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漫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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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顶尖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者，杨奎松备受海外内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近日，《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此套作品囊括了杨奎松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四本经典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
　　
　　这4卷本的写作跨度虽长，但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革命。此次，杨奎松对旧作精心校订，并撰写新序，从不同的侧重点切入，由宏观到细节，勾勒出“革命”这个席卷了20世纪中国并影响至今的重要历史进程。
　　
　　谈中国革命：外因起决定性作用
　　信息时报：这4卷本之前都独立出版过，但这次用了“革命”这个大题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意识到“革命”对现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
　　
　　杨奎松：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重大影响。只不过，当我大学毕业后，开始有计划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反思、在检讨了，想弄清楚它的具体经过，为何会发生，又为何会走上这条路径，而不是在考虑革命的影响问题了。
　　
　　信息时报：这4本书的写作相隔时间很长，其间您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奎松：第一本书回答不了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发展的问题，第二本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即着眼于中共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但视角是从国际环境，特别是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着手的，意在考察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及苏联对中共革命影响的总体情况。
　　
　　第三本书《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进一步，讨论中共革命过程中是如何把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因为这是回答中共革命为何成功，以及它如何使外国理论适应中国实际的一个重要问题。第四本书《西安事变新探》具体研究导致国共两党命运转折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表面上这是研究西安事变，实际上是研究中共如何会从几近毁灭突然重获生机，走向复苏的过程。这一奇迹的发生，是莫斯科出于自身利益随机进行政策调整的一个非常意外的结果。可以看出，我是在有计划地一步步地研究推进和深化过程中，才逐渐加深了对中共革命历史的了解和理解。研究之初，很多看法包括很多重要史实，并未发现或形成。
　　
　　信息时报：从这个脉络能看出，您非常重视国际关系对中国革命的作用，这是否决定性的？
　　
　　杨奎松：决定性这个词要看你怎么用，用在什么问题上，什么时间段上。我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的序里讲得很清楚，当两个鸡蛋都有孵出小鸡的条件时，离外部热源的远近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离热源近的，很容易孵出小鸡；离热源远的，就很难孵。就此而言，外因当然就是决定性的了。苏俄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即应如此看。
　　
　　信息时报：那么您现在是如何理解革命的，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杨奎松：这个问题只能概括言之。第一，由于内外种种因素的作用，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无论国民党革命，还是共产党革命，革命的基本理念乃至于理想追求，都受到了西方社会革命思想的重大影响；第三，共产革命是建立在国民革命基础之上的，没有国民革命，就没有共产革命；第四，中共革命的最大特色，是实现了国民党革命所未能成就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社会整合。
　　
　　信息时报：您是否认同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告别革命”？
　　
　　杨奎松：我认为近现代的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告别革命”更多的只是表明我们后人的一种愿望，历史本身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条件。当然，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希望中国再发生革命，从这个意义上希望中国从此能够告别革命，我赞同。
　　
　　谈国民党溃败：输在蒋介石错误决策
　　信息时报：但您也强调把国民党党部和其行政机构分开，我也感到，国民政府更像技术官僚机构，意识形态较淡（如政学系），而党部中不乏激进者。为什么？
　　
　　杨奎松：关键在国民党原本是个革命党，1924年改组后变得更加激进，党员中很多人在政治主张上接近于共产党。国共破裂后，国民党地方组织一度仍十分活跃，革命口号铺天盖地，保持着广州时期的特色。但是，南京中央政府建立起来后，蒋越来越多地倚重军人和行政官员，为使中央政府与国际接轨，包括为确保政府的现代化水准，蒋除了全盘接受北京政府的外交班底外，还逐渐引进了大批政治、经济、技术专家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高官。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政府的专业性质，党部在这方面不仅起不到作用，而且还会因为其革命处处与这些行政官僚作对，结果亦可想而知。
　　
　　信息时报：其实蒋也重视党的组织和结构，对国民党进行过多次改造。但它的组织、动员能力始终很低下，这和派系斗争有多大关系？
　　
　　杨奎松：国民党的组织从来都是松散的，从孙中山时代就如此。1924年在苏联帮助下改组后，中共加入进去，情况有所改变，但国共闹翻后，国民党逐渐又回到过去的状态。蒋介石取得统治地位，靠的是军队；他维持军队地位和补给，靠的是政府，党的组织在蒋的领导下实际上成了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工具，在党政军三方面地位最低，权力最小。在军权、政权掌控着各种资源的情况下，党成不了权力中心，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力自然也日渐低落。这和派系斗争没有多大关系。
　　
　　信息时报：国民政府为何在抗战后迅速溃败，您现在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吗？
　　
　　杨奎松：很多原因，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蒋介石的决策错误是关键。蒋错估形势，误以为中共不是对手，且急于乘战后可以有几十个美式装备师的军事优势，一举统一全国，彻底清除中共的威胁。他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决策也极端错误，把本来已经承认物质和道德援助全给国民政府的苏联，推到了中共一边去。再加上国民党军队自身派系林立，在内战外战打了十几年之后，国家经济财政和社会心理已经承受不起的情况下，蒋竟一意孤行诉诸战争，结果不仅经济崩溃，而且使地方军队与中央军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的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谈党史研究：一定要会讲故事
　　信息时报：您1982年大学毕业后做中共党史研究，到今天恰好30年。该领域有了哪些变化？
　　
　　杨奎松：我说过，我们研究的这些历史距离今天太近，因此受政治影响甚至阻碍是不可避免的。但经验也告诉我们，随着时间不断后移，距离远些的历史研究起来的空间就会大许多。这是就发文章、出书而言。另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档案。我们的档案法规定，档案开放需要30年，过了30年的档案才有开放的可能。但同时，档案主管单位还有许多不开放档案的类别限制，这些限制使即使到了开放档案的时间，许多档案也还是不开放。现当代历史研究目前最大的困难还在档案的开放程度。因为档案开放有限，因此，研究者有很多问题研究不了。
　　
　　信息时报：但您总能在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如何搜集的？
　　
　　杨奎松：早年是靠在中央党校工作时可以读到很多在外单位工作读不到的档案史料，后来主要是靠扩大研究范围，到海外去查档找档。这些年主要是往地方上去。研究历史的人，最主要的功夫就是发掘史料，因此，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应该是所有新出版的历史研究论文或研究著作的特色，不应该只是我的特色。
　　
　　信息时报：您十分注重运用第一手史料，当然，您的书背后也是有大观念的，只不过很少直接表达。那么抽象的观念和理论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占什么样的位置，学者该如何运用？
　　
　　杨奎松：还原历史的基本条件在于掌握到足够充分的史料。我们总说，历史研究就像拼图，你的资料欠缺太多，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图画就拼不出来。当然，还原历史只是大致上的近似而已，我们不可能把历史的所有方面、所有细节、所有过程，统统还原出来。那样的历史，读者也不要看，太过繁琐，漫无头绪。因此，理论、观念的运用是必须的。只有当一个历史学者很好地运用了理论思维的时候，他才能够成功处理浩繁的史料，把它们中最精华的片断摘编出来，依照一定的研究目的把他想要展示的特定的历史画面展示出来。
　　
　　但我不赞成抽象地搬用西方抽象的理论概念，尤其硬译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专业词汇，来组织自己的文章。我的意见，写中国的历史，一定要深入浅出，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中国读者一目了然。作者个人的观点，最好不要写出来，以免过度影响读者读史后的自我分析判断。
　　
　　信息时报：但故事讲得好的作者未必尊重历史事实，您曾撰文批评叶永烈、金一南等人，但他们的书依然卖得很好。你是否感到某种悲哀？
　　
　　杨奎松：没什么好悲哀的。《三国演义》从来都比《三国志》卖得好，这是必然的。但真正读史的人不会把《三国演义》当成历史书来读，这也是一个常识。我去批评他们，也是有特定的原因的。
　　
　　信息时报：以后会对旧作做修改吗，会着重于哪些方面？
　　
　　杨奎松：任何学术性研究，都有一个需要随时间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历史研究尤其需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历史研究借助的是史料，史料的发现，特别是历史档案的开放，是有很强的时间性的。只要有新的史料发现，我们就希望能够对旧作进行补充或修订。只是，这样做的可能性甚小。因为没有哪家出版社会愿意总出旧书的修订版，而读者也不希望一版一版地跟着买旧书。因此，修订过的书通常不会再做大幅修订了。没有修订过的书有时间、有条件时，或许还会修订。
　　
　　（刊于2012年8月19日《信息时报·悦读纪》，本人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