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口述史：我得做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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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任志强口述，采写：徐绥之、齐馨，编辑：墨诞、米鹤都，主编米鹤都。编者授权共识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任志强 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生于丹东。文革前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先后赴陕北、黑龙江插队。同年参军，1975年提干，曾任排长、参谋。1980年参与北京怡达公司的创立，次年正式复员，受聘于该公司副经理。1984年后任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华远总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后任华远总公司总经理、华远集团总裁、华润(香港)北京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他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


　　我的家庭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过去是出武状元的地方，有好些黄马褂和武状元的牌匾。我家那个村，将近一半儿都是一个大家族。祖上没有家谱，我搞不清楚这些，但村里人都能记住辈份。我女儿有次回老家，她当时只有七八岁，但很多人管她叫姑姑，农村老规矩叫姑姑就得给钱。我爷爷应该是富农，家里大伯还在，一直在农村当校长，有90多岁了，起码退休有30多年了。当地风俗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大伯是那里年纪最长，而且威望最高的。


　　我父亲叫任泉生，好像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1938年入了党。他属于知识分子，后来又在“抗大”四分校毕业。参加新四军后，他没当过兵，一直做的是类似后勤部长或者什么专员的财经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所在的中共豫鄂边区工作。1946年，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我父亲就去了东北。他在东北时曾出任过“东北六省”之一的省长[1]。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是毛泽东签署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现在算是我们家最值钱的文物了。


　　越南建国的时候，中央曾任命我父亲出任第一任驻越南大使，我父亲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李先念留下来了，分配到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64年，也就是第三届人大后，提了商业部的副部长。我父亲长期在商业部、供销总社系统工作，属于“财贸系统”的干部。


　　“文革”开始前后，我家从商业部机关大院搬出来，住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一个特大的四合院里。大院子里面又分成了七个院子，当时住了一百多户。我家住后面一个小院。搬家没几天，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就把我们家里的电话撤了。当时商业部部长是姚依林，他们几个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了，主要是我父亲在管业务。电话被撤的第二天，正巧总理、李先念他们要召集会议，让我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因我们家没有电话，于是，国务院只好打电话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还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就挨骂了：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到？我父亲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家里就又装上电话了。


　　我父亲在商业部主管供应，这是万万不能中断的。当时，造反派正准备抄我们家呢，就赶上这次国务院开会。这以后，机关造反派就不大敢惹我父亲了。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受到很大冲击。我印象中，在那时候的供应体制下，比如，全运会、抗震救灾什么的大活动，我父亲都是“副主席”、“副主任”。因为什么服装、布票、粮食、油、蛋，都得商业部供应。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救灾领导小组就是华国峰当主任，我父亲当副主任。


　　文革中，我父亲也下了一段儿干校。文化大革命唯一上调了工资的就是上海。因为王洪文要求中央给上海增加供应，提高工资。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给，因为确实紧缺，就跟王洪文吵起来了。于是，王洪文跑到总理那儿去告状。总理对我父亲说，你干脆去干校好了。就这样，我父亲就去东北盘锦的干校了。过了两年，他又被“解放”了，先是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太原市的革委会主任。那年还到山西去看过房子，让他准备先搬到宾馆。但是我父亲又没去成，还是让李先念给留下来了。当时商业部要恢复供应嘛。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第一时间和苏振华、倪志福等四个人坐了一架飞机去了上海，去接收“四人帮”的地盘。因为我父亲是被“上海帮”弄倒的，当然不会与上海帮有勾结，所以就选上我父亲了。他在上海还是管财贸。后来商业部人手不够，而且我父亲也不愿意在上海呆着，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身体老出毛病，于是就又回到商业部。这样，一直到他退休。


　　刚记事就赶上文化革命


　　我是抗美援朝时在丹东出生的。我母亲叫李秀亨，也是搞物资供应的。我父母不是同时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姐姐、我、妹妹，名副其实的是“兄、弟、姐、妹”。


　　当时国务院机关总共有五十几个部委，有四十多个部委都在西城区。商业部也在西边。我到北京后住在商业部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好像是在西城棉花胡同，是个四合院。后来又搬到部里的宿舍楼。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总是出差，家里老没人。我上的那个小学，原来叫培英小学，是财贸系统的几个部委子弟为主的一个小学，后来交地方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个孩子都分别在学校寄宿，父母基本都不在家，礼拜天就把我们搁在阿姨家，由阿姨带着我们。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干脆连礼拜天都不回家。所以，我们从小相对都比较独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作文很不好，我母亲就要求我多读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就是《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东西。我印象深的是，我四年级就读《牡丹亭》、《红楼梦》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是全市统考的。我写的作文好像是《我的父亲》，作文要求写800字，最后时间到了，还没写完。那次语文考试得了86分。考35中的分数线是184分，我考了个186分，于是就上了35中。35中那时候是西城区重点中学。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瞎胡闹。串联以后，我们学校初中的一帮人结伙，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假串联”，没干什么事，就是见识多了点儿。


　　我哥哥任志刚，“文革”前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一司”[2]的副司令。上天安门啊这些活动，他都参加。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活动啊，搞什么东西啊，一大帮干部子弟老聚在我们家，成为他们的“据点”。比如讨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呀，比如“北航红旗”开始打“联动”后研究对策啊，等等。我哥哥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跟大孩子在一块儿，接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文革”中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联动”在北展开的那次会。那次，我们都去了。北航附中也是主力嘛。几派在会场就开始打起来了，谁说的都有道理，就是没自己的思想。这边说这个，那边说那个。我姐姐嗓门特别大，会上人家都抢喇叭，我姐姐就自己冲到台上，在那儿扯着嗓门喊。当时，不用麦克风的就是我姐姐。对“文革”，我们刚一开始完全都是盲从，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共产主义了，毛主席怎么伟大。从“联动”事件开始，怀疑就开始了。1966年底时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认识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不能盲从了。开始知道要自己动脑子，不是说谁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从那时起，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那时候，我哥哥、翁永曦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眼睛不好，但可以把《资本论》倒背如流。那时候看《资本论》，就是那样看的。感觉到别人说得不对，于是就开始学马列。那时候是一堆一堆的马列书籍。另外，那段时间我们也像电视剧《血色浪漫》描写的那样：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打架……我们还去北海滑冰。去玉渊潭八一湖滑冰、游泳的时候比较多，那里没人管，也不要票。这种日子到了毛主席说“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就结束了。


　　共产党对延安没做多少贡献


　　1968年底，我们学校有一批人去山西插队了，我跟着他们去山西转了一圈。第二年，我跟着王岐山他们一块儿去延安插队的。我本来没想去插队，后来学校的红卫兵啊，学校的老师啊，军代表啊，到我家里去“逼”我父母，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名。我是被逼着稀里糊涂地去插队的。


　　我是春节前的1月9号走的。在火车上，就跟学校另一派的同学开打了，打了一路，打得都动刀子了。到了插队的地方后还打。我们35中是男校，全是男生。所以，插队的时候搭配的女校是女10中。每个地方都有一拨男知青，一拨女知青。我们学校是先去的，女10中的同学比我们到的晚。我们大队共四个小队，有三个小队在山里头。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有八九个人，全是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住在沟底下那个村儿，没到山上去。女十中的来了以后，也分到我们这个小队。别的队都是男女生掺和着过的。而我们是男的在一起过，女的在一起过，是分开的。后来北京干部来了，把这个知青点给解散了，我们这一伙子人也被打散了，分到不同的村子。


　　我实际上在那儿插队也就半年多。有次，我扛个东西从山上摔下来了，胳膊断了。我就回北京到积水潭医院治胳膊，实际上也没完全治好。从那以后，我就没回延安，去我妹妹所在的莫力达瓦了。莫力达瓦在嫩江旁边的讷河市。那地方现在属内蒙，当时属黑龙江。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跟翁永曦在一个屯。


　　我在农村虽然没有多久，但是农村的生活让我知道了中国真穷。像我们去的延安那个村里的地主，就是因为有30亩地，儿子当时有个童养媳，所以被划成了地主。解放前，那地方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一家人吃都不富裕。30年后我再回去，那个村已经是地主的儿子当了书记，地主的孙子当队长了。毕竟他们有点儿文化，所以比一般农民思想还是开放些。有些老农还觉得挺委屈，怎么地主儿子能当书记？


　　1970年代，周总理回了一趟延安，延安的老百姓是百里长街，依依不舍。可毛主席是坚决不回去的，因为过黄河的时候老和尚给他算了命，说你过了黄河就不能再回来。所以，他在黄河边上晃了很长时间，敌人离他就三五里地了，他就不过去，就是因为老和尚说的那句话。后来他也再没过黄河。所以，他真是对不起延安人民。周总理回去那次才知道，延安1970年代的生产总值和1946年差不多，粮食产量还不如1940年代“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候。等于说这么多年，共产党对延安没有做多少贡献。


　　我是1969年冬天去当兵的。那时候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正好负责到山东招兵。当时有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把消息一传，地方干部的这些孩子因父母被打倒，挺困难，就到山东当兵去了。


　　我就这样到了济南，然后去省军区司令部。一进屋，一百多号人谁也不认识谁。我们这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们都是分别住在父母老战友的家里，当时跟我一块儿的，有后来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的孩子，铁道兵政委宋维栻的孩子，还有毛主席的外甥……光中央委员的孩子就有四五个。一般正常招兵，新兵都是提前穿着军装、打上背包什么的。我们这一大帮孩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呼噜呼噜当兵了。上了火车一看，车厢里有一半人连军装都没有。我们是到部队以后才穿上的军装，连填表都是后来在部队填的，检查身体也是走过场。我眼睛不好，也稀里糊涂混过去了。


　　1970年的时候，北京赴延安的干部带着延安本地的干部，曾到我们家去抓我。他们说我脱离“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多了，老不回去，所以到我们家要接我回去。我妹妹说，我哥哥当兵了。哪些干部说：什么什么？当兵了？任志强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其实，我的户口现在还在那儿呢。我妹妹就拿出我的“五好战士”证书，证明我已经是解放军了。这样他们才拉倒了，不了了之了。



三次入党


　　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说明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一遇上入党、提干的事，几乎每次都有挫折。我是在38军的337团。团里干部子弟比较多，都是走后门去的。干部子弟当中，军队的子弟提得比较快，地方干部的子弟提拔得比较慢。我在部队入党、提干都挺晚的。


　　我前后填了三次党员表。第一次填表是1971年。当时部队都知道我父亲的位置，所以经常让我回北京来采购一些东西。部队除了买车——130汽车啊，还办理三产、搞副业，这些都不算部队编制的。春节还要给领导买烟啊、酒啊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控制集团购买力，物资很紧张。我母亲正好在北京市二商局工作，还是管供应。所以，我当兵的时候，经常借这些关系给部队采购一些物资。1971年那次我去买了一辆汽车，可还没等开回部队，就被我们团长的弟弟开出去玩给撞了。结果，连累我那年没入成党。


　　1972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填表，正赶上铁路文工团在我们团锻炼。他们的歌舞团就住在我们连。歌舞团里有一个我姐姐的同学，我当时在炊事班，她让我给她偷点儿吃的什么的，改善一下生活。我回家的时候也去她家里送过东西。后来就有人告状，说我跟她谈恋爱什么的。当兵的有纪律，是不能谈恋爱的。其实，她比我大两岁，而且，我那会儿还处于懵懂之中，对这些还不懂呢。但因为这事又没入成党。我本来在二营的步兵连，因为我姐的那个同学还住在我们连。于是，上级就决定给我换个连队，把我调到团直去了。这样，我就到了团直特务连工兵排。直到1973年年初，第三次填表才入党。


　　特务连有三个排，一个是勤务排，就是警卫排；一个侦察排；再一个就是工兵排，工兵排就是搞爆破。工兵排的编制最大，别的排都是三十多个人，我们排是五十四个人。我当时是班长。后来我当了工兵排的代理排长，那时在军区都是有名的，搞演习、搞爆破、烟火，效果都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候拍电影弄什么烟火都是假的，我都是用真东西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很多人还是跟我学的，我搞得早呀。像八一厂拍的《朝鲜战争》，也叫《虎虎虎》，一部军事科教片，是讲我们团在朝鲜战争的一个战例。所以我们团跟着去参与拍摄，那部影片的场景，我们弄的比八一厂更专业化，好多硝烟效果都是真的。但那部电影后来没公演。


　　“802演习”（编者注：1981年夏季华北大演习），我不在部队，没有参加，但是整个“802演习”的爆破方案是我做的。我以前带的一个兵，在我走了以后接我当了工兵参谋，曾找我让我帮他弄一套爆破方案。我就给他做了套方案，让他改改用。我们团是主席台前面的主攻，结果，他们把炸药量给弄大了，把周围五公里村子的玻璃都震碎了。当然，不光是因为爆破，还包括演习中炮兵的实弹、坦克的实弹，反正老远的玻璃都碎了。不过没死人就不算事故，给人家赔点儿钱吧。其实当时要是贴上第二防震纸条儿就没事儿了，或者药量小一点儿也没事。我当时没在现场，这些事都是他们后来跟我说的。


　　三次提干


　　我入党填表填了三次，我提干也是提名三次。第一次要提我当排长时，说我岁数大了，超过23岁了——那时候士兵要23岁以下才可以提干。第二次要提我当连长，为什么呢？那时候团里的这些干部要买电视机、自行车什么的，都是我去买的。那年头里像“飞鸽”、“永久”牌的自行车是买不着的，要凭票供给。当时，从我们团驻地到保定市大概有20公里，有很长一段没有公交车。团里领导的孩子都在保定上学，没有自行车，怎么去上学呀？当年不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吗？我就到北京市，跟人家说是支援野战军部队的，找个借口就弄到了。那时候，我一弄就是十辆八辆的。所以，我们团总是要提我干，但是，也没批。1976年我们团去内蒙给前方哨所打坑道。那次一共去了四个连队，我们侦察连去配合。我当时是工兵排代理排长，但还是战士。团里又上报要提我副营职，上级答复说不能直接提副营职，又给拦回去了。团里三次给我打申请提干报告，三次都被驳回了。


　　其实，我那会儿已经立了七次功了，三等功一大堆。在内蒙打坑道时，我又立了二等功。有一个连队在山的两头分开打，由于测量不准，把坑道打歪了，上下对不上，差了两米多。可我们连是自己设计的，修改了军区原来的很多设计，弄得非常好，成为军区的优秀工程，所以给我了个二等功。


　　我在工兵排就自学军事工程了。虽然当时学得很浅，但应该说我有点灵气吧。我那会不学原理，只学操作。比如说架桥、工事、碉堡什么的，钢筋网都是六层以上，都画在一张图上，你要是看不懂图纸，闹不好就排成一层钢筋了。六层钢筋已经很复杂了，现在的一般建筑都是四层的。这些对我后来搞房地产多少都有点儿用吧。当时，我们修工事的时候，计算圆弧、根号之类的，没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那时候都没有，全得自己算出来。我们在内蒙，什么都买不着，全是自己拿笔算。根号怎么求？初中学的那些东西，文化大革命一“扫荡”，全忘光了。我们几个人就“倒着算”，一点一点往回“对”，才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然后再求半径、求弧形、求椭圆形，什么都是生掰呀。甚至连纸都没有，就在地上，拿个棍儿划来划去，划来划去，最后弄出来了。要不然，连打坑道、建工事的那个模板，都弄不出来。


　　炮兵给我们派来了4个观察兵，专门负责测量。我们几个人就攒在一起，天天在那儿算，在地上写那么一大片。那个山大概有个四五百米，不是太高。部队住在山下，白天上山打坑道。帐篷都设在山坳里，要不然会被大风给刮跑。那儿的大风能把帐篷刮出20多公里去。有时候，我们三天都不下山，因为担心一下山，坑道就打歪了。


　　我们是春节前去的，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一直下到什么时候？一直下到5月29号！“六一”前停的。到了9月5号，又开始下雪。中间就那么一段儿时间没有下雪。我们干的还是重体力活，打坑道、堆渣土、放炮什么的，又累又脏。累就不说了，那里根本就没法洗澡，一个是没地儿洗澡，再则也冻得够呛。我们等到老天爷终于不下雪了，弄个大池子，把雪化在里头，就在那个里头洗澡。后来，副师长去的时候，带了辆防化连的消毒喷洒车，我们就在那里头洗澡。这期间，我们住在帐篷里，烧牛粪，到草原上一车一车地拣牛粪，平时吃的是罐头和压缩饼干。罐头还好，压缩饼干就没法吃了。吃一次勉强，第二次就恶心。罐头刚开始吃，还不错，什么胡萝卜啊，肉罐头啊。吃几次就完蛋。天天吃那玩意儿，恶心得够戗。宁愿去套那个旱獭，把旱獭杀了，烧烧，煮着吃。我们连老鹰、乌鸦什么的都吃过。等到地上的植物终于出了芽以后，什么野葱、野草，也想办法弄来吃。这些总比没有菜吃强啊！


　　我们那个地方是中国和苏联、外蒙交界的三角点，就在中国地图的那个“鸡冠子”的界碑那个点上。边境上界碑与界碑之间隔着好远，我们这边的哨所那时候属于内蒙的地界，那边那个哨所在黑龙江的地界，两边哨所的人对着走，对接上了再往回走，来回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这就算查了边防了。我们打坑道正式开工是三月份，到半年多坑道就打完了。最后，把哨所的工事全给弄好了。接着就是工事啊、混凝土碉堡啊。碉堡必须要连续灌注，不能灌一半儿停了再灌，所以，用卡车运水泥过去，再一袋一袋地扛上山。我们再把搅拌机拉上山。这时，边境对面的苏联坦克就排上了。当然，边界中间还有防火道，虽然隔得老远，但我们有40倍的望远镜，能看见他们的坦克都排上了。因为晚上灯光一照，搅拌机那大家伙再往那儿一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这边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副师长来慰问前线了。于是，当地部队经过军区提出来，要把我留在军区当参谋，说，反正你们又不用这个人，这个人是懂工程管理的，说了一大堆。我们那时候修改图纸，都是直接跟军区通话，所以当地军区都知道这些事儿。这下，我们那副师长急了，说：哎，人家要留这个人当干部，咱们多没脸啊。不行！然后问，他为什么没提干？干部部门说了半天，最后说是因为岁数大了什么的。师领导说，不管岁数大小，先给他弄个位置安上。紧接着，他们就下任命了。


　　要提干的时候，我正休假准备复员了。这时就接到部队的通知，让我回去。我一回部队就接到命令，从特务连调到二连当排长。由于是师里下来的指示，团里也巴不得呢，所以，审批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排长也就五六个月，就当了连职参谋。


　　思想升华


　　从1970年、1971年开始，我周边的几个人，就开始读书了。我们连有七八个。他们比我小一点儿，可以说当时都没什么文化。我们这帮人在部队学了几本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所谓毛主席要高级干部通读的“六本书”，[3]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都挺大，比如“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等理论，应该说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书并不多。到1973年以后，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对高级干部开放了，开始设在朝阳门那里。那时我经常去，里面的服务员都认识我。有了内部书店后，我们读的书就比较多了，那时候读书，是一摞一摞地读。

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几年的过程：从1966年底到当兵，再到1973年这六七年，逐渐发生了变化，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点完成的，而是几年凑成了这些变化。毕竟那时候小，思想不成形。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当兵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成型了。我们这几个人的性格培养，实际上跟部队是有关系的。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也是诡辩。我们那个思想成型过程，其实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例如：范文澜是跟郭沫若对着的，这两个人的历史观相互矛盾，他们俩都有点儿诡辩。因此，在我们思想成型的这个过程中，起码学会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


　　1976年总理逝世时，我们在山上，包括以后“四五”天安门广场这些事儿，我们都没参与。但是，情况都知道。我哥哥他们给我寄相片，说总理死了，发生了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总理死的时候，我们团里这些干部子弟，在大礼堂放哀乐，组织人去悼念，是我挑的头。团长、政委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怕犯错误。那时候谁弄得清楚啊？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参谋了，我们一帮人带着枪、炸药什么的，回了北京。当时以为中国要大乱了，准备上山“打游击”去。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两次准备“武装斗争”。其实，所谓准备就是大家在一起瞎聊天。

鸡肋”


　　之后，我上了石家庄步兵学校，是参谋队的学员。我们38军去了一堆人：什么刺杀冠军、战术冠军的，都到那里去学习，我们团就有四五个。石家庄步校是干部学校，学员都是干部。我们是第二期，学制一年半。我原来在部队当过“军事教员”，因为我是个爆破专家，所以，那时候训练打坦克，炸药包、地雷这些，都是我去讲课，到各个团里讲。工兵学有四本书，包括爆破、架桥什么的。我要把这些书里符合我们专业的部分摘出来，教给连队战士们。给部队讲课的那套教材，就是我自己编的。我在石家庄步校也就上了几个月的课。当时我们团抽去八个人去当教员。我不是教员，是学员。他们说，你学这些破玩意儿干嘛？在团里都是你教我们，现在让我们教你？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就申请回部队了。


　　当然，我在步校也学了一些东西。我当参谋的时候，军委要考核，我负责修靶场，什么设计呀，画个图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例如：轨道、跑靶……这些东西学起来你看着挺简单，其实也有不少技术呢。照葫芦画瓢这一套东西，很容易就学会了。比如画作战图这一套，是有规范标准的。但每次画的内容都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敌情不一样，是有变化的。


　　在部队十来年，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是在意志上。38军的传统是只能胜，不能败；这场败了，下次也得弄回来。解放战争打四平时候的那一仗，前三次都打败了，第四次才彻底打下来。这是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传统。我们裴副军长当年当师长的时候，在射击场训练他就站在靶子旁边，连一米都不到，还告诉你这靶打得“偏左了、偏右了”，就这么训练。当然，打靶的都是好手，肯定不会打得太歪。但是也没人敢这么干。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真要说打仗，是没问题的。不但意志没问题，军事技术也没问题。1970年代中期，全军刺杀比赛的前十名中，我们军占了九个。第一名是谁？让给了另外一个军的选手，因为他是代表战士当选的中共“十大”代表，上面要求得让他当冠军。我复员后，部队的这个传统作风对我还是在起作用。再一个，就是在部队当参谋的时候，搞作战计划什么的，这是一个系统指挥的管理，其中有各兵种的配合。这使我在计划和指挥能力方面获得很大锻炼，对后来搞集团公司，还是很有用的。脑子里想的问题比较多，就很少在指挥上出现单兵作战或顾东不顾西的问题。


　　在部队有件事让我出了名。那年，我在部队修靶场。副团长带着一个连队来了，要打靶。我说，不行！我这儿正干活呢。他让我们先停两个小时。我没同意，我说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把副团长都给轰回去了。于是，团里“哗”地传开了：嘿，他一个小参谋，副团长带一个连队都在那儿站着，没打上靶，又带回来了。那个连队的人后来到处乱传：“参谋把副团长给轰走了”。所以，我们团长说我是“鸡肋”。他叫我“鸡肋”是因为我老提反对意见，其实就是爱说实话，部队里可不爱听这些。可是这次是他自己下的死命令，要我按期把靶场弄完。我们是白天晚上加班，打一次靶，没四个小时是完不了的。大白天的，我怎么干活啊？后来，“鸡肋”就叫开了。


　　改革弄潮


　　我当兵的时候，团里敲锣打鼓给我们家送喜报，说我立功了。我回到家，想让老头夸我几句，老头不但没夸，还说：我们这个年龄，早就当多大官了，你这算什么玩意儿啊。我一气之下，说，去他妈的，不干了。1980年，我就提出复员算了。我在北京晃了一年，没回部队。那时候部队已经给我提官儿了，任命我为作战股长。但是我没回去，所以命令被取消了。我最后是按连职参谋复员的。


　　从部队回来，我连户口都上不上。后来找了个警察，证明我是从西城区走的，于是，在西城区落了户口。当兵反正有当兵的那套手续，不再管以前了。我原来的户口其实还在延安，等于我重新设了个户口。当时转业分派工作是去公检法系统，我不愿意去再受约束，所以我是主动要求按复员办的。


　　北京当时有吃饭难、做衣难……这么“五难”。北京市就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和“联社”这两个重要机构，集中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和北京市城市服务的“五难”问题。国家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发展小商业。北京市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堂兄曾小凡办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号称是两大私人公司之一嘛。北京最早的两大私营企业，钟家仑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号称是第二个。曾小凡家是曾国藩的后人，我姐夫家是曾国荃的后人。


　　公司一开始叫“北京市青年服务社”，后来改名叫“怡达”，就是在“北京市联社”之下办的。搞北京青年服务社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租了个小破民房。那时，我还没复员，不过他们一成立，我就去给他们帮忙了，但没拿他们的工资。他们也不太懂怎么做生意，就借我这社会关系，从农村收购兔皮，然后出口。我就帮着跑到广州去，通过外贸公司办理出口，办理许可证这些事。我的同学、朋友比较多，所以，到处乱跑帮帮忙。这第一单生意因为汇率一变化，结果还赔了。


　　我复员以后，就在怡达干，想干点儿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动力就是想自己闯出一番天下来。我们是集体所有制，一开始什么都干。这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长提出来，你们来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把院里一些孩子的就业问题给解决了吧。于是，由曾小凡牵头，我出面跟农科院签了一个协议。我为什么愿意去农科院，因为事先我跟院里说得很清楚：做事得我说了算，反正你就给我这么多钱，说好到时候给你上交多少钱就完事，我自己决定用在哪里。我们后来干了一大堆事：开了个小商店，还有洗衣部、冰箱修理、做模型什么的，见缝插针，可以说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时在农科院门口还盖了个“天天饭馆”，早上四点钟起来炸油饼，我也跟着干。晚上11点钟算账、数钱。那时候，商店卖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收的都是一分钱、一分钱的钢镚儿，一摞一摞地数，数着数着就睡着了。这算好的，有天中午一个战友找我说事，我们俩就在那个小饭店里说着话，我就睡着了。累到这种程度。这期间，我们还卖过服装、水果什么的。那时候，我还看过摊，白天卖葡萄、卖香蕉，晚上就睡在摊儿上，蚊子是飞来飞去。


　　那几年我干得还不错，收入也不错，一个月可以拿到300多块钱，算很多了。农科院前前后后大概投了30万元，我每年还他们10万块钱，都是按期还的。有钱挣，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10万块钱就很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些孩子、家长满意，有了工作，有钱挣了。1984年的时候，员工差不多有60块钱工资了，已经超过普通人的收入了。那会儿，农科院决定要把我调过去，让我当处长，专管这些服务公司。


　　1983年3月整党，把我从农科院调回“怡达”参加整党。“联社”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专门查我们，查了七八个月。最后，没查出什么，就派了几个人来重新弄这个企业，把我当时弄的商店都给收走了，由他们接管了。我在怡达是副总，业务是我在主管。我当时本来还在犹豫，是不是继续在怡达干下去。这么一整，促使我去了华远。


　　1984年年初的时候，华远公司在招兵买马。华远的总经理戴晓明原来跟我并不熟，有天他找我了解一个情况，我请他们在便宜坊吃饭。这样，我们就侃上了，侃完以后，他说，干脆你到我这儿来算了。我记得他开的是辆小破汽车，还得摇，不摇打不着。他是从西城区的机关下来的，不太懂办营业执照什么的这些事情。我当时都开了十几家企业了，这方面比他熟。怡达的事使我下了决心。


　　“投机倒把”罪


　　我过去以后，给了我一个营业执照，任“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编制有3个名额，让我在1984年一年内完成70万元的利润。我实际上没完成那个数，当年也就挣了60多万元利润。当时在华远，经营上是没多少人能与我们比的。从南方往北方倒什么录音机、录像机这些东西，最开始就是我们干的。我们直接到当时号称国内“四小龙”的南海、中山、东莞、番禺这些地方买东西，然后再倒腾这些东西。我也是第一个用军用飞机倒“走私品”的。因为当时从南方进的这些商品实际上就是走私品，我们等于是在替人家“销赃”。


　　我们曾经被广州公安局抓了一次，扣了货，连飞机一块儿扣的。可军用飞机人家可不管这个，你地方凭什么扣我？第二天我们的货就放了。关键还在于这当中我们没有什么责任，货虽然在我这里，但对方是有经销权的公司，我是正常买货。前面那一段我们管不了，但我们不承认是走私品。因为我和国内这些公司签的合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不做走私品；所有税款由他们去补。如果说他偷漏税，和我也没关系。最后，对方公司同意补税了，因为我们和他的合同上有这个条款，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绝对是北京市的大头儿。连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买什么摄像机、买设备，都到我这儿来，包括教育电视台的第一套设备，都是我们给他们买的。那时候大3/4的、1/2的[4]编辑机什么的，都是我们用飞机拉过来的。到1984年10月份，我正式办了调到华远的手续。不过，离开农科院以后，他们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农科院刚开始成立“老头队”，也就是退休人员组成的施工队，盖西单广场、百花市场、老地安门商场改造，他们接了很多活，都是我帮他们联系的。在建筑行业一说“老头儿队”，都知道，一直到现在还在给我们干活。


　　1984那一年，我们挣的利润，和华远按约定一九分成，也就是说90％上交，10％归我们发奖金。我就把奖金发了。我们当时一共就五个人，给我3个编制，还有俩待业青年。待业青年每人给几百块钱奖金就不错了，那个干部给两三千，剩下我们两个主要人员，当时拿了大概是一万六、七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我这个人比较特殊。我的复员费有两千多块钱，回来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1984年我又从市一商局买了辆淘汰的报废汽车，是国外使馆淘汰下来的，花了9千块钱。当时9千多块钱已经很多了。用9千多块钱买辆车？人家都说“可能是贪污的”，认为不贪污怎么能有私人汽车、摩托车什么的？


　　抓我那天是1985年9月30号。上午西城区纪委通知我去谈话，我没去，我说我正谈判呢，下午去。结果，中午检察院就来了。纪委看我不去，以为我要跑呢，让检察院直接把我抓起来了。检察院是以贪污罪抓我的。实际上，这事儿啊，纪委完全是瞎胡闹。1985 年初的时候搞企业自查，《北京日报》还说我们自查得比较好。5月7号，由西城区副区长马凯在我们这儿做的总结。对于我们自查的情况，对工商局说我们超营业执照范围经营的事情，以及其它一些事儿，马凯都代表区里作了结论。但是，纪委不干。纪委到9月份还在查。其实，关于奖金发放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申报的，不是他们查出来的。我们主动申报完了以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当时我没问题，但人才公司的副总有点问题。他把利润的一部分倒出去了，相当于中介费似的。不过案发之前，这些钱都还了，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但是，当时是第一次经济“严打”，还是被认为有事儿。而且，认为他跟我相互勾结。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都不是华远的人，来华远之前就签了一个销售录像机的合同。他当时在晓峰公司，晓峰公司是国家科委的吧。实际上是晓峰公司要的回扣。几百台录像机，我们都没见到货，就倒给晓峰公司了。他们也不是再卖，是给军队用的，等于是为军队采购。但是，他们买了以后，要了一部分回扣。我们当年完成的利润，其中有30多万是这部分钱。另外，还转了一部分钱到南海的一家家具厂，再将家具加点儿利润卖给了晓峰公司做办公室用。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正式调到华远来，但资金走的是华远的账号，没有揣个人腰包，但还是以“挪用公款”的罪名给那个副总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来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太对，又改判成7年半。这确实没什么道理，挪用公款是以挪用超过三个月论处的，而他占用的这部分资金已经还了。


　　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反正当时有那么点儿意思。我做的这些事其实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事一查跟我没关系。而奖金的事，我的所有手续、华远的手续，都是全的，“一九分成”也有会议纪要。我的奖金是该拿的。那时候也不用上个人所得税什么的，所以，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一点儿违法的事也没有。抓我的时候正好是中秋，检察院通知我妹妹去退钱，说我贪污，要把钱顶上。我妹妹就把我的摩托车卖了，凑了一万块钱还是多少。到第二年2、3月份的时候，检察院已经把钱退给我妹妹了，要放我出来了。可是，市里有人不干了，3月份就把我的案子调到市里管了。这样我就进了半步桥监狱。


　　他们已经抓了我，没法放啊，就给我定了个“投机倒把罪”。这个投机倒把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在盖华威大厦时，钢材不是要有指标吗，就让大家想办法去找钢材。于是，我就通过农科院倒了一批钢材过来，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华远总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允许做钢材的，我要是直接从总公司做呢，就没事了。我当时为了把利润搁在我这儿，就用我们人才公司的名义做的，然后再转给总公司。后来总公司说钢材型号不对，我就把这批钢材给卖了，大概卖的利润超过了六万块钱。当时规定“不当利润”超过五万块钱以上算投机倒把。但是，5月7号的时候，马凯他们已经把这件事作为“超营业范围经营”做了结论，因为总公司营业范围是可以经营钢材的，我们是子公司，所以不算完全违法。可检察院还是算我是“投机倒把罪”。

我是1985年9月按“贪污罪”抓的，到第二年9月法院才第一次开庭，中间隔了整整一年。我说，晓峰公司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这事儿我不知道嘛。于是，法院就退回检察院重新审理。本来我跟我那副总是同案，他们看实在扯不上，就给我改为“投机倒把罪”单独起诉了。这样，法院就给我判了个“判二缓三”，就是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不过，我很快就上诉了。我1986年12月4号被放出来，半年以后，检察院才给我下了裁定书，说我“无罪”。可“无罪”吧，还不直接写你无罪，写的是“可不认为犯罪”。其实就是他们下不来台嘛。

　　狱中一年

　　我在狱中一年零两个月，主要在半步桥监狱。

　　监狱里犯人只能看些什么《法学概论》这些书。我在监狱里倒是学了好多法律，那时候没事干，天天就在那儿念。应该说已经学得很不错了，恨不能都背熟了，哪条法律在书里多少页都知道。那时我还替别人写状子呢。我大概看一下那个起诉书，就知道是“缓刑”啊、是“无罪”啊，是“死刑”啊，还是会判“多少年”啊，基本上都懂，而且估计得还倍儿准。什么“严重”，或者“特大”，这些词儿一用，就知道该判多少年了。这对我以后学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倒是很有帮助。

　　我们二十多人关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说来也很怪的，那时是第一次“严打”，抓了一大堆处级干部。我们屋里就有七名党员。所以，那些刑事犯也不敢惹我们。我们七个人联合起来，也不管有罪没罪，组织个“党小组”什么的，互相保护。后来，我们中间有四个人是无罪释放的。一个是北京市冷冻机械厂的厂长，那时候不是有“星期天工程师”[5]吗，但他们说“星期天工程师”可以拿钱，厂长星期天兼职不能拿钱，因为厂长算行政职务。其实是有人想整他。实在瞎胡闹，但不能白抓啊，后来判了半年徒刑，又缓期了两年，实际上就是无罪释放。另一个是中资机构的老总，外贸部前部长李强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检察院说他私人倒腾两千万在香港设立境外公司。实际上是李强、国务院都批准了的事。最后也无罪释放了。还有一个是哪个部委普查办公室的主任，他呢，是为了省钱，把全国普查的那个钱办了个小印刷厂，印刷的全部都是全国普查用的那些资料、表格什么的。他个人没拿钱，印的又全是应该印的，自己弄个小厂子，省了钱，还可以安排单位多余人员搞第三产业。那时候国家机关不允许搞第三产业，说他把全国普查的钱拿去私营了。一开始判了他十年，等他申诉完了就放了。那时候就是可笑，很多界限说不清楚。

　　放我的时候才有意思呢：检察院的先是跟我们的书记、经理谈，说，任志强不能去告我们，这是第一个条件。我说我能有精力去告他们吗？第二件事是要安排一个检察院的家属到我们公司工作。戴晓明他们同意了以后，才放了我。不然，他们就不给你发裁定书。这都是什么事？那个西城区的检察员，说我无罪，但市里不干。他真是比较正直，认为无罪就是无罪，最后这个检察员就要求辞职。检察员是由人大批准的，不是随便可以辞的。上面先是不同意他辞。他就跑到北京站卖了两个月汽水、冰棍，意思就是我不干了。最后区里没办法，同意他辞去了检察员。他现在还在给华远当律师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就是无罪，人家很清楚。市里其实也清楚，但最后裁定书里还不写你“无罪”，写他妈的“可不认为有罪”。什么玩意儿？

　　当时这个事，政治斗争不政治斗争的，没人明说，都是暗的。上面有人可能不只对华远公司不满意，但是想从华远这里找点儿茬。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东西来，我最后还是无罪释放。但是，区里还非得要给我处分，于是给了我个党内警告处分，到现在这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没法取消。党员大会讨论的时候，戴晓明第一个说：“反对的举手”。他先表决“反对”，并第一个举手。一帮人在党员大会上都反对给我处分，结果就没通过。我本来就没事嘛。最后用什么借口呢？是以“管理不善”的名义给我的处分。我的副总不是被判了刑嘛？其实，他的事和我没关系。

　　后来，提我当华远的副总，区里就因为我的这件事不肯认账。戴晓明说，我们集团决定了，就算任命了，不管区里认不认。政府的副处级干部，就由组织部管了。这样，过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区里看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才给我正式任命。1990年戴晓明离开华远、我接任总经理的时候，还是这样。区里一开始也是不给任命，还要我代理工作。这当中，公司要换法人代表，企业没法人代表不行啊，最后他们同意我当法人代表，但还是不同意任命。又过了一年半，到1992年才任命。再往后，区里看我们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他们有点儿过意不去，而我又老提旧事。最后他们说，“我们也不能取消党员处分，你就当个人大代表吧，就算没什么问题了”。可我当人大代表时，人家又说我老投反对票，还是弄个政协委员吧，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你没有投票权了。所以后来又让我当了市政协委员。我这个政协委员，就是因为这件事。区政府以这种方式算是给我“平反”了，你再说别的也没用。


　　上市前夜

　　我这人遇到的热闹事儿其实挺多的。像我们这个合资公司----“华润置地”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就挺曲折。

　　我们最初合资的时候，开始是与光大合作。那是1994年8月31号，我跟光大签的合资协议。紧接着，9月4号我就跟北京市签了京通公路的协议，约定由我出钱修路，市里把京通公路旁边的地给我。刚签完字，光大就不干了。这下麻烦大了，没有他们的钱，我可拿不出资金去付北京市的钱。在此之前，我曾经与华润谈起过合作。他们也说过，干！项目合作还不如公司合作。这时，我就正好让华润把光大的股权接了。如果光大干了，他们就发大财了。

　　就在华润置地挂牌的前一天，出了两个插曲。一个状况是：香港联交所1996年11月通过我们上市。上市的前一天，11月7号晚上，证监会突然说不同意我们上市，非说我们没有经过他们的批准。第二天就要“敲钟”了，真急呀！在那之前，我们也到证监会跑了好几趟。但是华远只是把52％的外资部分上市了，中资部分没上市。证监会说，你们的资产没出去，这事跟你们华远没关系。搞得我们还没办法。后来，吴仪老太太自己跑到朱熔基的办公室吵吵半天，说华润享受外资待遇啊，它用不着跟你证监会报批呀。最后，还是朱鎔基表态了，说：这事要有问题是我的问题，不能让上市公司对外的影响搞坏了。证监会也没就脾气了，但还是要处理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说要罚款100万，并取消三年资格。最后，证监会在开听证会时也把给他们的处理决定给抹了。

　　另一个状况是：那天11点多钟，香港八大报纸和联交所都接到一份举报，说任志强是犯罪分子，是“欺骗股民”，不能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公司上市之前，我们都是要签确认书、律师函的，要说清楚有没有犯罪记录这些事情。当时香港还没回归嘛，我们的书记是在英国大使馆宣的誓。宣完誓了，突然说我有“犯罪记录”，这不是造假吗？所以，下午1点钟，各大报纸、联交所都打电话来问我。我回答说，我是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本身就已经证实我没有犯罪记录了。可这么说不行，得有相关证明。于是，香港联交所通知公司，公司通知我，我们的书记为这事跑了一下午，各级都得去请示。请示完了以后，又跑到检察院去折腾半天，本来答应下午五点钟以前一定弄出来。结果，一直拖到五点半多，检察员再经过各级请示后，终于给出了个证明，说经过审查，证明我无罪，没有犯罪记录。检察院直接把这个证明发到了香港，给香港联交所确认。然后，我们的律师即刻给所有的报馆发函，说任何报纸都不能登这个消息，因为没有这事儿，如果哪个报纸登了，我们将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不过，后来还是有一家报纸登了，那报上说：前几天我们曾接到匿名举报信，说什么什么，后来经联交所核实，说没有这件事。其他的报都没登。这才保证了第二天顺利挂牌上市。

　　这件事儿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发了十几封。

　　为这事，我们书记跟区里说过多少遍，区里说，这事没办法重新弄了，党内处分按照规定也没法给你取消。可你当了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就已经证明你没罪了。但是，人家联交所、香港人不理你那套，所以，最后还是由检察院出了证明。但是，以后像这样的事儿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冒出来呢。

　　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

　　我当人大代表是很认真的。我们总公司当时是在新街口选区。跟我一个选区的另一位代表是个当居委会主任的老太太。我们俩还一起到她们居委会那一片儿，挨家走访，到单位去走访，征求意见。她都六十多岁了，还跟我挨着家走，告诉我：这家最穷，去这家，那家最穷，去那家。记得第一次走访时，那儿什么都没有，穷得不得了，得走出老远才能找到公用电话，太不方便了。公用电话对老百姓还是很有用的。于是，我就给她们那里安了两部公用电话。那时候，安部电话要五千多块钱吧，反正很贵的，还得拉电话线。我跟她们说，我出安装公用电话的钱，再收钱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还有件事儿，那时老百姓在大街上跳舞健身，我给买了收录机、磁带、喇叭。小区组织各种活动，就等于有音响了。那时候，音响设备不如现在这么好，有个收录机，再接个大喇叭就行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选民们高兴得够呛，以后老想选我，还说，可找到个“财主”了，能帮选区干点事儿。后来，我们公司改为阜外这个选区了。有点什么事儿，居委会也跑来找。那时候居委会真穷，没钱。作为人民代表，当然可以向区政府反映，让区政府解决。可是小小不然的事儿，报区里，还有好几道关，一般来说，我们公司或者个人能解决了也就算了。

　　像我这种人大代表，企业的代表，大部分都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因为选区是你这个企业所在地呀，周围选民共同选的你嘛。我们集团人多，基本上我们能得半数以上选票，但是你不能不照顾周围选民啊，你不能刚过半数就当选吧？一般都希望票数高点儿啊。所以，街道就出来做周围居民的工作。居委会主任就跟居民说，哎，我们选谁谁啊，他帮我们办了什么什么事儿。

　　人民代表是必须管本选区的事，比如，我是西城区人民代表，是西城区选的，我得为西城区说话，这是必然的。你要是新街口街道的，就得为新街口说话。人民代表是一层一层选上来的，代表只为选区服务，一个选区里，老百姓或者工厂、单位有什么意见，例如弄个公共厕所啊，弄个什么东西，遇到这些生活中的事儿，他们就把人民代表当真了。

　　政协委员则不固定区域， 没有区域限制。政协老组织“专题考察”什么的，一般都是大事儿。当然，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政协委员，也有人来反映具体的问题。而且，你涉及哪个区的事儿都行。政协委员不是按票选的，是按“界别”划分的。

　　我的感觉，人民代表的水平、素质是低的，是在大平均数以下的。人民代表里头，水平、素质是高的高、低的低。很多现任的官员在人大里，像区长、副区长、书记、副书记，都是人民代表。但是，它底下还得有最基层的代表。人民代表选举有规定，必须有最基层的代表。最基层代表素质就很低了。你说，居委会主任，她除了要个公用电话或者什么，能想多少国家大事儿？西城区的规划，她能看懂吗？再比如，从工人中间选上来的，像什么清洁工啊，你再让他提高也提不高了。这种人比例占多大？很大，可能有三分之一。

　　政协委员，则大都是知名人士。不管他在哪个行业里头，他都是知名人士。即使他大的方面再不行，但在他那个行业里头还行。比如某个唱戏的，在他行业里也要有点儿名气。政协都是这种人。退休干部也很多，他们退下来以后，什么都不怕，反正最多混几年，所以敢说话。在人大代表里头，没人敢说，因为他还得继续当官儿嘛。这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典型差别。你看政协提案，提什么的都有，才不管你那套呢。而且学术界的很多教授也是政协委员。这样一平均，文化层次高得很。层次偏低的是那些个体户，可能捐个钱什么的就当个政协委员，也为了要有代表性嘛。但是他占的比例低，当然有些小老板什么的，跟我们这些人混在一起以后，也有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人大代表里那些低素质的人，有些是再怎么也提高不了的。但是它规定了必须要有这么高的比例。

　　人大政协内部的比例，大致是这样的：政协委员里共产党占三分之一、统战的三分之一、社会群体三分之一。人大代表呢，是基层的三分之一，管理的大概三分之一，中间的那块，就是像企业、学校这些。基本上是这样分的。所以，人大代表里总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层次比较低的。

　　上市与退出

　　我去华远时，提的条件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你要让我到华远来，我就要自己干，自己说了算。我在华远集团当副总的时候，不仅仅是集团副总，还是地产公司总经理，在地产公司还是我说了算。我们那时候叫“各路诸侯”吧，我这个诸侯是最大的一个诸侯。我经常不听集团总经理的。

　　华远在1995年3月才取消董事会，在这之前，董事长是陈元，马凯是副董事长。成立华远的初衷，实际上是要突破体制的。虽然对我们还是有体制控制，但是我们叫“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区政府开始就是这么批的。“计划外”，就是不管你，给你个“全民所有制”牌子，让你好办事。客观上，当时还突破不了体制。我们到1992年才列入编制，华远成立快十年我们才列编。1992年前，我们一直以为华远是处级单位，因为在区里是按处级单位管的。那会儿不是有“控办”吗，买汽车得通过“控办”。我们在申办购置车辆时，发现没有我们的“编制”啊，也就没有我们的“指标”，这才给我们补办。然后，进行国有资产登记，我们也登记不上。因为我们没有国有资产投资，最早华远是从区联社借的20万贷款，早就连本带息还掉了。而国有资产登记有一项是“资金来源”，有一项“国有资产投资”。那一栏不填，就根本列不进去西城区的国有资产表。名义上我们叫“国有资产”，可实际上列不进去，又不算是国有资产。最后，区里没办法，到1998年，才用“返税”的方式，给我们退税7％，相当于6800万，把这个作为一部分国有资产资本金，华远才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国有资产。但这么一转化，等于好几十个亿全归了区政府了。

　　华远一开始是“跑马占地”。不过，在1985年以经营为主的同时，我们就开始向“资源”转化了。我们当时认为有两个资源：第一个是银行，可以参加金融市场；第二个是土地，要参与房地产。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转变。等到1988年、1989年时，我们就已经提出“三化”了：国际化、股份化和集团化，开始改变计划经济为主的这些东西了。  我们真正走向正轨，应该是从房地产公司成立以后开始的。过去华远集团和华远房地产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87年底才把人马分开，牌子分开，1988年3月正式注册了华远房地产。1992年股份制改造，半年后正式获批，这是第一个大飞跃；1994年开始合资， 1996年底在香港上市，前前后后从境外一共拿到5亿多美元，有了第二个大飞跃，我们的地位一下子就蹦上去了。在1997年、1998年资产规模就是全国第一了。万科那时候大概只有我们的1/3，2000年我们用华润置地收购万科以后，万科才发展起来。

　　宁高宁当时是华润创业的总经理，他完全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他也当过兵，当年考中美联合培训，在大学生里他考了第九名吧？他到华润以后就说：凭本事干。我觉得，在中国商界里头，我认为他是水平最高的之一。后来他提出分手以后，我们才分开的。

　　要说当时分手的直接原因，首先应该是资本金问题。1998年朱鎔基上台开记者招待会那天，香港股市暴涨。这之后第三天，我们增发了一次股，拿到八个多亿人民币，折合一亿多美元。按照合约，所有在境外的扩股融资，应该把钱给我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行的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可换股债，价格跌了下来，还不上账了。宁高宁就要华润置地先还这个钱，没把资金给我。当时，我已经铺了一批项目，需要付钱啊。由于资金不到位，他想让我把一个大项目先放下。这个项目一期工程已经付了八千多万元了，我当然不干，坚持把一期工程干下来了。因为违约，又增加了两亿四才把合同拿下来。另外又赶上北京市1998年出台一个改“实物拆迁”为“货币拆迁”的政策。我们正要拆迁一个有1700多户的小区，有三十多万平米的拆迁房。等房子盖了，钱也扔进去了，那边股东不给钱，我们没有了流动资金；这边的拆迁户要搬走，突然变成要给他们付货币了。当时的局面是，那边亏损了一笔钱，这边又要支付钱。我的资金流断了。所以，房子得亏损着卖，当年利润就下降到只有九千多万元了。而前两年都是三个亿、六个亿的利润，这一下“砰”就掉下来了。于是，股民就开始不干了。如果有那八个多亿资金，我们马上就能起来了。因此，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和华润创业开始发生争执。这是第一个分歧。

　　第二个分歧是他们进行财务重组。原本我的股权是在华润置地里，可他们自己内部做一系列调整之后，把很多东西，例如华润大厦什么的，都装进了这个上市公司。根据合约，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做股权转让。宁高宁实际上是把华远股权从分公司持有变为集团持有了，本来也没什么大错，对他来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们认为这不是“变动”。但实际这是“变动”。

　　华润是1946年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它算是财政部“001号国有资产”，每年要给财政部上缴利润，但是它又算“外资”。这个变动的结果是什么呢？华润集团直接控股以后，就是要按他“国有资产”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华远集团虽然也是国有资产，不过在香港那边儿是按上市公司办法办理。我们的分歧虽然核心是资产争议，但在管理上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结果意味着我连发奖金都必须经过华润集团批准。董事会里他们占有六个代表席位，我们只占有五个。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董事会表示意见，通过董事会批准就可以了。但是董事会通过的东西还让我上报？我是上市公司，我凭什么给华润集团上报，凭什么要华润集团批准啊？这违反上市公司的规定啊。虽然华润和华远都是国有资产，都持有香港上市公司华润置地的股权，但是，对上市公司的管理，还是应当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定办才行。其实，我要在香港告他，他是没道理的。同时由于改为集团控股，集团不了解公司原来的情况，于是就要来审计等等，这样就出现了一大堆问题。

　　第三个分歧是“万科”的事情。收购万科公司，本来应该是我直接收购的。早在1997年第一次收购万科，是由华远收购，但没成功。后来，宁高宁用华润置地来收购，等于一个上市公司持有两个公司的股权。万科提出要发二十亿的债，证监会提出存在关联交易没批准。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关于不存在“竞争性交易”的说明，说：万科是全国性的，华远是北京市的，不能出北京，所以没有竞争；然后又说，都在北京，万科仍有优先权。上市公告就是这么登的。这些他们事前都没告诉我们。于是，我就不同意了。我召开董事会，写了个董事会决议。港方的董事当时也签字了，在职的人都同意，等于是七票同意。因为在职的人都觉得，万科这么欺负我们，不行。我说，我要到证监会告你们。你们起码应该跟我们董事会商量。涉及我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还行？华远怎么就不能出北京？而且为什么华远在北京拿地，万科还要优先？于是就开始闹起来。大概是2001年1月，我们几个华润置地的股东、董事在香港一起开会，从晚上九点钟一直吵到早上四点多，后来还是决定各干各的算了。我没意见，于是回来就做区里的工作，等区里批下来以后，我们就和他们签了分手的协议。2001年9月6号，我们两家正式协议分手。

　　分手前那一段时间，我确实栽啊，因为1999年利润大幅下降，没完成指标。宁高宁跟我说，有两种办法解决：一个是你们自己换总经理，一个是我们给你另请一个。我说，你们要换总经理就换，我没关系。我还把区委书记叫去一块儿吃饭，直接对宁高宁说，你把这个事儿跟区政府说清楚，要不然我辞职了，区政府还不知道。后来就这么定了，我就辞职了。2000年4月，华远就换了总经理。

　　当时宁高宁是想把万科和华远这两个公司合并以后，让我“升格”管两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华远，但不再兼华远的总经理，实际上就变成华润的人了，在华润置地当总经理。其实，我本来就是华润置地的董事总经理，只是要我脱离华远，交给别人就行了。当时，宁高宁给我开出很高的工资，对这个建议，我没同意。我说：那不行，我不干。我宁愿要华远，我不拿华润的钱。后来，就这样分手了。宁高宁最后给我保留了个董事席位，说：你是华润置地的终身董事，给你顾问费，这边有什么事儿，你来帮忙。于是，我就签了个顾问合同，帮着他们选地啊、决策啊。这样大概拿了两年顾问费。2003年的时候，土地实行招标化了，我说：我不能拿你的钱了，我们之间老有竞争，投标啊、土地竞争，有很多项目，我们都同时去投标，让我怎么说啊？于是，我就辞了华润置地的董事，不拿这钱了。

　　大部分的合资企业，面临分家都会吵得一塌糊涂，其结果是两败俱伤。主要问题是有些人不接受“契约精神”。我认为，既然签了合约，怎样签的就应该怎样执行。就分手而言，我们跟华润创业是遵守合约的。我们也算是国内企业目前最成功的一个进入合资——进入上市——又把公司和平地卖掉——再把品牌收回来的企业。很多合资企业，合资以后被人家灭了，品牌也没了，大多是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分的家。我们是友好协商，和平分手的。当时，我们的股票价格并不高，但是对方给我的价格，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符合国有资产转让规定。而且，我们的企业现在还叫“华远”，把品牌收回来了。现在，两个企业都发展得不错。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合资、吵架，然后又分手，而且各自都干得挺好的企业，基本上是鲜有另例的。

　　十年一轮回

　　华远从1992年开始股份制，1994年和华润合资，1996年操作华润置地上市，到2001年，又重新回到二次创业华远，整个儿转了一个圈。所以，号称“十年画圆”。

　　这十年给我的教训就是，无论合资不合资，你都得控股。他们实际上是有点儿违约的。合约上明确规定，第一届董事会不能换人。因为上市的缘故，为了稳定，他们就把合约延长到2000年了。也就是说，实际按照合约，在2000年之前，他们是没有权利换我的领导班子，也不能换总经理。

　　我们十年画这一个圆，对华远来说，第一个，不管怎么样，通过资本运作、上市，原来我们的个人股呢，基本上都用三块多钱回购了。所有的私人股权，大家都赚了一笔钱。第二个，公司也赚了一大笔钱。当初入资的时候，评估只评了八千多万人民币，后来搞增资扩股，又装一些东西进去。等到把所有股权都卖了，差不多卖了一亿美元吧，还是赚了一大笔。所以，我二次起家的时候，根本不缺钱，起始资本比较高。对于我本人来讲，也获得了一些和外资啊、基金谈判的经验。为我们以后再进入上市程序，建立了很多渠道，也学会了资本市场的一些东西，包括西方的会计制度什么的。我们的财务，经过锻炼以后，东西方的会计制度都已经运用得融会贯通。

　　华远“二次创业”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部都是重新开始。公司中间有段时间叫“华远新时代”，因为工商局不同意只用“华远”这个词儿，必须加几个字，因为怕新旧之间有财务纠纷，有法律问题。一年内如果没有任何纠葛，才能重新恢复“华远地产”这个名字。第二年，工商规定的期限一过，我们就改回叫“华远地产”了。

　　新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就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融资、个人股、公司股，这些都搞了，都是经过区里批准的。但是，国有股现在还是最大，占百分之六十。我说的是“区属”国有股。其实，我最不愿意国有控股了，因为我得说了算呀。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国有控股。公司现在有好几个股东，包括“首创”、“北控啊，都是我们的股东，华远集团公司的国有股仍然是最大的。下一步，等完成上市后，华远集团可能还会持有百分之四十四的股份。因此，要想说了算，就得有一个“股东控股率”。否则，人家在董事会占多数，你就不能做到说了算。

　　我要控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按我对市场的判断做决策。比如对中国市场的分析，我们很正确，他们并不正确，但是人家说了算就没办法。我认为中国市场好得很，你就豁着干吧。例如1998年开始“房改”，本来只要呼呼地卖房子就行了。可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他们不干，非让我停了，后来他们也承认错了。现在，他们不能不承认，华远仍然是个好公司。不管怎么样，这两年，我们利润一点儿不比它少啊，增长速度一点不比它弱啊，营业额也比它高——如果这次上市以后，可能也不会弱于他们。

　　这些年的市场经验，从宏观上讲，我觉得是离不开资本市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新华远地产前三年，没有太多利润，因为项目都还没竣工呢。但到2004年就开始有收获了。2004、2005、2006这三年，利润都是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速度增长。有了三年业绩之后，我们就开始倒腾上市的事了。

　　现在的地产行业，最重要的是产业集中度不够，每一个企业的规模都很小。这两年上市的，都是在迅速扩张。所以，利用资本市场这条路，一定要走。我们过去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这样认识。别人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发展很快，很快就把你扔到一边了。当年万科的总资产才二十六亿，而我们是八十多亿。华润当了万科大股东后，有了扩资能力。现在，发股、发债，华润都跟着买。只有这样，华润才能保持它的控股地位。我跟华润分手以后，万科就呼呼往上涨。现在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七百亿了，弄不好今年能超过一千二百亿。我们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我们如果完成上市，市值也还到不了二百亿，而现在我们才三四十个亿。所以，差远了！我们上市后，再扩股几次，很可能也就“噌噌”翻着番地往上上了。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追赶能力，几年时间就被人甩到后头了。2001年，我们还比它大那么多呢，但是我们很快就掉下来了。所以，一定要利用资本市场。

　　再一个，国家实行拍卖土地制度，你没有资本市场支持，拿不到更多的土地储备，根本做不了项目。目前，我们的土地储备只有五、六块，可人家恨不得有几千亩地，差远了。所以，没有资本市场支持，根本就不行。

　　全国现在六万多家地产公司，已经上市的不超过一百五十家。凡是上市的地产公司，都是第一团队。我们公司还是在地产公司中的第一团队中。我们上市以后，就有了追赶的可能了。现在，我在规模上可能永远追不上万科，但是，我的效率高，因为我单位平方米的利润高，管理成本低。

　　以天下为己任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让我们明白了不能盲从，特别是政治立场方面。就说“六四风波”吧，我们的感觉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坚决反对跟着那些学生乱跑，当时公司党委专门做过决定：谁去参加这个活动，就开除谁。那次的学生运动有什么政治主张吗？其实没有。我们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没有任何意义，对中国的进步没有任何好处。你自由了，但你限制别人自由了。当时，戒严部队进入北京的第一个团，就是我们团。我当工兵排长的时候的侦察排长，那时候已经当团长了；我当参谋的时候的绘图员，也已经是团参谋长了。还有好几个营长都和我很熟。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推倒那个“自由女神”像的就是他们。我们团是第一个冲进去的，后来驻扎在六部口。还救了别的军的好几个被扒了衣服的军长、师长。338团来接防我们团的时候，就住在中国大剧院工地的那个大坑里。

　　我们团的人说：过木樨地桥的时候，他们的子弹和枪根本不在一起，除了干部枪里有子弹以外，战士枪里都没子弹。当通知可以开枪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到天安门了。参谋长命令冲的时候，用的全是棒子、木枪什么的。他们把所有的自行车全都推到了，让老百姓过不来。后来，我们团两千多人进了天安门以后，木樨地那里才开的枪。具体情况到底怎样，这段历史啊，可能永远说不清楚。我们一个营长脑袋上戴了钢盔，都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愣是打进来了，那战斗能力是真强。后来，我们团下来休整，338团上。他们没有部队的车，我还送了北京吉普给他们，蔬菜什么的也是我们送的。

　　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他们以为又要“整顿”了。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得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共产党有错误，虽然有巨多的错误，错误犯得不得了，但是，还是能改进的，还是在逐渐改进嘛。我们虽然总是自认为在以“天下为己任”，但绝不会去盲目跟从社会上的风向，我们有自己的思想、立场，这一点，还是得益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是最看不起经商。但是，我一辈子受“商”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搞供应工作，他对我不能说是没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我产生了一个理念：就是这个供应体系呀，一定要变成民间供应体系，而不能再以国家统制供应体系为主。我复员时，不想受体制约束，想自己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就是想干这些事。

　　我在文革中、在部队看的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写朱可夫的书就很有意思。朱可夫的风格对我影响很大。朱可夫就有点儿像“鸡肋”似的：我就坚持自己的意见，你让我干我就干，不让我干我就撤，但是，我得做我自己。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部队，就是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后来发现，在坚持自己意见的情况下，是不能进体制内，一定要到体制外去。所以，我复员以后，宁愿在体制外做这些事。那时，我觉得受体制管制，比如部队这一套东西，让你有很多想法实现不了。我为什么被视为“鸡肋”呢？就是因为我提了很多好主意，有些他们会采纳，但是，得以他们的方式采纳，而且他要不同意的话，你的想法就不能实现。 我们这代人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条底线。现在年轻人常常搞不清楚你的“底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实际上最有条件以权谋私了，但是我们能守得住“道德底线”。对我们来讲，就是社会责任感。我最近写个东西，还没写完。没人约稿，就是我自己写。写的是改革不能倒退，改革不能走回头路。我看了看，已经100多页了，不是一篇文章了，都快成本书了，还没写完，刹不住了。想要写的还有一堆话呢！我们这代人，可能比较愿意思考问题。这一代人考虑社会责任感，老是“以天下为己任”。当然，“以天下为己任”之下，也有可能是错的。比如毛主席老说“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就是他说了算，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但即使如此，我们实际上今天还是改不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我说，真正的社会责任感，并不是简单地为穷人说说话就行了，而是从整个社会的变革问题来看问题。

　　我现在宁愿自己写博客。媒体要发表，摘我的博客文章就行了。如果采访，他们老断章取义。对这个，我很有意见，可也没办法，人家媒体是为了要夺人“眼球”嘛。从网上看，过去反对我的人占多数，现在也有很多，但是已经不占多数了。有人写到：“过去觉得你不好，现在看来，觉得你有点儿道理”。慢慢地转变的人很多。避免断章取义，这很重要。

　　要说舆论影响，实际上，我们不仅是想取得“效益”，我们还坚持要能影响政府、影响政策。我们的各种研究报告，应该说是全国第一的。这都是学术，我们是五个单位共同出钱，请各个方面的专家做的。我们已经坚持好几年了，每季出一个专题，每年出一本。现在，在国内，像中办、国办，建设部、央行，都点名要我们这个报告。大量的研究机构也在用，可气的是，有的单位用我们的报告，连出处都不注明。有些人反对我，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报告确实是最好的报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定期报告，像英文缩写版就八万多字，已经进入哈佛大学档案馆。国外的研究机构、很多图书馆，也收藏我们的报告。

　　我们任何一份报告，在第一页都写上“本人负责”、“学术论文”、“严肃精神”这些，报告者得承担责任。虽然是利益群体出的钱，但是我们的报告是精神独立的，并不按照商家的意见做。每年四个报告：三个季度的，第四季度的就变成年度报告了。然后还有四个专题或者五个专题。写报告的也不是一拨人，东南西北，哪儿的都有。谁撰稿，谁负责任。这就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这个东西必须是真实的。我随便引用这些报告中的数字，基本都有把握，因为错了一定会有人负责任。

　　我看房地产

　　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地产业的发展？

　　我们判断，2020年以前是高峰期，以后开始趋于下降或趋于平缓。2020年之前是不会下降的，一直会是个上升的过程。这主要是跟人口有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情况是，1950年代，我们是第一个婴儿潮，这些人到1970年代、1980年代开始生第二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人口的第二个“婴儿潮”。两个婴儿潮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住房角度看，从结婚到生子，是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结婚阶段，后一个是生子和改善阶段。我们现在的一般规律是，三十岁以下是结婚阶段，住小房子；三十岁以后呢，有孩子了，开始换三居室或者大一点儿面积，进入大房子。这两个阶段的情况，能维持到2020年。以后，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适龄人口，就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口总数下降。

　　在国外，要分析地产，用一个什么概念呢：“家庭分裂速度”。“分裂”，不是离婚，而是说你从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从这个分裂速度来衡量住宅需求量。在我们国家来说，一直到2020年以后，这个速度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前十年分裂速度都是上升的。不过，这还没算城市化，没算农民进城这一块儿。

　　从写字楼、办公楼，可以看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我们现在转移的速度快，因此，商用写字楼的发展速度也很快。这两个是一致的。看第三产业的比重就知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需要多少栋办公楼是很清楚的，商用办公楼是据此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分析指标很重要，但是，我们国家却不常用。

　　另外，我们国家有个“代际帮助”。就是年龄越大，房子的私有化率越高。比如那些老干部啊，或者是老的家庭，享受福利分房的，他们已经不用再在房子上有过多支出了，所以，他们的这一块儿支出就转移给了子女。这个转移程度是很大的，或者是把旧房子给子女，或者是买新房子给子女。在国外是没有代际帮助这一说的，基本上都是满十八岁后自己独立，连上学都是自己办理助学贷款，父母不管。他们为什么没有代际帮助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遗产税的问题。我这个家产，儿女不能继承，也没法儿继承。像日本，他的遗产税是百分之六十二。用百分之六十多去缴税，还不如去拿按揭买个新房子呢。遗产税是没法儿按揭的，一次要缴齐。

　　还一个是土地资源问题，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但是，国家认为呢，老是“假想敌”，总觉得要打世界大战，这没有任何道理。我觉得，今后不会打世界大战，永远都不会。国际的谴责力量和核威慑力量，是多数国家共同产生的，不是就对你中国搞的。我觉得，中国现在就老是在考虑战争问题、“十八亿亩”这些问题。错了。我赞成茅于轼的观点：拿出五十亿美元，轻轻松松地去进口粮食，可以减少好几亿亩耕地。我们现在百分之零点三、零点四的土地利用量，拿出百分之一的土地给中国人住，不行吗？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现在的城市用地，还不到四万平方公里。这四万平方公里比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你算算，只有百分之零点四左右吧？太少了！你拿出点儿来嘛！农民的土地私有化如果实现不了，这个地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农村一点六万平方公里的宅基地，住的人没有城市人多，可面积却大多啦。其实，有五千万亩就够了！能腾出几亿亩地来。当然，这是农村、农业政策问题了。

　　我的管理

　　对于企业内部决策，实际上我是靠“感性”。管理上呢？实际上是靠企业文化。我们华远的企业文化，基本上已经成熟了。基本上除了我们要开除的，或者是我们认为是不太行的以外，没有人会跑。离开公司的人平均还不到百分之五。这个百分比是低的。从管理学上来说，能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流动是最好的，有新人进来，有竞争性，可以保持新鲜劲儿。我们这几年还好，因为是在扩大的过程当中，项目增加得多。因此，企业骨干在表现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有机会往上爬。如果企业没有扩张，就不会有这种机会。传统的增长型企业就很难有机会。上面的这个人不走，下面的人就爬不上去。扩张型的企业，年轻人愿意干。他自己知道，再干两年儿，再干个什么新的项目啊，就能当个什么官儿啊什么的。

　　华远有好几个内部刊物：《华远》杂志，是集团内部的；我们有《华远地产》；其他企业也都有自己的内部刊物，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小报、杂志。这就是企业文化。主要是为内部职工办的，当然还有对外宣传的媒体刊物。例如《新远见》，后来被灭了。我们先是租了人家一个科技刊号，可老是通过它谈政治，最后被停刊了。

　　华远的制度、规范，最开始都是我弄，后来连工资表都是我弄。我对我的干部主要看做事儿的能力。有几个人，我们是专门送出去培训。所有的干部我们都培训。我们组织六十多人的班儿，上MBA。北航为我们开办的是MBA和研究生班。这七八年里，光培训我们就花了一千多万元。有次仅北大一家，就是五百万，共培训六十六人，学习了两年半。另外，我们还派到日本去了四个人；派到美国去四个人；连澳大利亚也去了。

　　我的员工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我也上过几个正规学校，但都没上完。我在部队上的步校算中专学历。1984年，我上了北京商学院会计系，都是单科、单科地上的。我上了一年多，学习很认真，后来出了次车祸，骑摩托车撞倒了人，自己把腿也摔断了。从那以后，我就没再去上课，没毕业。不过，通过这段学习，我看财务报表什么的，就没问题了，财务是糊弄不了我的。我1998年上了人大法律系的在职研究生。现在学历填的就是研究生。没有硕士学位，只有毕业证书，是在职研究生，但是，相当于硕士水平。其实，我在人大根本没怎么去上课，断断续续总共就上了四堂课。我认为如果这功课不太重要，找别人替考，就无所谓。说句实话，那时候我英文确实不行。而且学法律，英文也不太重要。所以英文是别人替考的。如果这门课很重要，就不能让别人代替了。最后的论文是我自己写的。到后来考高级工程师的时候，也有人说找人替考，但我没找，因为对高级工程师来讲，英文是很重要的了。所以我就没通过，现在只有工程师的职称。

　　我觉得，公司的发展建立在几个基础上：

　　一是公司实行制度化管理。通过制度把这个企业的人员、队伍，都给管住了。原来我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要上市，我不能一人兼两职，现在只做董事长。现在的总经理，过去都是以副总经理的名义在管理公司。我早已经把职权都放出去了，具体事儿由他管。现在除了重大决策找我以外，我可以不管了。他们自己已经很成熟。我们的制度啊，自动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我通过网络，每个管理环节都能看到。

　　二是我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很强。一个公司的技术成熟性是很重要的。这行业所有的技术我一个人都可以掌握。做酒店、做办公楼、做高档公寓等等，我的眼光比较准，毕竟我在这里头扑腾了有二十多年，这些经验是别人没有的。

　　三是我们华远有诚信度。我们已经让所有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放心。很多人愿意主动找我们，还有好些人是通过人家介绍来找我们合作。我们的品牌意识啊、内部管理啊、市场声誉啊，都很高。我们能把一个坏项目变成好项目，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表面上看，我的个性很强，但是，在公司内部管理上，很少看见我批评谁。尤其是在商业合作上，我非常讲商业态度。以前我跟潘石屹合作，只谈一个小时，就解决“战斗”。八个多亿、十个多亿的交易，很简单，谈成后，就在烟盒的纸上或破信封上，大家写个东西，然后给下面人签字。因为我的诚信程度已经到这儿了。另外，有很多法律问题，别人解决不了。像我收购的好几个项目，都是三方、四方打官司的那种，大家一听说是我出面，都笑了。我“咣、咣、咣”把三笔钱搁这儿：你们都别打了，钱都搁你们账上，给账号，谈条件吧。谈好了以后，钱，你们拿走。这种事儿，别人做不了。

　　这样，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比如说，一块地，三家打架要抢，都要去投标。我说，别投标了，我做中间协调：你要是要这地，你掏钱：给这家多少钱、给那家多少钱，你们商量好。然后，其他两家撤出，拿钱走人。这种事儿，只有我能干。好几块地都是我协调的。这种事连房管局都协调不好。房管局只能偷偷摸摸地搞“暗标”，就让某一家能中标，那是瞎搞。我是在事先就协调好了。在这上头，我真可以说是“江湖大哥”。大家商量商量原则，这事儿就办了。

　　我要求我的员工，必须按规范办事，当然我也有很多变通的地方。比如施工，准备要挖坑，但没有开工证，正式砌砖、砌瓦，得有开工证，挖坑、挖土，坑大点儿小点儿，差不多就行了呗，先挖了再说。这种事儿是有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根本原则。这是起码的。现在我们谈合资、谈上市，大家都很放心。就是我们的信誉、我们的市场能力这些，都没的说。起码跟着你干放心，你不会干坏事儿。

　　企业权力和声望，实际上靠个人魅力。就是人家信任你是个有能力的人，你说了，大家愿意听你的。所以你能带领一帮人，跟着你走。另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不管别人说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但我说话算数，就是说不光是说真话，而且是说话算数。我说到，基本就能做到。这样，大家就信任你。起码大家看得见你在做这个事情，也认为你能做成。每年任务基本上都能完成，还超额完成。董事会现在对我信任极了，我说什么就算什么。为什么？本来给我定的任务才八千多万，我却完成了两个多亿。而且，每次都翻番地完成任务。

　　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打高尔夫和桥牌。桥牌打的年头很长了，我是北京市“桥协”副主席。今年，我准备当全国桥牌协会的副主席了。虽然现在打得少了，但我一直支持桥牌运动，每年都给钱。北京女队一直是由我们赞助，她们曾经拿过全国冠军和远东冠军。

　　注释：

　　[1] 1947年4月东北所辖六省为辽西、辽东、黑龙江、松江、吉林、热河。

　　[2]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3] “六本书”，指“文革”后期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的马、恩、列著作，即马、恩合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

　　[4] 指录像带的两种不同规格型号。

　　[5] 指当时的政策开始允许技术人员周末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