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浅析慈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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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慈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及其影响http://cxsz.cixi.gov.cn 2011年08月16日
【内容摘要】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进行了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文通过搜集、梳理一个县级市——慈溪境域内开展这场运动的大量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对运动内外背景、时段节点、深远影响等方面加以探析，期望能够起到一点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关键词】慈溪知青 上山下乡 运动始末 影响

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1980年前后。知青上山下乡是以我国当时社会状况为背景的，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牵涉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社会活动。这场运动从开始到大规模掀起，经历了起伏、跌宕和曲折的历程。
（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
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而城镇能容纳的就业人数，往往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时，他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青年。六十年代中期，国家为了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三年多的失误，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作为克服“三年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中央提出调整城市人口安置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方针，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因此，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以政府号召的方式得到推行。
（二）慈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时段与节点探析
1、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初始阶段（1957-1967年）
1956年慈溪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纷纷办起农业高级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但农业合作社缺少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因此向宁波专署报告，要求宁波市初高中学生来慈溪农业高级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担任财会、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电工等工作。1957年4月，宁波市30名知青来到五洞闸、掌起、师桥、洋山等地插队落户，到当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这是慈溪首批接收的知识青年，由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在慈溪拉开了帷幕。1958年4月，宁波市又送来第二批知青到五洞闸、卫前、师桥、明湖、东安、附海、淹浦等公社生产大队插队落户，共35名。除了接纳安置外县知青外，慈溪县也派出当地的知青赴外县农村，参加农村建设。1960年9月，慈溪县组织逍林、浒山、周巷、庵东等城乡居民1100人去宁海县三门湾北岸开发海涂种植棉花。1962年11月，接收原慈溪县城慈城镇知青20人和泗门镇11名知青到湖北公社农场插队落户（湖北公社农场后改为湖北公社知青农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4月，省财政厅和回乡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定，对单身插队和单独建队的知青，每人安置补助费140元，成户插队的每人100元，回乡人员在农村无房屋的，按成户插队标准，有房屋的平均每人30元至50元。这些政策措施为知青安心农村生产劳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省全面展开。省城镇人口回乡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发文规定，城镇知青下乡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年龄在16周岁以上，身体健康，能够从事农业劳动；（2）在熟悉农活以后，能够从农业劳动中自力更生维持本人和必须由其负担的家庭生活；（3）下乡知青只限于停学青年和在城镇尚无固定工作的青年；（4）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完全自愿下乡。下乡青年安置去向，一是按照农村对会计记账员、民办教师、医务人员、机电手以及水利建设等专业的需要，有对象的进行短期培训；二是选择一批重点公社，将下乡知青分散到各生产队落户；三是利用停办农林牧渔场的土地、房屋和设备，单独新建生产队或大队。慈溪县委根据中央、省委、地委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精神，抽调干部先在浒山镇试点，先后动员浒山、观城、周巷、泗门、庵东等集镇355名城镇知识青年去崇寿、卫前、东山头、塘后、龙山、范市、五洞闸、坎东、精忠、建塘、曹娥等公社的生产队插队落户。1966年，县委动员浒山等五个集镇及天元、长河、逍林、范市等公社农场居民户348人，分别到甸山、五洞闸、鸣鹤、三管、坎西、义四、小安、建塘、万胜、镇海、朗海等公社生产队及公社就地生产队插队落户。同年，县委和社教二分团党委动员组织浒山镇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64人，去庵东区西三公社海涂开荒1200亩，种植棉花，并建立西三公社青垦大队，于1967年划给泗门区曹娥公社成立青垦农场，1969年7月并入庵东农垦场，成为国营庵东农垦场职工。这一时期，有相当一部分慈溪知青是积极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自动放弃升学、就业机会，怀着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抱负，立志下乡的。因此，此段时期慈溪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总体上表现为一定的必要性、有序性、连续性、紧迫性和和谐性。
2、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阶段（1968-1972年）
1966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参加红卫兵，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国，在社会的各方面引起极大的混乱。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招收新工人的，又不能升学，因而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推延，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全国积压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俗称“老三届”）毕业生达1000余万人，成为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显然，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首要问题。1968年1月，中央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1968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革”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使得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革”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法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直接原因，也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
随后，省委、地委纷纷号召各地、各机关部门号召当地知青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劳动。慈溪全县上下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全县党政军各级领导、各部门各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广泛行动起来，进行宣传、动员，召开各类动员会和表决心会。清查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1966-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无城镇户粮关系、1966年以前支农从农场倒流回城人员、历年决定上山下乡而未去者、城镇闲散人员等支农对象，要求分工负责，具体到人，逐人逐户摸清情况，耐心细致的做思想动员工作。全县城乡街道横幅高挂，宣传标语挂上墙，小学生上街晨呼晚喊；县广播电台、报纸宣传知青支农支边。县委要求：县属集体工厂、企业一律停止招工；被企事业单位招用的临时工也一律辞退；属于支边支农的对象返回学校，服从县革委会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和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统一分配。
1969年是慈溪大规模动员城镇知青下乡插队的重要一年。慈溪全县动员本地知青支农支边以及外省市、外县市来本县投亲靠友插队落户的知青共3238人，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是以往任何一次青年运动从没有过的。4月18日，慈溪首批知青去黑龙江省萝北县农村插队落户，共79名；5月12日，196名知青去黑龙江省集贤县落户；6月3日，264名知青去内蒙古胜利农场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集体插场支边。1969年，共有1577名知青到全县各公社的生产队插队落户。还接收上海来慈溪插队落户的知青638人和宁波地委分配到慈溪龙山区8个公社分散插队知青440人，另外，外省、外县来慈溪投亲靠友插队落户的知青44人。许多青年由于思想进步，劳动积极，很受社员群众的欢迎，在农村普及文化和推广科技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0年初高中毕业生分配恢复“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按照中共浙江省委提出城镇中学毕业生分配，应立足本地，就地安置的原则，由当地党政组织会同居委会，摸清每户家庭人员去向情况，制定应届毕业生分配计划，把任务落实到每户家庭，搞清楚招工、升学、参军及支农情况。这一年支援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集体插场的知青440人，在慈溪各公社生产队插队落户1105人，接收县外各省、市投亲靠友的上海知青238人，宁波市132人，其他县市13人；合计动员和接收1928名知青支农与支浙江兵团，县工交企业招工260人、商业30人、粮食10人、城镇集体企业55人，另外还接收宁波市分配下乡知青来本县插队落户100人。1971年4月15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根据省、地通知，经过二年以上劳动锻炼的下乡知青，可列入招工对象。县革委会计划安置分配知青634人，其中全民集体企业招工160人，去国营农场150-200人，其余下乡插队落户去农村。继而次年宁波地区卫生学校来本县招收经过二年以上劳动锻炼的下乡知青50人。10月5日，县革委会分配300名知青去庵东农垦场第一、第二农场、达蓬山林场。12月15日，县革委会确定插队落户知青255人，分配去城镇集体企事业单位招工480人。7月17日，慈溪接受宁波任务组织306名知青去吉林省白城地区长岭县插队落户。
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统筹解决”问题初步阶段（1971-1978年）
此阶段，一方面改善上山下乡安排，继续开展运动，另一方面统筹安排部分知青回原动员地，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
1964年至1971年，下乡知识青年除少量通过参军、升学等途径回城外，基本不作回城安置。1972年，对下乡插队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则通过国家统一招工、补员招工、参军、升学等途径安置部分。1973年对下乡知青“病退”、“特照”等问题提出具体处理办法，规定患慢性病的下乡知青，应在当地积极治疗。如病情严重，在当地确已无法治疗，也不能继续在农场参加劳动，家长有要求返回的可经两地协商，由有关部门批准，办理病退手续。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身边无人的家庭，可在国家有招工计划（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时，优先给予照顾。在没有招工计划时，个别家庭有特殊困难，其父母迫切要求回来照顾的，也可以准予办理回城镇的手续。对1972年以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户有3个以上的，要优先予以照顾。鉴于1972年前下乡的知青，绝大多数已经结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农场社员结婚的，主要安排在镇办、社办的企事业单位和县属集体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就近安排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企事业单位中去。安排在镇办、社办企事业单位的下乡知青，已同当地社员或职工结婚的，由当地安排，其余的由原动员地安排。在招工时，适当招收一些超过年龄的知青，并扩大招收女青年的比例，坚持量才录用。
1973年4月，毛泽东给福建教师李庆霖的复信及中央21号文件下发后，为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当年6月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六条统筹解决存在问题的政策和办法，随后，中共浙江省委召开了全省农业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了浙江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零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和《关于抽调带队干部若干问题的试行办法》等三个文件，按照中央、省委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的指示精神，县委、革委会于7月5日在浒山镇召开万人大会，由县委书记传达毛主席给福建省李庆霖同志的复信和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会后，县委常委分头下乡，一面帮助基层贯彻文件精神，一面倾听群众意见。全县有34个公社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37个公社召开下乡知识青年会议，其余的公社以不同形式，贯彻县万人大会精神，进行传达、学习，共同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县委还抽调12名机关干部组成二个调查组，分别到卫前公社和浒山镇试点，贯彻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11月，县里派出干部和支边知青家长代表，随同浙江省委及宁波地委慰问支边知青代表团，赴黑龙江省萝北县、集贤县、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金宝屯胜利农场和吉林省白城地区长岭县慰问慈溪籍支边知青，了解他（她）们的学习、生活、劳动情况，协助当地政府解决他（她）们的实际困难，对稳定、巩固支边知青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加强对知青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县委抽调一批干部去农村协助生产队落实插队知青各项政策。
1974年2月14日，省委批转省知青办《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地按毛主席“统筹解决”的指示，切实解决下乡知青的实际问题，做好下乡动员工作，对不动员下乡和“病退”、“特照”回城的知识青年，在计划招工时，由劳动部门安排逐步吸收。县委根据省委要求精神，提出不再将城镇知识青年安置到省外的兵团、农场和农村分散插队落户。县内安置不单纯是分散插队，有条件的地方可厂社挂钩，集体安置，厂社挂钩实行“三集体一分散”（即集中吃饭、集中住宿、集中学习和分散劳动）的“知青点”，也可建立知青农场或知青生产队，也可厂社挂钩仍分散插队。县委于4月21日批准建立天元公社知青集体农场。为落实省委提出的“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县委抽调县级机关干部12人，去卫前公社、浒山镇调查试点，开展“一清二补”（即清理下乡知青人数、补助经费、补助建房经费）的工作。
1975年5月15日，县革委会发出根据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和省委（1973）198号文件精神，组织不满十七周岁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开展分配前的学政治、学文化、学工、学农的“四学”活动。县委提出：一、安置下乡知青仍以分散安置为主，但要适当集中，以利教育、实用和培养，二、认真学习湖南省株洲市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经验，积极进行试点工作。三、要在办好湖北公社、天元公社知青农场基础上，派县级有关部门领导和重点公社、镇、区党委负责人去湖南株洲和本省兰溪县学习集体安置知青的经验。1975年，慈溪对下乡知青中属于独生子女、多子女下乡父母身边无人照顾的、病残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几种特照对象，逐批回动员地待业，由劳动部门统筹安排。到1977年止，慈溪先后建立起湖北、天元、浒山区四灶浦、五洞闸、横塘、兰塘、临海、逍林、东海、附海、卫前观城、夹塘、万胜、师桥等公社知青农场，还有崇寿公社知青盐场，东安下宅知青茶场共17个知青场队。其中浒山区四灶浦知青农场（后改白沙知青农场）安置知青130多人，天元知青农场安置124人，其余的一般是20-30人左右。这一年安置知识青年952人。
1976年2月20日，根据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精神，结合慈溪县实际，县委要求各公社认真学习株洲经验，办好公社知青场点，抓紧建好知青住房，安排好口粮，落实同工同酬，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犯罪活动，并提出做好本县知青上山下乡的十条意见，即把知识青年的范围扩大到凡是吃国家商品粮的城乡居民，包括戤社户、社会闲散人员中年龄在17至25周岁的青年都列入支农对象；允许一户家庭可以选留一个子女留身边；独生子女（包括从小领养的经过公证处公证过）可以不下乡；对有病残的青年，经过医院检查有诊断证明，经过居委会群众讨论、县级有关部门核准，可以不下乡。1976年，经过政策学习、组织批准，慈溪1211名知识青年落实到有关公社生产队。并经省知青办批准本县在浒山、周巷等镇公社配备20名知青专管员。
慈溪从1979年起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从1957年到1978年止，共安置本地下乡知青8177人，动员本地知青安置本地农、林场985人，1969-1972年，慈溪知青支援黑龙江省建设275人，支援内蒙古生产建设296人，支援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440人；支援吉林省农场建设306人。同时，接收上海市下乡知青来慈溪插队1123人，宁波市724人，本省外县市60人，外省市77人（详细见附表）。
同时，1978年又根据《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浙江规定在原动员地的父母退休、退职或因工、因病死亡，可以商调支边未婚子女（含配偶是原动员地职工、社员）回浙，符合特殊困难（独生子女、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特殊照顾（父母双亡、弟妹年幼，父母身边无子女、兄弟姐妹有二人仍在边疆农场，父母一方在国外工作）条件的也可商调回浙。据此，慈溪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三省区的支边知青，可办理“困退”手续，回本县招工安置；其中属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则通过商调形式逐批调回。慈溪全县通过招工、补员、升学、上技校、参军等途径，安置下乡知青就业3356人；到年底实有下乡知青5616人，其中农婚知青2676人。
4、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妥善安置阶段（1979-1980年）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发布（1978）74号文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1979年1月6日，省委领导在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知青工作要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变，通过各种方法途径解决知青的升学和就业，对城镇中学毕业生分配，要扩大留城面，不再搞谁下、谁留的定位做法。县委在放宽留城政策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广开就业门路，大大加快了知青的就业安置进度，慈溪知青工作进入妥善安置阶段。
1979年，慈溪按照省革委会关于“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把插队下乡知识青年基本安排好”的精神，根据当地条件，因人制宜，采取多种办法进行安置：（1）已婚知青多，镇、社企业又办得好的地方，就近安置到镇、社企业；（2）安排一部分符合招工条件的去工交、财贸、文卫系统基层单位工作；（3）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可吸收附近已婚知青作为固定成员；（4）知青本人有要求，国营农、林、牧、渔场可招为“四场”职工；（5）对立志务农的下乡知青，生产生活有困难的，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但以后不再负责安置。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采取择优选点的办法，在全县65个公社（镇），建立农婚知青安置基地100个（厂、商店），安置农婚知青2950人，国家财政拨款154.49万元作为扶持生产资金，还有木材、水泥、钢材等建厂物资。国家为农婚知青安置基地，五年内享有不缴税款、不上交利润、不统购统派的“三不”待遇。这对于慈溪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80年，县委继续做好还未分配安置的2302名下乡知青招工安置工作，按其父母或兄弟姐妹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办的小集体企业安置。个别病残知青由县民政局及当地公社负责进行社会救济。此外，慈溪各级政府就知青工作中涉及到的一些遗留问题，根据相关规定，都认真地加以妥善处置，如：补办知青手续、下乡知青的工龄计算、知青子女农转非政策、知青子女入户就读以及解决农婚知青的养老保险等问题。通过全县上下两年多的工作，全县知青基本上安置完毕。大批上山下乡知青按政策回城安置就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深远影响
慈溪历经20多年、涉及12000多名青年、牵动几十万人心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曲曲折折的过程中落幕了，运动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是后人进行史学、社会学研究的重大题材。运动的历史及现实的影响，我以为必须作辩证的分析，试提出如下看法，供大家讨论：
1、20世纪50年代中期，慈溪响应国家号召，为解决城镇大量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升学就业、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动员城镇知青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探索解决减轻城市人口压力，以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工业发展的路子，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但在“文革”十年中，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安置知青是一种强制性措施，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上存在严重的失误。在当时造成了不少青年对党对社会的抵触情绪，造成了不必要的裂痕，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了良好的干群关系。
2、在“再教育”的“左”的指导思想下，不切实际地一味强调城市青年去艰苦的环境下扎根，加剧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断，产生我国“人才深谷”的现象。使大批知青在青春年华期失去了在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使许多有志青年更高的理想化为乌有，在客观上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据初步统计，在慈溪县的1万多名知青中，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以及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中专学校的人数寥寥无几，考上重点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加重了国家、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负担，给人们带来无法言尽的心理重负和精神耗损。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下乡知青，财政支出巨大，慈溪县于1969年至1981年的13年时间里，为下乡知青直接列支安置经费2477374元，其中建房费1571804元，农具费364196元，生活费1028557元，业务费67368元，其他费45449元；1979至1982年的4年时间里，直接支出知青扶持资金2103104元，这还不包括其他间接费用。虽然这些钱在表象上支援了农业，但产生的经济效益很差，也并没真正解决知青们的就业问题。到了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城镇待业人数激增，而且有不少青年已结婚生育，形成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中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给许多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了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知青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所在地农民的负担，形成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农民与知青的抵触事件时有发生：龙场公社某些大队社员认为知青下乡插队是“掰鸡腿”、“抢饭碗”，在接受宁波知青时，在公社开会时讨价还价，直至退出会场拒绝接收；又如白沙公社65名下乡知青因没有分到菜地，多次与当地大队社员闹意见等。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特别是下乡插队多子女的家庭，负担尤其严重，给许多知青家长在经济上思想上造成很大负担。如浒山镇解放居委13个知青家庭，除2个支边知青外的11人当中有9个要父母补贴生活费。知青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出现的不正之风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4、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社会发展趋势而论，它也违背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人口的逆向流动，从城镇大量流入农村，也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城市化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其实质是当时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一种表现。
5、应当强调指出，否定“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等于抹煞下乡知青在艰苦条件下为建设农村、开发边疆所做的贡献。有许多学者、研究者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定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广大农村，特别是对那些偏僻的农村以劳动力的支持；在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是活跃在农垦战线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他们与专业官兵、老农垦队员、当地群众一起，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上山下乡的经历，也使知青真正悉知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解脱了当年红卫兵的狂热、迷信和盲从，从而能够冷静地审视过去，面对现实，思考未来。经过农村锤炼后，走上各条战线的下乡知青受到各方面好评，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青年，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统计，在慈溪知青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97人，加入共青团的1602人，有1255人参加了县、社、队各级领导班子，有民办教师336人，赤脚医生111人，会计125人，拖拉机手49人，值保员29人。同时，上山下乡塑造了这个群体中许多人的自强、自立、自信与自重的品格，以及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对民族特别是对农村对边疆对农民兄弟姐妹的深情和热爱，锤炼出在困难面前有一种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老知青们的这种勇挑重担、胸怀全局、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铮铮风采，凸显得淋漓尽致。老知青所具有的这种素质正是新时代所需要的，也是值得社会与国人所敬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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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自由辩论 当代文坛. 2008.1
[3]张曙：《“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第8卷第2期2011年3月.
[4]刘小霞、朱孔芳：《回沪知青子女社会融入状况研究》.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5]陈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安置工作》
[6]邹定岳：《回顾慈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7]中共慈溪市委党史办、慈溪市档案局.《中国共产党慈溪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