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我为什么进入文革史研究“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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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5年毕业留校以后，南京大学历史系领导指派我给郭勋老师当助教。两年后郭老师退休，我开始独立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将1949年以后的历史纳入“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南大历史系走在全国的前面。

1980年代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新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主旋律之下，如何解构与重构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认知体系，是当时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当代中国史”研究则到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我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投身学术事业，内心是十分兴奋的。不过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做学术研究。所以尽管杂乱无章地读了许多流行的书籍和文章，尾随“热点”话题做了一些漫无边际的理论思考，却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进入1990年代后，国内的学术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喧嚣一时的“文化热”讨论逐渐转入低潮。我个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应付业绩考核和职称评审，我不得不在现有的认知体系中选择了一些可以讨论的小问题，写了一批“急就章”式的论文。其中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和《中共党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19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得失，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

1998年春评上副教授以后不久，我有机会参加一个校际交流项目，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美国Freeman基金会资助这个交流项目，目的在于使中国的青年学者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而我个人的最大收获，则是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美国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此前形成的固有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一些新的观念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萌动。例如，通过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Bible Study”和社区活动，我意识到西方社会宗教现象的存在，不但基于人们固有的宗教情结，而且基于哲学意义上的追问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需要。而当年轰动一时的“克林顿性丑闻”事件，以及美国各大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反应，则使我对美国政治有了更直观、更全面的认知。我后来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写成小文章，发表在《读书》和《书屋》上。

在此前后，南大校方为提升本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历层次，规定本科毕业留校的教师都必须在职深造。因而我回国后不久，即师从崔之清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这个选题在时段上属于“民国史”的范畴，然而促使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动因，却是19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我当时希望搞清楚的几个历史问题是：第一、近代中国是否存在自由主义传统？第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哪些？第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与其西方母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异同？而要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当然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自由主义”。换言之，我当时希望借助“思想史”研究，探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些内在关联，同时在“学术兴趣”和“研究对象”方面找到某种平衡。

2002年底，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并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我对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近代中国确实存在着自由主义传统；第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在1930年代前后，其杰出代表人物是以胡适为首的“人权派”和“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体；第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具体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主张方面带有一些“中国特色”，但是在“自由”、“共和”、“宪政”等核心观点上，与其西方母本一脉相承。我还指出，国内学界之所以在上述问题上众说纷纭，关键在于许多论者对“自由主义”概念及其理论内涵存在严重误解。例如，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所谓“自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受约束的状态，而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客观地讲，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在“自由主义”观念体系及其发展史的学术探讨方面的创新意义并不太大，但对于廓清当时国内学界的一些糊涂认识、增进人们对“自由主义”概念的全面深入了解，还是有些帮助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工作，我个人的理论素养和历史认知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2003年初，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与北京“三联”书店签订了一份合作出版协议，计划在当年推出一套“民国史研究丛书”。我的博士论文也在其中。不料数月后北京“三联”突然打来电话，说他们接到上级指示，规定有些选题的书籍不宜出版。与“自由主义”概念有关的选题也在其中。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欲哭无泪：正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才自觉地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延伸至“民国史”领域。然而最终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在彷徨、苦闷、焦虑、沮丧情绪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我渡过了近两年的黯淡时光。成天萦绕脑海、挥之不去的两大问题是：

还要不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从事怎样的学术研究？

2005年春天，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意外地获得了由旅美学者宋永毅先生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该光盘收录了3000多万字的原始资料，内容涉及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尤其难得的是，该文库收录了许多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这对我们了解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宏观层面上的文革运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在此前的长期学术阅读中，我对采用微观实证的路径研究文革运动也有相当的了解。北大教师印红标关于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事件”的研究，清华教师唐少杰关于清华“百日大武斗事件”的研究，都给我以很大的启迪。因此，我当即决定以南大为突破口，专题研究南京地区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且我当时还乐观地估计：2006年是文革爆发40周年和文革结束30周年，国内学界和新闻出版界一定会对这个选题有所关注。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我当初的乐观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在2006年，国内学术期刊和文史类杂志上极难看到关于文革的文章；与此同时，国内为数众多的各级各类出版社也几乎没有推出一本与文革有关的新书。文革史研究似乎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区”！

但我个人的研究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因为在博士论文的出版遭受挫折后，我已经下决心放弃“曲线救国”的策略，不再考虑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问题，安下心来只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其次，我确实在研究文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概要说来，我的文革研究以社会史视角切入，关注的重点是单位内部和地方上的群众运动。之所以选择以南大为突破口，首先是因为追根溯源，文革运动的起点是“文化的革命”，众多的文教单位在这场运动中首当其冲。在此背景下，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点大学之一，南大自然而然地成为南京文革运动的发源地，并在此后持续不断的矛盾冲突中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南京地区几大群众组织，都是以南大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为领导核心的。其次，我自己作为“南大人”，无论在“地利”还是在“人和”方面，都有着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我的研究工作是从对身边一些熟悉的人的访谈开始的。经过近两年的走访，我逐渐接触到一些南京文革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在整理访谈资料和阅读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南大和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历史影像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些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历史影像，不但彻底颠覆了国内主流舆论关于文革群众运动的“妖魔化”解释，而且对西方学界盛行多年的“社会冲突理论”形成巨大冲击。在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我逐步提炼并回答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中央的文革号召对于一般干部群众意味着什么？

群众性造反运动的动力有哪些？

为什么在群众运动中会出现激烈的派性斗争？

我的第一批系列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二十一世纪》学术期刊上，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2007年夏天，我的“南京大学与江苏‘文革’运动研究”选题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利希慎访问学者资助计划”资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该校“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并在那里做了专题学术讲演。此后我又凭借“社会史视野下的南大‘文革’运动研究”选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08～2009年度高级研究员职位。在美期间，我先后应邀在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过专题学术演讲。此外，我还开始尝试用英文撰写与发表我的研究成果。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我在哈佛大学专题演讲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篇论文的标题翻译成中文是《南京大学的第一波造反浪潮：动力、性质与诠释》，发表在哈佛大学学报《冷战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上。

我的其他几篇英文论文，则是与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ndrew G. Walder教授合作的成果（发表时均以我为第一作者）。Walder教授研究文革的时间长达30多年，对上海和北京的情况尤为熟。由于所采用的研究路径和对文革的整体理解不谋而合，所以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合作论文分别以“造反”、“夺权”、“军管”、“大联合”和“批林批孔”为主题，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群众运动的动力、派性冲突的起源和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多重原因等重大理论问题，后来陆续发表在著名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亚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和《中国研究半年刊》（The China Journal）上。这种合作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使我对西方的文革研究和西方学界的一般学术规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为我自己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

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国内的学术研究环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国内各重点大学纷纷积极致力于“争创国际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文科教师的SSCI论文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业绩考核指标。在此背景下，我耽搁多年的职称问题也在2010年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我在文革专题研究中积累起来的当代史知识与研究经验，使我在未来研究选题的抉择方面获益。我2010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60年江浙地区麻风病防治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获得批准立项，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个课题试图以疾病防治问题为突破口，全面考察新中国60年来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开拓空间，有望产生一批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我在过去的30年中有过彷徨与苦恼，但更多地是享受着从事学术研究所带来的乐趣。我并不后悔当初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职业，因为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已经逐渐形成对历史研究的独特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历史研究”，其实无非就是听故事、读故事、讲故事、写故事。我在过去的几年中始终处于一种痴迷状态，乐此不疲，是因为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新发现不但会带给我惊喜，而且会成为下一个新发现的动力。而我不停地进行学术写作，不过是为了与他人分享这些新发现的喜悦。我就这样“痛并快乐”地生活着，而且打算这样“痛并快乐”地生活下去。

原文地址： http://history.nju.edu.cn/show.php?id=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