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读《微行—杨成武在１９６７》一书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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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文革历史纪实、回忆，渐成气候。其中得以采访文革风云
人物，记录中共高层文革政治活动，洋洋洒洒，捭阖纵横，渐成大观者，南有叶永
烈，北有权延赤。二者比之其他人，率先披露许多未为人知的上层斗争细微末节、
内部消息，一时也独领文革纪实文学风骚，一些重大历史情节与论说，被正史、野
说和演义一引再引，人云亦云。对于文革这十分敏感，慎之又慎的写作、出版，惟
独叶、权所向披靡，学者文人论及历史，也常常引证叶、权提供史实和人物话语；
“南叶北权”似乎可以成为文革研究。

　　我在９０年代读了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１９６７》（广东旅游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第一版），为该书披露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共领袖人物言谈、决策事实
所感染，以为历史就是如此的了，特别是杨成武将军（他为该书提供主要回忆素材
；也是我自阅读《红旗飘飘》以来就十分崇敬的共和国将军），在其他场合也通过
口述记录形式，让其他作者撰写了类似的史实题材的作品，它们包括了杨的回忆、
毛的话语，加上作者文字演绎，历史与演义混为一体，我都以为是历史事实了。而
许多研究文论、文学作品乃至戏说演义、街头巷尾报刊读物，涉及武汉事件，也从
杨将军公诸于世的毛泽东、林彪——其他军政领导的言行、内心描述，一引再引，
辗转复制、演绎。

　　但一些关键、细节和地方，总是有些疑问，久久不明，需要求教大家：

　　１．第一版《微行》的第５－９页，记录、演绎了毛泽东读《通鉴》，而且就
在宣布决定南下武汉的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毛正在读《通鉴》，卷七，秦始皇
听卢生讲微行以避恶鬼，卷十一，陈平建议汉高帝“伪游云梦”，待图谋反叛的韩
信“谒而陛下因禽之”，高帝以为然，遂南行陈县擒韩。权文说（毛泽东）当时正
盘算，“现在谁是谋反的‘韩信’”？众老帅不会是，青海赵永夫、内蒙军区的“
骄兵悍将”、云南赵健民？“毛泽东摇摇头，心有疑惑……结论不忙下。何况，这
些地方成不了大气候”。但毛“目光停在‘吾将南游云梦’，久久不移”。“陈再
道将兵数十万，为一路诸侯，成一方气候”。加之，林彪说对北京、武汉军区不放
心，中央文革说陈“是武汉的谭震林”。毛“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
”？“他不相信。但也不放心”。作者云他访问了毛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孟提供的
证明是毛重视读《通鉴》，就在南巡武汉前夕他正在读权文所说的卷七、卷十一。
毛泽东是借读史运作文革实政？权文语焉不详。但权文首次在国人前演绎了一大段
毛泽东似不光明的心理活动，毛泽东似乎用谋反的韩信“借古谕今”来怀疑陈再道
司令员，或许是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倾向影响了毛？是他就从古史经验来搜寻需要整
肃的将帅？况且，权文在第１２－１３页，引用孟护士在９０年代初回忆的毛泽东
的话，说秦皇以为焚书坑儒就天下太平，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
书”，是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似乎，文革从文化教育界开始，现在更要考虑
的是粗人军人造反了。权的演绎和毛的思想，那一个更符合客观真实？

　　笔者绝对相信权同志红旗下出生、长大，他完全是拥护热爱毛泽东的，不会在
毛泽东身后毫无根据地来揣测与污蔑伟大领袖。笔者也绝对相信孟护士尊敬毛泽东
，决不会在毛身后无中生有；而杨将军对于这段文字，虽无口述的义务和责任，但
对这本书不会不认真地考虑和斟酌，因为这书叙述记录了他居于中共顶峰的风云活
动，可能是他一生最风光的几个月！不讲对中共政治历史负责，至少要对他自己负
责。那末，他似乎也以当事人身份，同意权的分析，或者旁证了当年毛南下武汉的
全部动机、心理。相信其他的读者也是这样，大多信赖了权延赤的披露分析不是演
义，而是信史。

　　这样来看，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似乎毛泽东比林彪和江青更明确地要收拾武
汉军区的陈再道，他的理由是什么，是时下批判毛的——他根据封建帝王的历史经
验，要收取打江山功臣的权力，良弓藏走狗烹？是陈将军确有反叛之意或真有什么
重大不忠问题？还是仅仅陈再道对他的文革意图很不理解和抵制？而该书的主体倾
向，又认为林彪、江青阴谋策划了“武汉事件”。国内近３０年来的官方主流倾向
，是林、江合谋制造了“武汉事件”。所以该书的两种意向是完全冲突的。进而，
这与权同志肯定毛的文革初衷，权记录毛对杨成武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了
”又如何衔接？杨成武认为王力等文革要员理解“当局了”为重点解决军队问题，
抓军内一小撮；而认为毛泽东是要稳定军队、依靠军队稳定全国的意思。

　　疑问在于：权文大量表述了毛泽东的思考（实例不一一列举），反映的是否毛
泽东的真实原意？是毛泽东当时如此去思想的还是权同志臆断猜测的？既然说陈司
令是无辜的，毛泽东去武汉是为了保护他过关，为何毛泽东南下又要提防韩信一类
的人物？以上回忆和分析能否作为信史的参考？本人这里撇开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价
值判断，仅仅是确认：是不是，有没有？对于武汉事件的这些重大背景的是与不是
，《微行》语焉不详。

　　２．关于军委十条命令的出台。权文说：“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
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第１８
页）这样表述，是否准确？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所披露，毛泽东在
１９６７年４月４日就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作了批语，并对第一、三、
四、六、七条等内容亲自做了文字修改，４月６日，又对林彪送审的修改稿做批语
。两次批语先后指出印发军区会议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再送中央常委
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该文件草稿的确是林彪口述，秘书记录起草，送关
锋斟酌，关、王、戚商量、修改，林送毛泽东审阅。问题是文稿送到毛泽东，毛和
中央其他领导，根据当时在军队介入文革运动中实际出现的情况和他们的认识，反
复研讨了此文稿，毛泽东做过认真修改，文件又印发提供军队同志征求意见。就如
大家之说，文革期间政党运作决策程序再怎么不正常，但该文件的出台，过程与手
续本身还是比较正规和完善的。权文将十条出台归咎于林彪和关、戚，再将前述八
条和此十条完全对立起来，是否历史、科学？曾热中于制订八条感谢毛泽东批准八
条的林彪，后来为何又主动提出十条，如果林彪草文售奸以“乱军”，毛泽东为何
会支持他？作为武汉问题的一个前期背景，作者没有真正说明。

　　３．关于４月２７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林彪对陈再道、钟汉华下逐客令问题。
第１９－２０页说，林彪“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
揪出来烧掉’”，所以“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
，唯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实际上１
９６７年庆祝五一节，涉及许多老同志的待遇问题，所以毛泽东提前半月就委托周
恩来筹备有关事宜，确定参加活动、上不上天安门问题，周亲自组织有关活动，给
老同志和造反派群众做工作。整个安排，是周恩来在总理之中。林彪在文革中许多
大事也不了了之，何以就什么军队领导人去留（北京）做具体指示？林彪下逐客令
之说有何根据？况且，萧华、杨成武当年是周恩来处理军队事宜的左右手，在五一
前，萧上将早已经成为扶不起来的天子，自身命运难保，唯一可以帮助周恩来处理
军委日常事务（包括进退、上下、出入）者，惟杨上将也。如果是周不同意武汉军
区领导留下参加活动，太不符合实际，他也不会就一个司令员出此惩戒办法；而当
时研究确定军方问题，周恩来又要听杨上将意见，他是当时最知情的人。可以参考
的事实是，五一晚宴之后的大厅里，三军、三总部、大军区众将军簇拥着微醉自得
的杨代总长，如众星拱月；杨应该最知晓诸将中为何没有陈再道的底细。似乎杨没
有口述给权延赤明确的史实，或者默认他成文来谴责林彪——对陈司令下逐客令。
当时提议和决定武汉军区领导不予参加五一活动的，究竟是什么重大人物？他为何
对陈再道态度如此苛刻？从权的文字顺序，似乎是江青４月对武汉军区雷霆震怒直
接联系着林彪的逐客，两者有因果关系而且是历史必然吗？即便源出江青，具体是
谁去照办的呢？

　　４．７月１４日杨成武抵达武汉情景。该书第６０－６１页，讲杨成武带着“
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吗？’”复杂的心情，将毛泽东送到武汉东
湖梅岭一号，顾不得休息，直奔周恩来住地“百花一号”，杨向总理敬礼，汇报“
主席已经安全到达”。笔者最近读到另一回忆，是当年随谢、王在１４日中午已经
到达武汉的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的回忆。张说：“晚上，总理正与三军领导开会
，汪东兴、郑维山走进东湖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
的是郑维山……张报告汪东兴到了，总理出来问汪：‘到了’？（按：指毛泽东到
达了）汪东兴答‘到了’。周随即宣布散会，夹起皮包就去毛主席驻地”。从张的
回忆，是汪东兴与毛泽东抵达之后，去总理住处，总理得知毛泽东“到了”，立即
就去毛泽东住地。究竟是杨先见周，还是汪先去周恩来处？

　　接着，是权文引用的杨的回忆，说周恩来先听杨汇报路上情况，并未谈到周去
毛泽东处。特别是从杨看来，周“眉头微微一皱……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讲
述谢、王、余也到了武汉。杨听后一怔：“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
们过来……”。周解释，谢是他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而“王力在重庆听说后，
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既然如此，杨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问周恩来“他
来干什么”？这段记载，给读者留下事后孔明似地过分渲染周恩来与杨本人实际情
绪的印象。联想起杨成武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见王力之前已经担心中央文革会
闹事的预感，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事后的附会——甚至是口述整理者自己的附会？
杨成武在当时，与中央文革工作配合得并不错，对江青也是十分尊重和推崇的，他
凭什么担心中央文革要闹事，又直接对周恩来质问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干什么？
周恩来凭什么说王力打了电话“也要来武汉”？从武汉事件之前情况看，周恩来毫
无必要也没有根据，在杨成武面前过分表示对中央?母锏挠锹牵??换嵛拗猩?兴?
王力自己要求到武汉。因为召谢富治到汉，电话是周打的，谢请示在重庆的其他人
如何办，周要求一起到武汉，他何苦在杨前面去演示自己对王力有反感？作为参考
，也不妨看看与此有关的张根成的回忆：“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一行
先去云南，临行，总理还专门安排就住在昆明军用机场。６月底出行时，就没有去
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去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富治、王力并没有携带与武
汉问题有关的文件材料。一行人大约是７月５日左右到成都的，１３日刚刚到重庆
。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１４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
什么任务。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王力与众人议论刚到重庆
，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又要赶到武汉？谢、王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
话问问情况；关锋接电，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
讨价还价余地’。”据张回忆，当时王力并非赖着要跟到武汉（大家并不知道是什
么任务），甚至还想留在重庆处理事宜，所以叫张打电话询问。实际上，王力自己
并未与周恩来打电话。今天平心静气来看，周恩来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完全没有必
要对自己部下的谢、王一行反感，以至去编造王力自己要求到汉的话，杨成武在当
时并不知道毛、周的全部安排，也没有必要声明自己在７月１４日就反感王力的来
到，似乎已经预感王力要出纰漏。

　　那末，这段文字，是杨将军把后来自己的想法转移到１９６７年了呢，还是口
述的记录整理者的话语导向呢？特别是，待罪之王力，就此问题还写有回忆录，也
给中纪委写有申述（笔者不引证他的有关自白），对于当年的事情，是王力在撒谎
洗刷自己责任，还是杨将军或权记者说过了头？

　　５．其他几个具体问题。

　　（１）第８５－８６页，说谢富治在７月１９日早饭后“一脸惶戚”找杨成武
倾诉到水利学院看造反派以后，（他们）又闹起来了。这段文字可能记载的不是历
史事实。谢、王一行的确在送走周恩来后，到水利学院去亮相表态了。他们回到东
湖躺下休息已经是１９日凌晨快４点了。聚集在水利学院被谢接见的造反派也总得
歇息片刻，他们除了欢呼“毛主席派来的人和解放军”，除了有人（省直造反派）
将谢、王讲话录音在天明以后拿出去播放，大概是没有“闹起来”的。上午，武汉
三镇多处播放谢、王录音，两派并未冲突。在１９日早饭前后，迄至午饭前后，武
汉的造反派、百万雄师都没有闹，他们在考虑对于中央首长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
谢何来的惶恐？谢是自以为正确的，他在１９日晨惶恐什么？谢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副总理，杨是代总长，而且当时的分工，杨将军与三军领导主要保护毛泽东安全
，没有参与做两派群众工作；谢、王要面对群众做工作，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谢富
治凭什么去找杨成武倾诉自己可能在群众工作中闯祸了？谢、王初知情况不妙，已
经是１９日下午，那时他们在军区会议室讲话教育教训军区师级领导干部，军区大
院外有省直造反派在播放谢、王在水院的录音，大院内有一群独立师的战士起哄，
要求澄清所谓“四点指示”。这些情况被工作人员得知，汇报给他们，但他们根本
没有当一回事，王力还反问“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谢富治在会议中与会议后也
困倦去休息了，没有多少恐慌不安。所以杨成武在１９日早饭后警告，谢富治王力
“几句话”就把总理的努力破坏了，“我看你们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大致不是
当时事实，而是后来的心态，或向权记者口述时的心态。

　　（２）第９２－９３页，说谢富治在７月２０日早饭之后（“日上三竿”），
又匆匆向杨倾诉“出事了”。谢说“韩爱晶、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这
点十分令人困惑：韩、谭二人，根本没有到武汉，就谈不到被百万雄师拥走的事实
。谢带到云南、四川重庆，又到武汉的红卫兵，是北航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
人，他们相处二十多日，谢起码不会把姓名弄错。对杨来说，当年是真心实意相信
毛泽东和江青，支持红卫兵造反的军委领导同志，北航红旗自认为有杨将军这样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杨与北航红旗有较为密切来往，还参加北航革命委员会成
立活动，他早就认识韩爱晶与井岗山（一、二号头头）。井岗山与他在东湖百花院
相处数日，“７２０”出事时还在他与谢富治之间奔走联络（井去杨处，杨、余、
李作鹏和三军作战部领导议论从各处调兵赶来武汉事宜，并不避井；井见情势，自
行离开百花一号），他怎么会弄错人？特别是北师大的谭厚兰，更是不沾边，杨成
武当时正当壮年，怎么可能把两个学校的人物弄错？如果说杨在口述时年事已高，
可能把学生姓名说混，为何还谈不到年事已高的权记者，会出这种“不硬不软”的
“笔误”？如果是１９６７年才几岁的人，未经历文革实践，仅仅从文字材料看文
革，有可能张冠李戴；作为研究者也不会不询问当事人，多少总得做点考证。口述
历史不是评书演义，时间、地点、人物、言行都得基本准确。权记者是当年北京的
大学红卫兵，多少也是见过场面的头头，又在论说文革，不会不连北航、师大的学
生头头姓名都不清楚，为什么出现这种属于硬伤的“笔误”呢？谢将军紧张了说错
嘴，杨将军年龄大了说错嘴，读者都可以原谅。但亲历文革的一代人，且做过文字
斟酌，就很难令人明白一个小地方可以如此张冠李戴，那论说中央高层领导人物、
言行的文字，准确性与置信度会如何呢？

　　更值得强调的是：是否杨真是到“日上三竿”才知道出事了？联系史料，并参
考当事人之一的张根成回忆，２０日凌晨１点多，汪东兴急电百花二号，说有人在
冲击宾馆北门（靠近毛泽东所在的梅岭），张去现场观察并见军区保卫科科长劝阻
来人，汪就在附近密切观察（８３４１指战员已经作了应急准备）；张回去报告王
力，马上通知军区值班领导，叶副政委答应派４０名干部来加强工作；三点许，２
９师张政委率部赶到。此前，汪再催“不行啊，怎么没有见增加人啊”。王力忙叫
叫醒谢，谢边穿衣服，边说赶快把宾馆造反派头头叫来，先将内部造反派稳定住，
叫大家不要乱，免得群众发生冲突。时天已蒙蒙亮，院子里已经有人冲进来了。王
力叫张快去通知住百花一号的杨成武，张从后门跑到一号（两楼相距约２００米）
，杨起身说：“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按原来决定，杨被要求不要暴露
身份，张说“主席那边汪东兴知道；你不要暴露”，杨道“那我们就不出去了”。
很快人群冲进二号楼上，大叫“谁是谢富治”？从时间发生顺序看，张是在天已经
蒙蒙亮，百花院已经冲进“百万雄师”时去通知杨成武的，杨怎么不知道院子里出
现情况？四点多，武汉军区领导被叫到现场，五点多，谢富治与来人在二号楼后面
草坪进行交谈与交涉，情况略有缓和（草坪正对一号楼，杨的住室在楼上）；六点
前，从西门（靠近百花院落）冲进３１车持枪的独立师军人（其中军用卡车２１辆
），气氛紧张起来，开始打人抓人。抓人时，院子里已经人声喧哗，一号楼的警卫
、领导，连服务员都会知道情况不妙，何况是职业军人？保护毛泽东安全是杨为此
为大的任务，将军首先想到的是“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即便不叫他去
暴露身份，他可能在张根成报信后再安然入睡吗？他与汪、谢不会电话联络吗？他
会从天蒙蒙亮到“日上三竿”还能心平气和，端坐用餐吗？谢、杨在上午当然是当
面交换与商量过情况，当时住在百花一号的三军、机要同志，健在者还有好多位，
他们的记忆会是什么？是否将军把当时情景遗忘？

　　（３）第１０６－１０７页，杨成武上将在汉口机场调飞机问题。文云杨成武
护送毛泽东到汉口机场，“机场并不象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
汉军区‘造反’的军人”；读者弄不清楚，是否吴司令谎报军情——而且是在毛泽
东将转移的时候？事实真相是，２０日下午，闻讯周总理要到，的确有数十车群众
和军人冲进汉口军用机场，要求见周，有的卡车甚至停在跑道上。劝阻之同时，机
场同志报告武汉空军司令部，武空报告军委的空司吴法宪，北京通知周的专机在武
昌山坡着陆；汉口机场的人群后来也就散去，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在周恩来的指挥
下，武汉军区的孔庆德副司令、空军刘丰副司令亲自安排、警卫毛泽东转移汉口机
场事宜；机场情况自然是武汉的人最清楚，北京的吴司令来报告什么？机场当然是
无外人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也总得睡觉。这里是否将２０日下午的事“粘贴”到
２１日凌晨了？

　　另一方面，周恩来亲自指挥空军政委余立金，专门落实毛泽东飞离武汉事宜，
余在毛泽东抵达机场前后，已经和正在落实毛泽东的专机与护卫飞机（他到武汉主
要任务也就是此事）。权文说杨成武亲自去落实飞机，而且专机师的大队长并不知
晓杨焦急的一切，冒出来最好的飞机是谢富治要用的怪论（王进忠此前未见杨成武
，总知晓周恩来、余立金有交代吧，专机是统一安排调用的，怎么会成为个人专机
，专为中央首长服务的王团长，何能出此幼稚之言）。甚至，在杨以总参谋长身份
教训一个专机师大队长同时，毛泽东本人就已走过来，杨汇报主席，“我们就要坐
这架飞机”！在权延赤笔下，详细介绍了专机调动的程序，但总参谋长却像临时在
总指挥一场儿戏。不知道饱经风霜的专机师和王大队长如何看待这段记载？

　　“７２０事件”专机组的回忆文稿说：周恩来２０日到达山坡机场，对专机要
求：“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已经通知，晚饭送
到飞机上来，”……随后机组接到命令，３架伊尔一１８飞机立即飞至王家墩机场
。……后来，空军政委的秘书向机组传达命令：“机组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就在
机场招待所和衣而眠，迷糊了一觉。２１日凌晨４点……命令下达：“准备马上起
飞！”　……上午９点钟一余立金来到机场，径直登上王团长驾驶的那架飞机，当
发现飞机上全是座位没有包间也没有床位的时候又急忙离开这架飞机，朝着副团长
潘景寅驾驶的２３２号飞机跑去（按：余立金刚使用２３２号后不久）……此刻，
毛泽东乘坐的小车来到机场，正在待命的潘景寅看到之后手足无措，忙不迭地跑到
王团长身边报告，然后回到自己驾驶的２３２号飞机上，紧接着毛泽东登上了２３
２号飞机。回忆稿说是空军政委余立金亲临现场组织指挥飞行任务的。

　　辑有此次飞行回忆（王进忠大队长）的《绝密飞行》（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
０４）说：（天黑后，专机从山坡起飞在王家墩着陆，见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的专
机）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
“原地休息待命”。

　　凌晨４点，（飞行员）房门被人推开……“准备马上起飞”，一声令下，仅用
了二十来分钟，３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２３２号专机机长潘景寅匆匆走来）
说：“主……主席……毛主席来了”！（按：此时潘已经得知是毛泽东要用飞机，
专机组才知道周恩来给他们的使命）……　毛泽东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
上了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
主席座机。……领航员…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
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
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到虹桥机场”！

　　可见，在专机师的回忆里，空军领导（政委、秘书、作战部部长）是现场安排
飞行任务的关键人物，不是事必躬亲的代总长。权的记录起飞前的回忆文字里没有
余，仅仅是到上海以后，毛泽东要杨去布置，指派空军政委余立金与作战部副部长
飞返武汉，试问，空军领导何时到的上海？怎么冒出来的？而且，权文说杨安排好
一切，十多架飞机升上武汉的夜空，在２１日１１时到达上海。武汉七月的夜空，
至少是凌晨五点以前，武汉到上海仅需１小时多一点，还有四个多小时，载有伟大
领袖的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翱翔盘旋了？这个说法也与专机师说的——９点钟余立金
与毛泽东才来到机场很不一致。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四五期 二○○五年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