，听起来很不舒服。辽源市属于辽河流域，讲话口音与沈阳接近，不分卷舌和翘舌，如果说一段绕口令：我上四平市，买了四十四斤西红柿……会让大家捧腹大笑，他们学起普通话非常别扭，和听凤凰卫视卢宇光的播音差不多。
作者当年文革期间在北京（左１）
北京的公共汽车太多了，从跑在长安街上的一路公汽到郊线的近百路的编号，而且有许多线路的车都由上百辆大型铰接车组成，一辆接一辆的开行，有时坐在前面的公交车上能看到本线路下一个班的车紧随其后，对此感到非常新鲜和羡慕。我们辽源市的公交车每个班次间隔要上十五分钟或更长，有急事的时候常常让你等得心急如焚。对北京第一次有了量化的了解，在我的家乡当时最多只有五路公共汽车，心里恰算着要将近一百个辽源市才能低得上北京这么大，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想象中的北京应该比我们的长春市大不了多少。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城市，首都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列的文革
我们终于等到了十一国庆节，在北京过十一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平时过国庆节要把所有外地户口的人员一律清离北京，就是北京人的外地亲属也不能在京逗留，必须准时离开北京，据说是为了防止坏分子破坏北京的治安。这样的政策使北京人的户口变得更加尊贵,北京人自然就成了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这一年与众不同，外地的红卫兵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特批，准许留下与北京人共同欢度国庆节，我们感到格外的荣幸。
北京人对组织大型集会非常有经验，外地红卫兵提前一个星期就被编好了方队，有专业人员老师组织大家演练队形，练习喊口号，就等国庆节那天有组织的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9月30晚上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份便携式餐食，那是二个面包二个鸡蛋还有咸菜。夜里三点钟集合出发，步行到长安街东边很远的一个大院子里集结待命，天亮之后北京全城都戒严了。我们许多人穿着绿色的红卫兵“军装”上衣，腰间扎一个武装带。我贫穷的家境，买不起绿军装，只拥有一个绿色武装带扎在腰间，自我感觉也挺神气的。
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
北京的十月凌晨非常寒冷，我们蹲坐在一个指定的位置不允许随便走动，拂晓前冻得浑身发抖。天渐渐的亮了起来，这时看到参加游行的人群多如潮水，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那个场面是难以想象的。这么多人上厕所撒尿怎么办？北京人的办法真高明,在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设有一排排的条形金属盖板，用金属钩子掀开之后就能成为临时“厕所便坑”，用高高的席子围起来，供给在一天中游行队伍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使用。人流不停地从长安街的东头向西涌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如此之众的厕所群，完全有资格载入吉尼斯纪录。
上午九点钟国庆典礼开始，长安街上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洪亮的东方红军乐声，毛主席伴着欢呼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海，人潮鼎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女二名播音员，不停地伴着音乐进行解说。从人民大会堂到历史博物馆前站满了整齐的方队，人群中人们个个手举着毛主席语录，欢呼声响彻云霄。红卫兵的队伍分批路过天安门前，人们疯狂的摇动着手中的“红宝书”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的朝着天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欢呼跳跃，招手致意。
如痴如狂的学生手举红宝书向毛主席欢呼
大约在11: 30左右，我们的队伍才开始移动，大家列着横队手臂挽着手臂，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天安门挺进。长安街实在太长了，一直延伸到天际看不到边，中午艳阳当空，气温越来越高，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慢慢的湿透了里面的球衣。看到其他同学后背衣服上也渗出了汗水，汗水蒸发后在衣服表面留下白花花的汗斑。队伍不能停下来，随着涌动的人流向前推进,中午饭只能在行进中吃了。面包咸菜塞进了嘴里大口的咀嚼着,就是鸡蛋打不开吃不到嘴里。我灵机一动将鸡蛋迅速在武装带的金属扣上撞击，那鸡蛋壳叭的一声就裂开了，大家全都跟着模仿，整个队伍纷纷效法我发明的打蛋方法。
一点钟左右才走到了天安门前，为了多看上毛主席一眼，大家早已忘记了事前宣布的规矩，我们的队伍已经溃不成军了，人们相互推挤着拥过天安门。许多人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拼命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人们越来越疯狂，人群相互推挤和踩踏，使许多人丢掉了鞋子，在潮水般的人流中无法拾起落下的鞋子就被拥出了天安门。撤离的人群被挤得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游行结束后，长安街上散落的鞋子使用好几辆解放牌卡车装运走的。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还记忆犹新。老三届的人们为什么会那样疯狂？那是对伟人的崇拜，青春期少年特有的本能追逐自己心中的偶像。现在有许多人无法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行为，就如同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现在年轻人疯狂的追星族一样困惑。
离开天安门回到驻地，看到了电视机中还在播放当天的游行盛况，那是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天津产的北京牌，黑白显像管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电视节目不是每天都播出，只有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日白天才有。当天晚上驻地负责人组织我们外地学生到天安门前看焰火，听到这个消息可高兴坏了，小地方的人哪里看过礼花呀？带队的领导把大家安排在西单燃放地，天黑之后北京城再一次戒严，华灯亮起，节日的北京城五彩斑斓，异常美丽。
晚八点钟左右礼花万炮齐鸣，在天安门广场、西单、王府井几个地方同时燃放。巨大的隆隆响声中，北京天空被染成了红色、绿色、黄色……从来没有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象，焰火的形态千变万化，美不胜收。燃放礼花的是一群解放军战士，使用60迫击炮发射，每个燃放点数十套装置，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齐射出，在空中炸开巨大的鲜艳花朵，美丽的北京城让我终生难忘。
串联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非常虔诚地遵守纪律，每到一处基本不游山玩水，认真的到大学里面看大字报、写心得笔记、与当地的红卫兵头头交流文革经验。走出家乡后才发现我们像一只井中的青蛙，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让人大开眼界。慢慢的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毛主席免费让我们出来搞串联，他老人家赋予红卫兵一个神圣的使命—“煽风点火”。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热情接待，亲切的称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竭尽全力的安排红卫兵们的食宿。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外出串连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大批学生潮水般涌向北京，居住和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没有地方安排就住在学校、工厂、体育馆，被子不够时，有的职工甚至把自己家里的被褥拿出来接待我们。那场景真的非常受感人，我们的人民真是善良纯朴。
北京串联结束后回到了辽源，我们是辽源市第一批进北京的红卫兵，学校和邻里的人们都非常崇拜这批人,羡慕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北京文革的形势对下面的影响颇深。看到人家的红卫兵根本不是由学校组织的，而是自发的群众组织，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和领导。一股热情上来五分钟就可以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比现在领营业执照还要容易，橡皮公章立等可取。组织名称随便自己起，什么花样都有。那名称起得越来越大，还是觉得不过瘾，最后变成了要多大有多大。
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千奇百怪，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毛野人战斗队、鬼见愁联合暴动队、毛泽东思想造反大军、818联合造反兵团、依天剑战斗兵团…… 学生们的胆子变得更大了，几乎所有的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都跑出来参加大串联，此刻全国大串连的高潮正式拉开了帷幕，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串联，哪个人敢反对？
串连的人群成指数规律上升,火车严重超员,行李架上厕所内都挤满了人，如果有谁出面企图阻拦，红卫兵就用刚学会了一个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来攻击他们，究竟对谁造反我也不太清楚。回到辽源后不到一个星期，和班里七名男生又重新组成一伙南下大军，带着地图开始向更远的目标进发了，我要利用这次机会饱览一下祖国辽阔的疆土，去亲历一下地理课本里所学到的内容。
我们七个人再一次来到北京，这次由于来京串连的人大幅增加，接待安排足足站了一天才排到。这次赶上了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老人家坐在敞篷汽车上飞速的从长安街上驶过去，欢呼的人群依旧疯狂。这次是我最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心里产生一种满足感。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就乘火车长驱南下，第一站来到了湖北武汉。
和周永涛在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下留影纪念，二个人合照可以节省底片费用，我必须精准地控制每一分钱开销。那是苏联帮助我们建起的第一座长江上的大桥，为了架设这座桥，古代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不得不搬迁让路。我们在武汉大学美丽的东湖畔漫步,沿着洛迦山走近东湖，东湖水清澈透底浩瀚无边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离开湖北后继续南下来到长沙，住在长沙塑料厂职工宿舍，那是刚刚为我们腾出来的女职工宿舍，蚊帐被子都是职工们自己的，长沙人的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外地的学生。工厂为串联学生提供的伙食也很丰盛，就是那个早稻大米吃不太习惯，用木桶盛装的米饭，硬梆梆的没有一点粘性。湖南和许多地方还实行16量一斤的老式计量制式，食堂的饭票就是这样的，感到非常的奇特，有一种亲近古人的感觉，据说那还是秦始皇时期留下的计量标准。
我们到长沙不只是要看看岳麓山的风貌，更主要是要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瞻仰朝拜。学生们乘坐带棚子的卡车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上百辆的卡车载着外地红卫兵疾速驶向韶山。湘潭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弯弯的浏阳河像玉带一般缠绕着葱郁的大地,缓缓的流入湘江。这次外出串联前妈妈给我带上了家中仅有的18元钱，我必须精确地计划着每一分钱的用途，以确保能在全部路程中不透支。
在各大城市的红卫兵接待站都免费提供食宿,唯独在火车上的饮食要自己支付。再有就是每到一处革命圣地都要拍照留影，虽然每份照片只有几毛钱，可是积少成多非常可观，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尽可能与同伴拍合影，大家共同分担底片费用。坐火车时勒紧裤带不吃不喝，在南京的中山码头上出售的面包每只才五分钱，坐在对面的上海学生们很有钱，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吃面包，虽然一天没吃东西了，还是舍不得这点支出，就咬紧牙关闭上眼睛装睡，害怕被人家看见饥饿得直流口水的样子。
每到一处接待站都设法储备许多馒头咸菜带在身上，必须学会理财才能顺利的走完全程。用这18元钱依次到达了北京、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四平、辽源，完成了围绕大半个中国的闭合行程。
回到家乡已经是11月下旬的隆冬季节，天地间一片白雪茫茫。由于在外面看习惯了大城市的街道，在辽源火车站下车后再看家乡的街道变得十分窄小，昏暗路灯下显得格外凄凉。在外面漂泊一个多月了，思乡心切，急匆匆赶回八千米的家中后，兴高采烈地上前敲门，心想这回要给妈妈一个惊喜，只敲门不吭声，看看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反映什么样子。
雪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路上房上一片洁白。家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出来开门的人是一副陌生面孔的男人，我问那个人：你是谁？为什么住在我家？那人操一口外地口音反问我你是谁？我还不认识你呢！顷刻间，脑子嗡地一下全蒙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那人用手拦着不让进门，我强行探头向里面张望了一眼，里面还有一名中年妇女和一个孩子。
定了定神，难道是我走错路了，走到了别人家？回身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再细看看房沿和周围的景物没错呀？房子外面虽然有些微妙的变化，但仔细观察一遍确认没错，这就是我家！奇怪的是屋子里的摆设怎么全变了。当时以为发生了妈妈讲的那个神话故事里“洞中方一日，世上乙千年”的事情了，难道我在外面疯疯癫癫串联一个多月，真的就跑到了下一个世纪了吗？那个人光当一声关上了门，我站在门外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小时候清晰记得妈妈讲的故事，从前有个叫王质的砍柴的人，以砍柴为生，一天他带着斧子镰刀进山砍柴，休息时路过一个山洞，就走进去休息一会。洞中遇有两个白胡子老翁坐在石桌上下象棋，砍柴人放下工具俯下身去用心看起了下棋来，时间已过晌午，肚子有些饥饿，老翁送给王姓砍柴人一个酸枣核，说也奇怪，那枣核放到口中后就不饿了。当看完二位老翁一盘棋后，再看自己脚下的鞋子已经腐烂风化，一阵风吹来，鞋子变成纸灰一样的东西随风而去，他再去企图拾起斧头镰刀时，那斧头镰刀的铁头早已锈蚀成一滩褐色粉末，回头再看下棋的二个老翁也已经无影无终。
砍柴人走出山洞，往日下山路已经被高大树木封死，他艰难地爬回到家中，虽然房屋依旧，但屋内的人他全不认识了，眼前的一切让他不解，忙上前质问，这个房子的主人可是姓王？对啊！是姓王，那你们认不认识王质？众人说：听早辈人讲，我们的祖先王质一千年前进山砍柴一去不复返……你们竟瞎扯，哪有一千年，上山一天还不到呢，我就是那个王质！众人听罢群起而攻之，打死你个狗杂总！胆敢冒充我们的祖宗！王质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已经得道成仙了。小时候对妈妈这个看棋成仙的故事非常欣赏，时常幻想着有一天走进山洞也能遇到个仙人点拨，变成神仙。
今天的遭遇和妈妈故事中的情景多么相似啊？怪不得这些日子总像在梦境中，我早就觉得大串联的事情蹊跷，哪里有不花钱就可以跑遍全国的事情？难道真的发生了时空错位？这么说我也得道成仙了？我在屋外仔细打量着房子周围，的确发现有许多异样的变化，屋檐、墙角都有破损，路面也出现许多车辙碾压凹陷下去的痕迹。一个多月不会发生这么多改变的，真的是发生了千年时光跳跃？难道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真是我们贾家的后裔？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又害怕任何真相出现，心里十分恐惧。
天很晚了，在外面犹豫了一会，还得硬着头皮上前去敲门，就算我提前跑到了21世纪，也只有我们这个“后裔”能提供些线索啊！那个人已经十分不耐烦了，这时才听清楚他操的是山东一带的口音，山东人脾气掘犟，心想和他说话不能太硬，免得挨揍。请问，原来住在这里的老贾家到哪里去了……？你佛的啥俺不懂！那人一问三不知，语言不通根本无法交流，再僵持下去恐怕真要打起来了。就在这时，邻居老卢家二丫听到争吵声跑了过来，她告诉我说：“你家分新房子了，这间房子卖给一家刚从山东来的移民，你们全家已经迁到自建区大车队院里。”我如梦方醒，又是惊又是又喜，飞快地向新家方向跑去。
并没有发生时空错位的事情，倒让我有些失望，这个自建区大车队很远，还有七八里的路程，在火车上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踏着厚厚的白雪一路疾驶赶到了新家。见到了久别的爸爸 妈妈 弟弟 妹妹，高兴得差点流出眼泪。
这次大串联让我终生难忘，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疆土的辽阔,山河的秀美，亲身感受到了江南低纬度地区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从湖南韶山毛主席家打谷场上摘回来一只棉桃，从江西赣江中捞出来一个田螺,在江苏南京带回一块雨花石。亲耳聆听了南北方言的巨大别，还学会了不少方言土语，回到家中能像说相声一样的表演给他们听，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所到之处的各地风土人情让我大开眼界，在东北的时候还以为南北各地主食都吃高粱米和玉米面呢，还以为全中国的人们也像我们东北人一样睡在火炕上。这次大串联后突然长大了，象青春期少年一样对江南的美景一见钟情，从此以后心中种下了一个颗“爱情”的种子——深深地钟爱上了江南，爱上了长江，可是心里非常清楚，那只能是个梦，是永远永远没有机会变成现实幻想，因为那时的户籍制度，每个人就像一颗钉子，从你出生的那天起，就牢牢地定死在一块木板上，几乎终生不能离开寸步。
自从迁回到自建大车队后，家里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改观，新分到的房真好，这里原来是西安矿马车队使用的院子，院内养有成群的骡马，现在马车队改成汽车，搬到西安矿院子里了，剩下这所建筑就一劈三半，改建成三套住宅，分给了我家一套。我家住在西面，面积最大，中间给了张姓的工亡家属，东面是一家杨姓的退休职工。房子是砖瓦结构的建筑，比原来八千米和自建的房子都大都好。
大车队好大一个院落，用厚板皮钉成的栅栏，组成一圈高高的围墙，前后都有菜地，足有七八亩。一条小道通向南面的大门，长长的道路有几十米，二边栽种着扫帚眉花草，夏天到来满园葱郁。院子的前面、后面、西面全都种上了蔬菜，有玉米，土豆、菠菜、芹菜、辣椒、豆角、茄子、黄瓜……有了这些菜地，再也不用发愁蔬菜供应了，几乎全年不用出去买菜，家中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外面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学校不开课，也没有人通知我们干什么，就在新的家园中寻找乐趣。院子围墙边长有许多野生的天天、三角菜、大叶灰菜、苋菜等多种野菜，小时候挨饿的遭遇和这些植物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除草时故意保留下它们。受宠的野菜得到呵护后疯长起来，把院墙围个严严实实，我还像同年一样跑到天天秧里摘取黑色的果实。园中还生活着蛐蛐、蚂蚁、田鼠、西南角的乱石堆中还有一窝黄鼠狼，这里成了我的自由王国，就和鲁迅小时候家中的百草园一样美好。
大串连的风暴足足掀起一年多的时间，参与人的动机也越来越恶劣，除了学生以外社会上的闲散杂人也混迹其中，全国铁路混乱不堪一派狼籍，大串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天下变得越来越荒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得不下文件，要求停止大串联，但又不能说出“停止”的字样，委婉的开导学生去学习红军用两条腿徒步串联。大连工学院的大学生们用了一个月时间从辽东半岛徒步走到了北京，一时间又兴起了另一股徒步串连的热潮。
在文革中人们最害怕的就是出身不好，那些出身欠佳的人不敢喘大气，如果被造反派盯上，十有八九要大难临头了，他们可以随便打死一个自认为“有问题的人”，然后还得意的叫嚣：死了活该！不死活埋！总之，红卫兵是一个以血统（出身）纯正与否为条件，来吸收成员的组织。成员穿旧军衣军裤，腰扎宽皮带，臂戴红袖标，戴军帽女子亦然。后来人的眼睛看，全国的红卫兵是狂徒，北京的红卫兵是恶棍，北京西城区的红卫兵是土匪。
张承志笔下“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动机纯洁”的革命小将们，他们在北京，一个多月里，就革掉了1772人的老命，在北京大兴县，竟有22户被灭门，死的最小的一个，出生才28天！小子们固然可以“理想主义”，但是天理何在呀！当然了，这位天才的发明家张先生尽管可以继续“礼赞”他的红卫兵，在当今走向法制的社会里有何感想？
不久从北京红卫兵发源地又传来新的阶级划分界线，明目张胆地宣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有一句非常露骨的歌词：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的，
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白）你就滚他妈的蛋！
这歌里的“老子”，是指爸爸。红卫兵的“思想”，在这两句词儿里，可见一斑。也不知道什么人制定出来的标准，对学生也要进行类别“划分”，依据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两档。
我爸爸不是革命军人，也不是高干……注定分不到红五类当中去了。我家出身是中农，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虽然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顶多只能闹个“可团结分子”。恨爸爸的上一辈人为什么把家庭搞成个中农, 只求上帝保佑千万可别把我分到黑五类里面去！被划分到黑五类里面去的学生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连人都不能算，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了。
类别划分的浪潮刚刚过去，紧接着是一场夺取政权的政治运动，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纷纷占领政府机构，扬言现在的政府都是走资派盘踞着，要学习法国巴黎公社武装夺取政权！辽源市八一八红卫兵煽动学生攻打辽源市公安局，焚毁公文，砸烂公检法的办公设施，最终夺取了革命政权。在当时全国许多政府机关纷纷被夺取了政权，几乎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们都是一些政治狂徒，他们的各自政治主张就如同今天台湾的红、绿、蓝各个派别，根本无法调和统一，派性就此产生了。
造反派武装夺取政权后，架起自己的扩音设备，昼夜不停地进行政治宣传，每天都开车出来搭台演讲，大街小巷展开辩论和示威。工矿企事业也受学生的影响，纷纷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家庭成员中由于各自参加的革命组织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为了派性利益，许多家庭父子反目夫妻离婚。我在学校参加的是818 红卫兵组织，是属于公社派,爸爸在单位参加的组织是属于红二派，回到家中不能谈论外面的时局，有一次控制不住和爸爸辩论了起来，爸爸大怒：今天要砸碎你的狗头！吓得我抱头鼠窜。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各省市当地驻军队不得不进行了军事管制，造反派在如何对待部队方面又产生了分歧，生成了反军派和拥军派。辽宁省更为复杂产生了三大派别：辽联、辽革站、831。我们吉林省还好只有二派：公社派（反军），红二排（拥军）,两派打得难解难分。当口头辩论不能击倒对方后，就发生了武装械斗，武斗节节升级，还觉得不过瘾，就演变成到驻军抢枪炮弹药，甚至动用直升飞机坦克攻打对方的碉堡和大楼。
据史料记载，7月5日省城长春，二总部设在市医院大楼的广播站，惹恼了长春公社。五千多社员围住了市医院，逐层攻坚。许多人到现场去看过，红二的第一、二层楼已经失守，不少人站在很高的楼顶，看样子都是文职人员，手举红宝书有节奏地挥动着，俨如当今的“跳楼秀”，极具悲壮。战斗进行了整三天，两派在舆论上都造足了势。招来数万两派观点的群众，围在医院外面看热闹。公安“红色造反团”派了一架救火用的云梯车，开赴现场，缓缓升起云梯，往下救人。救下来一人，红二群众就是一片掌声。公社哪里肯让对手如此放肆，一把火把云梯车烧成了废铁。事后红二控诉，说云梯车乃东德进口，价值30万，长春黑社拿国家财产不当回事。长春公社则反唇相讥，说动用救火设施来参加武斗，是慷国家之慨，又说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把发动机憋着了火。口水文章，你来我往。楼内的红二人员，连饭食都没有，红二的许总指挥居然让航空俱乐部派滑翔机出动，向市医院楼顶空投大饼。飞机临空，下面的百姓哗然，长春公社趁机鼓噪说，这是“省军区派直升飞机营救红二的武斗人员，咱们要血战都到底！”
面对失控的局面，中央上面三令五申地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们置若罔闻。四平火车站被造反派占领后用机枪扫射过往的列车，企图制造血案嫁祸对方。武斗中候车室被纵火燃起熊熊大火，楼顶上的二名女红卫兵播音员在被大火吞噬的楼中不惧生死，用流利的普通话慷慨激昂地播音，宣传他们坚定的派别主张，直到大火夺去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停靠在四平火车站内列车上的乘客目睹了那场悲剧，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黯然落泪。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炮、“八二” 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风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愈演愈烈旷日持久，斗争越来越残酷。我在无奈中苦苦地煎熬着，期盼这场噩梦早日醒来，可等来的却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扑面而来的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和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昨天还是在一起的革命同志转瞬间就变成了阶级敌人，老干部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于难，统统被打成了“走资派”。回头看看我们朝夕相处的老师也被抓起来批斗，科学家、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曾经喜欢过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东都被那些狗屁理论家们批判为：“资本主义”，凡是大力提倡的“革命东西”都是令人作呕的空话、套话、废话。黑与白完全颠倒了……
那个年代，中国的社会运作有两条奇特的路线。一条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说民国时是军阀乱天下，那文革就是文人乱天下。康生、江青、陈伯达，都是文化人，讲起话来一张口就是一个多小时，如江河直泄，停不了。这些刀笔官吏点了谁的名儿，就等于让谁死；他们点到哪里哪里乱，所用的语言，多半是判断语句，比如，“某某某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某某某那个人可是坏得很哪”、“某某地方至今还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等等。文革从发动那天起，他们就是这么在忽悠，先把小孩忽悠起来闹，又把大人也忽悠起来，一浪接一浪的，直搞得全中国鸡飞狗跳，乾坤上下浑浑噩噩。
升学深造的理想从此化做了泡影,孕育在心中的十几年的成才之梦，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降临而破灭。手按胸口仰望苍天，上帝呀！谁能告诉我，真理何在? 是谁，为何要断送我们这一代人? 我彻底地绝望了……
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天天回家都自觉收听“星星火炬”和“小喇叭”广播节目，早早就入了“少先队”。心目中所理解的“革命”，应该是让人活得更美好。但眼下这场“革命”，却是不让人活。这怎么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究竟要干什么？隔了无数的尘寰回首往事，永远会记得，在那个武斗烽烟四起的年代，一个人踏着雪地步行回到新家的少年，他跟现在的少年们一样，心中同样充满对美好世界的渴望。
本章中部分史料摘自清秋子《文革回忆录》
文革资料附件：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由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八月七日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到会者。
②“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③“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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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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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分，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丑小鸭的生涯（五）----学殇
1969年7月21日美国“土星”5号巨型运载火箭推动着“阿波罗”号飞船在月球上登陆。人类的使者－－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第一次踏上了地球以外的天体－月球。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刹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像一只巨大的篮球漂浮在茫茫无边的宇宙之中，守望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欢呼雀跃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就在全世界人们都在如痴如狂崇尚科学技术，享受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翻天覆地变革的时刻，在我们的东半球，在我们中国却正进行着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一代花季少年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我们的工人老大哥正在工厂里加班加点，用轻金属加工那带有巨大忠字的毛主席像章。
出生在六十年代以前的人们都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这段可悲的历史，将3000万的中学生推入一场政治漩涡。这批人如今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荒唐的青春？他们会有哪些悔恨和些感悟？他们是否可以勇敢地向后人讲出所发生的真实事情？
1966年狂飙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一代中学生究竟是受骗上当，还是推波助澜？他们是无辜的天使，还是天生的孽障？一切根源归结于无知与愚钝，无论什么原因，他们助推了那场荒唐的运动，成为历史的罪人，当年丑恶的行为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改革开放之后，文革中那些“英雄”们对这段黑暗的历史从来都是三戒其口，讳莫如深。
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无论教科书还是史料，人们千方百计回避这段历史，总是企图绕过那十年动乱，人为制造出一段时间的真空。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那段历史？无非是企图掩盖在那个黑暗年代里自己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就如同小日本对待侵华战争一样猥琐的心态。如今的年轻人心目中，根本不知道共和国还有那么一段丑陋的插曲，人们渐渐已经淡忘了那些往事，今天的愤青们依旧像红卫兵一样如痴如狂地崇拜伟大领袖。作为过来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1966年疾风暴雨般的文革高潮过后，政治气候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政治口号越来越向左的方向偏移，从骨子里兴起抵制科学技术,蓄意阻挠经济发展的歪风。谁都不敢提改善物质生活的话题，穿好衣服就是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越穷越革命，越没文化越光荣，提倡大老粗当权……记得在批判刘少奇的资料里有这样的内容：王光美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老乡为招待中央领导准备些花生，事后竟成了一大滔天罪状，这在当今连普通百姓都不屑的小食品，也成了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吃几粒花生米成了富贵荣华的象征，可以窥探出那个时代人们扭曲的思维该有多么荒唐。
在荒诞的思想左右下，我们辽源矿务局也发生过数不胜数的荒诞事件。矿务局新上任一位大老粗局长－周福昌，他原本是太信矿三井一名井下的普通工人，身体强壮踏实能干，手里经常拿一把大铁锹，扒煤装车是把好手，连年被评为采掘第一线生产标兵，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周大锹。
那年头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是不可以重用的人群。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打翻在地，被排斥在红色接班人的队伍之外了。选拔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正心红苗壮”越是没文化越是大老粗越好。在这样思想指导下，才有北京掏大粪出身的石传祥；大寨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大庆工人出身的王进喜……周福昌文化水平不高；勤俭朴实；具备培养塑造典型人物的条件，和当年陈永贵一样，很快被推举到局领导的位置。
周局长上任后，为了答谢组织上的关怀，总想有点作为。当年也时兴创意，只是内容和现在不同罢了，谁要是能弄出个与众不同的花样来，保准能一鸣惊人鸡犬升天。周福昌智商所限，也想不出太多新意来，那年底恰逢中共九大召开，有一段湖南民歌《挑担茶叶进北京》挺启发人的，周福昌顿时来了灵感，要到北京去献礼，决定挑起一担新鲜的大粪送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正是学大寨的高潮期，昔阳县的土地贫瘠，需要粪肥滋养庄稼，周局长认为大寨人更需要精神营养，这担大粪代表了我们辽源矿务局几十万工人的心愿，要把它送给大寨人民，用现代人的语言就是“政治作秀”，文革中就是一个作秀比赛场，看谁花点子想得多，看谁更离谱。
大粪在哪里取呢？既然是辽源矿务局的礼物，就不能走在半路进厕所掏些赝品来替代，一定要采自辽源人身上的“原装正品”才有政治意义。六十年代辽源没有几家冲水厕所，大部分是干毛坑，很容易就能掏到大粪。从矿务局干毛厕掏出的新鲜大粪其臭无比，如果装在木桶中再发酵几个晚上，那个味道就更浓烈了，这使运送大粪进京成了难题。
平常人不清楚，大粪的质量很有讲究的，底层工人们一日三餐瓜菜代粮，只够维持生命，吃的东西没有多少油水，便出的大粪都是些绿色菜叶子组成的，这样没有肥效的大粪不好当作礼品。矿务局干部们的伙食要比百姓好多了，路过厕所就能闻出这个地段生活水平如何。从矿务局公厕所掏出来的大粪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矿务局机关干部们的肠子里的废弃物五味杂陈，这担味道十足的大粪别说挑上火车厢里，就是走在路上，也足以让旁边的人窒息。
周局长挑着这担大粪上车时遇到了麻烦，尽管粪担子用报纸严严实实包裹着，还是受到火车上列车员强力阻止，进京队伍在辽源车站与铁路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列车长害怕受到政治影响，不敢强拦，就把粪担放行了，那节车厢的其他乘客怎么享受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到达北京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北京站不听献礼那一套说辞，首都那么干净的地方怎容得原始肥料上街，工作人员怕污染环境，无论如何不让大粪出站进京，最终还是没能去成大会堂献礼，周局长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周回来后继续挖空心思琢磨，大粪太臭不容易接受，怎么办呢？上面提倡反潮流精神，就要敢于做违反常理的事情，时下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有强烈的暗示作用，一拍脑袋，有拉！何不送一块煤炭进北京！煤炭没有味道，还代表着辽源煤矿的象征，于是他下令太信三井挖出了一块巨大的煤块，不许用炮崩，要保持煤块完整的形态。提升运输部门格外小心，调来专矿车，把亮晶晶的煤块运送到了井上。
周局长凭着自己身高马大，头带安全帽；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脚踏锃亮的矿靴，亲自扛着这块巨大的煤块，送到了北京。成功地向大会堂里正在召开的九大会议，献了厚礼。这场政治秀颇受上面领导欣赏，归来时特批他乘坐三叉戟飞机回到长春，辽源市各级领导打起彩旗，夹道欢迎周局长凯旋归来。这段“光彩照人”的历史成了辽源市家喻户晓颂扬的佳话。
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富裕的生活慢慢成了不敢指染的领域，人们开始用政治口号来替代科学技术,谁能吹牛皮谁才是最革命的英雄,人有万斤胆,地有万斤产！的口号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在那些荒谬的日子里，是不能随便学习科学知识的，谁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谁的罪孽就越大，整个世界的黑与白、是与非是完全颠倒的，就和看照相底片一样效果。如果用计算机语言理解，那就是“负逻辑”关系，负逻辑在布尔代数中也叫“非函数”，翻译成白话就是：正的等于负；负的等于正；好的等于坏；坏的等于好；真的等于假；假的等于真……造反派们公然叫嚣：“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知道是谁在颠倒历史，政客们就是这样把好与坏的标准颠来倒去的，已经找不到可以参照的基准点了。
政治运动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地冲过来，什么三名一高、什么白专道路、资本主义尾巴……形形色色的大帽子稍不留意就会扣到你的头上。社会上总有一些投机钻营的政治狂徒趁火打劫, 原本一些好逸恶劳不学无术的无赖，常常用揭发他人的政治表现来为自己捞取资本，借着政治运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凌驾于众人之上红色革命派。
人们每天都要去背诵那些经文一样的政治词藻, 要像挤牙膏一般地轮番发言，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讲那些违心的，枯燥无味的, 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套话和废话。这场政治风暴无孔不入，连农村生产队也逃不过，农民在田里劳作一天不能回家休息，晚上还要集中在生产队大房间里，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所有人必须挨着发言，可怜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老人，憋得满头大汗，翻来覆去说一句让大家啼笑皆非的名词：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动作（著作）……老人根本不明白自己发言里“动作”的涵义。
在虚伪的世界里，没有人敢讲出一句心里的真话，如果哪个人说走了嘴，讲出了《皇帝的新衣》里的真话，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慢慢地，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开始厌恶政治,我所见到依靠政治手段发迹的人物，全是些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结党营私的小人，在潜意识里形成的“政治”含义就是阴险、虚伪、卑鄙、的代名词。所以我极端厌恶“突出政治”的口号，心中理解的突出政治就是突出卑鄙！突出虚伪！一看到报纸上通篇累度地鼓吹突出政治的狗屁文章，就会感到一阵阵恶心。
常理下，领导者为了巩固权力，一般对拥护自己的人都是多多益善，这应该是再普通不过的逻辑了。可是在文革十年中，那些当权者们的脑筋不大正常。他们好像老是嫌拥护者太多了一样，拼命在往外踢、往外赶。其实全国人民都拥护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但他们不舒服，非得一阵一阵、一茬一茬地抓坏人、抓异己分子、抓牛鬼蛇神。
当年流行的毛主席像章
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尽头，实在打不起精神跟那些政治狂人去空喊口号，去批斗走资派了。我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幻想，游动着一个信念，在将来的某一天定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我不相信这世界会永远混沌下去，知识还像磁石一样的吸引着我，不希望这一生就这样混迹于狂热政治之中，也不甘心大好青春年华白白虚度下去。
时间回到65年，文革开始前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独自一人走在北山摩电车道上，路上行人稀少，脑海里还在琢磨着矿石收音机的声音太小，怎么才能把声音放大呢？有一本苏联《少年无线电爱好者》的书上介绍说用一种特殊的矿石施加电压后呈负阻状态，可以放大无线电信号……就在苦苦思索方案时，巧遇了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孙成生。攀谈之中发现孙成生也是个优秀的无线电爱好者，并且水平不同凡响，相同的志趣使我们很快结成了好朋友。
小无线电爱好者们相遇时总喜欢炫耀自己的作品，慢慢地发现，我学到的东西他几乎全学了,而且有许多的创新作品,兴奋之余赶到了孙成生的家里。孙成生住在八千米草房(地名),他家的房子是私家住宅，房间很宽敞，那是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门。孙拿出了全部作品让我参观,那精巧的工艺和别具一格的作品让我大吃一惊，是见到的爱好者作品中绝无仅有的。
最欣赏他手工绕制的电源变压器，那时候我们搞不到专业的矽钢片做铁心，孙成生用马口铁敲打平整后再剪刀剪裁成一字方形，用这些一字形铁皮夹上薄电容器纸拼成非常漂亮的口子型铁心。变压器绕线框是自己用玻璃丝板刻制的，精美绝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再加上他那工整的绕线工艺简直是一个绝好的工艺品。在此之前我已经掌握了电源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并且还能够运用公式进行功率和砸数的计算，就连矿上的八级电工也赶不上我对电源变压器的精通，在当时还真有点沾沾自喜。见到了孙成生之后才感到天外有天自愧不如。
孙成生还有一项发明对我颇有影响，在紫铜棒上包上云母，用电炉丝在上面缠绕一层，再用自己制造变压器输出的12伏去驱动这个低压电烙铁。这种烙铁加热速度非常快，几秒钟就能熔锡，焊接零件效果好极了。紫铜棒在矿里就能找到，云母片更是多得很，矿山防爆电瓶车里的碱性蓄电池绝缘体就是用云母夹在两极之间的，在矿运输段废品堆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
在孙成生的启发下我动手做出了大小好几把低压电洛铁，把那紫铜棒固定在一根木柄上，接通电源后变压器里发出吱吱的响声，烙铁铁头上泛起一丝青烟，空气中散发出怪怪的气味。被加热的洛铁头很快失去了光泽,慢慢变成了深红色，把它戳向松香，哧的一声蹿起一股白烟来，焊锡珠应声融化了。做出的烙铁像一把手枪的样子，使用起来方便极了。
在此之前我们买不起价格昂贵的电烙铁，焊接电路只能使用火烙铁。我要等妈妈做饭时用炉灶里烧红的煤炭火焰加热烙铁,那个温度非常不好掌握,温度低了融不了焊锡，温度高了会烧死烙铁头，搞不好还会烫伤手指。还有就是那个洛铁头太大了，狭窄的底板申不进去，弄不好还会烫坏周边的导线。
为了焊好电路，曾经苦练了很久的焊接基本功，很小就掌握了“焊洋铁壶”的技术,那是学习无线电的“副产品”，邻居们的搪瓷盆、洋铁壶、茶缸漏了都要找我来焊补。现在有了这项制造低压电烙铁的技术，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飞跃，再不用苦苦的等待妈妈做饭的炭火了，随时都可以进行高质量的焊接。
与孙成生结识后开始了我们全新而漫长的求学之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那里是获得知识的最好地方。到新华书店时大都是站在柜台旁，翻看最新的无线电书籍，常常为了学习几个问题要徒步走上十公里,到市内新华书店一站就是个几小时。我们手中没有硬通货，买不起昂贵的书籍，只好可怜吧吧的在一边学习，知识就是这样一天天积累起来了。
辽源矿务局和西安矿都有规模不小的图书馆，矿务局子弟都能够办到一本图书借阅证,那是矿工子弟们唯一可以享受的特权，市内工人的子弟则没有这个待遇，有时候也为这个小小的特权感到过骄傲和自豪。在西安矿图书馆有一位和蔼慈祥的管理员叫李志成，大家都习惯叫他李老师，他非常支持孩子们的业余爱好和学习，把最好的书籍留给喜欢钻研技术的好学生们。他像鲁迅当年一样爱惜青年人，他说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我支持你们读书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如果你们将来成名以后别忘记借给你们书籍的这个“李老师”就行了。如果李志成老师还健在，希望他能读到我的文章。
苏联作家所著的一本《少年无线电爱好者》改变了那个时期一代学生的一生，将许多痴迷的孩子带入了这个神奇而伟大的领域里，永远也不能忘记少年时期那些启蒙的老师们。
图书馆的藏书总是没有新华书店里的书来的新，看到新华书店柜台上琳琅满目的无线电书籍，令小无线电爱好者们垂涎三尺，购买书籍成了我们朝思暮想的愿望。矿工家的孩子大都十分贫困，很少有零用钱，口袋里如果拥有一分钱就会感到很自豪而躁动不安，那是因为拥有了可以买到一枚糖果的资本了，如果你拥有5分钱就会感到很富有，5分钱可以办许多事情，可以买到一根冰棍，口袋里的钱如果达到了5角那种感觉就和富翁差不多,足以让你晚上睡不安稳觉了。
为了买书，孩子们常常采取节衣缩食方法来积攒零用钱，从矿山到市内有十多公里，一路汽车的票价是1角钱，我们很少乘坐汽车，就是为了省下这10分的汽车票资。可是节省下来的资金总是有限的，没有资金来源再节省也是无源之水，在书店里几乎任何一本像样书籍的售价都逼近或超过一元钱。当时对一元钱的感觉好比现在1000元的价值，爸爸每月只有85元的工资，家里八口人，怎忍心开口从家里要钱呢。庆幸的是可以从矿里检回些废铜烂铁，到废品收购站来兑换些资金，这项活动成了孩子们发掘“新经济”的主要来源。
西安矿没有人统一管理废品，报废的设备一般不回收，大部分都丢弃了，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倾倒废物的固定场地，我慢慢掌握了它们的分布规律，有矿办公室的；有运输区的；有机电厂的；有电话室的；有矿灯房子的；有机电段的；有充填段的；卫生院的……国有物资很充裕，凡是不太好用的东西他们随手就抛弃了。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定期去搜索这些地方，在这里除了能捡到废旧金属零件外，还能捡到红蓝墨水、纸张、铅笔、粉笔、电池、本夹子、塑料板、蜡纸、油墨、图钉等等许多办公用品，大部分都是完好可以使用的，有些东西几乎是全新的物品，煤矿上丢弃的物资为我减少了许多开支。
放学后孩子们都喜欢守在电工作业的电线杆子下面，电工钳子剪下的铜导线一般都不回收了，每当一根铜丝从高高的电线杆子上落下时，孩子们就会蜂拥而上，去争夺那根带着紫铜光泽的铜丝。在废品收购站里，如果收购员不欺骗你，每市斤紫铜可以卖到1.7圆，那可是个不扉的收入。我比其他孩子更幸运些，经常去西安矿机电厂，发现了矿机电厂西北角有个更为秘密倾倒机床铁削的场地，那是苗伯伯上班的地方，但要穿越二道铁丝围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当机电厂成批量检修设备时，那个地方经常能够找到车废了的黄铜棒还有电机烧坏的线圈，一团废线圈有几斤重，那可是高价值的物品，常常能满载而归，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矿上倾倒出来的物质千奇百怪，我们不能全辨识出来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会发生危险。一次我和弟弟捡回一团像棉花一样的雪白纤维，硬邦邦的挺好玩，拿到半路就感到手上，身上发痒，赶紧抛掉了，原来是些玻璃纤维，那些细小的纤维深深刺入了我们的肌肤。还有一次弟弟捡到一个大玻璃瓶，里面装满白色球状颗粒，有点像卫生球，他带回家给我研究。用手抓起弹珠一样大小的白色药球，不一会手指皮肤开始剧烈疼痛，沾水后更加强烈，最后鼓起了水泡，大姐夫来家里发现那是 “火碱”也叫烧碱，是矿上电瓶车碱电池里做电解液的苛性钾（氢氧化钾），有强腐蚀性，弄到眼睛里就会失明的。
我们用积攒起来的零钱购买回了《无线电数学》、《少年电工》、《电工学》、《无线电发射与接受》等书籍和各种电子元件。废寝忘食地钻研着电子学......在诸多的无线电技术中，更偏爱无线电发射技术，当时的技术书籍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苏联的技术书籍主导了整个中国市场领域。美苏两个阵营对垒，相互封锁，几乎不知道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的名字，当时书中说无线电的发明人是苏联人：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对此人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今天还能流利地背出他一长串的名字。
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什么事都喜欢刨根问底，电波为什么不用导线就能传递到远方？每天都在琢磨电磁波的辐射原理，脑海里时时浮现那交替震动电磁波在空间上展开的形状,慢慢就完全通晓了电磁波向空间辐射的原理。马可尼电磁波理论已经深入内心,睡梦中都在捉摸电动生磁、磁动生电、右手螺旋定则、左手发电定则、天线与波长,以及各种天线的极化图。
在我刚上初中一年的时候，已经能够自己动手装配各种收音机了，总是不能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潜意识中一直想制造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发射机都是大功率电子管做成的，大概是法律禁止的原故，没有一本书籍介绍无线电发报机原理。还有，家里经济条件限制，也买不起昂贵的电子管，这个梦想一直被束之高阁没法实现。
为了实现无线电发射梦想，我的第一次无线电发射试验是制造了一台古老的“火花式”发射机。在苏联书籍中火花发射机原理启发下，自己开始动起手来。用电话总机上的直流蜂鸣器拖带升压变压器；用汽车的点火线圈做升压变压器，低压线圈与蜂鸣器线圈并联，脉动的直流脉冲在高压线圈中感应出数万伏高压，击穿空气放电间隙，跳动的高压脉冲在谐振回路中激起衰减振。将高频振荡耦合到天线上，就能发射电磁波。高频线圈用矿石收音机的大线圈改做的，波形应该是与蜂鸣器同频的脉冲调幅波，用挂在我家烟囱上的长天线连在回路上，可以获得很强烈的电磁发射。
我们几个小伙伴家里都有电子管收音机，都能够收到那个火花式发射机的电磁波。第一次试机是在八千米（地名），在我家与王景福家之间进行的，两地相隔只有五百米。首先把收音机调到中波高端安静的频段里，摘掉收音机天线，按下电键，就听见火花吱吱作响，收音机里发出响亮的吱吱声，再调整发射机天线回路的可变电容器，使发射信号最强。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自己制造的电键开始发报了。
这个火花发射机信号太强烈了，频谱也太宽，能覆盖整个中波段，正在收听广播的邻居家里，只要一按下电键，那广播声音全被淹没在我的电报声中。就听他们在气恼的谩骂：这收音机是怎么啦？之后无奈地关上了收音机。当时心里紧张得不敢喘大气，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怪异的电报声是从哪里来的，做“坏事”的人总是很心虚，生怕激起民愤，可还是坚持要把我的那份报文拍发完毕。
我们哪里会发电报啊？滴和嗒分不清，也抄不准，更不懂勤务用语，还要借助我们的电话不断地联系，没有电码本就用四角号码字典代用。从放学就开始发了一句：“你吃饭了没有”，从翻译到发出足足用了二个小时，王景福收到电文已经快半夜了，给我回了一句：“我要睡觉了”。
制造火花发射机只是为满足我们无线电发射的试验欲望,它不同于制造的电话,根本没有使用价值。试验只做了这一次就马放南山了，它的频谱太宽干扰严重，在整个中波段都能收到，如果与政治挂上沟就完蛋啦！幸亏没有人懂得这玩意，否则准会给你戴上干扰广播电台的大帽子，那可不是开玩笑，弄不好被打成反革命就得人头落地，再说我们都不会发电报，也不会抄收电报，就是追求一个爱好刺激罢了。
我们的有线电话经过不断地改进，已经做得相当有水平了，音质清晰、功能齐全，它的性能几乎不亚于西安矿当时的供电式电话，成了我们生活学习不可或缺的装备。美中不足的是电话线路经常损坏，因为我们没有资金购买正规的导线架设线路，而是用比头发粗不多少的0.13漆包线代用电话线，每当一场风雨过后，十有八九就要抢修线路了，更可气的是经常遭到人们恶意的毁坏。每当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抓起电话,确认线路是否还处于畅通状态。每次线路遭到人为破坏时我们会气得发疯，一直没有捉到那个可恶的家伙。
为了保护好脆弱的线路，晚上常常隐蔽在暗处，耐心地守候在外面，企图用公安蹲坑的办法来抓捕这个秘密的破坏者,决心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可恶的东西。经过几天守候，一直没有动静,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期待它发生的时候确偏偏遇不到。那个电话网，是耗费了我们多少心血才建立起来的，从来没有中断过，比我们的命根子都重要。是谁？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电话线路？一想起被割断的线路，就如同掏开我们的肝胆一样心痛。
一天傍晚吃饭时，突然卢家三孩子慌慌张张前来禀报，说后院肖家的二小子正在破坏你们的线路呢！我和弟弟急忙丢下饭碗冲了出去，就见一个小家伙拿着一根带钩的向日葵秸子，正在用力向下钩我们的线路。东北向日葵长得高大粗壮，摘下巨大的圆盘形状果实后，就剩下一根7字型的秸子，秸子长足有2－3米，上面一个大弯钩，举起来刚好能够到我们的线路。看到这个情景，愤怒的火焰立刻迸发出来，那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我这么大人去打一个比自己小许多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就在迟疑时,弟弟冲上前去一脚把那家伙踢到在地，紧接着用棒子狠狠朝脑袋打了下去。
我正要去劝阻弟弟手下留情，可是那棒子已经朝那孩子脑勺狠狠劈了下去。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的棒子，那是一根2.5公分的松木方子，锋利棱角朝下重重打在了肖家二小子的头上，脑袋顿时被劈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头上、脸上、衣服上全沾满了鲜血。大人们冲过来阻止了打斗，这场挂彩的武斗惊动了居委会和派出所。啥也别说了，马上送医院缝合、包扎、上药、打针……
说起来很可笑,肖家的那二小子破坏线路的目只是出于好奇才这样做的,当他把线路搞断后再躲在一旁欣赏我们急急忙忙维修线路的狼狈样子,这一场战斗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促使战争进一步升级。肖家大小子晚上回家看到弟弟被打，冲出来要与我们拼命，我们哥俩那时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哪里肯服输，带着砍刀、红缨枪冲出去迎战，要不是有大人强力拦阻，早就灭了他们全家。从此二家结下了“血海深仇”。
我哥俩发动的这场复仇战争就如同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战争一样下场，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深陷重围,我们家除了陪付医疗费外,那个线路从此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我们的电话线是沿着住宅房檐架设的，只有三四米高，利用晚上上厕所时，随便用一个竹杆之类的东西，轻轻一捣，很容易弄断0.13毫米直径的漆包线。面对风狂的报复性破坏，怎么也咽不下去这口气，可在现实的面前，那股怒不可遏的火焰还是硬压了回去，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无奈的感觉，冷静下来后能想象到继续扩大战争的后果，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也是第一次学会了妥协和忍让。
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学会妥协和折衷才能和谐地生存，在技术领域则是另一吗事，我是决不能轻易妥协的。架在外面的电话线路容易遭受破坏，我们能不能去掉线路通话呢？如果能用无线电磁波传递话音该是多么美妙啊！看他们还怎么来破坏？这个想法一冒出来就不可收拾了，我像疯了一样的转向了无线电话的研究领域，决心要自己装出一台无线电话，以安慰那场“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
在66年已经用直流电子管成功的设计制造出了便携式收音机，在孙成生的影响下也成功的装响了半导体管2级高放2级低放的来复式收音机,就是没有无线电话,做梦都在思念着制造出来一部真正的无线电话来。
孙成生的家境比较富裕, 他所有的新作品都比我远远超前, 辽源市第一批正品高频晶体管上市时(3AG42H)，他妈妈就给他15元钱买回了二只，我眼馋得快要疯了，当孙成生装响六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时，他把手中的三只电子管（6Z4,,6N2,6P1）连同变压器, 金属底盘全送给了我, 对我来说那是一笔巨额财富, 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我打算用它进行一次空前的调幅波发射试验！
文革中，经常义务为造反派们维修扩音机，在他们手里轻易要到了几只电子管，我如获至宝地珍藏了起来。67年秋天我的中波调幅波发射机终于问世了，那是用一只6P6P束射四极管做高频功率放大；6N2一半作主振，另一半做低频放大，6P1做音频调制。用手举着自己制造的半导体微型收音机，接收着自己发射的调幅波信号，穿行在灯塔乡的菜地里。让弟弟对着话筒朗读毛泽东选集，那话筒也是自己制造的碳精话筒，接上一节电池用小输入变压器隔离后送到6N2低放，再经6P1放大后调制射频。
我飞快的在横垄地里向西奔跑，测试场强的衰减程度，弟弟在家中感受不到他自己的朗读声音效果，读那么长的毛著总是精神溜号，时不时的中断了声音。已经跑出去一公里了，没法回去唤醒弟弟的朗读。后来改用沈河牌电子管收音机接收到的中央一台信号,再去调制一个比它高的射频信号，频点大约1400kc左右。采用的是栅极调幅，在小收音机中音质清晰响亮，稍微有些失真，不是内行人听不出来。我一边跑着一边估测着信号的场强，不顾瑟瑟秋风在废寝忘食的试验着。已经穿过了太信四井的铁道继续往西跑，那信号依旧强劲，估计整个矿区都能听到。
试验成功后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在中波广播段里，这么强的信号要是被人听到了可就糟了，不能再继续试验下去了，如果被有关部门侦听到或者有人举报,那注定会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如果你被打成反革命，可就没命了。那个时代是没有法律的，对反革命专政不需要证据，只要由群众申明罪状，就可以施以拳脚、棍棒，或者直接刀锯加颈，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场，转瞬间即可毁灭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倡导灭绝人性的运动，在现在的文明时代和法制国度里是难以想象的。
我的实验室越来越大,仓房里摆满电子器材,连菜窖里也存满了设备：亲手设计安装的有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扩音器电子管调幅波发射机、有线电报机………我的本领一天天在增加，小规模的业余试验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求知欲望，开始瞄准了造反派们手中的广播器材。
文革中人人都要忠于毛主席
文革的波澜一浪高过一浪，派性武斗愈演愈烈,由口头辩论演变为打砸抢、开枪杀人，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造反派们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化身，咒骂对方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曾亲眼见到造反派们刻意制造事端，然后嫁祸于对方，使我对他们的革命性产生了怀疑。各派都有自己信誓旦旦的宣言，细听听好像都有道理，也很难判断他们究竟谁是真理，也没有心思去分辨他们谁是谁非了，制造无线电话的欲望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可能我是完成 “大业”的最好时机，无论如何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造反派们最需要的是扩音器材的维护行家,他们一刻也离不开狂热的政治宣传,打砸抢来的扩音器材堆积山。一根电线杆子上能挂到十几个25瓦的号筒式扬声器，抬头看看大楼上的广播喇叭数量，就能判断这个造反派的实力。每天，响亮的播音都在建筑群上空回响
男：辽源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局一中革命造反大军广播站。
女：辽源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局一中革命造反大军广播站。
男：现在开始广播。
女：现在开始广播。
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女：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男：革命方知北京近，
女：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男：革命的同志们，
女：红卫兵造反派的战友们，
男：我们下面播出的是——
女：辽源矿务局一中革命造反大军对辽源公社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无耻行径的愤怒声讨！
那时我已是远近闻名的无线电专家了，非常受造反派们的欢迎。造反派们并不知道我是为那些无线电器材而来的，他们那里的工具仪表、电子管、变压器、应有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需器材只要写个单子造反派门很快就能搞来，他们也不明白那些器件是不是扩音机上的，可以随心所欲的从事我的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试验。
不知道红卫兵造反派们都是从哪里抢来的设备，一次我好奇地跟着造反派的打砸抢队伍外出涉猎，目睹了一场洗劫某学校理化实验室的行动。全副武装队伍坐在解放牌汽车大厢上面，他们都是些高年级的学生，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一个个带着矿工安全帽，手持一米多长的铁棒子，腰间还别着手榴弹，神勇无比就像加里森敢死队一个模样。打砸抢队伍所到之处没有人敢于阻拦，铁棒子插进大挂锁中间用力一拧，咔吧一声门就被打开了，紧接着大队人马蜂拥而入。
这次深入到造反派内部，名义上是为造反派维修扩音器,主要还是进行我的无线电技术研究。在一次武斗中,公社派的一个据点遭到红二派的袭击,战斗打响后，电话线先被对方切断,信息阻断致使增援延误，等钢管厂增援汽车赶到时，据点已经被攻陷，那次守城战斗损失惨重。公社派818红卫兵总司令张大海向我提出了一项请求，问能否研制一台无线电报话机？电话线路被切断后可以发出求援信息。这个机会终于等来啦，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造反派头头很快按我提的清单搞齐了器材，兴奋地一头扎进了试验工作中去。形势紧急，要求在一个多月时间就要完成试制任务。
为了不受外界打扰，造反派特意在东山二宿舍开设了一个秘密研发据点，二宿舍的领导是公社派，暗地里支持我们的，不会出现安全问题。设备工具全部在夜里运到了这里，还派了一个助手协助我研制，每天关在房间里面秘密工作，定时有人打饭送过来，全天24小时日夜兼程安装调试。
拆开了二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取出底盘和变压器。去掉了变频和中放，硬是把二台电子管收音机改造成了超短波无线电话机。没有现成电路供参考，根据无线电基本原理，自己设计的电路，频率选在37兆赫业余频段,调频收发半双工。电子管6N3发射兼超再生接收；6N2低放、6P1调制兼功放、6z4整流，四刀的波段开关用作收发转换,收音机的喇叭兼做发信话筒，收音时做话音杨声。用2.5毫米的粗铜线绕出脱胎空心高频线圈，红灯的双连电容是分成二半的，短波只有130P，恰好与高频线圈匹配。线圈横架在高频瓷座上，外接一根3米长天线。试机在辽源矿区孤儿院和东山二宿舍两地进行, 参加试验的还有张连祥、洪敏、薛希平等人。我兴奋得在两地来回奔跑，成功的喜悦已经冲昏了头脑。
制造电台的消息传出后,造反派的对立面－煤校红卫兵二总部很快就得到了信息,在初冬的一个寒冷夜晚，我们设在二宿舍的秘密试验据点遭到了辽源煤校红二派暴徒袭击。煤校造反派先在东山孤儿院抓了李双（化名）当“舌头”带路，他由二个大汉在前面架着，用步枪顶在在他后脑勺上，后面紧跟着全副武装人马，在夜幕掩护下向东山进发，就和地雷战里的情景十分相似。
孤儿院里的学生大部分是局一中的造反派，属于公社派，这些孩子从小没有父母，社会背景都很复杂。辽源民政福利部门办的孤儿院收养了这批孩子，在社会上黑白道的人都交往，个个混得生死不怕，成了局一中造反派的主力。煤校红二派早就视这些人为眼中钉，无线通信试验是在孤儿院进行的，消息很难保密，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红二派那里，哪里的人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肯定是有对立面观点的人透露了消息。今天这伙暴徒是有备而来，打砸抢把这些人历练成了嗜血成性的恶棍，他们首先洗劫了孤儿院，没有抓到安装电台的人，随手抓了个舌头，用锋利的刺刀抵着李双的脖子，才找到东山来。
实验室前面的窗子与大道相邻，从煤校方向过来必须经过这条路，突袭队伍跑步逼近我们的实验室，听那轰轰脚步声足有30多人。我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妙，武斗打砸抢把所有人都练出了很高的警惕性。此刻刚好张连祥等人出去打饭，在这硕大的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不能把自己弱点暴露出去，本能地做出反映，立刻地关闭了所有的照明灯电源, 轻移脚步走到门前,耳朵紧紧贴在门板上，洞察外面的动静。从马路走过来要绕行很长的路才能到达二宿舍的大门，我还有二分多钟的准备时间，马上逃出房间还来得及，可总是不甘心就这样逃走，没有人知道这里，不太相信会发生意外。
二宿舍是日本人留下的大型楼房建筑，原本就是单身公寓，日本撤退后改为辽源矿务局机关单身宿舍，拥有四五百张床位。二宿舍建筑质量相当好，木地板结构，红松寸板的门窗非常坚固，门把都是用黄铜做的。红砖墙体也非常结实，实验室窗子早已用砖头封闭，像堡垒一样坚固。造反派们互相袭击对方的广播器材是经常发生的事，每派的势力以广播器材的拥有数量来显示实力的，抢夺广播器材是造反派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到达这里的首要任务是做好防范工作。
我这个实验据点是属于高度机密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心中暗自判断，如果真的来这里，就一定是有叛徒告密。此前我也早做了一些防备，门外那个巨大的黄铜把手上事先就通上了1.5千伏的高压电，由室内的一个刀闸开关控制。高压电是用一台500瓦／1500伏干式变压器产生的,人畜接触瞬间就会冒出一股青烟被击毙倒地,威力十分巨大。
走廊门外果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声音沿着狭长的走廊向这个方向移动，脚步声最后走到实验室门前停下了。此刻预感到不妙，可以准确断定，目标就是朝我来的。接着听到门外叽叽喳喳一阵耳语，然后就听见李双用颤抖的声音喊我的名字：贾柏青开门呐！那声音明显不正常，与电影里抓舌头的情景一样。怎么办？脑子在快速思索着，暂时没敢作声回答。
李双继续喊我的名字，每一声呼喊都让我心里一震，细心一想，如果我继续不做声，他们一定认为里面无人，就会动手撬门，木板门绝抵不住所他们的大铁棒子。房门如若被砸开，我肯定被他们扎成肉饼。于是壮起胆来高声喝道：“是谁？口令！”哪里有什么口令？分明是在威慑和迷惑对方。“是我，双子……”听那声音更加不对劲，“你来干什么？”故作镇静的问他。“你打开门就知到了！”双子用凄惨的声音说。一听带有暗示的话就全明白了，怎么办？给他们开门等于送死，那是一伙疯狂的暴徒。如果不开，寡不敌众，也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有一样，他们不知道房间里面的底细，懵他一下也许是上策。
这时我耳贴门板，静静地侦听外面的动静，显然这伙人也在研究对策，搞不清里面情况时很难决断如何处置，就听到门外继续戚戚察察的耳语声，时隔很久，就听见了一个头目下令：“给我撬！”紧接着当啷一声，大铁棒子插进了门拉手中。这一声命令预示着到拼命的时候了，我一刻也没有迟疑，迅速搬动刀闸开关，按下了高压电门，将1500伏高压电送到门外的金属把手上。就在按下电门的一瞬间，听到门外连续几声惨叫和扑咚咚的挣扎声，还听见有人喊“有电！”站在门附近的人，通过插在门把上的铁棒子全被高压电击中了。
门外一片嘈杂声，还有当啷啷铁棒子落地的声音，估计是有人遭到电击后倒地，趁混乱之际，我又接通了在门外的二个19吋大电铃，那是矿山上野外打点用的电铃，铃声非常响亮，能传到几公里开外。当初进驻二宿舍时，就担心遭到对立面暴徒的袭击，早就准备好二个电铃，分别安装在走廊两头。巨大的铃声响彻了二宿舍，哗哗的铃声在走廊中来回反射，形成一种恐怖气氛，给暴徒心里上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震慑作用。那伙人见势不妙，以为中了埋伏，立刻乱了阵脚急忙下令：撤退！跑步离开了二宿舍。临走时用步枪对着我们的房间，啪啪啪连开三抢，子弹穿过门板打进了房里。
半小时过后，张连祥等人返回据点，我交待了所遭遇的情况后，大伙感觉情况不好，如果那伙暴徒杀个回马枪，我们就全完了，当即决定丢下设备逃命要紧。临走前在房间里设下了几道“暗器”，连夜撤离了二宿舍。回家后听说第二天晚上，红二组织派出有几百人声势浩大的敢死队，洗劫了那个二宿舍。明着任务是来捉拿放电的“家伙”，实际抢劫了住在二宿舍里上百名的职工。据说劫走了职工们的全部私人生活用品，连香皂盒里的香皂都没放过。比当年鬼子进村扫荡都厉害。他们也不想想我哪能那么傻？还呆在那里束手就擒，早就潜回了家中，从此再也没敢出山。
说来煤校的几个暴徒也挺聪明，那天晚上全宿舍挨个房间搜查一遍，翻遍了每一张床，就是那个遭到电击的房间连碰都没碰，看来暴徒们不过是假借政治名义，为自己捞取钱财罢了，如果他们要真的打开了那个房间，等着他们的可不是简单的电击了……
文革后期才知道，红二派得知我们在研制无线电台时,专门组织力量来围剿矿区八一八红卫兵,未想到人没抓着反倒遭到一次高压电击，如果不是那水磨石的地板绝缘好，恐怕早就把撬门的几个小子送到马克思那里了。为了报复那电击的一剑之仇，红卫兵二总部下发通缉令捉拿我，这些人都是辽源煤校的大学生，不是本地人，对辽源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我名字和底细，也不知道家庭住址，算我幸运，逃过了生死一劫。
为了实现无线电发射梦想，霍出去的几乎是性命的代价，这项试验非但没有给我带来荣耀，恰恰相反，又带来了一场新的灭顶之灾。就在那套无线电话试验成功之日，也是我大难临头之时。文革后期开始秋后算帐，全面整顿文革期间人们的行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文件明确指出：用于派性斗争制造无线电发射装置一律按现行反革命论处。文件下达后我已应征入伍，工作组穿梭于部队和地方之间，如何处置这个“小反革命”产生了很大分歧。是部队领导设法巧妙地保护了我，使我未被“引渡”回地方,又逃过一劫。
在我的档案里赫然写着:文革期间为造反派矿区818红卫兵制造电台,可通话XX公里距离，“此人慎重使用”等字样。从此之后我变成了一个妖魔鬼怪，背上被贴上了一道法效巨大的“镇妖符”（详见文末注释），它扼杀了我一生的政治生命。
细想起来还算幸运的，就在我完成了无线电报话机的试制工作不久，还接下了试制大功率中波发射台的研制任务，电路设计已完成，所需器材也已到位，用4只 FU5大功率束射电子管做丙类功放大；二只866汞气整流管作高压整流；在立式扩音器机柜中安装，中波1500瓦射频输出，企图用于造反派政治宣传，侥幸的是文革已结束，二派红卫兵组织全部解散，此项工程未能实施，如果真的安装起来一台无线广播机，非得脑袋搬家不可。
文革后期，工宣队们清理阶级队伍极端严厉，在辽源矿山凭空捏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 “反共救国军”的冤假案，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使许多无辜的人员惨遭杀害。我是幸运的人,是一身戎装保护下了逃过这场劫难，才未被祸灭九族遭到诛杀。有人为情所伤，有人为财所伤，我是为学知识所伤，这段经历就叫它“学殇”吧。
老三届作家清秋子在文革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句话，叫做“生命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真理，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可是，在文革中，这话半句也不顶了。无数的生命被惨烈地夺去，并不是为了抗敌救亡，也不是为了战胜自然，仅仅是视你为“异类”，就要拿走你的生命。老子在《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好长时间里，我不大明白什么叫“刍狗”。后来才知道，狗是古时中国人最经常拿来祭祀的牲畜。后来，不拿活狗祭祀了，拿草编的狗来代替。用完了，就丢在大路上，任车马践踏。懂了这个含义，我才觉得老子的伟大，他是真正通晓了这个民族的。
1949年，从满清末年开始的、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乱结束了。中国的百姓好不容易过上了没有硝烟的和平生活。但仅仅安稳了才17年，中间还有三年的悲惨灾荒，他们就又如刍狗般被碾来轧去。
生命，这个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东西，成为抽象概念的祭品。下面这几个数字请各位留意一下：整个文革期间，据说有770万人死于非命；在北京“红八月”期间，有近10万名“黑五类”被驱逐出城，死亡1772人；冀东冤案中有8400人遭迫害，死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 人；广西等地武斗估计死亡10万多人；于1968年7月份开始整肃的“内人党”冤案中，迫害致死16222人。
这些动辄成千上万的数字中的每一个个位数，不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么？在文革前，我国处于真正的太平盛世，“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不算夸张，劳动与建设，是日常的主题。那时的闲人非常少，万不及一。也就是说，这些生命都是为社会主义出过力的善良人民，那么，有什么必要、什么理由要剥夺他们的生命来达到 “纯洁”的目的呢？让人民生活在惊恐之中，让几百万普通人如蚂般地被碾死，难道就是“革命”的最高理想么？就是为底层人民伸张了什么“正义”么？
这段风烟，这段惨淡的历史，眨眼已快过去近40年了。山河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已找不到那个时代的一点点影子了。像我这样有耐心翻拣那一页页泪浸过的史册的人，也已不多了，很欣慰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复，祝愿我们的祖国真正走向太平盛世。
镇妖符：迷信里道士用来封杀妖怪的纸贴，用黄表纸上面画有像阿拉伯文一样古怪的图案，据说把它贴在妖怪的后背上，就可以封住妖怪使其不能动弹。
丑小鸭的生涯（六）----披戎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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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从1966年夏季开始，一直到结束的那些岁月里，所有学校都关门歇业了，开始还好些，有责任心的老师出来管理空荡荡的校园，到后来老师们相继被打成了黑帮、坏分子、现行反革命……从此这教书育人的神圣地方，被人们遗弃了。冬季来临时候，教室门窗玻璃没剩下几块完整的，远处望去变成了一个个黑洞，任凭呼啸的寒风穿堂而过，校舍内外一片破败景象。偶尔怀着留恋的心情到学校看上一眼，其实那是对学习最后的一种期盼，可留在记忆中的只有用惨不忍睹的词句来形容了。
中学生们经过二年的折腾之后，心境也平缓了许多，以往那呼风唤雨的革命造反冲动失去了原动力，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摆在了他们面前。二年光景，对于发育中的少年可是个不小的跨越，摸摸自己的脖子下面，已经长出了男性特征的喉结，声音也变得低沉粗壮了，这些造反派学生究竟向何处去？谁也作不出准确的判断，只能任凭命运安排吧。由于取缔了大学，中学生们无处可去，也没有接到上级指示该如何发落，这时初中里已堆积了三届学生，高中里也堆积三届学生。后来人们统称他们叫“老三届”。老三届这批学生是文革中的极先锋，常言说乱世出英雄，文革运动在这些人里培养出一批臭名昭著的打砸抢“英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慢慢的老三届的名词暗含了具有讽刺韵味的贬义词。
中学生由于没有大学可升，老三届一直呆在学校里，把二届小学生也憋住了不能按届升入初中。对于升学分配的事情是个敏感话题，毛主席他老人家没发话恢复大学招生，谁敢冒然定夺啊？文革一开始就明确要取缔大学，斗争的矛头直指知识界，所以才有高等院校整整十一年没有开张，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如果在今天保准能申请个吉尼斯第一呢。
在政治斗争这一点上你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胆略和霸气，可以断言再过千百年以后，恐怕也不会再发生雷同的故事了。残酷的政治运动让人们学得名责保身麻木不仁，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违反天理的事情，已经习惯了不会用脑去思考，思考也没有用处，想明白了反而会大祸临头，明明知道中国人落后需要发展，需要吃饭穿衣，需要学习文化科学，需要技术人才，可偏偏有人跳出来唱高调，坚决要取缔高等教育，理由是高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资本主义分子……我不相信那么多的决策领导不知道摧毁高等教育必然给新中国带来一场人才灾难，可在当时就是没有人再敢提办大学的事。
这批老三届学生没有上完文化课，成了名副其实的半瓶子醋，伟大领袖利用他们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这拨人渐渐被人们遗忘了。中学生不过是一群没有长成人的小毛孩子，在风云诡谲的乱局中，成了政治人物手中的一块敲门砖，文革终结之后就成了社会累赘，被社会残酷地抛弃了。也许他老人家认为这批人，一帮小毛孩子，升学也好就业也好，影响不了多少共和国的革命进程，大笔一挥把这些孽障推向了万丈深渊。
老三届学生中和所有历届学生一样藏龙卧虎，是因为这批学生在教育改革后采用科举方式招进来的优才生，当年的中学教育不是普及的，从小学升初中，再升到高中要经过三次淘汰升学考试，国家困难，没有能力保障所有学生都能受教育，能够经过几轮淘汰过关的高中生非常少，中学生大部分都就地当工人了，小学落榜生的孩子只有13、4岁，不具有就业的年龄，没有人为这些孩子着想，也被残酷地丢向了社会。现在回头观望这些失学就业的孩子，反而因祸得福逃过了下乡的劫难。
老三届学生是在众多人群中层层筛选出来的精英，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潜能，不乏成为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剑桥的名流。可惜的是，这些的才华横溢的少年，被无耻的政客们给阉割了，他们的美好理想即将实现的最后一刻功败垂成。处在青春期萌动阶段的青春少年，被全身心地被诱导到造反、夺权、武斗、打砸抢的歪路上，结果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后来的人们把对文革的仇恨集中到了老三届身上，九十年代著有无数声讨这些孽障们的文章，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刘双所著《丑陋的老三届》。
说起来我们这批老三届很不走运，在文革期间，大串联走南闯北还骄傲地认为是共和国最幸运的一代人，其不知是中国历史中最耻辱的一代人了。这批人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知识没有学到手，还不够臭老九的资格，其命运却比臭老九更加悲惨，这批人出生不久正遇到三年自然灾害，长身体的时候忍饥挨饿；上学时恰逢文化大革命，没有书念；长大成人后需要就业时恰逢上山下乡，待到婚育年龄又遇计划生育，不准生孩子。当年“老三届”听到毛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后下,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他们义无返顾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今天，是他们长大成人了，等待他们的只有荒山僻壤的农村和远离故土千万里的边疆。
老三届中的很多人甚至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大的精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运动，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象势在必行。这批可怜的“老三届”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
过去整整三年里，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都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处在半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走了二十年计划经济的共和国，第一次面临就业压力的问题，如果大学继续不办，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离开城市四个面向；即“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
他老人家对如何打发对这些人也在犹豫，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第一线的报道”，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重要编者按。
编者按：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句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在此之前，“老三届”下不下，各省市的行动是不一样的，媒体并没有鼓吹全都下去。政治作秀看来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在文革浪潮之下就大有人在了，甘肃的那几个小老太太，不知今天在何方，当年她们一个抽羊角风似的“政治秀”不要紧，决定了此后十年中1600多万孩子的命运。有时候，小人物的癫狂，也不是可以小看的啊。毛主席一发话，那就是令出如山了，老三届统统发配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
我很幸运，在四个面向之前选择了披绒从军之路，比起周围的同学们算是一步登天了。说起当兵，由于文革干扰和抗美援越需求，1967年部队没有退役，也没有征收一兵一卒，时值1968年部队大批征兵，接兵部队首长一到，辽源市顿时热闹了起来。那时当兵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书读当兵就成了最荣耀的职业了。我们二年一班四十多男生都渴望参军，招兵首长一到学校，全体学生一窝蜂地涌过去都要求报名参军。当兵要过五关斩六将，首先是体检关，那是在辽源市设备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的。报名体检的人如潮涌，排起了长龙。
当年军人的身体健康要求指标很高，估计是申请参军的人太多，只能用提高身体素质门槛来取舍了。应征青年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筛选，淘汰掉许多人，辽源地区肝脾普遍肥大，体检军医一边命令：“吸气鼓肚”一边用手指用力按压腹部，凡是能够触及肝脾的都不正常，肝大一指的一律不合格，仅内科检查一项就砍掉近一半的报名者，接着五官科检查淘汰率更高，能通过的人不足50％，接下来还有：视力、辨色力、听力、四肢、体态、嗅觉、触觉、心肺、胸透、血压……。五官通过后还要脱掉衣服，赤裸裸地站在大厅里，由部队首长喊口令指挥你立正、稍息、跑步，下蹲……观察你的皮肤、骨骼、肌肉、足底，身上有伤疤都不合格。从来没有参加过体检，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只知道两只眼睛视力都是超级1.5，可以在月光下穿针引线，没有几个人能比。只是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很担心肺部会有遗留的钙化点，没想到一路下来关关顺利，各项指标全都是最优秀的，令一同参加体检的同学们羡慕不以。
这个班是全校有名的体育健将班，历届校运会冠军总数都是年组第一，身体普遍健壮，全班体检合格的人高达26名之多，而全班只分配到二个入伍的名额，比高考升学还要稀缺。这二个名额究竟能让谁去参军一时成了焦点，全校像选秀一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的选拔叫：“政审”意思就是政治审查，不可避免还要面临一场更残酷的淘汰赛。文革中人们还比较朴实，不像今天这样风狂地走后门拉关系，选择权都在带兵的首长掌握之中。
当时人们喜欢当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一种对军人的崇拜，部队在历次运动中始终充当着共和国中流砥柱的角色，现在有人总结过不同历史阶段，姑娘们择偶的目标：
五十年代爱贫农；（偶像：董勇、孙喜旺、小二黑……）
六十年代爱英雄；（偶像：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
七十年代爱雷锋；（偶像：雷锋、王杰、蔡永祥……）
八十年代爱大兵；（当年歇后语：姑娘火大—喜欢搂着冰）
九十年代爱文凭；
跨过世纪爱富翁；
纵观这前三个年代都与军人和英雄分不开，可见人们对亲人解放军的信赖和敬仰。
1967年冬天开始征兵动员，那年我已年满18岁，常言说三岁蛮牛十八岁汉，青春发育期的男孩，身体肌肉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已发育成了为一名英俊的少年。身上的皮肤受妈妈遗传影响长得白皙红润，身上既有男子汉强壮的肌肉，还带有光滑细嫩的肌肤，再加上一副端庄的面孔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让带兵的首长在众多人群中选择了我，那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带兵的首长在众多人群中选择了我
入伍时间定于1968年3月15日，那天辽源火车站锣鼓喧天彩旗飞扬，欢送新兵参军的场面非常热烈。爸爸和弟弟也赶到火车站来送自己的亲人，还有玲儿也从家里赶到了车站。在与亲人离别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难过。辽源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前来送别的亲属，爸爸和玲儿找错了车厢，十几节长的军列，一节一节地翻看，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所在的车厢，在开车前没有看上一眼亲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汽笛响了，火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车上车下一片呜咽，一想起就要久别朝夕相伴的亲人，泪水模糊了视线，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可最后还是夺眶而出。
男人很少在众人面前落泪，那是他不想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给大家，今天泪洒胸襟还有一个秘密没有交代清楚，那就是和自己心上人玲儿就要分开了，世上没有比爱情更让人难舍难分的情感了。就在一个月前，玲儿已经下决心，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了大哥哥……爱情能给人带来无比的甜蜜和幸福，它让你对未来充满无限美好的憧憬，使人信心倍增；恋人分离又会使人肝肠寸断，痛苦不堪。新兵连早就颁布了纪律，乘车士兵不允许下车走动，只好打开车窗探出头来，在茫茫人海中急切地搜索着，可还是没有能见上玲儿最后一面，现在的她一定也会急得哭了。在列车开动后的几秒钟，突然看到了弟弟贾柏春冲出人群在向这里招手，这时已经无法掌控感情，咽喉哽咽说不出一句话来。
长长的军列火车开出辽源后，由四梅线接沈吉线后直奔沈阳方向行驶，当新兵的冲动很快冲淡了离别亲人的悲伤，新兵们穿着不很合体的肥大军装，完全沉浸在入伍的兴奋之中，到哪里去当兵还不知道，大家伙开始蘑菇带兵的许参谋，企图透露出些许消息。带兵首长们对军事机密守口如瓶，他始终不肯告诉大家这趟新兵列车将开向何处？仅仅道听途说：去辽宁南部，越是这样，大伙就越是感到神秘，纷纷猜测是去大连还是去丹东。东北人都知道火车到沈阳后，就到了决定去向的关键时刻，新兵们打心眼里希望去大连，那里是东北最美丽的宾海城市，就看火车过苏家屯后向哪个方向开了。
火车在晚上到达了沈阳站，吃过晚饭，短暂停歇了片刻很快又起动了。新兵们站起身来紧盯着列车窗外，前面马上就到苏家屯了，它是辽南铁路的岔路口，大家急切想看看这车到底是去哪里？心中像看足球比赛一样，在暗中替扳道员使劲，希望扳道工把道岔子向右边的大连方向。火车开出苏家屯后分叉成二个方向，一条向西南，直奔辽阳、鞍山、营口，终点到海滨城市旅大市（大连）。另一条直向东南，经本溪、凤城，终点到鸭绿江畔边境城市丹东。可那车并没有按大家希望的方向行使，径直奔向了丹东。大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回在了座位上。
第二天早上新兵们到达了丹东市，这里也是个很漂亮的城市，与朝鲜仅仅一江之隔，毗邻朝鲜的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市。一道滚滚的鸭绿江切割分开了二个国家的疆土，江对面就是异邦高丽国的领地。大家第一次看到外国土地山河原来就是这样子啊？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面貌，可还是觉得很新鲜。河对面绵延的高山清晰可见，如果不是有老兵讲解，看那形状和家乡的山水没有什么二样。
丹东市很美丽，在鸭绿江畔有一座锦江山公园，登上青葱碧绿的锦江山，极目远眺朝鲜新义州和丹东市，能看出明显的经济反差。我方的江边用汉白玉石雕成栏杆铺满江岸，楼亭翠柳点缀其中，颇有上海外滩的风格，城市建设明显好于朝鲜。对面朝鲜的江边泥沙芦苇淤积满了江岸，新义州房子低矮破旧，一片灰暗，很像当年香港与深圳的差别。
连接二个国家的鸭绿江大桥就在眼前，一座桥梁以中心线分成二种形态，中方的钢梁高大威武，朝鲜一边的瘦弱矮小，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当年中国人名志愿军就是从这座桥上开赴朝鲜战场的。在鸭绿江大桥旁边还有一座被炸毁的残破桥梁，估计那是朝鲜战争时期留下的遗迹，老兵们也没讲清楚具体的细节。
我们的部队是野战军炮兵团,汽车牵引的全机械化装备。部队驻扎在辽宁省凤皇城的丛山峻岭中。因为有无线电技术专长,被分配在指挥连当无线电通信兵。到部队后高兴得合不上嘴，真算是幸运中的幸运者，不仅仅是百里挑一当上了无线电兵，最难能可贵的是酷爱这个专业，得到了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机会。通信兵属于技术兵种，有高人一头的感觉。下连队的当天就迫不及待的问这问那，向老兵学习开了......惹得周围的人用白眼翻看这个新来的小兵。
下连队首先接触到的是71型电子管二瓦短波电台，那是我国仿制苏联的产品。第一次见到军用电台，好奇的心理忍耐不住，总想要打开看个究竟，就利用一次在野外训练机会，在老乡的打谷场上偷偷的把它打开欣赏起来。早就开始留意这个电台的结构了，熟练地旋下几颗固定螺栓，就能把整台机器抽出来。那电台的结构真叫紧凑，每只电子管上都带有一个金属屏蔽罩，调谐旋钮精致牢固，比起民用收音机高级多啦，不愧是军用产品。就在贪婪的鉴赏这个电台时，结果被争取进步的战友刘××打了小报告，向排长告发了这起“胡作非为”，想抵赖都不成，那机器里带进去了打谷场上的稻草，在铁证如山面前，挨了一顿狠狠的教训。排长严厉的警告我说：不要只知道专研技术，更要突出政治……！
受到教训后开始学的乖了，当新兵比什么人都低级，新兵到来到连队时有个难听的名字“新兵蛋子”就好比丫头蛋子一样的具有贬义，那就是你必须老老实实，俯首帖耳，随便哪个老兵都比你资格老，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的教训你，经常的遭到无端的指责和欺负，找不到地方评理，常常偷着蒙在被子里流泪。后来看了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慢慢地懂得了军阀作风的来源和真正含义，也习惯了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生活。
作为一名军人只能绝对服从，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军队紧张的生活环境将我陪养出举止威严、动作迅速、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每当有人喊你的名字时，就会立刻起身，立正站好，用响亮的声音回答一声：“到！”，接受上司吩咐的命令时会爽快地回答一声：“是！”。复原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记得有一次在康复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喊到“贾柏青”的名字时，很久没有人直呼这个名字了，潜意识驱使下，习惯地起立站好，响亮的回到一声“到！”，在场的人感到很新奇，投过来惊奇的目光，这时才发觉这个举止是很可笑，但那是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当企业老总了，尽管十分注意工作方法，但对下属发号施令时难免带有军人的口气，有时命令员工：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来！动作要快！
来到部队后始终与家中和同学们保持着联系，心里还存在着一线幻想，希望还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等来的信息越来越渺茫。老三届真的不走运，是甘肃省那几个吃饱了撑的居委会老太太，脑子进水了，要大张旗鼓地去下乡，毛主席偶然看到这个材料，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就给老三届指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在1968 年全锅端下乡，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农民，给他们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知青”。在我们吉林，知青是组成集体户，约10至15个男女生组成一户，到一个生产队，算是一个小团队。可以本班的组成一户，也可以与外班和其他年级的组户。看到同学们的下场后，也就死了上学的那颗心，一心投入到了部队军事技术的学习当中去了。
当过兵的人都有体会，解放军是所大学校，是个大熔炉。军旅生涯那铁一般的纪律，能改变一个人的意志，摸爬滚打能锻炼出军人的胆略和体魄，有规律的生活能改变一个人生活习性，官教兵、兵教官的学习氛围能改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几年下来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唯一没能改变的还是热爱无线电技术的本性。音乐爱好者有个文雅的名字:发烧友,用这个词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热爱无线电的热情何止是发烧，而是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部队的政治环境比起地方混乱的局面好多了，因为领导阶层的素质较好，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党的培养，大多数人有很强的是非观念，很少有抽羊角风的人物出来表演。还有，毛主席当时还是很有远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没有在军中发动，稳住了部队。来到部队后，感到很安全、很温馨，原以为换了人间，下决心好好钻研技术，以弥补逝去的年华。
其实我错了，在极左政治疯狂的那个年代,在部队里也不是真空，尽管提培养出 “又红又专”的军事人才的口号，一门心思学习技术也是不行的,没多久就被戴上了单纯军事观点的大帽子。当时在部队存在两种对立的思想，技术干部出身的通信股李股长，连长支持你钻研业务，搞技术革新，培养当技术尖子典型。以政委、教导员为一派的领导则反对，每天安排学毛著，背语录。跳忠字舞，三呼万岁！万万岁！有时让人无所适从。所有的行为都加进了政治色彩，有线排电话班，改革了话务常用语，总机接线员是这样接电话的:“毛主席万岁你要哪里？”“为人民服务接司令部 ......”不按规矩说话不给接线。
经过文革洗礼过后，有个十分纳闷的问题搞不明白，回顾解放后的历届政治运动，从中能够看出一个规律，斗争方向总是指向知识界，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为什么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把科学技术当成靶子进行攻击？40年过去了，从前没有人敢提这个话题，凭本人直觉判断，它应该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王朝所遗留下的帝制残余思想所致。毛泽东虽然是个马列主义者，几乎把毕生的经历都投入到了革命理想当中去，但是他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取得成功后，总是担心他的接班人会背判自己的思想路线，所以才钦定接班人林彪，这样还不放心，竟然把一个阴谋家御封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成了千古笑谈。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败笔是在他取得政权后，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没有建立起新的领导机制，沿袭了苏联的领导干部终身模式，论功封侯，致使有领导才能的新干部不能及时更迭。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更是没有建树，继续传承五千年的吏治方式，权力过分集中，形成诸多特殊利益集团，为日后腐败铺下了温床。
正是毛主席晚年的帝王思想左右了他，才使他不相信所有身边的大臣，听不进忠言，一错再错。中国共产党建立那天起就是很讲民主的，章程里明明白白提倡明主集中制，毛泽东思想精华部分就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是晚年毛泽东本人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显赫的历史功绩使他接受不了不同意见的人。凡是给他提意见的人，不见得都是要挑战他的权威，有可能进言者的言辞过于严厉，常言道：忠言逆耳，冒犯了伟人的尊严，结果引发一场人人自危的反右斗争。反右运动不仅给五十多万“右派份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直接伤害，而且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中伤。
凡是能提出意见的人，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底层的大老粗工人和农民懂个啥？所以没文化的人在文革中成了香饽饽，农村生产队长陈永贵，竟被提突击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头上裹着白羊肚子手巾到国务院上班。在扭曲了的环境中催生出无数的怪胎，一个不学无术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竟成了时代英雄，学习的榜样。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顿时，一股仇恨对准了知识界，教师出身的毛泽东，竟对教育行业开了杀机，斗争矛头直指高等院校。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审时度势，毛主席霸气一上来，高等院校干脆给你关掉个球，看谁还敢阻拦？把高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统统推到革命的对立面中，排行老九，与地富反坏右化为一个阶层。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出了 “教育要革命”的明确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才引发了一场旷世山洪。
现代人不明白，为什么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说起来要追述到元朝，那时的统治者也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很低，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郑思肖《心史》）。也许是文化的习惯，文化大革命重点“整治对象”有个新排序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黑帮、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被排在了第九位，开始称为：老九，在文革中毛主席一次讲话：“对知识分子就是要讲点臭”故获得“臭老九”美名。
中国是没有全民性宗教的，不信上帝，不信耶稣，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崇拜起毛主席来，“忠字化”运动显然是自创宗教的一种尝试。这个运动，越发展就越荒唐，男女老幼无不卷入其中。一是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近于疯狂；二是《毛主席语录》越印开本越小，全部成了袖珍本，封面书名也改成了《最高指示》；三是全民大跳“忠字舞”，舞蹈语汇来源驳杂，混合了民间戏曲、藏族舞蹈、仿劳动动作等。节奏感很强，几乎是一拍一跺脚，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须连唱带跳。四是饭前必须三呼万岁，具体仪式是，大家排列成排，一只手将“红宝书”按在胸口，向毛主席像注目。一人领头说：“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此时众人须放声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者再说：“接下来让我们衷心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此时众人又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再吃饭。五是，将毛主席语录当成某种咒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比如公交售票员，在售票前要说：“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没买票的同志请买票啦！”等等。
在地方的影响下，部队每天全体官兵也必须对着他老人家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清晨起来跑步、洗簌，接下来就是向毛主席请示我这一天的工作计划。每顿饭前都要向他老人家表忠心，全体人员列队站好，口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巴扎嘿！伴着歌声，两只手在空中摆动，身体前后翻腾翩翩起舞。这些傻老爷们哪里会跳舞啊，举在半空的二只手像二根木头棍子，用司务长讽刺的话讲就是在“翻锅盖”。
每天晚上息灯前，以班为单位面对毛主席像立正站好，汇报一天的思想情况，就像教堂里信徒们对着神父忏悔一模一样。说心里话，对这样的思想汇报感到很可笑，表现总不那么虔诚。一次汇报时听到身旁战友王龙江在喃喃的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今天实在对不起您，我外出放牛时不小心踩坏了老乡家的一棵秧苗，这是我的私心造成，今后我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狠地斗私批修……今天我还有一件更对不起您的事，早上向您请示的时候，肚子疼，使劲憋也没憋住，就放了一个臭屁，这是对您最大的不忠......”
王龙江是班里年里龄最小的兵，说话幼稚办事认真，听到他虔诚地忏悔，实在忍不住了，扑呲一下笑出声来,结果惹来一场大祸，副班长袁乃武把这事汇报到了连部，因为这个事件被连续批判了一个星期，又是会上检查，又是写检讨书。那个年代的政治言行绝非儿戏，一句错话会断送你的前程，一件错事会丢掉你的性命。
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文革闹哄了几年了，只有这个“忠字化”，才是大家唯一可以理解的运动，因此狂热基本表现在底层。当然，两三个月的热潮一过，要求也就不是十分严格了。就“敬祝仪式”来说，其余波延续到1969年初期仍然有。至于毛主席像章，直到1970年仍未衰落。据记载，1967年至1970年间，全国共生产了100多万个品种、约40亿枚毛泽东像章。由于造像章，铝材紧缺，以至于把造战斗机的铝都用上了。毛主席1970年不得不亲自批示“还我飞机”四字，才为造像章刹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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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7 23:3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