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我被批判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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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
　　
毛的名字，和中国的现代史密不可分，尤其是上世纪中叶生活在中国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打上毛的烙印。　　
我也不例外。　　
比较深的一个印记是由于一张画像引起的风波。　　
那是1969年的事情，距今已有37年了。那年2月24日，我们四五百个北京兵，由一列闷罐火车从北京拉到济南，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13团。　　
这一年，感觉是两头都冷。第一天到的营房，在济南市郊的长清县五峰山，记得是踏着路上的积雪进入驻地，老远，就听到了老兵们高亢的歌声，这歌声，现在仿佛还萦绕在我的耳边：　　
首先，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祝林彪副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歌是用京剧曲调谱的，我在北京时没有听过。在山谷里，这种奇特的歌声让人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那时，全国人民都把毛主席看作神一样，无限景仰，无比崇拜。在他缔造的军队里，这种景仰和崇拜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的一时疏忽，铸成了一次现在看来没什么，当时却是难以估量的错误。　　
这年冬天，我们进行了一次拉练。　　
所谓拉练，是把部队拉出营房，到野战条件下训练。　　
这时正好是林彪发出一号通令不久。这个通令，当时说是为了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但是被后来的史学家说成是林彪对于自己副统帅地位实际操作权力的一次检验。这次通令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把一批共和国的元勋赶到了边远的省份。比如，邓小平、陈云、王震就被发配到了江西。邓小平就是在江西新建县的一个工厂里蛰居3年多后才又返回北京的。　　
拉练是在济南郊区的历城县境内，为了锻炼部队，那才叫专找苦吃。明明我们是一支机械化部队，却偏偏有车不坐，就是要走，还常常是夜里走；明明有房子住，却偏偏要露营；明明有炊事班做饭，却偏偏要让战士们在野外自己做饭吃，用的是洗脸盆。记得有一回包饺子，包一些就冻在屋外，一会儿工夫就冻的结结实实的，然后到野外支起灶来，用洗脸盆煮饺子。说洗脸盆是客气了，因为当时每人只有一个盆，洗脸洗脚都是这一个家伙。　　
记得当时有一个排长似乎有点讲卫生，正好我们饺子端进来时，他也来到我们班，顺手放了一个饺子在自己嘴里。我说了一句：这可是在洗脚盆里煮的！他顿时在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转身就跑出去了。　　
这天晚上，我们行军一天后，半夜里才到了一个叫亓城的村子，当时还叫大队。漆黑半夜的，到什么地方住呢？村里的小学校正好放寒假，我们就驻扎到了学校的教室。　　
这个村子，是当地比较穷的村。几个月以后，我被派到当地支农，又住在这个村，才知道当地的一句民谣：李家穿布，亓城刷树。是这样的解释：从亓城再往山上走几公里，有一个村子叫李家，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市里县里常常有干部去参观，为了让村里的老百姓穿的让人看的过眼去，就给李家村的人每人发了些布，要知道，那时的布是要布票的。而为了让去李家村的人走在路上舒服些，就让亓城村的人把路上的树刷上石灰水。等于是为李家大队的人脸上贴金。　　
这样就有了“李家穿布、亓城刷树”的说法。　　
话题收回来。　　
我们住进了这个穷村的一个破学校的一间破教室。外面北风呼啸，屋里也是冷风飕飕，原来，这间教室的窗户没有糊窗户纸，冷风就是从这里灌进来来的。屋里当然是没有床的，就是一根草也没有。就靠我们每人背着的一床军用被子，怎么睡觉呢？　　
恰好我看到教室的墙上，正好在窗户旁边有一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大小和窗户相仿，便鬼使神差地把那张像揭了下来，然后用图钉严严实实地贴在了窗户上。　　
其实当时我不是班长，屋里睡了几十号人，用不着我多事，但是不知怎么，我就作了这样一件事。　　
不知是谁揭发了这件事情，第二天，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重起来，团参谋长来了，营长来了，连长指导员都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是我出事了。　　
先是一顿审问，问我是什么动机这么做。其实我真的没什么不良动机，就是因为怕冷。大概是看我也不会是蓄意破坏，就不再周旋我的动机了，召开了全连大会。会上，纲上的很高，说我这是反革命行为，要是在地方，就该关到监狱里去了。　　
我很紧张，全连都很紧张。但是，我始终记得刚入伍时老兵的一句教诲：在部队里，越是受到批评，就越要显得坚强。所以，在批评一结束，号召大家对下一段的拉练表决心时，我第一个举起了手。我看到连长楞了一下，手却指向了我。此刻我觉得，说什么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我要有一个让别人吃惊的精神。　　
我的目的达到了。　　
这次主席像事件，是我有生受到的一次沉重打击。　　
这时我刚刚过了17岁生日，而前面的17年，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家里是老幺，受宠；　　
1965年9月，我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初一英语班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北京的一所特殊学校，不参加全市的统考，每个小学挑选一个好学生参加单独考试，说千里挑一，一点也不过分；文化革命开始后，我又成为了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学生委员。当时的学生委员只有两个人；征兵时，代表全团挑兵的人，就是我所在连队的排长陈显文。是他一定把我留在他的连队，并由我代表全团几百号新兵讲话。　　
这样的打击，好象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提示：不能只开顺风船！　　
2005年，我当时的老连长郑敦启到北京来，我陪他到恭亲王府参观，在山水园林间，他突然提起了这段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他说，当时，连队有个极左的副指导员，一定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幸亏多数人看我还小，没有下毒手。　　
想想后怕，如果当时我被打成反革命，被遣送回乡，那么，我的整个历史都要重写了，也许，就不会有这篇博客的问世了。　　
在?9月9日到来的时候，写这篇文章，也是一种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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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读着志兴的《我被批判的一段经历》一文时，我也被带回那40多年前当兵的那段艰苦岁月中。我和志兴、国旗、保利和子清一同分配到防化13团二营的五连当兵。“记得是踏着路上的积雪进入驻地，老远，就听到了老兵们高亢的歌声，这歌声，现在仿佛还萦绕在我的耳边：

　　首先，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祝林彪副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歌是用京剧曲调谱的，我在北京时没有听过。在山谷里，这种奇特的歌声让人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志兴这段叙述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和心境。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得那那似乎嚎叫的歌声，后来我也这样麻木的重复叫喊着这首“忠字歌”。那不是唱歌是嚎叫，是一种填鸭式的革命精神的灌输和精神麻醉。

　　志兴是外附的革委会委员，在当是学生中的头头，在现在来说是个“名人”。和他的女儿聊起当年认识志兴时的过程时，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北京是个培养外语人才的尖子学校，因此学校要求严格，老师尽心尽职，同学们比学赶帮风气极好。学校的制度是：学生全部住宿，我们都是13岁就开始了集体的生活。每天6点半点起床，出操跑步；7点早自习；八点早餐；八点半上课（上午四节课中外语占2节）；11点45分午餐；一点后照旧三节课（似乎有节体育课）；晚餐后两节晚自习；9点半熄灯。那是大家就像机器人似的，因为都是各校的好孩子的汇集在一起，熏陶交融成长。虽然住在一个楼层内对别班的同学相识甚少，在回宿舍休息中偶尔听到阵阵笛声，吹得好坏听不出来，谁在鼓捣这种玩意引起了我的兴趣，特意到初一英宿舍倾听，看到“大块”（志兴当时的绰号）坐在上床休闲地发挥着-----，从此就相识了多才多艺的志兴。闹文革时，初一年级组织篮球队，我和志兴在一起打球比赛逐渐熟悉了。

　　可以这么说，志兴在初一学生中是初里拔萃的，后在成立学校革委会时和初一西的王福贵同为学生委员，按现在的待遇也是校领导级别了。

　　与志兴不同的是分到五连后，我却与他走了一条内容不同的曲折成长道路。在参加连队训练执勤外，没黑没夜地加入各类的公益活动，因为书写连队的黑板报和徐海军午睡都少的可怜----。因为和师大附中的刘新生分在一个班，在参加驾训队名单落选后，心里情绪低落。随着共同到五连的外附同学纷纷离开了山沟，年轻幼稚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加之大量繁重的训练、执勤使人极度疲劳。白天训练、挖猪圈，晚上几乎每晚要站2个小时的岗，体力的透支让人无法承受。记得参加济南的麦收劳动时，初次割麦子的我格外吃力，还不容易用了吃奶的尽头割到前面，又让副营长“高结巴”把我轰到队尾他原来的田边，他在美滋滋地享受劳动到前面的乐趣---。65年江苏兵班长徐XX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使我很憋气，没有老乡的聊天和战友的理解， 17岁的我陷入了“青春发育期的叛逆”情绪中，我什么都不顾躺倒不干了-----。在压床板的半个月内，徐XX不断地施压和嘲讽。至今我一点都没有怪他，因为我的压床板使他在全连面前丢尽了面子，险些丢掉了提干的机会，多年后我仍从内心深处忏悔，也深深为当年青春冲动付出的代价自责和后悔。

　　看到我入伍几个月的情绪变化，郑敦启连长把从7班调到9班，这一调动使我找回了方向，重新振作了起来。68年入伍海阳兵班长姜XX像大哥哥似的与我聊天、训练、站岗，使我又回到了战友的那种亲情中，为此至今我一直保持着对胶东人的崇敬和尊重情感中。由于在各项工作中的吃苦耐劳和虚心好学，短短的几个月我又回到了从前。在69年冬天的拉练前我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在志兴回忆的“窗户纸”一事中，我只听到了一耳朵。那时白天要全副武装行军近50公里，晚上还要站岗，我没有多余的精神来顾及老同学的事情，如今看到那么完整地事情的过程回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好险啊！深夜我发短信给志兴谈自己的感想，念念不忘郑连长的恩情！

　　文章中提到副指导员也是从大学一年级当兵的烈士子弟，作为全军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曾经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可谓红极一时的大学生当兵的先进典型。

　　由于自己的转变和积极上进，年底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是当时部队建设评比的硬性条件。连队的”四好“和战士的”五好“如评不上，结果就是战士入团入党没戏，连队干部提拔也就泡汤。可见当时此项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我荣幸地享受了这一荣誉，也是全军最后一次的五好战士评比活动沾了边，一生中非常难忘！

　　70年春天，我和新生等4个人留守管庄营房。训练、种菜和站岗外，我还每周将食堂前那块黑板报写的有声有色，那时的工作热情至今难忘，为了让战友们在极度疲惫时多休息一晚，我曾经不声不响的站了一夜的岗，新生起来后心疼地“批评”我，我俩的心也越走越近了。副指导员已升至指导员了，他到管庄视察，新生在他面前真心实意地表扬了我。那个年代很多人和我一样认为表扬不表扬都是一样，改造思想锻炼自我和辛苦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的。

　　指导员回到齐河后不久，焦排长通知我到齐河办理入党手续。我惊讶的告诉他，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入党，所以我还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呢！可是在那个年代一切是随时变化的，说你行你就行也是有依据的，我立马坐火车到齐河，连夜补写了申请书，第二天由入党介绍人焦方德、江宜宏的帮助下履行了手续，成为中国预备党员，那一天是1970年5月15日，那一年我刚刚18岁。

　　和志兴一起回忆那个年代共同的经历回味无穷，苦累和委屈是财富是动力，是人生中难得一段美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