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泽厚 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

nanfan

假作真时真亦假

——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


《文史参考》第46期刊登了丁东先生写的一篇《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文章的题目很吸引人，不由得看了几眼，竟然发现那位打人的班长属于第四野战军第48军，而我当年正是48军政治部的干部；再看该文所述情景及时间、地点，恰恰我当时正跟随48军军长贺晋年和政委陈仁麒率领的军指挥所行动，就住在邱会作的家乡兴国县城，而且我当时正被领导指定做群众工作，对这件奇事竟一无所知，堪称咄咄怪事。丁东先生的文章是根据程光所著《历史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中所记的一件事情写成，据说是邱会作亲述：在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过程中，48军直属队的一个班住在他家中，因为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强吃了他家的谷，又杀了他家的猪，他父亲还挨了班长的打，这位班长并罚他父亲挑炮弹去兴国县城。丁东先生据此作了一番评论，认为“大军南下，气势如虹”，但是，也不应掩盖背后的阴暗面，而“底层百姓为之付出的代价，往往被历史所忽略”。我又认真看了一遍该文，然后不禁掩卷沉思，继而喟然长叹，因为这段所谓邱会作的亲述，纯属编造，而造假者、即《回顾》一书的作者，竟是邱会作将军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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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父挨打”破绽十出

人们常用“破绽百出”来形容一些不合情理的文章。关于邱父挨打的陈述只有四五百字，自然不可能有百处破绽，但我至少也可以指出10处：

一、该文称，邱会作是“从四野下发的战报”中，得知东路大军已打到赣南。其实，这类消息当时都是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新华社在四野政治部设有一个总分社。四野总部不发这类战报。

二、该文称，住在邱父家中的那个班，是因为“给养一时供应不上”，才强吃邱家的稻谷（应是大米）并杀猪的。实则当时并未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48军军部和直属队是7月31日晚间从高安一带向赣南进发的，当时永新、泰和以北地区都已解放，初步建立起地方政权，大力支援部队开进。由于时值三伏酷暑，又无敌情顾虑，部队在吉安以北都是旅次行军，一般是夜行晓宿，因而部队不太疲劳，供应也有保障。从泰和以南部队转入战斗行军，从泰和到兴国不过一两日行程，无论如何也不应发生因断粮而与民争食的情况。再说，“一时供应不上”就能成为强吃民粮特别是杀猪的理由吗？

三、无论是部队还是农村，在60多年前杀猪都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像土匪似地强杀老百姓家的猪，这可不像在瓜地里偷吃或强吃群众一个甜瓜那么简单。而且，一个班不过十人左右，居然能杀掉、吃掉房东的一口猪！我在48军军部工作了4年有余，还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奇事。因为工作关系，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与邱家时有往来。我向邱家人求证此事，最后辗转得到解放前一直与邱会作的父母生活在一起邱会作之妹邱联凤的回应，她说：“那时候全家吃糠咽菜，哪里养得起猪！”

四、我军从1949年4月开始统一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48军全体官兵是4月下旬佩带胸章南下的。兴国县城是8月8日由48军144师解放的。大约是8月9日上午，军前指队伍经高兴圩进驻兴国县城，在那里住了两天。记得经过高兴圩时，大路两旁站满了人，气氛热烈，如同趁墟（赶集）。多数群众是看热闹的，还有的是向部队打听十几年前北上的亲人的下落的——当年有上万名兴国籍的红军官兵参加了长征。邱父是个消息灵通的老革命，而在南下大军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他竟会把佩带着胸章住在他家中的解放军当成“老总”，“问他们是什么部队”，端的是莫名其糊涂。倘若邱父真的要问，依当时情况，他应该说：“同志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五、据该文称，那位班长打了邱父不算，第二天又罚老人家“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这就奇了：稍有点军事知识的人都该知道，炮弹是不能离开火炮的，这个炮兵营的炮弹怎么能脱离火炮，先运到邱父所住的偏僻小山村，然后再运（包括邱父的挑）回兴国县城的炮兵营，岂不是胡折腾吗？顺便说一句：兴国县城很小，当时我在兴国城内没见过一门火炮。再说远点，军指挥所的驻地，谁敢安排无关单位宿营？

六、据说炮兵营教导员因为“有点文化”，听邱父讲了邱会作的名字，“知道我的职务”，“吃了一惊”，知道自己的部下打了不该打、不能打的人（看来这个营打人似是平常事），炮弹也不叫邱父挑了，给了他一块大洋，“打发他赶紧回去”。这段描绘极具想像力和戏剧性。我自信我的文化不比那位教导员低，而且又在军机关工作，但说来惭愧，当时我并不知道邱会作其人，不知这位教导员是如何知道的？再者，48军从北京地区出发，直到赣南战役之前，都没有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因而也就没有发到“洋财”，我们发的津贴费都是人民币，不知这位教导员的大洋又是哪里来的？

七、据说那位班长所在的连，把邱父挨打一事“报到了军部”（这应当是那位教导员发现打了不该打的人之后），结果惊动了军政委陈仁麒。这又外行了，连和军之间隔了几级，按正常程序，这个连是不能直接向军部作报告的。倘若逐级上报，需多日之后才能报到军部，即使陈仁麒能够看到报告，而此时他早已离开兴国了，哪里还能见到邱会作“父亲的容貌”？

八、据说陈仁麒在得知邱父挨打之事后，“用电台询问了正在湖南作战的我”。这一句话露出两个马脚：第一，45军与48军不在同一方向作战，是不能互通电报的，更何况为私事通电报也不应该；第二，48军进占兴国之时，45军还正在江西萍乡一带休整待命，邱会作既未到湖南，更未作战。

九、据说陈仁麒在核实情况后，给邱父“赶紧送去了几百斤谷子和十块大洋慰问”。48军军部拿出十块大洋可能不难，谷子恐怕一粒也拿不出来，后勤部门和地方供应部队的粮食全是大米。

十、据说邱父挨打之事连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也知道了，他很生气，“用通电的方式在全野战军批评了他们”。首先，这是一句外行话，军语应叫“通报批评”；其次，既然是通报批评，就应 当广泛传达，深入教育，可是我作为军政治部的一名干部却从未听过传达。须知48军是违纪挨批单位，竟无声无息，这就更难解释。不知四野政治部的这份通报发到哪里去了？

以上是我从邱会作之父挨打的这一段文字中挑出的10处破绽。为慎重计，我决定再打电话向邱家有关知情人核实一下。邱的长子路光与我是忘年交，解放初他曾随其父回过兴国，我问他是否曾听他祖父母、父母和姑母讲过他祖父挨打的事？他说，从未听说，倒是他姑姑说过“承光乱说”之类的话。我讲了我对此事的分析判断，他表示赞同。至此，我有充分理由认定“挨打”事件纯系杜撰。

说到这里，我要为48军讲几句话。48军组建较晚，在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之前所辖的13个军中，地位不算突出。但是，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部队。红军时期的“大渡河连”，抗日战争时期击毙日酋阿部规秀中将的“抗日功臣炮连”和“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时期舍身炸碉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和被誉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现在的驻香港部队步兵旅，都出自这个部队；这个军还有两个师参加了朝鲜战争。1949年7月底这个军在受领解放赣南的任务后，专门进行了进入老苏区的群众纪律教育，整个战役期间，群众反映是良好的。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在进入兴国县城的当天下午，军政治部保卫部长彭由要我从军警卫营找几名战士，组织个纠察队上街巡查，主要查看有无违犯群众纪律现象。纠察队需要临时制做几个臂章，我找来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准备扯了红布制做臂章。彭由部长小声地嘱咐我：“喂，你可要把剩下的布头藏好，不要叫别人看见呀！”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从法理上讲，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是“国旗”，所以彭由才如此谨慎。这件事情颇具代表性。试想，一个如此重视政策纪律的部队，竟能听任一个小小班长对群众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而不顾吗？《回顾》随意拿48军说事儿，给这个部队扣“黑锅”，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

遭肢解的《邱会作回忆录》

我早就听说在《邱会作回忆录》出版之后，他的次子程光（即邱承光）接连出版了《心灵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和《回顾》两本书，但很多人看后颇多非议，认为水分和疑点太多，很多话与邱会作的身份和一贯作风相去甚远， 对《邱会作回忆录》甚至对邱本人都有负面影响；继而听说连他母亲和他的兄弟等人对他写的东西也不认可，并由此事造成家庭关系极度紧张。我只阅读了邱会作夫人胡敏大姐赠送的《邱会作回忆录》，感到受益匪浅，因还没看后两本书，当有人问我的看法时，我表示不愿妄加置评。今年9月我赴京探访故旧 ，路光去看我时，从良好愿望出发，我还劝路光要慎重行事，认真听取和对待弟弟的合理意见，也许他是缺少经验，分寸把握不准，只要他能接受教训，改了就好，不要为此事闹得兄弟失和，遭外人议论。

最近看了丁东先生文章中引用的《回顾》中关于邱会作之父挨打的这段文字，在吃惊之余我赶紧有重点地看了此书含有邱父挨打这段文字的第15章《工作在中南军区》。不看则已，一看目瞪口呆：通篇信口开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地步。继而我又把《对话》找来，对照《邱会作回忆录》看了我认为对其中内容比较熟悉的一些章节。看后总的感觉是，《对话》和《回顾》这两本书，实际是改头换面的《邱会作回忆录》，但是作者已经不是邱会作了。两书的作者当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表示两书是不同于原作的创作，于是利用原作的一些空档，加进一些个人的东西，或者对原作的一些段落加以改写、充填、抻拉。这种手法，一般读者如不对照原著，往往不易发现，但对于熟悉邱会作历史的人来说，则恰恰可以从中发现对原作进行肢解、拼接甚至杜撰的马脚或痕迹。这里挂一漏万地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一、《回顾》第243页假邱会作之口称：“衡宝战役歼敌7•7万余人，我们45军就歼灭敌5万余人，……击毙生俘将官十余人”；“45军歼灭敌人4个精锐主力师”。而实际情况是，整个衡宝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多人，其中有白崇禧集团4个精锐师2•9万多人，被俘（无击毙者）将官8人，但这包括了第40、41、49军的战绩。《邱会作回忆录》对这次战役的战果记述虽然也不够准确，但比较接近实际，而《回顾》的描述则太离谱了。

二、《回顾》第264页称，1951年春成的华南军区“受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南军区（驻武汉）双重领导，……管辖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粤西军区4个省级军区”。这段文字既不符合实际，又讲了外行话。中央军委关于组建华南军区的电令中，明确指示华南军区“归中南军区领导”；把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粤西军区并称为“省级军区”，说明作者不了解当时军队的编制体制，须知广西军区当时是二级军区，而海南军区则是明令规定的三级军区，粤东、粤西军区分别由第41、43军兼，也相当于三级军区。《邱会作回忆录》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还是比较准确的。

三、1952年7月，中南军区机关移驻广州，华南军区机构与之合并，人事作了相应调整。《回顾》第265页称，担任军区政部副主任的邱会作居然“还兼任中南军区保卫部部长”；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竟也随机关来到广州上班了，“林彪住在广州市东山达道路的留园”；林彪甚至还不坐汽车，走街穿巷地到邱会作的家中串门！事实是，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兼任的是中南军区军法处处长，这在四野的大事记中也有记载；而林彪在南下作战结束之后，一直住在北京；至于留园，则是广州军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在军区司令部大院中建成的一个小招待所，林彪也从未住过；林彪到邱会作家串门之事，自然更是子虚乌有了。

四、《回顾》第269页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中南军区机关移驻广州之后，陶铸在一次党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而《邱会作回忆录》中则无此记载。其实，陶铸早在1951年即去华南分局任第四书记，忙得不可开交，他虽然在军区还挂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却基本不管军区的事情了。

五、1960年1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在此之前的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回顾》第328、329页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假想敌是美国和苏联”，“北边，对苏联要顶得住；……在东南沿海，对美蒋则要实行运动防御”。我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而且会前还曾遵照林彪的意图为他准备了一些资料。此时的中苏关系虽已比较紧张，但还没有提出以苏为假设敌的问题，《回顾》是把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战备思想大大提前了。“北顶南放”主要是纠正平分兵力、处处设防的思想和做法，而不是因为作战对象的改变。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个例证，渤海湾属于“北顶”的战区吧，这次会议之后组建的北海舰队，就是为了防备美军重走英法帝国主义的老路的。

六、《对话》第374、375页称，1971年5月，邱会作陪同越南党负责人黎笋到广州，“正在广州（从化）的朱德打电话给我，说要见一见黎笋”，邱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周恩来，结果遭到严厉批评。此处还提到李富春、滕代远等人。这段文字尤属荒诞：朱老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滕则是中央委员，他们都已在1970年7月即离开从化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直至去世，再未回来。邱会作在庐山应是见过他们的，岂能健忘若此！顺便说明，《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根本无此记载。

……

以上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据了解，两书的作者在出书之前曾将书稿请一位当代史专家看过。由于时间紧迫，那位专家只对《回顾》作了若干修改。改总比不改强，不然还会留下更多错误。

邱会作不但在四野部队而且在全军素以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精明干练著称，前面所举数例，对邱会作来说，都是大事，即使他晚年再健忘吧，怎么竟能被他搅得如同一盆浆糊？这哪里是人们印象中的邱会作！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同一个邱会作，在《对话》和《回顾》两书中讲的许多事情，同他在《回忆录》中讲的却截然不同！那么，对两书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就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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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忠言

目前的史学界风气不正，胡编乱造、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甚至完全作假的所谓“史作”充斥市场。当代史领域尤其如此。造成这种局面：有的是因为作者对所书之事缺乏亲身感受，手中史料不足，功力不够，勉为其难，于是只能以有限的史料加臆想演绎，让先天不足的产品带病出世。这种情况还算好的。更恶劣的是有的人心知肚明，但为了迎合社会风尚，或为了达到某种私利目的而蓄意作假。对《对话》和《回顾》两书所出现的问题，我希望是前者。

史书的灵魂是真实。一个失掉灵魂的人，最多只是行尸走肉；不实的史作一文不值。有的人写了不实的史作，一时没有被人识破或无人出来揭发，自以为得计。岂不知假作真时真亦假，更何况西洋景早晚要被拆穿。不负责任地乱写，危害很大，代价极高。它误导读者，混淆是非，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特别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更易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信赖，“邱父挨打”这段文字，不是连见多识广的丁东先生都信以为真了吗？作假的最终受害者还是作者自己。不知“两书”的作者可曾想过，当事情的真象为广大读者所识破之时（这是必然的），那些发现受了骗的人们将会怎样看你？你将何以自处？

写史是一件极为严肃甚至可说是神圣的工作，中国史学界是有光荣传统的。古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或忍辱负重以维护历史真实的壮举，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要排除各种私心杂念，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写史，此即可谓史德。古人提倡勉励士节，史德即是士节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写史一定要自己有所得，有所感，司马迁说它是“圣贤”们“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所为作也”，切切不可勉强去写。为人子者，对父母应当是心怀崇敬的，是希望为他们增光的。两书的作者倘若感到《邱会作回忆录》对某些问题的陈述意有所未尽，尽可加以诠释和补正，这类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而且同样受到读者的重视。模仿父亲的口气，另起炉灶，糊弄读者，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同时，这也必将损害邱会作将军的形象，甚至会让人对他的回忆录产生一些疑问。作为一个第四野战军的老战士，我也深感痛心。希望这种状况，尽快成为过去。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 迟泽厚


二O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