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辉：从我和一位北大老教授的交往看文革中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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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诌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扭曲的人性，谁人不可怜？“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
      晚上读罢王老师分享的文章《令人伤感的北大往事》，确实令人伤感。两派人在不同立场上各说各话，明眼人心中正义的天平也许已倾向邹鲁风，而不齿于陆平的“落井下石”。但陆平又何尝不是政治棋局上的一枚过河走卒，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违心或者顺从做过的为人不齿的事难道没有在他内心掀起波澜？晚年的他为此沉默，流泪，及至和人谈起这个话题，大受刺激而住院。（参见原文2001年终于谈了第一个问题，因 为太刺激，两天后他就住院了。/当时父亲的泪 就流下来了。他一句话都没说。）他说“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他也许是内心有愧而饱守煎熬，他整过被人，也被别人整，大家都只不过是波云诡异的政治棋局中的可怜人而已。
      想起在北大经常碰到的那个挂牌喊冤的古稀老人，白发苍苍、胸前挂着“冤”的纸牌蹲守在校长楼前，他一遍又一遍地伸冤：他是北大47级数学系高材生，被错划为右派，耽误了一生，至今未被平反。有一天，一位穿着素雅、牵着孙女的老太太从他前面走过，我见那个文雅的老太太用手戳着老人的脊梁恨恨地骂道：真不要脸，还在这喊冤。你若冤就没有人不冤了。我想：他们一定是之前有过节，也许老头在运动中犯过错误伤过人，可是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事过境迁，老头为此搭上了一生，老太太还得以享天伦之乐，却仍放不下仇恨。何苦，都是可怜人。
      因为个人对共产主义的兴趣，很喜欢看共产主义的实践，各种八卦都爱看。曾经一度喜欢用高标准道德来衡量人，因此一度不喜欢曹禺的话剧，只因听说他在文革中明哲保身对别人做过攻击。后来这之类的书看多了，从《夹边沟记事》到《牛棚杂记》，才醒悟没有最惨，只有更惨，被害的人和害人的人，每个人都是扭曲制度下的扭曲的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诌狗，都是可怜的人，还有什么仇恨放不下的。
    清晨我喜欢在未名湖晨跑，我喜欢未名湖，因为它是诗的海洋，但是也曾听说文革期间有含冤的教授不堪凌辱投湖自尽，邹鲁风即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我就是在未名湖晨跑中遇到80多岁的老教授刘老师。老人家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身子骨还很硬朗，坚持锻炼。刚开始每天碰到点点头，有一天开始聊天终于成为忘年之交。刘老师47年考入清华，是清华文艺骨干，52年院系调整进入北大，仍然是青年教师中活跃分子，及至反右的时候就被噤声，从此潜心做学问，在文革中作为系主任被批斗，离开心爱的科研岗位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才重新回科研岗位。刘老师说他在文革中谨小慎微、不害人，但是也不再相信人。
      刘老师向我提起文革中的一件事情。因为精通中医，刘老师经常帮人看病，以往给同事和同事的孩子看病是常规。可是一个造反派小头头，也是教员，孩子病了来找刘老师看病。当然对病人刘老师一贯热情认真。事后他却听说，该教员对别人说，刘老师对他孩子细心看病是要有求与他。“真是岂有此理！”刘老师至今说起来仍然忿忿不平。我曾经和刘老师探讨过人生的乐趣是什么，我们一致认为助人为乐是保持人生快乐的一个关键环节，但是刘老师有所保留的说：“对我而言，助人限于校园。对象限于青年学生。”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一代，经过很长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不做害人的事就是天大的好人。为了‘过关’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一点无 关大局的违心之事，人人不可避免，都是可以而且必须得到谅解的事。可是互相伤害，愈合起来十分不易。所以我们这一代，很难有真正的友谊。而且这种社会风气 一旦形成，改起来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传统美德破坏容易，修复极难。”刘老师又说：“绝大多数的人，不是冷血的。都需要温暖，关怀和信任，至少这样一个小环境是极为令人向往的。可是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易得到的。被信任是一种幸福。”
       刘老师身上也许反应了走过文革中的那一代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刘老师肯定是渴望被信任和信任别人的，但当年的惨痛经历让他不敢再信任别人，或者说失去信任人的能力。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哀。但是刘老师寄希望于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让上代恩怨延续下去，你们更热情更有希望，希望你们能活在爱和信任中。”
      刘老师的话使我想到了罗曼罗兰在他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寄予的希望：“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 罗曼罗兰曾经景仰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对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后，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沉重的幻灭感，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内心已经与共产主义告别，因此他对自己那一代人和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命运都抱着悲观的看法，他说：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世界必须改造。“克利斯朵夫，我们必须灭亡，为了得到新生。”
　
得到刘老师的允许附刘老师给我的心件一封：
       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严重心态的扭曲。其实每个人都希望社会的诚信，彼此关怀和信任。中国传统是仁者爱人。可是过去过多的宣传仇恨，互不信任，缺乏同情心。近来更是‘好人做不得’，好心助人确往往被诬陷，讹诈。人心显得‘冷漠’。
     人们需要真正的友谊。但是没有信任，何谈友谊？我们这一代，经过很长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不做害人的事就是天大的好人。为了‘过关’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一点无关大局的违心之事，人人不可避免，都是可以而且必须得到谅解的事。可是互相伤害，愈合起来十分不易。所以我们这一代，很难有真正的友谊。而且这种社会风气一旦形成，改起来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传统美德破坏容易，修复极难。再加上经济大潮急剧来临，于这种社会的背景之下，就更加是雪上加霜。
      绝大多数的人，不是冷血的。都需要温暖，关怀和信任，至少这样一个小环境是极为令人向往的。可是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易得到的。
      东方的传统哲学，强调内在突破，即提高自我内在能力为基点。也就是自尊，自信和自爱。尤其是自信。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潜力’或‘潜能’。这是殊途同归的。发挥潜力就是激励自信。自信或潜力的最大发挥，必须要有辅佐环境，那就是周围的关怀和信任。她们们是助燃剂，使自信心由弱变强，由强更强，激情更旺。
     我曾经写过，在那个年代，我的助人曾被人认为‘有求于人’而深受打击。而现在这种情况更被放大到荒谬的程度。现在被信任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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