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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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林  《档案与北京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

摘要：
　　由于“文革”时期档案部门遭到严重冲击，使得今天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十分匮乏，而这些“文革”组织报刊就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潮的重要资料作用。从“文革”开始以来，境外研究中共党史机构就广泛使用了这些档案，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著作。无庸讳言，由于这些报纸带有明显的时代错误色彩，因此“文革”后在国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一部分被销毁。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国内也有些研究者和收藏者开始注意进行有关的研究和收集工作。但是，这些研究还在初级阶段，国内出版的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报刊史及党史史料学著作，尚无专门论述。本文就文革群众小报的收藏与价值，进行初步的叙述和分析。

全文：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196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出版的报纸（专区级以上）由343种下降为43种，杂志由790种下降为27种[1]。如果除去被夺权后在动乱中断断续续出版、内容与《人民日报》基本相同的29省市自治区机关报，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其他行业和部门报纸，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自发创办报刊，遍及全国，其总量至今无法准确统计，据我个人估算，大约在10000种以上，又可谓“满街红绿走旌旗”。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起与衰亡

　　首先，要给“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下一个定义。根据我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的几个标准：一、从时间上看，应该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出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使“文革”群众组织公开化以后创刊的。“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各种机关团体报刊（取得登记资格的），无论其以后是否被夺权，一般不应包括在内（如《羊城晚报》改名《红卫报》）。但一些由“文革”群众组织独占、并改换名称的报刊可以视为阶段性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北大公社”时期的《新北大》）。二、从主办者看，必须是由“文革”群众组织而非合法机关团体主办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虽然有不少是由“文革”群众组织夺权产生，但是经上级单位批准后已不属于群众组织，并且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已被载入宪法成为国家地方权力机构，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机关报不应属此类（如北京市工代会办的《北京工人》）。三、从出版看，必须是铅印、署明主办者、有出版期数、公开发行（一般均出售），否则应视为传单和内部资料。

　　根据上述标准的个人调查，最早创刊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2]。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等活动，由于采取了严重的打砸抢行动，一个多月后即遭到解散，只出版了十几期。“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为高干子女，因不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被斥为“保皇派”，报纸出了二十几期即停刊。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其报刊代表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的《井冈山》，加上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新北大》（8月22日由原北大校刊改名），合称为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造反组织报纸。这些报纸的特点是，因为组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发表的社论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态度，有指导运动的作用。报纸的出版、印刷、发行比较正规，前期还通过邮局订阅，存在时间也很长，一般都延续到1969年。

　　1967年1月，由《文汇报》被夺权开始的上海“一月风暴”，使报纸成为各群众组织夺权的主要对象。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北京、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发出的“紧急呼吁”，要求“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此后，各地“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办达到高潮。据目前不完全统计，种数最多的地区有：北京900多种，上海3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都在300种以上，其多少基本上是取决于人口密度和文化地位。不仅跨行业的“文革”群众组织办，一派组织办有多种，甚至连一个小学的几个人组成的“文革”群众组织也能办报。例如1967年周恩来曾经询问四川重庆的解放军支左负责人，重庆“反到底”派有多少报纸？回答是有30多种。从报纸特色看，西藏地区虽然只有十几种，但却办有独具特色的藏文版《红色造反者》（据说是造反派夺了藏文版《西藏日报》权后出版的）。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还办有中英、中俄文版对照的《教育革命》等报刊。从办报人的职业看，由于造反浪潮涉及各个阶层，各色人物都有，以学生、教师、干部居多，工人其次，农民再次。一些军事院校“文革”组织也以军人身份办报。尤其有趣的是，还出现了聋哑人办的《聋人风暴》，甚至从监狱“平反”出来的囚犯也办有《红囚徒》，其混乱状况可见一端。

　　当时“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大批判”，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尤其是1967年8月康生主持下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之后，各省市区的报刊公开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中的“走资派”，本来就肆意直接点名的“文革”组织报刊更是污蔑诽谤，人身攻击，无所不用。这一类资料一般说来对历史研究价值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罪行”形式刊登的言论，如果不属捏造歪曲，去除涂抹的污浊后，今天看来仍不乏闪烁真理光辉之处。如邓小平“不管黑猫、黄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最早广为人知，就是通过这种形式。

　　二是刊登内部“首长讲话”和文件。除了刊登本派组织的“决定”、“通知”等文件外，许多著名“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为了显示自己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几乎都设有“动态组”、“情报组”，派出记者尾随中央文革成员参加活动，抢先发表他们得到的“首长讲话”。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新的部署，或是某些不便公开的策划，也常常有意通过“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制造舆论。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认为，从许多报纸的引语和文章重复来看，“估计这些材料是由隶属文革小组的某个专门机构预先准备好提供给红卫兵的”。在一定程度上揣测到了当时的历史内幕。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许多无所适从的军队支左负责人也往往从“文革”组织报刊刊登的讲话中摸索政治动向。这一部分内容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价值很大。因为那些“首长”往往执掌生杀大权，一句话即可结束一个人的政治乃至肉体生命，成为冤假错案的起因；或是将一个“文革”组织定为“革命”、“反革命”，影响整个地区的形势。而这些人当时讲话却又多数是信口开河，没有讲稿，更没有收入档案。因此，各家“文革”组织报刊的刊登，成为保存的主要形式。在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成员时，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的取证。   

　　三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文革”组织都分裂为几大派，如北京有“天派、地派”，四川有“八二六派、反到底派”，广西有“联指派、四二二派”，江苏有“好派、屁派”等等，各自在自己的报刊上刊登攻击对方的文章，指责对方是“保守派”。一些“文革”组织的分裂，导致了原有报刊的分裂。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之外，又出版有“兵团414派”办的《井冈山报》，名称一字之差，却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发展到最激烈的7、8、9月，各报报道最多的是武斗“血案”、“惨案”，其中当然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煽动对立情绪，但较多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造成的灾难。如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四川泸州武斗、西安未央路武斗等等，在报刊中都可找到详细的叙述，虽然在细节上由于偏见不完全准确，但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反面教材也有一定价值。

　　四是刊登“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在造反过程中，一些“文革”组织从“走资派”家中或是机要部门抄得了不少机密文件和档案，如过去没有公开的毛泽东内部讲话、中央内部文件等等，予以刊登，有些被编写进反映历史问题的“路线斗争”史。其中最著名的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和地质学院《东方红报》分别连载几十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后来曾经出版单行本。这些内部档案的披露，使外国研究者不仅了解到“文革”时期的资料，而且接触到建国以来历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成为他们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突破口。例如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著作中，就广泛地参考和引用了“文革”组织报刊的这部分内容。

　　五是本派“文革”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分析讨论形势的意见等等。前者一般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往往是空话连篇。后者却有不少深刻反映社会思潮的代表作，如遇罗克等人办的《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实际上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建国以来阶级关系的反思。再如1967年被许多“文革”组织报刊转载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公然提出反对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求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是当时极左思潮的顶峰。因而遭到中央的严厉批判和禁止。

　　这些报刊是“文革”的产物，又推动“文革”走向失控，因而当权者对其态度也基本上经历了鼓励、限制，到禁止的变化。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首先肯定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后针对一些严重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应该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论进行宣传。二、毛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中央内部文件、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编印流传。三、报刊上不得发表反对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四、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报刊泄密相当严重，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及经济、外交、机要方面的重要机密，必须迅速制止。五、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进行。七、不要传播“马路新闻”、政治谣言。

　　就在《意见》发出一周后的5月`22日，发生了一场风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一名外国记者向海外发出了“二月提纲”的全文，陈伯达、江青批示：“要追查，这是盗窃机密文件。”“建议赶走这个记者”。经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调查，记者所发电内容抄自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小报，赶走记者的理由不充分，此事作罢[3]。

　　由此可见，“文革”组织报刊产生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不安。然而，这个《意见》既然首先对这些报刊予以肯定，提出的又是“改进意见”，就决定了这种状况不可能改变，根本原因还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内乱”。

　　毛泽东在运动初期曾肯定了“文革”组织报刊的作用，并用其了解和指导社会动向。1967年6月，他会见外宾提到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时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他还当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面，严厉批评了“文革”组织报刊上刊登的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7月至9月，毛泽东对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进行了视察。出发前一天，他对从湖南来汇报武斗动乱的老同学周世钊谈起了湖南形势。周十分惊讶毛非常了解长沙武斗情况。毛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他又说：工人和学生都是革命的，两派必须联合起来[4]。在视察沿途中，他还从各地“文革”组织报刊上了解到武斗分裂情况，从而发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厉害冲突，没有必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

　　据此，中央发出了要求各“文革”组织回本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通知。 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布告，要求外地来京人员不许在北京设立联络站，出版报纸。社会上流散状态的“文革”组织报刊开始急剧减少，继续存在的多是有较大影响的各单位造反组织报刊，一般在内部发行。1968年7月，随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红卫兵开始上山下乡和毕业分配，“文革”组织报刊逐渐走向衰亡，大多数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中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工代会机关报，“文革”组织报刊的出版历史基本结束，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办的《工人造反报》是个特例。

　　以后，在上山下乡中，也有些知识青年办有《广阔天地》、《自修大学》等报刊，但或者是合法宣传品，或者是非法地下流传，不属于“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性质。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运作与特例

　　办报理论：一般报刊都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但新闻单位的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华社“新华公社”的《新华战报》、“革联”的《新闻战线》，“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的《新闻战报》，《光明日报》的《光明战报》等，则有些专论。《新闻战报》第19期（1967年9月28日）刊载文章《赞红卫兵报》，堪称代表作。文章提出：红卫兵报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认为初期红卫兵运动的传单、小字报，“就是红卫兵报的雏形”；红卫兵报的功劳，是使“被扣押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毛主席的指示”及“文革”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登出来了，并且刊登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的各种讲话和事迹；另一个功劳就是“大批判”。文章认为，红卫兵没有学过“新闻学”，也不懂什么“五要素”、“八要素”，但是他们的报纸“坚持了最彻底的群众路线。十几年来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报道者和实践者相脱离的现象，在红卫兵报上被彻底克服”。文章还批判了所谓新闻“客观公正”论，认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科学的”。尽管文章把“革命性”作为红卫兵报的生命力所在，但实际上这些报刊吸引读者的地方，主要是违反当权者要求，刊登了大量的所谓被“扣押”的有关指示、内部讲话和文件，比正式报刊披露了很多信息，也即通常所说的“新闻性”。

　　编辑技术：在当时政治环境中，也带有其特殊的色彩。由于任何一个文字错误都可能带来上纲上线的攻击，因此当时的“文革”组织报刊的错字率都很低，甚至低于现在的通俗报刊。《新华战报》曾批判对立面的《新闻战线》，开列的“罪状”有：刊登刘少奇会见赫鲁晓夫的照片时，保留了在场的康生的部分头像；在勃列日涅夫的照片上没有打叉；刊登毛泽东的指示放在末页位置，等等，都被指责为“用心何其毒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办报者心态。

　　办报经费：“文革”初期通常作法是逼迫“走资派”签字发给购买纸张费用，作为“革命行动”，印刷、油墨等费用一般都无须支付，只要给印刷工人准备简单的用餐即可。待到出版若干期后，尽管报纸定价较低（通常八开四版为0.02元），但因为没有纸张、工资、稿酬等成本，一般都能有相当赢利。所以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虽然作出规定“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但较大的报刊已不存在经费问题，甚至有的办报者获利颇丰，中饱私囊。

　　印刷排版：“文革”初期，当群众组织势力不大时，印刷是个大问题，如《首都红卫兵》

　　第一期无处给印，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原《大公报》）排版，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主办者“三司”名声显赫时，这些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了。使用纸张，较大的报刊一般都是用新闻纸，也有少数用能搞到的各种杂色纸。颜色一般是单色，报头套红。字体一般用铅字排印，也有出版专业的报刊如《美术战报》、《地图战报》用照相制版，比较精美。版面一般是八开四版和四开四版。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唐德刚曾经以很多“文革”组织报刊中有繁体字而认为是台湾等地后人伪造，这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致。“文革”前国务院虽然已经陆续公布了几批简化字，但限于经济条件，多数基层地区旧有的繁体铅字暂时未能全部替代，所以在“文革”组织报刊中常常混用。报纸印数，一般都在几千份左右，故多用平板机印刷，只有北京五大造反组织等报刊发行量在万份以上的才用当时较先进的滚筒印刷机。

　　流通发行：“文革”初期，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报刊曾通过邮局订阅发行。全面动乱以后，邮局也分裂为几大派，拒绝发行对立面的报刊，于是各报刊主要采取邮购和零售方式。在武斗严重的地区，有的群众组织还出动“文攻武卫”队保护发行。各大城市都形成了自发的集散地。如北京形成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百货大楼门前和西单商场门前几大零售市场，后来发展成为交换市场，许多市民和外地来京者用自己的多余报纸互相交换。一些抢手的报纸甚至出现了高价出售的情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此曾发布告禁止“投机倒把”。一般说来，售报者主要是各报刊本组织的成员“义务劳动”，并不重视赢利，有时卖不出去就索性当传单赠送。为了扩大影响，一些报刊往往押解本单位的著名“牛鬼蛇神”上街卖报。如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都曾被勒令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广场卖报。乔觉得这样“有失国体”，想了个对付办法，待到押解他的造反派刚走，就把小报往地上一放溜走，然后用自己的钱冒充报款上缴，还要多出几角钱，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1973年4月他还特地为乔冠华的一首打油诗改写了后两句，全诗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5]

　　影响最大的“文革”组织报刊：是《首都红卫兵》、《中学文革报》、《工人造反报》。

　　《首都红卫兵》创办于1966年9月13日，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宣传部”主办。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毛泽东看到后，感到这篇文章有助于控制越来越趋向分裂的“文革”组织，于是在标题上划上红圈，要求各大报立即转载。2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齐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引用毛泽东的批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首都红卫兵》开始声名大振，执笔社论的一个大学生也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此后《人民日报》又四次转载该报文章：1967年2月12日《夺头脑里“私”字的权》、1967年2月20日《必须充分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1967年8月29日《坚决做解放军的可靠后备力量》、1967年9月13日《红卫兵要在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也先后转载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等报刊的文章，但数量不能和《首都红卫兵》相比。

　　“三司”由此在外地成为中央文革的代言人，纷纷开设驻某地联络站，发号施令。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1月底，“三司”在外地的42个城市设立了联络站，《首都红卫兵》办有上海、重庆、西宁、株洲、长沙、无锡、常州等分刊。在北京还办有中学中专版。其发行总量，估计在50—100万份，是北京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革”组织报刊。

　　1967年2月22日，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因为“三司”是核心，故《首都红卫兵》也就成为“红代会”机关报。不久大学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首都红卫兵》也分裂为两种，出现另创刊的“红一号”，各地分刊也独立行事，出现了分刊批判本刊，本刊宣布分刊非法的混乱状况。

　　《中学文革报》同样是北京和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命运却和《首都红卫兵》截然不同。

　　1966年底，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看到失学青年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十分赞赏。他向学校借贷500元，联系1201工厂印刷，于1967年1月18日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出版了《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全文刊登了《出身论》。报纸出版后，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许多群众组织报刊围绕《出身论》的观点展开了大辩论，多数予以严厉批判。《中学文革报》又陆续刊登《谈“纯”》等文章进行反驳。

　　《出身论》开篇指出：“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经过统计和分析，针对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尖锐地呼吁：“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篇文章大胆提出的观点，对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严重扭曲对立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造反。其所提出的从实践中检验好坏的论点，实际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前的民间探索。它虽然利用了“文革”组织报刊的形式，却是当时从实质上否定“文革”的唯一一份报刊，因而一方面受到群众的欢迎，一方面必然遭到打击和迫害。1967年4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此后遇罗克和办报者都受到残酷迫害。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杀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遇罗克无罪。

　　《中学文革报》到1967年4月1日共出版了6期，每期印数在3万到6万之间。载有《出身论》的第一期还出版特刊重印，前后共发行10万份，都销售一空[6]。至今，这份报纸仍然是收藏者眼中的珍品。

　　上海《工人造反报》是出版时间最长的群众组织报刊。该报从创刊之始，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御用工具。1966年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工总司”代表，提醒他们注意抓舆论阵地。王洪文等人便于12月28日创办了《工人造反报》，张春桥看了创刊号，要求他们“办得泼辣，敢于讲话”，“造反报火力可以强一些，不然的话，要这样的报纸干什么？有些文章《文汇报》不能登，造反报、红卫兵报可以登，火力要超过《文汇报》。出一期报纸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觉。别人不敢讲的，造反报你们要大胆讲。”这家报纸名为群众组织报刊，实际上被上海“官方”直接操纵，重要稿件都由“康办”（康平路办公室，上海市委及张、姚在上海办公地点）审阅，报纸负责人经常出席“康办”会议，使该报与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合称上海“三报一刊”，媲美于北京中央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工人造反报》的许多社论是与上海“三报一刊”合写的，不少被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转载，影响很大。

　　该报发行量最初为3万份，1969年增加到平均每期41万份，最多一期达到64万份，远远超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该报还出版了大量的“学习材料”，被各地竞相翻印。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群众组织报刊先后停刊，只有《工人造反报》坚持出版，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便以此为榜样，要求复刊。1971年4月，张春桥不得已指示《工人造反报》停刊，前后共出版488期[7]。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收藏与研究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收藏，实际从“文革”中即已开始。从1967年1月27日到8月2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通讯社都多次刊登启事，“希望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大力协助，及时把你们办的报纸及刊物每期寄送十份”。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资料部当时也曾经发出类似通知，并派人每周一次到各主要报刊编辑部或交换站索取。所谓交换站，即是与现在的机要交换站类似的机构，在数个比较权威或地理位置便利的群众组织所在地，设若干口袋或格架，各报刊有固定的位置，每次将自己的报刊插入各格，并取走别家赠送的报刊。以北京为例，清华、北大等北京五大造反组织、煤炭部、北京三中、北京师大一附中等，是当时交换比较广泛的内部集散地。

　　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员的沉浮，这些“文革”群众组织报刊至今仍集中存留在个人手中的已不多见，主要保存于专门的图书档案部门。据笔者所知，目前世界上收藏最多的四家单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其中北京地区占有两家。

　　各家中，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部所藏种数、期数最为浩繁，共有报刊2611种、66790期，其中北京地区的有315种、5864期。已制成缩微胶卷，由于资料内容特殊，尚不能公开借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据说有1700多种。此外，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共中央组织部图书馆也收藏有相当数量。后者以藏有毛泽东曾经阅读、批注过的报刊独具特色。

　　进入90年代，随着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民间收藏蔚为风气。“文革”组织报刊以其特殊历史背景而备受集报者欢迎，收藏者众多，各地集报协会中都有专门收藏此类者。但由于特殊政治内容，不能进入拍卖市场，流通渠道主要是民间文化旧货市场，如北京潘家园、郑州古玩城等地摊市场是比较集中的场所，出售者主要是走街串户的废品收购小贩，从收购的废报刊中挑选出来到地摊出售。由于来源日少，目前价格不断上涨，普通每份在5—10元，创刊号每份高达几十元不等。

　　研究者目前主要是境外学者，尤以美国为最。

　　美国政府情报机构自1966年便开始搜集“文革”群众组织报刊，途径主要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境旅客等，采取现金收买的方式，每份高达8美元。这些报刊被制成缩微胶卷，聘用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仔细的研究分类，最多时达60多人。不久，这批近万张缩微胶卷作为学术资料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68年起又整批赠送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拨款50万美元资助其公开影印出版。从1975年起，出版了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成为70至80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美国各主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此外，比较详细的目录还有美国国外广播新闻中心编辑《特别备忘录：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说明》及《联合研究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李洪永著《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等。

　　90年代，一批在美国各大学毕业的中国“老三届”学生先后在美国大学任教或担任图书馆负责人，有感于《红卫兵资料》的远不全面和影印质量较差，决定以自行集资的方式继续进行搜集和整理。自1995年起，由美国狄金森学院、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的华人学者开始主持，通过网络向全世界的的研究者、收藏家征集“文革”报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计划在3--5年内，以《新编红卫兵资料》的形式，仍由“中国资料研究中心”等机构出版100卷。其中北京地区将包括936种，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份不差的整套报刊；全国共3000种、10000份以上。

　　美国之外，据笔者所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室乌索夫教授著有专著；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编有《红卫兵报总目1—5》(主编加加美光行,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有《红卫兵新闻》目录缩微胶卷；日本早稻田大学文革资料研究会出版有《红卫兵报揭载誌纸别索引》（主编鳟泽彰夫）；香港友联研究所编有《红卫兵资料目录》；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沈迈克教授长期搜集并著有研究论文，还举办了红卫兵报刊展览。此外，据介绍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东欧一些学者也有研究。

　　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曾经这样评价“文革”组织报刊说：“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内情的全部材料几乎都是由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发表的，这些组织在1966—1967年间曾遍布整个中国。其中一些是在红卫兵小报上定期发表的，还有一些则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他认为，“红卫兵材料的可信性是大大打了问号的，但如果慎重使用，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依据”。这也是比较中肯的判断。但是，他认为，“中国自己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显然寥寥无几”。这当然是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和保管而不为外人所知所致。据笔者所知，国内发表过研究成果的学者，仅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印红标等几人。

　　由于“文革”时期群众组织报刊的特殊政治内容，不可能也不应该形成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毕竟是历史的特殊产物，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存在着怎样荒谬的“文化”与“革命”。



[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79年编。

[2]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部藏红卫兵报刊登录卡片：1966年8月1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已办有《快报》第三期。疑为传单性质。

[3]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第28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4]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4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廖公子”指当时在日本访问的廖承志，“韩大哥”指当时在美国进行谈判的韩叙。

[6]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2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7]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第134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