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炎黄春秋到香港开出版社，乌有之乡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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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到香港开出版社了，乌有之乡呢？

美华

一、《炎黄春秋》在香港开公司及自销杜导正新作
　　《炎黄春秋》杂志是挂靠在政府体制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下，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编委会52人中，曾在境外月刊发文，直接用本名或借别人采访自己名义，从三个大顾问杜润生、于光远、李锐，到杜导正、冯其庸、何方、杜光、李大同、杨天石、杨继绳、沈志华、邵燕祥、周瑞金、郭道晖、钟沛漳、秦晖、袁伟时、高尚全、陶斯亮、钱理群、章诒和等均有，卢跃刚获赵家子女授权，这几年忙于写赵XX传记。为什么他们舍近求远这样做？或许他们觉得在炎黄春秋发文还不够“畅所欲言”，行文遣字或被限制及删除，但在香港月刊发声就可以“字正腔圆”，将国内无法发出的言论在那里流通，不会无声无息地被埋没，而且稿费是港币支付，喜笑颜开。
　　《炎黄春秋》编委们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于窥雨观风，例如，发现评毛批毛的辛子陵、茅于轼—夕爆红网络，以攻击或质疑毛的言行作为战略主轴，就有人效法，连寨主杜导正都亲自披甲上阵。《炎黄春秋》看中香港的“逢大陆必反”媒体生态，因为专曝名人的“污点”，特别加上性与女人，有利得到广告主的青睐和相当读者的偏好。杜导正曾在2007年10月港刊文章称：香港媒体为大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十足瞎扯！前阵子乱曝前国家要人动态，弄得全球媒体鸡犬不宁，国内百姓一头雾水，遗害既深远又广泛。香港寸土寸金，据说有位“民运”，到港开出版社出杂志，专门危言耸听，一年就把投资赚了回来？类似传闻，让人心动。《香港炎黄文化产业公司》就这样应运而生、粉墨登场。最近该出版社发行杜导正的新作《一颗平常心——杜导正【六四】后札记七百篇》。一如既往，需要一唱一和，造势炒作呀，杜导正就借他人　王彦　君之笔及名义，在今年8月份新一期香港月刊发文“读《平常心》访杜导正”，目的可说是相当明显的。缘由是杜导正上一本书《赵XX还说了什么》销量不佳，不敌宗凤鸣所写的《与赵XX谈话录》，所以要加强宣传力度，在书的封面上刻意印有“六四”两个字吸睛。说话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　王彦　君该文引杜导正的话称：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高峰低谷、大起大落实在太多了，我们当中也确实有人很激烈，主张激进地改革政治体制；也有人悲观失望，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希望走上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轨道。这两种看法都很片面，很情绪化，也可以说他们离开了平常心。我提出的主张是碎步前进，承认困难但决不放弃，坚忍不拔，有所作为。对现在的领路人，则是既寄予期望，又有所提醒、针砭甚至批评。”　　
　　言下之意，他们早就心知肚明。笔者倒是认为，杜导正等人在境外折腾的作用，对“现在的领路人”，真才是大帮倒忙！鼓吹经济改革，“解放思想”，甚至“杀出血路”，都很中听，但不能捞过界，踏政治雷区，淌政治浑水。　　
　　“我们只能在维护刊物生存的前提下，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那些德才兼备的光辉代表，同时把以往有意无意掩盖起来的真相揭示出来，总结我们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杜导正要宣传胡耀邦和老上司赵紫阳，“揭示”毛泽东，顺带“修理”邓，其用意跃然纸上。今年8月最新一期香港月刊为配合该杜导正文章，还刊出该刊特约记者专访胡德平文章，题目为：“胡德平谈父亲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文中有胡德平一句原话，“毛泽东犯了这么大错误”。中共北京市海淀区纪委约谈辛子陵要他“噤声”，是合宜的，照此推理，全国政协的纪委也应约谈胡德平，要他勿在境外媒体“发声”，毕竟胡德平虽69岁了，但还挂着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组委的招牌，享受党内正部级待遇，总不能是个特殊党员无法无天，没人管吧？　　
　　王彦　君文章说：“《一颗平常心》披露了办刊十几年中，跟中宣部大大小小二十来次冲突、矛盾、斗争的内部消息。无疑，对方是强势一方。但是杜老凭着半个多世纪搞宣传的娴熟经验，硬是跟那座顽固“堡垒“周旋至今。杜老说：‘现在没有必要多说中宣部的功过，文革后做过好事的老部长陆定一、周扬将永远被人们记住。他们敢于正视自己跟着毛泽东犯了错误的历史，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而出任中宣部长任期最短但口碑最好的朱厚泽，值得我真心敬仰和学习。他提出来并且为之付出代价的“宽松、宽容、宽厚”应该永远明确列入我们全党宣传工作的方针。’”　　
　　把中宣部说成为顽固“堡垒”，并与之斗争二十来次，兹事体大，因为自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称中宣部为“阎王殿”后，好像还没有哪个人用此种负面词汇悍然形容之，语露不满。党内斗争半个多世纪，杜敢于与强势一方大动干戈，是“周旋”高手？还是耍阳奉阴违存活？　　
　　再者，陆定一文革后做过什么“好事”？对毛“打到阎王，解放小鬼”耿耿于怀的陆，无非就是在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批毛，被耀邦欣赏，封了个中宣部“顾问”。可惜，在文革后的“彭罗陆杨”，陆的权责和影响力都敬陪末座，没错吧？罗瑞卿若不是因在西德动手术而去世，还会在军界更上一层。彭是人大委员长，杨是国家主席，均为后来显赫“八老”之一。　　
　　杜导正不忘批评在左派网站发表意见的党内老同志，公然厚脸表示：　　
　　“有些受‘左’的毒害较深的同志，跟我一样曾有过艰苦的奋斗史，又都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受难史，我真诚地认为，他们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只是他们的理念不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　　
　　但杜导正的理念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吗？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民主墙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愈走愈偏，他们只会抄袭西方人的观念。讽刺的是，一班20多年前在京城折腾的城狐社鼠窜逃海外，若干八九余孽幸运地躲过风暴，他们的精神领袖赵紫阳却受罪了，搬出中南海后，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一住就是十五年，只能引导追随者走向富强、胡同。　　
　　杜表扬党内外的右派名人，因为那些人“坚持体制创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书里提到更多的是坚持体制创新的众多文化名人，如戴煌、李慎之、巴金、谢晋等人。虽然仅仅记录了他们的一件件小事，但表现了历史见证者的崇高人格。其中有的我熟悉，有的不太熟悉，我都真心引以为师为友。”　　
　　杜导正自我角色错乱，他提到那几个人“崇高人格”，高在哪里，也无法自圆其说。今年七月份《炎黄春秋》月刊，就刊登戴煌《参加革命前后的记忆》，看出在1944年，16岁的他参加江苏射阳县文工团，不是战斗队。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杜导正还爆内幕说：　　
　　“朱镕基身为总理时，在内部大会上点名让海关总署署长起立回答：扣押的走私军舰为什么不继续追查？署长只能在会下悄悄告诉朱，因为接到了前中央一位领导的夫人的来电，此事只好停下来了。”　　
　　处理远华案雷声大雨点小，百姓自有公断，那些假戏真做的吹牛皮者，不需要你们常挂在嘴边。笔者在乌有网站8月1日文章《美华：八六海战46周年击毙台湾海军少将》也提及过军舰，也有人不高兴了，但还没有约请喝下午茶。杜导正没有进一步谈及前总理和海关署长是否就以“沉默不语”而结束。是谁造成社会冷漠？人们只能从追忆中思索，当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情操，是否神马浮云？从赖昌星案7·23落幕到今时7·23动车案不约而同之际，人们在琢磨官员脑中“诚意”和“担当”这两个词汇的实际斤两。　　

二、《炎黄春秋》编委钱理群教授在八月港刊撰文《毛泽东新评》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炎黄的精心安排，《炎黄春秋》编委会成员钱理群（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在八月最新同一期港刊发表题为《毛泽东新评》的文章。钱理群与袁腾飞、辛子陵、茅于轼都作了适度的切割，他并没有像袁辛茅那样全面否定毛，在言语上也有所节制，多少担心被反弹口水淹没吧。辛子陵摆出打架的态势，终无法持久，一度还累及　杨澜　小姐。钱理群就来个新评，以示与辛评有所区别。
　　钱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部分：
　　一、毛最后成了孤家寡人。钱写道：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后期所有民间思考，都涉及毛泽东，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体制的质疑与背离。我们刚才说过，这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的民心、人心、党心的变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那些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文革的依靠对象，那些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以至支持毛泽东主义者，都对毛泽东的革命性产生怀疑，对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满，充满了变革的要求。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玩弄于股掌之中，但现在，所有被他玩弄、制伏，因而绝对服从他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对立面，成为怀疑他、诋毁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评论：笔者不同意钱的上述讲法，他那样的心态让人震惊。况且，毛曾经一度是党内的少数派，反潮流，但从未当过孤家寡人！文革前北京市委针插不进，他就在上海发难；林彪不大听指挥，他就坐火车南下向各地诸侯吹风。
　　二、毛泽东1971、1972年得对美和解战略决策最具深远意义。钱写道：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时代。而对外开放又必然带来对内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毛泽东开启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老百姓的一份重要遗产，留给他以后的中国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因此，今天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毛泽东最初的开拓的。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把邓小平及其后继者的时代，成为“后毛泽东时代”，这也是一个重要理由。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第二方面的作用，是根本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开启了台湾历史的新时期。后来台湾强调独立自主，以至开放党禁，其后又出现“台独”势力，形成所谓“蓝、绿对立”的格局，都跟中、美国家关系的变化直接相关。而中美和解对台湾年青一代思想的冲击，其影响所及，是几乎决定了台湾以后几代人的思想走向的。最后，毛泽东的决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更为深远的。今天，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个格局也是毛泽东所奠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毛泽东亲自主导下，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　　
　　评论：持平地说，此说有一定研究依据，但不尽然。当然，“改变世界历史”的评价，早已出于基辛格和西方政治家之口，非今日始。
　　三、毛泽东坚持认为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钱写道：
　　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毛泽东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一是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二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依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点：不断发动阶级斗争，打击“党内资产阶级”。因此，他公开亮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主要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也是对以后必然出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的一个预警。他最后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看来，毛泽东是自觉地要为自己塑造“最后形象”：一个永远的革命者，永远的受压迫者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支持，还是对“一百年后还要革命”的预言，都表明，我们在讲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历史时所强调的，毛泽东所迷恋的理想国的幻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前方”吸引着他，召唤着他。这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又自有一种悲剧性。我们又想起在文革初期他写给江青的信里的一段话，这封信里又两段话非常有意思——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那页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会有）右派当权”，“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到。”　
　　评论：毛主席先知先觉，料事如神，已深植人心。尤其最后那段话，是革命左派宝贵精神食粮。
　　钱理群称：毛泽东留下的最后遗言是：
　　“我的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些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钱理群归纳为：毛泽东显然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评价，以及对他自己的历史评价，留给了后人。留给了历史。
　　评论：他显然比急于对毛及文革盖棺定论者要严谨。正史往往是胜利者的诠释，但中国自古就有春秋之笔的说法，史家可以和当权者并驾齐驱，提出不一样的历史诠释和价值观，这对于千千万万当代及后代的无权力者，都有巨大的意义。
　　钱理群总结说：“今天重读毛泽东三四十年前这些遗言，在当下中国，不同的人，会完全有不同的反应和评价，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是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所有的人必须正视的，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和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他至今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存在。巨大的存在。”
　　钱理群较之于袁鹏飞认为中国中青一代多数不再信毛，郭道晖认定当年党内开会多数与会者也批毛所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当前左右激烈争论基本形态，势力不分上下的表象，相对来讲是客观的，有这样的评析未必是坏事，但他貌似中立稳健，实际看不清激烈争论显示社会互信度及社群感严重缺乏，症结是辙乱旗靡，价值观混沌，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在中国占上风。一个简单的社会原理是，经济的平等可加强社会互信，反之则是进一步削弱，左、右的心结就此开端。当初共产党的幽灵在欧洲大地游荡。不就是要揭露和挑战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贫富不均吗？同时也可以悟出，马克思和毛泽东仍然是资本主义最为畏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能凝聚人民的向心。西方仍有大学在讲授马克思学说的课程，中国仍有乌有之乡网站等传承毛泽东思想，相映成趣。平心而论，左派没有必要拒绝与　钱理群　教授进行理性的争论，也要比风度。
　　党内有些人自认包容“异端”，未歧视任何人。只是在看见异端或歧视时保持沉默，并自我安慰“独善其身”就好，杜导正们常以胡耀邦为表率。然而，很多人忘了，不发声抗议反驳，就代表对异端的默许。如果真的要履行人大委员长的“五不”，就必须大声对所有动摇党章国本的言行和人说“不”，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一再拒绝为右翼意识形态背书！因缘际会，挪威人现在也不敢说包容极右“异端”了，中国党内外的“普世派”怎么IQ这么差，不知道挪威是海盗民族维京人的原乡？挪威人一天到晚要中国人搞民主现代化，钦点达赖刘晓波当普世圣人。照照历史镜子，今夕何夕，奥斯陆那里还有国王！基于同理，中国人有要求他们废掉King，换个刑事犯当现代体制的总统吗？想想中国已没有国王多久了，没有大清宣统皇帝刚好一百年。

三、左派如何因应右派的新招式
　　笔者以往文章有提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有关机构，对中国两大左右重镇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都相当重视，并有专人搜集有关文章择其要点报回国内，记得有些乌有读者对此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笔者言重了。等到乌有网站对洪博培大使的剖析，及对茅、辛公诉书有逾五万实名签署，一再引爆社会热点，发挥典型的舆论功能，有些朋友终于大梦初醒。许多人开始相信。“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毫不讳言，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所各自代表的声音，是毛泽东主席所引称“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印证而已，左、右阵营都有中共老党员在其阵中。杜导正曾称，炎黄春秋的政制改革主张，“任仲夷把这叫做改良主义”。《炎黄春秋》有来自庙堂的暗送秋波，杜导正在2007年10月一期港刊就得意地爆料：我的朋友看过十七大的草稿，他表示中央政策一点也没有倒退，大家可以安心。人们不禁要问，十七大前泄露中央内情的某些人都要依法处理，而杜导正口中这位“朋友”，就能网开一面，安然无恙？再细细观察，炎黄春秋不仅有“金字招牌”（据说杜导正办公室中），其撰文者在党内曾经担任的职务更高，包括有前常委XXX，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XXX，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XXX，此外，炎黄春秋编委会内曾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内大官不少，前新闻出版署署长就有好几个，前人民日报负责人也有数位，中宣部内干过的更有。这也印证了当前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环境下，非社会主义之意识形态大有市场，甚至暂时压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足为奇。但莫悲观失望，毕竟乌有之乡网站草根网民更多，更能反映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呼声，不必怕自己阵营秀才少，要敢于不买精英的账。
　　现在，炎黄春秋能够闷不吭声地就把公司、把出版社开到香港去了，这里有两点需要左派朋友们思考的：一、为何相关主管部门对炎黄开绿灯？事先是否知情？放它到香港这个“自由”地方去损人利己，乃至咬人？二、炎黄春秋香港公司的经费从何而来？有关部门对到香港开出版社有无约束条文，党纪国法是否足够“周延”？
　　关于经费，有的说是某些炎黄编委本人或子女出资，没有慷中央政府之慨，没用共产党一分钱。笔者不怀疑这种可能。像　章诒和　女士现时就相当有钱，靠写那些诋毁共产党的书在境内外（尤其境外）的版权费就很可观，至于她有无那么大方就另当别论。李尔重的三儿子李新民生前对笔者说过，帮赵卓云（文革前广东省副省长）儿子打工的他近年来数度在北京、深圳做“李式鲍鱼”（既不放油也不放盐）私房菜，章诒和及其它自由派是常客。李和赵紫阳做生意的儿子们很熟，已是旧话。再说到陶斯亮（陶铸女儿），其夫理由（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作者，在香港回归前到港做生意赚了小钱，九十年代末理由又出资、刘小钢（前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之女）出地，在广州CBD珠江新城旺地建“新大厦”楼盘（离广州亚运举办开幕式场地海心沙仅有百米之远），赚了大钱。陶斯亮后来虽与理由分手，但仍分得腰缠万贯。陶斯亮与胡德平的政治关系非常好，利用自己是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多次为胡德平提供讲坛。大家可以想想，陶斯亮不愿在中共党政军高干子女2004年纪念毛的名单上署名，反倒在今年与易中天、叶选基（叶元帅的公子之一，他也不在名单署名）聚在一起，为茅于轼抱屈，说明了什么？须知，“剑英后代”在赵紫阳病逝后去富强合同送了个大花圈，与　胡耀邦　夫人李昭及子女的花圈并排，却没有一个人在纪念毛的名单上签名。“吕端大事不糊涂”，九泉之下想必会向毛请罪的。
　　坦率地讲，乌有网站那篇有关高官子女签名文章以及前些天关于习仲勋、薄一波评论毛的文章引用的前元老们对毛评价，当时情况与今天现状已有较大的落差。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事情正在起变化”。所谓“七年之痒”，有些元老子女在2004年签名，七年之后的2011年可能就不会再签了，更别提从未签名的林豆豆、刘婷婷。签名的林晓霖、刘涛，早已不为林、刘两家所认。陈毅的儿子陈昊苏不久前也写文章兜圈子赞扬赵紫阳什么的，陆定一儿子陆德也说三道四，更别说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出书（2005年）为父辩护陈晓农引用陈伯达的话说：
　　我只说一件事，1948年在阜平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听到飞机响，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说，飞机就在头顶，要赶快走，赶快走，我看着毛主席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才离开。飞机炸弹噼噼啪啪落了下来。陈还说，“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大概我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从条件很差的地方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至于陈X的女儿陈伟力，杨XX的女儿杨李，耿X的女儿耿莹，军委刘XX的女儿刘朝英，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原内蒙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彭真的儿子傅锐（原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更别说黄、吴、李、邱、谢富治的子女们，他（她）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没有签名。元老子孙并非铁板一块，况且若干数量是改开的既得利益者，犬牙交错，怎么会怀念毛时代？怎么会真心唱红歌？莫说同辈大失所望，就连其身边朋友和媒体人也是质疑声四起。官二代、甚至官三代必须谦卑，别再扮演当年西纠、联动角色，毕竟国内资源及人事配置，重自然轻人文，已不完全掌控在你们手里。毛泽东在1967年谈及《触詟说赵太后》此文时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说得太贴切现实了！至于那些当今居庙堂之高且没有在2004年签名的官二代，更宜努力打破“一代不如一代”的魔咒！像红十字会加郭美美、铁道部这些，在人民对闹剧悲剧的源头骂成一团时，才知事态严重而去扮可怜、装无辜地修补形象，乃至刻意培养的粉丝也会看破手脚跑个精光！
　　有些元老本人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说毛的好话，但在邓去世以后，他们就摆出另外一副面孔了，翻来覆去，犹抱琵琶半遮面。举杨X昆为例，他临终前就对文革前“监听”毛等事大发牢骚，而且留遗嘱骨灰坚决不放八宝山，前几年才专门由女儿杨李捧回重庆潼南县安放，路上好大阵仗。过去一年内病逝的原军界领导XXX、原副委员长XXX，临终前均对毛主席的看法变味，奇哉斯变！有网友在那篇文章跟帖质疑元老们对毛的态度：“有真有假，真假难辨”，可谓一针见血。特别要补充一点的是，单独去韶山，与去韶山顺带去刘、彭故居是有很大区别。前者意味一元，后者意味多元，秘书们安排线路图很有政治学讲究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什么数量不菲的前官员为炎黄春秋摇旗呐喊呢？捧彭德怀一次，就再打毛泽东一拳。

四、结语
　　本文标题，并非判断或期望乌有之乡也去香港开个出版社什么的，只是想向乌有之乡和它的读者点出，国家前途仍然多艰，左翼支持者们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庙堂者对乌有网站公诉书什么态度，是否不动如山？无从知晓。网络政治对茅辛的问责声音再大或许也成个案，大伙儿充满了无力感，每天上网叹气，反正我是这样认为；二是炎黄这些对手们不断在改变斗争手法，包括那些非常态之举。现在到香港开出版社，自产自销其理念书籍作品，也是党内一小发明。大家可睁大眼睛注视。
　　广东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之一，东莞又是广东的晴雨表，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已证明是没有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的败笔。因为GDP这两年大降，个人消费力从电信行业收费锐减可以佐证。东莞的繁荣是靠村村镇镇租地卖地，甚至用个人宅基地供境外商人设厂来料加工出口。大量的外企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夜生活需要，催生东莞的无烟工业，繁荣娼盛。工业加服务业的产业链和利益链就此形成。你动用行政手段要来料加工迁往广东北部地区，隔山放牛，无疑让东莞自杀。原东莞书记后广东省副省长佟X上月离休，不是能力不行，而是身体太差，只好由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接任。有道是，到了东莞呆过，才知道身体不好。再有一个晴雨表是南方日报，原珠海市委宣传部长黄晓东已近日到南方日报社当第三把手（总经理），此君是原团省委副书记，到珠海后与市委书记甘霖（原广东省委书记，现任副总理XXX秘书）不睦，唯有设法回广州管事业单位。　　
　　毛泽东生前预见左右两派都会利用他的话做文章，左派当作大旗，右派当作箭靶。总设计师当年游走于党内左右之间，利弊相随，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现在主事者也寻求不左不右，平衡维稳，不乐见中国出现多头马车，设置可控制的临界点。8月12日，深圳开世界大运会，数万外国人入境，数万高危者出城，包括盲流、小姐，蔚为大观。中国国家主席将破格莅临，增加对青年人的国际影响，万众瞩目。只是倘若下面的人不用心花力去固本（五不），昔时呼风唤雨地位会渐失。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左、右都要出招，让己阵中轮番出击。打个比喻，前些日子世界游泳锦标赛，美国队的菲尔普斯不在最佳状态，就让另一好手罗切特出马，一人夺五金，成为新泳王；而中国队的张琳低迷，就让更亮眼的孙杨一举夺长距离游2金。体育比赛如此，政治角逐亦不例外。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辛子陵2010年12月23日的文章（港刊2011年4月号刊出）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右派的想法：“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善于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在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他们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起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发言权，成为反倒退、反复辟的中流砥柱。”看来，反倒退文革、反封建复辟，其修辞语已成为党内外“普世派”的共同心声。或许应该这样说，右派如何变招已略见一二，左派宜考虑更有效地把自己网络上的声音转为更具体的行动。陈胜、吴广除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年并没有任何讲得出口的正当性，也把秦朝闹翻。尽管在现实维稳和谐体制下，民众关注所显露表现力还不够大，围观或许还不能改变中国，但明显地已经改变中国的舆论生态。炎黄春秋在香港设点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讯息，是大家应该严肃面对并认真思考的。至于左派及其网站在纷扰的政局中是否有下一个行动，抑或继续无所适从，那就交由其他的朋友去探讨了。
　　本文建议的思考题：“不了了之”是否当今社会政治的“特色”？太多事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公诉书和7·23案会不会亦如此？　　

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