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怀疑是一种美德

yangharrylg

对于80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气质，北岛已经在《回答》里做出了回答，他说，我不相信。而杨奎松说，怀疑是种美德。
本刊记者/王刚
杨奎松穿着睡衣坐在明亮的客厅接受采访，这让我们起先觉得挺随便，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彼此随即释然。或许如果让他庄严的坐在镁光灯跟前，我们的采访多半就会流于形式。正如杨奎松对于自己历史方法的描述一样，在党史学界研究党史，身陷体制，充满束缚，所以他选择身处局外，用超脱的眼光去看党史。这就如同穿得很正式地接受采访一样，前者表演的成分大于内容。毕竟穿着睡衣，让环境彼此都放松许多。
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竟然很重要。
杨奎松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是个历史学者，而不是一个党史学者。虽然他的所有研究文字几乎都是围绕共产党的历史在展开。他说，这叫距离产生美。
但这种距离多少产生了一种误差，他在治学过程中始终标榜怀疑的力量。在历史学界，他的怀疑是种美德，而放在党史学界，这种怀疑却时常让他成为一个异数。
去年，他出了一本充满怀疑气质的书，名字叫《开卷有疑》，从“孙中山爱不爱国？”到“张学良忏悔了吗？”再到“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他用这本书为他多年来从事的党史研究划上了一连串的问号。
这，已经足够了。
“我的怀疑是个异数”
作为异数的杨奎松，那种不安分的气质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的淋漓尽致。1976年，作为一个政治上不安分的年轻人，他被抓进了监狱。那一年，他23岁。
杨奎松：事实上，在我15岁之前，始终挺安分的，虽然赶上了文革，但那时候还小，闹不起来。15岁的时候父亲下放，我跟着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一年多，主要工作是放羊。
第二年，从干校回到北京，我被分配到第二机床厂。
那正是1970年，经历了短暂的思想狂飙，年轻人普遍陷入到了无助的彷徨与痛苦的思索之中，无法自拔。他们开始怀疑当下，理性逐渐回归，沙龙文化在大城市的角落里萌芽。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写诗、唱歌或者阅读，灰皮书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风靡于他们中间，他们找到了再度精神启蒙的支点。
杨奎松家在外经贸部大院，那里聚集着一批高干子弟，前两年的老红卫兵，这时候最先觉悟，最先接触到“灰皮书”。思想从大院向工厂蔓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杨奎松这时候试着在工厂里组织读书会，理论讨论组。
不安分的种子自此埋下。
杨奎松：6年后，我在工厂已经是个老师傅了。正是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我憋不住写了几首诗。那时候，接触的很多年轻人，对上层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大家讨论也多，诸多不满正赶上四人帮对我们祭奠周恩来的活动屡屡压制，年轻人试图找到发泄，写诗是自然的。
我至今还记得，到了4月4日，天安门广场开始撤去花圈。我清楚这场风波到头了，再闹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厂上班去了。
起先还没当一回事，到了4月6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公审大会，其中提到了天安门反动诗词。念了很多首，其中有我的，“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
我一听，心想坏了，成反革命了。
紧接着第二天，公安部向全国通缉反动诗词的作者。一共收集了100首，发到全国去对笔迹。那时候，大家都写大字报，任何人的笔迹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
直到7月，终于找出了我。
那时候，也没想跑，也不知道跑哪里去。
我属于反动诗词制造者。我写的诗词有两首被通缉，一首编号016，一首编号078，编号越前越反动。
记得排名第一的反动诗词是，“扬眉剑出鞘”。这个人一直没抓到，据说是个山西的知青。“反动”诗词的作者很多没有抓到，所以这事一直就拖着，拖到后期，毛主席身体也不行了。
后来，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姚文元在日记里写到，一定要杀几个四五运动的人。看得我心里不禁发毛，幸运的是，就在姚决定举刀的时候，已经到了9月，毛主席去世了，哪能顾得上我们这些人。到了12月，风向有些变化，开始甄别四五运动中真正的反革命。一番甄别，认为我的诗词不是反对毛主席的，就把我放了。放出来还没完，要办学习班，把我们这些人，都圈在半步桥，也不让出去。
■那段监狱生活虽短，但对杨奎松的之后生活产生的影响怎么说也不为过。他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述过自己在监狱里遇见的那个朋友。
杨奎松：我在监狱里认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给我印象最深，他是个小学校长的儿子，三十出头，差不多之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少管所或者监狱里度过，原因总是偷东西。
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里并不缺钱。他之所以会去偷东西，始于家教太严下的一次出走。那个年代，对于小偷，更多的是专政，“文革”期间，他被送去农村管制，那段日子可想而知。他无法忍受，偷听了敌台广播，并且悄悄写信说要投敌，结果那份信直接从邮局就被送到了公安局。
他也从一个小偷变成了政治罪。他真的是坏人吗？就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来看当然是。但我和他相处的几个月，我发现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有美好的梦想，且爱他的母亲。然而，我出来两个月后，一天在街上我看到枪毙人犯的布告，那上面赫然有他的名字。
这件事对我之后影响很大。
我们对于同时代的人都无法看清楚，又如何能够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呢？没有谁天生就是坏人，也没有天生绝对不会做坏事的好人。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谓的好坏本身就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它们多半只是特定的背景、环境和条件促成的。而且，一些在甲看来是好的，在乙看来则可能就是坏的；一些在过去看来是好的，在今天看来就可能就是坏的。我们不能拿甲的观点来要求乙，也不能简单地拿今人的看法来衡量过去。我所以坚持研究历史，包括在研究毛泽东、研究蒋介石的问题上，要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就是因为我相信不如此即不足以真正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动机，不足以准确地解释他们行为的内在的逻辑。
一路充满怀疑
从半步桥监狱出来，杨奎松赶上了好日子——高考恢复了。
杨奎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77年了，然后社会上开始第一批招生。年轻人们都觉得是个机会，我也跟着报了名。当时只想学经济，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这个，第三个才填的是历史，因为之前读过一些历史书，对历史还算得上兴趣。
成绩下来，根本抓瞎，考得很差。我小学五年级就闹文革，基本上没学什么知识，唯一的那点东西都是从灰皮书里来的。
前两个志愿自然没戏，没想到误打正着，第三个志愿，却找上了我。当时人大刚复校，老师给我电话，让我去报到，说是学中共党史。
学中共党史之前没想过。跟家里人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前途叵测，走着瞧吧。
那两年，前面的路谁都看不清。上半年，刚刚把那个“白卷大王”张铁生以现行反革命罪给判了，之前他可是红人。接下来第二年还有没有高考，大家心里都没谱，都不知道过了这村还有没有那个店。所以，不如，走一步算一步。
结果我就学了党史。那时候，我已经在工厂里工作了七年，是个熟练的钳工。
从差点成为反革命到糊里糊涂走入党史研究，这其间的阴差阳错只有杨奎松自己体会最深。而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也充满了历史的吊诡，竟然叫《我在战斗的一年里》。
那一年，薄熙来也考入了北大历史系。还有查建英，她被北大文学系录取了。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之后的路，是个充满期待的起点。
但在当时，很多人对于这个起点，充满了怀疑，杨奎松尤其严重。
杨奎松：我那时候觉得党史基本上就不是历史，它只讲理论，只讲伟人纪事，不讲历史。历史学的氛围也不好，学历史的人都不搞近现代，尤其不搞现代，他要搞就搞清以前的。因为清以后的东西都说不清楚。所以，近代史完全被党史所替代，都是一批党史老师在讲，也没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史。到了后来党史不作为主课了，又讲革命史。当时全国讲党史的老师有好几万，统统都转向了革命史的研究。到了80年代初，民国史开禁了，党史的一批老师又转到了民国史。所以说，我们之前的近代史班子都是党史的班底。
四年后学校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做编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新材料，觉得很奇怪，很新鲜。
■当时没选择转行？
杨奎松：我这人可能是因为性格的问题，虽然不喜欢党史研究，但是还是没有离开这个领域，我当工人的时候，也算安分守己。我当时就想，既然那么多人对党史存疑，我为什么就不能拨开迷雾，让人们看到真相。
■这个转变看似比较突兀。
杨奎松：也说不上突兀，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件事，我们教研室有个老师，是搞党史的权威。我和他有过一次记忆深刻的讨论。
之前，在我的影响中，毛主席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且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从不屈服妥协。结果在读史料的时候，在1938年，就看到毛主席讲，蒋介石是国民党的英明领袖。
我当时就很好奇，问那个党史权威，你觉得这个话是真的吗？
他说，这很正常，你看看当时什么背景。我说，这不是在搞阴谋吗？他明明是反对蒋的，怎么还喊万岁。他说，对阶级敌人就要搞阴谋，要不革命怎么取得胜利。
后来做研究，总算看明白些了。我不认为毛主席和共产党，当年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完全是出于阴谋，或者阳奉阴违。这里面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毛主席这个人，在史料里总说他很英明，很有洞见。他从来都是说“这人反革命，我早看到了”，什么苗头也早是他预料到的。说投降国民党，出让共产党的权益，那是王明。毛主席是坚持独立自主，与王明对立的。
这让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并非这样，毛主席在当时并没有那个远见。
那时候，在报纸上，毛主席的言论都是拥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如果说这是阴谋，是做样子，但是在内部的会议上和党内文件上，毛主席也是这个态度。
从内部讲话中，共产党当时唯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未来是我们的，但当下是大家的。而且对于未来，在当时当下，没有一个人是坚决的。
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就那么几万人了，日本人又打来了，国民党二百多万军队，在那个形势下，共产党不看清自己的形势，改变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虽然共产党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在当时他们的远见也仅停留在共同建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目标上，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讲的。
到了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毛主席回顾过去，态度出现了转变，他说，我们曾经改造过国民党。之前，他都说，我们曾经相信国民党。从“相信”到“改造”，即是毛主席和我们党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既然想得这么明白，为什么后来又转行去做近代史研究了。
杨奎松：不转变，就没有如今这般海阔天空的研究了。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
在学校的时候，说实话，党史课的老师都不大容易受到学生们的敬重。原因很简单，他们讲的东西课本里都有，我们知道的，他们不接受。
到了中央党校，我才发现，事情本不是那么简单。当年从事党史研究的有好几万人，但多少年来，不仅研究上禁区重重，而且手头资料少得可怜。
后来，民国史相继开放，大批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转行。而这一转，竟然就海阔天空了，不少做出了成绩。换句话说，这叫距离产生美。
怀疑是种美德
杨奎松的不安分在1987年，又给他惹来了麻烦，这也许才是促使他转向近代史研究的真正诱因。这期间他接连不断的发表一系列充满怀疑的文章。终于在这一年，一位领导发话，像杨奎松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搞党史研究。
于是，杨奎松被迫完成了转身，进入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而这一转，也正如他所说的，竟然就海阔天空了。
杨奎松：党史研究到现在为止的变化，只是曾经的一些冤案、错案，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平反，出现了一些去伪存真，也涉及了上层的一些人物。但最核心的内容，依旧没变。
实际上，国内的党史学者基本上不读外文，一方面他没有这个训练，另一方面他也不屑去读。不利用外国档案，不利用国民党的档案，因为他们觉得那些都是假的，更不在乎一些民间的档案。他们只用中共档案里的那些资料，因为他们觉得只有那些才权威。这其实是很有害的。比如，我长期关注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必须得去看俄罗斯的一些档案。如果只停留在国内，关起门来，没法对话。
而我不同，我站在历史圈子里研究党史，之所以新鲜，说白了是有点跨界。
2007年，杨奎松出版《开卷有疑》，这也是他以怀疑的治学方式不断从内心发问得到的一些答案。在这本书里，杨奎松第一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就是，孙中山到底爱不爱国？
爱不爱国，怎么爱国，这是自“五四”以来盘旋于每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问题。直至折射到当下，杨奎松觉得，他后面的问号，比他承载的内容更具意义。
杨奎松：现在的年轻人都讲民族主义、讲爱国、反西化。我觉得，中国西化最严重，也是最彻底的阶段是从1949年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从土改开始的。因为从此以后，很多方式都不是以传统方式继续的了，比如教育，社会统合的方式，制度层面的东西都改变了，这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繁体字到简化字，后人读不懂前人的东西了。再到普通话，虽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实际上在教育和社会的各层面，当时传统文化还是占很大的分量的，国故的整理，大量古籍的出版在当时的社会还是影响很大的，可是自从推行了简化字和普通话之后，这些传统都割裂了。
回头说土改，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他涉及到我们党与农民的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之前农村那种田园式的生活，一系列的传统都被改变了。
而更为吊诡的是，土改还对生态产生破坏。本来它土改，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你就得让土地回归农民，让农民有土地所有权，但随之而来的开山伐林又对农村生态产生了破坏。比如我们看湖南华南虎灭绝的经过，我们就会发现土改竟然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当地的农民们不仅分了土地，又分了山林，农民向山里要发展，先是杀野猪，野猪没了，老虎就到村里来要口粮，吃了好多村里的鸡。农民没办法就开始打虎运动，当时出现了很多打虎英雄，各地都有，打到1957年，基本上把华南虎打绝了。你就可以看出，人和自然的冲突竟然是土改被引发的，你就觉得很吊诡。
中共当初也曾尝试过赎买，但是中共对于地主士绅的态度还是没变，它还是要打，把地主、士绅的威风打下去，然后必须把穷人扶上来。因为不杀杀他们的威风，那些地主还在农村，还是一霸，共产党的权威建立不起来。
所以，中共土改还是以打字为主，赎买为辅。
比如你看韩丁的《翻身》你就很明白，这种暴力土改对于中国的影响，它把中国农村社会的精英彻底打散了，后来又把他们打入另类成了黑五类。穷人翻身，而后者的文化是受限的。
今天看来，土改的那些后果在近三十年又逐渐恢复了。因此，我们说这种改变不可能是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中华民族是太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农民与土地的原始关系，在一个阶段被冲破了，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根不会断，会慢慢的恢复。
但从文化的角度讲，土改的确造成了永恒的割裂，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文人都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只是到二三十年代之后才有了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农村的那些教育，士绅阶层的影响等等都是中国过去社会的缩影。这方面的破坏，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是有很大的阻断。
我记得90年代初，我和台湾学者通信，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他们有很多传统的敬语，是我们不用的。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还称呼我，奎松兄呀，这会让没有受过敬体教育的我，感觉很不适应，感觉自己一下子对于礼仪的无知跌落到了极点。
我当时就觉得莫名其妙，而且大陆的人都不习惯。现在这种失礼达到了什么程度，告诉你都不相信。我的学生已经连你和您的分别都不知道了。
不是我非要当那个“您”。在这里，中国的文化显然都是通过礼仪，通过人和人的关系来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你有中文，就是中国人了，你会说中国话就是中国人了，这其中丢失了很多内在的东西。


原文地址： http://news.163.com/08/0722/09/4HEPCATB000112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