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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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编者的话：《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初版称《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是一本流行读物，换言之，是一部取悦重于求证的作品。多少年来，这类作品假研究与回忆之名，游走于史学与文学之间，充斥银屏报章书坊地摊，以歌颂为旗幡，以秘辛为饵料，真假兼容，大关节与《决议》一唱一和，小故事则率行己意而演绎。非亲历者或行家，谷稗难辨。
　　本书的“卖点”，不同于一般的“忠仆与伟人”的故事，因为主人公“走近”的路径，乃是由伴舞而护理生活，且从“反对毛主席”变成了“毛主席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一奇遇，殊堪拍案。

　　就主人公的身世而言，与其说像《灰姑娘》，不如说像《长恨歌》。看看这些引人遐想的文学性描写：“身材颀长，皮肤白皙，容貌秀丽”、长着“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正合“天生丽质难自弃”；至于“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岂不让人想到“一朝选在君王侧”吗？除了利用这种根深蒂固的“接受美学”，促销的手段还包括：“改了书名，添了内容，设计、装帧也比初版精彩了许多。”但对于部分读者非历史的阅读期待，本书却没有做出回应。读者通过主人公非礼勿视的眼睛看到的，都中规中矩，不违反官方有形无形的相关规定。这使得这本书更像“白头宫女话玄宗”之类。

　　但作为“贴身护士”，主人公“还是提供了一些以往不为人知或知之不详的史实尤其是细节”。于是，厚重的闱幕被掀开了一条缝，读者得以窥见历史深处罕见的场景：在这个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过的世界上，在清除了敌人和战友之后，在权力的巅峰和生命的尽头，孤独的伟人躺在卧榻上（旁边无人酣睡）已经无事可做，只剩下“服药、吃饭、睡觉和看书、圈阅文件”。然后就是看戏看电影打发时间，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对身边女孩的衣着打扮发表意见，或者心血来潮，去王府井看看……总之是随心所欲，难道这就是他想要的？

　　这里面包含着历史的隐喻。正如五四以后鲁迅面临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参加革命。毛的问题则是：革命以后怎样？阿Q的回答是坐享，毛却不干。此时他遇到了一个悖论：革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过好日子却是“变修”和“背叛革命”（他本人例外），于是就“继续革命”。无奈革命不能继续，生命却到尽头。于是，“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毛晚年的痛苦和纠结。

　　韩钢教授说：“还原历史人物，最难的不在重现场景，而在反映心态。”有时心态揭示的，往往是更本质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历史学的文学的一面吧。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大概1990年代开始，“走近”一词流行起来，不少历史读物还以此作书名，无非想藉此表示作者或主人公同某位历史名人关系的密切或者对其了解的程度。此类读物大多是虚张声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的书稿不然，它的主人公之一孟锦云，是真的走近了另一位主人公——毛泽东。孟是毛的护理人员，在毛生前最后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服侍毛。就空间距离而言，比她同毛泽东走得更近的人大概不多。

　　孟锦云本来名不见经传。虽然作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其名字曾出现在毛泽东治丧活动的报道里，但在一长串名单里不会引起什么人注意。1993年，一本名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记述了孟在毛身边工作的经历。孟的经历有些戏剧性。她是湖北人，1959年选入空军政治部歌舞团舞蹈学员班，后成为该团团员。那一年，孟才十二岁。1963年开始，孟常与其他团员一起，受命去中南海陪同高层领导人跳舞。这个年仅十六岁、“身材颀长，皮肤白皙，容貌秀丽”、长着“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的湖北小姑娘，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被毛戏称为“半个小同乡”。两湖古属楚国，同乡之说当源于此。“文革”初期，孟卷入空军两派争斗，糊里糊涂地被判了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关进监狱，后下放农场劳改。1973年释放后，回到原籍，在武汉一家军队医院当护士。197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孟竟再次进了中南海，见到“伟大领袖”。毛一句“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的最高指示，让孟的命运从地面跃入云端：一个戴着“反对毛主席”帽子的释放“罪人”，瞬间变成了“毛主席身边的医护人员”。[1]从此，孟陪伴毛左右，伺候其生活起居，直到毛西去。书是一本小册子，设计、装帧、印制皆极粗糙，印数也不多，却因为内容而被人关注，孟的名字从此渐为人知。这本书稿是那本小册子的增订版，改了书名，添了内容，设计、装帧也比初版精彩了许多。

　　毛的个人生活信息向来神秘。1980年代以来，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医生、卫士、护士、厨师、理发师等等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文章和著述，毛的个人生活往事渐为人知。因为本书的主人公是毛的贴身护士，写的又是毛最后一年多的生活，还是提供了一些以往不为人知或知之不详的史实尤其是细节。

　　孟锦云到中南海工作时，毛已是风烛残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曾大病一场，此后身体便每况愈下。不要说“神采奕奕”不再，即使行动也很困难，大部分时间在床上，生活规律被打破，没有白天黑夜之分。除了外宾，毛连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也很少见，也极少主持会议、约人谈话；服药、吃饭、睡觉、看书、听读和圈阅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很难想象，最高领袖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服药、吃饭、睡觉和看书、圈阅文件！

　　以孟锦云的记忆，即便生活内容就是服药、吃饭，毛还要靠人服侍。据孟说，毛的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筷子，吃饭、喝水都需要人喂。孟锦云所述并不新鲜，毛最后一任机要秘书、也是毛的护理人员张玉凤早就回忆：毛泽东晚年“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张还描述道，1976年除夕，毛泽东的“年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在床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2]孟锦云所说，印证了张玉凤的回忆。但孟锦云提供的一个细节，却是张玉凤没有说过的：给毛喂饭、喂水有分工，一般是张玉凤喂饭，孟锦云喂药、喂水、喂水果。孟发现，毛对这种分工很在意，谁人喂饭，谁人喂水，谁人打针，都要经过毛的认可，互相不能代替和轮换。有一次，孟有其他事要办，让护士小李喂毛吃西瓜，毛却摆了摆手，还是要孟来喂。另一次，到了吃饭时间，张玉凤不在，孟主动表示她来喂。毛摇着头说，还是请小张来喂。孟问过毛，毛的回答是他怕小张不高兴，因为会夺了小张的“饭碗”。

　　毛晚年极少见人。按孟的说法，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成两个部分，理疗、打针的护士，送饭、理发、洗衣、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管理图书、保管存款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他的客厅；但可以出入他卧室的，只有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自政治局常委、下至一般民众，无论请示汇报工作，还是一般来往，都必须经过张和孟的通报，毛才决定见或不见，即使是毛的子女亲朋也不例外。

　　看上去十分严格的规定，对有一类人却例外，那是和孟锦云一样的一些女兵。她们大都是俗称的文艺兵，漂亮清秀，年轻活泼。只要毛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介绍，毛一般都会答应见。她们可以在警卫森严的中南海轻松顺利地出入，为毛唱歌、唱京戏，陪毛跳舞，听毛讲故事或给毛讲外面的消息、轶事，甚至又可以介绍她们的姐妹或战友给毛认识。在中南海里，这是一群十分特殊的客人，因为不时到毛那里做客，也就不再拘束和紧张，有时甚至请毛帮她们办一些私事。空政歌舞团小丽的妹妹为了从东北兵团回京，转户口，跑工作，借了二百多块钱。毛泽东听了，竟替她还了债。据闻，毛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他也“走后门”，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这里说的“女孩子”，十有八九是这一类客人。

　　毛喜欢看戏、看电影。但他只在中南海里点戏，《李陵碑》、《打渔杀家》、《法门寺》、《贵妃醉酒》、《钓金龟》、《霸王别姬》等等，是他常点的戏。看电影，不仅看“文革”时期的故事片，如《创业》；也看“文革”前的故事片，如《游园惊梦》、《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等，甚至看外国和香港的电影，如《宫廷秘史》、《红与黑》、《云中落绣鞋》。“文革”时期禁绝“封资修”作品。毛却在欣赏这些“封资修”，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令人意外的，还有毛的食谱。除了每顿饭必有鱼和辣椒外，孟列出了毛泽东经常的菜谱：红烧甲鱼、胖头鱼、蒜泥白肉、麻酱茄子、苦瓜炒鸭子、鱼翅、燕窝汤、西洋参汤、沙拉、豆腐乳。两餐之间，喝点麦片粥、炼乳。吃水果，一般榨成果汁。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葡萄、西瓜等。即便在今天，这也绝非一般人水准的食谱。毛还有三名专为他做饭的厨师，一名来自北京饭店，专做西餐，两名是中南海的厨师，专做中餐。

　　除了对上述日常生活细节的披露，书中还有许多对毛喜怒哀乐、爱憎好恶的情绪的记述。比如，毛喜欢红色。孟锦云穿了条米黄色的裙子，毛看不惯，说裙子颜色不好，叫孟做一条红裙子，要玫瑰色的。孟形容毛看到她新穿的红色凡尔丁连衣裙时，“已显得灰暗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还比如，毛不喜欢女人烫发。孟锦云和张玉凤想理发，问毛理成什么样好，毛竟回答得很具体：“剪个短发好，前面有刘海，后边齐齐的那种样子很好看。”孟和张没有听毛的意见，在北京饭店做了个烫发，毛十分不快：“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毛的喜好，延伸到服装颜色、头发造型，其心理颇值得解读。再比如，看戏看电影，毛很投入，会随着剧情吟唱、落泪或大笑，而且还有一些极细小的动作：他喜欢用手一正一反拍着身旁的小张或小孟的手，一下一下地打着点。

　　人们现在已知，毛很早即独处，不仅子女不在身边，而且与夫人江青也分居多年，晚年更为孤寂。毛本来喜欢外出巡游，最后一年多，因身体原因，只能在中南海的高墙深院里离群索居，再未踏出京门一步。大概是过于寂寞，一天毛突然要去王府井，工作人员、警卫人员手忙脚乱，开出五辆车，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毛也只是在车上撩开窗帘，看了几眼。当然，更多的时候，毛还是孤寂。书里多处描述：“在毛泽东空荡荡的大卧室里，常常是只有一个人与之为伴，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小张、小孟二人轮流值班。”

　　更为孤独的，是毛泽东的心态。书称：“有一段时间，小孟总感到毛泽东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的在笼罩着他。卧室里、大厅里，常常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这种寂寞孤独的情绪，恐怕不是“一段时间”，而始终弥漫在毛最后的日子里。在同一本书里，孟锦云自己就说过，她“总感到毛泽东晚年生活里，有一种郁郁寡欢，一种寂寞孤独感”。毛晚年多愁善感，可以折射出这种孤独的情绪来。看电影毛常常流泪，逢年过节也爱发感慨，有时还无由念诵充满苍凉的古诗。一次，毛突然跟护士小李念起了清代诗人严遂的《三垂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还说诗句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毛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3]；晚年却一反过去的偏好，常读一些苍凉凄婉格调的词赋，如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枯树赋》。张玉凤曾回忆：“（一九）七六年去世前不久，主席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很悲凉的。”[4]孟锦云的记忆，再次印证了张玉凤所说。

　　还原历史人物，最难的不在重现场景，而在反映心态。心态、心理是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而非外在表达，今天的人们要反映其心态，只能透过间接材料折射。而间接材料里，细节非常重要，“细节反映心态”。这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当然不只是写细节，但是书中那些细节的叙述却是格外值得读者注意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并不是孟锦云本人的回忆录。据作者称，她是根据对孟的多次访谈，又采访了其他曾与毛泽东有过来往甚至关系很密切的人，还翻阅了一些有关书籍、报纸写成的。所以，除了孟提供的素材外，书中还夹杂其他人的口述和相关书籍、报章的材料，所述也就不全是孟的亲历。问题是，哪些是孟的记忆，哪些是对他人的访谈，哪些是有关书籍和报章所述，书里没有交代，需要读者分辨；其中的不少讹误，读者更是应当仔细鉴别。

　　广为流传的《红都女皇》事件，书中所述显然源自某些书籍报章。原来人们将此书与美国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混为一谈，亲历者之一的张颖前些年撰文澄清了原委。《红都女皇》据说是197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是作家；《江青同志》是1972年美国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多次采访江青后所写，1977年才出版，从未译成中文。[5]《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的作者倒是根据现有著述将两书作了区别，但接下来的叙述，除了把美国副教授误为美国记者、把维特克误为路易斯外，有关朱德告状一事尤其无据。书称1975年7月23日，朱德派秘书送给毛泽东一封亲笔信，反映《红都女皇》一事，也提及江青与美国记者路易斯（应为美国副教授维特克——笔者注）的谈话。毛的“脸上布满了阴云”，在来信上批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毛的“批示”早有流传，但至今不知出处。按说，真有朱德写信一事，很难想象官方著作不特书一笔。可遍查官方编写的《朱德传》、《朱德年谱》里均无记载。据《朱德年谱》，1975年7月4日朱德致信邓小平，打算7月10日左右去北戴河休息两个月，中间可能回京参加一些活动。[6]实际上，连7月31日建军48周年的庆祝晚宴，朱德也未参加，可以肯定7月下旬朱德夫妇一直在外地，不可能给毛写信。至于《红都女皇》到底为谁所著，缘何写作，迄今仍无人能说清楚。
　一些背景性的叙述，书中来自某些著述的说法也不少有误。例如，称邓小平在1969年“一号命令”的威逼下，于10月20日离开北京，由北京被押送到江西。这里除了10月20日这个时间，与毛毛所说（10月22日）[7]矛盾之外，还有一个更应该指出的错误，即邓小平的外放是“一号命令”威逼的结果。

　　1969年党政军元老疏散京外源于林彪的“一号命令”，是多年以讹传讹的一个不实之说。事情的真相是，毛泽东提议疏散在京部分党政军元老，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周恩来亲自安排的。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双方军队接连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在中苏边境调兵遣将，进行军事部署，还多次释放战争言论。中共高层和毛泽东判断苏方可能发动战争，毛提出要“准备打仗”。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战备疏散的意见，并就此作出决定。据官方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披露，17日晚间，周和政治局成员分批约见一些老同志，宣布了毛的决定：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他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8]这一点，毛毛在书里说得很清楚：“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一些原中央领导，也包括一些‘文革’‘要犯’。老同志中，朱德、董必武到广东，叶剑英到湖南，陈云、王震到江西，聂荣臻、陈毅到河北。‘走资派’中，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则被决定送到江西。”毛毛还说，到她家通知她父亲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告诉他这是中央出于战备需要作的决定。[9]官方编写的《毛泽东传》亦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10]吴法宪的回忆更具体：“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备战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11]据吴法宪回忆，这次政治局会议是1969年10月15日召开的。吴可能记忆有误，这次政治局会议很可能是12日召开的。查《周恩来年谱》，10月15日未见开政治局会议，倒是10月12日有开政治局会议的记载。[12]不管是12日还是15日开的政治局会议，林彪都还没有发出“一号命令”（准确的标题，应该是“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林彪是10月17日离京去苏州，18日才发出紧急指示的。[13]而此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在安排党政军元老疏散外地事宜。所以此事与林彪“一号命令”全然无关。其实，1980年代末开始，就有研究者依据可靠史料澄清了这一以讹传讹的谬说。书的作者大概不了解学界的动态，沿袭旧说，重蹈了失实的覆辙。

　　书称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携全家返回北京，随后恢复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协助周恩来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据毛毛所说，邓回北京的时间是1973年2月22日，而不是2月20日。[14]至于再次复出以后的工作，邓并非分管经济，而是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直到1975年初，因周恩来病重，邓主持国务院工作，才主管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各项事务。

　　问题还不止此，即便明显属于孟本人的记忆，也有不少讹误。记忆出现误差并不鲜见，有些是可以参阅公开的资料和出版物订正的。但是自称“翻阅了有关书籍、报纸，对历史事件、政治背景作了一一核实”的作者却未能加以考证，这就不能不是遗憾了。

　　孟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书称是1975年5月。这大概是孟的自述，按理本人所记应该不错。但陈长江回忆录的一个细节，却让人对此怀疑。陈时任中央警卫团中队长，毛生前最后十年一直在毛身边做警卫工作。他回忆，1975年4月18日，毛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后，与身边警卫干部合影，“小孟”也“蹦蹦跳跳地跑进来”，就站在陈旁边，成为照片里“唯一的一位女性”。[15]查《人民日报》1975年4月19日刊载的新华社讯，毛是4月18日下午会见的金日成。此事大概给陈长江印象很深，日子记得很准。陈说的“小孟”即孟锦云。陈还提供了这张照片，其身边的确站着一位着空军军服的女兵。孟在空军服役，所以穿绿衣蓝裤的空军军装。巧的是，1993年该书第一版封面也有这张照片[16]，照片当为孟提供。果真如此的话，孟至迟1975年4月就到了毛身边，而不是她说的5月。

　　1975年夏，毛泽东双目患白内障，需要动手术。书称毛本人不同意，很多人劝说未果，可孟锦云说了一句话，毛竟没有表示反对，当天下午就做了手术。这个叙述与张玉凤的说法不一。张回忆说，是她把要做眼睛手术的事婉转地告诉毛，毛才欣然接受的。[17]张玉凤的名字广为人知，“文革”前曾在毛泽东的专列当乘务员，1970年调入中南海，照顾毛起居，后来还兼任了毛的机要秘书，为毛收发和阅读文件，与毛的关系更密切。即便不排除孟所说的真实性，从常情讲，也是张的劝说比孟的一句话更有效果。

　　还是1975年夏，毛泽东对故事影片《创业》作批示。书称，毛听说对该片争议很大，江青给它罗列了“十大罪状”，就在客厅里观看该片，看完之后写下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据官方公布的文献，毛是1975年7月25日看了《创业》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来信之后写的，而且不只是这两句，原话是：“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后面还另外写了一句：“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18]三天前，毛刚刚做了左眼白内障针拨手术。张玉凤回忆，是她给毛读张天民来信，毛在听她读信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之后，即刻作了批示”。[19]按张的说法，毛听张读信之后就作了批示，并无观看影片的情节。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书称，当天上午，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笔者注）去毛泽东住处，将消息告知了工作人员。孟直到当天下午才在念讣告清样稿时，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此说不仅不合规矩（如此重大的消息，工作人员断无权力和胆量拖延报告），也与张玉凤所忆矛盾。据张回忆，1月8日上午十点，张耀祠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毛“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20]陈长江也回忆说，周恩来病重后，毛派张耀祠前去医院值班，了解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周一逝世，张耀祠即向毛作了报告，毛“当时没有讲出一句话来，只是悲痛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在毛住处的值班室，张耀祠还将消息告诉了陈长江等人。[21]陈的回忆与张玉凤的记忆基本相同，有些细节都一致，印证了张的说法。还有，毛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一事，书称是孟锦云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汪回复：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追悼会了。毛因此没有参加周的追悼会。张玉凤则另有说法，她曾亲口问毛是否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22]张没有提及政治局的通知。显然，不参加追悼会是毛本人的意思。实际上，如果毛真想参加，很难想象政治局能够限制他的行动。

　　1976年4月5月，北京发生镇压民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天安门事件。书称，6日下午，江青还有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到了毛泽东卧室，向毛汇报。书中有不少描述：

　　江青不仅坐着说，还不时站起来，用手比划着。她在向主席汇报着天安门事件的经过。她的述说，绘声绘色：“那帮反革命暴徒，真没想到工人民兵来得这么迅速。民兵们早已埋伏在中山公园、文化宫、二十八中，一声号令，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十万工人民兵一齐出动，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多数人缚手就擒，有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工人民兵的棍子就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他们一个个跪在地上求饶，真是大快人心……”

　　张玉凤的叙述又与此不同。4月5日上午先是江青去了毛泽东住处，走到毛的床前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出邓小平的党籍。”据张回忆，毛看了看江青，没有说话。不多时，毛远新才带着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来请毛表态。[23]按张的说法，去毛住处汇报的只有江青和毛远新，没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和毛远新去毛住处是一前一后，不是同时。至于江青汇报的内容，张的回忆也不是孟锦云所述。

　　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书中据孟锦云所述称，毛泽东当时“安安静静”躺在床上，孟守候在一旁，感到毛“睡得很舒坦”。孟在迷迷糊糊中被震醒后，急忙往毛的床上看，毛“依旧侧卧在那里，很踏实，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他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着什么”。书中还写了一段对话：

　　“怎么了，抻条单子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嘛，不用怕。”毛泽东用十分平静的口吻说。

　　这段描述细腻而生动，却与其他当事人的记忆大相径庭。陈长江回忆，地震发生前的一些日子，毛已经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二十天前，朱德逝世，毛听了消息后，只有面部的表情，却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次地震发生后，陈长江奉命到毛泽东卧室，“见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已处于昏迷或是半昏迷状态。我们谁进去，他已不知所以了，毫无反应。只见他的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当有关负责人向毛报告要把他搬迁到安全住所时，“他只是把手向上向下挥动了挥动，工作人员判断这是表示‘同意’的意思。如果是左右摆动，就是不赞成的意思。当时的毛主席也只能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24]处于昏迷半昏迷的毛泽东，插着鼻饲管，只能用手势表达意思，怎么会谈笑自如？

　　如果说上述几例还只是不同亲历者记忆的龃龉，正误之间、采信与否，尚有讨论的余地，那么，下面这些叙述因为有文献资料比对，则属于比较明显的讹误了。

　　书中说，197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孟锦云给毛泽东念报纸。报上一些文章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矛头无不是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毛对此没有多大兴趣，而且表示：“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喊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自己却在扩大自己的法权。”看上去，似乎毛对含沙射影地指责周、邓不以为然，其实是作者弄错了事情发生的时间，把彼时的事情“移植”到了此时。

　　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1975年三四月份的事情。事情源于毛泽东1974年12月在长沙的谈话，毛在谈话中提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搞清楚；还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搞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指示张春桥、姚文元要写文章。这番谈话莫名其妙，毛为何这时提“对资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坊间多有分析，姑且不论。事实是，张、姚随后将毛的谈话整理成《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由中央转发全党。1975年3月，张春桥等人开始大反“经验主义”。3月1日和4月1日，姚、张先后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长篇文章；江青也声称“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还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会议上。江、张的行径引起邓小平反感：年初邓以第一副总理身份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正在启动和展开整顿，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无疑是在搅局。与江、张等人矛盾甚深的邓仗着毛此时对他的信任，向毛奏了一本。毛果然将政治天平倾斜到邓一边，在5月3日深夜召开政治局会议，告诫江、张等人不要搞“四人帮”。那句“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的话，就是他在这次会上说的，原话可见官方编写的《毛泽东传》。[25]反“经验主义”声浪因此沉寂一时。这都是1975年上半年的事情。

　　说到念报纸，书中讲到的一件事情也不对。一次，孟给毛念报纸，选择了一段河南水灾的新闻。报道说，河南某县成千上万人仍处于危难之中，已有几十人丧生，几千人离乡背井。此事说的是1975年8月发生在河南、安徽淮河流域的重大水灾，因特大暴雨、山洪暴发而未及时开闸分洪导致的数十座水库决堤垮坝，酿成流域地区数万人丧生的惨剧（关于死亡数据，事发当时便说法不一，存三万、四万、五万、八万、十万、十六万诸说，迄今仍无定论），灾损程度和死亡规模以河南驻马店地区为最。官方对此没有任何公开报道。当年亲赴灾区调查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生前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道出原委。灾难发生后，上级不许公开报道，除了赴灾区的中央慰问团给中央写了报告外，只有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写了五篇《河南灾区纪行》的报道，刊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国内动态清样》是一个非公开的内刊，专门呈送高层和有关部门。张广友提到过一个细节：1980年代初，他有一次同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闲谈，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的事。纪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26]所以，孟很可能念的是内部报告或内刊，绝不会是报纸。历年的《人民日报》不难找到，逐日查阅，未见任何只言片语的报道。

　　1975年毛泽东曾对周扬一案作过批示，书中对此事的叙述也与史实不符。孟锦云说1975年9月中旬，她将周扬的一份检查送交毛；几天后又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呈送毛，毛不见周扬的名字，便在周扬的检查上写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几个字。此说不确。事情的原委是：1975年9月30日，邓小平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举行国庆招待会，一批老知识分子也受邀出席。此事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反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政工简报》登载了一些反映。毛看了之后，于10月16日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27]可见，毛的批语不是八个字，既没有写在周扬的检查上，也不是写于国庆招待会之前。不难假设，倘若真是毛事先有批示，有关部门不可能不邀请周、梁两位。顺便说明一下，毛对周扬还有一个批示，那是这年7月2日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28]这个批示与国庆招待会无关。
1975年，中共决定特赦战犯。孟锦云说，12月一批国民党高层战犯要特赦的文件呈送毛泽东批阅，毛很快作了批阅，随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按常规，要等到1976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时近1976年元旦，毛问孟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没有，孟报告毛要等春节前发。毛问：“为什么要等春节呢？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其实，特赦战犯是这年上半年的事。1974年12月毛提出此议，第二年2月27日又指示：将战犯“都放了算了”。[29]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这个决定，几天后，叶剑英、华国锋等人接见了最近被释放的在押战犯，包括前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李九思、文强、蔡省三等人。

　　至于孟锦云说的12月份的文件，不是特赦战犯，而是释放在押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事情的起因，同特赦战犯有关，但不是一回事。这年9月7日，邓小平向毛呈送公安部的请示报告，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时全部在押人员341名，公安部的意见是对以历史罪或主要以历史罪判刑的232名予以清理释放，以现行罪逮捕判刑的109名此次不予清理。9月9日，毛批示“建议一律释放。”[30]12月15日，司法机关决定全部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宽大释放大会。12月24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两件事《人民日报》都有报道，毛泽东的批示也已公布。孟锦云已经误记，作者又没有查考，以致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书中说，半年前毛已有吩咐，没有他同意，江青不能到毛的住处来。但这天江青还是来了。江特意给毛带来了两道菜：胖头鱼汤和肉丝炒辣子，在毛的床前热情贺寿。毛却一脸木然，无喜无忧，无惊无奇，沉默不语，最后干脆闭上了眼睛。书里的描述惟妙惟肖，然而对照文献，则让人生疑。据公开的文献，12月27日，江青致信毛泽东：“盼望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31]毛当即回复：“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32]从江青和毛泽东的来往信件看，至少12月27日前，江青根本没有见到毛，否则不会给毛写信。因此，所谓江青去毛泽东处贺寿等等，即便有此情节，孟锦云也记错了时间。

　　书中所说关于毛泽东临终前的情况也不完全确切。书里的记述是：“1976年9月8日晚七时，小孟来接班……七时十分，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是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据毛的医疗组总负责人陶寿淇（阜外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和医生姜泗长（解放军耳鼻喉科主任）说，9月8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已插着鼻咽管，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另一位医生王新德（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也说，9月8日晚大约六七点钟，毛泽东血压下降，那时毛已不大知道事了，从这时到去世，其间有五六个小时，毛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汪东兴证实了这一情况，他说：“九月八日晚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连续抢救四个多小时，直到去世也没醒过来。”[33]

　　林克、徐涛、吴旭君在1998年出版《历史的真实》一书，公布了毛泽东的部分病历。关于9月8日那天晚上的病情记录如下：

　　18：34 做呼吸器1’，又做雾化吸入4’46”

　　18：39 喉咙里有痰咳不出，拍背，呼吸乏力

　　18：40 生理盐水喷口腔

　　18：45 做呼吸器27”

　　18：47 痰咳不出，用吸痰器吸痰，吸出一点，拍背

　　18：50 做雾化吸入10’

　　19：05 19：00 ST段压低0.2mv，室性早跳一次

　　19：07 开泵从胃管进西瓜水50ml，进食前■■（因系手迹，此二字辨认不清——笔者注）未抽出胃液，打进10ml■（因系手迹，此一字辨认不清——笔者注）水也未抽出，未发生呛咳

　　19：17 口唇、手指甲发紫，做呼吸器10’

　　19：20 从胃管进K-lor0.75克，冲水40u，白水冲管10 u 4.50 u

　　19：25 入睡10’，做呼吸器后紫绀好一些

　　19：35 生理盐水喷口腔

　　19：39 喉咙里有痰，拍背，生理盐水喷口腔

　　20：05 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20：30 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20：55 神智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21：44 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22：15 血压降至80/85（mmHg）

　　23：44 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

　　（9月9日）00：04 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00：06 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00：10 心跳停止[34]

　　几位亲历者的回忆和原始记录都显示，早自当天下午四点，迟至下午六点三十四分开始，毛已经不能说话，也没有说话。那句“我很难受，叫医生来”的话，恐怕又是孟锦云误记。记录上，8日晚上七点整毛出现过室性早跳一次，七点十七分出现口唇、手指甲发紫，七点二十五分入睡，唯不见“七点十分呼吸急促”的记载；而当天晚上一直采取的是做呼吸器、拍背、生理盐水喷口腔、吸痰等缓解咳痰困难的措施，也未见“按摩胸部”的记载，按摩胸部大概也不是缓解咳痰和呼吸困难的正确方法。

　　上述细节，属于疑点也好，属于讹误也罢，因为有各种史料、文献和回忆录，还可以查证、纠谬。最难以置信的，还是书里毛泽东同孟锦云谈历史、谈文学、谈小说、谈诗词、谈电影的那些情节。

　　据官方著述，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的睡眠已很不好，患上大叶性肺炎，常常咳嗽不止，且影响心脏。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对毛打击甚大，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2年2月甚至曾因肺心病引起心律失常、严重缺氧，一度休克。[35]此后，毛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严重虚弱，以致讲话都很困难，发音含糊，所谓“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风光不再，但公众并不知情，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

　　张玉凤回忆：

　　1975年10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36]

　　陈长江也描述过毛当时的身体状况：

　　这个时期毛主席因疾病的折磨，身体已相当虚弱。他的手脚浮肿，不能走路，没有他人的搀扶，他既不能从沙发上站起来，站起来了也坐不下。老年性白内障，使他的视力几乎等于零，看不到什么东西，更谈不上看与他终身为伴的书籍与报纸了。

　　更使他痛苦与难堪的是，这时的毛主席说话时双唇颤抖，不听使唤，说话含糊不清，与外国的领导人交谈，翻译人员似乎成了重要人物。

　　陈还特别引述了泰国总理克立的一段回忆作补充：

　　当我进入书房时，“毛泽东发出很响的喘息声……他同我握手，喘息声更大，一直等女译员和护士等人到齐，才开始说话。

　　毛主席的话，许多地方连译员们也听不懂，于是转身向护士求援。护士也经常感到困惑。后来，只好唤来女佣人，让她帮助听。

　　陈长江的回忆及所引克立的回忆，说的还是1975年7月毛做白内障手术之前的情形。至于这之后，以陈长江所说，毛已“卧病不起”，“不仅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的生活，而且甚至语言表达的功能也已丧失，更不要说提笔写字了。尽管他还能正常思维，但他的意向的表达，诸如赞成还是反对，喜欢还是厌恶……不少是依靠熟悉他的身边工作人员猜想的”。[37]

　　然而，书中记载毛同孟锦云谈话，不仅话题广泛：谈过唐诗、《红楼梦》、《红与黑》等文学名著，谈过《资治通鉴》等经典史著，谈过俄国诗人普希金，谈过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谈过中共的历史，甚至谈过邓小平、江青；而且时间很长。毛同身边工作人员聊聊历史、文学，谈谈时政，本是常事，许多当事人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毛同孟锦云不是简单聊聊，而是长篇大论，高谈阔论。因为篇幅关系，只引述谈《资治通鉴》一段：

　　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他刚刚睡过觉，显得很有精神，坐在床上，习惯地又把头靠在了床头。他招招手，示意让小孟过来。

　　当小孟走过来之后，毛泽东抬起那双并不明亮的眼睛，看了看走近来的小孟，然后用手指了指床边的软椅，让小孟坐下。毛泽东看小孟坐下来之后，才慢慢地说：“我们的讨论会什么时候开幕啊？”

　　“开幕闭幕还不是由您决定。”

　　“现在开幕！”毛泽东有意把声音抬高了说。

　　小孟笑着说：“您的记性还不错，没办完的事还得接着办。您等一下，我去拿我的笔记本，我的问题都在本上记着呢。”

　　小孟去她休息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翻着她的小本子，开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小孟低头看着小本子，她坐得直直的，就像一个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

　　毛泽东：“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小孟：“做到这点不容易，我们文工团文化大革命分成两大派之后，原来的朋友因不是一派，就变成了仇人，攻击起来，简直不择手段，哪里还谈得上尊重。”

　　毛泽东：“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小孟：“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小孟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容易。”

　　毛泽东：“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十九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小孟：“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要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之后，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小孟：“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自从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出书可方便多了。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这天，毛泽东谈锋甚健，面无倦色，谈得兴致勃勃。小孟听得非常认真，她觉得自己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真是大有收获。她看到毛泽东愿意谈，也就不断地提出自己想到的问题。她又提出了关于武则天的问题。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对于武则天，毛泽东以前谈过许多，看来，他对这个人物是注意研究的。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谈到这里，小孟记起了毛泽东曾给她讲过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谈过武则天立碑的事：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

　　谈了武则天之后，小孟又转了话题：为什么这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砍书’”。

　　小孟：“‘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小孟：“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谈到这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他似乎笑得十分开心。然后，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闭起了眼睛，显出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看着毛泽东陷入了沉思，有些倦意，小孟忙说：“《通鉴》里有不少故事，以后您给我讲讲吧，我就爱听故事呢。您该休息休息了，您今天说得太多了，把您累坏了，我可担当不起。”

　　毛泽东微微睁开眼睛说：“你这个孟夫子，就是怕负责任，看来，今天也是该告一段落了。《通鉴》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不吝篇幅地引述这些文字，是想表明谈话时间之长。其实，这还只是毛三次谈《资治通鉴》的一次，另外两次也不相上下。最高领导人和身边的小护士，一个循循善诱，一个天真无知，时而庄重深沉，时而诙谐风趣，兴趣盎然，意犹未尽。可这是一个病入膏肓、语言含混的老人在谈话吗？1972年2月首次访华的尼克松，曾在回忆录里描述了他第一次见毛的印象：“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38]谈一个小时就开始疲乏，其中半个小时还是翻译；三四年后谈话却能如行云流水，似泉涌雨瀑，实在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的，还有毛对孟谈邓小平、谈江青的那些情节。1975年11月初，孟看到报纸上登的都是不点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就对毛说：“我看邓小平同志挺好的，从心里根本不是反对你的。”一个医护人员对高层政治发表意见，这既不合乎孟的身份，更不合乎中共的规矩。何况，11月初毛虽然已经对邓不满，但还想让邓“转弯”，指示高层小范围“帮助”邓，尚无不点名批判的意思。[39]所以，这时的报刊既不可能、实际也没有发表此类文章。真正开始发表不点名批邓的文章，已经到了12月份。至于毛同工作人员谈跟江青离婚这种个人隐私的问题，更是不大可信。关于毛对江青的不满，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相对了解一些；毛有时会对他们有所流露，但明确谈到离婚，在同类回忆录里罕见。

　　亲历者的回忆因其可读而感染读者，又因其作者身份极易令人相信。但事实上，回忆很难完全准确地“复制”已逝的过去，失忆、误忆倒是常见的情形；至于出于某种目的，曲改甚至编造也不鲜见。惟其如此，阅读这类历史作品更当格外谨慎。历史是一个布满“陷阱”的领域。除了蓄意曲解、遮蔽或放大外，很大程度上，这是繁纷杂芜的史料造成的。当某一史料披露，人们修正多年的刻板印象，跳出一个认知“陷阱”时，很可能又跳入了另一个“陷阱”。因为严格说来，包括档案文献、口述回忆在内，任何单一的史料都有局限性，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就还原历史而言，只有经过多种史料的比对、参照、互证和鉴别，才可能接近真实。从这一点说，这本书也只是诸多史料的一种，有价值，也有局限；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

　　2012年8月11日改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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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郭金荣著：《毛泽东晚年生活》，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31页。

　　[2]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3] 毛泽东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4]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5] 参见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7-330页。

　　[6]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90-1991页。

　　[7]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66页。

　　[9]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121-122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63页。

　　[11]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765-766页。

　　[12]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66页。

　　[13] 参见《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63页。

　　[14]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69页。

　　[15] 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16] 《毛泽东的晚年岁月》，封面。

　　[17]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0页。

　　[19] 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744页。

　　[20]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21] 《毛泽东最后十年》，第244页。

　　[22]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23]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776-1777页。

　　[24] 《毛泽东最后十年》，第254、256页。

　　[25] 见《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733页。

　　[26] 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77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41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21页。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65页。

　　[31] 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761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13页。

　　[33] 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34] 《历史的真实》，前插页，第158页。

　　[35] 参见《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610-1611、1615页。

　　[36]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37] 《毛泽东最后十年》，第234、252页。

　　[38]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39] 参见《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754-17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