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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阳谋的再次发挥--四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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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7 15:54: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博讯螺杆     2007-12-26 10:45:23  [点击:171]

一些研究文革的学者乐观的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四大自由,是在中国实验了“大民主”,有些文献因此对这个“大民主”使用了Four Freedoms这个词,即四个自由。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文革的“四大自由”,与西方民主理念中的四个自由并非同一个概念,丘吉尔所倡导的Four Freedoms,是指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信仰自由Freedomof Worship,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免于匮乏的自由(知情权)Freedom From Want。“自由”二字,从来就是中共忌讳的字眼,而在文革中,官方(两报一刊)从来没有“四大自由”的正式提法,实际上的提法是“四大武器” ,“四大自由”这个词,是人民群众自己一厢情愿的认识,因为在文革中,人民确实被允许享用了这个有限的“权利”

“四大武器”,是指“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其实它们具体的表达形式只有两个: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个“大民主”,是毛泽东为了利用民意打倒政敌刘少奇,暂时施舍给人民的,这个“自由”,只能在毛泽东指定的范围内享受,即“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早在中共反右运动中,这个“四大自由”就被毛泽东用来引蛇出洞的工具,大字报的白纸黑字,就是文字狱以言定罪的如山铁证,同时这四大自由,也是“革命群众”批判右派的有力武器,所以在文革中,它不过是毛泽东反右运动搞阳谋的故技重演而已。

文革伊始,“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就进了毛设下的圈套,他们以为文革仍然是反右和四清那样的,在党委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由于群众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引起了保守派 ----“党的基本群众”的激烈反弹,运动重现了五七年反右时的形势,所以刘邓以传统方式向各领域派出大量工作组,准备象五六年反右那样,继续用大民主的阳谋引蛇出洞,大抓一批阶级敌人,结果挨了毛泽东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当头一棒。毛泽东巧妙的利用了长期以来的干群矛盾和人民的反共情绪,将火烧到了政敌头上。从此,大字报的内容不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这时的文革才开始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则不断发表讲话,时时刻刻严厉地纠正这个“大民主”的方向 ---- 运动的矛头是绝对地不准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抚慰“宋要武”们,因势利导的纵容中共贵族保守派的法西斯警犬“联动红卫兵”,祭起血统论的屠刀,大肆屠杀“黑五类” ,制造红色恐怖,“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来镇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不轨思想。在整个运动中,象《公安六条》《军委八条》之类的禁令紧箍咒也频频颁布。所以,凡是那些在运动中利用“四大武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如遇罗克之流,甚至对毛的路线离经叛道的马列主义信徒如张志新之流,则无一漏网,统统被革命群众扭送至公安机关,毫不留情的枪毙和虐杀。文革后期,“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就更不允许人民群众用“四大武器”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地“红色政权”建立之初,为了社会稳定,都大开杀戒的屠杀了一大批“现行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文革中,这个所谓的“大民主”,其实仅限于对毛的政敌“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所用。

这个“四大武器” ,在四届人大时曾被写进了宪法,但邓小平上台后,立刻就凶恶地废除了这个至今被中共新左派们大肆标榜的“民主”权利。这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右派老官僚阶级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大字报,的确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对他而言,这是污谄诽谤政敌的最有力武器,在中共这场权势斗争中,它就象一块粘满了脓疮毒菌的烂膏药,贴到谁的头上,谁就会遭来灭顶之灾。“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以及毛所有的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友们同志们,都被这块烂膏药无情地贴倒了。在文革宣传画上,红卫兵造反派的形象就是一手高举小红书,一手挥舞着一只大刷子(刷浆糊和写大字报用),不过这把大刷子,在文革中被人民群众掌握之后,着实令中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闻风丧胆过。中共官僚权贵们的腐化坠落,靡烂的生活丑行在大字报中被揭露的淋漓尽至,他们的一切丑行都被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毛泽东显然不在乎他的“走资派”同志们被人民揭露丑闻而对中共的整体形象所造成的危害,为了争夺权力他是不择手段的,而且他还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贴出了自己的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四大武器”,本来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搞的阳谋,是为了煽动人民站到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打倒他的政敌而写进宪法的,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却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通过“四大武器”,中国人民认清了中共统治集团假恶丑的本来面目,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意识。随着中共内部权势斗争的白热化,双方都不择手段,纷纷撕下脸皮,互相揭露隐私,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不断曝光,中共一贯道貌岸然的,“伟大光荣正确”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高大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从此也一落千丈。应该承认,当年的“四大武器”和今天的互联网一样,有其强烈的舆论监督作用和宣传造势作用,作为工具,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谁掌握它都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它后来又被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所利用了。四人帮被中共右派势力推翻后,西单民主墙一度出现了拥护邓小平复出的呼声,邓小平乐得其所,不过当他对这一资源开发得恰到好处,掌握政权之后,意识到如果“四大武器”再存在下去,对他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会构成严重威胁,就毅然决然的剥夺了人民的这个权利,用修宪的手段加以取缔了。(西单民主墙也是先移到一个偏辟角落去,后来干脆就封闭拆毁)。  

如何认识文革“四大武器”?我认为事实上,不管是哪一派群众组织,即使是“奉旨造反”,都对中共官僚系统及其特权造成了沉重的冲击破坏,当时的海外传媒曾这样评论:江青应该获青天白日大勋章!这说明文革对中共政权的摇撼并不亚于国民党反攻大陆。我们评价某一即成事实的事物,其实动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比如太阳发光的主观因素就是它必须燃烧(它也只有燃烧才能存在),而它燃烧产生的客观效果光和热却使人类受益。公正地评价文革,应该按其客观结果的不同意义不同层次来理解,那么这种客观结果就是:一个人民的文革,一个毛泽东的文革。作为后者,文革意味着专制的最后胜利,作为前者,文革意味着民主的彻底失败。因为在社会底层,文革是以保守派(文革前的党委红人)和前党委干部重新掌握政权,以平民为主体的造反派被全面镇压而告结束的。毛泽东说:我死后右派会翻天!但他所指的是中共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而真正的右派,中国的民主力量并没有“翻天” ,新生的“红色政权”并不是人民的,仍然还是共产党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否定1976年四五运动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更不能否定1989年六四学潮对中国民主化的促进,一代人做一代的事,用今人的思想觉悟去苛求前人是荒谬的,先知先觉者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凤毛麟角。
言者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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