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三年人祸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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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人祸，近年来海外（海内也有一些）讨论得不少，集中在人祸的起因和后果，但有关知识分子在人祸中的表现似乎还没有引起注意。这也很自然，因为经过1957年的反右，知识圈中基本是鸦雀无声，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异议主要来自党内，但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引蛇出洞”了。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人祸的异议(这里指的是公开发表的，不包括那些私人的或地下的组织和议论)在人祸之后当然只能以拐弯抹角旁敲侧击的方式出现。1961年开始发表的“燕山夜话”已经被认为是对人祸的一个温和委婉的异议。但与此同时问世的《知识丛书》，则还没有应得的注意。
《知识丛书》的出版是当时任文化部专管出版的副部长胡愈之提出的。胡是老资格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一直关系密切，周恩来抗战结束后曾把他派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去，打入那里的南洋日报担任主笔。1949年他担任中共国务院出版总署署长，对在文化出版界建立党天下想来只会有功不会有过。但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壮大”，胡心中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根据和胡愈之关系密切的出版界人士陈原的回忆，胡愈之在60年代上半期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知识丛书》的出版，二是筹划《东方红》的出版。这两件事都和人祸的后果直接相关。
《知识丛书》的策划是和《燕山夜话》的问世同步的，都在1961年。当时由胡牵头，在四川饭店聚餐，召集了齐燕铭(中宣部副部长)、包之静(中宣部 出版处处长)、王益(文化部出版局)、王子野(人民出版社)、陈翰伯(商务印书馆)、金灿然(中华书局)等一批人。聚会中胡提出前几年干部“热情高，干劲足，就是缺少必要的知识”，所以他想出版一套提高干部知识水平的读物。具体做法是类似百科全书，但每个选题做得大一些，知识程度定在中级，出单行本，每年 五、六百种，几年后加起来就很可观了。
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胡愈之的想法立刻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接下来胡又提出一“右”一“左”两个想法，但都被否定了。“右”的想法是先出一批“解答当前社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的读物，例如，‘市场为什么紧张？’‘副食品为什么缺少’”等等，为丛书打响头一炮。那些对毛泽东时代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副食品”。当时粮食叫“主食”，肉鱼蛋蔬菜等叫“副食”，虽然都按人头定量配给，但以先力求保障“主食”有起码供应为要务。
这个想法虽然引起共鸣，但没有人认为这样的书能出得了，原因不用明说，人人心中有数，所以被否定了。
“左”的想法是丛书中也包括一套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读物。胡愈之大概 是想以后一个“左”掩护前一个“右”吧？但这个想法一出来就被否定了。从中宣部来的包之静说这很必要，但出了一点错就是大问题，“对干部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
这次聚会中形成的意见很快就由齐燕铭和胡愈之上报给中宣部，当月中宣部的正副部长们就和两位倡议人一起开会讨论，有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姚溱(管对外宣传)和张子意(管干部宣传)。陆定一的口气很大，也很开明，说要向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学习，把事情做大，包罗中外各种知识。姚溱则提出出一套有关世界各国基本知识的读物，对外事工作干部有用。周扬则说观点要“力求正确”而不是“必须正确”，否则什么也写不出来。
很快，1961年8月3日，《知识丛书》编委会就在人民大会堂成立，有六个出版社参与，总编辑是胡愈之。接下来就是具体选题和寻找作者。到1962 年夏秋就出了三十几种，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印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在当时应该是很大胆的了，因为马恩列斯尤其是毛都不乏可以印在这里的语录。
但就在此时，从北戴河畔传来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虽然伟大领袖很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知识丛 书>>这回事，但参与其事的人都闻此言而心虚甚至心寒：“知识就是力量”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都是全称命题，两者互不相容，重视知识就意味着忽视阶级斗争。何况自己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这套书，这些人都是心照不宣的罢。
以干部为对象的《知识丛书》无疾而终后，胡愈之又转向了以农民为对象的另一套知识丛书，目的是一贯的，都是要给被乌托邦和革命狂热颠覆的理性和常识找到一块生存之地。这一点，无论胡愈之自己是否意识到(他当时很可能对毛还是尊崇的)，他那两套书的知识取向都明摆在那里。
这套为农民策划的“知识丛书”其实就是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旧时叫皇历，年书，也像月份牌。按照胡的设想，每年出一本，在当作历书使用的同时，农民可以从中得到方方面面的知识，例如家庭卫生和医疗常识、沼气利用、编织毛线等等，也可以刊登广告，胡愈之甚至在私下对陈原说，这部书的编辑部将来还可以发 展成为农民解决问题的服务部，小到购买难以寻找的商品，大到闹离婚甚至告发贪污和欺压群众等等违法乱纪的事，编辑部可以接受投诉。
这样一部书，胡愈之给它取名为《东方红》。无论今天听上去多么滑稽甚至充满讽刺意味，胡愈之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他公开场合对人说这是因为毛主席在农民中受到爱戴，威望高。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他接受了《知识丛书》的教训，觉得用了《东方红》，挂起伟大领袖的招牌，至少这部书的出版和发行要安全得多。
胡愈之是对的，《东方红》不但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而且没有夭折，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照常出版，只不过没有广告，更不可能起到胡愈之所设想的类似今天的“接访站”那样的功能。
虽然这部书的实用性在维持它的生存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东方红》这个招牌，会不会被以“不突出政治”和“四旧” 的罪名受到批判和废止呢？恐怕也很难说。在一个绝大多数印刷品都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垄断的年代，翻开这部书确实让人感到在中国还存在着吃穿住行饮食男女， 天还在下雨下雪，农民还在插秧施肥。
在这个意义上，胡愈之在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文化和理性的年代为在中国农村保存和传播了一点生活常识作出了贡献，也就是为在社会最底层抵抗和消解极权主义对思想和生活的完整控制做了努力。这一点，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作为农村日常生活百科全书的《东方红》无论多么非政治化，它的积极意义也无法和《知识丛书》相比。在前者的幸存和后者的无疾而终之间，或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狭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