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金：我所经历的文革武斗（《四十三年望中犹记》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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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我所经历的文革武斗（《四十三年望中犹记》选载）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二八声明》发表和武汉军区取缔工人总部


　　1967年2月7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十二家造反组织发布《紧急动员令》，称“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殊死决斗拉开了序幕（见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编印的文章汇编《伟大的七月革命万岁》）。
　　1967年2月8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见附录一），江城局势爆炸。
　　1967年2月9日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表《谁是分裂的制造者？》，批驳二八声明，反方声音日益激烈。
　　《红旗报》1967年2月18日第9期发表《工人总部的大方向全然没错》，再次为工人总部助威。
　　《二八声明》发表后，朱鸿霞走遍了武汉三镇，有一次在汉口印刷厂礼堂演说：“是不是《二八声明》出来后才有分歧呢？不是。《二八声明》中点了一个名，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说他们起到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见《纸上风雷》工总头头日记本05号）。
　　《二八声明》是工总、二司、九一三错误估计形势，导致造反派分裂。我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没有与工总头头发生过任何冲突和争执，只是和二司小将周孔信发生口角之争。是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提出“工人总部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工总、二司、九一三不去针对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却在《二八声明》中公开点名，把矛头直指工造总司，其目的非常明显，即他们不允许有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存在，如果工总、二司、九一三接受新派组织走联司、革司道路的主张，那么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就会自然消亡。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严格按中央的要求办事，并没有去想如果大家都走联司、革司的道路，工造总司这个全市性组织自己也无法存在，也会自然消亡。我怎么就成了托派？
　　面对《二八声明》的强大攻势，我并没有组织大的反击，我坚决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几十年后，仍有人怀疑我当时背后有后台，要我说清楚。有谁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吗？难道我们严格按中央要求，走按系统、按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道路错了吗？
　　旁观者（钢工总头头日记《纸上风雷》编辑繁星天）认为：《二八声明》看上去并不具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关键是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分化成了不能融合的两大阵营，特别是触动了军队领导人物的神经，才有了毛泽东亲临武汉坐镇解决两派冲突，才有了百万雄师和部队扣压中央文革人员，毛泽东夜半突围，酿成了“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共和国“兵变”。
　　1967年2月8日二八声明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当天，我赶到汉口洞庭街红旗大楼旁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阻止印好的《长江日报》流向社会。在我的强行阻挠下，有一辆满载当天《长江日报》的卡车始终没有开出报社。我当时的想法是《二八声明》是造反派的家丑，是造反派打内战的产物，传播出去对造反派不利。我到报社印刷厂进去了出不来，门口有军事院校后字248部队的解放军站岗，我在印刷厂内跟联厂印刷工人、工人总部成员辛会元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天黑时辛会元才把我从印刷厂里带出来。
　　《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马上分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大街上到处都有辩论的人群，两派还在街上打起了标语仗。什么“《二八声明》大香花，香、香、香，香飘万里，香遍湖北，香遍武汉！”什么“《二八声明》大毒草！”已经垮台的保守派职工联合会也是毒草派观点。《二八声明》发表后不久，工造总司由六七万人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街上出现“工造总司是职工联合会变种”的大标语。当时支左部队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但我们从来没有和部队联系。
　　当时，省市委已经瘫痪，掌握群众组织生杀大权的是奉命支左的军队。“一•二六”夺权引起的造反派分裂立即被支左的军队利用。2月18日，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并派部队上街，连续两天全副武装游行。2月25日还派直升机在江城散发传单，工总、二司、九一三感到压力很大。工总、二司十万人举行针锋相对的大游行，但是已经无力回天，武汉部队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和后来发出的《三二一通告》（见附录二）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批准的。3月17日夜晚，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485名大小头目。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有对反革命组织可以取缔的内容。陈再道利用军委八条命令，针对《二八声明》，由武汉部队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公开表态反对《二八声明》。武汉部队还发表《三二一通告》，把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显然是胡乱编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工总头头被抓以后，军区向各工矿企业派出大量军代表，向华工、湖大、武大等大专院校派出军训团，“红武兵”等保守组织纷纷死灰复燃。武汉军区并不支持毒草派观点的造反派组织，我们感到唇亡齿寒，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感受到空前的压力。
　　
从提出揪“武老谭”到“为工总翻案”


　　反击“二月逆流”和“揪武老谭”（武汉谭震林式的人物），来武汉串联点火的是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北京大学的学生李金春。大约是4月初，他在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他讲了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老帅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大闹怀仁堂的情况。他特别指出，“二月逆流”在武汉的表现就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经过李金春等人发动，我们提出“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我们的矛头是指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但起初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字。我们开群众大会，上街游行，写大标语，都明确提出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为工总翻案。这一下在工造总司内部也引起激烈思想斗争，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胡重远把职工联合会参加到工造总司中的好几万人一下子拉了出去，成立了新工造总司，总部就设在汉口的景明大楼。分歧的由来其实很简单，他们不同意我们揪“武老谭”的斗争大方向，在二月逆流大是大非的考验面前，胡重远他们帮助我们纯洁了造反派队伍，我们毫不可惜他们的分离，因为我们造反派的基本队伍未触动。
　　毒草派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为工总翻案以后，4月14日，武汉锅炉厂工总头头刘兴隆，长江航运管理局工总头头吴正斌，还有一个女同志叫王红，在新湖大成立了工总联络站，想得到武汉各造反派组织的帮助，为被武汉军区取缔的工人总部翻案。由于工总已没有组织了，许多原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要坚持八小时上班，下班后就自称“钢八司”，声援各造反派组织的反二月逆流斗争。
　　反击二月逆流刚开始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提出了一个口号：“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潜台词是不为工总的坏头头翻案。这个观点为某些新派组织的主要头头所接受。有人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我认为这个 “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在新派头头身上不妥。因为当时军队高压态势极为严重，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取逐步升级的策略未尝不可；其二，人的思想认识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三，要首先看到广大新派组织为工总翻案的大前提；其四，后来新派组织绝大多数提出了并全力为工总翻案。钢派头头后来一直心存芥蒂，一直对新派头头有意见。但新派组织的绝大多数人当时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工总翻案的。当时工人总部已被取缔，在社会上最先提出“打倒武老谭，粉碎二月逆流”的口号，主要是新派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陈再道就组织、操纵百万雄师来屠杀造反派，在社会上打杀也主要是针对新派组织。我们工造总司组织了几次几万人的游行，从汉口步行数十华里游行到武昌的武汉军区大院，后来战斗口号逐步演变到“为工人总部翻案”，我们也逐渐认可了这个口号。
　　
江城抗暴始末


　　《二八声明》在武汉三镇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使武汉乃至湖北武汉造反派、党政军民分裂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原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土崩瓦解的保守派也都是毒草派的观点，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街头大辩论使武汉三镇好不热闹。
　　《二八声明》把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开创造反派内一派向另一派攻击和宣战的先例，把战友当“托派”，当然是使亲者痛、仇者快，使走资派和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1967年2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来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出台的决策，对武汉激进的造反派痛下重锤。
　　据官方的湖北大事记记载：经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武汉军区派部队进驻红旗大楼意在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军队内的造反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军区不支持《二八声明》。
　　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形势急转直下，香花派面临强大的压力，但相当一部人仍然坚持抵抗。
　　据工总头头日记记载：北京来电，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江青的秘书阎长贵打电话要求工总、二司“请罪”，使造反派领导人丧失了最后的底气。阎长贵一连四次讲道，一定不要坚持错误。反托派是错误的。托派是反革命的，怎么能把这么多人都打成反革命。（《纸上风雷》日记本05号）
　　在武汉部队和中央文革的压力下，工总、二司的头头开始到武汉军区并在武汉三镇请罪。当时毒草派中的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二月逆流”整造反派的开始，还认为是毒草派的胜利，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对香花派的批判，工造总司和三新都没例外。应该说当时对香花派的批判是不合时宜的，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的作用。
　　无论工总、二司、九一三的头头们如何诚恳地向部队请罪，陈再道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不变。1967年3月17日夜间，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全部抓进监狱。3月21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即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见附录二），宣布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取缔工人总部，公布工人总部十条罪状。面对这突然的打击，不但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感到惶恐与不服，就是毒草派中的造反派也笑不起来，都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在陈再道等人的眼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与香花派是“一丘之貉”，同样要“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如武汉一中的造反派主流是毒草派，同样受到“市抓办”派来的工作组的打压，硬要把已解散的“三字兵”找回学校搞大联合。这时，保守派空前活跃起来，在街上刷出大标语：“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二癞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刘真①，保张华②，保你的干爹朱鸿霞！”“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等。作为毒草派的新派，瞬间失语，陷入短暂的迷茫和沉默。不久，就感觉到矛头是对准整个造反派的。
　　①刘真：1903 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②张华：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与此同时，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改头换面，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如造反大军、红星军等等，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人民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组成的红武兵组织，遍及武汉三镇和各厂矿企业。保守派组织复活后，各单位造反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此时无论香花派、毒草派，只要是在单位里人数占少数的造反派，很快就被打得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工造总司司令部前后就收留了二百多名红色造反者和外地来汉的造反派住在司令部大楼里避难。
　　红武兵开始了在武汉文革史上的武斗。在人们的印象中，以红武兵为中坚的百万雄师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搞过文斗。他们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手执铁矛，戴着柳条帽，整整齐齐站在当权派提供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向以大中学生、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街头群众挑衅，在江城是不得人心的，群众骂他们为“黑乌龟”。江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1967年4月1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抄成大字报，贴在工造总司的门口，反映我当时的心情：“造反大旗举到今，今朝为何脚步停！且看老保嚣张样，忍让战友狱中吟？反动逆流掀巨浪，这样才好考验人。奋起反击莫彷徨，紧跟主席向前进。”当时有些群众在打油诗后面留言“跟帖”，其中工人总部汉口火车站头头石楚铭和诗一首：“黑云红笔在交锋，江城又是烈火熊。”下面几句记不得了。因为这首诗，我和石楚铭成为长达几十年的好朋友。
　　３月中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一部分人来到武汉，北大造反派学生李金春等人来工造总司找到我，谈到老帅大闹怀仁堂和农林口反击谭震林的事。说：“现在有一股逆流，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我介绍了武汉的情况。李金春说： “镇压造反派就是这股逆流的突出表现，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总是首先拿造反派开刀，我们必须奋起反击这股逆流。”怎么反？李金春说：“为避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解放军，我们可以提出反谭震林式的人物，也就是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我说：“还不如叫‘武老谭’简单些。”李金春说：“好，既简明，又结合武汉实际，就称武老谭好了。”
　　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分别也同三新交换了意见。
　　1967年3月23日，即在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发布第三天，工造总司和三新即与军区进行了公开斗争。3月27日，新华工组织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汉的谭震林!”4月11日，三新、工造开始冲击军区。4月12 日，新一中为驱赶工作组宣布绝食。4月13日，工造总司、外地高校造反派强烈要求释放朱鸿霞。4月14日，工总联络站成立。4月15日，孔庆德被迫接受新一中造反派要求，事后又否认他对造反派学生妥协。造反派学生重新占领红旗大楼。
　　1967年4月上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李金春在武汉三镇巡回作反击二月逆流的动员报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李金春在会上大呼“揪出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并且说：“我就是北京大学的李金春，武老谭有种来抓我啊！”由于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再次来汉点火、打气、撑腰，新派组织迅速掀起揪“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高潮。新派头头提出“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引起二司和九一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新派组织也迅速调整策略，公开提出“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新派提出的口号很少有坚决彻底字样。但当时新派的新一冶①和中学红联②提出的口号与钢派是一致的。
　　①新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工人大联合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1967 年3 月底，简称“新一冶”。
　　②中学红联：全称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于1967 年4 月24日，有60多所中等学校造反派组织参加，人数约8万人。“七二○”事件后，1967年8 月更名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
　　除了开大会，在街头写大标语，工造总司还组织过几次全市性的大游行。有一次，我们从汉口步行，经过长江大桥，一直走到武汉军区，又从武汉军区游行回到汉口，徒步往返20多公里，许多老爹爹、老婆婆走不动了，还是兴致勃勃、斗志高昂地走完全程。我们一路高呼：“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游行队伍受到“钢八司”和江城群众的热烈欢迎。
　　除此之外，我本人当时也作了数场报告，动员造反派和广大群众投入到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来。
　　作为硕果仅存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九一三组织虽未被取缔，但它仅限于武钢系统），工造总司理应也确实扛起了反逆流这面大旗，由此也招致武老谭和他的御用组织的痛恨。
　　社会上复活的保守组织也迅速壮大起来，他们除了在本单位排挤、镇压造反派外，还不断在社会上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反逆流运动逐步演变为抗暴斗争。在斗争中钢、新两派空前团结。
　　1967年5月1日，由工造总司吴焱金、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①、新湖大张维荣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五一游行指挥部”，钢、新两派在武汉三镇举行盛大的游行。
　　①聂年生：1943 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6 年底被关押4 年后释放回厂，1993 年死于脑溢血。
　　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直接操纵的保守派联合体“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于1967年5月16日正式成立，并于6月4日进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大院办公，将其作为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和武斗据点。作为百万雄师“高参”的原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发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数百名干部公开亮相，支持百万雄师。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是从不公开亮相的，我们和江城广大群众当时都不知道其头头姓甚名谁，这也是区别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得到武汉军区、市人武部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正如他们四十年后对我们说的：“当时我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吃的有商业局供应，你们造反派哪里是我的对手？”这位当年的百万雄师常委、作战部的头头（文革后升为江汉区工业局长）说得兴起，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你给我两个师，我就能把台湾解放了。”如此狂妄离谱的话，说得在场的我和彭祖龙、曾繁斌①、汪显木都大笑起来。连原百万雄师一号头头喻文斌②也听不下去了，说：“不要得意忘形，胡说八道！”我后来问这位作战部头头：“你岂不是相当于百万雄师中的胡厚民？”他竟然说：“胡厚民算什么东西？给我提草鞋都不够格！”
　　①曾繁斌：1941 年生，中共党员，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文革中为市直机关红司勤务组成员、市革委会工作人员，1970 年清查五一六后被赶出市委机关，调到武汉染料厂任教育科长，1977 年被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职务。
　　②喻文斌：1933 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人武部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一号头头，1967 年7 月底到1972 年3 月因七二○事件被关押，1975 年3 月，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1983 年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87 年中风。
　　百万雄师既然是走资派的工具，用百万雄师原武汉公安头头汪仕奇的话说：我们是皮影戏，后面有人提线指挥，当然要按照武老谭的指示办。于是针对武汉造反派的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就开始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新公校绝食事件。1967年5月10日，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军管组（军事管制小组）指挥下，出动公安干警百余人到武汉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他们假借贴大字报、声援书为名，故意覆盖新公校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新公校造反派上前劝阻，他们非但不听，还动手打人，发生严重武斗。造反派被打伤二十三人，其中四人受重伤。新公校红司学生向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提出四条要求，未得答复，旋即于5月13日在汉口一元路武汉市公安局发动绝食斗争，以示抗议。武汉中学红联积极支持，新一中更是直接参加并组织了全市性声势浩大的绝食斗争。一时间，武汉三镇支持并参加绝食静坐的人数以万计，汉口一元路以及六渡桥一带参加静坐绝食的群众人山人海。而带头组织绝食的新公校头头张兴旺等人则被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了起来，我曾亲自看到张兴旺等在关押的铁栅栏内高唱《造反有理》、《红军想念毛泽东》等歌曲。外面的静坐绝食的群众也一齐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声援新公校绝食，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新湖大张维荣和我等人组成火线指挥部，与武汉部队领导人交涉。由于武汉军区对声势浩大的新公校绝食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公安机关军管会既不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也不释放被关押的头头，使静坐绝食旷日持久，现场不少人晕倒、病危，由“红医兵”组成的医疗队夜以继日地在绝食现场抢救绝食学生。我们非常着急，忧心如焚。我们一方面动员绝食的群众由绝食斗争的方式改为静坐，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表示不同意，所以在现场参加绝食和参加静坐的人都有。我们怕出人命，非常着急。1967年5月19日，新一中和新湖大造反派冒险冲进武汉军区，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①请到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大学。经过艰难的谈判，钟汉华同意放人并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当时张维荣、彭勋坚决要求钟汉华写出书面文字，钟汉华不同意写，他说：“我以人格担保说话算话。”我说：“那你当面去跟群众说吧。”于是，我们将钟汉华带到汉口一元路市公安局门口的绝食现场，由钟汉华当着群众的面，承诺将关押的新公校红司头头张兴旺等放出，答应新公校提出的全部条件。钟汉华有些紧张地讲完话后，台下群情激愤，不断有人大声质问，场面较乱。我唯恐又生事端，于是大声宣布静坐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呼吁广大群众保重身体，立即回家。同时叫新湖大的师生用汽车迅速将钟汉华送回武汉军区。因为钟汉华到湖大后，武汉军区大造造反派绑架钟政委的舆论。
　　①锺汉华：1909 年生，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六四公告》成为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见附录三），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六四公告》出笼当日，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百万雄师头头蔡俊善、纪登清、杨克定认为《六四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副政委说这个《六四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六四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六四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它们就翻不了。牛怀龙表态：“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根据陈再道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目前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6月4日当天，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并在武汉市委建立了全市性的联络总站，将武汉市委变成了一个大型武斗指挥部和武斗据点。
　　陈再道、钟汉华每发表一次谈话，武汉军区每发布一次《公告》、《通告》，就直接促使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大屠杀的升级。
　　《六四公告》是陈再道等当权派大规模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据省直红司劳改局分部根据8201部队揭发和百万雄师头头交代整理的《蔡炳臣、牛怀龙操纵“百万雄师”黑幕》披露，《六四公告》发表前夕，蔡炳臣、牛怀龙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的头头开会，密谋《六四公告》发表后的对策。果然，六月四日陈再道之流的《六四公告》一发表，就使整个江城处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说明当年武力镇压不断升级的形势，还原历史，我将网上刊登的《纸上风雷》中相关文字原文摘抄如下，括号内的文字是钟逸加的：
　　百万雄师成立后，（武汉）军区六四《通（公）告》出笼，六四《通（公）告》发出了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5日，百万雄师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6月6日，汉阳六六血案发生，中央《六六通令》①发表。
　　①《六六通令》：1967 年6 月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
　　6月7日，百万雄师拔（造反派）据点作战计划形成。
　　6月8日，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设在武昌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司令部被血洗。
　　6月9日，“三字兵”包围红色据点，（武汉部队）“支左”宣传车袖手旁观。
　　6月10日，三千农民袭击钢二司华师（华中师范学院）总部，中央文革批示制止新武斗。
　　6月11日，（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市人武部交部队掌握。
　　6月12日，百万雄师武装攻击汽配（位于汉口宗关的武汉汽车配件厂），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的简称）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简称）提出“文攻武守”。
　　6月13日，部队发出《制止武斗紧急呼吁书》，老百姓为战地造反派送茶水。
　　6月14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新华工聂年生谈判。
　　6月15日，8201首长召见百万雄师头头，分头派军队干部单线联系
　　6月17日，六渡桥大屠杀。
　　6月18日，昨夜直通电话记录。6.17后作战方式和规模急剧升级。
　　6月19日，二司小将高喊“打倒陈再道！”
　　6月20日，校园形势会，辩论文攻武守。
　　6月22日，《革命造反报》改名《武汉钢二司》，发表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6月23日，血案、血案，还是血案。
　　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血洗工造总司，杀死24人，伤60余人。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位于武昌杨园的）铁四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6月25日，长办危急！（长办联司打电报给周总理）要求武器启封。总理回电：那个东西（指民兵武器）不能动！
　　6月26日，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中央通知严惩杀人凶手！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武汉文革的大规模武力镇压是怎样搞起来的。百万雄师从成立的那一天，就充当了“武老谭”屠杀造反派的工具。正如他们向世人宣示的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个牛鬼蛇神，就是造反派。发展到最后，竟然配合陈再道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七二○兵变，矛头直指“那个会游泳的人”毛泽东。
　　
为搞情报杀害戴鹏


　　武汉军区发布《六四公告》以后，百万雄师加紧了拔造反派据点的步伐。6月11日，百万雄师作战部请来两个月前从工造总司“起义投诚”的胡重远，让他介绍工造总司内部的情况。汤忠云①告诉胡重远，“你离开工造已近两个月，这两个月工造内部情况肯定有变，你不一定都了解，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搞个头头出来，或者你抓，或者我们抓。”（以上引自胡重远在七二○事件后的交待材料）胡重远原来和戴鹏不和，马上想到了戴鹏，戴鹏为人很忠厚，每天上下班按时回家，抓他很容易。
　　①汤忠云：文革前为武汉市生产资料公司干部，中共党员，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兼雄师支队支队长。1967 年8 月在被公安联司追捕时因拒捕被枪杀，1978 年12 月被中共武汉市委发文公开平反昭雪。
　　七二○事件后，汤忠云的同伙朱长春、陈昌文供认：1967年6月10日晚，汤忠云指使其“雄师支队”的王明荣将人民仓库会计戴鹏从单位绑架至市委大院，关在其强占的市委办公楼地下室内，用木棒把毛巾捅入口中，两天后活活窒息而死，汤忠云指使百万雄师雄师支队副队长陈昌文等人，将尸体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用草袋和荒草伪装，毁尸灭迹。
　　戴鹏失踪以后，工造总司司令部及戴鹏当时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陈景莲到处寻找，向武汉军区、省军区、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都报了案，但如同石沉大海。
　　   
追凶警官被判刑 杀人凶手被平反昭雪


　　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涉案人员纷纷投案自首，戴鹏被埋一案浮出水面。8月10日，在公安人员督促下，自首人陈昌文带领公安人员到市委大院埋尸处挖出了戴鹏的尸体，经戴鹏家属确认后安葬。经过深入调查，有一点众口一词：抓人、打人、埋人，主犯为汤忠云。
　　此时市公安局已由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公安联司①接管，彭海如②、刘祖清③均为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1967年7月23日，8201部队军管会已自动撤出武汉市公安局，无人负责公安局的全面工作。8月初，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④把田学群⑤等同志等接到军区，专门指示田学群等“要掌好公安局的大权，把各项工作抓好，不要辜负中央期望”。田学群等受命以后，紧接着武汉警备司令部专门派7250部队保卫处李允毅到市公安局组建了临时领导班子，以当时市公安局刑侦处长彭海如同志为首，田学群和刘祖清都是临时领导班子成员。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即秘书、斗批改、专政三个办公室，刘祖清任专政办公室负责人，协助彭海如负责市公安局全面业务工作，行使专政职能。武汉军区和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⑥授权，市公安局由公安联司负责武汉市的治安和刑事案件的侦查。
　　①公安联司：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公安联司武汉总部”。
　　②彭海如：1931 年生，文革前系武汉市公安局九处副处长，中共党员，烈士后代，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7 年7 月下旬至1968 年1 月是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1979 年12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策划、组织，现场指挥非法拘禁他人致人死亡的罪名判处3 年有期徒刑，1996 年底去世。
　　③刘祖清：1930 年生，1949 年3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 年入团，1953 年入党。文革前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文革中为公安联司勤务组成员之一。1975 年8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8 年。1979 年10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
　　④曾思玉：1911 年2 月生，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3 年12 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⑤田学群：1932 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 年11 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
　　⑥武汉警备区：1967 年8 月15 日，中央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武汉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15 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军长方铭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政委张纯青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为了正确开展工作，1967年8月16日，彭海如、刘祖清，市法院的何家寿和市检察院的李成伟专程上北京向公安部李震部长进行工作汇报。李部长明确指示：“要掌好武汉市公安局专政大权”，“要坚决按中央指示去办，对那些确有证据的杀人犯要坚决抓起来”。李部长接见时，公安部办公厅的沈兴帮和秘书在场并作了记录。这个临时领导班子在1968年元月8199部队军管会进驻市公安局以后，又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直到同年9 月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斗批改离开武汉时止。
　　抓捕汤忠云，当时是基于如下原因：1，根据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的电报：“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根据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于……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公安部长上述指示。汤忠云是中央点名的“百万雄师”坏头头之一，是策划、组织大规模武斗造成多人死伤的首犯之一，不仅有共案，而且有个案血债，对这样一个人，公安机关对他立案调查，拘留审查，完全是正常的业务。2，戴鹏家属陈景莲十多次向市公安局和市局刑侦处报案，对受害群众的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3，当时有原百万雄师人员朱长春等人检举汤忠云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受理后也应该展开调查。4，8199部队赵奋副师长指示，要调查被害人的下落。公安联司在调查中发现了汤忠云的严重问题，才对他进行追捕的。当时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们，有的主动投案自首，有的随传随到，唯独汤忠云等几个人负案在逃，并根据同案人交待，他正在继续进行非法活动，且有抢枪、抢钱、抢粮行动计划（同案人朱长春、陈昌文等人的口供，当时存市公安局13处），追捕汤忠云就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进行的，完全符合逮捕拘留条例第六条和第八条的规定。
　　戴鹏一案是故意杀人的重案之一。公安联司向警司详细汇报戴鹏案件后，警司同意立案。该案有两名主要犯罪分子在逃，一名是汤忠云，另一名是陈昌文。经百万雄师头头朱长春揭发汤忠云藏身之处，彭海如召集有刘祖清、王振友①等20余名公安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派出王振友、张柏林乔装渔民到汉阳汤子湖抓捕汤忠云。刘祖清带领20余人包围汤子湖。
　　①王振友：1935 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侦察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公安联司。1975 年8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6 年，1979 年10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
　　据亲自参加抓捕汤忠云的刘祖清本人回忆：请示警司以后，市公安局就组织开展了对汤忠云的追捕行动，由于情况复杂紧急，彭海如和刘祖清都亲自到达汉阳汤子湖一带抓捕现场。当抓捕队伍进入汤子湖地区后，在其同伙朱长春的指引下发现了汤忠云，警察王振友就上前去宣布：“汤忠云，你被捕了，放老实点，跟我们走！”当时被抓获的还有陈昌文。王振友押着汤忠云，张柏林押着陈昌文，最后跟着走的是朱长春。押解途中，开始汤忠云还较老实，当从湖中走出来，走上田埂小路几十米远处，王振友为了不惊动附近村民群众，便把手枪放进了衣袋里，汤忠云一看见有机可乘，他指望同伙朱长春、陈昌文协助，便大声喊：“老子反正是完了，夺枪，夺枪！”喊着便向王振友扑来，抢夺王振友的枪，双手抓住了王振友的枪筒，王振友手持枪把，二人争夺起来。这时张柏林见状，一边命陈昌文蹲下不许动，一边立即鸣枪示警。汤忠云听到枪声，即松手逃跑，王振友也立即开枪示警，连鸣四枪，到第五枪时，因子弹瞎火，没有打响。汤忠云见状又大喊：“没有子弹了，夺枪！”又返回向王振友扑来，正欲夺枪时，见王振友又将子弹推上了膛，汤忠云二次夺枪未成，又回头逃跑，王振友立即向汤忠云开了一枪。这时刘祖清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听到枪声后，立即赶上前去，见王振友已滑倒在田埂小路边，汤忠云身上已带血还继续向前奔跑。在距汤忠云约30米远的田埂高处，刘祖清一边向汤忠云喊话：“不要跑，站住！”一边举手鸣枪示警，汤忠云又向前逃约几十米，就趴在菜地豆角架里。这时见手持木棍、农具的村民也正陆续赶至现场，刘祖清赶上前去宣告“我们是公安局执行任务，请你们不要介入”，并朝地上鸣了一枪以示警告，赶紧叫来警车。汤忠云这才立即起来由公安人员扶着，与陈昌文、朱长春二人上了警车，鸣着警笛把他送入市一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情况，市公安局分别向警司、武汉军区、公安部和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警司负责同志还说“汤忠云死了是个损失”。
　　是谁开枪致死汤忠云，王振友有不同的说法。王振友说：我的《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法〔75〕刑初字第43号〕记载的追捕汤忠云经过是：“被告王振友等人持短枪将汤抓住，押送至汉阳十里公社汉桥大队第八生产队技术组时，王便要汤放‘老实点’，此时，汤见势不对，即丢下渔具与王扭斗，被告刘、王同伙张柏林马上对空鸣枪，汤听到枪响即逃跑，王振友随后追赶时向汤连射六枪（第五枪哑火），汤继续向前逃跑，被告刘祖清闻枪声后，从汤的右后侧赶到现场，在距汤约二十公尺的田埂高处向汤射击一枪，汤继续向前跑约十公尺后倒地，刘赶到汤身边又击一枪。造成汤肝脏擦裂伤、胃贯通伤、胰脏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王振友说：“ 从《刑事判决书》记载的事实经过看，应是距汤忠云20公尺的刘祖清开的第一枪导致汤忠云死亡，大家一致见证，刘祖清补的一枪是朝汤忠云的腿上打的。”王振友还说：“我仅鸣枪示警，我追赶汤忠云时，不慎摔了一跤，此时听到一声枪响，见汤已被击倒在地，刘祖清又赶到汤的身边，朝汤忠云的右大腿开了一枪。致死汤忠云的一枪不是自己打的。”
　　王振友认为，第一，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和中共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自己是服从组织的安排正当执行公务。第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在侦察刑事案件的时候，可以依照法律传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人民警察执行任务遇有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者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在必须使用武器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自己对拒捕、夺枪采取正当防卫、鸣枪示警是合法的。第三，自己对致死人命没有任何责任。
　　1970年起，刘祖清、王振友等公安干警在“一打三反”运动①中因追凶致死人命被关押审查。1975年8月8日，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早已完成了由杀人罪犯到文革英雄的转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很坏”判处刘祖清有期徒刑8年，判处王振友有期徒刑6年〔市法〔75〕刑初字第43号〕。刘祖清、王振友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1979年10月1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不仅对刘祖清、王振友维持原判，还对当时市公安局的临时负责人彭海如以“身为公安干部，执法犯法，是非法拘禁他人策划、组织、现场指挥者，构成犯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彭海如有期徒刑三年”〔市法〔79〕刑初字第95号〕。彭海如于1996年底去世，刘祖清、王振友继续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2004年6月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2004〕鄂刑监一字第00011号〕，称：“本院经审查，1967年8月20日，你们在原审同案被告人彭海如的指挥下，和朱长春、张柏林等人到武汉市汉阳汤子湖附近，将持与你们不同观点的汤忠云非法拘捕。在押解途中，汤欲反抗，张柏林见状鸣枪警告，汤掉头就跑，你们持枪一边追赶一边向汤忠云先后射击子弹数发，致汤忠云死亡。以上事实清楚。你们的‘正常执行公务，不是非法抓人的’的申诉理由，经查，本案发生在‘文革’期间，你们当时虽身为公安人员，但参与了派性斗争，并违反国家的法律政策，违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不办法律手续，非法拘捕与自己不同观点的群众，并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你们提出的‘汤忠云抢枪拒捕反抗，为了防止他逃跑才开的枪，不是致死汤忠云的直接凶手’的理由，经查，汤忠云当时和王振友扭抓在起，但是否抢枪不能确认，但你们二人先后朝汤忠云射击八枪，致死亡的事实确凿，因此你们二人应当对汤忠云的死亡共同负责，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判决应予维持。”
　　①“一打三反”运动：1970 年2 月至10 月，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一打”。
　　1978年12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的文件〔武发〔1978〕99号〕，决定说：“一、俞文斌、李树春等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及王力等人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活动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完全是革命行动。二、……汤忠云同志受迫害而死，纯属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现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罪名统统推倒，所有这方面的材料予以销毁，政治上恢复名誉。三、对纪登清、汤忠云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对俞文斌、李树春等十同志的亲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坚决按照党的政策，由有关单位党组织，认真地妥善地做好善后工作。”
　　
为工总翻案被“武老谭”视为眼中钉


　　6月5日，百万雄师开始实施武装扫平汉阳的战略，攻打了汉阳轧钢厂，稍带夺取了汉阳最繁华地段钟家村汉阳商场顶层的“三中红岩”广播站。当百万雄师端着长矛冲上去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吕涛像狼牙山五壮士般高举着三中红岩的鲜红大旗从七楼纵身跳下身亡，震惊了江城。
　　此后，武汉发生了多次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据点的武斗，百万雄师的战斗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牛鬼蛇神是党内走资派和百万雄师称呼造反派的专用名词，所谓“一扫光”，就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地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6月23日，百万雄师全市大肆造谣说：工造总司向与之相邻的武汉市无线电厂挑起武斗，打伤23人，捣毁价值50万元的仪器设备。工造总司为了揭穿百万雄师的谣言，就用广播进行政治攻势。百万雄师一听广播，立刻用砖头瓦片向工造总司进攻。不一会，武汉市无线电厂就开进了6辆汽车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石头和砖头、磁铁就象雨点一样朝工造总司大楼铺天盖地扔来。当时，围观群众目睹此状，气愤已极，配合红色造反者(工造总司的袖章上印着“红色造反者”字样)，拣起百万雄师扔来的石头和磁铁，向百万雄师进行有力还击，把武汉市无线电厂内的百万雄师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下午5时许，152部队马科长带着几个军人来火线与我们进行“谈判”，公开支持百万雄师。他们声称：“百万雄师打你们，你们不还手就行。你们还击就是错误的，你们要负责任。你们不要再揪陈再道了，再揪陈再道你们的大方向就错了。”我方代表义正词严地说：“陈再道我们是揪定了的！”这时，一军代表叫道：“那你们就等着瞧吧！”
　　1967年六一七汉口六渡桥血案后，支持百万雄师的军方和百万雄师作了战斗总结。据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抓捕的百万雄师头头陈文、武汉公安（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保守派组织）头头汪仕奇交待：六一七血案后，武汉军区127部队派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支左的张有富、杨爱忠连长总结这次战斗经验，首先肯定百万雄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震撼了敌人，“打乱了敌人企图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计划”，“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让群众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伙匪徒挑起武斗没有得到好下场的事实。但是，也有不少失误，失误原因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建议大家回去好好重读毛主席著作，以便作好下一次战斗准备。”大家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六二四血案就是在总结这个“有益的经验”下发生的。
　　总结认为：
　　第一，“不打无准备的仗”。6月17日百万雄师本只是想返回财贸大楼①抓革命、促生产，并未想抢占据点，最多也只是想威慑敌人，防止他们挑起武斗，保护财贸大楼干部、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未做作战准备，特别是没有敌情思想准备。要知道在战场上，谁对抗自己谁就是敌人，“可是我们有些人认为那是群众，不敢下手”。
　　第二，毛主席的作战方针一贯主张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可是八个造反派据点中最强的是由黑工总“钢八司”土匪聚集的民众乐园②，人数最多，力量最强，亡命之徒最多，解放后被人民打击最深，所以他们最恨共产党，和我们的人死拼，是人民的死敌。其它七个据点，都是经军区正规登记批准的组织，尽管被敌人控制，但亡命之徒少，容易攻破。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办事，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牺牲了两个同志。
　　①财贸大楼：六渡桥三民路东边江汉区财贸系统办公楼。
　　②民众乐园：是武汉市最大的综合娱乐场所，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闹市地区，创建于1919 年，原名“汉口新市场”，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齐名，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园。有大小剧场12 个，露天演出场地4 处，可同时演出京剧、汉剧、楚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等，当时以戏剧最为繁荣。文化革命中虽改名为“人民文化园”，但很少有人叫新的名称。
　　第三，毛主席作战方针提倡围攻阻援，以多胜少。而六一七之战，我们是以少数对付多数，更重要的是，工造总司派出 “铁军”五汽车人增援，我们都没有派人阻援，以致壮了敌人声威。
　　结论：放下民众乐园，暂不攻占，先攻工造总司。理由是他们派五辆汽车的“铁军”参加了武斗，介入为工总翻案的行列。他们虽是毒草派，但实际上和黑工总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工总许多逃亡的头头都躲藏在里面，我们以抓工总黑头头之名，先围而不攻，要他们交出黑头头来，逼他们撤退。若他们不听指挥，就进行强攻。据有关情报，工造总司的铁军全部调到民众乐园去助威，总部并不设防，没有大型武器，更无铁矛，不易防范，容易攻入。
　　以上即是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参与六二四血案武斗人员口供的摘录。
　　其实，六二四血案前，百万雄师早就准备攻打工造总司，并非完全如口供所述。
　　武汉军区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得到工造总司、“三新”等新派组织即毒草派的大力支持，所以新派当时和武汉军区关系很好，3月17日武汉军区下令逮捕了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发布了《三二一通告》之后，引起了工造总司、“三新”等新派组织的强烈不满。军方拉拢工造总司参加三结合夺权的要求被拒，双方关系破裂。军方就转而公开支持以武装基干民兵组成的红武兵为核心、于5月16日成立的保守派大联合组织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一成立，首先就在工造总司内部造出事端，一是策反工造总司六号头头胡重远，组成“新工造总司”，胡重远带走铁军200多名，带走全市几万不明就里的工造总司队员，集体参加百万雄师联络站；二是绑架了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戴鹏，后被百万雄师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杀害于市委大院；第三，武汉公安的头头汪仕奇掌管的市消防处派出消防人员借防火检查为名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内部，了解大楼设防情况，因此百万雄师对工造总司大楼攻占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当时，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武汉军区公开取缔的“黑工总”，不是军方宣布的反动组织，军队支左应当保护我们。我们公开为工总翻案只是思想、观点问题，军方和百万雄师不可能对我们下毒手，因为当时工总解散后，工造总司就成了全市最大的造反派工人群众组织，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院校、北大、北航等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工造总司造访。我们认为自己是武汉工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可能受到武力侵害，所以工造总司根本不设防。甚至有人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工造铁军，那只是担任工造总司保卫工作的人员。甚至连刚刚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六一七六渡桥大屠杀也没有唤起我们应有的警觉。
　　  
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


　　6月24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以前，我们基层组织各单位有很多人被本单位的百万雄师打得有厂不能去，有家不能回，所以有二三百人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挤在地铺上睡觉，我们派人用大锅做饭，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这些头头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做好武斗的准备，所以面对即将全副武装围剿、屠杀我们的百万雄师，我们仅仅预备了一二十根木棍，还准备了大量砖头作为自己的武器，没有一支长矛大刀。因为在6月24日以前，我们工造总司还没有与百万雄师发生过武装冲突，双方仅仅只是思想观点对立而已，没想到百万雄师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他们的目的是要拔除全市的造反派据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完全没有必要死守工造总司司令部这个地方。
　　六二四血案前几天，8201独立师又以检查消防为名，派两名军人来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侦察我们的防守情况，我们浑然不觉，而是热情接待，任其参观、检查。我带领他们到整个大楼详细查看，对解放军没有丝毫的怀疑。
　　工造总司被包围前的两三个小时，门前开来了一辆载重汽车，市机械局的造反派工人周伟杰通知我到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开紧急会议，胡瑞玲①当时是中学红联新美校的造反派学生，她和四五个同学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她也是工造总司广播站的广播员。她陪我一起到民众乐园以后，又独自返回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她回到大楼时，大楼尚未被包围，但她的广播员工作临时被朱庆芳②代替。那天胡瑞玲也被百万雄师抓走，也受了伤。不过那时她还没有跟我谈恋爱，否则她那天非死不可。我因事发前到民众乐园开会，侥幸逃脱六二四大屠杀。
　　①胡瑞玲：1944 年生，武汉市工艺美术学校1966 届毕业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新美校革司勤务组成员。1968 年秋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美术设计公司任设计员，1969 年元月与吴焱金结婚。1993 年6 月患抑郁症自杀身亡。
　　②朱庆芳：女，15 岁，武汉市八中学生，文革中参加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二四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时被杀害。

军队指挥的六二四大屠杀


　　据在现场担任总指挥的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彭祖龙回忆：6月24日凌晨，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消防车飞速地从车站路等地向设在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的工造总司司令部扑来，密密麻麻的百万雄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工造总司大楼被围了。我们向外打电话求援，但是已军管的电信局把我们和外面的电话联系完全掐断了。工造总司司令部内大概有220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约五十几人，办公人员约三十几人，其余大都是被百万雄师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一些是外省和本省地、县前来武汉访问、避乱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总部头头各忙各的，也未作防御的准备。当时，工造总司司令部隔壁是生产军工产品的武汉市无线电厂，该厂是实行军事管制的，所以该厂驻有几十名军代表。工造总司司令部后面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营房处，因为周围都是部队，我们思想中就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没想到是这些“亲人解放军”出卖了自己。当天，百万雄师攻打工造司令部的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市第三十中学二楼教室内，做好了充分准备的百万雄师，组织了 7800余名武斗人员、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机动车辆由汉口汽运二站负责调度，另有3000名机动人员备用。为防止造反派救援，离工造总司大楼 200公尺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停封锁，将四周交通全部隔断。由于军队担任武斗指挥，一切都很专业。共设了三道防线，各工厂派出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救护受伤人员。百万雄师总指挥由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清晨4时左右，有人发现周围街道有重型卡车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大楼的道路全部被堵。
　　清晨6时开始，百万雄师前来叫战，广播敦促工造总司：“一、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二、将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三、将抓进去施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四、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这些造谣惑众、无稽之谈的广播是为了给百万雄师大开杀戒制造正当的理由和借口。
　　广播员朱庆芳在广播中针锋相对地揭露百万雄师受陈再道的蒙蔽，被走资派操纵、利用的事实，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等革命歌曲。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开来几辆消防车，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高压水龙头向大楼不停地喷水，将室外人员压制到室内。10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圈，向大楼内抛石头，工造总司大楼内人员将已准备的大量石块予以回击。
　　从上午8时起，全市各兄弟造反派组织闻讯都向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现场总指挥彭祖龙和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市人武部分别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军队来解围，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来。最后一次去电话的答复更令人不解，军区支左办公室的人说：“我们派出的部队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最好举着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后来，军区支左办公室电话很难打通，即使打通了，再也无人接听。
　　此时，大楼内孤立无援，24日中午，长办联司①派出谢从勤和王叔善带领两卡车人，前往工造总司支援，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阻挡，无法前进，只好撤回。但全国各地的声援电话都打来了，有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等地的，他们向我们了解武斗的进展情况，希望我们坚守到底，保证替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让党中央出面解围。可见工造总司被围剿的消息是一些热心市民通过单位的公用电话传播出去的。
　　①长办联司：1966 年12 月26 日，以“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为主，与其他十多个组织，组建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简称“长办联司”。顾建棠为一号勤务员。
　　当时，武汉电信局被军管，我们打出的电话全部被监听，告急电报也发不出去。七二○事件后才知道，那时武汉气象台的电报通讯是畅通的，武汉气象台的造反派每小时将武斗情况向北京报告一次，由北京有关单位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反映，所以说陈再道封锁不住六二四血案。
　　同一天，百万雄师还同时摆开了另外三个战场，两个在武昌，围攻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和武昌三层楼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在攻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学生跳楼，当场摔伤了几名。惨无人道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抓住一个跳楼下来的工人就用刀刺死，还有几个人被打或刺成重伤，惨不忍睹。攻打水运工程学院的理由是二司抓了百万雄师常委、政参部部长蔡俊善和《百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等人。另一个是攻打汉阳轧钢厂，事后宣布过姓名的死亡者有7人，重伤者数十人。
　　强攻不下，11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将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大门强行撞开，准备杀入。12时，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仍未攻下。这时形势突然发生变化，工造总司大楼后面武汉市无线电厂的军代表突然将工厂的大门打开，20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大楼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看到寡不敌众，大势已去，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15岁的小姑娘广播员朱庆芳被几个百万雄师大汉用铁矛活活杀死。朱庆芳的姐姐（与朱庆芳一同赴难的小姐妹已忘其名，有的回忆录中称为朱庆芳的姐姐朱庆玲，此说不实。朱庆芳的亲姐姐朱庆玲当时未受伤，应是朱庆芳的堂姐）的肠子被铁矛捅出，后来被送到武汉市二医院抢救过来，但已终身致残。七二○事件后，我和胡瑞玲还到医院去探望过她。
　　工造总司司令部失陷，工造总司当天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七二○事件后查明，尸体共31具，抬到街口和火葬场时发现，有3人还有一口气，还未死，于是丢下。送进火葬场共28具尸体，有亲人认领的共23具，另有5具尸体查不出姓名，也无人认领，估计是大楼内的外地人。当场死28人（其中女学生1人、少年2人），其他重伤员送医院抢救，一个月后死亡的人数未统计。当时身中18铁矛，肾脏被铁矛戳穿，肠子流了出来，右肩、胸膛、手臂全是伤痕的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工人、工造总司的魏昌炽①至今还健在。百万雄师没有死伤一个人。杀人后，凶手全部撤出，愤怒的群众拥进工造总司大楼，不少人都目睹了这遍地尸首的血腥场面，相信目击者还有人活在人世，可以作证。这难道是两派武斗吗？这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杀！
　　①魏昌炽：1940 年12 月23 日生，武汉无机盐化工厂操作工，工造总司普通成员，文革时因参加造反派被当权派关过牛棚，1992 年“内退”。
　　凶手撤出现场半小时后，离武斗开始已经6个小时，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宣传车才赶到，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宣读中央《六六通令》。当宣传车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猛砸部队宣传车，将汽车推翻，车上的军人逃走。过了不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将围观的人全部赶出，抬走尸体。另外，一部分持长矛者前去解救部队的宣传车。这就是陈再道将军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到的，当部队受到围攻时，多是百万雄师前来解救的实例。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百万雄师武斗负责人得知，攻打工造总司的预备会在汉口的武汉市三十中学内召开了3次，除驻百万雄师联络站的 127部队军代表穿便服参加会议外，8201独立师也来了两名军官旁听，他们没有发言，估计他们的意见会通过127部队军代表转达。他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对工造总司只进行驱赶，不占领，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武器，能吓跑最好。他们这次用数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排山倒海的声势，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为上策。谁知工造总司的人既不投降，又不逃跑。  
　　根据七二○事件后审讯记录，杀人者主要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铁道部江岸车辆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工造总司大楼三楼藏有市文化局委托保护的老红卫兵“破四旧①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5700余幅，在这次围攻、血洗中，大部分被破坏、丢失。
　　①“破四旧”：1966 年八九月份由保守派红卫兵在全国开展的抄家、游斗牛鬼蛇神、破坏文物的恐怖行动。“四旧”即当时中央报刊提出的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电报全文如下：“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根据六二四攻打工造总司凶手的检举揭发和交待，参与杀死朱庆芳的有武汉肉联厂杨喜×、何启×二人（因二人还在世，时隔四十年，已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因此不记全名）。杀害工造总司头头王明扬的凶手是余少卿（市粮食局，已死），杀害工造总司头头戴鹏的凶手是汤忠云，公安联司将审讯材料送交武汉军区，要求按中央《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2008年10月30日中午，彭祖龙邀请我、原武汉橡胶厂的造反派头头朱冬久和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①等8人到他家吃饭，董际斗谈起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的事。董际斗说：“打工造总司前，8201部队以检查消防为名，详细察看了工造总司的防守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形，并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都讲得很详细具体。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我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太没人性。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六六六药粉。攻打时，我们使用了自己改制的装甲车，车头很坚硬，用来撞击大门和围墙。由于你们的人顽强防守，装甲车没有攻进去，是从隔壁的八医院搭跳板攻进去的。杀人的主要是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被杀的也以武汉肉联厂工造总司的人居多，我亲眼看到16具尸体。当时你（指吴焱金）不在现场，否则就不好说了。”这是四十多年后，亲历现场的当事人主动回忆的。在场的几个人均可以作证。董际斗还主动提出和我、彭祖龙三人合影。
　　①董际斗：1946 年8 月生，中共党员，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工人，1967 年调武汉市儿童医院当司机，文革中任百万雄师二七区解放公园片片长，文革后任汉口解放公园汽车管理站站长，与彭祖龙是同事。
　　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大楼时呼喊的口号是“踏平工造，活捉吴焱金！”我因有事侥幸离开，但工造总司有几名勤务组成员伤亡惨重。工造总司三号勤务员王明扬在六二四血案中被百万雄师活活杀死，工造总司四号勤务员潘宏斌在最危险时，怀揣着工造总司的公章跳墙冲出重围，跳墙时将脚崴伤。工造总司的保卫部长阎志斌身中数刀，倒在死人堆里，百万雄师把他同其他人的尸体送去火化，火葬场有个工人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对他进行了施救，阎志斌得以死里逃生。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宣传部长彭祖龙是现场总指挥，当时受了轻伤，后来被百万雄师抓去，不久放了出来。
　　武汉肉联厂的一个工人叫魏东，他目睹百万雄师见人就杀，为了不受侮辱，他举着工造总司的旗帜高呼口号从三楼跳下，当场摔死。
　　工造总司勤务组7名成员，两人死亡（包括被抓走打死的戴鹏），3人受伤。
　　百万雄师杀人者刘某某38年后和我们见面，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对工造总司大开杀戒，他振振有词地说：“哪个骂我们，我们就杀哪个。”我们追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工造总司，他们异口同声讲是汤忠云搞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人当时要我们把造反派从社会上赶回家去。我说：“你们把造反派赶回家就是了，为什么要杀人？”他们回答说：有些武斗是造反派挑起的，比如六一七、七一五，都是造反派的人先骂我们，主动攻击我们。我追问六二四你们打工造总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连朱庆芳那样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不放过？刘某某说，我听说朱庆芳在广播里大骂百万雄师，我们的原则是，哪个骂我们，我们就不客气，我们就要打她，再骂我们就要杀死她。
　　六二四血案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有的回乡去投亲靠友，有的跑到新华工去避难，大家都不敢回家。当天我来到民众乐园广播站，我这个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人声泪俱下，控诉百万雄师的杀人罪行，号召全市人民打倒武老谭，向武老谭讨还血债。新美校有个叫洪喆的老师，他把我带到六渡桥中南旅社对面的初开堂中药店，那里有一个造反派的广播站，我在那里又作了一次演讲。当时中山大道站满了支持造反派的听众，已完全断绝了交通。我再一次控诉百万雄师的杀人罪行，号召全市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为工总翻案，打倒武老谭！在场的群众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正在演说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来了，百万雄师来了！”满街上的群众惊慌失措，立即一哄而散，四处躲藏。洪喆拉着我，连夜向新华工转移。

七二○后军人道歉，罪证被毁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7月30日上午，驻武汉市无线电厂的3名军代表主动到工造总司司令部赔礼道歉。工造总司的人大都不服气，死了这么多人，就行三个军礼！此时，有个胆子大的人，上前两耳光打到那个为首的“亲人解放军”脸上，这个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两脚并齐，两手垂下，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又被打了两耳光，工造总司头头们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四个多小时后，三辆高级轿车停在工造总司大楼门口，车上下来三位气度不凡的军官，每个军官旁边都站有警卫，门卫通知工造总司办公室：“武汉军区首长要求见工造总司负责人。”我们内部一阵骚动，以为有人打了“亲人解放军”，一定闯了大祸，有人上门问罪来了。不料三位首长满脸笑容地走进办公室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明来意，武汉军区因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来向工造总司和六二四血案受害家属道歉的。这时当然没有人再打他们了，当我们和在场群众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控诉军队支持百万雄师、造成惊天血案的事实，三位军区首长满怀同情，静静地倾听多时，我们工造总司头头们礼貌地阻止群众继续控诉下去。三位首长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军官，我们也没有留意去记下他们的姓名。道别时，三位军人向我们行军礼。我们猜想，可能是挨打的军代表回去向上级汇报后，武汉军区认为派武汉市无线电厂军代表去道歉级别太低，引起工造总司头头愤怒，所以另派高级军官到工造总司来道歉，来者应是军、师长级别。当时军队首长和下级军官衣着相同，难以分辨，但从他们乘坐高级轿车而来可显示出他们的身份。
　　军人政权将杀人者交待的全部证据材料收走，但一直置之不理。理由是这些被杀的人并不是哪一个人一刀杀死的，抓谁都不合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①以及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②、副政委张昭剑③以运动后期处理为由，让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①刘丰：1915 年出生，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升任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事件后，1971 年11 月被撤职，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73 年被开除党籍。
　　②方铭：1921 年生，15 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964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③张昭剑：1923 年生，文革期间1967 年七二○事件前任陆军29 师即8199 部队政委，七二○事件后任空降兵15 军即7250 部队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 年9 月至1972 年10 月任陆军第17 军政委，兼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2008 年3 月去世。
　　七二○事件后，我们工造总司将千辛万苦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总司》报上登出，另一些罪证资料正在收集。不幸的是，当我们准备在报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部队副师长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传话，不准我们再刊登这些死者照片。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关武斗杀人的照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阶级敌人将这些照片传到国外，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危害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好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已经印出一期报纸外，第二期刊登死者照片资料的报纸无法印出。后来造反派多次挨整又被多次抄家，照片资料已难以找回。
　　七二○事件后，造反派胜利了，我们要求省、市革委会将六二四死难者追认为革命烈士，武汉警备区的首长置之不理，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给家属发抚恤费，警司也不同意解决。我1968年元月20日以后担任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些死者家属来找过我，当时是军代表掌权，我们只是摆设，我想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无力办到。对这些被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杀害的工人、学生，既不能正名，家属又不能安抚，我至今都感觉到欠死难者及家属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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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粉碎四人帮”


最后一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是多事之秋，是个大灾难的一年。那年是闰八月，老人们都说：“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就在1976年来临之际，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复出前多次向毛主席作检讨，表示坚决和刘少奇划清界限，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保证“永不翻案”，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大搞翻案活动。1976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毛主席痛心地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主席还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这时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总理耐心地聆听着毛主席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新发表的词《重上井冈山》，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元月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说实话，我是非常崇敬周总理的，他的品德和风范无人能比，没有周总理的支持，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他一生支持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文革中夜以继日地操劳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常几天几夜才睡几个小时，他是累死的。
　　1967年10月周总理来武汉，刚下飞机就派人到处找我。他凡事亲力亲为，十分注意每个细节。1969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话的四个通宵里，周总理始终端坐，偶尔接过服务员递给他的药，还要道谢，坐累了站起来活动一下，也保持良好形象。他说话和气，从不给人扣帽子。在四个通宵里，谁都会去洗手间，唯有周总理一次也没去过。我后来甚至怀疑，他的膀胱癌是长期憋尿给憋出来的。周总理在我心中是一个完美的人。
　　毛主席说邓小平“柔中寓钢，绵里藏针。”“是个钢铁公司，有人见了怕。”“我活着能治住他，我死后谁也管不住他了。”
　　1976年，原武汉市副市长王家吉与我闲谈中说他以前见过邓小平，是一种让人很害怕的感觉。
　　政治强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当然不答应，于是有了1976年初华国锋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打招呼”会议，号召紧跟邓小平的当权派“转好弯子”。
　　最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无疑是受邓小平压制的造反派。在武汉市组织领导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当然又是胡厚民，他是个职业革命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次运动。
　　这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曹承义、彭勋、郑峰①和我等人在傅廉家聚会，傅廉夫妇用很丰盛的酒席招待我们。胡厚民、曹承义、潘宏斌、郑峰和我都较能喝酒，大家很久难得聚在一起，非常高兴，结果郑峰当场喝得大醉，吐了一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乘着酒兴，大家边吃边谈，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大家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坚决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胡厚民提出要请沈复礼出山，曹承义自告奋勇接受任务。沈复礼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曾当过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和吴官正是校友，文革中是钢工总核心组成员，三结合时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他为人沉稳低调，反对过激行为，新派对他特别有好感，称他为钢派中的新派。他在钢派的内部威信也极高，与胡厚民同一个厂的原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的李承弘一再声称自己是 “沈派”。另一个重要头头顾建棠，只需沟通一下就行了。顾建棠，共产党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干部，长办联司一号头头，毛主席逝世前中央已决定他到水电部当副部长，也是沉稳冷静的人，在长办系统内有很高的威信。
　　①郑峰：1939 年生，文革前为市档案处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中共中央委员举旗子。这两位一位是钢工总常委、省革委会常委、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另一个是工造总司成员、武汉国棉三厂劳动模范谢望春。夏邦银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谢望春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的会都是在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家开的。经过讨论，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七个人，简称“夏、谢、朱、李、吴、胡、顾”，又被称作“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勋）的点子”。
　　除了领导小组，还有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其中聂年生仅参加一两次会就自动退出了。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
　　参谋班子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通过两清一批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这本不是什么新鲜货，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而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是夏邦银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当时也是这么做的。这句话竟成了篡党夺权的“基调”，连同严常提出的“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的所谓反革命“策略”，在1982-1983年审判造反派头头时分别追究每个人的罪行，沈复礼也因此而坐了几年牢。
　　会后，由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派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来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其他几首记不得了，内容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个在武汉市建工局礼堂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告的也是彭勋。
　　彭勋、共产党员，原湖北大学青年教师，左派造反，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老资格的造反派，有很好的口才。一次在同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谈了五个小时的话以后，张体学很欣赏他的口才，说：“你真是个油嘴啊！搞得好前途无量，搞不好会成第二个梅白。”谈话时有其他新派头头在座，“彭油嘴”的绰号很快传开了。文革中，江城父老不一定知道彭勋的大名，但一定晓得“彭油嘴”。他不仅能说，也是造反派主要出点子的人之一。
　　1976年2月，以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领头，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共22人署名的《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在汉口水塔公开张贴出来了。由在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带头写大字报上街，在武汉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大字报很快被转抄、翻印。大字报是由参谋班子执笔写成的。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后，还张贴过第二封信。由于我没有参加公开信的起草，信的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
　　夏、谢领头的两封公开信和彭勋的打油诗标语以及随后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彭勋、曹承义等人在各系统和单位的演讲，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点起来了，基层的造反派群众也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
　　与此同时，官方组织的批邓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半是由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对报上公开的邓小平右倾翻案言论进行批判，都是空话、套话，没有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过可以说明一点，当时似乎是人人都赞成批邓的，至少是口头上，公开跳出来反对批邓的人没有。湖北十堰有个第二汽车制造厂分厂书记，仅仅只是因为没有发动本厂群众批邓，后来被邓小平发现，如获至宝，一下子提拔到中央去了。可见当时的批邓是多么正统，多么合法。
　　不搞大型群众性运动怎么办？我们就小范围促省委“转弯子”，省委领导人当时不敢说不转弯子，相反“转弯子”喊得震天价响，只是具体怎么转、向哪里转的问题。为此胡厚民带领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两次到省委常委会上去促省委。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进入省委常委会会场呢？因为夏邦银和谢望春作为在汉中央委员，可以当然地列席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会开会时，夏邦银打电话通知胡厚民，胡厚民就带队前去，自然一碰一个准。“冲击”省委常委会也是审判时量刑的一个罪名。当时根本没有冲，那么少的人想冲也冲不进去。我们本身都是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有证件，而且两次都是夏邦银出来接进去的，为的是面对面与省委领导人交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看法，我们平时与省委领导人十分熟悉，都是心平气和地谈，对这种方式的谈话，赵辛初等当时也是认可的。他们不愿看到的是在社会上闹得很乱，是1969年反复旧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省委领导人与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们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较严重。
　　街上的大标语依然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就在通往长江大桥的龟山山坡上用红油漆写了“打倒邓小平”五个大字，署名朱鸿霞。此处人来车往，流量极大，这幅大标语也算是深入人心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名，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群体事件。毛主席、党中央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目的、有后台的反革命事件。由华国锋亲自出面、吴德等人共同指挥的首都工人民兵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毛主席、党中央认定邓小平是整个事件的后台，毛主席亲自提议，4月7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两个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正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听到广播后，一片欢呼。我们紧急开会研究如何乘此东风促省委转弯子，曹承义则开了多辆广播车连夜到武汉三镇传达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广播车高音喇叭高呼：“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随后，曹承义又带人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曹承义是全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线总指挥，他在这场决死斗争中不辞劳苦，非常卖力。当时，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吃、住都是一冶安排的。
　　4月8日，据说是武汉电信局的造反派知道了省委上午召开电话会议的消息，把这个信息报告了胡厚民，也有人说是正在省委开会的夏邦银给胡厚民透了风，胡厚民说要到省委，我们就跟着去了。到了省委门口，大门洞开，哨兵也不拦阻，因为一辆满载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的卡车正冲了进去，这显然是朱鸿霞、胡厚民派来的，全部是武重钢工总的战斗队员。我们紧随其后进入省委二楼会议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书记们正在开会，战斗队员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拉赵辛初等人，待到要拉宋侃夫时，我挡在前面说：“不关他的事。”将他留了下来。此时我为什么要保宋侃夫呢？作为原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初期是重点批斗对象，既受到造反派的打压，也受到曾、刘、方、张等军队首长的排挤。批林批孔运动时，胡厚民和我曾去过宋侃夫家，我们谈得非常好，他对造反派并无怨言，长期靠边站的他不存在任何整造反派的问题。他虽参加省委开会，可他无职无权，把他抓去于事无补。于是，我们只同意带走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赵修、韩宁夫，并临时决定在汉口闹市区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开群众大会，请他们三人分别在会上表态。接到通知的钢工总武汉粮食局兵团的负责人黄礼寿立即组织人布置会场，等我们到达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从武昌水果湖到汉口武胜路的途中，赵辛初等人内急，一时无法找到厕所，我们就让战斗队员看着他们，在僻静处解决问题。我们一行人到了武胜路新华书店，队员们扶着赵辛初等省委领导，从软软的竹梯爬上大会主席台。大会由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发言中他们都表态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表示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那次大会还录了音。参加大会的群众非常多。这一次活动又通了天，中央很快打来电话：抓走赵辛初等领导同志是错误的，应赶紧送回去。我们接到电话时，已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省委领导安全地护送回去了。
　　这件事也是后来分别给参与这项活动的每个造反派头头判刑的“罪行”之一。对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有点仓促和过分，但审判我时，我一口承担，既不推诿，也不辩护。这次行动以后，胡厚民等还商定了许多计划，有些我没有参加。因为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震动中国和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有一批伤病员转移到武汉治疗。我作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多次安置和治疗伤病员的会议，我到火车站亲自接送伤员，还到医院一个个看望伤病员。有一次我看望一个青年，无意中问到他的家人，他大哭不止，原来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幸存。得此教训，我再也不敢询问唐山地震伤病员家人的情况了。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湖北、武汉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和战果，胡厚民的设想完全成为泡影。随着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华国锋的背叛，毛泽东晚年倾全部心血干的一生中第二件大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不仅全国造反派面临灭顶之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文革中的造反派成了建国以来被整时间最长、迫害最深的群体，共产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作为社会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造反派一直在为人权、民主、自由、公正而抗争，他们的斗争矛头一直指向压迫人民、整群众的官僚阶层，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反抗压迫的机会，也是刘少奇、邓小平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造反派逼上梁山。造反派始终是一群无辜的人。同走资派和他们操纵的保守派比较起来，造反派那点过激行动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有权整死人和杀人不负法律责任的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头头，还有文革初期“破四旧”、斗黑帮和整地富反坏右的保守派红卫兵。这种极大的不公正一直被权力掩盖着，历史必将以铁的事实还造反派一个公道。
　　
襄樊会议，一次转弯子的会议


　　1976年7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推广学习襄樊经验：1.党委统一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了团结，促进了生产。2.通过批邓，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3.学习襄樊棉织厂经验。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王克文等参加并主持了这次大会。
　　我是坐自己的小车去襄樊的。一路上，天气非常炎热，中途停车喝水休息时，碰到坐采访车赶来的湖北日报社刘素珍①等人，便一同直奔襄阳。到了襄阳，我住在襄阳饭店四楼。汉江从襄樊市中穿过，把襄阳、樊城分开。连接襄阳和樊城的有一座难看的铁桥，据说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领导修建的，当时没有设计图，孔庆德叫人把珠江大桥的图纸拿来，两头一砍，取中间一段，依样画葫芦建了襄阳大桥，叫人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①刘素珍：女，1934 年生，解放前为纱厂童工，1959 年到《湖北日报》当记者，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湖北日报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襄樊市和襄樊棉织厂的负责人均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他们弯子转得快，转得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较能正确对待造反派，许多造反派头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入了党，是党员的进入了党委领导班子。我们在会下议论时认为襄樊经验很好，武汉和湖北各地也应参照执行。吴官正也和我们一起议论，说造反派头头进党的领导班子，正是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在襄樊会议上，按会议指定的座位，我始终和王群坐在一起。王群当时是部队首长而在地方任职，以后他当上了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由于我也当过兵，又与王群是湖北新洲县的老乡，天天坐在一起，谈了不少话，混得很熟。想不到若干年后，与王群原本不认识的彭祖龙在内蒙古得到王群的帮助，成就了一番事业，率先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我却再也没见过王群。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薛朴若的一次发言，他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大的造反派，毛主席是造反派的总司令。他老人家一声令下，造反派总是冲锋在前，因此，造反派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造反派不入党谁入党，造反派不掌权谁掌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联系实际，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薛朴若的发言很长，我只记得这些，他的发言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记得赵辛初和赵修在大会上讲话的调子也是很高的，使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受鼓舞。会议期间，还组织我们到隆中参观了诸葛亮故居。
　　回汉以后，省委决定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并考虑尽快解决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等人的入党问题。夏邦银在省委常委会上还提出要胡厚民进省委组织部、沈复礼进市委组织部。王克文书记还专门找彭勋谈过话，有意让彭勋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湖北省委要人，准备提拔顾建棠到水电部当副部长。据说夏邦银和胡厚民为省、市的人事安排问题很费了一番脑筋。襄樊会议是一次“转弯子”的会议，是一次落实造反派头头政策的会议。当时的形势发展是很好的。
　　
不甘受辱  纵身一跳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被“一举粉碎”，国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几个人，也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灭顶之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   
　　我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反映太迟钝的人，我以为只要自己和中央那几个人毫无来往，文革中既无现实的犯罪问题，又无刑事问题，当局对我的处理充其量不过撤职受批判而已。和1967年6月24日被武装的百万雄师无端杀戮一样，这次我也没有做好挨整的精神准备。倒是一些经常挨整的同志事后告诉我，应该把他们想象得坏一些，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不管把他们想象得多么坏都毫不过分。
　　1976年11月，省市当权派纵容打着“工农兵”（改头换面的百万雄师）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听说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我不愿受辱，于是妻子带着我到她的亲戚、朋友家，还有彭祖龙介绍的一位同事家，一家一家地躲藏，暂避风头。有一家人，家里还要照顾高位截瘫的病人，又要照顾我，我感到十分不安。在逃难期间，我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只是埋头看书、倒头睡觉而已。我尽量不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尽可能少麻烦人家。我一共逃亡40余天，也给掩护我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彭祖龙介绍的那位同事家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并拒绝主动揭发交待，在“说清楚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抓纲治国”运动中被开除团籍。当年，开除团籍处分还是比较严重的处分，意味着永远失去当局的信任，在工作、学习、晋升等各方面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市革委会通知我的家属，让我必须到市革委会去报到，我于1977年元月5日到了市革委会，立即进了市革委会专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所谓学习班，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是强迫限制被办学习班对象人身自由的监狱，被办学习班的对象如果因文革问题判刑以后可以折抵刑期。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它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我的学习班场地就设在我和谢滋群的办公室里，这两个办公室分别有100多平方，这是原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领事馆的红瓦斜顶三层楼房，外形类似现存的武汉市外办的楼房。文革后被拆掉，重建了现在的市长办公楼。学习班由某处长主持，我已记不得他姓甚名谁，副手是城建委干部吴青华，因此人整我最凶，故至今未忘其名。还有许多监督看管我的人则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学习班刚开始是走读，白天交待问题，还可以每天晚上回家。当时，我妻子胡瑞玲因大量吐血，正在医院住院，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癌。不久，学习班改成隔离审查，我不仅不能回家，也不能会见亲友，我妻子的病情确诊是大叶性肺炎，已经排除了先前怀疑的肺癌，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我并不知道。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他们多是妻子的亲朋好友，我无端出卖他们我还是个人吗？今后还能面对社会和他们吗？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都会立即失去自由，和我一样被关押起来，被迫交代和我接触的点点滴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大，甚至超过我在文革中干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打死我也不能说出去的。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年 5月 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