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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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 1975-78 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 40 万到有所夸大的 300 万。一般认为， 10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 700 万到 800 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 100 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 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autogenocide ）。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 2 万越南裔全部死亡， 43 万华裔死了 21.5 万， 1 万老挝裔死了 4，000 ， 2 万泰裔死了 8，000 ， 25 万伊斯兰教徒（ Cham ）死了 9 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 1976 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 Cambodia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 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 1973 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 3 万到 25 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 1973 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　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 1975-79 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21 ，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　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 Khieu Samphan ）和英萨利（ 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 Pol Pot ） 50 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 1970 和 1971 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 1973 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 1973 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於是自 1973 年 5 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 1973 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 1977 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 1975 年 9 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 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 年 5 月 20 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 Heng Samrin ，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 1979 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 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　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 1977 年 9 月 27 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 2% 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 14 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 1975 年 4 月到 1978 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 4 月 17 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存的“ 4 月 17 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 1976 年 8 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 100 万被遣送到这里的“ 4 月 17 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 4 月 17 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 4 月 17 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1976 年 12 月，当 S21 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

　　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 1978 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 10 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1/70-1/80 。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　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 The Pol Pot Regime ）一书的作者柯能（ 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 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 130 年》今年 4 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 4 月 5 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 1930 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 1970 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 1960 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 AK47 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 32 岁、女子 25 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 clan politics ）。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 Ta Mok ）。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 Tram Kak 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 1999 年 4 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 1978 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 4 月 17 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 10-16 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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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关波尔布特，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定论——他是个屠夫，导致200万柬埔寨人民死亡。更有甚者，干脆就说是他屠杀的。当然，还不排除其他的争论，只要上网搜索就可以知道这些数据是以主流意识的面目出现的。而他所领导过的队伍——红色高棉和政府——民主柬埔寨也是以反人类的面目出现的。在共产主义的运动中，这段历史也是被否定并被指责是极端反动的。对红色高棉的审判是应该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夸大其罪行并把他国所犯的罪行嫁接而予以忘记。
　　实事求是是基本的科学态度。虽然更多的人都喜欢事实，但没精力没时间去“求是”。结果在科学态度的缺失下被主流意识左右，失去独立思考的机会。本文是本人对历史的一点思考后的疑虑：主流意识是在阐述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吗？
　　
　　关键词：波尔布特 大屠杀 主流意识
　　
　　波尔布特（Pol Pot)和他的红色高棉（法语Khmer Rouge，译为红色高棉或赤柬，在建立初期和红色高棉时期明确指柬埔寨共产党）是于1975年4月17日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到1979年1月6日被越南攻占首都金边这段时间在柬埔寨执政。在这段时期里，国际社会——主流意识的支配者认为在柬埔寨发生了大屠杀，是违反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9日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根据联合国大会57/228号决议，目前已经组建了审判红色高棉法庭，并最迟于2007年在金边举行第一次法庭辩论。这其中有很多联合国也承认“有待查证”的证据已经为媒体当证据给“证实”了。看国内的新浪网易搜狐互相抄袭的相同文字便知。尤其是把导致干脆说成屠杀更是叫人吃惊。
　　一.一组数额差异巨大的数据
　　
　　让我在这里引各种在1975年到1979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数据：
　　
　　1.美联社1987年5月21日电：柬埔寨政治局常委Math Ly估计是3,300,000
　　2.Elizabeth Becker 在其书《When the War Was Over (1986)》中估计: 2,000,000 3.Kutler Stanley在其书《Encyclopedia of the Vietnam War (1996):》中估计：2,000,000
　　4.Elizabeth Becker 在其书《When the War Was Over (1986)》中估计: 2,000,000
　　5.Courtois Stephane在其书《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中估计 ：1,300,000 到 2,300,000
　　6.Clodfelter Michael在其书《Vietnam in Military Statistics (1995)》中估计: 1,200,000 到 2,000,000
　　7.Dict.Wars（辞典）: 在Cambodian Civil War of 1970-75条中：1,000,000 和 在Kampuchean Civil War of 1978-98条中：2,000,000。虽然没有具体1975到1979的一条，但还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尤其后面算起帐来
　　8.Marie Martin在其书《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1994)》中引证：美国州（具体哪州不清楚）部门：1,200,000到1,800,000
　　9.微软电子百科全书（ENCARTA）: "...may have caused more than 1 million..."（可能已经超过1,000,000）
　　10.Chandler David在其书《Brother Number One (1992)》中保守估计: 800,000 到 1,000,000."
　　Marilyn Young在其书《The Vietnam Wars: 1945-1990 (1991)》中的注脚中: 800,000 到2,000,000 ，同时引Michael Vickery的数据 700,000 到 1,000,000.
　　11.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其书《The Chomsky Reader（1987）》估计：750,000
　　
　　因为是网上搜索，还有几组数据没有多少可考性，也许美国人熟知他们，不过也引用在下：
　　
　　Rummel认为: 2,000,000 domestic （本民族？）+ 35,000 foreign democides （侨民）
　　SIPRI 1989: 2,000,000
　　D. Smith: 1,000,000 到 3 million
　　Eckhardt: 1,500,000 civ.（civil？民？） + 500,000 mil.（军？） = 2,000,000
　　War Annual杂志某年第6期: 2,000,000
　　Wallechinsky：1,000,000到12,000,000
　　P. Johnson: 1,200,000.
　　
　　其实当事者波尔布特估计这段时期死亡的人数是80万，美国政府公布的75-79年柬埔寨死亡数字是120-180万，世界人权组织公布的是140万。那么在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这三年零八个月二十天内因柬共政策原因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按理说，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死亡人口数应该容易查到的。用红色高棉执政结束时的人口数减去红色高棉占领金边时的全国人口数再减去根据正常人口死亡率推算出的正常死亡人口数，应该就是被屠杀的人口数，即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但从的75万到330万这相差极大的死亡数据看起来，好像在这其中确实有好多“有待查证”的因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说法？这就要从柬埔寨独立开始说起。
　　
　　二.柬埔寨的近代历史简述
　　
　　1.1953年柬埔寨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1965年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继位。西哈努克走的是和平中立外交政策，中国北越他不得罪，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不愿得罪。对内他依靠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支持，镇压国内的主要的反封建进步力量——柬共。然而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西哈努克的拒绝。从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并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Lon Nol)将军。
　　2.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在西哈努克去法国之际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自此柬埔寨陷入内战。朗诺政变的次日，就批准美军出动庞大的B-52轰炸机群，“饱和式”轰炸柬埔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美国军事顾问也入驻金边政府军。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摒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5月5日柬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Khieu Samphan）担任副首相。美国飞机对柬共控制区和游击区进行狂轰滥炸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到了柬共控制区，使柬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柬共的抗美救国和朗诺的腐败无能对比下，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朗诺政权几乎失去了半个江山。 1971年底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最终取得战场上的主动。
　　3.1973年1月27日，越南和美国签订了巴黎和约后，更是把轰炸的重点干脆就到了柬埔寨，企图在金边周围轰炸出一个安全区。这次为期5个月大轰炸持续到了8月美国国会表决宣布对柬空袭为非法行动为止。而从朗诺政变开始到1973年8月这42个月内，为躲避轰炸进入金边的难民估计达100万①—150万（乔森潘甚至估计有250万）。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了金边外围地区。
　　4.1975年4月，朗诺外逃。4月17日，抵抗组织占领金边，成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开始了为期三年零八个月二十天的统治，即史称的红色高棉时期。此时的红色高棉已经和越共分歧明显，而美国在朗诺政权陷落后，通过泰国开始给予红色高棉部分支持。
　　5.1978年12月25日，越南正式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扶植韩桑林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同年，柬埔寨爆发大饥荒。
　　6.柬共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继续武装抵抗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６日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2年6月，红色高棉、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
　　7.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红色高棉抵制大选不参加，继续武装斗争。
　　
　　三.柬埔寨的人口数目
　　
　　近代柬埔寨的人口普查统计一共有3次，第4次将于2008年开始
　　1.第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21年法国殖民时期由法国殖民政府进行的。
　　2.第二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进行的，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当时柬埔寨总人口为574万。此后以来的30多年中，柬埔寨的人口情况都是以那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以及各个时期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抽样调查来估计的。
　　3.第三次人口统计数据是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柬埔寨政府的抽样调查得出的结果：截至1998年12月底，柬埔寨的总人口估计数为1 100万人
　　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截至1995年底为1 025万人
　　5.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2002年人口数为1230万，2006年为1370万
　　
　　四.柬埔寨近代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数据统计
　　
　　为了方便统计，我从1962年的那次人口统计数据开始。其实柬埔寨这个时期的人口数据就从来没有什么公正的估计，基本都是没什么根据的，都是学者们的揣测，不算账的学者们。
　　1.1962年，人口数目574万，尚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少。
　　2.19262－1970年，柬埔寨国内基本算是和平时期，学界经常所用的柬埔寨的人口数656万人实际是1970年的，也就是内战爆发前的人口数，这是根据62年人口基数按照正常出生率推算出来的。而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很少的。
　　3.1970-1975年，有关战争死亡的数据还是引用数据：Clodfelter Michael在其书中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 A Statistical Reference to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618-1991》中估计：90万。
　　David Wallechinsky在其书《Twentieth Century : History With the Boring Parts Left Out (1995)》中估计：90万.
　　乔姆斯基在其书《The Chomsky Reader(1987)》中估计：50万到100万。
　　更是有美国学者估计仅仅在1973年持续5个月之久的金边周边地区轰炸就死亡3-25万①，而柬埔寨现首相洪森批露，这这5个月的轰炸中，有50-100万柬埔寨人丧生。
　　4.1975年4月到1979年1月，柬共执政期，这也是要重点讨论的地方，有关数据在第一节中引用得很充分了，75——330万不等。1978年底，越南10万军队分七路入侵柬埔寨，造成的伤亡无数据。
　　5.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有屠杀行为②。也是在这一年，柬埔寨发生大饥荒，联合国后来调查认定1979年有5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
　　6.从1980年到1989年9月越南撤军这段时期，柬埔寨仍处在战争中，二十万人的越南军队还在柬埔寨，每年旱季对民柬军根据地的旱季攻势，而民柬军则在雨季进攻。丛林游击战，遍地的地雷是这个时期的特色。这个时期的死亡人数数据还缺乏。但从这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大型的战争了。只是在1981由韩桑林政权公布的人口数为670万。
　　7.根据美国87年的有关移民的数据：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大约有50,000个柬埔寨人逃亡泰国, 150,000 个柬埔寨人逃亡越南。在民柬政权崩溃后的1979-1981年，大概有630，000人 逃出柬埔寨，再后来的数年内，大约有 208,000 人移民其他国家; 这些包括在美国的136,000人,在法国的32,000人 , 和在澳洲和加拿大 13,000 人。
　　五.计算增长率
　　参照62年到70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1.7%，按照主流数据加减运算1970年的{[(656-100（70-75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1.7%)5]-200（75-79年1月非正常死亡人口）}(1+1.7%)5-50（79年饥荒）=402万，大致就是400万人口的样子。其实这其中还没算越南入侵时杀戮的死亡数据。而在80年代的战争情况下，直到1998年，19年时间，人口数就成了1100万。400（1+x%)18=1100根据这个算出来年人口增长率大约是5.77%，这明显不可能会这么高。而实际上柬埔寨年人口增长率才不过是2.5%③，在医疗条件更好的和平年代的人口增长率也不过如此。
　　其实好多让柬埔寨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的因素都存在，但在上面简单的计算中我们就可以得知，波尔布特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纯粹是谎言，政策肯定处决了一些人，但数目为人大大夸大了。因为说谎者明白数字的变化左右着性质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谎言，而且不厌其烦地重复？
　　六.历史说谎——主流意识作祟
　　其实，在逻辑上发现这点，本人并非第一人，曾任瑞典—民主柬埔寨友好协会主席汉斯·伊萨克森博士早在1997年就发表了《为波尔布特辩护》一文，指出这其中的猫腻，而他主要是针对他国内的媒体和“专家”的。作为学理工课之人，不免有所启发，于是先算起来，发现这个所谓大屠杀在数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个问题是存在于这类指控从来没有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来证实，都是些互相抄袭、没有根据的数字，千差万别。是以，我的文字也无法严谨起来。只是问题在于对这类信息比较敏感，而且因为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被越南战争拖得精疲力尽的美国在和苏联的对峙中是处于守势的，而做为苏联代理人的越南要入侵当时为中国所支持的民柬，也和寻常的战争一样先在舆论上诋毁对手，给自己批上正义的外衣。而西方津津乐道的有关民柬政权残暴这类信息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的当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被当真的。而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这么一个已经没有多少前途的前政权又有多少可利用的价值呢？各取所需。有的自然是有，西方的政权是有出于意识形态而需要诋毁这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失败案例，让共产主义沾染上彻底的血腥，还需要这个“血腥”的政权来摆脱他们的罪责呢。现在，他们已经堂皇坐上了法官席；而洪森自然要为自己背叛民族的行为有所解释，当然身为前柬共成员的他需要这个血腥的政权来洗刷出他清白；站在越南背后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也是需要让政权血腥起来，毕竟虽然他在东南半岛失却了利益，而且也没有得之桑榆于阿富汗，毕竟这一个完整的战略都为新联盟所决杀；至于曾经支持过他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有新的考虑，因为他本身搞的修正主义是需要这么一个“邪恶的”自诩是“毛的学生”的波尔布特，在“打倒领袖”声中，把一些满口谬论胡说八道的新领袖拉出来才是他要做的工作。所以这些所有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就让主流意识有了市场。通过主流意识就会写出历史。
　　什么是历史？今天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件通过取舍之后的记载与解释，通常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我们能看到的历史通常是胜利者来写的。当胜利者干脆成为征服者，失败者的历史不只是会被扭曲，甚至是抹杀。“成者王侯败者寇”，历史总是歌功颂德。胡适曾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一代文坛领袖，胡适先生的这句话却未免显得见识浅陋了，事实上，历史是一个坐轿游街的高贵妓女，“小民”却只能隔着华丽的轿帘猜测她的真容，而主流意识的控股者不仅可以掀帘入轿，而且可以当众蹂躏。在历史的话语权被主流意识的控股者掌握的年代，文学作品往往才是真实历史的载体，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独创以诗证史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脱胎于这种思维。可悲的是，陈先生作古快四十年后的今天，文学作品依然比史料更史料，史料也继续比文学作品更文学。主流意识在这里作祟，历史终究也不成为历史。
　　如同那个主流意识中的耶稣，他是圣洁的，没有结婚，自然没有伴侣，而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作品《最后的晚餐》中出席的那个约翰有人说是个女人，她叫抹大拉的玛利亚，甚至就是耶稣的伴侣（这个可不只是从那本小说《达芬奇密码》中来的）。在有 《刘文采真相》以前，主流意识要塑造的是一个恶霸地主，那个收租院里的故事，也是有人深信不疑的。而现在的主流意识宣传要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假的。主流意识的需要左右着我们的知情权。还有一个西方媒体们很不不光彩的事件： 导致齐氏下台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1989年2月席卷罗马尼亚的弥天大谎蒂米什瓦拉“大屠杀 ”事件。为了“罗马尼亚的革命成功”，他们采用了好多连自己都骗不过去的的“新闻材料”。
　　政治需要什么，媒体们就会附和点什么，他们给主流意识壮阳。有好莱坞的大片《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s），法国柬埔寨联合拍的《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 la machine de mort Khmère rouge），自然就有人拿这些个事出来说事了。看看后面这部作品的众多光环吧：2003 欧洲电影奖年度最佳纪录片奖、2003 戛纳电影Francois Chalais 奖、2003 芝加哥影展最佳纪录片奖、2003哥本哈根影展评审团大奖、2003莱比锡电影节节金奖、影评人奖2003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新浪潮奖2003西班牙瓦拉多利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2003意大利记录片协会奖金奖、2003纽约影展首映片、2004阿根廷独立电影节人权奖、2004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人道奖。不过本人以为既然数在字面前过不了关，为什么还要去讨论为什么屠杀的问题。影视作品的渲染，和媒体引导数字的变化，最终让性质也跟着变。
　　 “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 3 万到 25 万人的伤亡……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 1973 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这段话是我引自目前在美国南依利诺大学历史系任教，“志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程映虹的大作《以革命的名义—— 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这名学者就是通过“就是柬埔寨人也不认为……”来开脱美国，然后引导。多少了解过红色高棉的同学都应该看过这篇大作的。
　　其实民柬的元年怎么怎么样都没多大关系，关键是那些复辟起来的资产阶级们——据说波氏当年就是要消灭的那些原来的有文化的城里人、417新人，掌握了话语权，已经建起了一个个狰狞的纪念场。何况还有伴随着越南军队“打回家”的洪森在柬埔寨执政——这位总理在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总要激动地把“侵略 ”一词纠正为“解放”。冷战结束后，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增加了苏联占领该集中营后虐待德国战俘的展览部分，可是在德国和东欧的大大小小几百个集中营展览馆中，基本没有盟军虐待德国战俘和平民的展览部分。相类地，今天的柬埔寨政府好象只有红色高棉的“罪证”而无美国罪行的任何启示，对今天霸权主义的横行如此动作就是在自我“自由，公正”么？
　　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说谎者的利益是建立在谎言上的，而这些谎言就需要一些悲剧人物作出牺牲的——毕竟他们需要的历史是需要悲剧人物来映衬出他的进步。相信谎言的人，多数人是被宣传机器蒙蔽的，但也有少数能“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并做谎言的维护者，要么因为他们是新的利益继承者，要么他们另有借此获取新利益的企图，科学的良心对他们来说是“不值钱”的，反正悲剧人物总要悲剧下去，哪里在乎多出这一出两出的罪名。当这些谎言要破产时，他们就会结成同盟来继续维护这谎言，除非有新的利益需要他们确实需要打破这谎言。
　　 致谢
　　我向帮助我完成论文的各位同志表示感谢，他们是向左的闹钟、山红、英特雄、周群、以及魏一等等同志。尽管这论文极没有可能被发表，但我想认真的对待态度应该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可贵的精神之一。
　　
　　资产阶级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这本身就是为了让人相信谎言而进行的欺骗。《物权法》看来是非通过不可了，“但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的”提法能和“国家平等保护公民的权利”相同？但是绝对忌讳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和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看看，又是什么样的主流意识在作祟，而不把他们写上去呢？
　　 在旧世界里，看到这么多有独立见解的人，可谓人心不死。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参考文献：
　　
　　
　　① 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②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
　　③《柬埔寨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④　汉斯·伊萨克森《为波尔布特辩护》原载瑞典杂志《Clart》, No.2, 1997；杭新英译
　　⑤ 乔森潘《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
　　⑥ 谢汝良《红色高棉时期的死亡人数》天涯社区
　　⑦ 肖月 朱立群 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 世界知识出版
　　
　　⑧《柬埔寨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
　　⑨侯松岭《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前因后果》 东南亚研究 1991年 第03期
　　⑩刘冬梅《美国一智囊机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政策建议》 东南亚纵横 1990年 第02期
　　⑾《Cambodia emigration》 memory.loc.gov
　　⑿《Acknowledgements to old communist attempts》 RevolutionaryLeft.com
　　⒀《Untangling Cambodian History: The Banyan Tree》 www.mekong.net/cambodia
　　⒁《Genocide and famine in Cambodia》 archives.cbc.ca
　　⒂越共网站中文版： www.cpv.org.vn/chinese/
　　⒃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谁是无赖国家》 新华出版社
　　⒄《红色高棉统治四年 柬埔寨1/4人口死于专政》 新浪网

yangharrylg

上贴是我第一次介入网络争论时的贴子，我耗了3个月跟这个人争论柬埔寨大屠杀，最后还是无法说服对方，这个版本呢应该是其最终版本，因为我查不到其后还有类似的贴子发出来了。五年后，我在新浪微博上再次遇到此人，当我问起柬埔寨那事的时候，这位含糊其辞的说这个是为了说明美国混蛋，我再追问，到底柬埔寨有没有大屠杀的时候，此人保持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