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恒、陈雁：慈溪批林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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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批林整风运动

http://www.cixi.gov.cn 2010年12月31日

　　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

　　 党的九大后，林彪集团加快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197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沉重打击了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会后，全党逐步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是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的林彪集团的一次教育和挽救，但他们阳奉阴违，继续策划阴谋，最终导致覆灭。九一三事件之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林彪集团的势力和影响，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批林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对林彪一伙阴谋抢班夺权、制定“571工程纪要”①反革命政变纲领、策划杀害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分裂党和国家、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同时，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他们宣扬的“天才论”等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观。结合批林整风，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慈溪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浙江省委、宁波地委批林整风运动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文件内容，帮助群众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鼓励群众大胆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在此基础上，县委相继开展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和批极“左”，并通过采取部分纠“左”措施，推动和促进了全县国民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一定恢复与发展。
　　运动的前奏——批陈整风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极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不保，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打乱原定议程，大讲“天才论”，进行宗派活动，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抢先发出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毛泽东识破林彪一伙图谋，责令陈伯达检讨，并于全会闭幕后，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0年11月至1972年4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等，公布了陈伯达的罪恶活动，部署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对林彪的问题进行了有节制的批评。
　　 慈溪县委根据中央、省委、地委的一系列指示，在全县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6月4日至27日，县委召开批陈整风党员干部大会，进行学习、批判和自我教育。出席会议的有各区、局、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党员负责人，县属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党总支、党支部书记，共425人。会议传达中央、省、地委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全体党员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6部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同时，会议坚持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原则，批判陈伯达宣扬唯心主义“天才论”、“文化大革命功臣”、“理论家”等政治骗术和其他一系列反党罪行。在深入批陈的基础上，与会者一致认为：要不被骗，就要紧跟毛主席，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刻苦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改造世界观；要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觉悟，认真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增强党内斗争的勇气；坚持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认真进行整风。9月17日至26日，县委召开第二次批陈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区、公社（镇）机关行政22级以上党员干部和相当这一级的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共1000多人。会议分批陈和自我教育两个阶段。会议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重点批判陈伯达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开展路线教育和思想整风。会议要求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指示，认真阅读马列的书籍，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会后，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始形成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对于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邱会作等，根据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县委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有了认识，这有助于全县党员的自我反省和对错误的纠正，推动了整风运动的进行。
　　 “批陈整风”运动与不久以后的“批林整风”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批陈整风运动，慈溪全县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所提高，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帮助，对后来的批林整风运动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传达贯彻中央、省委批林精神
　　 批陈整风运动并没有使林彪及时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继续加紧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终于导致了自我灭亡。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手令，决定乘毛泽东外出巡视之机，在途中加害毛泽东，然后林彪以接班人的身份宣布接班，如这一计划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由于中央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毛泽东临时改变行程，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林彪等人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仓皇乘飞机出逃，叛党叛国，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此事当时被称为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全党全国人民以强烈的义愤开展了批判清算林彪集团反革命路线和罪行的运动。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一事件通告全党高级干部。10月24日，中央下发[1971]68号文件，将林彪叛国叛党事件传达到全国人民，要求彻底清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12月1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1971]77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批林整风运动正式在全国展开。
　　 根据中央文件和省委、地委的指示，慈溪县委于1971年10月17日至23日召开全县基层党支部书记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各级机关、公社、企业党委委员共2358人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等5个文件，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在震惊困惑之余，纷纷对林彪集团的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林彪反党叛国事件所作的英明决策，对林陈反党阴谋集团的滔天罪行感到无比愤恨，坚决要同叛徒、卖国贼林彪划清界限，并肃清其流毒。18日下午，会议主题转入到对林贼的反党叛国罪行进行革命大批判。东海公社同志说“林贼搞反革命政变，就是为了篡权复辟，妄图把社会主义制度复辟为资本主义。我们坚决不答应”。通过革命大批判，大家认清了林贼的反革命面目，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许多同志通过“列罪状、剥画皮、挖黑心”，认识到这次事件是中国共产党50年来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林贼是隐藏在党内最阴险、最刁滑、最反动的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分子。10月20日，县委负责同志传达贯彻省委批林陈反党集团汇报会议精神，分析了全县这一阶段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形势及社会动向，研究确定了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部署。按照宁波地委指示，县委党员干部会议延长2天，向行政2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传达毛泽东的命令和中共中央文件。会议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本组实际情况，采取学（学习毛主席指示）、摆（摆林贼罪行）、忆（忆苦思甜）、帮（个别谈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针对因林彪叛逃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在党内出现的“受骗上当论”情况。会议还专门组织大家学习阶级斗争规律性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学习党成立50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澄清了某些党员的错误认识。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感到突然和震惊，由于一时无法理解为何会突然发生如此离奇的重大事件，干部群众都议论纷纷。为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并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71年10月开始，党中央将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使全党全国人民比较系统地了解林彪叛逃事件的真相。1971年10月30日，根据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慈溪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向全体党员和群众传达贯彻毛泽东亲自下达隔离审查陈励耘的命令和中央[1971]68号文件，发动群众集中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揭发和大批判。在传达贯彻过程中，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深入、由点到面的方法，原原本本地宣读中央文件。
　　 各级党委都把传达中央文件当作头等大事来抓，11月6日开始，全县以公社（镇）、工厂企业为单位，向党员进行帮助传达。向党员传达后，县委机关大部分干部由常委带领下去，深入农村和工厂，分片包干，协助基层搞好传达贯彻。在农村，先以公社为单位，向党员传达，培训好骨干，再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传达到群众，由生产队组织讨论。工矿企业，根据生产班次或把几个星期天集中起来进行传达。县、公社都抓了点，边试点边开展，点面结合，以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如慈溪县的试点单位慈溪棉纺厂、浙东化工厂、慈溪县农机修理制造厂等都在11月上旬召开了党员会议，先向党员传达，然后面向职工，再把它们的经验教训推广到全县。1971年年底，为总结各县市贯彻中央、省委批林的指示精神经验，12月30日，宁波地委组织慈溪县调查组介绍五洞闸公社下八大队经验。他们在传达宣讲中，分析思想状况，反复着重宣传文件的重要性，抓住重点，深刻领会文件精神，重点讲这场斗争的性质（“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罪恶目的（分裂、背叛、改变、颠覆、复辟和“三联”、“三反”）、林彪集团反党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抢班夺权的核心问题。
　　 截止1972年1月10日，全县49万人听了传达，各社镇受听传达的人数占应听传达人数的百分比都在90%以上，其中五洞闸公社占96%，东方红公社占95.1%，基本上做到普遍传达到广大群众。通过传达学习，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这场斗争的过程和性质；明确了林陈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抢班夺权这个核心；进一步提高了看书学习的自觉性；化仇恨为力量，推动了冬季生产。泗门、周行、长河三个区的广大群众，批判天才观，解放了思想，树立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观点，决心当大自然的主人，改造山河，组织了3万劳动大军，投入海涂水库的第二期工程（建成后可增加蓄水量1000多万立方，受益面积10多万亩）。慈溪人民在震惊困惑之余，纷纷对林彪集团的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为推动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批转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要求各地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1972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1972]4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为贯彻中央4号文件，2月26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培训骨干。会议持续10天。全县的骨干在会后下到各社镇，帮助社镇传达文件和培训骨干。全县社镇一级培训骨干于3月5日前后开始，一般都用3至5天时间，培训到社镇干部。全县共培训骨干1000余人，从中旬起先后贯彻到群众，到月底基本结束。4月初，县委各级干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死党陈励耘的反革命罪行。据县委初步统计，这次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教育面达到95.1%，全县983个贯彻单位，群众发动广，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表现优良的有404个单位，占41.1%。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干部群众再一次受到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深了对这次斗争性质的认识，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加深了对大好形势的理解，提高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加深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仇恨，提高了对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简称“四个加深、四个提高”）。
　　传达贯彻中央16号文件
　　 1972年3月21日，中央通知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负责人到北京开会，主要解决与林彪集团在浙江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4月21日，浙江到北京开会的同志向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25日，中央以（1972）16号文件形式转发浙江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要求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指出在浙江参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活动的是陈励耘等一小撮，犯严重错误的是南萍、熊应堂（两人分别是浙江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因此，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此后，省委和宁波地委逐级将中央（1972）16号文件精神传达到各县。
　　 为加强中共慈溪县委领导力量，1972年3月，中共宁波地委将黄建英调回慈溪担任县委书记，并兼任县革委会主任，任命王以丰担任县委副书记，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这对慈溪当时保证贯彻中央16号文件起了促进作用。
　　 1972年6月6日至28日，省委召开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浙江的工作，集中揭发批判陈励耘和南萍、熊应堂在浙江推行的极左路线，部署进一步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接着，宁波地区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16号文件。会议认为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16号文件，为解决浙江问题指明了方向，为揭发批判南萍、熊应堂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打开了局面，是彻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反革命阴谋的强大武器。会议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16号文件，在传达贯彻16号文件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传达贯彻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地委扩大会议精神，1972年7月3日，慈溪县委首先召开了有县、区、社三级党员骨干参加的预备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工作。为扩大宣传面，7月5日，县委召开由农村党支部书记以上党员骨干和县革委会委员1800余人参加的为期一周的县委扩大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1972]16号文件和许世友、谭启龙、铁瑛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采取大会宣讲与小组学习相结合，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看书学习与揭发批判相结合的形式，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的反党罪行和南萍、熊应堂等人在浙江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会后，县委抽调机关干部，分别到全县各单位、公社、镇帮助传达中央文件、省委、地委精神，至此，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县展开。
　　 根据省委、地委关于“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和“抓紧、抓细、抓好”的指示精神，县委在传达贯彻中基本上做到以下几点：
　　 （一）各级领导都能把贯彻好中央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慈溪县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县委常委和县人武部党委负责同志带领200多名县级机关工作人员到各公社、镇和部分县属工厂企事业单位协助搞好中央文件的贯彻工作。
　　 （二）行动快、声势大、教育面广。为了在“双抢”大忙前把文件传达到群众，各县的社、镇、厂矿企事业单位一般都在一周左右开始培训骨干。会议后，从7月11日开始，按照省委要求和部署，从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传达贯彻了中央16号文件精神，到14日，全县983个基层单位，已有823个单位向广大群众作了传达，并初步组织了讨论，群众反映说“16号文件是解决浙江问题的金钥匙，为解决浙江问题指明了方向”“浙江问题的根子找到了，南、熊的面目看清了，心里的疙瘩解开了，革命生产劲头鼓起来了”。各公社党委普遍花1~2天时间，全县训练党员骨干2.4万余人。认真传达宣讲，组织好讨论。注意政策，掌握斗争大方向，原来观点对立的两方面群众，都主动投入揭批南、熊的战斗，正确处理传达学习文件和搞好当前生产的关系。广大棉区群众，掀起了突击防治第三代棉铃虫的高潮，每天出动10万个劳动力，5万架喷雾机，6000架喷粉机，顶烈日，战黑夜，大打歼灭战。稻区“夏收夏种”准备工作也加速了。
　　 （三）大力抓好揭发、批判。全县在前一阶段批判陈励耘的基础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南萍、熊应堂在慈溪执行林彪反动路线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双抢”结束以后，从8月下旬开始进一步掀起了揭发批判热潮。农村社队进一步培训骨干，自上而下地开展揭发批判。县委揭发批判并列举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的罪行：推行林彪宗派主义路线，惩办革命干部，清阶扩大化，砸烂公检法，支一派、压一派，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等，并组织编写了深受其害的材料。在林彪的惩办主义反动路线影响下，一些革命干部被套上“叛徒、特务、假党员、保黄分子、现行反革命、死不悔改走资派”等帽子，加以揪斗殴打。慈溪全县被打伤和打成残疾、造成严重后果的党员干部有54名，被打死、逼死的党员干部有14名，全县712名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339名被打倒。清阶扩大化，大搞逼供信；据不完全统计，清阶中，私设监牢和公堂，严刑逼供，残酷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全县共揪出1.6万人，被社会治安指挥部打死、逼死的有21人，打成重伤和残废的有135人，逼疯11人，其中党团员和干部有95人，占57%；砸烂公检法，策划成立了“彻底砸烂公检法革命行动委员会”，冲击公安机关，揪斗公安人员，非法收缴武器，非法接管了各地派出所、法庭，抢走了大量敌伪档案和枪枝弹药；县革委会某些造反派还布置公安机关内的个别坏家伙，乱中枪夺军管权，把23%的政法干部关进牛棚和社会治安指挥部；把公检法机关5个当权派，拉到鸣鹤与四类分子一起批斗，把侦察股长、审判员、检察干部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据初步统计，原公检法干部45人，被揪斗靠边审查的16人，被打的3人，被查抄的3人，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坏头头、黑干将”等共4人，许多治保干部也被揪斗。公检法被砸烂，冤错案件不断出现，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
　　 在16号文件传达过程中，宁波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又数次来到慈溪帮助批林整风，肯定了前段运动的大方向，对思想上反复的县委某些常委进行了耐心帮助，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志。
　　 在传达贯彻16号文件中，全县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尤其是过去发生过武斗、清阶扩大化严重的一些地方，运动有些深入不下去。全县有些领导过去或多或少做过南萍、熊应堂的吹鼓手，因此，在揭发批判中落后于群众，一般较被动，有的有抵触情绪，也有的自己不揭发，阻碍他人揭发，有的甚至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挑拨离间。县委加强了对一些问题较多、思想问题较严重的单位的领导，又组织了100多名干部深入下去，协助传达贯彻，认真解决个别领导存在的抵触对抗情绪，及时排除干扰。并召开经验交流会，介绍运动搞得较好的单位的一些经验，以推动全县的批林整风。
　　批林整风会议
　　 全国批林整风运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在揭批林彪反革命事件和其相关联的人同时，在一些地方，一些派性严重的人在党委之外另成立“批林整风领导小组”，继续给当地党委施加压力。为了使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能有序进行，1972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十个文件（《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等）印发到工矿企业、农村、学校、机关、街道，进一步深入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8月19日，浙江省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通知》，要求全省范围内联系地方实际，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大体要求九、十月份开完地、县委的批林整风会议。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地委部署，慈溪县委于10月13日召开批林整风会议。会议共分三个阶段：学习、批林阶段，11天；大批判阶段，5天；整风、部署工作阶段，4天。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区、公社党委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县、区属工厂、企事业单位的党支部负责人，县级机关组、局、办以上党员负责人和18级以上党员干部，共523人。同时县、区、公社1000多名干部听了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批林整风，重点在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精神，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浙江省委、宁波地委批林整风会议的精神。到会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批示、讲话和文章，学习中央规定有关文件，选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使同志们进一步看清了陈励耘、南萍、熊应堂三人的真面目，决心与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坚持了批林这个重点，比较全面、系统地揭露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励耘的罪行和南萍、熊应堂推行宗派主义反动路线对慈溪县造成的严重危害，从政治、组织、经济、思想等各方面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揭发林彪集团在慈溪的活动，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据揭发，为破坏党的领导、篡夺县委领导权，林彪反党集团和南、陈、熊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大搞无政府主义，不但许多公社干部被打成“顽资派”“假党员”“黑干将”“小爬虫”“保黄分子”“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等，而且农村不脱产干部也遭到无故迫害。全县712名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指出打倒了339名，其中54人被长期关押，15人被打成重伤，有的还被非法判刑，关进牢狱。一些坏人趁机混入县部分基层革委会。追随林彪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大肆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不要以党的政策来束缚群众”、“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红色恐怖万岁”。慈溪县出现了任意践踏党的政策、破坏国家法纪的严重问题。追随林彪集团造反起家的人私设牢房，任意抓人、打人，甚至搞非法判刑。他们冲击武库，抢夺枪枝弹药，武装镇压革命群众。在所谓“红色根据地”的周行中学，就搞了骇人听闻的20多种刑罚。县、区、公社“社会治安”组织，关押了数以千计的干部、党员和群众，造成14人死亡，10人神经失常，148人残废和留下严重后遗症。在3次所谓“红色台风”中，许多人受到冲击。在观城、庵东、泗门、浒山4次镇压贫下中农事件中，打死、打伤多人。
　　 在揭发清查和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时，会议在学习和批林的基础上，开展整风，主要是帮助县委常委整风。对县委某些常委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教育，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严肃、中肯的批评和热情、诚恳的帮助。大家对县委常委某些同志在执行陈、南、熊所推行的林彪反党路线，对全县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干部问题上，推行林彪宗派主义、惩办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对待群众和军队的问题上，以“一边倒”为名，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使武斗不断升级，流血事件连续发生；在军队关系问题上，有的常委同志极力推行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路线，搞“枪指挥党”；在公检法问题上，对广大公安干警进行“大整、大批、大斗、大换班”；在执行党的经济政策、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否定合理的规章制度，严重地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议要求通过批判林陈集团来推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一打三反”①中有关政策。对揭发出来的重大问题，县委常委进行了多次专门研究，提出了整改意见：干部政策上，一定按照党的政策，该解放的解放，该处理的处理；群众组织上，对被陈、南、熊迫害的，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对占用的公物要认真作出处理；搞极左思潮，打了人的，要作深刻检讨，严肃处理，必要的要依法制裁；县公检法在组织上要逐步充实调整等等。但自从1972年3月黄建英担任县委书记后，原有的几个县委常委纷纷被调离慈溪，所以在这次整风会议中，会议进行很顺利。会议以毛泽东“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为准则，遵照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
　　 县委批林整风会议以后，“文化大革命”前期积存的大量社会矛盾随之爆发。为了稳定局势，县委决定成立县、公社批林整风工作队（组），帮助基层单位开展批林整风。1972年11月3日至1973年8月9日，县、公社批林整风工作队（组）派出干部560名，帮助了9个公社、111个单位（其中农村生产大队95个）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其中县委批林整风工作队在县委常委带领下，派出178名干部，进驻37个单位（其中农村生产大队32个和浙化二厂、县农机厂、逍林区供销社及国营第二农场、林场）。各区、镇分别以批林整风会议为典范，分批林、学习、整风和批判四个阶段进行，整个过程体现了“重点在批林”这个方向。同志们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在小组内、大会上，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的罪行和南萍、熊应堂的严重错误，以《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及其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武器，联系本单位、本区、镇的问题，采取“三对照”的方法，列罪状、谈危害，从政治、理论、思想、军事、组织上进行批判。通过帮助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34个大队有很大成绩：原80%是后进单位，通过整风后，面貌有了显著变化，据排队分析：30%上升为一类大队，70%成为二类大队（单位）。（见表一）
　　干部政策的落实和政法组织、群众团体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陈励耘、南萍、熊应堂在慈溪推行林彪反党路线，慈溪的追随林彪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大搞逼供信，挑动武斗，把县、区、公社、事业单位的绝大部分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等，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进行批判和斗争，打倒后下放到农村、斗批改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有的甚至被关押。致使不少党政干部因长时期被排除在各级领导岗位以及各项业务工作之外，耽误了他们的宝贵时光，给慈溪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72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批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社论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9月15日，省委提出要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首先是落实干部政策和妥善处理被错关、错判人员的问题。10月初，宁波地委召开批林整风会议，要求落实好党的干部政策，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和审查的干部结论。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为妥善处理被错关、错判人员问题，慈溪县委在批极左思潮中，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作为“批林整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查处理中，慈溪县委特别在县级机关抽了10名干部，组成清查小组，由县委书记亲自抓，注意抓重点案件，带动一般案件的清查，对群众揭露出来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调查，对重大案件进行了讨论，采取了措施，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有领导地清查和处理了一些案件，陆续解放了一批被非法长期关押或审查的老干部，撤销了一些对干部的错误处理决定，恢复了一批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干部的名誉，把一批下放劳动或者是“靠边站”的各级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他们多方查访，找群众核实材料，使得重大冤假案件水落石出。一些以莫须有的罪名长期被审查或下放斗批改干校劳动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部分地得到解放或重新分配工作。根据中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还办理了一批干部的退职退休手续。一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对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十分有利。
　　 “批林整风”一开始，县委就对有关“武斗”案件进行调查和审理。其中罪行严重，证据确凿，态度恶劣，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惩办的有钱祖康等4人。1972年5月4日、22日和6月12日先后隔离审查并拘留了黄仲波、邵宝根、钱祖康等。县委在浒山镇召开万人批捕公判大会，对钱祖康等一批策划武斗作出判决。县委常委决定以慈委﹝1973﹞第112号颁发《关于对黄仲波的审查处理决定》和﹝1973﹞第107号《关于对钱祖康的审查处理决定》，县委明确要求各级党委组织态度要明朗，对犯有杀人、放火等严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要坚决打击。被抢的物资坚决退还，做到有物退物，无物退钱。这些举措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武斗期间的遗留问题，但对安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停止活动的群众团体和被砸烂的政法组织先后恢复。县革委会成立初期，曾将原来的县委、县人委各个机构合并为政工组、办事组、人保组、生产指挥组等4大组，但在实际运行中日益暴露出矛盾。中共慈溪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县委逐步调整和恢复了部分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1971年8月，县（革）委办公室成立，隶属县革委会办事组，随后，县委决定恢复八区（龙山、浒山、长河、周行、泗门、观城、逍林、庵东）一镇（浒山）党委，全县基层委员会和党委得以恢复。1972年11月，根据中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县委撤销中共慈溪县革委会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委员会。12月，县革委会决定正式恢复慈溪县人民法院。1973年4月，撤销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恢复县公安局。5月，县委决定撤销慈溪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恢复中共慈溪县委党校。截至1973年12月底，县级党政机关设立局（院、行）19个：物资局、工交邮政局、工业交通局、交通邮政局、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交通局、水利局、农林局、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公安局、人民法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商业局、粮食局、教育局、财政税务局和县人行等。
　　 在党政机构恢复正常活动的同时，工青妇群众团体也开始恢复活动。
　　 “文化大革命”后，县总工会被群众组织夺权，被迫停止一切活动，1967年冬至1968年，县总工会被在派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县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所取代，工会工作均处于停顿状态。1973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省、地委关于整顿健全各级地方工会组织的通知精神，中共慈溪县委决定恢复县总工会，并于10月13日至15日，在浒山镇召开县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363人，选举产生县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但这次工会整顿恢复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思想造成的错误，指导思想上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组织上受到派性的干扰，以致整顿建立的县总工会及各基层总工会依然被追随林彪集团造反起家的人骨干分子占据领导地位，无法形成正确的领导和正常开展工作。
　　 共青团组织结构得到恢复发展。“文化大革命”初期，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的攻击，把共青团污蔑成“生产团”、“娱乐团”、“全民团”，自1966年底，全县各级共青团组织都处于瘫痪状态，团县委领导有的被抽走搞政治运动，有的下放劳动，有的改行，团队机构和办公场所逐渐被其他单位使用。1968年团县委的业务归口县革委会政工组下设的组织组管理。1970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的通知》精神，全县先后建立各公社、企事业单位共青团委员会。1971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共青团慈溪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代表800人，经县委批准，选举产生了由37名正式委员组成的共青团慈溪县第五届委员会。团代会后，宁波地委、慈溪县委加强了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着重抓好青年工作，培养青年干部，要求团员积极投入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挥共青团员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突击作用，农村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和厂矿单位的支农小分队在生产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此，全县各级团组织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团的组织发展走上了正常化轨道。
　　 妇女组织结构也得到恢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妇联机构瘫痪，被迫停止正常工作。自1968年起，县妇联机关干部均进县“斗批改干校”学习，后又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1971年5月，县委、县革委会召开有169人参加的全县妇女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1）3号文件和全省妇女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16为妇女干部的先进经验，部署了今后妇女工作。1973年6月28日至7月1日，慈溪县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浒山召开，出席代表983人，特邀代表22人。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县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41名。随后，各公社（镇）的妇联组织也相应恢复起来。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和群团组织的恢复，对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各项事业建设，稳定慈溪局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党的政策得到了一些落实，初步稳定了人心，尽管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和江青一伙的干扰，全县工农业生产开始出现了回升的势头。197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0853万元，比1971年增长29.8%，其中工业总产值13301万元，比1971年增长52.9%。全县的41万多亩棉花地，1973年亩产皮棉38.5公斤，比1971年增长了54%。1973年，全县财政收入4503万元，比1971年增长了11%。1973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102元，比1971年增长了15.9%。

　　（陈小恒 陈雁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