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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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的创立恰好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两年之后，文革的波涛开始涌到瑞典来。可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没有北大的学生们那么胆子大，既没有打老师又没有抄家，唯一的革命行动是占领学生会，让它作为他们高高兴兴地闹革命的基地。大学中文系的红卫兵和四人帮的走狗起初还没有感到消除四旧的必要，还好好地上我给他们安排的关于先秦文学、汉朝乐府、唐宋诗词和汉语历史的课。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中文系研究班的四个学生来找我谈话说：“这几年是你决定我们该读什么文本。从今天起我们要自己选我们要读什么书。”“你们选吧！”我说。“我们要读的不是《左传》和《庄子》那些老一套，我们要读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本，像《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着作。”那四个学生好像预料我会反对，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从那个时候起，四个研究生和我每星期开两堂小型座谈会，用汉语讨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生们轮流带头解释那两篇社论所表达的才智。带头的学生开始讲之前会看我一眼说：“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人不同意我的政治立场。”“没关系，”我说，“你讲吧！”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学生们：“你们觉得这个学期的座谈会的收获大不大？”他们犹豫了一下就说：“也许不太大。”“那下个学期想读什么文本呢？”我问。“你有什么建议？”学生们问。“《离骚》跟《天问》怎样？”我说。“行！”学生们说。下个学期那四个学生和我从各个方面研究《天问》。学生们高兴，我也高兴。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文革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瑞典文革的微波虽然很快就退潮了，可是其后果还是够厉害的。一九六八年瑞典教育部取消了高考（即是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很严格的考试）。从那个时候起，一个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生活经验与学历算是同样重要的。人文学科的水准远不如以前，对学生们的要求也比以前宽得多。而中学老师的社会地位与薪水比较低，愿意当老师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中学里缺乏优秀的师资。这一切现象严重威胁瑞典将来的教育事业。

瑞典和整个西方的大学中文系面临着另一种威胁，即二○○四年起，中国教育部直属机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至今全球约有三百多个孔子学院。美国大学里的中文系如果接纳了孔子学院，该系从大学得到的补助金就会减少，影响教学水平。问题的核心是孔子学院所提供的汉语教学与真正的汉学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过去对汉学研究很有贡献的大学中文系，慢慢地会变成教普通话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当然不需要很丰富的图书馆，一套较好的辞典与教科书就够了。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图书馆原来是欧洲最大的汉学图书馆之一。几年前瑞典文化部门为了要节省五百万块瑞币决定关闭这个对汉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图书馆。奇怪的是随着这种趋势而来的是，瑞典政府着重发展和巩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的合作。文化大革命是“革中国文化之命”，六六年的文革以至今天孔子学院的建立，都绞痛人心。《明报月刊》的创办人金庸先生表示，办《明报月刊》是“和文革对着干”，说来不无感伤，这句老话至今仍负有使命，这也是我对这份老刊物深切的寄望了。

来源：《明报月刊》2011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