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大寨村书记谈农业学大寨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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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良1982年开始当村主任，1986年开始当书记，曾经是陈永贵之后大寨的主要领导。

口述:

大寨曾全力支援国家

60年大寨修地，主要就是用小木车来运土、运石头，造农田。基本方法是内砌外垫，平整土地，加厚土层。1963年大洪灾过后，生活非常苦，村里面没东西吃，山上树叶都吃光了。

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很困难，和苏联不再是兄弟关系，苏联还向我们逼债。大寨还要全力支援国家。

那会儿人们思想境界比现在要高，打出的粮食自己留一点，其余都给国家了。1949年，我们一共才年产10多万斤粮食，就有8万斤给了国家；1953年产量有20来万斤，18万斤给了国家。大寨只剩一点点，人们都饿得不行了。

1963年洪水之后，大寨地也没了，房子也冲走了，生活很困难。我们也因此有了动力，只有听党的话，才能建设新大寨。

1966到1967年，随着经济发展，村大队经济也壮大了。我们开始开荒拓地，使土地能够连片，小块土地变大快，用石头垒大坝。

1968年，大寨有了液压推土机，生产率提高不少。到了70年代，国家、大队的经济都在好转。那时候已经有了100马力的液压推土机。我们用定向爆破、挖土山的方法，造大平原，为后来的机械化打下了基础。

那时候，我们每年造一个沟，平一座山。到了1979年基本完成了人造大平原。大寨的土地由4700多块变为270块，这就大大适应了机械化。

大寨没有虚报亩产

大寨1949年时平均亩产是100斤，1953年是250斤，1963年上升到745斤，1973年是1026斤，1983年达到1200多斤。现在我们亩产是1400-1600斤。随着种子肥料的进步，亩产达到一吨多也是有可能的。

我一直搞农业技术，产量全都记在本子里。

1958年国家刮起了浮夸风，但是陈永贵并有浮夸。当时有领导动员他多报，被他拒绝了。就为这个，大寨先进单位的资格被勾掉了。直到后来国家整治浮夸风时，才知道大寨没有虚报产量。

1963年时毛主席搞起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我那时已经初中毕业，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从70年代开始在大寨搞农业科学实验。当时中国农科院、山西农科院、晋中农科所、山西农大、昔阳农业科技推广站一同组织了大寨的农业科研小组，我任科研小组组长。

科研小组每年都要测产，测得的结果与大队报的只差2-5斤，所以我知道大寨一直都没有虚报。三中全会后有人批评大寨浮夸，但是这连中国农科院都不承认。

最多一天2万人来参观

70年代来大寨参观的人很多，最多时一天两万人。一般情况下，每天总得有个六七千人。他们都举着红旗，上面写着“学习大寨某某团”。

那时候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我们开社员会的时候，陈永贵就会给党员、团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每人发一个毛主席纪念章。后来外面人送的章多了起来，每个社员都能分得到。还有解放军来给我们送过锦旗。

那时来参观的人都不花我们的钱。白天我们在地里干活，他们就站在公路上远远的看，见不上我们面。等我们干完活回来吃饭时，他们就已经走了。一般只是是领导接见接见来访的人，普通社员接触不上。

现在有人上山参观，我们还有收入，过去没那个经济头脑。

农业学大寨之后，我们村领导也到湖南、河南等地学习过。我1976和1977年曾经到北京周边门头沟、顺义、密云等地跑过。当时的感觉是，外界的人对农业生产的态度不像我们这么积极。他们地里满是草，而我们地里全是玉米。

他们学得不好，是因为没有因地制宜，需要改造的地方不改造，不需要改造的却改造，精神领会得很死。

那时候顺义的农业生产搞得好，虽然他们梯田没我们地块大，但是水利好，经营水平也高。

我还去过天津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典型村。那里虽然很平坦，是在大平原上种的水稻，但经营得不好，只看见草看不见水稻。这种情形也不难理解，主要由于人家和我们指导思想不一样，他们重工业轻农业。

就怕回到解放前

改革开放初期，我干村主任。那时候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土地下放，也是全国一起搞。但大寨很多人都受过去的旧风俗影响，不想分田，主要是怕回到旧社会。 因此，大寨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全国整整迟了两年，这还是村干部下了很大力气做工作才搞好的。我们那时候年轻，还比较容易接受。有些老同志就接受不了，都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南方土地又多又大，条件比我们好，我们全是山、沟，这种差距到现在也消除不掉。大寨好不容易造了大平原，搞机械化。土地下放后，改用牛耕种了。

现在大寨的耕地还都是个人的，郭凤莲书记回来后，重新搞了集体机械化耕种。

不接受对大寨的批判

三中全会后一直到1985年，来参观的人都很少，到了1985年后才开始逐年增加。也有很多外国友人来，他们就想来看看大寨到底怎么样。1986年山西省长还来了一回，参观之后，他称赞说，还是大寨的庄稼好。

这一时期，大寨冷清了。但并不是大寨领导的问题，这种情况和大寨没关系。那时候全国已经停止了农业学大寨，没有领导来看，我们这当然热不起来。

1979年，开始批判农业学大寨里的极左思潮。那时我们对此都有情绪，不接受批判。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提出的，又不是大寨人提的，再说举大寨红旗也都是上面的事。上面人举着大寨的牌子，搞政治目的，我们农民管不了，大寨村没这么大号召力。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和大寨没关系。“极左”是啥意思我们还是知道的，但就是想不通，认为你们错是你们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宋立英：当时不知道什么叫“极左”

80岁的宋立英就像是大寨如今的形象代言人。她是大寨的第一位女党员、第一任妇女主席，也是迄今为止大寨村任职时间最长的村干部。这使她得以见证大寨从解放前的穷苦，到上世纪60、70年代红透全中国，直到80年代的落寞，90年代重新振作的全部历史过程。

宋立英家的商店是大寨唯一一家以名字命名的商店。宋立英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慕名而来的游客签名售书，每本书上写着同样的字“大寨留念—宋立英80岁”。

口述：

大寨是1945年解放的，我1946年就开始搞妇女工作了。这一年，我老伴入了党，我1947年也入党了。我老伴贾进才是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前任。 那时大寨特别穷，自然环境太差了。俗话都说是“山沟石头多，出门都上坡；地有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不是涝就是旱。大家为了吃饱肚子，只好拼命干活。我老伴那时候主要是打石头、开山，七沟八梁都是他带人干的，手都磨硬了。大寨纪录片里有他。

1953年，大寨开始建设初级社，开始修沟，搞了十年造地规划，社员们起早摸黑晚加班地拼命干 活。50年代昔阳县已经有了农业、牧业、林业三个典型。那时候大寨其实已经出名了，是农业典型。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大寨才把沟修出来，终于能种庄稼了。 不修的话，肚子肯定吃不饱。在这之后，大寨粮食产量就逐步在提高：刚解放的时候亩产才100多斤，达到了农业纲要；50年代就有200多斤，“过了黄 河”；60年代大寨粮食产量达到了800斤，“过了长江”了。

刚开始搞建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男团结队和女团结队两个青年团结队，平时都在一起干活。陈永贵 说，女同志太辛苦，晚上早点回去。但是郭凤莲不服气，她说，我们男女平等，男社员什么时候回，我们就什么时候回。社员们都称赞说姑娘们好像“铁妮”。后来 大家又觉得铁妮不好听，干脆就叫铁姑娘队算了。

60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大寨参观，还有很多外国人。参观的人都带着毛主席纪念章，见到我们也 给我们带纪念章。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上万人。那时也没有做生意的，吃的都是自己带，睡觉的时候到处找地方住，想想当时他们也挺受累的。大寨太小，来的人太 多，坐都坐不下，他们只好转一圈就走。那时候大寨有个食堂，但也管不了他们吃饭。

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好多地方学大寨修梯田，连平原都学修梯田，这是不对的。我们修，是因为全是山，没办法。陈永贵因为这点还批评过别人。后来也有些平地的人来跟我们抱怨，说叫他们修梯田，但他们修不好。这些事情都是学大寨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的。

1965年，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朋友来大寨访问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是荒山秃岭。总理看到后说大寨应该造林，搞水土保持，于是陈永贵就去山东学林业。现在我们的山上全都是树了。

1979年，全国开始批农业学大寨是极左，我们都接受不了。我们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极左”。我们只知道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典型，毛主席都左了，我们能不左吗？
我看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到什么时候都有用。60年代大寨闹洪灾，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要国家的，全靠艰苦奋斗自己搞建设。就是现在学习科学发展观，也是要艰苦奋斗。

我家2000年开的小店，每天主要是来了客人陪陪照相，见见面。有客人买书我给签名，人多的时候一天签名20多本书，少的时候也有2、3本。

(本文来源：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