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发: 石氏土司兴衰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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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发: 石氏土司兴衰启示录—云南“反动大土司”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大揭秘

蔡正发 著

前言

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在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在云南省展览馆曾展出过云南“反动大土司澜沧募乃石氏土司”的所谓种种罪行。
2006年5月13日，云南昆明《生活新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拉祜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的报道，首次披露了澜沧拉祜族土司鲜为人知的一些情况，报道摘要说：“拉祜族石氏土司从受封到消亡只存在90年。在短短的90年间，石氏带领拉祜族群众从一个被统治的民族走向自治，并一跃成为澜沧县流域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教育上、文化上最强大的土司，创造了中国土司发展史上的奇迹。如果从上一代起，石安达应该是石家的第五代传人，他目前从事的是民族文化研究，是云南省知名的民族文化研究学者，他的讲述十分具有故事性。”
事隔不到半年，2006年11月16日，这张《生活新报》又以《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为题发表了一篇不论观点还是内容均与《拉祜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完全对立的报道，该报道说：“2006年5月13日，本报人文世家栏目刊登了《拉祜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一文。该文见报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同时，也有读者指出该文在引用史实上个别处存在错误。为此，记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又走访了原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一支队政委王天翔及其它边纵老同志，为读者还原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并向解放澜沧的边纵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也为‘石氏土司’一文存在的不足致歉。”
但笔者认真研读了《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一文后，认为本篇文章并不是对《拉祜族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一文中引用史实上存在的个别处错误进行纠正，而是对《拉祜族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的全盘否定。笔者曾是石氏土司第五代传人石安达的大学同班同学，对他本人非常熟悉。对石氏土司的情况也略知一、二，感到《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一文所谓为读者“还原”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中”的大部分并不真实。
文化大革命中，石安达和笔者并其它十位同学成立了云南大学最早的自己组织的红卫兵战斗队，随后被宣布为反动组织遭到了全省范围内的围攻。石安达因为是展览馆展出的云南反动大土司的后代，被打成了黑崽子。笔者虽出身贫农世家，也被打成了贫下中农的叛徒和败类，官方拋出了笔者初中时的档案，说笔者上初中时就是一个小右派。我们一同遭受过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和长期监禁的种种磨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两人相继获得平反而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单位，多年来没有往来，甚至未通音信。读到《生活新报》的这两篇内容前后截然相反的文章，特别是后一篇文章，笔者仿佛又回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酷岁月，让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虽然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民主有所进步，学术自由有所体现的情况下。为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还在王松（王天翔）先生的头脑中扎得如此深牢？强权政治随意打扮历史的状况也还如此根深蒂固？！
为了叙旧并进一步深入了解石氏土司兴衰的真实历史，笔者走访了老同学即石氏土司的“第五代传人”石安达先生，了解了他的近况，两人暌违近四十载，他虽已年过花甲，但仍然像学生时代一样，豁达乐观，热情敏锐，只是多了一点学者的博学和执着。这些年来他从事跨境民族研究，重点是金三角的佤族和傣族及泰国北部的华人华侨社会。他发表的一些研究报告，由于深入实际，有独到的见解，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是知名的跨境民族研究专家。谈起两篇文章来，他说自己对《生活新报》能够公开注销与2006年5月13日人文世家栏目刊登的《拉祜族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不同的意见已经表示了感谢。因为对同一个历史问题有不同见解很正常，是报社贯彻民主政治、学术讨论自由的积极表现。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他对中国土司制度的一些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拉祜族石氏土司只不过是在中国土司制度近700年历史上，云南出现过的近六百家土司中一个落后民族的小土司。而且，受封年代也处于中国土司制度的衰落期。但为什么一个落后弱小民族搭上土司制度末班车后，却能朝气蓬勃的向前发展？仅仅经过四代土司短短90年就一跃而成为滇南最强大的土司？他认为是由于云南各民族的所属的地理环境不一样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土司制度出现的早晚不同，兴衰也不一样。石氏土司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历史上实行土司制度是中国实行民族自治政策的一种创造，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土司制度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从石氏土司的兴衰过程中发现石氏土司出生于乱世，消亡于乱世，这短短的90年（1859年—1949年）经过三个朝代，是中国近代史与边疆和民族问题及土司制度变动最激烈的时期，石氏土司的命运成为了中国土司制度从发展到消失的缩影。
此外，石氏土司的兴衰还涉及到敏感的边疆问题和民族政策。石安达表示对石氏土司问题的讨论不应该限于《生活新报》的这两篇报道，王松先生挑起这场争端，如果他认为他掌握了真理的话，为什么要否认此事与他有关呢？
笔者就这两篇文章引发的一些问题请石安达谈谈他的看法。碰巧他在台湾的五叔石炳铭先生应邀到大陆参加由民革云南省委主办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为该会组织者之一，有幸同石老先生相识，借此机会也向他了解了石氏土司的兴衰情况，并将他们叔侄俩所谈，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就以下八个问题整理成文，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公开发表。


石炳铭先生近照




1998年6月石安达先生（右一）作为中央电视台嘉宾向国内外介绍金三角替代种植情况。


石安达先生在调查新平花腰傣原始制陶情况。




1963年9月石安达考上云南大学时的留影。




石安达先生近照。




2007年元旦，作者拜会石炳铭（左）与石安达（中）两先生摄影/玉拉




一、石家勾结官府扩张地盘问题

《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一文第一部分说：石家立下脚跟后，石朝天和其子石延梓认为家人多而辖地小，于是便勾结官府扩张地盘，在澜沧渐成大势。
第三部分说：石家土司职位由石炳钧继承，但石炳麟也称土司，竹塘乡一个墨守成规的范围的募乃土司早已满足不了他家的欲望，经过长期策划后，石家募乃土司又有新的阴谋打算。他家首先从称谓上自行把过去光绪初年他家曾祖时代曾有过的大山贤官土把总的封号和辖地并入募乃联成一片。自称他家是“澜沧大山贤官、募乃土司”。
这两部分均对石家土司历史做了歪曲和篡改，今据政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委员会编写的《拉祜族史》（2003年1月第一版云南民族出版 社出版发行，中第五章第五节土司制度， P126/P127/P128）中所引文献资料和论述来还历史真相：
“据（《清史稿》第十册《官职》中载:‘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土酋石麟率所部土练攻剿回（族）……大山土守备（石氏））有功……，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以攻克东主倮黑有功，赏都司衔世袭大山土守备。’由此可知，大山土守备，原为土千总，首任石麟，通称‘石大人’，其次子石朝凤参与清军镇压澜沧拉祜族‘五佛之乱’的东主拉祜族起义有功，才授予土守备职的。”“募乃贤官土把总，为贤官寨（今澜沧县大山乡）和募乃寨（今澜沧县大山乡）两个村寨的土把总，原为景谷县牛肩（尖）山拉祜族一小部落的首领，因参加牛肩（尖）山拉祜族起义，被清军镇压后率部渡澜沧江进入澜沧东北部的贤官、募乃一带，又被清军收买后参与镇压拉祜族起义有功授予土职。清光绪《续云南通志》卷九十七载：‘贤官兼募乃土把总。嘉庆间（1796—1820），总督伯麟给土人石成义土职，……光绪十三年（石）朝经子石廷子从征上改心倮夷以功，总督岑毓英奏给土把总钤记，管理贤官寨。十七年，从征下改心倮夷以功，总督王文绍奏赏五品兰翎，兼管募乃寨。首任石廷子，民间称‘石大人’，传至石玉清。石玉清死，传至石炳钧继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废除。”
对于这两个问题，1995年台湾石氏编撰的《云南省澜沧县石氏宗亲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公元1796年（清嘉庆元年），高曾太祖兄弟七人由牛尖山（景谷县）迁徙澜沧江西岸……，落脚于大山（今澜沧县大山区政府所在地），高曾祖生一子取名天光，天光受到居民敬重，拥为首领，尊称天光石大人。生一子，取名石麟，咸丰年间，总督伯麟给予贤官土职，后传子朝经病故后传孙庭子。庭子1895年（光绪十七年），上改心（今双江县）拉祜民乱，从孟连宣抚征讨有功，授封贤官土把总，旋从镇边抚夷直隶廰宰尉迟东晓，巡视募乃老 厂，拉祜民叛变，随从参将王伯诚按兵不动，尉迟殉难于观音庙中，总督岑毓英派遣军门提督高×护送尉迟灵柩回新平，归葬故土，押解王伯诚回省处以极刑，庭子亲率职员搬运尉迟死尸体脱离现场有功，授颁五品蓝翎，兼管募乃。”据石炳铭先生说：这一节记载有以下几处应以订正：“廰宰”应改为“同知”，当时的同知是伍德诰，尉遲東曉是参将。王伯誠不是被处死，而是死于光绪二十九年镇压上改心（今双江）裸黑叛之役。\n 又根据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政协委员、中共党员肖洪钧先生所着《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募乃老寨的变迁与发展》（1997年7月打印资料，P4）一文载：“石庭梓承袭贤官以后，1887年（光绪十三年）在上改（漏一“心”字，笔者注）的倮民叛乱。因（从）孟连宣抚征讨有功，受封为贤官土把总。1891年（光绪十七年），抚夷直隶厅尉迟东（晓）巡视募乃老厂，发生倮民暴乱随从参将王伯承按兵不动，尉迟被困于老厂石门槛，后殉难于观音庙。石庭梓亲自率兵勇从观音庙搬运尉迟灵枢回新平归葬故土，押解王伯承回省城处以斩刑。石庭梓因此有功，被授五品蓝翎，后获兼管募乃。”（笔者按：肖洪钧为土生土长的澜沧募乃人，农民出身，生于1940年，小学文化。）
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授封的问题，历史文献、石氏族谱、政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委员会编写的《拉祜族史》中记载和土生土长的澜沧募乃人肖洪钧先生都叙述得非常清楚。如果王松先生是个土改时的农村干部，缺少文化知识，不懂历史，当然可以因其文盲身份缺少文化知识而原谅之。但曾身为教师、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云南分所领导和其它文化机构领导职务的王松先生竟然连历史文献和官方编写的《拉祜族史》都不尊重，仅根据自己的需要杜撰出石氏土司勾结官府有新的阴谋打算。说：“他家首先从称谓上自行把过去光绪初年他家曾祖时代曾有过的大山贤官土把总的封号和辖地并入募乃联成一片，自称他家是‘澜沧大山贤官、募乃土司’”。请问王先生，这是不是把石家历史从朝庭分封的澜沧贤官募乃土司歪曲并篡改为石氏自称是“澜沧大山贤官、募乃土司”？自封土司在封建社会是不允许和不承认的，如果受封后擅自扩大自己的封地也是要治罪的。明代三征麓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难道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机关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领导干部连土司制度的管理常识都不懂吗？把历史文献丢在一边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需要去篡改石氏土司的历史。王松先生这样做，能有的什么合理的解释吗？

二、石玉清问题

石玉清是石氏第三代土司。《生活新报》在资料链结《澜沧募乃石家土司小史》中把石玉清说成为：“从青年时就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成天躺在床上 过烟瘾。”
关于石玉清有抽鸦片的嗜好，这在过去无论是云南内地和边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的商贾百姓吸食鸦片都是个普遍现象。在澜沧除了土司石玉清外，被王松们当作革命战友的澜沧县国民党议会的议长黄道能和副议长付晓楼也抽鸦片。有趣的是据王松（王天翔）先生在《缅怀澜沧江畔三豪杰》（载《澜沧江两岸的烽火》，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P499）一文说自己回国后到谦糯付晓楼家中住了三天，谈到见到付晓楼时的情况时写道：“付晓楼是一个矮小个子，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那时他的烟瘾还没有戒，所以，几乎日夜都在他的烟床度过。因此，他的身体不好，眼睛还常常流泪。但他是个了不起的、有独到见解的革命者。开始时，我几乎日夜都跟老付‘泡’在他的烟床上，许多重要事情都是在烟床上决定的。”这段文字很精彩，同样是鸦片鬼的付晓楼，被王松先生当作是革命者，而且还入乡随俗的几乎日夜都跟付晓楼一起“泡”在烟床上，商量重大事情。王松先生为什么如此健忘，在将石玉清抽鸦片当成问题揪着时，为什么偏偏忘了被自己称为“华侨的挚友，边境少数民族的守护神，人民的豪杰”（同上文，P494）的付晓楼也曾是一个鸦片鬼呢？何况自己还与付晓楼一起“泡”在鸦片床上商量重大事件哩！
对于过去鸦片吸食者的问题，关键是客观地评价其政治经济文化表现，而不在于是否抽鸦片。
石玉清因在青年时代到省会昆明师范专科学校受过现代教育，是江外十八土司中唯一有现代文化的土司。在任期间薄赋养民，守土护边，是位有作为的土司。1935年曾作为边地土司代表参加了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堪界谈判，在此次谈判中英方提出要根据地理上的分水岭划界，并企图混淆萨尔温江（怒江下游，笔者注）分水岭公明山和澜沧江分水岭孔明山的地理位置，妄图以澜沧江的孔明山划界，要把孔明山以西包括澜沧江都划归英国。而中方提出与中方土司实据控制管辖地划界。中立国瑞士的代表倾向中方的意见。因此，澜沧江以西中方土司管辖控制区域就成了划界的关键。
在方国瑜先生的著作《裸黑山旅行记》八、镇边十八土司一节中纪录了如下事实：“光绪间十八土司之名，据石玉清口述录之。玉清且曰：今已废酒房、富永、哑口三土司，猛马入孟连，而猛角董归沧源设治局，所存仅十二土司，又募乃、贤官兼治，班中改设区长。故今存十家土司而已。”（方国瑜文集，第4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7，P557）。石玉清不但让中方首席代表掌握了边疆土司的实际情况，而且下令保护边界界桩。20世纪80年代曾跟随当年石玉清参加谈判的拉祜族信使张银宝老人来昆明时曾亲口对石安达讲过：“那年划界的时候我跟着石大人到了猛梭，英国人叫人偷偷的移动界桩，石大人知道后，命令下属又把界桩移回原地，英国人就想用10万大洋收买石大人，被石大人拒绝了。”石炳銘先生则对笔者說：“實際是石玉清派人把英方擅自向東內移的界樁搬走並埋藏起來，迫使英方失去要想以既有界樁爲劃界依據的藉口。”
澜沧募乃拉祜族第三代土司石玉清
英方此次谈判的目的是想夺取募乃老厂银矿，而募乃老厂银矿恰好在石玉清管辖的80多个拉祜寨子的范围内。石玉清在谈判时出据了由他管辖的募乃老厂银矿寨子的名册，挫败了的英方阴谋。有关这一问题，方国瑜先生在《裸黑山旅行记，九、募乃石玉清》中说：“募乃西界野卡瓦境，所治达库杏河。库杏河自北而南，汇南卡诸河流入南卡江，南卡江三源，即库杏、南项、南卡。印度测量局之二十五万分之一地图，三源并作南卡江，廖甚，所以如此者，南卡江流入潞江，将附会库杏河源为潞、湄二江之分水岭，实测滇缅条此段已不适用分水为界。且石玉清言：巴比山之西有奴每、南客二寨，茨竹河西有文蒙寨，老厂山西有通散、班马、线拉巴三寨，并裸黑所居，属募乃管辖。而自募乃以西则为永广西盟，所属野卡，亦中国自来管理者，岂有以库杏河源为滇缅交界之理耶？”（方国瑜文集，第4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 社，2001.7，P560）。
2006年2月，原澜沧县长张忠德对石安达说：“据我岳父讲，当年划界时英国人要想以澜沧江的分水岭孔明山划界，石玉清在谈判时说，你们英国人占了萨尔温江，又想占澜沧江，你们休想得逞，要占澜沧江我就叫我们的裸黑、卡瓦砍你们的头！”
石玉清通晓镇边十八土司的情况，自己管辖的地区又是英国人妄图夺取的募乃老厂银矿。所以，石玉清成为了中英滇缅南段堪界的重要咨询对象，石玉清提供的有关镇边十八土司的情况和石玉清作为募乃老厂银矿的管理者，使中方在谈判中以土司管辖地划界的立场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同时，石玉清又命令下属将英国人偷偷移动的界碑移回原处，并且拒绝了英国人十万大洋的贿赂。石玉清大义凛然的行动，表现了守土护民的崇高精神，因其德高望重而得以与西双版纳的柯树勋、临沧的彭洪同被誉为解决边疆问题的“边陲三老”。石玉清在谈判中的杰出表现，受到民国中央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梁禹皋先生的赏识，推荐其次子石炳麟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学习。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王松等人除了把石玉清说成碌碌无为的鸦片鬼外，对方国瑜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石玉清在第二次中英滇缅谈判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澜沧民间流传的石玉清守土护民的功绩只字不提。而在一些受王松等人所谓打垮石家革命功劳的影响的文艺作品中，却把李晓村、尹溯涛等说成是保卫边界的民族英雄。这种有意抹杀石玉清守土护民的功绩，篡改历史的手段恐怕是坚持唯物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采用的吧！
方国瑜先生在堪界时到募乃见过石玉清，在其所着《中英滇缅边境南段堪界考察散记》中，专门写了“募乃石玉清”一章，文中说：“余行抵老厂，石玉清亦至，年已五十，忠厚长者也。自言原籍江西，来居滇边已九代。光绪十三年尉迟东晓平裸黑山乱事，父石庭芝以军功得贤官土职，后兼治募乃。今澜沧县以贤官、募乃等地为第一区，玉清兼任区长职。”文中又引用李竹村（李竹春）《到思普沿边去》一文中称：“石玉清原系黄裸黑，后归汉，在大山蛮海一带威权甚大，人同皆呼为石大人……”。（方国瑜文集，第4辑，昆明：云南 教育出版社，2001.7， P560）。
有关石玉清的情况，王松等人还说：“肖二娣（石玉清夫人，笔者着）指令石玉清规定了他家统治下人民对土司应缴应尽的各种捐税和义务，除标志土司特权雷打不动的‘门户钱’外，种种苛捐杂税花样翻新不一而足。这些仅属土司职权内该奉献的项目就达到了天天在派、月月在派、全年大派、‘土官高堂坐，土民难聊生’的程度了。”石玉清真的如王松等人所说是个横征暴敛的土皇帝吗？还是听听方国瑜先生的回答吧！方先生在《裸黑山旅行记》记录了住在巴比寨的一位湖南籍老人接受其调查时说：“石区长（石玉清）爱民，每年仅收门户课金五角，多种鸦片，无烟亩捐……寨民多穷，土司不许买卖田地，借款不许行息，亦保护穷民之一术也。” （同上书，P554）。
又根据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政协委员肖洪钧先生《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募乃老寨的变迁与发展》（1997年7月打印资料，P5）载：“1918年（民国8年），也就是募乃寨建寨39年之时，石玉清被封为澜沧县内十八土司之一。从此，募乃府也就称之为‘衙门府’，久而久之代替了寨名。从此以后，竹塘乡地域的百姓们就在石玉清土司的管辖之下。每当衙门有什么紧急事时，寨子附近的老百姓一听到‘衙门府’发出的土炮声，就都相聚到‘衙门’前听候派遣吩咐。也就从此，每逢农历大年初二、三，竹塘乡远近几十个寨子的拉祜族男女老少，穿著新衣服，吹着芦笙，抬着糯米粑粑，跳着歌到‘衙门府’来给土司家拜年、祝福。土司家也杀猪宰鸡招待吃饭，跳歌通宵达旦，热闹异常。”“1929年（民国18年）云南省政府作出新划县界的决定，重新依照河流山川地势，把澜沧县划分为八个区，募乃属第七区，石玉清被任命为第七区区长，辖管西盟、蛮拉、塌糯、嘎英等地。1936年，石玉清身患痢疾，从东岗接回‘衙门府’，路经东卡河半路病逝。”
对于石玉清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位湖南籍老人及现仍然在世的募乃土生土长同样是共产党人的肖洪钧和王松等人之说究竟孰是孰非，大概不辩自明了吧。王松等先生否定我国民族历史学界的巨擘方国瑜先生调查石玉清薄赋养民的记载和土生土长的募乃人士肖洪钧对石玉清任土司在职期间爱民尽职的表现的回忆。说石玉清“仅属土司职权内该奉献的项目就达到了天天在派、月月在派、全年大派、‘土官高堂坐，土民难聊生’的程度了。”请问这些资料究竟出自哪部文献还是来自民间传说？王松先生能否大方一点，一一公布出来，一可以正视听，二可以作为与王先生持相同观点者的共享资源。

澜沧募乃拉祜族第四代土司石炳钧

三、石炳钧办教育问题

关于石炳钧办教育的问题。《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中说：“石炳钧是土司继承人，又当上竹塘区长、县参议员，他死死抱住这些特权不放，有时还做出热心教育的姿态。”
1937年，石玉清的长子石炳钧从上海复旦大学回乡继位，为第四代土司。他努力开拓边疆教育，出资在募乃创办现代教育，开办了少数民族学生班。从内地聘请优秀青年到边疆任教，在昆明读书的五弟石炳铭负责购置教科书、教材、设备、还有童子军服装。石炳钧自任校长，其夫人杨艺女士，正如《拉祜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所说：“出生在大上海的杨艺原本就是大家闺秀，对云南和澜沧拉祜族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放弃上海优裕的生活条件随石炳钧到澜沧教授美术课。石炳钧创办的募乃中心小学的校舍建筑、师资水准、教学设备、教学水准在澜沧均属一流。
历史上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崇尚汉文化，积极带头学习汉文化，努力提高自身和本民族的文化素养，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团结。这不但是历代中央王朝和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土司继位的要求，也是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土司自觉的愿望，这也是云南边疆和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澜沧募乃石土司从第三代石玉清开始就到内地省府昆明学习汉文化，到第四代石炳钧、石炳麟、石炳鑫、石炳铭四兄弟到上海、南京、重庆、昆明上大学和黄埔军校，成为云南南部澜沧江外受高等教育最多的土司子弟。石家不仅自己的子弟到内地接受到高等教育。而且石炳钧继位后，自己出巨资办学，聘请内地的老师到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文化。

澜沧募乃第四代拉祜族土司石炳钧夫人杨艺

肖洪钧先生所着《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募乃老寨的变迁与发展》（1997年7月，P23）一文中载：“1942年石炳钧到昆明参加了省里召开的国民教育会议。会议要求在思普区的八县开办学堂，让边疆各民族儿童有上学能读书识字的地方，要求边疆县地方办教育。石炳钧很受启发鼓舞，回乡后四处张罗发动办学……于1942年下半年，在募乃坝子山脚下的一片松林中，建盖了一排舂墙茅草房子，有两间教室，中间一间是教师办公室，教室前面大路边又盖了一排挂墙房做学生寝室。这就是如今竹塘完小的前身……。1945年，学校又扩建了两座红砖墙，铅瓦顶的楼房，一排是大礼堂，教室和老师住房，另一排是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在当时的年月里，又是在边疆地区，那是比较讲究和气派的学校，加上任课教师是石炳钧从昆明、思普请来的。由于师资力量强，办学环境又比较好，连在佛房县政府开办的‘澜沧县立初级师范’都迁到募乃学校来办。学生一下从 130多名猛增到200多名，学校环境也在师生齐动手兴建下，非常漂亮、非常诱人。先后开辟了篮球场、足球场、大操场，两排教学楼前是菱形、长方形的大小花坛。学校右边是果园，种有李子、桃子、樱花，学校左边是水塘，菜地，学校前面是贯穿募乃坝子的乡村大道，田野、小河，景色之秀美使人留连往返。更值得提笔书录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石炳钧就意识到要对拉祜族同胞进行文化教育，让他们读书识字，就在学校里办了两班‘夷民班’。学生从南本、茨竹河、战马坡送来，全是拉祜族和佤族男生，还专门从糯福请了懂拉祜族文的张元兴教拉祜文，又专门请来赵占云、奚泽民、赵德宽三位老师一同任教。”
从土生土长之募乃人的上述回忆不难看出石炳钧对募乃教育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不但过去如此，就是石土司被王松等人用武力推翻后，一部分家人到了台湾。40年后，1989年澜沧大地震，当年在台湾上到李登辉“总统”，下至小学生都关注澜沧赈灾。海峡两岸的石氏家族心系家乡，关切受灾民众的生活，共同投入家乡的赈灾工作。特别是在台湾的石炳铭全家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全台湾救助澜沧赈灾，石炳铭的大女儿石安妮是著名的台湾影星，金马奖得主，她出面主持盛大的义募晚会，捐出了自己心爱的古玩义卖。后又与著名台湾艺人凌峰先生到云南慰问,拍摄有关云南民族文化的电视片，成为凌峰主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中首次向台湾介绍云南情况的电视节目。石炳铭把募捐到的八百万台币和物资送到云南，并用其中部分资金在澜沧建了三所希望小学。被王松等人视为反动土司的海峡两岸的石氏家族，爱国爱乡，不计前嫌，积极投入家乡赈灾工作。石氏土司对澜沧边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这些一以贯之的深切关心和巨大贡献，本是举世周知，天人共鉴的事实，而王松们偏偏睁大眼睛看不见，说石氏土司只是“有时还做出热心教育的姿态来博取人们对他的好感。”试问：“有时”能持续几十年之久吗？在台湾过得好端端的石氏后人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做出热心教育的姿态来博取人们对他的好感”吗？
王松先生之所以看不见世所周知、天人共鉴的事实，除了他对中国少数民族土司制度的无知外，主要恐怕是出于他个人的偏见。列宁说过：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正是由这种偏见而使王松先生不辩是非，把石炳钧到内地东南沿海大都市上海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回乡继位后积极发展边疆教育的进步举措，看作是“有时还做出热心教育的姿态来博取人们对他的好感。”王松等人在泰国时也是热心华侨教育的人士，难道他们在泰国为华人华侨办教育，也是为了做出热心教育的姿态来博取人们对他们的好感吗？如果不是这样，王松等人怎么会把石炳钧这位在上海受过大专教育的现代土司，继位掌权后兴办教育，为了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素质的进步举措，说成是“做出热心教育的姿态来博取人们对他的好感”呢！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是一种常见现象，也可能因为王松先生在泰国是以办教育作为掩护自己的目的，所以，也认为别人办教育和自己一样是做出热心教育的姿态来博取人们的好感。回顾一下王松先生当年的所作所为，可以知道以上判断大致不错。王松先生当年为了他们十多个所谓回国党组人员的出路，不辩是非，一头扎进了澜沧国民党议会的议长黄道能、副议长付晓楼等人的怀抱，放下教鞭，拿起枪杆子，纠集汉族地主武装，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打家劫舍，推翻了澜沧募乃拉祜族石土司，夺取了澜沧的政权。

四、石炳钧种植鸦片把持矿山问题

《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中的数据链结：《澜沧募乃石家土司小史》第三部份《石炳钧继任土司植贩鸦片大肆敛财》之题下说：“石家还种植贩卖鸦片……大肆敛财。”
民国时代云南各地普遍种植鸦片，特别是边疆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各族民众都以种植鸦片解决生存问题。民国政府虽然多次下决心铲除鸦片种植，但由于种种原因，云南的鸦片禁种一直没有实现。在边疆地区还特许作为一种过度的手段，允许公开种植，这是个历史常识问题。政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委员会编撰的《拉祜族史》第六章第四节写道：“19世纪初，罂粟种植传入中国，云南边疆不少地区成为鸦片盛产地。澜沧、双江、耿马一带拉祜族山区一跃成为著名的‘大烟山’。每年有大量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据澜沧县统计资料表明，每年输出鸦片为六百四十多万两。”
“经营鸦片是官僚资本家、投机商们的重要财源和经济命脉。每年从省城和其它地方涌来不少全副武装的马帮，进来时运来绵纱、布匹、日用百货、食盐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到当地转手后换取鸦片运回内地，大发鸦片财。渐渐地，这里成了官僚资本家、投机商们向往的地方。来的马帮在越多，烟价越高，越能刺激鸦片种植。”
“拉祜族地区种植鸦片的原因，主要是生活所迫。旧时的边疆，远离内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惟有鸦片是流通的硬通货，种植鸦片是拉祜族旧时重要的经济来源，烟价越高，越能刺激种植的积极性。拉祜族农民为获取物资及生活所需的粮食、盐巴、棉纱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品，不得不把最好的土地、极大部分劳动力、极大部分时间用于种植鸦片上。”
“另一方面官府的支持垄断，经营鸦片可以发大横财，还可以从拉祜族农民身上收取烟课。由于以上原因，在拉祜族地区形成长期、普遍种植鸦片的情况，成为省内著名的鸦片产地，使拉祜族经济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拉祜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P166～ P168）。
澜沧的经济在募乃老厂银矿衰落后，由于澜沧被省政府划为鸦片种植特许区，就以盛产著名的鸦片烟“云土”中的“夷方土”为主。石氏土司管辖的地区是盛产优质的鸦片“夷方土”的主要地区。每年烟会，来自云南各地和内地沿海的商人，到澜沧收购鸦片进行物资贸易，各种国内外的日用百货，生活食品、生产物资仍至新式武器都可进行买卖，使澜沧的经济再次出现了畸形的繁荣，石土司和一些当地绅士也暴富起来。
澜沧的鸦片和石家的巨额财富，就引起了省政府一些官僚的垂涎。省政府历来都派军事高官到澜沧任县长，每一任县长到澜沧后就大肆搜刮鸦片。据台湾的石炳铭先生讲：“当年统运处的张孟希搞征‘余额烟’的事，就是张孟希勾结当时的县长李文新和议长黄道能一起干的。那一年统运处规定应该统收的鸦片已经完成，但由于行情看涨，张孟希、李文新和黄道能就商量还要强收20多万两的‘余额烟’，而且收购‘余额烟’价格低，并只付纸币，不付半开银元。张孟希规定统购就以每百两鸦片一百元国币（纸币）的价格收买，而市场价每百两鸦片为半开银币250元，原先摊派收购的六万两，用纸币统购等于白送。澜沧的士绅和民众除了白送六万两统购烟外，还要再以‘余额烟’强征白送20万两。县长李文新曾是龙云的警卫旅长，张孟希又是省里有后台的官僚，面对这种张孟希、李文新、黄道能相互勾结的暴利剥削，县里的绅士和民众敢怒不敢言，只有石炳麟站出来说了几句认为收购‘余额烟’是完全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但也仅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没有任何对抗的举动。这些话传到张孟希等人耳中，他们就紧张起来，认为要完成这次‘余额烟’的收购，保证发财，就必须要‘杀鸡警猴’，只要把石土司家压下去了，全县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吭气了。在李文新的支持下，张孟希和黄道能密切配合，首先令其手下刘中队长向西盟区芒东乡烟商敖发科摊派‘余额烟’二万两，敖发科不从，被刘队长等人当场击毙。张、黄得手后派出了12个杀手，星夜从佛房赶到募乃，天破晓时到达我们家，杀手们假装路过进来探消息，恰巧大哥石炳钧和我都到黑河打渔去了，只有石炳麟在新房工地监工。这12个杀手立即奔赴工地去杀石炳麟，那时石炳麟刚起床，在棚后小解，杀手们一看到他就举枪射击，石炳麟随身带着一支白郎宁小手枪，也立刻还击，并反身逃跑。那些人追了一阵眼看追不上，也就走了。母亲知道后还认为是遭土匪抢劫，完全没有料到是统运局的人干的。石炳麟逃到了上猴山立即发响三声土炮信号，召集了拉祜民众200～300人追击杀手，这时大家才明白事情真相。母亲怕事态扩大，坚决阻止石炳麟去追击杀手。拉祜民众十分愤慨拼命向前追击，石炳麟只好骑着马找到寨子里的长老卢大爹配合前去做民众的工作，好不容易才制止了事态扩大。”
“但事情未终，我大姐夫酒井土目杨德明知道后，也写信谴责张孟希。张孟希恼羞成怒，认为一个小小的土目竟敢教训他这个统运局处长，就派了20多名武装突击酒房去杀杨德明。结果遭到杨德明的奋勇低抗，激战一个昼夜击退了张孟希的武装。这件事后，全县的乡绅纷纷赶来慰问支持，短时间内募乃就结了武装民团500～600人，一致主张直捣佛房县政府统运局。张孟希闻后连夜带着他的兵和搜刮的鸦片逃跑了，澜沧统运分处也随之垮台。县长李文新一看大事不妙，除派遣使者外，还央求黄道能以议长的亲家的关系，来募乃向石土司家道歉，成千的武装民团在学校操场上演武打靶，向县长的代表和黄议长一行人示威，黄道能一方面作贼心虚，一方面责怪石炳麟不给面子让他下不了台，心里就埋下了对石土司家的仇恨。”
这件事在张永安《澜沧县种烟（鸦片）与禁烟情况》（澜沧县政协编澜沧文史资料的第一辑，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390号/1986 年，P84～P87～P88），一文中也有祥细的介绍，张永安是当年跟随张孟希搞‘余额烟’的会计，他说：“在1934年初，云南省政府成立了特货统运处，其职责是：在禁烟期间，准许种大烟的地区和县，所种出的大烟都要归政府统购统销，不准私人偷购偷运，由统运处来统一收购。”
“张孟希得知消息后，同时思普区的大烟已禁完，他就到昆明与他堂兄张有仁商量，张有仁是在昆明云南国民党部任委员，就请堂兄同到特货统运处，去搞得澜沧统运分处职务。又到禁烟局去活动得禁烟稽查员的任命书一张。所以他就把澜沧禁烟的两大权都掌握在手。而彭亮先因失职，1938年底撤职回家。朱圭璋、张永安二人并归澜沧统运处。”
“张孟希是普洱磨黑人，他知道澜沧的情况和特点。同时在思普一带是有权有势的人。他来澜沧就大不同了。他于1939年初进来澜沧，前后带来的人约百余人，他的武装力量有三个队长。一是忍天和带有武装30余人，负责物货出进和保卫工作。二是朱丙六带有武器20余人， 负责澜沧境内稽私商购买及偷运大烟。三是何维祺带领武装20余人，负责把守澜沧江各渡口，搜查偷运的大烟。另外他许可大商人三家进澜沧来做生意。一是张达希是他亲弟，二是张模之是他堂兄，三是武培之是他亲友。这三家进澜沧后以统运名誉公开买大烟，驮牛有百余条，驮运大烟过江都无人过问。这三家私商驮牛有百余条，驮马约七、八十匹，进澜沧大部份驮盐巴，小部份驮杂货（即布、黄烟、毡子、雨帽等），回去时就卖大烟。张孟希到澜沧后就同县长李文新商量，用县长出面通知各区、乡长来佛房开会，说明张孟希已到澜沧，共同来商讨澜沧的禁烟与统运问题，任何区、乡长都不能借故推辞不来。若有按时不到或不来者，后果自行负责。当时张孟希的力量雄厚，声势之大，有的区、乡长已耳闻目睹，所以各区、乡长都能按时而来。在这次会上张孟希杀了一头黄牛招待各区、乡长。在开会时张孟希讲了政府禁烟的禁令和决心及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说明了他的职责与权利，及到澜沧后的计画和安排。后就由大家讨论，最后决定在澜沧县境内所种的大烟，每亩地要交税烟五两，是应交给政府的税，公卖烟三十两，是你生产的大烟要卖给政府，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付国币（纸币，下同），这两项烟都要由各区、乡长向种烟户催收，后又交统运处验收。但当时澜沧的土地没有经过丈量，同时大多数是山区不知亩积，后才协商亩积，决定以各区、乡种烟亩数来计算出各区、乡交的产烟和公卖烟各多少。决定各区、乡的种烟亩数是平空估计的，因此有余地各区、乡长回去后再与各保长估计产量，来分摊此数，但除应交的数字外都有剩余，这剩余就归区、乡长自己所得。”
“当年年底张孟希准备回去，但又看到澜沧大烟在私商手中是先存很多，又与李县长及黄议长商量决定搞‘余额烟’，其方法是先组织人去调查登记，然后再派人去收买。张孟希就派张永安会同黄道能到拉巴区作调查登记，次日张即到东主会同黄道能同去拉巴区，后到该区所属的蛮东乡，就在舒乡长金荣家住，次日就请该乡存有大烟人家来乡长家，动员他们请他们登记后。因所付价款是国币，他们就很不愿意登记，说明登记后，又有人来收货付款，登记了两天，也登记得几家约有五百多两。敖发科家据调查有存烟，请他登记一点，结果就没有登记。次日黄道能、张永安二人由蛮东乡到拉巴乡，住旧县佐周鼎家，次日我们就进行访问调查，第二天早上约十点钟，有一人来向黄道能报告说：‘今天早上天才亮统运处的人将敖发科打死了。’说：‘昨天有统运处的人三个，由黄纯清带领，昨晚到蛮东住在舒乡长家，今早起来就找敖发科，而敖尚未起来，听得外面狗咬人叫，就悄悄起来，看见有荷枪实弹的人叫他，他认为统运处的人来拿他，所以他就在里面将衣服穿好，将枪拿来子弹推上堂，门打开就冲出来，边跑边乱打枪。统运处的人见敖冲出来，边冲边打枪，也就开枪还击，结果敖跑到大门边就中弹倒地，约隔一小时后就死了。统运处的人见敖被打死，也就回佛房去了。’黄道能我三人听此消息后，认为既然出人命案件，这个工作就不能再做下去，只有暂时回去弄清楚情况后再说。次日我二人就由拉巴回到东主黄家，才坐下就有东主的余体清，杨老五等人来说，昨天早上统运处的人有五、六个人到募乃找石炳麟。而石见状就从后门跑出去躲到房后石岩中。统运处的人就去追拿，双方都开了枪，没有打中，也没有抓着。现在石炳麟请杨德明召集数百人去追打张孟希及统运处的人去了，张孟希得知蛮东募乃都出事，死了人，知道闯下祸，怕吃眼前亏，所以昨天下午连夜的跑过江去了……石炳麟去追统运处的人，一个也追不着，回家来大发脾气，骂黄道能是勾外杀里，统运处的张永安还在他家，要把黄道能、张永安二人杀掉才出这口气。黄家得知这消息后，就组织人力和枪支来防守，每晚都有站岗放哨的人，紧张了一阶段。后又听说，有人去劝石炳麟说：‘石、黄二家在澜沧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又是亲家，若闹翻了，今后澜沧的事就更难办了，应当忍耐一点，从远处来看问题，所以石炳麟才松下来。’张孟希出澜沧后，继续送大烟到昆明，到统运处消了差。他进澜沧才是一年时间，公与私都是满载而归，自己发了大财。”
对张孟希、李文新、黄道能勾结在澜沧强购余额烟的事件，张永安在《东主里目黄道能》（澜沧文史资料第二辑，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印证390号，1986年，P191）一文中又进一步的说明相关情况：“1939年底，黄道能配合张孟希在澜沧县强购余额烟，张派出两部队，一部分到拉巴的芒东，后与屯烟户敖发科发生械斗，当时打死了敖发科。另一部分到募乃又与石炳麟以生械斗，统运处的武装追打石炳麟，张孟希见两处发生械斗，知道惹下大祸，连夜收拾由县政府驻地佛房起身，过澜沧江出思茅去了，石炳麟被统运处追打后，当晚召集武装又联络起 他的姐夫酒房土司杨德明带一百多人，次日早来攻打统运处，到佛房后知道张孟希走了，石炳麟追到江边也没有追到张孟希。回来后在家中大骂黄道能说：‘此祸是黄道能惹起来的，他勾外杀里，所以才被人家追打’同时说要把黄道能杀掉才出得了这口气。黄道能得知敖发科被打死，又知音了石炳麟对他十分仇恨的情况以后，日夜提防，两家从亲家变成仇人。”从张永安提供的强购余额烟的资料中非常明确的是张孟希、李文新和黄道能勾结起来在澜沧搞强购余额烟。同时，因石炳麟对此事不满，又派统运处追打石炳麟，事后引起了黄、石两家的对立。
作为当年澜沧‘余额烟’事件的参与者张永安先生的文章叙述的情况与石炳麟先生对强购余额烟的说法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认定澜沧强购‘余额烟’是国民党官僚相互勾结，在澜沧大肆敛财的罪行之一。
强购余额烟是20世纪30年代末澜沧发生的重大事件，当时云南省和澜沧县国民党官僚张孟希、李文新、黄道能相互勾结，通过强购余额烟大肆敛财，遭到澜沧民众的不满，石炳麟站出来反对，维护了石家和澜沧民众的利益，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时，也由此埋下了黄、石两家对立的种子。王松们颠倒黑白把勾结省统运处张孟希和县长李文新强购余额烟大肆敛财的国民党澜沧县议长黄道能作为进步力量（张孟希也曾被同属王松等队伍的人当作团结的进步力量，笔者注），而把维护澜沧民众利益的石家当做反动势力。利用强争余额烟事件时黄、石两家形成的矛盾，支持国民党澜沧县议长黄道能打击拉祜族石氏土司，这就是所谓《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中，王松们以资料链结：《澜沧募乃石家土司小史》第三部份中说，石炳钧继任土司植贩鸦片大肆敛财，是企图混淆是非，转移视线，竭力掩盖他们依靠的所谓进步力量黄道能一伙国民党官僚在澜沧强买鸦片大肆敛财的历史真相。
云南国民党官僚在澜沧利用鸦片大肆敛财与石氏土司有关的还有一件未曾披露过的事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石炳麟等边疆土司的代表，在昆明向中国远征军第五军长邱清泉汇报时提出过建议：值此抗战胜利，英国势力未返回缅甸之前，正宜派兵进驻其地以巩固国防，进而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组织恳植团进入滇西南中缅未定界江心坡以西野人山一带的北端未定界，新地方（猛冒）卡瓦山的南端未定界。石炳麟还提出了占领新地方（猛冒）卡瓦山的具体方案。邱清泉对这一建议很赞许，请他们提出一个计划来，以便和省政府策划进行。石炳麟把卡瓦边区恳殖计划书副本送给了邱清泉，正本呈报云南省政府。报告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说明卡瓦山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有卡瓦（佤族）、山头（景颇族）、崩龙（德昂族）、裸黑（拉祜族）、摆夷（傣族）约30万人口，这些民族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二部份：建议在阿瓦山驻军，把搞政治活动的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建立行政管理，实现地方自治，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第三部份：开发矿业发展农业和经济林木，并提出了实施的办法（见邱子静着《边城旧事，殖边梦》台湾名山出版社，1982年10月 出版，P52～P55）。后来，石炳麟的阿瓦山恳植团计划因与西盟佤族发生冲突，无果而终。石炳铭先生说，事后思茅专员李郁高借石炳麟建恳植团手续不全（省主席龙云口头答应过此事，并在省政府备案，但未办正式手续），率一营部队到澜沧募乃土司府敲诈勒索五千两黄金。其中石家曾以一半鸦片折价赔偿黄金。
以上两件事实充分证明，当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官僚，从上到下都把澜沧少数民族种植的优质鸦片“云土”中的“夷方土”当作大肆敛财的手段。同时，石家也是受同民党官僚敲诈勒索的对象，并且在强购‘余额烟’的事件中，石家为了维护自己和澜沧民众的利益，联合澜沧县的绅士民众，反对国民党官僚的压迫剥削。而王松先生在《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一文的资料据链结中的第二部分以《石炳钧继任土司植贩鸦片大肆敛财》为标题，不但违反历史事实，掩盖国民党官僚利用鸦片压榨澜沧民众和少数民族土司的贪腐作风，而且还起到蛊惑人心和作用，为王松等人违反民族政策，支持领导黄道能、付晓楼、李晓村等国民党官僚地主打挎石土司寻找依据。
关于石氏把持矿山问题。募乃老厂银矿自从石家，“光绪十七年（1891年），从征下改心倮夷以功，总督王文绍奏赏五品兰翎，兼管募乃”以来，募乃老厂银矿就属石家管辖。但石家的管辖并不是垄断式的独家经营，而是开放式的，让凡是愿意做老厂炼银的矿渣炼铅钯生意的商人，都可以出10元半开驮约50公斤铅钯到泰国换回一驮洋货，生意人就此发了财。据石炳铭先生回忆：当时经商的人从募乃老厂驮铅钯下泰国的马帮每个月就有400—500驮。由此可见，石家开放募乃老厂铅钯民间贸易业十分兴旺，促进了澜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解放后，1956年的和平民主改革中，政府部门把澜沧老厂铅矿收归国营后，还给了石家一笔象征性的补偿费。

澜沧募乃拉祜族第三代土司石炳钧之弟石炳麟

五、石土司残暴问题

《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一文的数据链结《澜沧募乃石家土司小史，第四部分《石家自扩地盘石洞内犯下滔天罪行》中说，“土司家通过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剥削，人民早已忍无可忍了，而至石家兄弟，尤其是石炳麟的草菅人命、涂炭生灵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随后，文章列举了所谓的“白骨洞问题时”说，“在石炳麟家新衙门山后有一个石洞，1956年澜沧县委曾派人实地查看……下到洞底，却尸骨狼籍，约百具骸骨堆积其中，全是石家杀人后丢洞内的尸骨。其中一例是：石炳麟得势后，1940年前后在募乃坝子建新房，称为‘新衙门’，基本完工后留下11名宣威劳工为之砌围墙和搞其它未完工程，论工价11人近约两万元半开银元。石炳麟既舍不得给钱又怕劳工泄露新房暗道的秘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11名宣威劳工全部杀死丢入洞中。”这个所谓的白骨洞曾作为1964年云南省阶级斗争展览馆中澜沧募乃石土司家典型罪恶的展览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北京民族文化宫有关中国土司制度的典型罪恶之一的展览，可见影响深远。但所谓的白骨洞问题的真相事实是什么呢？据在台湾的石炳铭先生回忆：石炳麟在当年却实杀害了八名从雅口高家宝家中抢走枪械的八名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这些人曾作为澜沧政府通缉的罪犯，在全县缉拿，并可处置。石炳麟诱捕了这八个人，缴械后，并将他们杀死，丢尸在山洞内。此外，还有两个危害社会治安的强盗被打死，尸体也丢入同一个洞内。石炳麟杀的这十个人，石家从未推卸责任，这是当时土司维持社会治安的一种特权，只不过石炳麟执行过程中手段确实残暴。但不能把石炳麟杀害的十个人，无根据的扩大为约百具骸骨堆积其中，全是石家杀人后丢洞内的尸骨。
石炳铭先生的回忆，在土生土长的募乃人士肖洪钧先生提供的情况可以得到充分证实：“在澜沧人们的传说：‘白骨洞’里石炳麟曾经打死过一百多人，洞里白骨堆成山云云。但是实际与传说是有出入的，当然也无法考证。据石炳麟当时的一个警卫员之一陈九时讲述‘白骨洞’（的情况）是……，1940年中国社会处在抗日战争早期，当时的社会状况比较复杂，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偷盗的，抢窃的时有发生，使老百姓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衙门’府的石炳麟就命人把抓到的三个坏人打死在岩洞里。传说其中一人死里逃生，从洞里爬了出来逃走了。第二次，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散兵游勇参加了）高家保队伍（高的私人武装）反抗高家保，把高家打伤后，带着大小武器逃跑，高家保火速致函‘衙门’府告急，请石炳麟协助追拿逃兵。几天后，有八个国民党兵扛着大小武器来到‘衙门’府出售。石氏兄弟认定前来卖枪枝的人就是高家保告急中说的逃兵。于是石家以先安顿饭菜款待，叫他们把枪枝拿来看看，又叫人去筹钱为晃子，稳住逃兵。等让逃兵饭饱喝足后，石炳麟命手下兵使了快刀斩乱麻之势，把八个逃兵用绳子五花大板捆绑起来，秘密命人带到蒿枝坝岩洞口打死。其中有一人当时只受了伤，乘夜间爬出洞口死里逃生，逃到东卡河寨被人发现，告诉了龚仁美，龚接到石炳麟的口信，又将来人打死在东卡河岩洞里。”
“第三次是国民党93师部队，1946年从缅甸回国，进入澜沧路经拉巴芒东休息。有人到‘衙门’府报告，石炳麟派白培恒等人与93师首领谈判，谈判结束后，93师开进募乃，准备经募乃到景谷再到普洱。在路途中有人反抗不从，当官的就把反抗的几个兵交给石炳麟处理。石炳麟又命人把几个逃兵打死在岩洞里，这就是‘白骨洞’里尸骨堆成山的传说的来历。这样也就形成了解放后，阶级教育的活教材。陈九时还说过93师留下来的兵中，打死了四个，也有几个愿意留下在竹塘安家的，就在竹塘安了家。如王万林（王小昌的父亲），冬瓜林的杨权良（此人58年又跑到台湾去了），据王万林讲，其它有的要回家的，也有一部份放行了。当然，在石氏土司统治的年代里，不能排除一些因反抗他们的剥削压迫而被投进了岩洞惨死的人。”（肖洪钧《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募乃老寨的变迁与发展，话说“白骨洞”》，P38）1997年7月打印资料）肖洪钧先生提供的有关“白骨洞”的情况，只是第三种情况既93师46年从缅甸回国开进募乃的情况同石炳铭先生的回忆有出入。据石炳铭先生讲：93师当时住在西双版纳，到募乃的是93师的一个哗变连，他们要到募乃一带抢劫，被石炳麟缴了械，押送到西双版纳师部，受到师部的表彰。可能有哗变连的几个士兵逃跑，被石炳麟命令人打死丢在岩洞内。如此说属实，那么被石炳麟打死丢在岩洞者，有据可查的前后共有14人。
至于王松所提供的情况，“其中一例是：石炳麟得势后，1940年前后在募乃坝子建新房，称为‘新衙门’，基本完工后留下11名宣威劳工为之砌围墙和搞其它未完工程，论工价11人近约两万元半开银元。石炳麟既舍不得给钱又怕劳工泄露新房暗道的秘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11名宣威劳工全部杀死丢入洞中。”但根据石炳铭先生的回忆，石炳麟建盖新房时，他也知晓整个建房的过程，从未听说过石炳麟赖宣威劳工的工资杀人的事件。当年的宣威劳工，澜沧募乃一带俗称“老背背”，他们是宣威到澜沧打工的贫苦农民，若按文章所说这是一个宣威劳工留下来作为砌围墙和搞其它未完全工程，论工价11人近约二万元半开银元。据方国瑜先生在《裸黑山旅行记》中第十章募乃老银厂谈到当时在银厂工作的工人，月有工资三十余元计算，这11位宣威劳工，以做一年工时，累积一年工资4000半开银元而已。做两年也只有 8000半开银元。如近二万半开银元，那就要做四年的扫尾工程了。如此长的扫尾工程，如此高的工资有什么可信的根据呢？据有关材料，1943年冬，澜沧县长陈家骥把一年收刮的一万六千半开银元，驮着八驮到猛海银行汇款到昆明。一个国民党的县长在澜沧收刮一年也只有一万六千半开银元。又据张永安先生在《东主里目黄道能》中说，黄道能可以经常动的钱不超过二千元。（澜沧文史资料，第二辑，澜沧县政协，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印证390号，1986年，P192）。黄道能管着600多户农民，每年收取农民1元半开银元，并占用农民做无偿的白工，还当了澜沧县议会的议长，手头也只有近二千半开银元。11个宣威劳工作扫尾工程，就有近二万银元半开的工资可信吗？同时，对石炳麟杀害11个宣威劳工的情况，澜沧募乃当地人士也没有提及。我们希望王松先生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调查获取确证，否则很难让人信服。
此外，“石炳麟的草菅人命”是犯罪，王松先生所依靠的澜沧县国民党议会的议长黄道能不是也有草菅人命的问题吗？据澜沧县政协《澜沧文史资料》第二辑，张永安著（《东主里目黄道能》，P191，澜沧县政协，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391号，1986年，P192～P194）说：“1945年黄道能到猛郎坝开田……，猛郎坝是个瘴疫之区，种田的百姓只有早出晚归，不敢在猛郎坝过夜，但还是有人患了疟疾。他又请来了一位姓杨的医生专门治病，所派去种田的老百姓，只给饭吃，不给工钱。因患有疟疾病，前前后后也死了二十多人，埋了就算了。”
在杀人方面犯下尸骨累累，人头堆积如山罪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松作政委、李晓村作大队长攻打募乃石土司家时犯下的罪行。李晓村在（《平息叛乱，保卫澜沧，七、田坝和南本第二次敌对之战》，澜沧文史资料，第二辑，P15～P16～P18，澜沧县政协，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391号，1986年）回忆录中讲道：“五日（1950年3月，笔者着）下午开军事会议，付晓楼、邱秉经（回国党组领导人，笔者注）、刘亚南、纪庆明、王兴诗、苏孟松、唐云和我参加会议，付晓楼主持会议，讨论追击石匪问题，付和许多人都认为石匪已进入生佤地区，并和中课酋长岩顶、岩腔关系密切，若用武力追击势必引起大的骚乱。在澜沧，对生佤用兵的惨痛教训太多，远的如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参将尉迟东晓在募乃老厂被佤族杀死；光绪二十六年（一九○一年）参将王伯成在上允那朗口被佤族杀死；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思普独立大队长（团级）符继桓被岩师佤族追击，烧毁了上允、上允的二十几个傣族寨子，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轻易引起乱子。我以一种侥幸的企图认为：岩顶等虽然和石匪合作，但是一九四五年石炳麟当卡瓦山恳殖团团长时，曾用武力两次攻打进中课、拉司笼寨子，仇恨未消。岩顶等率众三千多人进攻田坝我军，是石母肖二娣镖了两头水牛，给了八百元现洋，并允许他们攻到那里都以抢掳洋财，岩顶他们是为利而来。（石）带着八九百个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进到阿佤山地区，粮食无法解决，语言不通，兵无粮食可食，必定抢劫，势必引起内讧。佤族陋习猎头，过去有对石匪的仇恨，而且许多人见利忘义，很可以利用我在南本这一带的老朋友魏海林、黄时英、陈秀清等的关系劝告岩顶等反戈一击，他们可以名利双收。恰好六日晨岩顶、岩腔等用人带着一个有鸡毛的木刻信。背后一刻，前面三刻，绑着一块甘蔗、一个绿芭蕉，另外拿着一棵步枪子弹，由黄时英带来找我，说明‘请我们给他子弹，他们在中课，拉司笼一带消灭石匪’。这一下大大中了我的意了，我带着他去见付晓楼和邱秉经他们几位同志。他们认为岩顶、岩腔反复无常，不可信赖。我说：‘正因为岩顶等反复无常，他们和石匪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尖锐化了。岩顶为了要消灭石炳麟，才来求我们支持他，我们正好利用他们的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付说：‘那就由你去处理吧。’我从马驮上解下一千发子弹给他，并刻了一木刻信，包上甘蔗、盐巴，请黄时英谆谆嘱咐他。我们马上把部队开上南本烟山。从后方堵截，叫岩顶、岩腔就在中课消灭石匪。”
“岩顶等得我们给他的子弹后，就叫拉习（司）笼、永聂、腰菜等部落沿路伏击，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放火。他和岩腔率领中课、班庆的佤族在后面追击。”
“石炳麟的宠妾肖六娣背着孩子骑在大骡子上，看见他的另一个孩子被佤族一枪打伤了，她大声叫唤时，她也被枪打了从骡子上滚下 来，又被佤族拖在木头上用刀宰了她的首级。许多人打死后都被砍了脑袋，还有许多人活活的被捆去宰了脑袋。”
笔者引用李晓村这些充满血腥的自我标榜的回忆录时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怒，怎么王松这些“回国党组”的老革命竟采纳李晓村用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以夷制夷”的卑鄙残忍手段，亲自策划和送武器制造血腥恐怖的民族大屠杀呢？
台湾回来的石炳铭先生说：“其实李晓村的回忆录中还隐瞒了这次‘以夷制夷’过程中更血腥更残暴的屠杀俘虏的事件。石炳麟的队伍在中课、班庆遭到岩顶、岩腔的成千上万的卡瓦包围后，岩顶、岩腔向石炳麟发出最后的通牒，放下武装全军投降。石炳麟坚决反对，但是跟随石炳麟的黄四、黄五兄弟动摇了，就私下与岩顶、岩腔单独合谈就地缴械投降。黄氏兄弟和他们手下的三百多人刚一交出武器，立即被成群挥舞着长刀的卡瓦抢上前去，只见一片刀光中血肉横飞，惨叫声、挣扎声惊天动地，一颗颗脑袋滚落下来堆成小山。石炳麟带领剩余队伍拼死抵抗，卡瓦人不顾一切冲上来，前面的倒了，后面的又跟着压上。石炳麟的队伍被层层围困，最初的一、二小时内就伤亡了已近三成。石炳麟带着部下苦战三昼夜无粒米下腹，饥寒交迫，人困马乏。最后石炳麟身边只剩下的二十六个卫士，保护着母亲占领了一处阵地死守。当全体卫士都阵亡殆尽，卡瓦吼叫着冲上来要活捉石炳麟和母亲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蓝家成、石安武率领着五、六十人前来解救，边打边撤，又激战了三昼夜。最后还是没有冲出卡瓦的重围。此时母亲看到余下的人已不多了，她感到再打下去可能是全军覆没，就在小星寨的后面山顶上与石炳麟和仍然活着的一些队长商量，希望石炳麟和这些队长们各自分散突围，她自己带着剩余的人向保九团投降，石炳麟看看自己九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不满百人，现在弹尽粮绝，只好听从母亲的话和几个队长各带着几个人突围，石炳麟只身逃到境外缅甸。”
石炳铭先生沉重地说，他经历了“这场由王松、付晓楼、李晓村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一手制造成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死里逃生到缅甸后，”他的反共立场才“真是吃了称砣铁了心，至死不变。”所以，1952年当中共政府委派石炳钧去说服动员石炳麟回国时，虽然中共许诺如石炳麟回国委任他为思普地区最高的军事长官，但石炳麟不为所动。当然，石炳麟不愿回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曾经投靠了云南地下党的景谷李希哲反正后，杀了地下党的一些干部逃到境外，告之境外的这些逃亡土司，地下党如何违反承诺对待他这些投靠人士的种种行为，以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
据石安达先生讲，他是王松、李晓村等人一手策划的中课、班庆大屠杀的历史事件见证人。虽然他当时只有6岁，他也跟随在石炳麟和肖二娣的队伍里，亲身经历了在中课、班庆，岩腔、岩顶的伏击。石安达回忆说：“队伍到达中课、班庆的那个晚上，岩腔、岩顶还举行了盛大的剽牛仪式欢迎石炳麟。那时年纪小，首次到佤族地区看见寨子的四周挖有深沟，沟边上还插着很多尖木桩。寨子中心还立着几棵高高的装着人头的木桩，佤族头人的房前垒着很多水牛头，感到很害怕。第二天中午石炳麟的队伍走到一个长满枯黄的茅草的丘陵地段，路过一个青松毛扎的欢迎的牌方，突然枪声大作，队伍遭到伏击倾刻大乱。”石安达骑的马脱离队伍窜到刺丛中，与队伍离散了。他藏在一个高坡的草丛中看到包着红包头的佤族挥着长刀，放火烧山，围攻石炳麟的队伍。后来他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不分昼夜的逃跑，特别是晚上火光冲天，到处都看得见石炳麟的队伍被剥光了衣服，砍了头的尸体，留下的恐怖印象很深，至今都不能忘怀。
对李晓村的回忆录中自己亲自标榜的“功劳”。石安达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提出质疑：李晓村1929年脱党后，浪迹边疆20年，非常熟悉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情况，犹其是佤族的猎头野蛮习俗，如果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的话，他一定会以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正确的掌握边疆问题和谨慎的对待民族政策，然而他却像一个嗜血成性的魔鬼和疯狂的赌徒，“以一种侥幸的企图”，利用佤族猎头的陋习挑动以夷制夷，达到坐收渔利的目的。这种历代反动统治者挑动少数民族屠杀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的残忍手段，难道也是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吗？如果李晓村是一个脱党多年，没有党的领导，不过组织生活，长期在边疆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浪人，丧失了党性，出此下策，还情有可言。但王松等人总是说自己是‘回国党组’，来自东南亚泰国繁荣的首都，一个有领导、有组织的战斗先进集体，怎么会同意李晓村的这种灭绝人性的企图呢？并放手让他去干呢？
在王松先生那里，根本不存在边疆问题和民族政策，只存在是否站在他一边的问题，只要是站在他王松和李晓村这一边，无论多么残暴的反动政策和罪行都是功劳。石安达先生说：“更令人不解的是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的所谓石氏反动大土司罪恶展览，处于那样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王松先生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仍然紧紧抓住那些弄虚作假违反事实的所谓石氏土司残暴罪行不放，而对自己领导下的李晓村挑动以夷制夷，进行血腥屠杀的罪恶没有一点反思。”这也是石安达先生对王松、李晓村等人以所谓老共产党人老革命自居，对伪造石家的历史，坚持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不能原谅的主要原因。因此，他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把这场王松、李晓村亲自导演的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夷制夷的残暴罪行公开于世。
此外，据石炳铭先生说：对西盟佤族问题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岩腔、岩顶背叛了石炳麟，投靠了李晓村等人后，李晓村等人的武装在西盟建立了政权。1951年5月西盟的岩腔、岩顶又投靠了中缅南段未定界的国军残部屈鸿斋的队伍，并和石炳麟和解交还了抢夺的枪炮等武器。中缅南段未定界内卡瓦山95%的佤族头人和部落都站在残军一边。屈鸿斋等人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包围了西盟区政府所在地，杀了区公所副书记唐璜及其工作人员和小学老师10多人。石安达先生说，有关情况在存文学著《拉祜县长》第三章《巍然屹立》（P103～P108）中的叙述也有反映。虽然存文学的该篇著作是应思茅市的要求写的文学作品，作者写作时参考了澜沧的一些文献，作品的主题仍然以歌颂王松、李晓村等人攻打澜沧石家土司为背景，有些虚构和不实的部份。但在屈鸿斋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包围了西盟区政府所在地，杀害了区公所副书记唐璜等人的问题上则基本符合史事。
《拉祜县长》第三章《巍然屹立》（P103～P106）中说：“5月14日（1951年）是个黑色的日子。这天凌晨，屈鸿斋、舒云光带着300多人，加上西盟舒炳忠、黄阿生、舒云聪煽动来的人，1000多人包围了西盟区政府所在地……万分火急，唐煌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县委作了一个简单的汇报，他让文书钟克光带到县里，让民兵唐民发随同一道护送……送走派出去的几个人后……这一夜，唐煌的眼睛前所未有的明亮，他看到屈鸿斋带领的人正在张牙舞爪的朝区政府靠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唐煌看到敌人渐渐靠近，带头放了一枪……后来，韩志、戴玉祥、吴文华、蔡天柱、李云灿都在他们伏击的位置上放了枪，事先唐煌就交代过尽量放冷枪，不放排枪，瞄准一个打一个，节约子弹拖时间，等待增授的人到来。后来，天放亮了，敌人还是不能推进，屈鸿斋提着枪亲自督战，他边放枪边骂：‘都是些稀屎狗，平时一个个都在老子面前吹×吹牛的，说怎么会打仗，这会怎么把头夹进裤裆里了，给老子冲上去，把这几个土共的头砍下来’……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唐煌看子弹已经快光了，他盘算着援兵也该到了，他没料到，严玉全在路上遭到了伏击，他和另外的几个人都中弹身亡…… 一排子弹朝唐煌射了过去，他慢慢地倒了下去，一阵嚓嚓的脆响后，一片火光冲天而起，为了加快燃势，匪兵们在草房的各个角落丢进了几个火把，顷刻间区政府变成了一片火海，在里的9个同志全部遇难。”这段绘声绘色描写屈鸿斋杀害唐煌等人的情节是不是有意把王松等人说的石炳麟是杀害唐煌等人的主凶改换成了屈鸿斋呢？根据文学创作事件和人物是可以虚构及置换的，而《拉祜县长》是记事文学，基本的人和事必须有依据。但《拉祜县长》为了塑造李光华和张光明的英雄形象，却虚构情节和人物，把岩腔、岩顶半路上的伏击和火攻及屠杀 300多个投降的兵士并砍了他们的头的真实情况，虚构为李光华和张光明使用美人计，挑选60多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藏着利刀把石炳麟的兵灌醉了酒砍下了他们的人头有300多个。在这虚构的情节中对石炳麟也进行了丑化，说石炳麟看到他的喽啰们为争抢这些漂亮的姑娘们大打出手，石炳麟按耐不住了，借口去查岗要出门去，他的宠妾小六弟不让他出门，俩人还吵起来。从这个例子中，可以说存文学是不会把有与石炳麟有关的人和置换成屈鸿斋的。
王松先生则把这件事栽赃在石炳麟身上，说：“石炳麟……1951年5月又集结西盟一带匪众进犯西盟，杀害我区公所副书记唐璜及其工作人员和小学老师13人。”（《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一文的资料链结《澜沧募乃石家土司小史》第五部分《人民武装解放澜沧，石炳麟作乱被部下射杀》）。王松先生为了给自己领导的武装打募乃石土司找借口，篡改历史，强加石家的罪名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而对李晓村他为父亲报仇时的残暴手段却视而不见。李晓村亲口对别人说过他抓到杀害他父亲的仇人时，押到他父亲在澜沧佛房的坟前祭杀。当时，李晓村亲自持刀砍他仇人的人头，由于刀钝和仇人的脖子皮太厚，一刀没有砍下头来，李晓村就用钝刀像拉锯子一样来回把仇人的头锯下来……这种比奴隶制时代奴隶主杀人祭祀的残暴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兽行，难道是一个所谓脱党近二十年来始终保持革命情操的共产党人的模范行为吗？如果是的话，李晓村这样的共产党人与野蛮的奴隶主有什么区别！身为李晓村大队长的政委王松先生对自己同僚的残暴罪行是包庇还是不知？只有王松自己才清楚。

六、地霸武装与进步的民众自卫队问题

《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一文中的第一部分《澜沧革命条件较成熟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说：“（1948年）原云南省工委决定通过统战发动武装斗争……云南省工委又派党员到滇南景谷、澜沧、六顺一带活动，通过当地的进步人士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同时，刘亚南又设法找到回国党组来共同领导革命……猛主支部和中共回国党组确立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进步的民众自卫队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又找到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李晓村、尹溯涛建立了两支我们自己的队伍。”
这段文字是对《拉祜族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一文的第六部分《未代土司出任县长》中“1949年初，澜沧石氏土司和其它与石氏联系紧密的土司，因突然受到当时澜沧县议会正副议长以剿匪名义发动全县汉族地主武装攻击而崩溃，石氏募乃土司衙门被毁，巨额财产被抢劫一空。石氏统治下的边民和其它被打倒的土司大量外逃，造成边境的动乱”一段文字的另一种表述。其中，王松等人最为感到不满的是该文把石土司因突然受到当时澜沧县议会正副议长以剿匪名义发动全县汉族地主武装攻击而崩溃的叙述。因为，领导澜沧县议会正副议长以剿匪名义发动全县汉族地主武装的正是标榜为“中共回国党组”的王松等人。所谓“中共回国党组”的问题，因涉及到南方局香港分局与一些广东脱党人士在泰国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中共云南省工委又派党员到滇南景谷、澜沧、六顺一带活动，通过当地的进步人士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的问题。有关这段复杂的两个不同地区的中共地下党之间究竟是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当地的进步人士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在先，还是所谓的“中共回国党组”同时回国来领导的问题。如果中共云南省工委派人到澜沧一带建立党组织在先。那么同时，刘亚南又设法找到“回国党组”来共同领导革命，岂不自相互矛盾?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南方局香港分局并不能来领导云南地下党，有了云南地下党的组织领导怎么还要去泰国找所谓的“中共回国党组”来领导革命呢？
为了解开这个迷团我们还是在回个头来认真读一读王松（王天翔）写的《缅怀澜沧江畔三豪杰》（澜《沧江两岸的烽火》，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P494～P195、P196～P197）中的有关叙述吧！“那是在1948年深秋。我们被关在监狱里的一批华侨（泰国监狱，笔者注），正在焦急自己的前途时，突然听见一个神秘的消息。那消息说：有一个晚上，一个陌生的汉子，在一个小巷的前面被用一块红布遮住了他的双眼，像个瞎子一般被牵进一间黑黑的房里。这汉子被牵进房里之后，蒙眼的红布被解开了，但是，房里没有灯，什么也看不见，既没有请他坐，更没有请他喝咖啡或茶，只听见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先生找我们有什么事?’‘我是代表罗正明、付晓楼两先生来找共产党领导我们搞武装斗争的。’那声音一笑，又问道：‘找共产党为什么不在中国国内找，却跑到外国来找，是什么原因？’汉子说：‘我们经常读你们的报纸，你们的报纸对中国的内战的态度是公正的。’‘态度公正就是共产党吗？’听起来有点好笑，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罗正明、付晓楼的名字。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搞‘武装斗争’？……当然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下去。那声音只是告诉他，这里有一批华侨进步人士急于要回国，如果你们愿意帮忙，可以考虑让他们跟你们回去……”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汉子答应愿保护我们回国，我们当然高兴。但是，这个汉子是谁？他代表的罗正明和付晓楼先生又是什么人？国内还进行内战，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人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中有人曾在云南学习、工作过，云南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可是，有一天，我们中的10人得到通知，要我们出狱去向家人告别。第二天晚上，我们被秘密地送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幢房里，第三天我们被‘押’上火 车，并被‘规定’，在火车上都要装作互不认识，不准与任何人接触。我们就这样踏上回国的征途。”
“我们在离开景栋的那天早晨，一个白雾蒙的早上才认识那个被红布蒙眼的汉子，他就是澜沧江畔三杰之一的刘亚南先生。这是一个满脸络腮胡，看来是个中年人了。他沉默寡言。那时，我只知道他领着一个马帮，把云南边疆的土特产茶叶、紫梗等运出东南亚，再把国外的日常生活用品运回国内。他已在边境一个小镇住了近半年了，就是为了寻找共产党，要共产党领导他们搞武装斗争。这又使我们纳闷了：根据他的介绍，他们既是当地的绅士，又是生意人，生活当然过得很不错的了，为什么要搞‘武装斗争’？而且还要‘请’共产党领导呢？”
“到了景谷猛主，已是有些寒意的初冬，这里是罗正明、也是老刘的家乡。罗家在南头，我们走进街子就看见一幢崭新的大屋，马帮的人告诉我们，这就是罗正明的家。我们以为立刻就会进这新屋去见罗正明了，但是，我们却被带到北头刘家，并且就住在刘家。这使我们心中有些纳闷，他不是代表罗正明吗？为什么不让我们见到罗呢？晚上我们才知道，这里已来了一批云南地下党的同志在开展工作。这样，新的问题来了：我们留在这里还有必要吗？紧接着云南地下党的代表来了，他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经他们研究：欢迎我们留下来，跟他们并肩战斗；第二件事，他们处境也不好，因为离这里只有百余里地的宁洱县磨黑的恶霸张孟希杀了我地下党‘思普特支’的两个负责人曾、蒋老师。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就是从磨黑逃出来的。这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们，那个张孟希原来是伪装进步，自称是‘南方的朱德’，招贤纳士，请了许多进步的青年教师，在他办的中学里教书。却不料，到了关键时刻，却反目为仇，杀我地下党员。这就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罗正明、付晓楼和刘亚南，他们可靠吗？”
通过王松讲述他们在泰国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偶然碰上了来找他们回国领导搞武装斗争的刘亚南，那时双方对对方的情况不了解，特别是王松等人对刘亚南、付晓楼、李晓村等人的身份和目的充满了怀疑，但为了出路又不得不跟他们在一起。当他们知道了云南地下党的人从张孟希哪里跑出来到了景谷猛主罗正明家后，才知道自己遇到了“新问题，考虑留在这里还有必要吗？”到此，我们才明白，所谓（1948 年）原云南省工委决定通过统战发动武装斗争……云南省工委又派党员到滇南景谷、澜沧、六顺一带活动，通过当地的进步人士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同时，刘亚南又设法找到回国党组来共同领导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云南地下党派人到张孟希那里团结依靠张搞武装斗争，结果张孟希靠不住，杀了几个地下党，其余的人跑到付晓楼、罗正明哪里躲藏，并不是派来与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在景谷建立了党组织。而刘亚南从1948年2月到泰国期间，一直呆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找到了王松等人，其中两者并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是云南地下党到景谷与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建立了党组织，就不会再有刘亚南到泰国去找王松等人回来组织领导的事了。这是王松很明白的，自己过去很清楚的事情，为什么在《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中要制造混乱呢？
但是，有关李晓村在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到国内外找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事中，扮演个什么角色，仍然是一头雾水。王松当政委领导的这支地霸武装的大队长李晓村原是云南中共地下党党员，1929年脱党后，与其父逃到澜沧外出老挝、缅甸经商。因其父经商时与人发生争执被杀，后又回到澜沧孟连糯福外国传教士永文生手下工作过3年。此后，李晓村又在澜沧的各民族土司、头人和汉族地主及国民党官僚中厮混，熟悉澜沧各族各界人士，同时也是石土司家的座上客。1948年长期脱党近20年的李晓村看到共产党将取代国民党夺取中国的政权，就挑动国民党澜沧县议长黄道能（汉族）、副议长付晓楼（汉族）。在澜沧搞所谓的“民主运动”进行武装抢劫活动。李晓村、付晓楼为了掩盖他们武装抢劫活动、是打着“共革盟”的旗号进行的，所谓的共就是共产党，革就是国民党革命派，盟就是民主同盟。他们主要的是要打共产党的旗号。这就是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要找共产党的目的。付晓楼曾在1946年派人上昆明去找共产党，但令人奇怪的是，李晓村和付晓楼一向关系很好，而且李晓村曾是云南地下党的老党员，对共产党的情况熟悉，应该站出来主动的上昆明找组织联系，怎么叫一个地主武装身份对共产党情况不熟悉的罗正明前去联系，上昆明找共产党。罗正明到昆明找云南地下党联系没找到后，1948年2月付晓楼、罗正明又派了一个1941年从抗日战场逃回孟主的国民革命军60军军官刘亚南到泰国请来所谓的“侨共”领导革命。
据刘亚南回忆，他在泰国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找到了王松这些‘侨共’。后来，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泰国回到了澜沧。付晓楼等人在国内外苦苦寻找共产党，而在付晓楼身边以老共产党人自居的李晓村却不知道扮演什么角色，对这个关键问题李晓村、付晓楼从未提及，令人疑窦丛生。是付晓楼不告诉李晓村去寻找共产党的事，还是李晓村不愿意暴露共产党的身分？但这两种情况都解释不通，因为王松说他们找到了已经与云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的付晓楼、罗正明，还找到了脱离了党组织的李晓村。这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李晓村本人在付晓楼、罗正明、刘亚南去找共产党的时候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从未提及，而是等着回国党组的王松他们来找他。这其中的真相也只有他们说得清楚，但为什么又不说清楚呢？
1949年1月26日李晓村、付晓楼、黄道能等以国民党澜沧县县参议会的名誉组织全县的地主恶霸武装，发布剿匪命令，攻占县政府后，又攻打募乃石土司和其它澜沧与石土司有关系的九家土司。石土司衙门被攻占抢劫，李晓村一伙掘地三尺挖金银财宝，土司衙门遭到严重的破坏，现已荡然无存。除与石土司有联系的一些土司遭到打击抢劫外，一些澜沧的普通商人和民众也受到李晓村共革盟武装的危害，富永的胡有祥被抢了两千两黄金。李晓村与王松先生们在募乃犯下的种种罪行，乃至1987年11月李晓村得到“平反”后，衣锦还乡，在澜沧四处招摇，但李晓村做贼心虚就是不敢到竹塘（募乃）活动。李晓村私下对人讲：“那时候（指1949年）我们在募乃的确是搞了抢劫，要维持部队的生存嘛！有对立情绪，不便到哪里去。”
关于王松、李晓村领导的地霸武装在募乃的抢劫活动就连“回国党组”的负责人卓孟晋在《卓孟晋给袁用之的报告》中也承认：“…… 感到在募乃战役中，军队临时组成，纪律非常之坏，打洋财者有之，缴获不归公者有之，任意破坏建筑物者有之。”（中共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党史资料丛书第一辑《澜沧江两岸的烽火》，卓孟晋给袁用之的报告，节录/1949年4月18日于猛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4 月，P34）
就算所谓的“中共回国党组”与云南地下党共同领导澜沧的革命，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领导方法，那么猛主支部和“中共回国党组”确立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进步的民众自卫队都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所谓“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地主武装，还是革命武装呢？对于这个问题，（《云南省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拉祜族调查材料之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1963年5月，P2～P3）中关于澜沧县三个区（谦六、东河、南岭）各民族政治经济情况初步调查材料部分《各族政治历史概略》中说：“澜沧境内，土司各霸一方，为扩张势力统治人民，互相争夺。后来，大体形成了以付晓楼为首的一个集团，以孟连刀派洪为首的一个集团，以石炳麟为首的一个集团，另还有些小集团，但都依附这些大的集团，而主要又是付晓楼和石炳麟的两大集团……48年前后，土司地霸之（间）矛盾尖锐化了。付晓楼利用黄道新（应为能，笔者注）、刘绍宏及其它小土司、地霸与石炳麟之矛盾，利用组织农会、反三征口号及减租减息废债为幌子，利用人民反对国民党伪政府、土司地霸的仇恨，组织起了以地霸为领导的武装，于48年（应为49年初，笔者注）打走了石炳麟集团，赶走了伪县长，夺取了政权……人民解放大军来后，改编了付晓楼的武装，成立县人民政府，县长仍是付晓楼，付县长赵恒琴。直到五一年四月开始镇反才将县区里的反动分子地霸大部分逮捕，将付晓楼调出澜沧，以后县政权才基本上为我掌握，但乡村政权仍然未有大的改变。”
李晓村、付晓楼、黄道能、刘亚南等建立的武装被定性为地霸为领导的武装，在1951年4月镇反时被清算，这是历史定下的铁案。所以，到1963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的调查资料《云南省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才根据澜沧县委的相关资料写的调查材料仍然保留1951年4月镇反时的结论。这期间之前后中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过很多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折后，对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和平反，其中包括1983年中共中央对解决云南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在内。据李晓村、付晓楼、刘亚南等人或其子女所写的回忆录讲述，从1951年 4月至1987年11月之前，李晓村、付晓楼、刘亚南等人在1951年4月镇反被清算时所下的对他们的地霸武装结论并没有改变，虽然李晓村等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写申诉材料。黄道能病死狱中，而付晓楼、刘亚南等也在被贬到基层后，先后病逝。直到死时也没有改变被清算时的身份。如果李晓村、付晓楼等是属于冤假错案的话，早就应该平反了。为什么一直要等到1985年9月胡耀邦总书记给李晓村的上访材料批复后，掌握了云南省党政大权的云南地下党领导才借手中的大权，在1987年11月为这些混入地下党武装的地霸份子，统统平了反。如果不是云南地下党在特定的情况下掌握了云南的党政大权，那么即使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混入云南地下党的付晓楼、李晓村之流会得到平反吗？反之，如果仅仅是云南地下党在特定的情况下掌握了云南的党政大权，没有胡耀邦总书记的对李晓村反映问题的批示，李晓村、付晓楼一伙地霸武装也翻不了案。这两种的巧合给云南地下党中的一些人提供了机会，所以，云南地下党中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地方利益，为1951年4月镇反时定了铁案的李晓村、付晓楼等地霸份子翻了案就毫不足奇了。
云南地下党在1929年遭到镇压后，一直到1945年前后都没有得到恢复。1946年周恩来在跟随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成立南方局，指示郑伯克、侯方岳两位先生到云南主持恢复地下党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恢复云南地下党的组建工作赶不上时局发展的变化。特别是1948年， 国共两党的内战进入了转折时期，共产党即将取得大陆的政权，这时云南地下党匆匆忙忙组织武装斗争，因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武装成份严重不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在云南各地的地霸武装。以思普地区为例，地下党依靠的地霸武装景谷李希哲、墨黑张孟希、猛主罗正明、澜沧付晓楼、黄道能的队伍都是国民党官僚兼地霸武装，没有一支真正的工农武装队伍。这些地霸武装投机革命的反动本性不改，有利时改变旗号加入共产党，不利时又背叛共产党，大肆杀害共产党，景谷李希哲、墨黑张孟希就是其中的典型的代表。这些地霸武装打着革命的旗号，烧杀抢掠，对云南地方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付晓楼、黄道能等国民党官僚地霸与长期脱党的李晓村组织的地霸武装利用组织农会、反三征口号及减租减息废债为幌子，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县政权，掌握地霸武装，打倒国民党县政权后，又把矛头指向边疆各民族有代表性的大土司，进行烧杀抢夺，扰乱边疆，破坏民族团结，搞得人心惶惶，边民大量外逃，造成了自毁籓篱的严重后果。正因为如此，1951年4月解放大军到云南边疆后，对混入云南地下党的地霸武装才进行了清算，这本是执行党的边疆民族政策，团结民族上层、稳定边疆的重要措施。云南地下党当时服从大局，对混入地下党的付晓楼、刘亚南等停止党籍，调离澜沧；对到省民委做民族语言工作的李晓村的问题也采取慎重的态度，一直不承认其党籍，长期未予提拔重用；对黄道能则逮捕关押。这一切都是云南地下党在组织建设方面进行自我纠正的正确措施。多年来都服从中央，配合南下干部，甘当配角，建设云南。为什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配角当主角后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呢？这除了解释为云南地下党中的地霸武装对解放大军清除混进云南边疆地下党的举措进行反攻倒算外，无法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据石安达先生讲，1988年他也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呈报过反映过有关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特别提到石炳钧是政府派出去做流亡土司工作的，同时也反映了李晓村之流抢劫石家巨额财产的情况，胡耀邦同志对此也做了批示。当时，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地下党人士××对石安达说你向中央反映你父亲的情况，经中央调查是属实的。但你为什么要向中央反映云南地下党的问题呢？言下之意是对石安达先生反映李晓村之流的问题，表示不满。而当时石安达并不知道1987年11月当了云南省党政领导主角的原云南地下党，已为李晓村等人平了反。后来石安达先生又听说中央派来调查他反映问题时正好找到了在省民委平了反的李晓村，李晓村一口否认他当年抢劫石家巨额财产的问题。所以，至今有关石安达先生向胡耀邦总书记反映的情况的批示，一直没有和石安达本人见面得到落实。同样涉及到有关澜沧募乃石氏土司的问题，同样有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为什么李晓村能够翻案平反，恢复了党籍（从1928年算起），创造了脱党近58年，后又恢复党籍的中共党史上罕见范例。李晓村脱党恢复党籍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特别是他在前20 年中1929年～1949年，有20年的时间浪迹边疆，没有党的领导，不过组织生活。1949年后又参与和策划及领导打倒边疆拉祜族土司，抢劫巨额财产，挑动以夷制夷，制造血腥屠杀，破坏边疆稳定的一系列违反民族政策罪恶活动，1951年4月在镇反运动中被清洗。调整到省民委从事民族语言工作后，有关部门一直认为李晓村涉及到地霸武装、土匪大队长、间谍等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所以，他的这些问题从1951年4 月被清算起一直到1987年11月，拖了近37年才被云南地下党成了云南党政主角后，利用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才解决。而对石安达先生反映的问题虽同样也有胡耀邦的批示又截然是另一种态度和结果，难道不让人怀疑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云南地下党中的一些人违背立党为公，为民执政的执政党宗旨，为了地方集团利益和少数人谋利的政治上的贪腐行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七、关于为土司“翻案”问题

2006年5月13日《生活新报》人文世家栏目刊登的《拉祜族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中写到：“一九四九年初，澜沧石氏土司和其它与石氏联系紧密的土司，因突然受到当时澜沧县议会正副议长以剿匪名义发动全县汉族地主武装攻击而崩溃。”只不过是还原了1951年4月解放大军到澜沧时对混入地下党的地霸武装付晓楼、黄道能等进行清洗的历史罢了。为此，却引起了身为这支地霸武装政委的“中共回国党组人员”王松（王天翔）先生的勃然大怒，组织人员到报刊大闹，又注销了他们所谓的还历史真实的文章《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及资料据链结《澜沧募乃石家土司小史》。就此，2006年11月26日石安达打电话与王松先生交换意见，王松先生在通话中对石安达说：中国历代政府认为土司制度是反动的，搞改土归流，消灭土司制度。他们当年组织进步武装，打垮石土司是革命的，那篇文章（即新报2006年5月13 日《拉祜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是在翻案。
对中国土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事非功过笔者不想在此进行过多的评述，云南著名历史学家马曜先生在为龚荫先生的专着《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P3）作序时写道:“本书对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做了恰当的评价。作者认为，第一，元、明、清王朝实行土司制度后，改变了以前西、南部少数民族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再没有出现过像汉代的“夜郎”、“滇”、“南越”，唐代的“吐蕃”、“南诏”，宋代的“西夏”、“大理”、“罗氏鬼国”、“南天国”等地方性割据政权。自元代以后，封建王朝对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完整和统一。第二，实行土司制度后，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较为安定。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大小首领，分别授予宣慰、宣抚、安抚、长官，或土府、土州、土县等官职，民族首领作为‘朝廷命吏’，‘守土有责’……第三，实行土司制度后，有利于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经济交往，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及优良种植的传入，大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生产发展……第四，实行土司制度后，有利于各民族的文化、思想交流，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可以说，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和向心力，是在元明清时期才完全形成并不断增强的。”
论革命资历，马曜先生是1931年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显然深于王松先生；论云南地方民族史的学术水准，除了方国瑜先生，尚未有出马曜先生之右者，显然高于王松先生。我当然没有理由不相信马曜先生之说。
不可否认历史上从明代中期到清朝中期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流弊和局限性，明、清王朝曾对土司制度实施过改土归流的策略。龚荫先生在《中国土司制度》（P150）中说:“清王朝对不同地区，不同表现的土司，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云南土司《清史稿》卷五进十二载：雍正时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对靠内和边境土司不同对待，《清史稿》卷五百十四载：雍正六年改流时，把‘江内地全改流’，而对江外的木邦、车里、孟连、孟定等诸土司则仍予保留。”应该指出的是，主持改土归流的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的鄂尔泰，曾借口土司制度的落后为由，用铁血暴力进行改土归流而闻名。但他也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结合自然地理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同时，也应该指出鄂尔泰推行铁血暴力改土归流给云南也带来了许多不良的负面影响。
清代经过康乾盛世后，内地东南沿海人口大增，移民浪潮不断涌向云南，加快了云南中部地区和交通沿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政府机构和内地移民与云南少数民族生存利益的冲突。清政府首先在云南中部和交通沿线强行搞改土归流后，在西南部又向哀牢山 ……红河流域不断推进。政府的改土归流主要是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出发，政治上把土司统治变为流官统治，经济上把原来民族经营的茶盐等主要经济生活资源控制在政府官吏手中，课以巨额的赋税。而大量内地移民到云南从事采矿、贸易活动，既应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又采取了不公平交易的手段，获取高额利润，使原著民族日愈贫困化。政府和移民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激烈的反抗。特别是在云南中部哀牢山腹地和红河以西澜沧江以东的地区，反抗尤为激烈。傣族的土司和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的民众造反声势浩大。在哀牢山腹地红河流域的民族造反被镇压下去后，以拉祜族宗教首领打着“杀灭汉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掀起持续不断的造反运动。在澜沧募乃银矿一带持续了近百年的时间，澜沧成为了三反之地，拉祜族被称为九反之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曾因开发银矿繁荣一时的募乃变成了一片废墟。内地汉族商人和技工及家属被杀被赶走，清政府不得不在澜沧分封了一批协助镇压动乱的拉祜族酋长为土司恢复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中国土司制度的末期中央王朝仍然重视土司制度在边疆的作用，这是由于云南的地理条件和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并不因为某些人说土司制度好不好来决定土司制度的存废。
缅甸在中世纪时，元朝和明朝曾在缅甸境内设立五个土司属地，中国是缅甸的宗主国。在明朝和清朝政权更替之际和清王朝衰落时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大国东进，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衰退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大国的东进，还导致中国丧失了在缅甸的宗主国地位，这决非一朝一夕一造成的结果。用暴力推动改土归流带来的边疆动乱，加快了这个进程。早在康熙期间，解决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在云南、广东发动的割据战争，清朝最终完成对大陆的统一，开始进入盛世之初。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十疏》中提出“滇省汉土交错，最称难治。治滇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滇不足治矣”和“为官之道不要去搔扰夷人”的主张，及时地总结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宝贵教训，并提出了治理云南的对策。但鄂尔泰以土司制度的弊端为借口，忽略了为官之道不要去搔扰夷人的教训，以为用暴力就可以解决复杂的云南民族问题。所以，留下了种种严重的后遗症。
中华民国建立后，云南省政府也曾考虑过要取消澜沧江和怒江外的土司制度，但在怒江以西因受到大多数傣族土司的反对而受阻。因此，也影响了澜沧江以西的改土归流计划，只好采取土流兼制的措施，省政府派出流官当县长，澜沧江、怒江以西以及靠近老挝、越南的红河下游地区仍由各族土司担任基层区长、乡长，边疆各民族地区仍然由土司治理。
历史证明，中国历代王朝和中华民国实行的土司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的一种创造，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曾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远在西汉时期，就有“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之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从元、明、清王朝到民国政府实施的土司制度一直就是这种从秦汉就开始的羁縻政策即利用与控制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了近二千年，直到公元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改革用和平的方式宣布取消土司制度为止，而并不是王松先生所说中国历代政府认为土司制度是反动的，（中央）搞改土归流，消灭土司制度。
王松先生的所谓中共回国党组，原是广东地下党脱党人士在泰国的自称，他们不在云南生活又长期在国外，不熟悉云南边疆的民族情况。只是在1948年6月15日被泰国政府驱赶出境走投无路时，恰巧碰到从抗日军队前线逃跑回乡的刘亚南出国来泰国找共产党做招牌，到澜沧领导他们这伙国民党官僚地霸份子闹革命，才临时凑合在一起的。对于这种凑合，王松先生说是云南省工委在澜沧等地建立了党组织后，派人找中共回国党组一起领导澜沧革命。而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出质疑：如果云南省工委已经在澜沧等地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怎么还用得着刘亚南等人出国去找中共回国党组织来领导革命？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是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相违背的。退一步讲，如果是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组织措施，那么，按王松先生对中国土司制度的无知和偏见能够正确领导澜沧国民党地霸武装执行共产党的边疆政策和民族政策吗？正因为王松先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别人作为利用的招牌回国领导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才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
另外，王松先生还在电话中对石安达说：“石土司也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土司，是篡夺土司政权的汉人……”王松先生的这种观点除了认识上对少数民族土司制度的无知和偏见外，还有一个目的显然是为了掩饰当年他所领导的地霸武装破坏边疆稳定违反民族政策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笔者有必要就澜沧募乃石土司家族史的汉变夷的情况做一点简要的说明。中国历史上早在战国末期就发生过庄蹻由楚入滇，并“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重大事件，（《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代则有河北汉人赵佗成为南越王的史实。云南实行土司制度后，在明代有大量的汉族远征军和移民来到云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通婚，由汉变夷，这是个历史的潮流和民族融合的结果。至今云南各地的不少土司家族史都有汉变夷的传说和家谱，这也是云南边疆的特点和民族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的家谱从不讳言自己的祖先是明代的远征军来云南后与拉祜族的酋长女儿结婚后由汉变夷的。正是由于石氏土司有汉族的血统，在澜沧长期“杀灭汉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动乱中响应中央王朝的号召参加平叛获得了土司封号。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虽然建立在中国土司制度的衰落的末期，才能继续发挥土司制度对一个后进弱小民族的发展进步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拉祜族进入澜沧200多年来，由一个森林中的狩猎民族，经历了傣族统治和宗教首领建立的政教合一的部落联盟长期反汉人的战乱，进入了由中央王朝和省级地方政府授权的拉祜族封建领主土司统治时代，融入了中央王朝和省级地方政府协调一致的发展状况。澜沧这块九反之地便逐渐平静下来，拉祜族也走向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
石氏两代因军功受封土司后，从第三代土司石玉清开始便到省城昆明接受现代教育，其夫人石肖氏也是澜沧汉族的首富肖百万之女，以经商治家闻名于澜沧。拉祜族石氏土司不断的融入汉族血缘和接受汉族经济文化的洗礼，到第四代土司石炳钧继位时，石氏家族第四代的五兄弟，除老四因病少年夭折外，其余四人到了上海、南京、重庆、昆明接受政治、军事、文化的高等教育，石炳钧继位后则把在内地接受教育的文明火种带到边疆，在澜沧募乃兴办民族教育。正如2006年5月13日《生活新报》人文世家栏目刊登的《拉祜石氏土司滇南谱写传奇》一文摘要所说：
“拉祜族石氏土司从受封到消亡只存在90年。在短短的90年间，石氏带领拉祜族群众从一个被统治的民族走向自治，并一跃成为澜沧县流域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教育上、文化上最强大的土司，创造了中国土司发展史上的奇迹。”
这正是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由汉变夷后，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积极学习汉文化，促进民族融合和团结，守土护民，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对拉祜族做出的卓越贡献。
王松先生将石氏土司有汉族血统作为“石土司也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土司，是篡夺土司政权的汉人”的依据，严重篡改歪曲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的历史，并以此为自己违反边疆民族政策的错误行为进行辩解当然是徒劳的。
如果说石氏土司在迅速堀起的过程中有什么严重的失误，那就是除了土司制度带有强迫老百姓每年做一定的白工特权，这是土司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石氏土司过分忠于民族首领作为“朝廷命吏”，“守土有责”的职责在1948年底澜沧出现边疆动乱时表现特别突出。
王松先生在《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中的第二部分“反动派镇压革命，革命武装澜沧提前起义”中说：“1948年底，澜沧最大的地霸、国民党军统特务、思茅边防剿共指挥部黑河以南总指挥石炳麟与澜沧县长阎旭相勾结，要挟付晓楼将回国党组的同志驱逐出境或逮捕，被付晓楼严正拒绝。石炳麟、阎旭于是召开了乡镇长会议，向全县下达总动员令，调集兵力，并密告普洱专员余建勋，请求余建勋及保三团尹集生配合，从思茅、六顺通过雅口转攻谦糯；令其石家兵从西南攻打谦糯，对谦糯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妄图镇压革命。”对这一情况，石炳铭先生说：石家的确曾向阎旭县长和普洱专员余建勋报告过付晓楼、李晓村与从泰国回来的一些人士在澜沧准备闹民主的情况，要求把这十多个从泰国回来的人士驱逐出境，同时要求注意付晓楼、李晓村的活动。但是由于阎旭县长信任付晓楼，并委任付晓楼担任县民众自卫队的副大队长，对石家的进言不但不听，而且说要是有人造反，思普专区有二千多保安团，团长是他的侄儿子，出了事就会立即派兵来。并警告石土司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澜沧民众的身家性命又要石家负责。按当时的政府制度，澜沧实行土流兼治，土司要服从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县长的管理。由于澜沧的阎旭县长不理采纳石家的建议，石家就只好遵守阎旭县长的训示。石炳麟担任思茅边防剿共指挥部黑河以南总指挥，只不过是一个空头衔，没有流官县长的认可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什么“石炳麟与澜沧县长阎旭相勾结……向全县下达总动员令，调集兵力。并密告普洱专员余建勋，请求余建勋及保三团尹集生配合，从思茅、六顺通过雅口转攻谦糯；令其石家兵从西南攻打谦糯，对谦糯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妄图镇压革命”等等耸人听闻之说，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
舒林森在《澜沧反蒋反霸革命战斗的最先胜利战斗》（P106～P107～P108）一文中说：“1948年9月初，归国华侨党组从国外进入澜沧，与正在寻找党领导的革命进步民主人士付晓楼同志取得了联系……。组成了反蒋反霸的革命武装部队，于是革命的风浪就以风起云涌之势往前挺进，祖国边疆澜沧的革命战斗终于就黄、石械斗而暴发了……。”
“在年初（48年）以县参议会副议长付晓楼同志为中心的巧妙地把旧县长阎旭奉命成立的各区、乡防共自卫队的主动权控制在手的秘密会议上已作了人事和组织上的具体布置。这之后以我们西盟区来说已集结了近六十条步枪、三挺机枪成立了西盟自卫中队，我大哥舒金荣是 区长兼自卫队长，袁雪松同志是助理员，全区能控制的武装力量我们都已基本控制在手，得到消息后，我们进一步把尽可能集中的人枪都集中了起来以应事态的发展。其间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石、黄双方都停留在彼此戒严和对峙中，石家在拼命纠集实力，而我方也同样为积极进行准备而赢得了更多集结革命力量和布置战斗的时间。”
“12月20日我接到旧县长阎旭从募乃给我的信，要我去募乃，他是石家兄弟刚从县府所在地佛房专程邀请的，石家在利用他身为县长的合法身份搞‘挟天子令诸侯’的阴谋，以便把黑河以南的地区控制起来，而阎旭本人并在‘处心积虑’地进行着所谓的‘调解’以维护他县长的统治权。我到募乃后，阎旭要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东主当面交给黄道能、张鸿兴两人，讲的是希望大家要以所谓的大局为重，地方为重，坐下来谈判和解的话。并要我取得回信给他。这对我们来说是沟通情况十分有利的机会。募乃石家的情况有我方安排在竹塘区自卫中队负责的陈易夫同志提供，内幕我们基本了解，东主方面的情况能亲身去一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可以公开行动的好机会，因当时石家的警戒线不易通过，若以私人身份去东主就要引起石家的怀疑而弄出麻烦。11日我去宿在东主，详细了解到即将进行的反蒋反霸革命斗争行动的布置计划（看到了付晓楼同志给张鸿兴的亲笔信）。这时付晓楼同志正在谦六进行军事行动准备，在北区先解决大山土司石炳忠、石炳富的问题后。就可集中力量挥兵南来，眼前是参议会剿匪的名誉号召，拖延时间并在舆论上先把石家进一步搞臭使其孤立。要我回西盟区后配合有关人员加紧准备，同时给阎旭作了复函，要石炳麟交出匪首兰号目（兰家成）最后解散队伍，放下武器……。因这次的所谓石械斗是县参议会10月份会议中黄道能提出石炳麟的部下兰号目枪劫人民的问题，石炳麟恼羞成怒，派人去刺杀黄道能未遂而引起的。”
同样是教师出生的舒林森先生他也参与了王松、李晓村的地霸武装，但他的文章比起王松、李晓村要诚实得多，舒先生基本勾勒出了王松、李晓村、付晓楼秘谋策划利用黄、石两家的矛盾进行的所谓澜沧反蒋反霸的过程和手段，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了所谓石家勾结“石炳麟与澜沧县长阎旭相勾结……向全县下达总动员令，调集兵力。并密告普洱专员余建勋，请求余建勋及保三团尹集生配合，从思茅、六顺通过雅口转攻谦糯；令其石家兵从西南攻打谦糯，对谦糯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妄图镇压革命”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明了1948年12月20日舒先生接到县长阎旭通知他去募乃石家开会的情况，这次有舒先生参加的石氏兄弟和县长阎旭按舒的说法石家在利用阎旭县长的合法身份搞‘挟天子令诸侯’的阴谋，只不过是阎旭出面调解黄、石两家的矛盾而已。阎旭要舒带亲笔信去当面交给黄道能传达，希望以大局为重，地方为重，坐下来谈判和解。并没什么石炳麟与澜沧县长阎旭相勾结……向全县下达总动员令，调集兵力的情况。而是舒乘此机会到黄道能处了解付晓楼、黄道能他们的行动部署，得知此时付晓楼已经准备军事行活，在北面先解决大山石炳忠、石炳富的问题后在集中兵力南下然后与县参议会剿匪的名誉为号召，拖延时间进一步孤立和搞臭石家。同时，要舒回去，动员人马加紧准备。在了解了情况和接受了任务后，舒又拿了黄道能复阎旭的函，复函中要求石炳麟交出兰家成，解散队伍，放下武器。当然这个复函阎旭和石炳麟都不会同意的。王松、付晓楼、李晓村等就是要继续挑起黄、石两家的矛盾，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为攻击石家找借口。果然，黄道能等利用石家的一个长工拿着一把刺刀到黄道能家东主寨的机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诬陷这个长工是石炳麟派来的刺客，把他枪毙了。
付晓楼利用阎旭县长对他的信任，担任县民众自卫队的副大队长控制了全县的地霸武装，集结武器和人马，按舒先生的说法“全区能控制的武装力量我们都已基本控制在手”。所以，真正搞“挟天子令诸侯”阴谋的人是付晓楼，而不是石炳麟。舒林森的这些真实的叙述把付晓楼、李晓村利用阎旭县长，挑动黄道能攻打石家的过程，大白于天下。
同时，由于民国政府在澜沧实行土流兼治制度，利用县长阎旭来制约石土司家。石土司在地方上的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要经过县长的批准，因此石家虽然拥有武器上和兵力上的优势，虽然也知道了王松、付晓楼、李晓村活动的情况，但阎旭认为付晓楼没有贰心，令石家不要轻举妄动。
石家拥有的战斗人员和精良装备赶得上国民党一个团兵力：土司武装近1000人，配有美造新式各种步枪600多支，各式机枪约30挺，有马克沁轮盘式重机枪3挺，“六零”炮2门。如果不是澜沧实行土流兼职，受限制于流官的管理的制度的话，从守土护民的职责出发，石家要驱逐和逮捕王松先生等十多个从泰国回国的人士简直易如反掌。同时，要镇压付晓楼、李晓村的活动，也有绝对优势。但是，如前所说，没有阎旭县长的认可，石家对王松先生和李晓村、付晓楼根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同时，因与澜沧县议长黄道能是亲家，石家的两个姑娘嫁给了黄家，所以，当李晓村挑拨石家和黄家关系时，石玉清夫人肖二娣和石炳钧、石炳麟亲自登门解释说清问题。但黄道能一心想夺取石家的财富，便与付晓楼、李晓村一起用国民党澜沧县议会正副议长的名议组织全县地霸武装向石家发动了所谓剿匪令。而当时黄道能只有十几人和八、九条枪，只要石家不顾情面，解决黄道能还会成问题吗？据张永安先生《东主里目黄道能》（《澜沧文史资料》，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391号，1989年6月，P192～P193）一文中说：“收割谷子的季节，黄道能经常由东主到猛朗坝看他的收割情况，有一次听说石二（即石炳麟）派吴应祥带着四、五个人在班登坡埋伏，要抓黄道能等语，因此黄道能就不敢下猛朗坝了。数日后，石炳麟母亲来会黄道能，石母说：‘现在澜沧形势很乱，你我是儿女亲家，又是隔壁邻居，应当要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乱。’黄回答：‘哼！说得好听，既然这样，为什么石二还要派吴应祥抓我？’石母说：‘没有此事，纯系谣言，请亲家不要听。’黄道能还是半信半疑。又隔几日，石炳麟亲自来见黄道能，特意说明没有派吴应祥来抓他的事，完全的谣言，请不要听。黄道能将上述发生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付晓楼，并要府晓楼支持他与石炳麟对抗。付回信全力支持，随后派了一个五十多人配备良好的武装，由邱绍周领到东主，驻守在先锋营高地。”
“黄道能同石炳麟持枪对抗，形势日越严重，12月中，又寄信给付晓楼增援他与石炳麟对抗到底。信送到谦六后，回国党组与付晓楼研究，并得到云南解放同盟景澜六军政委员会的同意，利用黄、石矛盾，首先在澜沧发动武装起义，并派卓孟晋同志回澜沧领导，澜沧县以参议会的名义，在东主成立了剿匪指挥部。黄道能任总指挥，付晓楼任副总指挥，调集了上允、孟连、酒井、谦六的常备自卫队和各乡的民兵包围了募乃，于1949年1月28日向募乃发动总攻，结果是石炳麟溃败逃往缅甸。”
正因为石家顾情面，讲仁义，没动手，才使王松先生与付晓楼、李晓村、黄道能一伙得逞。付晓楼在其《1949年澜沧人民武装起义的始 末（注）/节录》一文中说道：“22日（1949年1月），我由谦糯率队赶到东主，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由我和黄道能同任总指挥（因这时不便公开我们的目标，仍用参方会名义发‘剿匪’通告，而黄是参议会长，所以用他名义迷惑各方，让外界都认为这是黄、石的冲突，而持观望态度。当时是起到了这个作用的，但后来，也使黄有乘机抢掳财物的机会和借口，使人民遭受损失）。”（《中共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党史资料丛书》第一辑，《澜沧江两岸的峰火》，付晓楼《1949年澜沧人民武装起义的始末》P187））付晓楼的这段自白，不就是自己搞阴谋的自供状吗？在此之前，付晓楼还说：“这时恰遇二纵队（指付晓楼等的另一支队伍）围攻墨江，保三团一部已赶往墨江增援，一部固守宁 洱，不敢出动。各乡镇武装都被我们掌握，他们无法调集，有的把密令送给我们，因而他们的阴谋破产了。”付晓楼的这段话，一语道破了天机。正是这样，王松先生与付晓楼、李晓村们才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于1949年1月10日发出了通知：“限于20日前到达募乃附近指定地点待命，并命各乡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支持前线。又命谦糯常备队和大山自卫队于14日围歼大山石炳富，务需迅速消灭，在20日赶到东主，进 攻募乃。”（同前书，P193）。
王松先生与付晓楼、李晓村等人打垮了大山土司石炳富后，又进攻佛房的县政府，县长阎旭才狼狈的带着一个勤务兵连夜逃往募乃石家告急，请求帮助，商量对策。决定由石炳麟坚守募乃土司衙门，由阎旭和石炳钧带一队人马经木嘎到双江上昆明将澜沧发生的实情报告省政府。
以上事实证明，王松先生与付晓楼、李晓村等人精心编造这些谎言，只不过是给自己利用阎旭县长对付晓楼的信任，掌握了澜沧全县的地霸武装。然后挑拨黄、石两家的矛盾，制造假像，乘保三团不能出动的机会，借国民党澜沧县议会的名义发布剿匪令，这才是他们秘谋策划，攻打石土司真相。
王松先生在《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中的第三部份《击溃石炳麟匪部澜沧全境获得解决》说：“募乃战斗结束后，部队（指王松、李晓村的部队）乘胜追击至双江将肖二娣（石玉清夫人）、石炳钧一家俘获，伪县长阎旭自杀，后将石氏一家释放。”
关于这一事件，除阎旭因事前不听石家的建议，事后感到失职罪大在双江自杀属实外，其中王松先生组织俘获了肖二娣和石炳钧一家后将石氏一家释放之说纯属王松先生编造的谎言。石炳铭先生说：当时石炳钧和阎旭到了木嘎白佩衡处，石炳钧派人把阎旭送到双江后，其队伍便遭受王松、李晓村带领地霸武装追击，抢劫了石炳钧二千两黄金，五万元袁大头、四万元半开、一万两大烟。石炳钧逃到双江与阎旭汇合向缅宁的专员罗展汇报情况，罗展限阎旭十天内收复澜沧，阎旭自觉失职并无力完成任务，就开抢自杀了。随后石炳钧辗转到中缅边界的麻傈坝经缅甸富板转到滇西，沿滇缅公路到了昆明向省主席卢汉报告澜沧情况。而肖二娣并没有和石炳钧同路，肖二娣与石炳麟在一起，在募乃失守后，多次组织队伍进行反攻，1950年2月石炳麟再次组织队伍从缅甸经西双版纳打回澜沧，在惠明击溃了刘亚南的部队，从酒房回到募乃与肖二娣汇合进攻田坝。失败后，从中课、班庆转移，途中李晓村收买岩腔、岩顶伏击石炳麟、肖二娣的队伍，迫使300人缴械投降而遭佤族砍头。石炳麟、肖二娣继续领着600多人进行顽强抵抗，石炳麟身边仅剩下了20多个人，只身逃往缅甸。最后肖二娣带领 100多人投降了保安九团（卢汉的起义队伍），王松、付晓楼等要抢毙肖二娣，被省人民政府及时下令制止，送往昆明保护。其余的家属留在澜沧东躲西藏。李晓村等人的部队曾在募乃敲锣喊话，要群众将石家的男孩交出来准备斩草除根……
1951年4月付晓楼、李晓村、黄道能等在解放大军到澜沧镇反清算后，11月份石氏家属被省政府派解放军接往昆明与肖二娣、石炳钧团聚。石家到昆明后，受到时任省政府副省长的张冲多次接见。1952年3月，省政府委派石炳钧出国去争取石炳麟回国。
中央解放大军和省政府对石家的态度和随后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特殊性，没有采取内地土改中打倒地主没收财产的政策和办法，而是通过民主协商，保留财产、和平过度的方式解决，对土司本人进行适当的安置，对家属子女和部份随行人员进行照顾。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对王松、付晓楼、李晓村等人用汉族地霸打倒澜沧石土司、扰乱边疆、破坏民族团结的所谓《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自我标榜的否定。

八、土司与边界问题

王松先生在《募乃战斗打响澜沧解放第一枪》中对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的否定，和歌颂当年王松先生纠集国民党官僚的地霸武装在边疆攻打少数民族土司，破坏民族团结造成边境动乱的行为，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和共产党长期执行的边疆民族政策的倒行逆施，而且还造成了云南边境和境外跨境民族地区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溃逃到中缅南段未定界的国军残部2000多人，与被王松、付晓楼、李晓村等地霸武装打垮逃到该地区的土司武装，结合起来在台湾和美国的支持下，形成了几万人的队伍反攻云南，牵制了十万解放大军的正规部队赴朝参战。随后，这些国民党残军和土司武装一直在中缅南段未定界活动。寻找时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策划和接应大量边民外逃，影响了云南边疆的稳定和建设。为了最后解决问题，中央不得不把中缅南段未定界的卡佤山划给了缅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划给缅甸的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卡佤山，正是当年石炳麟向邱清泉将军汇报的卡佤边区垦殖计划约二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的史地学家方国瑜先生曾在其著作《滇缅南段未定界管见》中沉重的回顾了滇缅南段未定界的由来，指出历史上此段边界在阿佤山地区因社会形态长期落后，由土长统治，不设郡县为封建统治羁縻地区。阿佤山全境为中国领土，与缅甸则以潞江天堑分界（怒江下游，笔者注）。至英国1885年占领缅甸后，中英交涉滇缅界务，由于清朝的软弱。公元1894年3月议定《滇缅界务条款》将阿佤山地区的大部分划归英属，失地千里。公元1897年英国又乘中日甲午战争借口修改条款，又割去瑞丽江以南及麻栗坝等地，以此为凭划定滇缅分界线。公元1898 年10月至公元1899年3月，中英又对阿佤山区一段会勘。因条约规定与地理实地不符，双方提出分界线，争议未决，而交涉中辍，成为悬案，即所谓滇缅南段未定界。（《方国瑜文集·滇缅南段未定界管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7.P439—440）
方国瑜先生参加了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的边界勘测工作的一半部份，1936年4月从募乃石玉清土司属地回来。方先生虽未全程参加，但对修改条约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详细地指出了边界勘测中，地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特别指出：“自来以卡佤山为恐怖区域，而此段界线问题即在卡佤山境，在过去记录关于此段者甚少。问题发生以后，中英双方未曾得最可靠之报告，仅此浅薄之知识议定条约，无怪乎约文、约图与所存在之事实不能相合也。中英双方在当日对于边地情形未有充分之明了，故所订条约铸成大错，于此尚欲提出较为严重之问题。”（同前，P447）。
随后方国瑜先生提出了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的办法：“条约与历史政治关系讨论滇缅界务，不能不回忆1885年英国占领数百年来为中国藩属之缅甸直至1894年订立《中英滇缅条约》期间，中英两之交涉至如何程度。中国西南边疆设置土司各为独立区域者，直属于中央政府，缅甸为其中之一部。与缅甸接近者，则有孟养、木邦、孟艮诸部。缅甸地名不能包有孟养、木邦、孟艮诸部，此在中国文献所记录最为明白。自缅甸为英兵所败，中英政府于1886年订约，其第二条‘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是中国所承认让与英国者仅缅甸区域，而缅甸以外之孟养、木邦、孟艮未在内……。以萨尔温江西与木邦为界之卡瓦山境，乃卡瓦民族之若干独立部落之总名，自来未曾背叛中国，更未尝进贡于缅甸，惟其境万山盘错，地瘠民贫，中国政府仅以羁縻政策，未加切实治理，然中国之领土所有权则绝不容否认，何以商订条约时割裂此区域？此为最不可解者。此次勘界委员会经过卡瓦山境，边界各部土民携印恳求归中国，亦足以证明卡瓦族心目中未曾忘其自身为中国国民也。”（同前，P448—P449）方先生悍卫阿佤山的见解，因二战暴发未能实现。抗战胜利后，澜沧募乃土司石炳钧之弟石炳麟向邱清泉将军提出的阿佤山殖边计划就是在英国人之前占领这一段有争议的阿佤山地区。石炳麟的阿佤山殖边计划也因民国中央和云南省政府之间出现的矛盾和执行过程中与佤族发生冲突，未能实现。后来，王松、付晓楼、李晓村等人占领了募乃，打垮了石氏土司，把石炳麟撵到了阿佤山。最后中共中央政府为了解决阿佤山国民党残军和流亡土司的威胁，只得咽下这杯由王松、付晓楼、李晓村酿成的苦酒。在1960年的中缅勘界中，把阿佤山划给了缅甸，方国瑜先生对此一直持不认同态度。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缅甸政府军合围阿佤山的国民党军残部和土司武装，把他们逼迫到了泰国北部。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划给缅甸的卡佤山又成为境外金三角毒品鸦片的主要种植地区，危害中国和东南亚及世界长达半个多世纪。
人一生的命运中会出现很多巧合，就在石安达先生离开家乡澜沧募乃近50年后，云南省社科院的刘达成教授邀请当时在云南省图书馆工作的石安达参加云南跨境民族课题组到缅甸佤族地区搞调研工作，开初他想起童年时经历过佤族猎头血腥场面，不想去，但后来又想到缅甸佤族地区的毒品对中国的危害时，他还是同意去了。因为在此之前，20世纪80年初，他曾到过缅甸共产党武装控制下的缅甸佤族地区探亲 （石的一个兄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下乡知青在云南西部边境锻炼，后来参加了缅共），那时缅共械备森严，神秘莫测，原来一切经济来源包括武器到粮食、衣服到生活用品都靠外国供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在国外减少援助后，缅共为了坚持武装斗争，只好恢复种植鸦片筹集军费维持生存。
20世纪90年代初，缅共的佤族部队脱离缅共导致缅共武装解体后，他又再次到缅甸佤族地区探亲。此时佤族已成立了自治政府，管理上比较开放，他见到了自治政府和佤族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人鲍有祥，鲍有祥坦诚的谈到了毒品问题、贫困问题和禁毒计划，石安达先生在当时就萌发了对缅甸佤族地区的毒品问题的一些思考。当真正要成为一个课题研究时，他就以一个学者负责的态度对佤族地区的毒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提出毒品问题是缅甸政治、经济、民族问题在边疆的综合反映，是历史遗留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政治、经济的发展，解决民族问题，最后才能解决毒品问题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缅共解体后，缅甸军政府与佤族民族武装实现了民族和解，为解决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铺平了道路。中国云南边境地区通过与缅甸佤族自治政府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禁毒是可行的。但石安达先生的这种观点却受到云南省禁毒局个别领导的质疑，该领导认为境外佤族种毒、制毒、贩毒危害中国是敌对势力，不存在合作禁毒的问题，说他是站在毒枭的立场讲话，是在为毒枭涂脂抹粉。后来石安达又去调查了云南西双版纳猛海县境外的另一个从缅共脱离的地方民族自治政府，发现那里经过5年的努力在缅甸政府的支持下和在中国猛海县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粮食自给，旅游和采矿业的发展解决了经济问题，该地区实现了毒品禁种。由此，他认为他对缅甸佤族地区的考察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佤族地区经济太落后，实现禁种的困难会更多一些，时间会更长一些。但佤族地区占金三角毒品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产量二分之一。在佤族地区实现禁种的意义更重要。后来他又连续对缅甸佤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的考察，特别是从1998年后缅甸佤族地区的禁毒进入了真正实施的阶段，鲍有祥提出在2005年实现禁种毒品的目标后，石安达目睹了缅甸佤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变化。他写了一系列的跟踪报导反映这个昔日亚洲最后的猎头民族的崛起的曲折过程。虽然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佤族部队在缅甸军政府的支持下摧毁了金三角第二代世界鸦片毒枭坤萨武装贩毒集团后，美国等一些国家指控佤族自治政府鲍有祥等人为金三角第三代鸦片毒枭，一时间缅甸佤族地区的禁毒前景扑朔迷离。但石安达相信缅甸佤族地区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定会实现。石安达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主要是有了正确的观察民族问题的方法，在考察中他看到缅甸佤族地区成立10年来所取提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比缅共时期一切依赖外国援助，搞武装斗争20年的成果要明显的快得多好得多。而反对他的观点的个别官员只不过是仍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上去看国外的毒品问题。他说：缅共的武装斗争问题与中国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为纲搞世界革命有关系，缅共武装解体问题也与中国邓小平时代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睦邻外交有关系。缅共佤族部队的领导人鲍有祥原来是中缅南段未定界中极少数倾向中国大陆的佤族头人的儿子，他父亲1957年还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由于他家亲中国大陆共产党，受到境外亲台湾国民党佤族势力的压力，他一家不得不跑到西盟躲藏，他也是那时在西盟上了小学三年级。后来中缅划界，他家乡划入了缅甸，才成了缅甸人。他参加缅共后，打了10多年的战，看到自己的同胞死伤很多，经济落后的面貌没有改变，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使云南边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曾对石安达在一次缅共中央开会时，他发言说如果缅甸的革命没有中国的帮助就不会成功。他就受到了批判，因此他就想脱离缅共。脱离缅共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民族自治政府。石安达说缅甸边境佤族民族自治有点像过去中缅边境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即有高度的自治权，真正的做到“守土护民”的权力，土地、森林、矿藏的经营开发权基本属于地方政府，同时，拥有自己的民族武装。缅甸中央政府也一改过去一味取消土司制度和民族联邦的自治权的作法，而采取了羁縻政策，只要佤族地方政府不脱离缅甸国家的版图，就放手搞自治，甚至同意不派政府的军队进驻民族自治地方。对此缅甸佤族朋友半开玩地说他们的一国两制比中国对香港的一国两制还要宽松得多。当然缅甸佤族地方的民族自治除受封建土司制度的影响外，还受缅共一些有利的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影响，也受一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总之，缅甸的佤族地区是石安达开展跨境民族研究的一片沃土，他在实践的面前早就不知不觉的放弃了童年时代对佤族的仇恨。他说这主要是有了正确的民族观，佤族过去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猎头的野蛮习俗和反复无常的民族性格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形成民族时代，血缘组成的氏族同姓相扶又互相抗争，这样的生存环境经常发生杀掳，所以善变和多凝和反复无常，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族特征。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这一发展阶段，只不过是其它民族前进了，而佤族长期滞留在那个阶段，就显得特别的野蛮和落后。但如果政治环境许可，这个落后野蛮的民族也会有其它那些前进民族所不具备的原始人类顽强的生存能力，喷薄欲出，在发展上创造出惊人的业绩。正是由于有这种认识，所以，石安达始终不改变对缅甸佤族发展前景乐观的看法。果然，2005年，缅甸佤族地区就向世界宣布实现了罂粟禁种的目标。联合国也在2006年多次公布缅甸的毒品呈下降的趋势，鸦片海洛因的产量从原来占40% 左右，到目前只占10%左右。2007年云南省商务厅发表消息，国家禁毒委通报了来自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所公布的资料，“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下降到30年来最低点。而美国打败阿富汗的塔利班后建立了民主政权，鸦片海洛因的产量反而上升为世界产量的 90%。
石安达感慨地说：“他的一生在童年和中年都与阿瓦山的佤族联系在一起，童年时王松等人自称共产党、革命者，由于没有正确的民族观，在云南边疆制造动乱，自毁籓篱，导致了把中缅未定界的瓦山二万平方公里划给了缅甸，形成危害中国和世界的毒品基地。而中年时参与探讨解决境外佤族地区毒品危害问题中，云南省禁毒局的个别领导人仍然以阶级为纲的观点，没有用正确的民族观看待境外毒品问题，不相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合作与和平发展，可以解决毒品问题。他们与美国信奉暴力和所谓的民主解决毒品问题的观点相似，这是十分可悲的。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云南省禁毒局个别领导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和一些作法并不能阻碍中央高层对缅甸境外开展和平发展合作禁毒的正确的决策和步伐，现由国家商务部和省商务厅牵头执行云南与境外金三角合作禁毒发展替代经济的工作，避免了再出现当年王松等人破坏民族政策，扰乱边疆，造成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后果。”

结束语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经济的持久高速发展，迎来了中华复兴的再次循环。同时，已进入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突发时期。在西部大开发中云南的边疆问题和政策问题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石安达谈石氏土司的兴衰给人们的启示，连想到满清王朝在复兴中国经济文化走向康乾盛世之初，隐藏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云南边疆，大批内地的移民进来后，一方面虽然推动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威胁到少数民族的生存。尤其是强行推动改土归流引起社会动乱，影响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成为清朝从康干盛世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石先生说，虽然土司制度已经早已在1956年宣布结束，但土司制度的民族自治的形式仍然与现行的民族政策有某种特定的承传关系。当然，在方式和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是民族自治的精神却始终是一致的。现在中国的土司制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体上仍停留在中央王朝和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和首领的羁縻之治和改土归流的得失方面，缺少从各少数民族群体和首领对本身自治的要求，对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土司制度对保护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贡献方面的探讨。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由于边疆地区情况特殊，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东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大量内地的资金、技术、人才涌进来后，少数民族往往处于劣势，原有的资源优势、环境优势、特殊的民俗文化优势，这些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最后防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迅速崩溃，少数民族迅速的贫困化，民族文化迅速的消失。而现实的民族自治实际上已失去了“守土护民”的作用，成为“土流兼治”下的民族自治---即大多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州、市、县基本上是省级派出的党的书记做一把手，民族干部任二把手。此外，自治地方的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森林资源、水利资源基本属于国有，而不是地方所有。所以，现实的民族自治比起历史上的土司制度高度政治自治权、资源权自治权要小得多，民族区域自治并不能有效的保护少数民族。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虽然是云南独有的16个少数民族中，曾是历史最为悠久，农耕经济文化最为独特，人口较多的云南南部最大的傣族一个自治州。近年来由于外地的资金、技术、人才大量的涌进向傣族农民租地发展香蕉种植园，开初每亩每年以500元出租，后来发展到每亩一年800元，2006年末已突破1000元/亩。表面上傣族农民获得了比种水稻较高的经济利益，但实际上外来的种植主种香蕉的纯收入将近4000元/亩，就是说傣族农民虽有承包的土地和亚热带的自然环境，但是由于个体农户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经营管理人才、没有市场。所以只能成为土地利益的转让者和打工者，与种植园主的收入差距每亩3～4倍，而总体的种植园连片的收益就差了近一百倍（一个种植园主往往一个乡、一个镇转包傣族农民的成千上万亩土地，形成规模化经营，一个种植园主转包一百亩土地种植香蕉，年纯收入为40万元，转包一千亩土地种植香蕉，年纯收入为400万元，与一个傣族农民的收入相差就近百倍了）。但自治州的党政领导听之任之，并没有认真的分析研究傣族农户这种土地转让存在的利弊，只看到表面上农民收益比种粮的较高。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收入的差距和这种差距存在带来的社会危机。大量的傣族农民变相丧失承包的土地后，变为不种植农产品的游民，终断了传统的农耕文化相联系的特殊的民族文化习俗的传承，一些青少年无所事是，迷醉于赌博、吸毒，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更没有想到把农民承包的土地和自然优势作为一种资本与外来的这些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结合起来，组织成为一个香蕉专业合作社，让傣族农民在不丧失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以一个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劳动和分配获得更高的利益，同时培养积累傣族农民的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缩小双方收入的差距，达到双赢的目的。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唯一的拉祜族澜沧自治县也存在。在省里的领导和林管部门的干预下，为了特殊的利益，用行政权力向一个国外财团以极低的价格卖断了澜沧10多万亩国有森林的50年的经营权用来发展造纸业，强迫基层贯彻执行，谁不执行就撤谁的职，引起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不满。这种与特殊利益结合的市场经济损害少数民族的生存利益现象，在云南边疆很多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不流血的改土归流。这是目前边疆问题和民族政策出现一系列危机的深层根源。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重视云南边疆问题和民族政策上种种不和谐现象，就无法实现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边疆问题和民族政策将伴随中国大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还要走很长的路。石先生曾建议召开一个有关中国云南土司问题的研讨会，通过历史上的土司的民族自治对现在的边疆问题和民族政策进行对比研究，居安思危，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边疆动乱和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 考 书 目
1. 《拉祜族史》政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2. 《方国瑜文集》方国瑜着，林超民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3. 《中国土司制度》龚荫着，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
4. 《澜沧文史资料》澜沧县政协编，云南省新闻出版局，1985年。
5. 《澜沧江两岸的烽火》中共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委党史征研室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云南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1963年。
7. 《边城旧事》邱子静着，台湾名山出版社，1982年。
8. 《拉祜县长》存文学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9.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募乃老寨的变迁与发展》肖洪钧撰写，1997年。
10. 《石氏宗亲谱》1995年。
11. 《澜沧县石姓家谱世次雁行》编修，石安玲主稿，石炳铭增订，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