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反“把头”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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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等人，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搬运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摆在了刘少奇副主席的案头。刘少奇做了如下批示：
“立三同志：
搬运工会二件，已看过，并作了一些修改。……如没有新的成熟的详细办法与新的人来办，废除旧办法和旧人是会出乱子的。……又，搬运公司不能完全由工人来办，完全听工人支配，而必须由市政府办，听市政府支配，否则，工人中的行会主义就要发展，以至无办法对付。既要市政府办，市政府应有一定利益，即要收税（此税作为地方税归市政府所有），否则政府不会热心办。故在运费中可抽出百分之十至廿的手续费（可不叫手续费，叫别名称）为好。规定多抽点，再少抽，没有问题，规定少了，则不能多抽。”
1950年初，新中国百废待兴，为什么是搬运业的改造，首先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刘所说的“废除旧办法和旧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市内搬运业工人，包括人力车工人、三轮车工人、码头工人、铁路装卸工人等等，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群。
首先，他们的人数极多。
其次，他们虽然属于工人阶级，但与产业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早年中共领袖之一的包惠僧，认为人力车工人“差不多是流氓无产阶级”，“不知道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抗战时，地下党在对上海码头调查时发现，码头工人“没有什么政治的活动，各政党也没有很明显的活动”。
更糟糕的是，搬运工人不但对政治运动没有多少兴趣，而且还“污点”不少。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少工人加入了国民党,而且越是地位相对低的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比重更加高，如大兴纱厂的熟练工人加入国民党者占1/2强；相反，技术工人加入国民党者尚不及1/10。
此外，青红帮等势力在搬运业中影响也极大。如重庆朝天门搬运工人中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占30％左右，袍哥竟在95％以上。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属于青帮、红帮等类的秘密组织的；工厂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说了。许多码头上的包工头都曾向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投过帖子。上海太古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绝大多数是洪门成员”。
人力运输业，在古代称之为“脚行”，古语所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是个名声自古不佳的行业，之所以会形成与产业工人、店员等迥异的政治生态，也有其内在发展逻辑。
以天津“脚行”来说，清朝官员途经天津者众多，官员行囊由百姓负责搬运，却分文不给。开始地方官员要轮流抽调各处搬运者应付这种“差事”，后来为了省事，地方政府就划区推举专人到衙门负责“接官迎差”。地方官又以这些割据的“脚行”为征税单位，彻底把“脚行”合法变成经营单位。天津市的“脚行”，一般为世袭，各“脚行”控制的地界不同，管理的工人数量各异。
再比如，当时北平的所谓“搂包”制，起源是1928年国民党当局在火车站设卡收税，一些人与关卡、警察相互勾结，他们揽下来的货物可以不受检查，以后车站的搬运逐渐被他们控制，搬运工人也受他们支配。
江苏镇江一般人要开办车行，首先得找一些特殊车夫，这些人并不拉车，一般与帮会有关，在下流社会中能打能滚，车行给他们的工资可抵得上当时的县级机关两名办事员的工资。此外，搬运业是从业门槛很低的行业，竞争激烈，也造成了这个行业必须抱团取暖，甚至人力车利益群体一直在阻挠电车引进城市。比如，1946年8月无锡人力车工人与汽车业的冲突，结果是汽车不得在城区设站，每日汽车营业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1946年常州人力车工人阻拦公共汽车营运，与警察发生冲突，先后5名工人被打死。工人的罢工导致常州交通瘫痪，加上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工会声援常州人力车工人，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地方当局作出让步，接受人力车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停止城区使用公共汽车，关押肇事警官，释放被捕工人，政府拨款抚恤死难者家属，官员为死难者上香敬酒。
总之，由于官商勾结、帮会操纵、产业自身等历史路径，搬运业形成了把头操纵市场，对客户横加勒索，对内层层盘剥，甚至剥削权还可以世袭的这么一个局面。按上海搬运工会的说法，解放初上海266个大、中码头，28492个码头工人，完全为封建包工头所霸占、统治。他们经常打骂工人，私设公堂，仅包工头夏金山打死打伤的工人就有数百名之多。封建包工头残酷地剥削工人全部劳动收入的80%甚至全部，逼使工人不得不赖索取酒钱或偷窃货物以为生；这使商旅所遭受的损失，一般估计要超过装卸费的一倍以上。1949年6月至1950年11月，封建把头在全市挑起大、小纠纷4000余件，包围搬运公司、搬运工会8次之多。
这种局面是新中国不能容忍的。本文开头处，刘少奇指出的“废除旧办法和旧人”，就是要在搬运业中废除封建把头制度，代之以工会。
1949年1月天津刚解放，3月12日，天津第一个搬运工人服务站成立。4月，刘少奇就来津工作。按照刘少奇同志“先建立工会，后建立党组织”的指示，时任天津二区区委书记的安力夫，受命在全国率先成立行业工会。1949年6月25日，成立天津市码头运输工人工会联合会(后改称搬运工人工会联合会)，成为全国第一个行业工会，甚至早于新中国就诞生了。搬运工会成立仅仅四个月，即发展分会40个，支会101个；覆盖职工45711人，发展会员34491人，占天津搬运业职工总数近80%的搬运工人加入了工会。成立搬运工会的目的，正是要摧毁数百年的封建把头制度，建立新工会以取而代之。
在此基础上，1950年1月28日，中国搬运工人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通过了《搬运工会代表大会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和《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草案》，要求政务院审核颁布施行：请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法令，由各城市各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统一的搬运公司，以代替脚行，废除搬运事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实行合理的运价与工资制度……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处，刘少奇所做批示的对象。之后，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一场浩大打击封建把头的运动展开了。上海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从13万搬运工人中，清出把头2064人，逮捕486人，枪决59人，管制341人。从1950年中期开始到1952年底，全国范围基本完成了搬运行业反封建把头的任务。历时三年总共斗争处理把头19270多人，约占搬运业职工总数的4％。
自此，一个没有封建把头的新中国搬运业诞生了，搬运业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集体化的行业。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