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溪党史：文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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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爆发

一、学习批判，大鸣大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按照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一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内乱“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5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下发《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通知》，中共屯溪镇委立即投入意识形态领城的阶级斗争，确定全镇机关、文卫系统(含小学)等39个单位为第一批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屯溪地区机关干部、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以及各中学师生纷纷集会，声讨所谓“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又称“三家村”，指的是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北京市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等三人)的罪行。运动开始，各单位组织学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简称“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组织座谈和声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号召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6月2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之后全国迅速掀起贴大字报的高潮。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根据地委指示，镇委对开展运动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并组织全镇小学教师集中学习。6月6日组织各单位大鸣大放并运用大字报，揭发本单位本地区所谓的“三家村”以及牛鬼蛇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到6月底，各校贴出大字报5225张，其中拥护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459张，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2382张，声讨邓拓的2383张。7月4日，全镇机关干部、学校教师以及文卫系统的职工，听取中共安徽省委揭露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凡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录音后，7月6日成立中共休宁县屯溪镇委员会文化革命办公室，全镇立即进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各个学校通过审查个人笔记、学校会议记录、个人写的文章以及诗词书画等，将所谓大是大非(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问题，采用大字报方式公布或翻印成小字报发给各个学习组，进行分析和“鉴别”并组织揭发批判。到8月10日，全镇共揭露了所谓重点对象46人，其中文卫系统36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0.55％。为集中搞好镇直和学校的运动，镇委决定，暂停黎阳公社、中医院、电影院等10个单位的“文革”运动。
二、破“四旧”，大串连
为加快文化革命的全面发动，8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运动只能是“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8月7日又在报刊上公布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还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使得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同年10月2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全国掀起。
在此情况下，屯溪镇开展运动单位的教师、机关干部和职工，开始写大字报反驳工作组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和围剿革命群众，有的直接找工作组进行辩论。对此，12月13日镇委印发了“镇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撤回了全部工作组，并向他们解释和道歉。
屯溪中学、屯溪初中(即屯溪二中)以及卫校、茶校等在校红卫兵，冲向社会走向街头，并在主要街道上张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的大字报、标语，开始大破“四旧”。屯溪观音山菩萨庙里的两丈多高的千手观音塑像及一些老字号的招牌被砸，继而发展到剪女人烫的头发，剪旗袍，剪短裙，剪花布衣服，剪小脚裤，剪长辫，剪男人的“飞机头”(即西装头)，焚烧京剧团的戏装道具等等。不仅如此，还散发小字报，要全镇所有服装店(即裁缝店)不得制做所谓“奇装怪服”，所有的理发店不准为女人烫发和为男人剪“飞机头”。一时间，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清一色的白衬衣蓝制服平底布鞋（或解放鞋），“革命化”的衣着风行一时。破“四旧”不仅要砸烂封、资、修的东西，还要改革封资修的店名、厂名、校名、街名和山名。如百年老字号的同德仁中药店改名为永红药店，屯溪初中改为井岗山中学，屯光初中改为五七中学，如此等等。在这一片横扫的形势下，屯溪镇不得不在征求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后，正式宣布屯溪地区54条街巷路和山名，全部换上具有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反映社会主义精神的新名称。如原中山正街(即老街)改为人民路，后马路改为延安路，通往机床厂以下的工厂区大马路(即黄山东路)，改为大庆路，从西镇街道往黎阳为大寨路，珠塘街改为四新街，老街上的三条马路由上而下分别改为反帝、反修和兴无路，观音山改为四新山，仙人洞改为爱武山。红卫兵还以破“四旧”的名义，查抄了共62户“黑六类”(即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家，抄出各类旧账册(当时称“变天账”)、银元、金银玉器制品，线装古书字画以及男女旧式服装，同时也抄出隐藏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各种证件、土枪、子弹、手榴弹、各类迷信品、赌具和黄色书刊等（这些是应该收缴的)，只要在红卫兵看来是所谓“封、资、修黑货”、“修正主义温床”都在破除、横扫之列。从此开始了打砸抢的歪风，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不少群众将一些古老生活用具用品和一些文物藏匿起来，幸免一劫。
屯溪的大串连最早是从黎阳胶木厂五位工人用大字报转抄了新华社红卫兵给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封公开信和苏州电校在屯溪250工地实习学生开始的。学生上街、到各中学宣传声援“西安交大八一五和兰州八三事件”。随之合肥“八二七”(当时合肥工业大学造反组织的代号)以及各地红卫兵，先后来屯溪串连。
三、打倒一切，全面夺权
1966年9月21日，屯溪中学18名学生和徽州地委招待所个别职工，联名在招待所对门（当年屯溪二小的墙上）张贴《炮打司令部，造徽州地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大字报，屯溪地区群众性造反运动就此哗然而起。
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种种不法行为横行无阻，无政府主义到处泛滥。机关受到冲击，工作陷于瘫痪。共产党员被迫停止过组织生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各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和一些在教学上有显著成绩的老师，统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挂黑牌、戴高帽、批斗游行、关牛棚，有的被剪成“阴阳头”；有的被打晕倒在地，致使个别教师遭受折磨含冤自尽，不少爱国主义人士，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以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煽动下，屯溪镇各系统各部门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屯溪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接管委员会”，于1967年1月27日晚，召集镇委全体成员，正式宣布接管屯溪镇的党政财文全部大权(并于2月18日起，正式启用“接管委员会公章”)，随即镇直下属各单位的党政大权，也被本单位造反组织全部接管。至此，屯溪镇从上而下各机关、团体全部瘫痪。
报刊仍是各级党委的重要宣传舆论工具，历来受各级当权者的重视。《徽州报》是当时中共徽州地委的机关刊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为各个造反组织争夺的重要阵地。1月6日造反派查封《徽州报》，报社领导被揪去辩论、批斗，1月9日由徽州地区的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指挥部(简称“联部”)编辑出版《新华电讯》。1月26日被造反派大联委夺了办报权，出版了《新徽州报》，3月29日停刊。3月12日徽州军分区宣布对徽州报社实行军管，3月30日改出《徽州报》，5月6日《徽州报》头版刊登毛主席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的照片，由于部分报纸左边车灯印有黑块，“九二一兵团”认为是蓄意污蔑领袖，贴出“重炮猛轰《徽州报》”的大字报，冲击报社，砸报社印刷厂，继而发生在报社门前(今老街石牌楼处)搭棚静坐达40多天的事件。
由于造反组织内部意见分歧，屯溪地区出现了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联站”)两大派组织。开始，双方架设高音喇叭，鼓噪宣传，继而开始谩骂，以后又多次发生相互殴斗、打砸抢抄、抓人事件，到8月12日，两派组织分别抢走了徽州军分区战备仓库和屯溪三门呈独立营的枪支弹药。13日至14日两派发生大规模的持枪武斗事件，打死5人，“联站”被迫撤退，8月24日“联部”攻打岩寺，造成4人死亡。11月16日两派造反组织又在屯溪搬运公司发生武斗，屯溪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第二节 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一、实现革命“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一系列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①
196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派遣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6408部队)赴皖，领导安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安徽省当时形势，第十二军三十五师负责芜湖、安庆地区外，抽调少数人员来徽州地区。1968年4月6日，以6408南京131部队的李绍明、121部队匡牧生、娄山和屯溪镇人民武装部聂宪贵、王世昌、胡德山、李万贵等七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屯溪镇支左领导组”。聂宪贵、李绍明担任正副组长，并对公检法实行军管，教育局、中医院等单位派出军代表，实行“三支两军”工作。
经过屯溪镇支左领导组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两派革命造反组织学习座谈，宣讲有关政策，开展“斗私批修”、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巩固和发展屯溪镇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屯溪镇革命委员会。屯溪镇革委会由29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领导干部代表9名(其中中层干部5名)，占31％，军队代表3名，占10％，革命群众代表17名，占59%(包括工人9名，贫下中农3名，一般干部3名和居民代表1名)，其中妇女代表5名，占17.2%，并由聂宪贵、姜广耀、王世昌、董山槐、周泽起、傅必英、王小久、沈吉康、汪桂香(女)等11人(暂缺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各1名)组成常务委员会，聂宪贵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山槐、王世昌、王小久、汪桂香为副主任委员。1968年7月10日上午，在屯溪新大桥广场(即江心洲广场)，召开庆祝屯溪镇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徽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第十二军军长、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省军管会主任)出席大会并讲话，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屯溪镇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撤消原有党政各级机构，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宣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同时，对原镇委、镇人委所属各单位实行归口领导。除手管、文卫股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其他各股、站、组、会均不再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1968年8月27日成立镇革委会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王世昌为组长，朱兆生为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屯溪镇下属各个厂社，于1968年7月以后先后成立单位革委会或革命领导组。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是“三结合”，但主任均为军队干部，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工作中仍然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现了更高程度上的集权。
二、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屯溪镇革命委员会立即行动，本着“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原则，参照河南省灵宝县精简机构和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精简机构，撤销原镇委办公室、各委；撤销了镇人委办公室、手工业管理股、联社、文卫股、民政股、安置办公室、交通管理站、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工作机构。同时撤销了街道和街道企业两个革命领导小组，建立了街道人民公社革委会，原有街道居委会的半脱产干部减少一半以上。撤销了水上运输管理站和水上办事处，恢复水上人民公社；血防站、防疫站、保健组、中医院合并成立屯溪镇人民卫生院，并抽调50％医护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以落实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人员精简后，镇革委会实行常委值班制，不脱产的常委回原单位参加劳动，脱产的轮流参加劳动或蹲点。
将原党政群、公检法等155名行政干部，留下50人(占总人数的32.25％)继续在机关工作外，下放劳动105人(占总人数67.75％)，成立了“屯溪镇五七干校”。10月21日，屯溪地区在东方红广场(即江心洲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欢送徽州地直机关和屯溪镇机关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五七干校”设在屯溪园艺场，原是休宁园艺场的一个作业区，坐落在徽山北麓，占地面积约2000多亩，除部分种植桃李苹果树外，绝大部分是荒山。镇直机关干部进入后，以开辟茶园、种植果木为主，逐步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为加强领导，12月28日干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屯溪镇革委会副主任董山槐兼主任，支左小组李万贵任副主任，下放干部105人与园艺场36名工人统一按军事编制，组成三个排九个班，各排班干部的正职由园艺场工人担任，副职由下放干部中产生。同时把运动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带到干校，进行边批斗边参加集体劳动。
下放干部，经过边学习毛主席著作，边参加生产劳动，开展“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建党、整党“吐故纳新”等一系列活动，共产党员经过群众大会认可，恢复党员生活，成立党组织。1968年底开始整党，这次整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50字建党方针，通过整党，停止了两年多的党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这次整党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一大批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受到错误处理，而一些尚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和一些造反派头目混进党内，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经过整党，党组织恢复组织生活之后，实行党政合一、党政不分领导体制的革命委员会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党的组织机构的重新建立和逐步完善，已是势在必行。1969年10月，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成立屯溪镇革命委员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聂宪贵任组长，董山槐任副组长，代行镇委职权。次年12月，恢复召开镇党代会。中共屯溪镇第三届代表大会于1970年12月26日至30日在屯溪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08名，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屯溪镇革命委员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聂宪贵所作《继续革命，乘胜前进，为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选举产生由19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屯溪镇第三届委员会，由7名常委组成镇委常委会，姚燧林任书记，聂宪贵、戴思正任副书记，选举出席徽州地区党代会代表5名和省代会代表3名。1975年12月，恢复屯溪市委。
三、举办学习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1968年7月26日镇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举办对敌斗争的专题学习班，通过举办火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复学习、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决心，充分发动群众，摆敌情、揭盖子，揪坏人，斩黑手，向阶级敌人开展主动地、更加猛烈地进攻”。8月26日又发出通知，要求每天上班时坚持向毛主席请示，下午下班时（或会议结束时）向毛主席汇报，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论人多人少，早请示晚汇报都要坚持下去。9月13日成立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和革命大批判联络站，由聂宪贵为组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三忠于”活动广泛开展，各单位建立了毛主席著作宣传、学习、发行点，家家户户都设有宝书台，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成为当时全镇人民的必修课，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学习班办成阶级斗争的大课堂，斗私批修的大战场，锤炼忠心的大熔炉，到处是红花烂漫忠字满园，出现了人人心怀一个忠字，事事体现一个忠字，时时想到一个忠字。
1971年12月17日镇委宣布撤消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分别成立屯溪镇文化馆和屯溪镇电影院革命领导小组。
四、贫宣队进驻农村开展斗批改
1969年2月，根据省、地区革命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经屯溪镇革委会研究决定组成以机关干部、军代表和黎阳贫下中农代表“三结合”的屯溪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由60人组成，其中机关干部12人，军代表3人，社队干部12人，贫下中农代表33人。贫宣队设一个中队，黎新、黎阳、黎山三个分队。陈北九任中队长，吴善璜任第一副中队长，洪有进、程天祖、胡万林、程顺囡任副中队长，汪钧民任指导员。
宣传队队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社员家轮膳(按规定付钱付粮票)，每周四个晚上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通过读讲，引导社员自觉对照，谈体会，以苦引苦、忆苦思甜，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并在社员中开展“三忠于”“献忠心”“早请示”“晚汇报”和“语录随身带，有空学起来”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在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基础上，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会议，传达贯彻省、地区革委会关于“在中农成分中把下中农划出来和把漏划的地主、富农补划出来”的精神，逐户排队摸底，组织评议。
黎阳毗连市区，广大社员群众以生产蔬菜为主，田地不多，解放初期已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次斗批改中，要把“两头”划出来，确实不好开展。对谁家有多少自耕田？有多少租佃田？当年全家大小有多少人？每年收获多少粮和从事什么副业等等没有确切的依据，只得靠本人介绍，大家回忆的办法，由于事隔十多年，没有可信的资料作依据，要把一个所谓漏划的富农从中农成分中补划出来，往往争论不休，最后不仅难以形成决议，而且影响了社员之间的团结。三个月后，1969年5月12日经专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参加贫宣队的机关干部全部撤回，留下的各个分队，在公社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继续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化的思想活动。所谓划“两头”工作无形中就此结束。
为认真搞好斗批改，1971年11月6日镇委决定在兴无街进行划分街道居民阶级成分试点，并成立领导组，由戴思正分管，丁冬芝为组长，7人组成。方法上：首先组织群众学习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然后按解放前三年及解放后七年的家庭经济方面情况自报家庭成分；在自报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发动群众互评后，交评议小组初评，斗批改办公室复评，再报镇革委会审批，最后公布结果。到1972年底已审定兴无、四新、新市三个街道524户的阶级成分，其中5％为剥削阶级。

第三节 所谓教育革命


一、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驻学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镇中小学生“停课闹革命”，特别是小学生流散在社会上，无校读书，无人管教。1967年初，根据《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六条规定：“小学开学，除全部学生回校上课外，1966年毕业已经进入初中的应届生也要回到原校”，即“复课闹革命”。当时全镇7所小学，原来的班级多，学生人数多，已经无法承受了；还要接受已经进入初中的640多名应届生回校复课，校外还有600多名适龄儿童。当时，让学生回校进课堂是一个棘手问题。
为使这些学生和校外儿童都能入学，决定全镇小学实行半日制。学生在校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当时没有新课本)。学校开学后，由于教师开会、学习和串连，学校经常停课，教学很不正常。
《十六条》中规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当时的教育革命，像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一样，也把“领导权”“领导体制”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为落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示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认真搞好斗批改，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使学校的教育大权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手里，砸烂一大二洋的资产阶级办学方针，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6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来办或者由街道联合来办”的“编者按”后，屯溪镇革委会专此报告地区革委会，拟把屯溪中学、屯溪初中的22个班级学生，下放12个班到歙县篁墩、休宁榆村、黄源和阳湖四个公社。剩下10个班，再分休宁汊口茶场(当时是屯溪中学学农基地)、卫校、屯溪园艺场、屯溪染织厂和屯溪中学5个学校。下放到农村的班级，由当地工厂(场)或人民公社直接领导和管理。留在城镇的10个班建立屯溪镇中学革委会统一领导，教师随班级下放，并且要求今后每年还得招收新生等等。同时要求城镇7所小学，分别由屯溪镇3个手工业厂社(站、队)和地区的制药厂、茶厂和塑料厂管理。最后由于各方面实际情况，仅把屯溪初中的8个班学生分别下放给屯溪染织厂、罐头食品厂、电机厂和校本部4个分校。下放到工厂的3个分校，分别成立了以厂革委会成员、驻校工宣队和革命师生代表组成“三结合”的学校革委会进行领导和管理。每个分校2个班级3个教师。由于缺乏文化课教师，除政治课(实际是“语录课”)由工人上台讲授外，各个分校的文化课只设语文、数学两科。学生每周四天学文化，两天轮流到车间跟工人一起劳动。当时，工厂不仅要“抓革命、促生产”，开展“斗批改”，而且在一些青年工人中无政府主义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消除，工厂本身的思想教育工作相当繁重，因而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根本无暇顾及。然而，“教育改革”“开门办学”实行“三结合”的学校领导体制，是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谁也不敢对此提出异议。
1971年11月，屯溪镇教育局正式成立。经过一年时间的实践，在听取各工厂对设立分校，开门办学，以及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后，认为这种做法既加重工厂负担，又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经屯溪镇革委会同意，全镇中小学于1973年初，除由各工厂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外，下放的各个分校全部撤回，由教育局直接领导和管理。两所中学在“开门办学”中，与“厂校挂钩"，分别与机床厂、造纸厂和屯溪园艺场建立了学工学农基地，各中小学还分别开办了各类小工厂，为“转变学生思想”创造条件。然而校办工厂毕竟不是生产部门的正式企业，原材料供应因未列入计划而得不到解决，而且生产技术上无专人指导，产品质量不高，难以销售。除屯溪中学卷尺厂经过多年努力列入地方生产计划外，其他学校的工厂最终无法维持，不得不下马。
在工宣队进驻市区中小学的同时，农村(含当时由休宁县划回的屯光区及其所属的屯光、阳湖、枧忠、隆阜、新潭、奕棋、蟾川7个公社)各小学分别由贫下中农管理后，废除校长负责制，学校一切重大的工作(含“教育革命”)均由贫管会研究决定。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1968年8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精神，决定将1966—1968年各届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下放到县以下农村。当时动员下放工作还未形成热潮，不少家长借故不愿将毕业的子女下放到农村，经镇革委会多方宣传、动员，当时只动员初高中毕业生125人到太平县农村去插队落户（屯中80人，屯初中25人，小学20人）。
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形势有了很大转变，随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是广大家长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无比热爱和忠诚，响应党的号召，听从毛主席的安排；二是党和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屯溪镇革委会立即组织机关干部、企事业职工、街道居民进行大学习大宣传，全面发动，层层动员以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按照省、地革委会有关文件精神，除逐个毕业生分别建立个人档案外，又采取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居民等层层包干的办法，推动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力响应号召，下乡插队落户。屯溪镇革委会对原有的中小学毕业生办公室充实人员，加强领导，并在各机关、工厂、学校、农村、街道成立相应组织，确定了专人分管。经过组织发动，1969年1月25日，徽州专区暨屯溪镇革委会在东方红广场召开屯溪地区首批社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欢送大会，当时就有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到徽州地区各县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下放劳动锻炼二年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经过群众评议、基层组织推荐、下放所在县以上知青领导机关批准，可以招工、参军、升学、提干离开农村。安徽在动员下乡插队的同时，开始选调下放知青回城安置。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73年9月，国务院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应下放而未下去的知识青年，一律不准在城镇安排工作；并规定病残不能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但父母身边仅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四类人不下放(后来扩大到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子女)”。针对当时有些初高中学生，为逃避下乡插队中途退学留在城镇的情况，1975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规定：“凡城镇户口，年满17周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未升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历届中学毕业生、中途退学离校的中学生和因各种原因暂缓下放的毕业生，以及不符合留城条件的，都列为下放农村对象。总之除四类人外，都得下放。凡是农村来的学生，毕业后一律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一时间，屯溪地区从学校到街道层层动员，组织下放。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徽州地区的宁国、旌德、绩溪、歙县、太平、黟县、祁门和休宁等县农村插队落户。
为加强对下放知青工作的管理，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文件精神，1973年开始，原下放的县市按照下放知青人数比例，选调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队，屯溪先后选调干部随知青下乡，协助社队，加强知青工作的领导和管理。1973年11月9日屯溪镇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戴思正任组长，石汝珍、汪桂香任副组长。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是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特定的历史产物”，被宣传是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重大政治意义的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当时缓解城镇就业的压力、支援那些缺乏劳动力的社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一定作用。不少知青在农村艰苦劳动，磨炼自己，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的被选为社队基层干部，有的成了农业技术员、农机手、赤脚医生，为农村的文化生产建设作出了贡献。然而大批知青下放也给国家、社会和知识青年及其家庭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是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和家庭负担。知青离开城市到各地农村插队，安家落户，遇到不少生活上困难，再加上体力劳动强度大、劳动工分值低，不少知青在农村连口粮都难以挣到，更谈不上添置必需的生活用品，不得不依赖家长的支持，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国家每年要拨出大量资金，为知青建房和初期的基本口粮及生活费，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支出；第二，正值青春年华的大批知青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第三，徽州山多地少，缺乏劳动力的多系偏远的山区，村落小又分散，1973年以后虽然按规定选调干部带队，可是由于点多面广给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第四，滋长了一些不正之风。国家规定，下放知青满二年后可以招工、升学、参军、提干。而不少家长为了自己插队的子女，早日离开农村，回到自己身边，到处活动拉关系、走后门，特别是某些有一定权力的家长，利用手中权力使他们的子女多半很早离开了农村，得到了安置，而城镇一般家庭的子女只能呆在农村。最终虽已回城，但由于年龄、文化程度等原因，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在城镇做些小工或摆设摊点维持生活，甚至还有个别知青，由于结婚过早，至今仍在农村。
三、恢复招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底，随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许多学校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下乡插队而停办了高中。l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入学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报告还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废除了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由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恢复招生工作。
1968年9月将直属地区教育局领导的屯溪中学、屯溪初中下放给屯溪镇。两所中学共招收初中新生1200人，比1965年入学新生增加119.7％。
1970年全国大中院校开始招生，应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回乡知青申请报名，经过群众推荐、镇革委会批准，招收入校，出现了一大批“工农兵学员”。由于文化程度偏低，给教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造成大学按初中水平教学，结果是高中水平的学生吃不饱，小学水平的学生“吃不消”。讲理论，工农兵学员听不懂，讲实践，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又感到困难。教师讲课非常棘手。为此，不少院校不得不采取分班上课，加强辅导，互帮互学。而且这种招生制度引来了走后门、找关系比较普遍。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建国后十七年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教育工作。同年8月至9月间，全区各地以多种形式贯彻了这个纪要。从此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长期成为广大教师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在这一段时间里，学校大批“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实行“开门办学”，把“学工、学农”作为主要课程，同时“学文、学武”，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1972年，周恩来总理开始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和抵制，为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招生制度，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招生工作中“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这一文件发出后，许多高校在招生工作中，增加了“文化考核”的内容。1973年6月15日镇革委会成立大中专学校招生领导小组，戴思正任组长，石汝珍、吴善璜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吴善璜兼主任。规定1971年6月20日前下放的知青都有资格报考（包括2年以上的民师和赤脚医生），生产队推荐，出榜公布，最后报县批准，参加7月15日—16日的统一考试。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质，而且也从制度上堵塞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教育工作中一些“左”的和极“右”的观点、做法受到一定遏制和批判。正当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方法被提出和推广，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欢迎时，又受到“四人帮”的肆意攻击和破坏。他们认为在高校招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课考核，就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是修正主义“复辟回潮”。继张铁生交白卷的事件后，马振扶公社中学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不仅交了白卷，而且在卷子上写“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四人帮”说这些人是“反潮流”的英雄，敢于反对“师道尊严”等等，以此继续煸动学生与教师对立，煸动学生不要好好读书，煸动学生批判教师，严重地破坏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把应该做的一些正常的管理与教学，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攻击周恩来总理，又在全国掀起一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屯溪镇革委会不得不改变以书面考核为“口头询问”的办法。凡是被招收的学生，只要口头回答一些最基本的最普通的知识，就可被录取。一场文化课考核刚刚开始，又被陷于停顿。
在“四人帮”一伙的煽动和破坏下，屯溪一些学校教室里的玻璃窗被砸，课桌凳被损坏，学生打架斗殴，违反校规，早退迟到等现象不断出现。特别是“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传达后，各个学校无形中取消了文化考试，结果引来了“布置好的作业无人做”，学生不好好学习，教师无法讲课，升级不讲成绩，反正好坏一锅端。再加上经常开展“运动”，不少青年教师无法安心工作，要求改行不愿当教师。“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一封信”下达后，屯溪镇委除进行传达学习外，并派出干部到各县调查知青下放后的情况时，各地社队普遍反映知青工作难做，特别对那些不愿好好参加劳动的困难户，只有包下来成了新的“五保户”等等。对此，感到束手无策。直到1976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四人帮"煽动的那套极“左”思潮，再次受到有力批判和抵制，许多院校又恢复和部分恢复文化课考核制度，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又出现了学习文化的气氛和良好的学习秩序。同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彻底覆灭，教育事业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才真正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1977年根据省革委会各地中学开办文化课复习班，为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提供一个良好的复习环境的要求，教育局决定，三所中学(1973年隆阜中学由休宁划回)分片负责8个公社以及市区的回城复习的知青文化课复习。各校除有专人负责组织外，并选派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师精心辅导。

第四节　狠批两个反革命集团，悼念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一、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抢先发言，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继而，陈伯达、叶群、吴法宪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等各组发言支持。毛泽东察觉到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在8月25日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煸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全会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对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展开揭发批评。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沿途分别召集鄂、湘、豫、桂、赣、苏、闽等省党政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等等。林彪一伙十分焦急地探听毛泽东讲话内容，见势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察觉一些可疑迹象，立即采取措施，提前返回北京。林彪见到“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阴谋全部败露，于9月13日凌晨在北戴河强行乘三叉戟飞机与叶群、林立果等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简称九一三事件)的通知》和《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重要文件下达后，中共屯溪镇委根据省、地委的统一部署，于1971年10月29日，在屯溪中学召开学习座谈会。参加的有各公社、街道办事处、工厂企业、中学以及科局以上党员负责干部，镇委书记姚燧林在会上传达了省、地委会议精神。
当镇委书记姚燧林宣读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通知》时，与会人员十分惊讶，个个聚精会神地听传达，生怕漏掉一句话，听错一个字。如果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下达的话，谁也不会相信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接班人，竟是个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的阴险毒辣的两面派和野心家。
大家听到毛泽东主席明察秋毫，两次挫败林彪的阴谋夺权计划，而感到非常高兴，一致认为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通过中央文件的学习，大家开始认识到，林彪如此吹捧毛主席，无非是借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利用全国各地红卫兵(含青少年学生)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的情感，进行煽动和吹捧，造成社会大动乱，妄图乱中夺权。从历史上看，凡是一切搞阴谋诡计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根据省、地委的统一部署，自11月1日起，镇委召开镇委委员、各大组长、公社、街道办事处以及中学党委书记骨干培训班，然后由他们向全镇机关干部、工厂企业职工和群众传达宣传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到15日止，全镇参加听传达学习的达17906人，占应听人数的98.7％。每次传达学习时，到会人数之多、态度之认真、精力之集中、发言之踊跃、纪律之好、保密之严、教育之深、行动之快，都是历来所没有的。有些人得知开会学习，有病的推迟治疗，轮休事假的推迟时间，街道上还出现七八十岁老年人，拐着手杖或子女用车子推来参加会议，有些小商贩和做小工的居民说，半天不做事，个人收入减少是个小事，不了解国家大事是个大事。与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听传达后，对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认清了林彪的反动本质，划清了界限，并积极参加大控诉大批判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①
二、屯溪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消息传来，全市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为在这“四人帮”肆意横行、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失去了一位好总理，万人痛哭、无限悲伤。
周恩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对发展统一战线、巩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对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党和国家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为周恩来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不要派代表团来北京参加追悼会和活动；不要在当地开追悼会；不要戴黑纱等等。企图抹除人民心中总理的好形象。然而全国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自发地采取多种形式，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1976年3月24日，南京大学400多名教职员工，踏着沉重的步伐，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抬着花圈，经过闹市区时，南京群众跟随一起涌集到雨花台陵园，敬献了给周恩来总理的第一个花圈。4月4日，正是农历的清明节。屯溪大街上出现了由地区机动队(现名黄山市路桥管理处)干部和职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游行队伍。一辆大汽车，前面高高挂起周恩来的遗像，下面放着一只大花圈，百余名干部职工，胸佩白花臂戴黑纱，随着低徊的哀乐，在大街上游行一周。路过行人和两旁商店的职工，无不自动地停立在马路两旁，目送我们的好总理，悲在心头，默默无语。最后，把总理的遗像和花圈高高挂在公园纪念碑(“文革”后纪念碑拆除)上空。同时，他们发表讲话，愤怒抗议《文汇报》3月5日删去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和3月25日刊登的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中，竟出现了恶毒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词句，充分表达了全市人民对总理的无比热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憎恨。也就是这一天，首都人民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数百万人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自发地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着浩瀚如海的花圈和挽联，张贴朗读着成千上万的声讨檄文和战斗诗词。当时那种空前绝后的悲壮的伟大场面，又一次反映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辱。这既是对总理的沉痛悼念，也是对“四人帮”的一次公开声讨和宣战。然而，广大工农群众这一自发地悼念总理的行动，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政治事件”。4月7日晚8时，中央新闻联播节目播送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定：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同时播送了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5日出现的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央两个决议，并由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牢牢掌握所谓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各地奉命行事，召开群众大会。1976年4月8日屯溪市召开各局负责人会议，要求各系统各单位张贴标语宣传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并召开声讨会，声讨天安门事件。4月10日上午8时徽州地区暨屯溪市召开群众大会。4月13日成立“反击右倾翻案风”办公室，开展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按照规定，追查所谓政治谎言和逮捕天安门事件及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彻底垮台，受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才得以平反昭雪。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已经持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爆发出来。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民的意愿。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基础。
三、屯溪人民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
l976年9月9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下午四时有重要广播”，要求全国人民及时收听时，很多人虽已得知毛泽东患病，但一直不相信会与毛泽东主席有关。因此，全市人民非常关注这一“重要广播”的内容。
下午四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一片哀乐声中，播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敬爱的伟大领袖、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与世长辞。”这则“重要广播”宛如一声巨雷，震惊神州大地。闻讯者，莫不面面相觑，有的惊讶，有的悲哀，热泪盈眶。顿时，山城的屯溪，沉浸在一片悲痛肃穆之中。
机关、部队、工厂企业、商店学校以及农村、街道，家家室内悬挂的毛泽东的画像，披上了黑纱，党政机关、学校的门楼上以及各个公共场所，下着半旗，各处门楼以及建筑物上悬挂着一幅幅挽联。共产党员、机关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佩戴着黑纱和白花。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哀悼毛泽东主席。
11日开始全市举行隆重的吊唁活动。参加吊唁的有中共屯溪市委、市革委会负责同志以及全体市委委员、人武部负责人、军队离休干部和各公社、各大队、局负责人和市直机关干部200多人，他们佩戴黑纱和白花，怀着极大的悲痛，整齐而有秩序地缓步进入市委吊唁大厅，随着播放的哀乐在毛泽东遗像前肃立、默哀、致礼，接着从四面八方来吊唁的队伍，络绎不绝。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及各大队负责人轮流为主席守灵。到15日止，全市共设吊唁堂、厅48个，参加吊唁的人数达46000多人，深切表达了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机关干部、中小学生以及各界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9月18日，徽州地区暨屯溪市在东方红广场，隆重举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四周镶有黑纱的毛泽东主席的巨幅遗像，两旁分别安放着徽州地区和屯溪市党政机关、人民武装部、群众团体、学校、公社、街道及各界人民送来的花圈，一排人民解放军战士，佩戴着黑纱和白花，伫立在遗像的两旁，为毛泽东主席守灵。一大早，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当地驻军、中小学师生以及农村街道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哀乐声中，踏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进入会场。场内寂静无声。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默哀，行三鞠躬礼。礼毕，再也无法自控的每个悼念者，由泣不成声到嚎啕大哭，直到追悼会结束。
全市各界人士认真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重温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各中学党支部，认真组织全校师生，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重温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谆谆教导，畅谈自己的革命理想，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各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除白天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外，每天晚上自觉地来到政治夜校，集体收听时事广播，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开展三忆三比活动。并表示化悲痛为力量，一定要早出工晚收工，精心加强晚秋作物后期的田间管理。奕棋公社1200亩油菜播种任务，全部落实到队，600亩油菜丰产片也已选定。奕棋大队听说其他兄弟队红花草籽不足时，主动拿出1350斤红花草种籽送给兄弟队。电机厂参加拖拉机会战的部分职工，自动放弃休息时间，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在一周内完成20台拖拉机配件的生产任务。屯溪墨厂职工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和文章。通过学习座谈，决心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努力生产，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悼念毛泽东主席。
四、欢庆粉粹“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中央文件外，《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头条或用通栏标题的方式，连篇累牍地宣扬毛泽东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知这是“四人帮”为他们篡党窃国制造舆论准备而伪造的，以此诬蔑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的咄咄逼人的进攻下，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进行审查。①1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特大喜讯传来屯溪，市委立即召开各公社、机关单位、学校负责人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市人民群众，顿时精神振奋，奔走相告，不少群众举杯相庆，全市一片欢腾。各机关单位、公社、学校纷纷召开座谈会，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10月24日，屯溪地区举行5万人的盛大集会和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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