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力夫回忆录《少奇同志指导我们反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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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指导我们反把头

（安力夫）

1949年1月14日，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投降，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天多的激战，活捉陈长捷，歼灭敌军13万余人，天津解放。我15日即进入天津，任天津市二区区委书记。
当时，天津市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有人口200多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是对外通商较早的城市之一。二区地处天津市中心，是重要的水陆码头。罗斯福路上，各国银行云集，解放前是帝国主义的租借地。外商轮船往来于海河，是码头装卸搬运工人聚集的地区。
战争刚结束，社会必然会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工商业停顿，市民关门闭户，街上很少有人来往。防空警报不断发出尖叫声，国民党飞机在上空盘旋。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长期占领和统治下，有的人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对新政权持怀疑态度，在观望新政权的政策，观察党政人员的言行。资本家大都长期听国民党的宣传很多，对我党不了解，也很害怕。怕要“共产”，怕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抽逃资金，流亡海外……。
针对这种情况，进入天津伊始，我们党政干部分赴街道，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清理战场、救济贫困工人和市民。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商店开门，娱乐场所、电影院、戏院开始营业。社会秩序稳定，市区又繁华、热闹起来。工商业有序地恢复和发展。到2月15日，全区有80％以上的工商业复工。
区委区政府召开工人座谈会，讨论生产问题。工人要求复工；已复工的则提出工资问题，改善伙食，减少工作时间，建立工会，各种生产和生活问题要求解决。同时，我们也召开了私营厂主座谈会，他们提出借贷、订货、原料、出售、运输等各种问题。
这时，天津市长期饱受压迫剥削的码头搬运工人，开始零零散散的自发结队，清算封建脚行头的血汗帐，要求区委区政府支持他们的斗争。我和区委区政府的同志们同情和支持他们的要求，开始进行调查，了解情况。经过分门别类的整理，作了综合讨论研究，我向市委作了详细的报告。我们认为，天津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是城市中封建割据、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扰乱了社会稳定，破坏人民政权的法令和权威，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伤害广大工人和工商业经营者的人身安全。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是一个社会毒瘤，必须坚决地予以清除。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按照毛主席的要求，1949年4月间，刘少奇同志到天津视察和指导城市工作。刘少奇到天津的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
4月21日下午，我到少奇同志住处汇报工作。在座的还有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副书记黄火青同志。少奇同志叫我坐到面前，详细询问街道和工人的情况。我把街道管理，市民生活、群众思想、社会治安等情况汇报后，少奇同志说，要用领导城市的方法领导城市，不能用领导农村的方法领导城市；领导城市工作要设立派出所，管理治安，管理街道和市民的工作。
我详细汇报了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的情况：天津是中外码头装运的集散地。满清定都北京，官员来往都要路经天津。天津县衙门划分东、西、南、北，四方地界。指定专人按四方地界接送来往官员的包裹行囊等。南来的南接，西去的西送，各负其责，各行其路，互相不得越界接送，就叫四口脚行。历代官府又以舟船码头、工厂、货栈、铁路所占用的民地，分割给所在居民，发给他们“龙票"、“官批”“碑记”，以装运谋生。市民叫他们为“脚行”。“脚行”内部推举头目，是为“脚行头”，又叫“把头”。大把头坐管一切，二把头经管账目钱财，小把头指挥工人装运劳动。子孙世袭，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封建把持割据的局面。把头对工人层层剥削。工人稍有不满和反抗，就被鞭笞和打骂，诬陷暗害。把头为争夺地盘，抢夺业务，产生了利害冲突，就互相殴斗残杀。光绪26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划分租借地，强占民房土地，设立洋行，创办公司，建设栈房，盖楼房教堂，筑马路，建码头，所占土地，由把头承揽包办，加深和扩大了割据局面，加强和巩固了封建恶势力范围的把持。国民党时期，一些把头又成为国民党的市党部委员、伪国大代表、伪国防军特务、CC分子、三青团成员、青红帮头目、社会上封建迷信组织和黑社会“一贯道”、“黑旗队”、“忠义社”的头子。他们开设货栈、旅馆、妓院、赌场、戏院，成为封建、资本、特务一身三任的结合体。形成城市中封建割据、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封建制度。他们逞凶霸道，无恶不作，工人、市民和工商业界十分痛恨。我所在的二区有30个脚行，全市11个区有227个脚行，由把头把持割据，强装卸，强运输，高价勒索，工商市民不能自由装运，过境要“过街钱”，不给就打架殴斗，挡道拒行。把头层层剥削工人，工人劳动收入的70%到80%被把头拿去。搬运工人自发的起来要求清算把头的血汗债，要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支持他们的斗争。少奇同志听到这里说，对工人的正当要求要支持，可能解决的问题要适当予以解决，不要拖延。城市中的封建恶霸势力严重阻碍恢复和发展生产，要彻底废除这种封建把持制度，设立全市的运输公司。要运输公司统一全市的管理，统一运价，取消脚行头子对工人的剥削。这样，工人收入就可增加。要用一部分钱为工人做一些事情。
接着，我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对工人的组织和教育问题，工会开办工人训练班，向工人讲解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教育。少奇同志指示说，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工会。要建立产业工会，统一领导全市的反封建把持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要按产业组织工会，取消分区领导。对工人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广泛普遍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人政治觉悟提高了，就可以发展党员，进行建党工作。毛主席指示要把好干部给工会。区委书记市委书记要调到工会，加强工会工作。
少奇同志还详细询问了其他各方面情况，我的汇报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华灯已上，少奇同志邀我们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席间，北京来电话，党中央告诉少奇同志：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解放军在500多公里的战线发起总攻，横渡长江，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大家听到后，异常振奋。
晚餐后，少奇同志又单独留我稍坐，随便聊了一些家常，询问了我的工作经历。
少奇同志在天津指导城市工作时，对国企、私企、市区、街道工作、工会工作等作了分析和具体指示。我于4月24、27、28日，5月5日，听了少奇同志向干部所作的四次报告。少奇同志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
根据少奇同志要求，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主持全总工作的副主席李立三同志也来到天津。5月10日，立三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立三同志在与大家见面时，坦率地说：我就是犯过错误的李立三，立三路线。有些同志才顿然知道，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李立三。立三同志讲了工会的性质、作用；提出工会经费要独立，工会要民主，由官办的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是工人的学校，是新民主主义的支柱。还讲国企也有劳资问题，还存在内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没有对抗性，是可以用协调的方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法解决的。
根据少奇同志要把区委书记安排到各产业工会的指示。1949年5月13日，天津市委宣布将各区区委书记分配到各产业工会任正副主任。市委副书记黄火青同志兼任市总工会主席。我调到市搬运工会联合会任主任；天津十一区区委书记任副主任兼运输公司总经理。由于当时废除封建把持制度的特殊性，管理体制和现在不同，天津运输公司隶属于搬运工会，归搬运工会领导。搬运公司或运输公司人员的党政关系在搬运工会。后来成立的全国搬运工会，也是沿用了这一体制。
1949年6月25日，天津市召开了搬运工人代表大会，贯彻党的废除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的方针政策。黄火青等市委、市工会领导出席并讲话。我作了主题报告。参加大会的有码头工人、运输工人、铁路装卸工人、三轮车人力车工人、挑担工人等五个行业的代表。天津市搬运工会，是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在天津市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也是全国在省市级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
代表大会之后，全市搬运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把头斗争。彻底摧毁了数百年来搬运事业中的封建压迫、封建剥削、封建割据的封建制度。消灭了全市227个封建把头把持的“领地”，扫清了妨碍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障碍。由运输公司同一承揽装运业务，统一全市运价，统一调配工人。“脚行”、“脚行头”、“把头”、“封建割据”成了工人反对和厌恶的名词。工会的基层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工人踊跃参加工会。未入工会的工人觉得不光彩，也主动交工会会费。三个多月的时间，工人基本组织起来，参加了工会。
废除封建把持制度，消灭脚行头的剥削后，运价减低了，货运增加了，工人收入增长了。工会举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配售粮食、面粉、食糖、布匹、日用品等。开设医院、疗养院、修理厂、煤球厂、造胰厂，组建了工人互助会。工会与有关方面协商，工人减价理发、洗澡、看电影、看戏、廉价购买日用品，子弟学校减费。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组织歌咏团、秧歌队、开展国术、戏曲、音乐、狮子舞、高跷、拔河、赛跑等，组织开展比赛和演出活动。
1949年7月，黄火青同志和我赴北京参加全国工会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工会工作的重要会议，各方面都很重视。周总理、朱老总、李富春、彭真、薄一波、冯文彬、蔡大姐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全总李立三、刘子久、刘宁一、许之桢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工会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
8月11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请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吃饭，并作了重要讲话。在组建工会、吸收工人参加工会问题上，毛主席指出：“关门主义不好，把许多人关在门外，使我们的队伍缩小了。关门主义必须打破，应该除了反动分子，破坏分子，资本家不让参加工会，其余工人统统要吸收进来，包括落后的、犯过错误的、参加过国民党的，都让参加工会。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力量。我们有了力，也有了理。我们的门不能乱开。冬天开门是冷的。就是大家要警惕，不让反动分子、破坏分子、资本家参加工会。就如同农村不让地主、富农参加农协会是一样的。他们参加进来就要捣乱破坏。”“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
从北京回来后，黄火青同志在天津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精神，在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工会任务之一就是把落后的工人组织起来，好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工会是包括全体工人的组织，东北反对关门主义的错误是有成绩的，但提出90%以上的口号是错误的，应该是100%。90%以上的口号是农村的提法”“我们要管理他们，教育他们，就要把他们吸收进来、组织起来”“凡是雇佣劳动者，本人以薪资收入为主要来源者，都可以加入工会，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群众自己决定”“在发展会员，在短期内（一、二月内）就可以把厂内大多数工人组织起来，现在基本上是手续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唯一最大的障碍就是关门主义倾向。”
1949年11月8日，李立三、刘子久同志到天津，黄火青同志介绍工会工作，我汇报了搬运工人反封建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的斗争情况。第二天，刘子久同志带着两位同志到市搬运工会，把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同志的一封信给我看了。信中说要彻底废除封建把持制度，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刘子久同志对我说，全总要在天津召开城市搬运工作会议，要我负责筹备。子久同志还收集了搬运工会的刊物、调查材料、工作报告和总结。后来，编成《搬运工人工会工作参考资料》一书，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9年11月18日。我接到通知，赶赴北京，到全总汇报了工作。1949年12月3日，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干部学校召开了上海、武汉、大连、天津、郑州、安庆、安东等城市搬运工作会议。会议由刘子久同志主持。各城市介绍了工作情况，我汇报了天津废除封建脚行头把持制度的情况以及工会和运输公司的工作。
天津废除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后，中央予以高度重视，毛主席高兴地说：“中国工会的大门就应该向所有的工人敞开，全国的港口城市都要向天津工会学习。”中央决定，在全国城市中进行民主改革，彻底铲除封建势力和反动势力，为发展工商业扫清障碍。1949年12月23日中央下发调令，通知天津市委，要我带三四人到全国总工会筹备全国搬运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作。
我马上赶赴北京。到全国总工会后，李立三和刘子久同志和我谈话，说中央把搬运事业中废除封建把头把持制度的工作交由全国总工会负责，并决定1950年1月25日召开全国搬运工人代表大会。这样，我就在李立三，刘子久同志领导下开始筹备全国搬运工人代表大会工作。
代表大会之前，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我组织起草《搬运工会代表大会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和《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草案》两个文件。送党中央、少奇同志审示。
少奇同志还特别指示，天津搬运工人工作写一个报告作为大会文件。按照少奇同志要求，我写了《天津市搬运工人报告》，给李立三，刘子久同志阅后，送少奇同志审视后，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工人日报连载，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一本好书》的短文，作为代表大会文件。
1950年1月28日，中国搬运工人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会，一致通过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和暂行处理办法两个文件，报送党中央审示。大会并通过《中国搬运工会章程》，《中国搬运工人劳动公约》，《关于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决议》，《关于中国搬运工人疾、伤、残、亡待遇问题的暂行办法》，选举产生了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大会选举我为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代表大会。
我曾经提出，不担任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希望筹备完成中国搬运工人全国代表大会后能够回天津继续搞党委或工业工作。刘子久同志对我说，按照干部管理规定，中组部已经报中央批准了对我任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安排。李立三同志告诉我说，这个工作安排报经了少奇同志同意，也是全总的意见，不好改变。这样，我就留在了北京。
1950年2月26日，李立三、刘子久同志和我联名向少奇、党中央书记处同志并陈云、一波同志送上《搬运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及所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并附上《搬运工会代表大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草案》，请中央审查指示。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如果没有新的成熟的详细办法与新的人来办，废除旧办法和旧人员是会出乱子的。”“而且可能演变成各城市中重大的事变。”“全国搬运工会应从党员及学生中抽出人来办训练班，以便派到各地去组织搬运公司”，中国搬运工会和各省市先后开办了训练班，学习和贯彻中央的方针和政策。
党中央特别重视这一破旧立新的政治运动，特意在我的办公室安置了直通中央毛主席、少奇、周总理、陈云等领导同志的绝密电话，要我定时报告请示，特殊问题随时报告请示。
1950年3月20日，我主持编写的《搬运工会代表大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全国搬运工人情况报告》，由全总向党中央送上。报告了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搬运工人情况。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说：送来的报告和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看了，按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批示办。
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受中国搬运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之建议的决定》，“并批准《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即予公布实行”。这是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接受工会组织的第一个建议，并做出了决定。国务院公布的两个文件，大大激发了工人反封建把头、帮头、脚行头的斗志。在反把头斗争中，收缴把头们的枪支152支，机枪3挺，子弹1620多发，还有电台、反动文件等等。对罪大恶极、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痛恨的犯罪分子，依法惩处。
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进行的这一场反封建制度的民主改革，经过复辟与反复辟、反攻与反反攻斗争，终于在369个大、中、小城市内，将几百年来城市中最黑暗，最反动的封建把持制度彻底废除。搬运工人从几百年的封建压迫剥削中解放中来，人民当家作主，成了社会的主人。封建割据的历史在中国大地上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