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官僚制在新中国的复活（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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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股否定文革的浪潮。我是赞成否定文革的，但否定可以是从不同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及不同目的的否定。比如，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且最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革命运动，文革中会不会有一些积极的、先进的、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思想与实践成果呢？如果有，但由于毛泽东的专制本质、人格特征、思想局限以及当时政治制度的限制，这些极其宝贵的探索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甚至不被今天绝大多数人们知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否定文革，也是指出它不可避免地扼杀、压制、扭曲了自身某些合理、宝贵、有益探索的必然性，这是不是一种思想认识的提高呢？是不是一种新的觉悟呢？

　　文革反对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令后人叹惋的例证。

　　我认为，反官僚集团斗争是文革的主线与核心。它既是“两个文革”（即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相重合的部分，也是它们相冲突并导致相分裂的部分，甚至也是文革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不弄清楚这一点，就不但不能了解文革本质及其演变，也不能真正地否定文革。

　　对官僚制的认识以及对其自利性的斗争，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具有更加迫切与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作为历史背景，简要地论述官僚制在中国的重生及阶段性发展过程。目的是与读者一起，对这个制度与阶级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了解。

　　二、新官僚集团的崛起

　　当代中国官僚阶级[1]的发展，以1976年文革结束为转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49～1976），产生了中国新一代官僚集团。

　　1949年10月中共正式建政，立朝垂统，开始履行新的政治使命，包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所有制改造、领导经济建设、在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领域实现“道一风清”以及管理国家公共事务。而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与任务相适应的国家管理者队伍。虽然中共在这一阶段始终没有完全清醒地认识到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革命者到执政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也不可能阻止新的官僚集团的产生。

　　区别于一般官僚制的特点，新中国新的官僚集团的胎盘中既有一党专政、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的体制基因，也有中国古代社会官僚集团传统的诸种延续；不过由于革命者的精神风貌还有保留，也由于毛泽东对官僚集团萌生的官僚主义特别是自利性的警惕与打压，使得这个集团在生成演变中，始终不能因其社会地位及权力资源，形成真正自觉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准则，没有产生太大的异化和危害社会的影响，没有完全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与人民保持了基本正面的关系，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共体制及路线错误为虎作伥，构成了与人民矛盾的诸种病灶，甚至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但它本身也是极权国家的受害者，是许多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奠定了今日官僚专制的基础。

　　关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官僚的总数量，至今没有查找到相关的统计。大体上，按照当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及相关政治组织、国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总数做一个估算，这个队伍应当有1000万人左右。一个侧面的例证是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仅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就达850万至 900万人[2]。

　　其时这个队伍的构成，大体包括四个部分：

　　一是职业革命者。这是主体。其中又包括：

　　⑴共产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人员。用托洛斯基和德热拉斯的话来说，这些职业革命家是后来官僚集团即新阶级的创始人，虽然前后身份不同，但他们始终是权力的核心，当然是不同性质权力的核心。他们的人数，如果说建政初期官僚总数为1000万人，按照20∶1的比例计，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有50多万[3]。

　　⑵革命根据地（又叫解放区）的共产党脱产干部。老解放区的干部总数难以找到相关的介绍。但如果按照笔者父亲介绍的解放战争后期抽调南下干部与留下干部的数量大体为1∶1的比例分析的话，它应当有30万人左右。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要求各解放区按此人数组织南下干部工作团。但实际上这个数量并不够，比如如果按照原先的计划，总共需要准备7000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但进占南京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就抽调干部学生超过4600人；进据上海时，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的包括从香港抽调来的接管干部，就超过3万人。在中小城市和县，也都超过原先计划的2～5倍。仅湖南一省，一下子就留下了南下干部近1.5万人之多。据粗略估算，实际上随军南下有十几万干部。

　　⑶国统区（又叫白区）的地下党员。这部分党员总数依然查找不到相关的统计，据有关文章介绍，仅南京就有2000人，而且大部分参加了解放后的政府工作，或者随军前往西南接收政权。

　　⑷解放军的转业人员。由于新解放地区的干部紧缺的矛盾仍然突出，毛泽东于是要求南下的210万解放军也要成为做政权管理工作的工作队和干部学校[4]，中共中央更明确决定“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同意“由香港及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五千个老干部（县以上干部约二千人）”参与接收和接管工作[5]。实际上军队干部成为解放城市的军管会主要成员，以及以下的各级工作队成员，并且其中相当部分在战争结束后正式转业参加政府管理工作。

　　二是民主党派人士。确切数字查找不到，但据统计，仅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上人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占据了40%以上。

　　三是原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这部分总人数也无法找到，但据相关史料透露，在许多新解放区，对旧政府的官员实行了全部接收、原岗原薪的政策，因此其数量不会是个小数。比如据当时统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000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而且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如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法院104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80名，沈阳市8个区人民法院共26个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23名；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审判员16人中有旧司法人员13名[6]。

　　四是新吸收的革命青年。比如1949年8月从南京出发随二野解放西南时的西南服务团，总数为1.7万人，其中老区干部6000人，来自上海、苏南、安徽、山东、北平、东北、南京等地新区知识青年11000人[7]。

　　三、中国官僚集团新起时的特点

　　苏联“老大哥”开创了由一个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例。对于后来被复制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苏联模式中，昭示了由德热拉斯说明的官僚阶级产生的普遍规律和普遍特点。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做法更强化了它的崛起，并使其具有非同一般的特色。

　　（一）经济因素

　　1．普遍因素下的中国激进

　　学者们已经指出苏联模式中的经济部分与官僚制强化有关系的因素，大体包括三点：一、对匮乏的管制；二、计划经济的根本经济制度；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三点同样适用于中国。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中国在许多时候用力更大，因而官僚制的作用也更突出。

　　而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更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一个正式的科层制组织也就是“单位”中，他的所有经济活动、个人行为甚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受到严格的管控。到了文革时期，经济的控制及组织化可谓登峰造极，在农村就连仅存的一点自留地和家庭生产物品的集市贸易，也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除。

　　当然，官僚制也为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鲁道夫·巴赫罗在《东欧的抉择》一书中所说的，“官僚制在保证工业腾飞所必须的强制性积累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即在工业化革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替代作用[8]。在共产党专政和计划经济下，工业腾飞所需要的剩余产品的积累水平，绝不可能通过公平和民主的方式获得，上华山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我们不妨回忆当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就此问题的激辩，所谓大仁与小义之争。其实梁漱溟的失误就在于他没有看出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实在是舍此无可他图。靠着计划经济与对农民的剥夺，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并且在核武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在农村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果。

　　2．在经济上导致中国官僚集团强化的特殊因素，是毛泽东的左倾冒进的经济跃进。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导致了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经济的衰退，而且埋下了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以及日后决裂的伏笔。官僚集团对于这场由毛泽东策动的大跃进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抵制了毛的跃进，但更多的人，配合了毛，也欺骗了毛，后者既是这场祸国殃民的经济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波助澜者，也是毛泽东在因此发生的高层政治斗争中的依靠者。

　　毛泽东有着社会主义经济能够超常发展的巨大空想与热情，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一种狂妄自大的特点：“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的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9]”同时，“共产党领袖也必然趋向于好大喜功，由于人类的弱点，以及当权者希望被认作有权势的风云人物的内在需要，好大喜功就成为他们不可抵抗的诱惑。[10]”而这种狂妄自大，好大喜功，又与专权、独裁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在强力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并取得“成功”之后，从1956年起，就频频地发出经济跃进、15年超过英国的号召，并批斗以周恩来为首的主张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所谓右倾保守分子。1957年的反右斗争，凝聚、纯化并提升了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强悍而果决的集体自卫意识，又促进了农村集体化的热潮[11]。在毛泽东充满热情的动员和他呼呼作响的皮鞭下，终于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大跃进的总路线，明确了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的共识，使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思想在全党正式得以确立。此后高层的官僚采取向毛效忠的方式，一是纷纷提供大跃进的各种方案如钢铁产量1958年要比上一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是使出层层发动、拔白旗插红旗的高压驱迫甚至残酷斗争办法[12]；而基层的许多官僚，又以解放思想和放卫星的各种成果，来为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提供佐证和典型，形成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人们至今很少从官僚制的角度去分析它与造成新中国经济建设上诸多重大失误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这种极权的官僚集团的威力，这些失误和事件很难形成。《随笔》杂志2010年第3期载有作家尧山璧回忆大跃进时期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的一篇文章《徐水大跃进》，告诉我们在那个匪夷所思的年代，徐水是如何在官僚集团——上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人士），中间是省、地区、县的领导，下至乡村干部，其间的核心人物是县委书记张国忠——的集体驱动下，村村炼钢铁，社社办大学，庄稼放高产卫星，高级社改为人民公社并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为了达到这些，徐水县本身采取了严酷的胁迫甚至镇压手段，仅本县就建立三个劳改农场，县乡村三级成立劳改队，共劳改集训人员7925人。为了迎接上级和外宾的参观，将“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强制转移到其他村，如一个村有400户，就有100户被强制转移，“民兵押送，说走就走，只能带衣服、被褥。长长的队伍默默出发，头上冷冷的月光，两边是刺刀的寒光，大人不得交头接耳，小孩不能哭闹。不识字的农民说，这是对待俘虏，有文化的人说，百姓成了‘白俄’”。而国家、省、地区的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则以工作指导、经验总结、宣传歌颂、科学论证、物资支持、全国推广的种种强大的手段对徐水予以支持扶助[13]，不但使得徐水干部头脑越来越发烧，工作越来越离奇，而且以徐水为榜样，在全国兴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即使在神话破灭后，张国忠仍然以行政手段压制真相，封锁消息，打击说真话的人。1960年，徐水县饿死329人，1961年，饿死1642人[14]。

　　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是毛泽东时期执政党和政府最大的罪行，也是官僚集团的最大罪行。无数的徐水事件证明了官僚制与这个结果的内在的与必然的联系。社会主义官僚制的能量就在于不仅它本身造成荒诞，而且社会各行各业都会被其裹胁，放大这种荒诞。后来李锐曾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而刘少奇则指斥大放阙词、满纸胡言的《人民日报》要为大跃进的浮夸风负一半的责任。当然，在当时的官僚集团中，不乏实事求是、头脑清醒、重视民瘼、为民请命的好官。在正式确立“超英赶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判了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右派分子，其中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等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是在这次大会上被撤了职，罪名是右倾保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就党的左倾错误的上书，也发生了毛泽东的秘书们如田家英、李锐、陈伯达就大跃进问题与地方大员们的激烈争辩。遗憾的是本来要纠左的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挑战他的领袖权威，从而在这次斗争中，依靠官僚集团，将那些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彻底打倒[15]。

　　毛泽东悲剧的深刻性之一，是在这种极权专制体制下，“真正能够左右局面的只能是权力与利害，不论是毛还是他的属下。……胡开明们不是不承认毛主席和党的必然性，但他们觉得在毛和党之上，毕竟还有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还有人民的利益。而在刘子厚张国忠们看来，毛和党就是最高的必然性。如果毛跟客观规律性、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需要改变的是后者，哪怕闹得饿殍遍野。这是党性的要求。……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以非理性的唯意志论压倒理性与常识的过程，就是以党性消灭人性的过程。而在组织措施上，则体现为逆向淘汰。[16]”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与官僚集团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他当时就对官僚集团有种种不满，但他还得依靠这个集团来推行他的极左路线；虽然在与人民的关系与反特权上彭德怀可谓他的真正的战友，但他却不能引为同志反倒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正是张博树所说的毛泽东对官僚集团认知逻辑和自身利益逻辑上的错综复杂地交织、错位与矛盾。而官僚集团本身，也表现出一种集体的人格矛盾：他们屡遭毛的打击，却每次都在这种羞辱中和羞辱后急匆匆地向毛表示忠心，并甘愿执戈为王前驱。毛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奇妙的关系，一直发展到文革，才有了一个彻底的清算。

　　（二）政治因素

　　王亚南分析总结出的官僚政治的三个典型特征——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17]，尤其在按照苏联模式建政的新中国，有了惊人的发展，而在这种发展中，中国官僚集团悄悄地形塑了自己的特殊品性：

　　1．党国体制和党军体制

　　在党国体制这一点上，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列宁的学生，不过作为列宁的正统传人，毛泽东让这种在夺权时屡屡被共产党批评的体制在掌权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除了将国家权力机构虏获为党的附庸之外，在党对社会所有场域的渗透与主导中，中国做得比老大哥更出色。中共官僚不但进入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不但进入了传统中国国家权力不正式进入的广大农村[18]，不但进入了中国的城市居民社区，形成了无往不届、无微不至的国家控制网络，而且在后来，通过政社合一、政企合一、政学合一以及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将官僚制的包容性与贯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方面特别取得重大成绩并具有示范作用的是毛泽东对农村、农业与农民的改造。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将他们强迫驱入政治化生产化军事化合一的集体组织，是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本无足怪。但是中国的情况与苏东有很大不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依靠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村的支持。农民的粮食甚至生命，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从本质上说，中国革命更像是一场现代的农民起义。因此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对农民的举动，很有恩将仇报的意味，不但遭到了农民的激烈抵抗，而且受到了党内战友比如邓子恢的坚决反对。不过我们只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曾经有人对毛泽东的农村改革包括人民公社化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做出独特的解释：他此举主要是为了控制农民。[19]。中国共产党在建政后一直对农民有着奇怪的恐惧，除了对他们经济上的剥夺和政治上的控制外，甚至一直不允许农民有一个哪怕是官办的农会，就像工会那样，以在表面上代表农民的利益[20]。毛泽东的农业及农村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农民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俘虏和奴隶，生活在与城市隔绝的边鄙之地，长期为城市提供食品和原料，并被组织起来进行规模浩大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基本建设。这还不算，毛泽东在文革中甚至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与贫困的农民争夺微薄的剩余农产品。

　　需要特别说一说的是中国军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暴力的统治，而军队正是这种暴力的主要部分。对于枪杆子的重要性的认识和运用，毛泽东超过了列宁，与他比肩的同样只有蒋介石。但在对军队的控制上，毛泽东也胜过了蒋介石。这就是他创造的党指挥枪，以及支部建在连上的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党军体制。虽然党军体制并非中国的独创，但它在中国似乎走得更远，比如同样是作为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委员较之苏联红军中的同行，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斯大林在清除了军队中的元老之后，很快取消了政委制度，而只设立政治副首长)，特别是在和平时期。同时毛泽东一直牢牢地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据说如果没有他的同意，直接领导军队的元帅们如彭德怀、林彪、贺龙和叶剑英，甚至不能调动一个团的兵力。

　　中国军队不但始终置于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绝对领导之下，而且始终是国家各级行政区域和企事业单位军事化管理的组成部分（如地方和企事业单位的武装部担负着民兵管理），并时刻担负着执行特定政治任务的工作队的职能。在毛的精心安排下，军队在特殊时期直接参与政府行政管理甚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如参加四清、社教，在文革中更要支左，组成军宣队进驻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接管领导权力。军队干部与政府干部也随时进行交流，在高层有一些大员，在军政两方面自如地转换或者兼任职务。特别是军队的转业干部，成为地方官僚集团的重要补充，并且成为一个显著的派系。

　　1960年代，林彪元帅接管军队后，军队建设在突出政治、忠于领袖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毛的欢心。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学习解放军运动在全国蔚然成风，并持续到文革结束。

　　总之，在新中国，军队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楷模，军队各级指挥员作为官僚集团的重要部分，也是官僚专制的楷模。文革期间，在军队政治化、社会化、权力化方面，登峰造极，在九大选举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一半还多；而当时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几乎完全是军人，因此外国判断中国已经是军人政权。军队一时风光无两，甚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把参军并入党提干，作为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这意味着一脚迈进入了中国的特殊阶层，不但享有崇高的政治荣誉，而且在恋爱结婚工作方面都有优先权，一辈子有了衣食无忧的保证。

　　2．领袖独裁与群众运动奇妙的结合。

　　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毛泽东时代的特色之一，而所有运动都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的，它们都叫做群众运动，当然也有人说是“运动群众”。不过，当时毛泽东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是作为他的思想与路线的基本政治特征的。因此他赋予人民群众以很多的政治权利，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似乎人民群众不但是国家的主人，而且是各个单位的民主管理的主人。在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之间，也流传着许多美好的故事。群众基本上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与期望，在所有的运动中都表现出极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与毛泽东上下呼应，成为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时的利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仍然为毛泽东支持工人罢工、示威、反潮流、上访告状的行状感慨万分，也为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政治权利的充分及行动的疯狂惊叹不已。

　　当然这一切，是在那一时代的最大运动——造神运动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与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奇妙地并存与结合。毛泽东的独裁也与对他的神化是同时进行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结果。个人崇拜有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不但是革命时期“大救星”现象的延续，而且从苏联的情况看，这是一个政权政治制度初始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如果我们采纳德热拉斯关于新阶级分期的观点，那么在新阶级形成和巩固的两个历史阶段，必然对应着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初起延续和独裁日盛致极的阶段。在中国，由于2000年君主专制社会的深厚传统，这种领袖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好像就更加容易。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走的都是这个路子，无非是毛泽东将它登峰造极而已。

　　但是从官僚制建立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却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一种紧张和矛盾。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以往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指出官僚制对民主的破坏（托洛斯基更指出苏联的低文化水平所产生的民主制度不足以对官僚制形成制约）的特点，我要说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独裁似乎与官僚制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极力避免他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演变成为过去2000年历史里的中国农民起义导致的改朝换代，也对官僚制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与斗争；但另一方面，他的武器是独裁和群众运动，即他与人民群众的直接结合来对官僚施以压制，而这其中，又是以他为绝对的主导，而后者正暗含着官僚制的某些规律性特征。毛泽东根本否定民主与法制，认为宪法和法律都是摆设，而西方的民主制度与形式是假的，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他才承认如果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斯大林不会成功。不过，他认为他比斯大林更英明伟大。确实，在与官僚集团作斗争方面，他表现了一种始终如一的自觉性与大致上的坚定性。只不过，这种依靠领袖个人能力与人治方法的斗争，只能是让天下大乱，而不能彻底消除官僚制的危害性。反而，在毛泽东的表率下，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整体形成了人治的特性，这一点，一直延续到今天。而那些试图民主建国建党的领袖人物，无一不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不但毛泽东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而且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也并不因毛泽东的格外垂青而有真正的政治地位与权益。“四大”和“反潮流”并非常态，实质上，人民群众必须成为官僚集团的从属者和被奴役者，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被奴役的角色，甚至表现为他是所在单位领导的奴隶。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如果我们联想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你是一个单位的“革命”群众，甚至是一个党员，但当“阶级这把达摩克利斯宝剑高悬在党员干部的头顶上，说到底就是要强化全党对中央的忠诚度，因为只有中央才是最懂阶级问题和最能够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在中共普遍的军事化传统及其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极度强化中共金字塔式的等级观念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长官意志。在这种体制下，对阶级忠诚与否决定着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而对阶级的忠诚，只能通过对党的忠诚来体现；对党的忠诚，又需要通过对上级的服从来表现。结果就是，上级对下级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对上级却碍于民主必须服从集中，下级必须服从于上级，不仅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而且必须加倍地去贯彻执行上级的意志。身为（上海）本地干部的周克就回忆过建国初期中共干部关系存在中的这种现象。他写道：因为自视是南下干部，因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之一的马天水对本地干部一向声色俱厉。而因为曾长期在延安工作，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对下级更是极其霸道。在下级的工作汇报时总是随意打断，总是疾言厉色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将军’式的拷问，还‘不许回嘴’、‘不准解释’。就是对排名仅在其后的其他书记，包括对马天水，也照样经常不给好脸，甚至会当面责骂。‘不许回嘴’、‘不准解释’，稍有不满，即可能招致政治上的种种刁难与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渐渐开始成为当时中共干部体制内上下级关系的一种常态了。[21]”

　　3．强化的等级制及特权

　　作为官僚制最本质特征之一的等级制，无论是在文官起源的中国，还是在后起的西方，甚至苏联模式下，都是一种必须的存在。而特权是等级制的本质特征。特权表现了上等阶级——在本书的语境下就是官僚——的超出国民的待遇，因而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当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下，因为公务需要的特殊待遇，所谓官威官体，也是人民可以接受的。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本于公务的特权，会成为官员自利性的重要部分，有着自我扩大化的必然趋势。反过来说，通过特权角度，人们可以观察并判断官僚集团的性质与状态。依附于等级的极大特权，是苏联模式下官僚制的特色，以致于官僚阶级和特权阶级可以划等号。

　　中国亦不例外。其实中共以等级制为特征的特权制度在革命时期就已经发生。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相反，这种特权有时候是非常突出的。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陈云当年在延安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报告时，回答递上来的纸条说：“是的，毛泽东每天吃一只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泽东吃鸡，毛泽东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不过据杨奎松的研究，“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22]”

　　而作为官僚制特征的等级身份制与特权，不但不会因革命的成功而被实质地取消——虽然新的统治者宣传进入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反而会因为执政而扩大。革命家们进城后，公安部设食品专供站，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内设四科一室，管辖几个专门生产基地，如规模大的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果蔬、肉禽蛋奶及其它副食品。基地由苏联特供专家设计和监督建造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设有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皆属苏联最先进的。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各环节，皆有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必须在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各方面，一丝不苟，全力以赴，万无一失。1956年这项“政治任务”由公安部移交北京市负责，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划归二商局，机构正式名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为保密不叫全名只称“34号”。对中央领导的特供标准依权位高低，官职大小，有所差异，分为一级首长，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等。如简称四副双高的首长，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级的，除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等。正副司局长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最高层的特供更是严密，但不受标准限制。

　　对体现了等级制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深恶痛绝的毛泽东，其实本人也是这种制度的的享用者与强化者。有报道称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历代皇家宫廷饮水“玉泉”是最高层的饮用水，也是玉泉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生产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泽东最爱喝的茶是龙井，他的专供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另有数个专门的小组，只为他一个人制作雪茄、瓷器、说唱表演的录音带、特大字号的古典著作和提供保健。而他那缝了不少补丁的睡衣，在他逝世后的展出中赢得了无数人的眼泪，后来也被指出是专门从上海请的师傅缝补的。他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就是在大面积饿死人最为严重的时期，也花数亿元在韶山修了个滴水洞，其特别的设计和设备的先进与功能的齐全，还有室内的豪华，都不能使饿死的百姓们灵魂在天堂安息。毛泽东家的几个厨师是国内顶尖高手，也经过严格的审察。被宣传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与民共苦的毛泽东，却被一份奢侈的食谱，撕去了伪装[23]。曾经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谈到毛泽东有一次在中南海的湖边乘凉时，怡怡然说他有当皇帝的感觉，所差的只是三宫六院[24]。

　　待遇的差别当然也要体现在工资上。1950年，新中国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25]”对于新中国工资制度做了专门研究的杨奎松先生将新中国官员的工资制度与国民党当政时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其级差、最高级与最低级之差，都超过国民党时期，后者甚至超出近一倍。“由此造成的一个吊诡现象就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建国后工资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破除国民党旧的薪给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反对和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突出强调‘它是按劳取酬最大敌人，生产中的障碍，应严格批判’。[26]”杨先生也进行了中西比较，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27]”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怪异的现象：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国家都没有实行马克思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杨奎松语)

　　其他依级别而定的待遇包括住房、生活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秘书、专车、医疗、疗养度假、出差标准的差异，这些方面都严格而具体。全国各省市的特供体系也是按照这模式建立的，体现的是等级森严。

　　严格的等级制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森严，其实在权力者那里，为所欲为是这种等级制的另一种表现，特别是在最高层。除了毛泽东的种种特殊之外，其他领袖们也是不受任何制度限制的。即使在文革中，林彪也曾亲自批示，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一下子提高到五级。叶群给江青解释说：“林彪同志说，给江青同志提级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不给江青同志提高级别，能斗过杨成武他们一伙吗？[28]” 新中国官僚的特权使官僚体制的强权化和野蛮化得到超越时空的发展和强化。

　　不过这一时期的官僚特权，主要体现在所谓“高干”上，高干以下，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大，甚至也不如内部人总结得那么多。德热拉斯曾经认为，经济上的公有体制给官僚以巨大特权，“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门的权利和党的垄断权。[29]”起码在中国，我觉得这句话言过其实了，他所列举的不过是政府领导计划经济时必然的功能，而这种功能能否普遍地给官僚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很大好处，是颇可怀疑的。比如，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他一方面享受诸多不讲成本的特权，另一方面却因为子女众多，他的生活甚至还很拮据，只能抽较便宜的香烟。而毛泽东虽然自己有种种的特权，但在表面上，他还要为自建的游泳池和夫人江青的摄影爱好支付费用，这在当时所费不菲。而在大多数县处级干部中，基本看不出他们的生活与老百姓有太大的区别，起码与他们的下级们距离不大。文革前我家曾经住在我母亲分配的两间住房里，她那时是一个科级干部，而同院就住着处级干部，大家住房面积是一样的。如果说官僚们有什么所有制带来的特权，其实可能主要表现在计划经济兼紧缺经济下的审批特权，比如掌握紧缺产品和物资的领导干部，可以为亲友特批一些这类物资，如自行车、木材、玻璃、水泥等。

　　（三）文化因素

　　前面已经提及中国传统社会特征对新中国官僚制的影响。中国的身份制度，特别是不平等的身份思想与制度，是封建贵族制和君主专制的一种遗留，“各安其分，不得相侵”（《淮南子》）也就是礼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规则，在古代中国的短缺经济社会背景下，被作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与秩序基础，持续地强调与实行着。

　　与中国传统社会相一致，官僚的特权，有时并不直接体现在经济与物质上，而是体现在超乎寻常的派头上。我们也许从细节上更容易了解这一特征。康庭梓32岁时已经是中国空军专机的机长，多次执行运载中共领导的飞行任务。他口述了两个小故事，让我们见证了等级制是如何在红色中国哪怕是在文革中仍然是这样的触目惊心：

　　一件事是林彪元帅的女儿林立衡，曾经搭空军专机的便机旅行，在起飞时，她突然叫停，原来是落下了一双皮鞋。为了等她这一双皮鞋，全体乘客等了40分钟。在中共领导人中，林彪元帅大概是最不讲究等级制的，甚至对官宦人家有很深的成见，比如他要求自己子女的婚姻对象必须是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林立衡本人的丈夫是一位普通的军医。但即使如此，他的女儿也会不经意地显露出一种天生的高傲。

　　另一个故事是，江青在乘机旅行时，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飞机起飞前不能在地面滑行至跑道，只能在跑道上等待，而且此时其他飞机一律不得起降。有一次冬天江青从外地返回北京，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接机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穿着军大衣，在跑道上冻得直跺脚，而江青不慌不忙地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飞机。江青的特权固不必说，而她在亲密战友面前都这样摆架子，可见即便同一个阵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岂止是分三六九等，其间的巨大分野、反差，不下于主子和仆人、老板与马仔、头人与扈从的差距！[30]”

　　老报人冯英子写过一篇杂文《孔狗江马论》发表在1998年《书屋》杂志第一期，说的是在揭露官员及其亲属腐败劣迹问题上，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带着叭儿狗坐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重庆舆论哗然，全国也舆论哗然”，连乃父孔祥熙出钱办的报纸也不得不抨击一番。而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竟然动用专列，带了四匹骏马，率领大小臣僚去大寨游玩之事，在江青垮台前，我们的媒体绝对不敢揭露

　　对于等级制的迷恋，甚至使得中国官僚集团将它迅速地推广到全社会，也就是官本位。处级和尚和科级门卫的故事印证了官本位的深入性。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新中国这样深深地迷恋官本位。它反映的是一个事实：全社会的行政化即衙门化。

　　等级制会造成许多畸形的现象。比如在所谓“乱搞男女关系”这件事上，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同样是做了此事，科级干部叫做道德败坏，处级干部叫做作风问题，厅级干部叫做不拘小节，省级干部叫做精神放松，中央领导叫做锻炼身体。正如德热拉斯说：“一些随时在变化的道德标准，深植在共产党阶级森严的制度中，居高位者（上层圈子）可以任意做一切事情，但同样的事若是下级人员（下层圈子）做了，就要受到处罚。[31]”这种“等级道德”一直伴随着官僚集团，直到进入新时期，才突然地瓦解。

　　四、“两个中国”

　　“两个中国”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一个提法，他说：

　　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等级制度下，同是中国公民，是有着“上天堂”和“下地狱”的截然不同的命运的。对那个时代，就有了“最好的岁月”与“最坏的岁月”的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32]。

　　这“另一个”中国，其形成正与前面提到的新中国建立后连绵不断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并残酷对待运动的受难者有关。它被钱理群认为是表现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残酷性、严峻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无数的回忆录中得到深刻的印象。联系到官僚制，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些政治运动，都是由官僚集团具体操刀的，也正是在这些运动中，官僚集团的权力与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甚至，某些政治运动，就是由官僚集团与毛泽东合谋的，如整风之变成反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官僚感受到了政治挑战，才与改变心意的毛泽东一起，同仇敌忾地向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了反击，并将他们中的精英打入地狱。甚至在22年后，即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只是因为反右是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反右也只是“扩大化”，“改正”而非平反。在近100万的右派中，只有96个人没有“改正”，如此的“扩大化”令人啼笑皆非[33]。

　　虽然钱理群对于新中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愤恨有其偏激之处（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针对官僚的甚至多于针对其他阶层的），但他的“两个中国”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

　　在结束这一部分论述的时候，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他说他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认为这一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的”[34]。沿着新中国60余年的发展脉络看下来，在它最初的年代，就已经重新铸造了有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两个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同的是，压迫者还有官僚集团，不同的是，没有了皇帝。但是有人不同意这一点，他们指出，毛泽东就是新中国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皇帝。那么，从官僚制[1]的角度看，毛泽东意味着什么呢？

[1] 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的主体是30多万县委委员以上的领导干部。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但邓小平这个数字显然并未包括全体县团级干部，因为仅300多万军队中的团级以上干部，大概就有10万以上。
[2] 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316）。
[3] 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

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08507?ref=read-3-C&book_id=3309

[4] 参见佚名：《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回顾与思考》。2009-1-23。http://lunwen.5151doc.com/Article/HTML/209392.html

[5] 参见叶云：《建国初期在川东工作的回忆》。2007-8- 14。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6966.html
[6] 参见佚名：《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2009-6-25。http://www.wxedu.net/jydj/show.aspx?id=614&cid=139
[7] 德热拉斯：《新阶级》，（85）。
[8] 德热拉斯：《新阶级》，(2)。
[9] 德热拉斯：《新阶级》，(73)。
[10] 这一点很奇妙，是毛泽东的发现。参见毛泽东其时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所作的一系列著名的批语。
[11] 1958年开展的中共党内的反右补课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清肃，据对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期间出版的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的分析，有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判定的案子，其中有三十九个是集团性案件，他们之中有中央候补委员、部长、省委书记、省长、市地县委书记、中将、少将、大校，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参见申渊：《反右派运动与党内斗争》。2010年10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12] 科学论证如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撰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新观察》，从植物的栽培密度和光合作用，来论证亩产5万斤是可能的。所谓物资支持，如在军事化方面，则有中央、省及保定军分区向徐水分发的1万多枝枪，总参调来几辆坦克。在宣传方面，中央的媒体如《人民日报》则连篇累牍地报道徐水的成绩，并鼓动全国人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13] 徐水并不是孤例，全国都出现了极其野蛮的浮夸风。比如河南1958年全年粮食仅281亿斤，却吹成了702亿斤，高估了149.3%；1959年河南全省遭灾，全年粮食271.6亿斤，却估成450亿斤，高估107%。按此实行征购和安排生活。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批斗，农民交不出粮食，就捆绑吊打、关押拘留、毁房拆梁、刑讯逼供。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全信阳地区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不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使征购透底，吃空头粮，无米开饭。浮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严重。“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炎黄春秋》2004.2期47页)参见章重：《信阳事件揭秘》。中国期刊网，2009-9-7。http://www.hprc.org.cn/gsyj/dfsz/zhyls/200909/t20090907_30178.html。更多事例，请看MAWOSHIZAZHONG：《大跃进时期的干部的恶劣作风》。中华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9/79/57/2_1.html。
[14] 正如《庐山会议：毛泽东的秘书们与地方负责人的激烈争辩》一文的作者李亚平所说：“秀才”落败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上，和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共同点更多，“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常规机构中的干部还是毛倚重和依靠的力量。左右亲近之人在政治活动中释放的能量、发挥的作用，还远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他晚年身边的人相比。
[15] 佚名：《大跃进在河北省是怎样搞起来的？》http://wlcexp.blog.hexun.com/53870791_d.html
[16] 王亚南先生说：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次三种性格中：（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font=]......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语见《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

[17]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皇权不下县”当然不完全准确，但皇权是与农村宗族及缙绅共同管理县以下地区的。
[18] 参见王山：《第三只眼看中国》。
[19] 文革前似乎曾经有过成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的打算，并成立了筹备组织，但是在文革中都一风吹了。直至改革开放年代，中共更加坚决地不允许农民成立农会。
[20]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08507?ref=read-3-C&book_id=3309
[21]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南方周末，2007-8-30。
[22]在“毛泽东遗物馆”提供的这份菜谱里，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经常进餐的西餐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鱼虾类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毛泽东不是很喜欢吃的牛羊肉类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毛泽东60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当然，毛泽东在吃西菜时一般都是与中菜和合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天的饮食还是以中菜为主，其中也夹杂上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参见：（韶山）毛泽东遗物馆：《饮食起居篇：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http://www.crt.com.cn/n ews2007/news/mzdywgcplz1/2009/218/09218171226HA5753KC637J66D2EB7F.html
[23]当然对于领袖人物，我们不能用普通的道德观去认定他的历史地位，而更重要地要看他的政治表现。从这一点说，毛泽东虽然有很大的虚伪性，但由于他政治上坚决反对官僚阶级而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24] 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南方周末，2007-8-30。

  [25] 杨奎松：《毛泽东为何对职务等级工资制不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7-10。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9930167.html
[26]杨奎松：《毛泽东为何对职务等级工资制不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7-10。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9930167.html
[27]杨银禄：《林彪与江青的你来我往》。《中国改革》 2011年第3期。
[28] 德热拉斯：《新阶级》，(40)。
[29]康庭梓（口述）李菁（主笔）：《一场特殊的飞行和被改变的命运》。中国出版网，2010-8-2。http://www.chuban.cc/read/2010/201006/201008/t20100802_74994.html。
[30] 德热拉斯：《新阶级》，(140)。
[31] 钱理群：《“撄人心”的文学》，《随笔》2010年第4期，(37)。
[32] 这个数字见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292)。
[33]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