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工 文革记事

peter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ztj/2012/1101/70095.html


1966年5月，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我正在肇庆封开县南丰中学读高一，陈敬之是我同班同学，林凤生和吴盛钊高我一届。他们出身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因此惨遭杀害。

在毛泽东发动下，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帷幕，1966年5月中旬学校就停课了，当时人们象无头苍蝇一样茫然无措。

一切只能按照人民日报的社论行事，其中最主要一条是按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要打倒政敌刘少奇，但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实力雄厚，毛泽东显得势单力薄。毛泽东决定利用年轻单纯的红卫兵为他火中取栗。

开始时上级派来工作组，在老师里挑斗争对象，老师实在实在没有坏分子，就抓了个彭X元老师来斗，斗来斗去就说他出身有问题。

开始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要革谁的命，只看《人民日报》社论行事，《人民日报》说北京的红卫兵搞“破四旧”运动，一些学生也学着“破四旧”：一是到街上砸商铺的招牌，二是砸烂庙里的菩萨，三是禁止穿奇装异服，四是强迫剪掉男人的长发；五是把祠堂的字画铲掉。这股风刮到农村，一些人把极具文物价值的“侯氏合族祠”也拆掉了。

1966-08-18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并对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红卫兵就普天盖地而来了，武斗之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了。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于是就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各级当权派都要挨斗，站乒乓球桌，戴高帽，游街。

1966年10月上旬，广州来了一群红卫兵，大力宣扬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校内就划分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民、下中农及其子女）和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子女）。挑起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给老师剃“阴阳头”，就是把一边头发剃光，然后要老师挂牌游街，开批斗大会，有的学生对老师拳打脚踢，搞得人心慌慌。那天刚好是赶集日，一群同学押着十几个老师去游街，老师胸前挂着“反动分子”的牌子，农民看到了，抡起扁担就打，直打得老师们头破血流。

1966年10月中旬，红五类的有资格被选为代表上北京大串联，其他也到广州、上海等地串联。

1967年1月王洪文在上海取得夺权胜利，这时毛泽东已取得打刘少奇的基本胜利。

串联回来后已到了1967年2月了，这时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陈敬之、林凤生、吴盛钊成立了“红旗”，他们的观点和广州中山大学“红旗”是一致的。

1967-06-15封开县的造反派在游行时有个红卫兵被刺身亡，激起造反派义愤，于是就成立了“615”造反派总部，6月18日，陈敬之和战友们到县武装部交涉，在休息的时候，他拿笔在报纸上涂鸦，写上“打倒----林副主席----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结果被武装部的人看到了，立即把他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随后，林凤生、吴盛钊等人据理力争，陈敬之才获得释放，但是因此就埋下了祸根。

这时全国武斗正如火如荼，文革前期广州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由高干子女组成，全部剃光头，打砸抢搞得很凶。

广东主要是红旗派和东风派搞武斗。

1967-07-22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江青在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从此武斗就升级了。

1967-08-20广州发生“820血案”.

1968年7月毛泽东开始抛弃红卫兵了，因为刘少奇已被红卫兵打倒了。毛泽东转向依靠工人和民兵。

封开县靠近广西梧州市。广西“四二二”与“联指”武斗，四二二受联指镇压，因为联指有韦国清做后台，韦手中握有军队。西江上常常漂来一排排尸体。

1966～1968年，在南丰镇邮局门口，每逢圩日（赶集日），就有最少一个“坏 分子”被当众打死。最凶恶的刽子手名叫植金姑，不是女的，而是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他也不拿什么武器，只穿一双军用厚底大皮鞋，只要公社或各大队拉出一个坏 分子，到邮局门口一站，他就上去飞腿猛踢，踢倒后就踩，残忍血腥的场面令人恐怖，目不忍睹，但是每次都围着一群麻木的人群观看。

有 一天也是圩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突然行人纷纷避让，我定神一看，只见两个大汉每人拖着一条孕妇的腿在地上滑行，衣服全部脖子处，一个大肚子在高低不平的 石子路上颠簸，小石子上留下点点血迹。她被拖到邮局门口以后，就受到植金姑等人的拳打脚踢、百般凌辱，有人居然还往她的大肚子上踩，打了半个时辰还没有打 死，最后这个女人哀求，让她到贺江水中淹死，刽子手们还算开恩，把她押到江边，这个女人跳进最深的龙湾潭，因为肚子里有婴儿而浮上来，刽子手就用竹竿把她 按入水中溺死。这个妇女是旧国大代表侯文威的女儿，1949年她不愿意跟随父亲到台湾，想不到有今天这样悲惨的结局。

就在我们村里也发生了这样随便杀人的事件。有一个劳改释放回来的“坏分子”被拉到学校旁边的白兰树下批斗，被几个人活活打死。这样无法无天的事在文革简直是司空见惯的，黑五类分子就被强迫义务劳动。

一个名叫于敏强的人，曾经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由一个普通民兵提拔为公社武装部长，后因随意杀死一个叫大萝卜的人而被撤职。

1968-07-25周恩来受毛泽东指派，无中生有地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代表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康生也说了：“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但讲话的重点打击的还是“四二二”派。这个所谓“反共救国团”案，应算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大冤案。广东“旗派”与广西“四二二”的头头都被牵连进去了。

1967-07-27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镇压红卫兵开始了。蒯大富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突然受镇压，就和工宣对干起来了，并提出要揪黑手。1967-07-28毛泽东召见红卫兵头头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一副无赖的嘴脸。

广西“422”指的是“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这一大多由一般群众和出身不好的人组成的造反派文革初期时曾红极一时，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

1968年，在中共中央逐步压制造反派的时候，时任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人称“广西王”的韦国清通过由其一手掌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以及各级武装部队开始对曾经反对他的造反派“422”展开全面剿杀清洗行动。

这一年5月，韦国清首先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事件。由广西军区布置的清查“反团”的屠杀任务数月间仅在钦州地区七个县市就造成10420人惨死。在军区的授意下，广西各地随后又“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震惊世界的人吃人惨剧发生了。在武宣、宾阳等县，屠杀者鼓动群众把打死甚至尚且活着的“阶级敌人”肢解，挖肝﹑割肉、摘生殖器后煮食。

这一系列的惨剧并未使屠杀者放弃杀戮。１９６８年７月，借捍卫中共中央要求更加严厉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七·三报告”为名，韦国清加快对反对派的清剿行动，不惜出动军队炮轰“422” 控制的南宁闹市区长达23天；甚至以泄洪为名，水淹南宁，将躲在地下人防工程里的数千名反对派及其家属活活淹死。

据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调查组来广西“落实政策”时，民间所作的粗略统计，１９６８年７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十万人！其中，杀人最积极的是党员。据官方的统计，在整个广西的大屠杀中，有四万七千多党员参与了直接杀人。至于“422”血案的主要制造者韦国清，文革后并未得到相应的处罚，相反最后官至解放军总政主任、人大副委员长。

广东的红旗派也被打成旗匪受到镇压。

1968年7月的一个深夜，陈敬之、林凤生、吴盛钊听到风声，决定逃跑，跑到怀集县拦马，被当地民兵截获，即打电话到封开了解情况，封开回电说：“这三个是旗匪坏头头，其中陈敬之是现行反革命，由我们处置。”后来封开南丰革委会领导带着民兵到怀集枪毙这三个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共开了120多枪，把他们的身体打成了蜂窝。临刑前，他们还傻乎乎地面向北方，高喊：“毛主席万岁！”就在万岁声中枪声响起，三个红卫兵倒在血泊中。消息传来，恐怖的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

可怜这三个红卫兵，一心一意跟毛泽东闹革命，却死于毛泽东之手。

1968年10月，我们这些惊魂未定的所谓知识青年就被赶出校门，上山下乡去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在我们的心上刻下深深的伤痕。


责任编辑：向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