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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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画报》

本文发表于2002年10月19日出版的《周末画报》别册《读图癖》

欧宁

在1950年7月出版的《人民画报》创刊号封面上，毛泽东高大的身躯仿如一座雕像，站定在画面偏右的地方，他的脸孔仍然带着长期征战的痕迹，但此刻却绽放出胜利的微笑，在飘扬的红旗的映照下，更显喜气洋洋。细心的画师用碳精和淡彩把他的脸部皮肤敷染得非常柔和，让这位新中国的最高统帅看起来更符合普罗大众的审美标准。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向民间学习。《人民画报》号称“中国国家画报”，它承传了自郑曼陀以降的月份牌画家的肖像处理手法。在没有Photoshop的时代，碳精和水彩是修饰图像的秘技，这是中国民间智慧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而形成的。在《良友画报》一纸风行的时代，它的每一张彩色封面都曾经过专业画师的修饰。虽然《人民画报》传播的都是新中国的新事物，但却没有舍弃传统的修图手艺。它所发布的大量毛泽东历史图片，全部都经过巧手润饰：光线被改变，阴影被削弱，背景退隐，人物突显，脸部质感如同丝绸般闪亮光滑，人间沧桑被抚平，血肉身躯变成了完美无瑕的神像。

毛泽东自延安时代就已提倡文艺和宣传工作要走“大众化路线”，《人民画报》作为一份以图像为主的官方刊物，自然会继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图像风格。毛泽东思想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各个方面的能工巧匠，他们还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主人。“大众化”不仅意味着向大众学习，更意味着一切要以大众为中心。因此，在紧接着的第5期和第6期《人民画报》封面上，便出现了手持“丰盛的稻子”的老农和“民兵英雄黄小旦”。老农的照片由新闻摄影局的吴宝基拍摄，被设计师作了褪底处理，放置在满版的金黄色上；黄小旦一手握枪，一手握手榴弹，脸上还是战时的紧张和警惕，由新闻摄影局的王纯德拍摄（建国初期还可署个人姓名，后来只能署集体创作甚至不能署名）。这样的封面人物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在延安），城市里的读者怎么会让农民出现在封面上？一种新的杂志美学诞生了，它代表着一个新国家的意志，为一群从来不受关注的人们代言，它带来一种翻天覆地的新鲜感。



五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1959年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封面和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封面分别展现了那个时候女青年和男青年的面貌：中国儿童剧院的演员章薇娜正值花样年华，她打着小纸伞，穿着碎花衣裳，眼神热切而无邪；而那两个不知名的男青年，不知什么东西把他们逗乐了？尽管在图书馆里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似乎仍可以闻到阳光晒在他们的棉布衣服上那醉人的气息。1959年，每期《人民画报》都印着：“本报用汉、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僮、俄、英、德、法、日、越南、印尼、印地、西班牙、阿拉伯16种文字刊印”，它的英文刊名是China Pictorial，它已慢慢变成中国向国内外宣传国家政策和塑造国家形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媒体。新中国的阳光，经由这份最早采用彩色胶片和彩色印刷的画报，被输送到世界各地。

这一年的国庆节，《人民画报》出版了第19期，其中用了跨版的形式，刊登了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这幅高5米半，宽9米的名作是专门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的，主要表现毛泽东诗词中“江山如此多娇”的词意：长城、黄河、江南以及塞外的风光以写意的手法组合在同一空间中，沐浴着一轮红日的光芒，祖国河山“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种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创新山水画，开始成为一种“国家艺术”，在当时的社会中衍为主流。在《人民画报》发表作品开始成为许多画家的梦想。1959年的《人民画报》，也开始多了许多艺术方面的内容：11月1日出版的第21期刊发了“画家笔下的人民公社”特辑，收有姜燕的《办食堂去》、黄润华的《给社员办喜事》等国画；接着下来的第22期又发表了张仃论李可染的文章；而第23期则发表了电影《青春之歌》的导演创作谈。

作为国家刊物，《人民画报》的新闻焦点主要集中于国事、外交、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英雄和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1950年10月，国务院在《人民画报》第四期发布了由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联合设计的国徽图案，由于采用特殊印刷技术（在油墨中加入金粉），它以单页的形式贴入《人民画报》的页面中；同时，这期画报还安排了一个对开尺寸的内折页，用来刊登开国大典的照片，以配合国徽图案的发布和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的节庆活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人民画报》封面刊登天安门广场下半旗致哀的黑白照片，4月，又报道了中国领导人赴莫斯科出席斯大林追悼会的情况。1959年9月出版的第17期上，有“一个工人村”的介绍，用摄影纪录了当时工人的生活及娱乐，传播社会主义新风尚。第21期的封面是广州钢铁厂的彩色照片，摄影师敖恩洪从高耸的烟囱、锅炉中发现了新中国工业的美感；而封底的照片则是停放在人民大会堂前的众多红旗轿车，显示国产汽车的骄人成就。第24期内文报道了“美丽的北京车站”，当时车站内设电影厅，旅客候车的时候可以到那里去看新闻纪录片，可见当时宣传工作的细致程度。



在报道典型人物时，五十年代的《人民画报》还能保持客观纪录的拍摄，到六十年代后，摄影师们开始“摆拍”，按照特定的政治要求去设计画面，甚至象导演那样去指导被拍对象进行“表演”。1969年5月出版的《人民画报》上有一篇题为《全家红》的报道，说的是广东省博罗县龙华大队贫农丁来友一家八口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本地演出的事迹。因为被拍对象本身是一个家庭式的表演团体，他们可以按照摄影师的设计意图去“表演”，所以这组图片可以非常完美地体现了当时“典型人物”的流行标准。1971年3月出版的《人民画报》上大量的劳动模范、下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女桥工的照片，也具有以上所说“典型化”的特点。

文革期间，大小政治运动此起彼伏，那种波澜壮阔的场面可不是摄影师凭一己的微薄力量可以“摆弄”的，这时候他们只能忠实纪录。1966年9月，《人民画报》出版了一个特大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刊载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图片。人们对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狂热比起今天任何追星族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照片还是静态的，如果有机会重看那时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那种动态的场面则更令人动容。三十年代，里芬斯塔尔拍摄《意志的胜利》，被誉为政治纪录片的鸿篇巨制；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革命群众的纪录片，则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对很多身临其境的人来说，那是一场永远难忘的青春祭礼。



1970年2月，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剧照出现在《人民画报》的封面上：“杨子荣”左手握拳，右手握枪，怒目圆睁，气宇轩昂。由江青亲手栽培的八大样板戏（除《智取威虎山》外，尚有《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沙家滨》、《白毛女》、《杜鹃山》、《龙江颂》、《海港》）陆续在《人民画报》上亮相。1970年9月，《人民画报》又推出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特辑”，全部刊登该剧的剧照。一时间，“红、光、亮”、“高、大、全”和“三突出”的图像充满了《人民画报》的版面。时移世易，样板戏的锣鼓声远去，这些图片却能把记忆封存，为后人研究文革艺术提供人物造型、舞台布景和服饰等诸多方面的参考。

借助文革的热潮，《人民画报》在1972年突破了期印总数100万的大关，创造了中国期刊发行的历史之最。这个数字可以让今天的人们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众”传媒，也可以让人理解到毛泽东所谓“大众化”的真正意味。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发行纪录，靠的是国家的行政力量。文革期间，《人民画报》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合称“四大报刊”，除此“四大”外，其余的都被停刊了。其实论印刷品的发行数量，《人民画报》还不能算最多。刘春华1967年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单张印刷量累计多达9亿张之巨，这才是真正令人咋舌的。



1976年11月，毛泽东逝世，文革也接近尾声。《人民画报》用一个特辑来报道追悼会和回顾毛的一生。在这个特辑中，画师们不仅发挥了他们美化领袖图像的出神入化的技术，还提前执行了“历史的权力”，把一些不合时宜的政治人物从照片中抹掉。后面这项工作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因素对出版和艺术创作的影响却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董希文1953年创作的油画名作《开国大典》，就曾经因为历次政治运动都涉及不同的领导人物而作过8次的改动。

毛泽东的时代过去了，中国在随后的岁月逐步迈入改革开放的新天地。《人民画报》今天还在定期出版，它见证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尽管期刊市场的硝烟曾令它陷入尴尬的处境，它要改变开本（从大8开改为“国际流行16开”）、增加版面和增设“休闲娱乐”栏目来求生存，官方色彩已经大大减少，但是，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刊名却是岿然不动，只要这笔迹还印在封面上，那种贵为“一国之刊”的雍容气质就永远不会改变。
原文地址： http://www.alternativearchive.com/ouning/article.asp?id=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