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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定其:天地无情回忆录(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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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4 17: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源地址: 民间记忆计划个人回忆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159yo.html

(编者注:任定其,生于1935年,湖南省茶陵县高陇镇长兴村罗家屋村民,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一生在村务农。1994年起,六十岁的任定其开始以自己一生经历写回忆录,十年后完成。手稿写在其儿子和外孙女用剩的学生练习本上,共10本,字数约30万字,章回体写法,共54回,回忆由出生写起,经历抗战、内战、解放、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至80年代初改革开放。取名《天地无情回忆录》。
作者在回忆录后记中写到:“这部长达54回回忆录,起起落落达10年之久才算完成。这是我人生中的主要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的曲曲折折的过程无法一一说明,以上这些只是表述一下我生前的苦楚。不管后代重不重视、愿不愿意去看它,这个我并不追究,只希望你们给我好好的保存,以作留念。最后,我要把这六个字归纳人生经历:奴,难,累,荒,乱,福。以悲剧开头,喜剧结束。
该回忆录为作者的同村年轻人罗兵在民间记忆计划回村采访时发现,并召集本村部分年轻人把手稿抄录为电子文档,之后,民间记忆计划10多个参与者参与并完成抄录。回忆录已被“滇池”文学月刊5月号选载五个章回。)

第三十回:晴天霹雳,乌云起,祸至殃民,罪难逃

1967年,是文革乱世的第二年,有三件意外的事要记录下来。这一年是我逢单年生病的第四年。这时“文化革命”搞得非常激烈,各派与各派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村里也来了知识青年。
我去看病,乘汽车至醴陵。沿线造反派游行示威,高举红卫兵造反的旗帜,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还有一些地方打、砸、抡、抄也陆续出现。
醴陵下车后,火车票已经买好,但等了几个小时仍无车讯。铁路早已堵塞,形势非常混乱,无奈乘汽车绕道至株洲。好不容易排队买了一张到家的火车票。火车驶入京广线时,沿线的所见所闻,使我提心吊胆,心惊肉跳。特别是打着“造反派”的红旗,架着机枪的单身车头,全副武装的各种军用器械,更使人触目惊心,引人回忆那抗日战斗的年月。
回家后也是很少出门,担心无故被害,特别是听说铁路沿线的村子白天农活也有被好试枪法的“造反派”击毙,晚上更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机会,乘着火车机头,奔驰中用机枪向四处乱扫,乱摔手榴弹,炸死炸伤无辜人民若干。乱世乱情迫得我无法外出,还有好多好多的山外有山的新闻事。
秋后稍有平息,交通也很畅通。病势也有所好转,便趁此机会返回湘东乡,交换一个位置。似乎却得周围的一切都很新鲜,心里也觉得自然有些高兴。休息了几天,生产队长有心照顾我轻活,安排我去烧火熬樟油。我半年休息没有工分,自己也想去挣一点。
我也是几年熬油的老手,也就很自然地像平常那样进了门。开始我还不很觉得意外,一天后才似乎感觉有一些晕晕沉沉,眼花缭乱,迷迷糊糊,想睡。但自己总觉得是身体还未恢复的毛病,同时也生来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迷信邪神。生怕万一瞌睡大了,就围着厂的周围走走。这样总算坚持了三天。第四天谁知一睡就睡死了。灶里的柴也没了,火也黑了,但烟筒管周围的柴却烧得通红。似乎梦中有人把我推醒。我大吃一惊,一手擦着未开的眼睛,一手拿着耙头扑火。因见火势很大,心里着慌似急,便用力过分,一不小心,便把着火的柴片摔至厂围墙上的茅叶上。我急中生计顺手提起一桶水泼至毛叶墙上,顿时火速消失,平安无事了。心里不觉一时高兴,坐在旁边休息,平衡一下心虚。谁知大祸未止,一阵微风又将未熄火苗吹起,一时火飙冲天。当时忙了手脚,无法挽救,便速将厂里装樟皮的箩筐向外转移。当时不顾头上火花四起,落火烧伤,只顾抢救箩筐,没顾生命,因为烧掉了集体的箩筐,一来赔不起,二来社员意见纷纷。
眼看火势已冲屋顶,情况十分危急,心急如焚,便大声高叫呼救。那种时候哪一个人不要命啊,心里有个声音叫我快跑,但厂已经快要倒了,我命不要,还去抡箩,还大声猛喊呼救。眼看着屋顶慢慢烧塌,这才放弃了这场不要命的挣扎。
抡出来的箩,并未完好无损,大部分已经烧枯。我虽然白费了心计,但并未受伤,只是一身黑咕隆冬,不像个人样,旁人一见,苦笑皆非。我不在乎,主要是烧了集体的厂又怎么办哩?急得泪水成行,心神不安。
等队里社员收工时,走来一看,厂已化为灰烬,留着的只是几根厂柱支架和漆黑的油桶。队里有些人坐着,看我哭得可怜。也有些人看到很高兴,大概心想,这回你总是倒霉了,不赔死你。还有的说:这里原来是座古庙,可能还有些邪气,不然这几天个个烧火都有这个情况,只是他运气不高,被他碰上了。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哩!哭也不能解决问题。
大家一起帮着收拾,熬油的事就暂时结束。开会时,队里也未急着要赔,也未表态不赔。暂时还藏在他们的心里。这是一件不幸的事。
说第二件事。那时候队里一直缺劳力,我的邻居老太成份是“地主”,年高体弱,家人相继过世,只留下她和她那未满16岁的孙女。她和我商量,想招我四弟为婿,可以传宗接代,也可解决家里缺少劳力的困难。经过她几番催促,我设法将老四喊回。
这年老四去城里学艺未成,便与同乡几个一同锯木为生。四弟本人并无心回队,后经过我多次劝他,并说明情况,于是他就这样重返回队。双方一见,情投意合,便打下了长期生根的基础。
但当时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巴不得那些“五类分子”绝子绝孙,死绝人寰,队里那些干部,千方百计想抓辫子、找茬子、搞阴谋,那些陷害人的事,无奇不有。邻居老太的孙女尚未成熟的心灵一直经受创伤,不得安心,她常常回忆起以往她爷爷、爸爸的陷害遭遇,不得不想起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安排。
一天,轮她看牛。她突然全身疼痛,坐地懒起。群牛走失,四处寻找无影,她速回家找我帮寻。原来牛被别人扣住,经我好言,帮她赶回。路经沙滩河畔时,她和我倾诉内心苦情,讲了一些不兆之言。我也料想不到,她的命只有今天今夜,只是从好的方向劝她,安慰她。
第二天我去碾米,她也同去。事先她洗过澡,换好衣,赤着脚就挑着谷和我一同去碾米。进碾房后,我指着380伏电柜,叫她不要近身。她虽表面上答应得很好,待我一时不备,她手摸向电线,只听见“哎哟”一声,她整个人被吸向电柜,脸上血丝旋转。我立即伸手抢救,一击电流触我手臂,使得我右手失灵,无力拉下开关。我不懂电,急得围在房里旋转,大声呼救,碾米的牛生听到,进房断开闸。
有人去公社医院叫人抢救,时过一小时医务人员的车才到村,人早已命归九泉了。
她由于出身地主,大队和公社无人过问后事安排。我们买了一副棺材,埋葬了这个不满十六岁的女孩。
第三件事又是什么呢?同年秋后,一天晚上,晴空万里,月圆高悬,老四与同龄的邻居冬仔兄弟俩在外闲聊。发现有人在厕所那边鬼鬼祟祟,不知何事,兄弟俩便使唤老四去查看真情。老四装着去厕所方便,发现有人偷谷藏至厕所。老四告诉了冬仔兄弟,一气之下,他们就反映给队长。队长内心有鬼,大声责骂他们多管闲事。他们毕竟年幼无知,不知厉害,硬要四处张扬,队里大部分社员气愤不平,便派人去告诉大队。等大队来人检查时,赃物早已被转移。
查无证据,队长怀恨在心,反戈一击,扬言要报复。为避祸,免遭陷害,我赶紧找人介绍我弟弟老四去江西宁冈那边去干背木的活。此时此刻,我也有想离开、躲避一时风雨的打算。

第三十一回:免报复,借屋躲雨,与人为子

经历这些风波之后,我有新的打算,决心离开这里。恰碰上谭祖生路过,听人谈起,路见不平,其心相助,便搭桥介绍我去一个五保户家落脚,给一个孤寡老娘为子。我当时一听动心,经过一番成熟的思考,答应了。马上请来中间人谭九仔,商妥一切有关问题,经双方自愿同意及他们的亲戚共同商妥同意,请客立字据为凭,老娘的房屋,家业等等全归我所继承。可是这事我自己也很明白,不过这是一种暂时性的所谓借屋躲雨罢了。
话说与人为子,说起来也是一件喜事,但好事变成了坏事,风云突变,骤雨淋头。打得那林中之鸟各奔东西。事情的经过,命运的蹂躏也许是上天的注定,上帝的安排。
人过有心,心过有见。过继那边的亲戚他们也很担心,恐怕我不是久留之客,因为我户口不在这里,恐怕时事变化的转折,不过他们也抱着双方利用的想法,在这里一天也能负担老人一天。
我弟老四虽未落户,但还搞他的个人副业,生活过得顶好,白天外出寻生,晚上能聚在一起,兄弟之间相互照应。夏天,坪院乘凉,围聚一团,谈谈笑笑,尤其他爱好弹琴唱曲,有时歌唱那童年的回忆,有时又弹起梦想的未来,这是一次次多么高兴的夜晚啊。的确,大树底下好乘凉啊。似乎还是这样一种感觉,这里的天空特别显得那么高,那么蓝,月亮更比其它地方的圆,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琴声笑语吸引不少寻欢取乐的同龄青年,特别是那隔河相望的知青和花季姑娘,尽情跳起那动人的舞姿,不时又谈及那家乡亲人,城乡的恋意,清泉的香甜,还有青春的遭遇,回忆起童年生活幸福的活力,也谈了这当前国家文革的存亡、人民的灾难……
时间一晃又是冬去春来,一切生物都在循环,我们的生活暂有安定,队里的人及老娘她们也会关心亲热,生活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毒鱼未成遇雷击,性命相关失去魂。
话说196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额月高悬,群星密布,悠悠晚风,令人舒适甜心。我和元连、祖先、玉仔三友闲得无聊,说起去河里毒鱼之策。当时马上准备,从河上游放药,四人分守下游两处,守候中毒鱼浮出。天有不测风云。这时抬头一见,东南方向浮有乌云一朵,不时地闪电发光。我心想第一次毒鱼莫又运气不好落雨。顷时乌云越转越大,雷声不时传来轰隆之声。霎时乌云布满东南,随即向北移动,眼看乌云黑暗,狂风暴雨即将来临,雷声急奏,闪电雷鸣。不多时,溪水急涨,水势狂奔,一场疯狂的暴雨打破了我们的希望。这还算一件小事,好戏在后头。
雷雨交击,狂风袭之,真是雨打残荷败,风吹落叶稠。危急之时,幸有路下涵洞,我和元连已脱险,但另外两个情况如何,无法预料。就在我们庆幸脱险之时,突然一声爆炸,一道重光伏地,一线银光又盖地重来,相互碰撞,巨声震天,火光四起。吓得元连缩成一团,一声爹一声娘地呼喊,还双手作揖,求天宽恕保佑,他不停表白他一生为人正直,以善行道,乞求老天饶他一命,还哭得差一点泪水成行。我和他背对背坐着,实在听不惯他那幼小无知的见识,真的像三岁的孩子。我真是不理解他为何没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的勇气,何苦显得那狼狈不堪。
这时雨越打越大,风越吹越凶,溪水愈涨愈高,人越惊越怕,眼看已无藏身之地了。跑吧?又没有这个勇气,再说雨雾蒙蒙,天地难分,怎么办哩?元连说,死也要跑回去死,不能死在这里。我说:那就这样吧!如果一闪电光,我们就跑几步,没光就停下来。他真的照我说的,一鼓勇气跑出涵洞,豆大的雨点打得抱头鼠窜。他不顾一切生死借着银光冲过了桥头,我跟在他后头。自然的暴雨雷电虽然凶猛,但比那阶级斗争的风潮还是要好几分的,因为风雨是一种暂时性的摧残,阶级斗争却是永久性的打击。
我们不顾一切,咬牙切齿,坚持目标到了家门。村里各家各户在突然的风暴都已紧闭大门。我拳击家门,呼喊开门救命。老娘当时正躺在床上缩成一团,挂念着她唯一的继儿。听到击门声,她忙起床明灯,开门惊问。我们两个一身不像人样的水龙王,湿淋淋的,受惊过度,一时只是摇头。老娘忙开柜,拿出两套衣裤,给我们换掉。进房稍静静神后,才告诉老娘今夜的发生。老娘一听,惊喜交集,一时哽住了嗓子说不出话来。
估计十分钟过去了,推窗一看,弯月重明,群星依伴,万里晴空。一时心怀怒气:难道我们想吃一餐鱼都没这个福气吗?真的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命啊!
我们的心一致不很平衡,也不服气。硬要去看个究竟,弄个明白。烧起柴灯,先去祖先家问问情况,而后再一同去观看现场。一进他家,他父亲出门首先提问,祖先今晚是为何事发生?怎么刚才一进大门就倒地,人哑耳聋的,口里吐出白沫,至今乃睡床不起。正在这时玉仔闻信入室,一同叫醒了晕迷的祖先,问他为何这样。他说,也许是雷打了吧!但我不知究竟是为什么,经玉仔的一番介绍才知雷击时,他俩受惊,伏地狗刨,一时田里,一时路上,神魂颠倒,不知到底是从哪里回来的。我们也一知半解。听我妈说:祖先爸还熬了姜汤给他吃,嚎头大哭,大祸不知从何来?
这场生来罕见的奇闻,闹得满堂风云,家人忘寝,说长道短,问东问西。但我们一时也无明显的答复。只好烧柴点灯,再赶现场,眼见为真,弄个水落石出。
四个不幸之人,提着灯柴,从上至下,左右田垄,明查暗思,全无半点痕迹。大家觉得奇怪,走过渡槽,一层木屑残皮布满漕沟。上前几步,河边一棵樟树,被劈开一丈多的长痕,一块大樟木皮落地。回头细看,方圆百米的木屑残叶盖满禾田,蚂蚁惨遭不幸,狂命搬运。听老者言:也许蚂蚁就是妖怪。
一场惊天动地的夏夜,给人留下了一次永不消失的惊慌。

1968年,也正是三湾潭水库兴建马度渡槽的一年,数百人上阵,时近两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四面八方汇集一起。
有一次,营部派人去高陇老山里背树,一路上四、五十个人,爬山越岭,穿羊肠走小道,爬阶梯,涉山溪,十分辛苦。一路住户村落,相隔悬殊。不惯山路之人,走一道山谷过一个屋坊,又坐下来,四面环山,山岭重叠,古木参天,顽腾悬挂,真有历史森林之称。
总算爬到了六小队,一块方圆十米的草坪,甚似球状,这是山里难见的平地。听山里人讲,是特意坦平,堆放树木用的。大家横七竖八,仰卧草坪,做一次休息之机,一切显得优雅舒适,凉风悠悠。
继续走,来到了一段陡壁溜坡,虽至晴天,但行走缓慢,四处山雾朦胧,蒸气弥漫,天地之间尤为一体。山下微微鸡鸣,突闻狗吠,无疑是有住户人家。拐进山间,稍觉人声嘈碎,举步前进,显露出一栋泥墙茅舍,门前杉木堆积如山。我想,这该是我们的任务了。
背树回来路上,路狭窄,崎岖不便,背至中途就有人忍受不了,背上工地,我们只怕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在修水库工地干了一阵,那时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迁出,大队不同意调工,因此我第二年又仍回队里生产。正遇老二出差,就把他儿子黑皮寄托在我那里,我只好一边生产,一边带着五岁的孩子。他很调皮,很难管教。夏天逢我睡午觉,悄悄偷去河里洗澡。为了不发生意外,我时刻担心着他。因为那时候我们兄弟四个只有他一条命根。
这段日子虽过的比较平稳,但无情的文革浪涛一波比一波紧迫。眼看形势雷厉风行,排山倒海。

一天午后,我立门前闲聊,突见一群民兵手持长矛,气势汹汹,跑步前至马度方向。我心惊胆寒,也许谁又是凶多吉少。我想着自己将来的一切,也同情着别人的不幸,虽说“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但是如果天有灭曹之意,也无可奈何。
半小时后,果然押来一年轻小伙,朝这边走来。走近时,才知是隔壁谭刚连。他有兄弟两人,出身地主,父亲早年病故,母亲无法支撑,迫使离家重配。兄长因残无劳,靠弟为生,兄俩相依为命,苦度年华,但婚姻难觅。不料现在天降之灾,说他与长兴村的“反动组织”有关。
谭刚连被押至家中,跪在堂中,经受重审皮肉之苦和不择之灾。围观者上百,不知他为何也遭殃?这种无辜之罪,何时能白?
谭刚连被审后,关到大队部,接着几夜开会,蹲点干部也陆续下队,一手抓生产,一手搞运动。宣布政策:凡是外村人员,无“三证”者,一律清除,各回原籍。加之罗家屋队干部层层报告,施加压力。看来“梁园虽好,也非久恋之家”,古人言无错,处处乌鸦一样黑。
眼看风声愈加愈紧,举国上下掀起了一次历史罕见的斗争,何处有风平浪静?奈何不得。古城大队接到罗家屋干部报告后,也无法接受我了,只好要我回去。老娘哭诉真情,但也无能为力。长兴大队也正在“清剿反动组织”,虽说本身并没有这个组织,但我觉得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避避风也好。
回到汨罗老家时,已是半夜。长兴大队会计陪同一“蹲点”工作干部老黄前来调查有关刘益民参加“反动组织”的情况。要知这情况如何了结?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一打三反”遭审查,远赴他乡去相亲

时至1970年农历二月初,春意浓浓,夜幕蒙蒙。蛙声闹春,凄凉烦人。故乡之返又喜又惊。我这个“遇难者”午夜敲开家门。
母亲听到声音后,披着衣服,轻轻地把门打开,一见,欢喜交聚,泪水成行。由此,我明白,母亲家的生活定然悲剧。这使我一时锁住喉咙,难以忍受。
为了不影响邻居睡觉,更避免让别人知道我们已经回家,熄灭了油灯,轻声细语,倾诉双方苦闷,谈至五更,悄然入梦。

回家两天,仍关门闭户,并无一人已经知道我已经回来。当然自己是知道这已经是在劫难逃,只不过是在这几天里做好思想准备,迎接不吉之兆。
第一步,我把身上的几百块钱藏至可靠地点,几百斤粮票留在身上;第二步,写了一封信给在钨矿工作的我弟老二,信中先说党如何伟大、政策如此之英明,接着说反映在家的母亲及三弟没有听党的话和好好改造思想,希望老二经常来信帮助家里人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等一系列漂亮的话。信未写完,也没有落款,样子像尚未寄出,这样会显得自然真实些。如果写完了,就一定要寄去,不会留在柜子里,留在柜子里就会看出破绽,就会露出马脚。这其实不是一封真信,如果有人来抄家搜查时,用得上。
我知道我一露面,村里人就要来抄家闹事的。这样一封伪装的信就是让他们明白我是一个清清白白、正正当当的人,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做好一切准备的第三天,我才去队里告诉队长我已经回来了,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的,请队长和群众指示。队长黄XX第一个答话,说我回来得很及时,并问我,是谁叫你回来的。我说:是我兄弟老三,因为听说队里还有问题需要了解,因此,闻信后就马上回来了。队长说:很好,等候休息一下,我去通知队干部们去开个会研究一下,再给你答复。
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留在黄家湾队里。给我找麻烦的人来了,为首的就是我六年的同窗同学李XX,他开始故意寻找岔子,制造矛盾,心想一棍子将我打死的机会已经到了。
晚上队里召集全队社员为我开了个批斗大会,但是他们没什么证据,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因为有工作组老李在,他们也不敢越轨,歪曲政策。
批斗大会上,我至始至终手捧毛主席语录,胸挂主席胸章,昂首挺胸,心无畏惧。不管他们问我多少,我始终是一句话: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能经受得人民的考验,党的审查,请领导以时间来证明我,我保证随时接受审查。
不管那些人疯狂到什么程度,我都以笑相迎,置之度外。他们实在无空可趁,也就不了了之。但他们仍不放心,不肯松手,并未表态。

我自由地在家里吃了几天安静饭。一天,来了几位访客,其中一位名六樵,是我隔壁的邻居,也是幼时的同学。说起他的事,他兄弟十个,大哥去台湾,他成了“台湾家属”,生活不太好过,大多兄弟去外谋生,少数在家务农。他本人自集体化后一直在外四处做“副业”,就是做违背当时“不允许离开农村做其它挣钱的事”政策,比如承包做砖头,这正是那时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运动瞄准开火的对象。
队里后来让我写了一份“外出经历”,并未把我怎么样。就这样我在队里度过了33岁的生日。不久,队里就通知我,可以回队劳动了。
回家后,我知道只有积极劳动,才能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情,才能换取我久久期望的“同意迁出证明”。农活的事,我样样都能干得。因为一来年轻,二来农活是本人的家常,干起活来又快又好,又能耐劳。起早抹黑是我这一个月的常事。当然领导还是不得不从内心佩服。工作组老李不但很同情,而且也很佩服我。
正在春忙大季之时,长兴大队会计谭对生陪同“蹲点干部”老黄前来找我,调查“反动组织”的情况。谭对生向我介绍了老黄,老黄一番肃语,都是围绕长兴村的刘XX的事。这才使我意识到,这是我从六几年以来与刘的来往所产生的后果。刘的父亲土改时评为地主,复查改为富农。对他家来说,创伤也是难免的。因此,他对政府心怀不满,有意煽动群众,误导群众,制造一些反动言语,偷看一些反动书籍。特别是他经常翻阅“五古经”之类的书籍,并向我宣扬谈及内容真相,那是我从未听过的,我也是半信半疑,一知半解,更不知这其中的厉害。我有时也去我兄弟老二家,和他特意提及“五古经”(指《易》《书》《诗》《礼》《春秋》等书,编者注)的书,他比我耳闻目广,知道“五古经”是一部具有反动内容的书籍。他对我提醒得很及时,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有踏踏实实稳步向前,才是现如今“唯成份论”环境下的唯一去路。所以,虽刘常约我去他家玩,但我大多数时间总是找一些不去的借口。有时他见我不去还有些责怪,不管他怎么说我不够朋友的话,我也不在乎。后来日子一长,朋友间的友谊,便慢慢疏远了。 [/pre]“一打三反”运动一来,就凭这一点,刘就把我扯进了陷阱。虽说我不是“组织干部”,但也会弄成“组织成员”。这一罪名,有如飞来之祸,的确使人可怕。
老黄通知我到凤行大队会计、我的同学李XX家里继续谈。在那里,在“蹲点干部”老黄的盘问下,我也不好用什么方式来分辨是非,一直低声对他们说:我总觉得没有做什么对党和人民的不利之事。捡了枫球怕打了脑壳,我岂敢还做出居心不良的坏事来?
我这么说让老黄无插针之地,他又换了一个方式说:那么我问你,为何你自己有娘,又过继给别人为子呢?这不是大树脚下好乘凉吗?
我说:是的,不错!我心正不怕避邪,要什么大树来遮荫呢?人生自由,双方自愿,法律上不干涉的,任何人也无权阻止。这一点我否认,不同意你这个无政策的说法。
我心急如火,翘着脚,昂着头,高昂地坐在椅子上,觉得对方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老黄一时受了委屈,作不了声。李XX见势不妙,就批评我态度不端正,没有尊重老黄。我放下脚,还是做出不服这口气的样子。
静了一会,老黄又问到了“五古经”上来。我说:这个我不大清楚,只是听刘讲了一点点。
老黄问:说什么?
我说:听他说“反手管乾坤”、“将字头上一蔸草,此人来了不得了”,其它我也没听过他说什么。后来我兄弟老二告诉我,这是反动的东西,要我以后不要与他多来往,从此我就拒绝和他往来,时间一长就慢慢地断绝了来往。
老黄严肃地问:情况属实?没有假话?
我说,我今后还要去茶陵过一辈子的,如果我说了假话,欺骗了茶陵的人民群众,岂不是给自己挡住了出路吗?一字值千金,我要负责任的。
谭、黄二人耽误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受够了初春寒冷,也没半点收获。我买了鲜鱼鲜肉请他们吃饭,他们也没来,就走了。
真金是不怕火来炼的。政策的英明,时间的证据,我为人的忠厚,能把污蔑的罪名澄清于众。

1970年夏。一天去高坊镇,巧遇我的干妹凤莲家人,说凤莲捎信让我一定要去她家走一趟,说帮我介绍一个农村妹子,并写了地址、对方姓名,还约定了日子。因只听老李说能帮我办好户口迁移,担心一走又怕误了大事,久久挨在家里,一边生产,一边等候佳音。谁知一等再等也未得个结果,就干脆去了凤莲家。
那是一个晴空万里、很闷燥的一天,我向生产队长请了个假,说有特殊情况请一两天假就回,队长允了我假。我一大早就出了门,刚进车站,六点发车去汨罗的客车就进了站。一小时后我在汨罗下了车,又排队买了一张去弼时公社的客运票,运气很好,不多时车子就到达终点站。但人地生疏,路线不熟,据当地农民讲,到她家还有一二十里步行。无奈,只好朝前走。走呀!走呀!走了不少弯路,加之人困肚饥,头也开始发痛,幸亏早已预带了去痛片。眼看太阳渐渐西斜,我真埋怨当初不该来的。
头越痛越厉害了,便走进一家农户,讨了一杯开水,吃了药丸,休息了一会。农户主人问我有何事去何方,从何而来?我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很担心我今天赶不到,到她家还有十里路。他正摸着后脑为我出主意的时候,门前走来一过路客,一看,正是本村熟人,他就一再交待此人一定将我送到凤莲家里。

我跟着这个人上路了。黄昏时分,凉风习习,倦意沉沉。又坚持走了几道山路,涉了几条小溪,穿过了几十户人家,这才听到他说:快到了。又翻了一座小山,下了坡,进了一个村子,走到一户农舍前。出来一妇人问我找谁,我告诉了她,她一路进门大喊:凤莲,你谭勇的舅舅来了!快来接呀!凤莲一听,从厨房里跑了出来,还以为是别人骗她的,出门一看,真的是我。我和凤莲是非亲似亲的干兄妹,离别已十多年,两人一见,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凤莲一边忙晚餐,一边问长道短,我们谈笑风生,亲如手足。正是暑热天,吃过晚饭,人都在屋外乘凉。凤莲丈夫带着两个不满五岁的男孩出外乘凉,凤莲还留在厨房里干着妇女的家庭活。我两个东聊西扯,忽然见她哭了,谈诉她十多年来的苦情及生活的处境,由于出身地主,丈夫有时也难免有些看法,因为他是老师,周围的处境也免避不了受人蹂躏。丈夫常在学校很少在家,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支撑,有时由于孩子的顽皮及生活中的挫折搞得人神魂颠倒,心烦意乱,真有些不想活着。俩人谈来道去无法结局。凤莲丈夫有时假装吃水拿烟,暗看凤莲为何如此动情。凤莲转身擦干眼泪,控制自己,借口叫丈夫帮她挑担水来。
凤莲丈夫有个妹妹,住县城,年正花季,五官堂方,风流潇洒,爱笑会说,惹人注目,不管男人小伙,一见就熟,一天时间就跟我很熟,不免使我取了爱心。但莲妹直言,不要我与她靠近。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洋里洋气,合不了农村的口味,我不喜欢。你看,刚来一天,就走东走西,妖里妖气,太不像样了。
当时我也不了解,只能听凤莲的。凤莲又谈起特意约我而来,主要是帮我介绍一个姑娘,这妹子就住隔壁,也是亲房,今年已24。凤莲说已问过女方爸妈及姑娘意见,都一致同意,明天就带我亲自登门去看看。如果同意,就办好一切手续,跟我去茶陵。

第二天早饭后,我去店里买了一点礼品,跟着莲妹去了姑娘的家里。一番介绍,姑娘爸妈喜出望外,一脸堆笑。见到姑娘,长相一般,身高1米5多点,圆珠黑脸,显出农村姑娘的本色,她很大方地围着我们转来转去,毫无羞涩之意。从她的热情我也看出她对我还是中意的。姑娘一家人七手八脚忙了一顿中饭,特别是他爸为我钓来青蛙,办了丰盛一大桌,搞得满堂红红火火,热闹非凡。我虽接受了他们的一番盛意,但内心对这个姑娘不是太满意,这个使我忐忑,也扫兴。饭后姑娘一家要求我作出最后的答复,我表示再考虑一段时期,会来信联系,对方也表示同意。
次日凌晨,我离开凤莲家。凤莲夫妇和我一同上路,凤莲丈夫也要去县城。到车站等了许久仍不见车影,凤莲丈夫因有事,着急先行一步。我和凤妹路边树荫下闲聊等车,我俩又重新谈起了往事,往事回忆又使她嚎啕大哭,搞得我的心七上八下,狼狈不堪,真是“藕断丝连心真切,语重声长话难绝”。
车来了,告别凤莲,我走远了。留在我脑海里凤莲的一片思爱忠心,变得朦胧,如梦一场。
回来后,我不敢拖累姑娘家,更重要的是我对姑娘没兴趣,因此回了一封借口“考虑”的拒绝书信,了结了这次相亲。我这么做,大概也引起了凤莲家那边的疑惑或忧虑,最后我们之间也声断情绝。奇怪的是莲妹一直没吐出真情,我们之间有如石头抛入大海,希望的结局是永远也得不到了。这时我被撕碎的愚心才意识到,她为我付出的一切和流不尽的泪水都是为了我们之间的爱和情。
第三十三回:乱世滔滔势如刀,千里迢迢寻胞弟

我一直想迁移回罗家屋的努力,答案始终遥遥无期,似乎成了妄想。总算后来搭帮工作组老李的大力帮助,才好不容易从虎口里讨出一张“同意迁出证明”。1970年秋,我持着“外迁证明”又踏上了回茶陵的归路。途中,我思挂信息渺然的我弟老四之心烈火焚烧,便改主意,便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转到江西宁岗古城,想打听个究竟。

在江西宁岗古城下车后,我去找原来老四落脚的冯老妈家。著名的黄洋界就在这一带,之前就听说这一带山形险要,曾经是红军的重要驻地。沿着一道道崎岖的羊肠山谷,转过三山十八湾,山路行程大概二十余里,这一带没农户炊烟,也没路亭,很少有人行走,两旁看见的只是灰兔,听到的是林中一声声“咕咕咕”的斑鸠和山鸡叫声,好像伙伴陪同孤行。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双园冲冯老的家,进门见我弟老四原打算来这里结婚上门的对象梅英姑娘,正一个人没精打采做针线,她见我,两眼望上一瞪,不作声。我问她,我弟小任呢?她半天才回答我一句:不晓得。我想我是第二次来她家,她应该能认得清楚我,怎么一不作声,二不打招呼,让我一个人立在堂中,进退两难?我真后悔不该来双园冲,正准备转身离开,突然一声门响,掉头一看,正是冯老妈妈回来了。她手提篮子,肩背草耙,看样子人还挺精神的。一进门,她就抢着说:我晓得有点像是湖南哥哥了,我在田里做事,看见有人来了,这里一般没人来,除了你还有谁哩!

冯老妈忙着搞饭倒水,脸上有悲喜交集的样子。她叫梅英姑娘喊我哥哥,但梅英只是抬头望了我一眼,微微笑下,红着脸又低着头做着针活。

冯老妈一边生火煮饭,一边和我聊起了不幸的遭遇,她说生产队里有人捣鬼,生怕她冯大妈过好一点的生活,处处为难她;还说她女儿梅英无缘结不上我这个亲戚,自从我上次离开这里不到一月,我弟老四就回湖南去了。因为车路要检查,随便抓人,无奈,我弟一个人爬山走小路,回湖南去了。等我寄来信时,他就早离开了。

我听了五心不定,恨不得就要马上离开这里。不多时冯老爸从山里搞柴回来了。我心不安,硬是想走,但他们留住不肯松手。我勉强安了心,准备明天走算了。三个人谈来道去,只是梅英姑娘一言不发,默默坐在一边。

深秋山村里早就变凉了,特别是雨天,一天到晚总是黑沉沉的。山里以柴为火,冷了就围炉烧火,熏得满房黑漆一般,也没有电,以煤油为灯。吃过晚饭,烤烤火,就到了床上睡了。我翻来覆去躺了几个时辰,天还没亮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决定起床动身。冯妈醒了,起床说:任哥哥!天还没亮哩!我说:走吧!冯妈见我决心已定,点起了煤灯,要生火炒饭给我吃。我思弟心切,没有心思吃饭,谢了冯妈夫妇,开门上路。

我回到湖南茶陵的高陇,和白发苍苍的过继老娘在一起。老娘因老伴早逝身故,1958年过继了个儿子一起生活。1960年,“刮五风”,吃食堂,生活极为艰难,一次食堂被盗,她继子被诬,自杀身亡,儿媳无靠,只有带女儿再嫁他乡,留着老娘一人孤独在家。后来我过继给她,总算可以互相有个依靠,可现在政府又要清查“三无人员”,我在村里没有户口,只有离开。对老娘来说,这不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吗”?

老娘知道村里容不得我待下去,但还是那样温柔体贴,只有冷泪往肚子里咽。我知道我走了,她是觉得身旁无人而悲伤吧。我和她同病相怜组合一起生活,到如今又得分开,而且是最后一次分别,无法挽回,这给她晚年又一次创伤。

老娘告诉我,我离开家时,我弟老四来找过我,不见我就走了,问去哪里,也没细说。不过老娘说,那个常住老娘家的江西赣州人棕匠老宁,老四来这里时和他碰上,也许他知道下落。我知道这个老宁,与老四性格相似,玩得好,成了患难之交,双方知心,碰在一起,经常晚上两人谈长论短。我想老四和他有密事一定互相通气,等到有一天老宁来到,我问他老四的去向,他悄悄告诉我,他介绍老四去龙头铁矿挑炭了,他还嘱咐我不要与别人谈真实情,要我自己去龙头铁矿去找老四。

次年夏天,赤日炎炎。我决定去龙头铁矿找我弟老四。一早,我趁荫凉就上了路。离铁矿很远,就望见几十丈高的炉烟,味道刺鼻。我的心似乎跳得很急,悲欢交集走向铁矿。原来我以为厂矿名声很广,应该厂房雄伟,厂区很大,职工众多,可是一进铁矿大门,看到的是:矮小的厂房,乱七八糟的铁屑及堆积的炉渣东一堆西一块,到处沉积着污染的尘土,纸屑果壳到处丢散,蚊子苍蝇四处,特别是那股难闻的臭味使人呕心。

我走进职工宿舍,横七竖八的床铺,黑白不分的蚊帐铺满炉灰,静无一人。走到熔炉车间,看见工人正忙得一身热汗,脸被煤炭汗水染得像墨人,只有一双溜溜的眼珠在移动着。我抽空上前打听我弟老四,结果我报出名字,都说不认识,等我说出长相、身高、说话口音,才有人说知道是谁了,原来老四在此已换成另外一个名字。

工人告诉我,老四去挑炭了,让我去厂前路上去等。我去到那里,站在树荫下打量来人。直到出现一排挑炭的人,终于在这群黑咕隆东的人中发现我弟老四。真是:“满脸灰尘汗染黑,人瘦疲劳喘气急,双肩磨破皮和血,兄弟相逢识不得。”

老四卸了炭,带我去吃过午饭,回到宿舍。我进屋就想坐到床上,刚坐下,老四就一声惊喊:坐不得!我吓一跳,忙站起身,问:为什么?老四手指着床上说:你听!床上有什么声音?接着他说:你看!我一身被臭虫咬的有一块好肉吗?晚上等人睡熟了,臭虫就出来活动,天亮就躲进床缝里去了。见生人就咬得更厉害,我们是被叮惯了,无所谓了。

我只好立在床边和老四讲话。离开老四前,我一再嘱咐他赶快离开这个吃人不见血的臭虫窝,也和他谈了回长兴定居,寻找原来归宿的计划。

回到村子,曾经惊涛骇浪的“反动组织”追查已经告一段落。运动中经受不了电击、批斗、挨打受刑,有三人被逼自杀身亡。县有关部门下乡了解死者的真相,并追究当时文革造反派谭XX及其他凶手干将。谭XX被迫无奈,狗急跳墙,嫁祸于当时公社的谭书记,说是他指使这样做的。谭书记一落千丈,被判刑三年,接受劳动改造。真相大白,冤案得以平反。一场从天而降的“反动组织”风波就此停息。

但文化革命的斗争依然如故,“蹲点”干部仍继续在村子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还得重找归宿。好马吃起了回头草,我又去罗家屋联系,但生产队负责人坚持拒绝,不肯接收我。

天无绝人之路,还是有同情之人建议我们去找村里的工作组去谈谈。我约了兄弟老二一同去大队找了“蹲点”干部黄同志,他去过我老家调查过我的事。他说,这事他不能做主,要我们找工作组的陈组长去谈谈看法。我和老二再次找了陈组长,这人很爽直和气,立即给了我们的回答,他说:天下农民是一家,哪有不接收你们的道理!陈组长一句话,让我们兄弟能在罗家屋落下了脚。

第三十四回:年过三五婚未成,知心朋友助人乐

1970年,全国性的“文革”台风袭击尚未平息。我又回到我十年前的异乡——罗家屋。这一年我35岁。真正是:生辰八字天为命,海阔天涯罗为家。

我和兄弟双双以劳为本,自食其力,过着单人匹马的孤独生活。有人说:“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正是这个意思。还有人是这样说:“单身汉是神仙,半升米上得天”。我看,说得有点道理,不过真的轮到自己的头上来了,也会感到苦恼难受的。那时候,被时代的老鹰雕琢,个人婚姻大事没解决,还有惦念老母受苦,我是心如浪涛,忍受着精神压力。

随着岁月的流逝,就这样无形中夺走了我的青春,无奈我也只好“做日和尚撞日钟”,穿衣吃饭出集工,低头实干加巧干,落雨发风不作声。不然在异乡是站不住脚跟的。

就这样春去秋来,过着懵懂的生活,进屋做厨工,出门做长工的生活已是十多年了。因为集体的事总是日以继夜,忙不开交,为了节省劳力,队里我安排一个七旬、成份是地主的老太太帮我煮煮饭,相互利用,这样觉得比以前要轻松一点。

这样的年月,大概已经维持了将近四年之久了。虽说好处很多,但有时难免不发生一些长短,似乎还在被人的管制之下。为什么是这样说哩?没结婚的人也许是非多一点,特别是在集体生活中,难免不与女人一起劳动,一起打交道,有时女人难干的事,要求帮忙。这个老太太就用封建的眼光来观察新的情况,疑神疑鬼地故意找一些不应有的麻烦。特别是当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与我玩的热一些,有些困难的事,相互帮帮忙,有时也开开玩笑,打打闹闹,她就管得死死的,甚至还扯皮。但我还是很尊重她,不与她计较。

婚姻之事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头等大事,也是一个人的生活幸福的成就,传宗接代的美德。人人都要有一个幸福的家,这是理所当然的。

帮忙给我介绍对象的人虽说不少,但没一个人能成功的。譬如,知青周玉梅给我介绍的一位知青爱珍,她的长相虽不如我心意,但她对我似乎热心。可能她因未婚夫不务正义,被判刑,便起了分手之心。虽说我也可和她勉强结合,但他们不解除婚约,也是任何人不敢接手的,更何况她是知青,我更是不敢随意轻举妄动的。她因为我迟迟未能满足她青春应有的要求,于是就这样与我疏远了。

本队邻居刘奇花也好意介绍了一位下放的女医师给我。认识后,我了解她已结婚,男方被她气死,领导这才将她下放农村改造。这虽说是一件可以结合的美事,但我闻知她作风不良,心想对她多考虑一段时间,看是否有所改变。谁知风云突变,出乎意料。已经有人先下手为强,找媒人做介,她本人并未答应,但男方请来众多的人,把她拖拖拉拉强至公社,软硬兼施,迫着办了结婚手续。她身不由己地嫁为一个农村家妇。她不愿意,但久经磨难也无法毁掉这场婚约,虽以后会来我处走走,但我也是望尘莫及,无法挽留。

承我弟老三夫妇的所谓好心,也做了一件极为荒唐的“好事”。她是我一位高小同学,她爱人上大学期间被打成右派,大学休学在家碾米为生,一次饮酒,不幸被醉身亡,留下妻儿两个。我这个同学,虽年龄合我意,但不如人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封建思想极为严重,好逸恶劳,有着“嫁汉吃汉,穿衣吃饭”的坏思想,来我这里相亲,费我不少心思,同时还造成了我弟经济的损失。实为荒唐。

上叙婚姻风云,都皆出自我的家庭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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