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传信：1957年北京市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传达与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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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北京市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传达与贯彻

宋传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通常所称的《正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继《论十大关系》之后的又一重要论著。它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明确地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独特贡献，乃至于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循着《正处》讲话缘起、产生以及发展变化的过程，谈谈1957年北京市对此传达和贯彻的情况，从中管窥中央政策到地方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1956年下半年，正当全国各地贯彻中共八大路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上，在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了由人民内部矛盾演变成对抗性矛盾乃至反政府暴乱的重大事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震荡。在国内，也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工人请愿事件；从10月起，粤、豫、皖、浙、赣、晋、冀、辽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风潮。
　　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党内认识差别很大，应对的效果有好有坏。作为中共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在此问题上体现了其战略家的一面。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敏锐地指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1]12月4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欣喜地肯定了民建党内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的做法。1956年12月28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播发，此文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用批评或斗争的方法解决。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亦称“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了七个问题，其中六个都成为后来发表的《正处》的重要内容。期间，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2]和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3]受围攻这两件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2月16日，他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28人座谈会上，谈文艺思想问题，批评“双百”方针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倡导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所有这些，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此时的北京市，由于工资、福利等问题也引发了一些小规模的罢工、罢课事件；有的个别地方不正确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的不满言论也多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7年4月中旬，北京共发生罢课、罢工事件七起，约400人参加，发生推派小型代表团请愿、包围领导者等类似事件约有六七十起。[4]1956年暑期至年底，北京市高校学生中先后发生了五起小规模的请愿事件。一些大学生声言要用匈牙利的办法来进行革命，写反动标语，散布反动言论，并酝酿请愿。[5]1956年11月，南苑区第二皮毛社因辅工的工资太低而发生怠工事件；1956年12月，公私合营北京帆布厂发生工人请愿事件(该厂连续发生三次工人请愿事件[6]，另外两次是1957年3月和6月)。此外，北京市“三大改造”采用“先上船，再买票”的方式，在全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同时，也留下很多问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从指导思想上来讲，中共北京市委（以下简称“市委”）是重视的。1956年8月召开的北京市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三大改造”遗留问题、高校、都市规划和设计施工以及领导作风、同志关系等都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部署。对于工作作风问题，特别是反官僚主义方面，市委给予充分的关注。8月14日，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开头就点出：“在这一次会里揭发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关于许多可能解决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常常被拖来拖去不解决的官僚主义作风。”[7]8月16日，彭真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其中一部分是专门就克服官僚主义讲的，将官僚主义形象地称为“看洋片”（在天桥看洋片，看了很多，但一个问题也不解决）、“打排球”（把应该解决的问题推来推去）、“山药蛋”（单干，不注意协调和配合），并郑重指出：“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代表大会的鞭策、监督下，克服旧官僚主义作风的残余，防止新官僚主义的滋长。”[8]8月18日，彭真在市人委再次就克服官僚主义做了《改进工作作风，切实解决问题》的讲话。[9]从14日至18日，对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场合讲了三次，可见有多重视。12月3日市委常委会发出了《关于各部门负责同志必须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通知》，12月14日市人委也发布了关于加强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的联系的指示，试图从规章制度上督促领导干部克服官僚主义。
　　在具体工作方面：为系统地解决农业社的各项现实问题，克服乡社干部中的命令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改善与社员的关系，改进社的经营管理，市委农村工作部努力推动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和生产责任制。针对一些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生产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市第一、二、三工业局和建材工业局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检查，查处并解决涉及公私关系、产品质量、劳动条件和职工生活以及企业管理等具体问题1300余件，市人委肯定了这些单位好的做法。1956年10月30日，市委对市委工业部关于北京电业局经营管理中检查出的问题的报告做出批示，要求市属市政和公用企业对经营作风进行检查，彻底纠正一切缺乏生产观点、缺乏群众观点的资本主义思想作风。[10]在手工业合作社，还根据实际建立了必要的集体福利制度。此外，就建筑工程质量、工资改革、资方人事安排、统购统销、农村扫盲等这些事关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市委也及时做出指示。1957年1月到2月份，市委还根据中央的指示，检查各部门执行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情况。为克服市委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1957年2月7日市委常委会还通过了详细的机关编制精简方案并开始实施。
　　不过，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很多党员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对此，市委也认为：“总的来说：严格地检查工作中缺点和错误不够，特别是通过闹事或其他类似事件总结经验教训以改进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很不够的。”“有些领导者在处理闹事或小型请愿类似事件时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不清……有些单位以不发工资、解雇、开除等办法威胁闹事的人，在闹事之后又想把闹事为首的人开除”。[11]从这个时期市委面向广大群众的重要宣传阵地——《北京日报》来看，关于增产节约、办好合作社（和国内人民群众生活相关）和中苏友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国际形势新变化相关）的报道是主要内容，关于鲜明指出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这样的内容基本没有，连“矛盾”字样也极少看到。这一方面体现了党报以正面引导为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委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认识还不明确。
　　正因为如此，很多党员、干部对罢工、罢课的事情很困惑：工人、学生闹事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发生，怎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呢？有的就认为这是敌对分子在捣乱，对闹事者采取类似解决敌我矛盾的专政式的手段处理。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自从中央提出以后，市委“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市委有的负责同志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有同感。”[12]这些都有助理解为何毛泽东要选择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了。

　　二

　　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做系统而正式的阐发，是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会议规模空前，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13]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27日下午，毛泽东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共讲了十二个问题。其中两类矛盾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讲话中最重要的两部分。[14]
　　毛泽东并不认为做篇讲话，发个文件就能解决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于3月6日至13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主题就是传达贯彻前几天的《正处》讲话，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会议期间，毛泽东召开了各省教育厅负责人（7日）、文艺界（8日）、新闻出版界（10日）、大学负责人（11日）、科学界（13日）等五个座谈会。彭真（此时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第一、二、四、五个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出席了第三个座谈会。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要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时，还批评了北京：“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15]但也指出，在百家争鸣的问题上，报纸对学术性的和政策性的问题要有所区别。12日，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指出现　在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但不强迫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要怕“放”，不要怕乱，现在是放得不够。并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进一步深化了十多天前提出的《正处》主题。随后的17日至21日，毛泽东离京至杭州，沿途演讲，唤起全党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视，为全党整风作动员。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讲话，市委未及时作广泛宣传。3月3日的《北京日报》只转发了新华社2日讯——以不足200字的篇幅（其中人名就占一半）报道了毛泽东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出席扩大会议的人员分组进行了讨论这么一个事，除此再无其他信息，真可谓只言片语。一直到4月14日前，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北京日报》再没有任何关于传达这一讲话的报道，连只言片语也没有（这期间，对讲话的传达还限于市委所领导的工厂、学校、机关[16]）。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是“一声不响”。究其根本原因，这与党内对重要文件传达的程序有关，通常是中央决定后才授权由中宣部下属的《人民日报》等中央传媒做广泛宣传，各地党报转发；中央未作向全国发表的授权，就先在党内传达，由高一级别的党组织逐步向下传达。而此时毛泽东个人不这样认为，他看到党外报纸甚至是国外的报纸对此反应热烈，大加宣传和赞扬，而党内是慢吞吞，相对冷淡（而且这种现象自“双百”方针提出后就存在），就很不满意。从杭州返京后的4月10日，毛泽东即对《人民日报》提出了严厉批评。[17]
　　为了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4月19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限期将《正处》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口气严厉，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干部对此问题是否想通，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关系是否缓和，对人民闹事能否采取正确态度。在指示的最后，要求是外地“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18]这种关切并非多余。就拿和知识分子问题密切相关的“双百”方针而言，自提出以后，党内就存在一种不理解和抵触的情绪，进而使知识分子中存在顾虑。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这种问题恐怕更突出。《正处》讲话后的一个多月里，“鸣放”仍改观不大，以致毛泽东很明确地说北京市主要是放得不够。[19]4月25日的《北京日报》，在第一版报导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的信息时，使用了“放！放！放！除四怕”的标题，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个问题。[20]
　　3月25日至4月3日，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参加者次会议的有北京市工矿建筑企业、城郊区区委、机关、群众团体、学校、文艺、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内外干部1400多人。会上，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并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市委书记处还分别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参加的有高等学校、中小学、文艺界、医务界和体育界党内外80多人。由此可见，市委不仅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认真贯彻，还借鉴了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对重大问题的宣传贯彻时，事先在小范围开座谈会听听意见、吹吹风是必要的。
　　通过学习，与会者开始认识到《正处》讲话在社会大变动形势下的重要意义，对科学文艺的繁荣充满了信心，党内外一起开会方式感觉很好；以青年作家王蒙、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代表的党内外知识分子在发言中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指示，表达了迫切接触工农，改造思想的心情；对“双百”方针，虽然多数人赞成“放”，认为“鸣”就要争，就有批评，但也有人认为批评妨碍“放”；会上揭发了一些缺点，比如牙雕艺人杨士惠对文化部门道出了他的苦恼：“搞老的不对，搞新的也不行。搞大件吧，说那是过去供皇帝欣赏的；作小的吧，说那是士大夫过去所玩弄的奇特的东西。作旧的仕女吧，被人讽刺为捧腹仕女；作龙凤吧，说是封建的；作佛像吧，说是迷信的。到底如何搞呢？”。[21]
　　之后，随着讨论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正处》讲话在市区领导干部、国营工厂和高等院校中得到进一步传达、学习。从这时的《北京日报》来看，普遍反映是“眼界开阔，认识提高”，还出现了“鸣”和“放”的报道。北京市的党员负责干部还结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矛盾论》以及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有计划的学习。[22]到3月底，全市先后听了《正处》讲话精神的传达的有党内外干部、教职员、大学生、工人党员、民主人士、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等共约35万人[23]。
　　4月19日至20日，市委又召开有2800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总结大会。19日，市委宣传部长杨述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总结大会检查了1956年下半年来发生的人民闹事和处理情况，并分析了闹事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党委和党员对待闹事中存在的问题和应持有的态度。对于“双百”方针，大会号召要克服怕放的顾虑，但也不回避在文艺与政治，思想性与艺术性问题上的分歧；对于学术问题的争鸣，刊登在报纸上和专业刊物上应有所不同，但对制定和执行政策中的问题，是否刊登要以是否对人民有利为标准。大会坦诚地指出，党员和非党员接触少，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党员要与党外知识分子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继续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总结大会还对全市关注的中小学毕业生安排难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大会强调要加强群众思想工作，并对《正处》讲话精神的传达讨论作了初步部署。在总结报告的最后还特意讲：“传达讨论和开会时，应吸收一部分党外同志参加”。
　　4月20日，彭真依据毛泽东的《正处》思想，针对众多思想认识问题，做了一个讲话。彭真的这篇讲话，既高屋建瓴，又实际具体，今天读来仍给人掷地有声、开放大气之感，从中可以看出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励精图治的决心和治国理政的自信。比如，他指出：对人民内部就要“和”，“和为贵”，如果采用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那就变成了国民党，那样一来，人民民主，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就都成了骗人的鬼话；斯大林犯错误，所谓破坏法制就是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区委对市委不满，派代表到中南海找毛主席请愿讲道理，怎么不对？怎么叫不正常？工作没做好才叫不正常，派代表请愿则完全合法；怕人民闹事的人，是怯懦的人，没有本事的人，至少是领导力量不够的人。讲话中他还坦率指出：“现在要学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对这个新规律现在还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思想认识不对头，所以就发生偏差，时而搞好，时而搞坏。问题在于领导。”[24]
　　5月4日，距上月19日中央指示规定的最后一天，北京市向中央报告了传达和学习《正处》讲话的情况。在报告中，市委如实承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以后，开始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够，没有及时认真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不够深刻的”，中央的指示“对我们又起了很大的鞭策作用。”并对学习的情况作了总体评价，认为：多数同志拥护毛主席报告中提出的方针，但是一部分同志还有怀疑和顾虑，少数同志还有抵触情绪，特别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怀疑顾虑或分歧还很大。
　　对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报告认为：已有所改善，但还要做许多工作，比如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在肃反或思想改造运动中被错误批判以及入党申请长期没有受到答复表示不满。对于思想工作，报告认为：总的来讲，仍然薄弱；对于高校的比较注意，对中小学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市委负责同志经常地、直接地与群众见面不够。于是，报告在最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提出的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的指示。对于这样一份报告，中央还是满意的。5月7日，中央作出批示，转发全国，批示说：“北京市委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很好，现转发你们参阅。这个文件，可登党报。”[25]

　　三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后，就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26]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一个指示。《指示》明确把《正处》作为这次整风的主题，通过检查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执行情况，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鉴于过去历次整风的经验，确定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这标志着全党整风的正式开始。
　　对于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市委积极贯彻。5月8日，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制定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5月13日，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对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来帮助党整风做出具体部署。5月16日，市委下发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计划的通知》，对于如何开展整风运动作了规定：分批开展整风；深入学习《正处》报告，打通思想，鼓励批评，抓紧研究和解决1956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罢课、请愿之类的事件；市委以及各口和各单位成立整风的领导机构；统一安排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非党干部参加整风问题。到5月中旬，市委、市人委、高校、京西矿务局、电业局、石景山钢铁厂等系统的整风已在干部中开展起来。
　　围绕《正处》主题，市委、市人委先后有一系列动作：4月29日，市委批发了前门区关于在全区推行群众对商业零售业务的监督的请示，肯定了前门区的这一试点克服官僚主义，改善经营管理的做法。[27]5月6日，市委发出了关于彻底查明并处理几起人民内部矛盾的通知，以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共列举13个材料，其中5起是工人怠工、请愿的处理情况，4起反映干部作风粗暴恶劣的，其他是反映工人生产生活极为困难和肃反被错斗的问题。[28]对于利益分配这样一个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市委更是给予高度重视。6月3日，市委批发了市劳动局党组“关于在整风运动中处理工资福利问题的意见”。[29]6月15日，市委下发了关于在整风运动中处理党员工资级别问题的通知。[30]根据中央的相关指示，6月15日，市委还发出了关于解决农业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31]
　　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和市委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机关以及干部的缺点错误开始批评，本意是借民主人士的监督推动整风的发展。然事与愿违，时间仅过了半个月，事情起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在“双百”方针以及“言者无罪”政策的鼓励下，从中央到各省市（包括北京市在内），都有少数人鼓吹“彻底的大民主”，丑化党的领导。由此导致整风向反右派转变。从6月中旬开始，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也开始反击右派。反右派运动促使毛泽东对《正处》话稿作出一定修改，如在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真正解决等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正处》发表后，《北京日报》及时予以转发。市委继续学习《正处》一文，指导处理北京市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为贯彻5月全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的精神，7月10日，市人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几项规定的通知。[32]7月13日，市委对市委农工部关于北京郊区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通知的检查报告作出了批示。[33] 7月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也将系统解决全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作为重要议题。8月5日，市委又对市委地方工业部关于公私合营北京帆布厂连续发生三次工人请愿事件处理情况的报告，做出了批示，进一步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的重要性。8月10日，市委印发关于某些单位在整风运动中对若干职工生活福利问题解决不当的通知，对不顾客观条件和不问是否合理就对职工要求有求必应的现象予以批评。[34]不过，随着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大形势的不断升温，《正处》主题就逐渐被冲淡了。
　　通过上述北京地方贯彻中央关于《正处》讲话精神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政策从中央提出到地方实施效果之间的距离有多大。这里面，既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个人主观因素，也有中央到地方的体制因素，还有各地对中央政策的领会和需要的程度。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中央的政策即使要在离中央最近的北京市得到及时而准确的贯彻执行，也需要上下有效的互动才能完成，这种互动产生的历史合力最终决定着此政策能否走向预期效果。在今天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使中央政策和地方效果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缩小，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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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613页。
[2] 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文章说，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文章还说，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文章作者都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员，有的是部长，又是四人联合宣言，且发《人民日报》上，很容易叫人误以为是党的意见，妨碍了争鸣。当天，毛泽东就做了批语：“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月中到会”即“一月会议”）。8月21日，陈其通等在《人民日报》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对此作自我批评。
[3] 王蒙，1934年生于北平。1956年9月发表该短篇小说时，在北京市东四区（今东城区）团委工作。作品描写了某区委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林震，他了解到组织部长刘世吾等人对生活缺乏热情，对工作不讲原则，使基层党建出现众多问题。林震尖锐地批评了机关工作中的消极因素。小说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主题。王蒙因此而招致众多批评。
[4] 杨述：《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7年4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5] 市委档案室存：《市委关于目前北京市大学生政治思想动态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14日。
[6] 市委档案室存：《市委批发市委地方工业部关于公私合营北京帆布厂连续发生三次工人请愿事件处理情况的报告》，1957年8月15日。
[7]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页。
[8]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655页。
[9]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年），第659页。
[10]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年），第787页。
[11] 杨述：《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年），第157页。
[12] 市委档案室存：《市委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5月4日。
[13] 1957年2月至4月间，刘少奇到冀、豫、鄂、湘、粤等地调研期间，也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不少论述。4月27日，刘少奇到上海接伏罗希洛夫期间，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是五省调研的总结，是他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这一报告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此前相关讲话的补充。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625页。
[15]《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16]《北京日报》，1957年4月14日，第一版。
[1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66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19] 杨述：《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年），第157页。
[20]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大家要“放！放！放！除四怕”。
[21]《北京日报》，1957年4月18日，第二版。
[22]《北京日报》，1957年4月15日，第二版。
[23] 市委档案室存：《市委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5月4日。
[24]《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年），第177—197页。
[25]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245页。
[26]《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70页。
[27] 参见市委档案室存：市委文件，总号（57）机文字021号。
[28] 参见市委档案室存：市委文件，总号（57）机文字016号。
[29] 参见市委档案室存：市委文件，总号（57）机文字028号。
[30] 参见市委档案室存：市委文件，总号（57）机文字031号。
[31]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330页。
[32]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353页。
[33] 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356页。
[34] 参见市委档案室存：市委文件，总号（57）机文字057号。

　　
该文原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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