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的地下党生涯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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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每次去医院看他，都让我想起“风蚀残年”的成语。他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神智也越来越不清醒。开始时我还能陪着他沿着医院的走廊慢慢行走，后来就只能坐上轮椅由人推行。我在想父亲的一生，从小给我的印象就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忍辱负重，沿着党的路线亦步亦趋。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是在“文革”中，我在街上偶遇父亲，喊着“爸爸”上去招呼，竟把他吓得惊慌失措。那一刻的情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而在当时却让我有些瞧不上他，甚至怀疑他是否真如红卫兵所说那样是一个叛徒。

　　有一次我告诉父亲最近去了一趟李庄，父亲说他年轻时也去过。李庄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小镇，现属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在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及其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等一大批学术科研机构迁来此地，汇聚了如傅斯年、李济、梁思成一大批蜚声中外的学者专家。父亲去那儿干什么？我问父亲，父亲回答说他是去耍。

　　我也把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父亲，我说我最近被一帮人围困了36小时。当时我正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在交房的时候业主中有部分警察和公务员以小区未建他们想象中的大门、广场没有封闭围合等作为借口，竟把我围困在一个会议室中，还提出天价赔偿要求。当然他们并没有得逞，反而与我签订了一个对其十分不利的会谈纪要。后来，带头的那个警察竟然装出很傻很天真的样子对我说，签订纪要的时候他已经36个小时没有睡觉，所以对其不利之处毫无察觉。

　　父亲听后只是笑了一笑，说他当年被一万多工人围困了三天三夜，你这个根本不算什么。他说的是在1950年的夏天，重庆天府煤矿公司工人举行总罢工。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后，这些工人真的以为自己已经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纷纷提出各种经济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补发工资、反对裁员和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这几条。公司管理层不知所措，无法解决，只有逃避城里，把矛盾推给当时新成立的中共政权。

　　位于北碚后峰岸的天府煤矿是重庆最大的煤矿，当时有工人6600人，加上家属近两万余人，供应整个重庆市面上一半以上的煤炭需求，它的罢工停产将对重庆的工业生产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经济运行乃至于一般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各大生产企业、发电厂和交通航运企业大都依靠天府煤矿供煤，乃至于一般家庭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天府的煤炭。根据当时的统计，天府煤矿供应的煤炭在电力企业中占到了60％，在交通航运和纺织行业中占到了80％，在兵工企业中占55％，在化工行业中占25％，在一般民用燃料市场中占到了55％。没有天府供煤，整个城市经济将要停摆，电力中断，交通瘫痪。除此之外，人们甚至无法生活。当时每个家庭每天早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揭开煤炉升火烧水煮饭，没有煤那就不用吃饭了。

　　新政权当然知道此事的利害关系，紧急派出父亲去北碚矿上处置此事，平息工潮。那时他还担任着煤矿公司营运处经理职务。新政权刚一成立，立即出任天府煤矿职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还被调入中共西南局统战部参与“肃反”，具体工作是负责工商界人士的甄别工作。在1950年3月，党提名胡子昂筹备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又派出父亲分管工商联的组织人事工作，由他任命工商联及所属公会的各级职务。那时他身兼多职，公务繁忙，颇显重用，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城里上班。

　　他们就派你一个人去吗，那些人在干什么呢？我问父亲。父亲说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李震的，是一个将军，后来参加过朝鲜战争。

　　李震？我马上想起，1975年我上山下乡，在农村收听“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公安部长李震被神秘暗杀，那真让我惊骇不巳，至今难忘。[1]此案后来又被定性为“自杀”，但他似乎并没有非要自杀不可的强烈动机啊。

　　李震当时任中共军队第12军副政委兼重庆警备司令部第1副政委，在1950年5月10日被任命为党办的重庆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后来参加韩战被授予少将军衔。平息工潮，作为总工会负责人，他自然应该首当其冲。父亲与他一道乘车去天府煤矿，车到后峰岩矿上刚一停下，就见眼前人山人海。罢工工人们知道是干部来了，一下子涌了上来。他们并不认识李震，只认识父亲。认定他能够做主，围住他怒气冲冲要讨一个说法。

　　煤矿工人是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根据共产党的教义，他们立场坚定、斗争顽强，革命彻底，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强大力量。仅仅是在一年前的1949年1月，他们就在矿上地下党组织的鼓动之下，发起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全矿总罢工，包围了名叫“作孚楼”的煤矿办公大楼，将矿长张中震围困了三天两夜。由于总公司拒不让步，张中震被工人扣作人质，不得脱身，无奈之下打电话叫公司要么拿钱来；要么抬棺材来。父亲与矿上地下党并无组织关系，但明显知道是他们在暗中组织，所以积极劝说公司总经理黄志烜接受工人要求，同意增加工资300％和发一个月的红息，工人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工资增涨300％，这是任何企业都无法承担的成本增长，但具有顽强斗争精神的煤矿工人仍然能够面不改色的提起出来。另一方面，公司被迫接受这样的要求不过是饮鸩止渴，根本无法兑现，只有拖欠一途可走了。到了1950年夏天，拖欠员工工资总额累计已达25亿元（按当时币制），占到了公司债务的一半。黄志烜在董事会上报告说整个公司的经营已濒临绝境。他所想到的办法就是紧缩开支、裁减人员、降低成本、限制生产。

　　天府煤矿自抗战开始即隶属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政府通过贷款、垫资及借资等多种形式，占有公司许多股份。同时煤矿也被地下党高度渗透并实际控制，在推翻国民政府的最后一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政权成立之后，顺理成章接管了国民政府的公股，自然成为公司股东。再加上它的地下党背景，所以从一开始就将天府煤矿视为已出，多方从优照顾。尽管按照党的革命策略，每到一地都要发动工农。在农村是组织贫协开展土地改革，在工厂则是成立工会团结工人清算资本家。国民政府溃逃重庆之后仅仅十多天时间，党就在天府煤矿组织了工会筹备会，但却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保护，他们决不容许罢工工人来干扰和破坏党的路线。而且，从党一贯持有的“阴谋论”观点来看，罢工背后肯定有阶级敌人或是政治黑手在策划和煽动。

　　这就是父亲去平息罢工工潮时的背景，他所接受的指令自然是拒绝工人要求。在这一点上，新政权的强硬与国民政府对待工潮时的软弱无力那真是截然不同。那时父亲只有35岁，精力旺盛，个性坚强，正好符合党的要求，再加上他在天府煤矿的背景，人源很广、根基很深、影响很大，算得上最佳人选。这一次工人们故伎重演，采取了一年多前同样的策略，就是对父亲进行人身限制。他们把父亲围困在广场中间，不让离开，还摆上了几张桌子，让父亲站在桌上回答他们的问题。

　　那个夏天特别炎热，白天太阳暴晒，晚上闷热无风，再加上蚊虫叮咬，让人无法忍受。父亲站在桌上不停宣讲党的政策。那不过是一堆推诿和托词，诸如什么暂时困难，当然困难都是国民政府造成的。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举，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大家要体谅，相信党，共渡难关，解决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工人要赶快回去复工等等。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补发工资、停止裁员和临时工转正，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从白天到晚上，再从晚上到白天，父亲一直没有休息。广场上人头攒动，喧闹不已，根本听不清楚谁在讲话。父亲需要不断站到桌子上去大声回答工人的问题，不过是滔滔不绝重复着党的那些套话。有工人端着一碗稀饭，说好久都没领到工资，一家人天天喝稀饭，引得大家一齐起哄。父亲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饭碗，把稀饭一口喝下，大声说我也跟你们一样天天喝稀饭，一时竟让工人们说不出话来。

　　父亲应对工人的时候，李震则在一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暗中对父亲进行保护。每当工人情绪激昂、喊打喊杀的时候，总有同样的工人上前劝阻，防止他们做出过激行动。到了最后，带头的几个工人眼见自己的要求不能得逞，竟然拉住父亲要一起下河“喝水”。好几个人连拽带拖将父亲拉到江边，表示大家都不要活了，要一起跳河同归于尽。这时候，暗中布置好的积极分子们也一涌而上，乘混乱强行拉开他们，表面是友好劝说，实则紧紧护卫着父亲。

　　经过三天三夜的围困，工人们什么承诺也没有得到，极为泄劲。再加上他们体力不支，也就开始渐渐散去。李震召集积极分子在暗中分化瓦解，还在坚持的工人也越来越少，围观的人群也变得稀稀拉拉了。这一次，他们才开始意识到新政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府，“解放后”也完全不同于“解放前”，他们百试不爽的斗争策略不再有效。父亲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仍然精神抖擞，意志坚定，更加强硬，连哄带劝，再加威胁，最后少数工人不得不如鸟兽散去。五、六十年后回忆此事，父亲还在为自己那时的充沛体力感到非常自豪。

　　我问父亲，事后你们怎样处理他们的呢？他说后来把带头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共产党的学习班从不吃素，这还只是让他们初尝滋味呢。我查阅过1991年版的《天府煤矿局志》，上面记载：

　　1950年7月，对矿警队136人进行了集训，清理还乡16人，交公安局审处7人。

　　8月，强行动员了1900多人还乡务农，还让另外400多人转行去修建成渝铁路，这是天府煤矿历史上最大一次裁员。

　　9月，开展了反把头（即包工头）运动，至10月底结束。运动中批斗把头78人、清洗12人、管制8人、开除27人、降级降薪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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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0年至1977年，通过镇反、反贪污、肃反、反破坏、整风、反右、四清，文革等各种运动，打击处理了396人，其中有的被逮捕劳改处决，有的被劳教或管制。这还不包括文革后平反改正昭雪的约731人，尽管其中包含了一些重复计算，但被整肃的人数所占比例之高还是让人震惊。因为在这段时期，工人人数最多时才11839人，被整肃的就占到了10％。

　　也许是长期地下党工作的经历，父亲口风极紧，很少讲他工作上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听父亲或其他任何人说过，在官方资料中也没有任何记载，只有“劳资关系紧张”寥寥几字，语焉不详。我去问妈妈，妈妈说是啊，那一年非常热，父亲好几天都没有回家，后来才知道是出了这么大一件事。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一生的父亲决不会是我幼时印象中的那个样子。

　　父亲去世之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了他在不同时期填写的工作履历表，撰写的个人简历或自传，甚至还有几页工作笔记。按党的要求，他们需要不断撰写个人自传，经常填写履历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还写过检查，大字报和自述材料等等，甚至还有当年造反派的政审结论。这些东西年代最久的都有五、六十年了，他都没有丢弃，分别放在家里各处悉心保存。到了晚年，父亲想写回忆录，做过录音，但终于力不从心，半途而废，没有继续做下去。但就他留给我们的这些资料来说，已经可以相当详尽的了解他的一生，极为珍贵。父亲记忆很好，对很多事情的回忆非常精准，虽然一直在基层为党效力，却能充分映证党在最高层面上的一些决策，无意中揭露了很多谎言，为那段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脚注。那不过是天翻地覆过程中的一道水流，汇成大江大海，最后席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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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震是1973年10月22日自杀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是在1975年才从“美国之音”听到此事的。因为我是在1975年春节回家时才买了收音机带到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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