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仲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62)
从1930年代至1950年代,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对于在此阶段不同时期的工人工薪收情况及其实际生活状况,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都曾有过许多相关的数据和统计资料①。建国后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历史和专门研究劳动工资福利问题的机构与学者,也都曾发表或出版过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②。但是,迄今为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和建立以后中国工人工薪收入与实际生活状况的变化情况,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和考察的研究成果,还鲜有见到③。当然,要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全面考察和比较建国前后中国各地工人工薪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并不现实。故本文仅以最具代表性的上海工人为考察对象,并着重以三个较具代表性的时期作为前后比较的基础。即抗战前,着重于1930-1937年;抗战胜利至建国前,着重于1946-1949年;和解放初,即着重于1950-1957年。
以这三个时期作为比较对象,主要是因为抗战前的一段时间,特别是1936年前后,曾经是中国经济取得相当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此一时期上海工人工薪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较具代表性。而1946-1948年,又恰恰是中国陷入最严重的内战和最严重的经济恐慌的年代,理当也是上海工人面临生活压力最大的时期。建国初的1949-1957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从经济恢复到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上海工人工资福利的改革也在这个时期才逐渐完成,和建国前的情况进行对比较具代表性。
一
抗战爆发前的1931-193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相对发展的重要阶段。但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加上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一个原始积累的阶段,工人的工资水平其实普遍还是相当低微的④。工人的最低工资不仅要用来维系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还需要确保穿衣、居住以及必要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各项需求,而在当时上海工人的工资事实上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据调查,这一时期上海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每月在14—15元上下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932年4月,英美烟草公司浦东老厂包装部职员杨闻远对本厂几个工人的家庭进行过调查,情况如下:房租4元,柴火2元,米6元,衣服、鞋3元,蔬菜9元,灯火1元,豆油、盐等1元,日常开支2元,冷、热水2元,合计30元(上列仅是对某一家庭及其成员,包括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孩而言,还不包括医药费、婚丧费、怀孕开支、小孩糕点费、学费等)⑥。这一调查所举各项费用,已是一个较低的水平了,可知按照这种生活,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每个人每个月的生活开支要在10元左右。如果一般工人一个月赚十四五块钱,而全家只靠他一个人工作的话,实际上还不足以维持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靠借贷和典当来维持生活。
另据1934年10月上海市社会局对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有记录的305个工厂工人家庭调查(人口平均约在四五口之间),平均每家每年收入416.51元,支出454.38元,收支相抵,不敷37.87元。全家五口人则平均到每个人每个月的开销,需要7.6元;若以全家四口人计算,则平均每个人每个月的销,需要9.5元;若仅以工资(工资收入占被调查总数收入的87.3%)来维持生活,十家之中,入不敷出的有八九家之多,即使以全部收入(包括工资、房金、包饭)来维持生活,也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入不敷出⑦。正是由于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需要,他们中不少人必须要靠借贷和典当维持生活。上海市社会局调查的这305个家庭中,有借贷的家庭,占家庭总数82.2%,有当物的占78%,有赊帐的占48.5%⑧。
下面再以生活费指数和物价指数的比较做更进一步的探讨⑨。1935年上海生活费总指数为106.6(以1926年为100),1936年12月为117.5,到了1937年1月涨至120.1。与1935年总指数比相比,涨了13.5%⑩。同时期1935年上海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03.3,1936年12月为118.8, 到了1937年1月涨至121.6,比1935年总指数涨了17.3%11。这种情况说明,物价指数上涨率明显高于生活费指数的上涨率。一方面是物价在上涨,一方面是生活费指数也在上涨,工人必须付出更多的货币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一般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收入却在不断下降。由1935年的10.7元,下降到了9.8元12。依靠薪水生活的工人实际生活水平自然大大降低。以1937年6月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与1932年“一二八”时的工人平均工资相比,几乎减少了40%。即由1932年的15.6元,降低到了9.8元13。工人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导致工人的购买力更是不断下降。1933年一个工人的月收入可购买大米1.84石(1石相当于现在的100斤左右)相当于其全家(七口之家)生活费(包括吃、穿、用)的76.03%,到1937年月收入只能购买0.97石,只想当于全家生活费的40.08%。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吃糙米(一种质量很差的大米)、青菜。有的家庭甚至只有当家的吃干饭,妻子儿女整日喝粥14。总之,抗战前一般上海工人的工资达不到最低的生活水准。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各种物资奇缺,导致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指数也跟着上升,上海的生活费指数由1937年的106.3(以1936年100为标准)上升到1938年的137.515。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收入却在下降,1938年工厂发给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他们1937年工资收入的75%16。这一升一降使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政府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接收了上海,实施统制政策,将工厂及商店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工人生活更加恶化。据英美烟草公司车间工人徐永泰回忆,当时每月工资只能买到1斗多米(1斗约相当于现在的十几斤),由于生产香烟任务很少,一个礼拜做一两天工,只好在空闲时间到外面替犹太人拉塌车,早晨只吃些六合粉,或路上肚子饿得不能动了去喝自来水充饥。他还背过米,跑过单帮,但赚来的钱还不够维持家人的温饱17。以铅印业为例,当时职工的实际收入,每月最多拿不到五斗米,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家里人都要做些小生意或跑跑堂帮才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平时多半都吃不饱,很难吃上白米,小菜和穿衣问题更是办不到18。由于工人每月发的工资只能买到很少的米,很多工人只能吃黄糙米、苞米粉甚至是猪吃的豆类,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吃饱。随着战争的继续,物价不断的上涨,整个抗战期间多数上海工人一直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下挣扎。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度曾经实行过所谓“胜利加薪”,工人的工资收入有过短暂的上调。但是,由于内战爆发,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量,即滥发法币来维持财政,结果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据《大公晚报》1947年7月30日的报道,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2头大牛,到1940年只能买1头小牛,1941年只能买1头猪,1943年只能买1只鸡,1945年只能买1条鱼,到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根油条了19。货币无秩序的发行,还导致物价不断上涨。1945年12月份物价指数为战前的885倍,1946年12月上升到了6,816倍,全年上涨了7.7倍。米价从45年12月每石7,625元涨至1946年12月的62,333元,上涨到8.2倍20。进入到1947年底,物价涨势更加猛烈。12月份的指数,已升至战前的100,630倍,比1946年同月上涨14.7倍,12月份米价也涨至每担938,333元。比1946年同月上涨了近15倍21。1948年1月至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为止的一段时间,物价已如野马脱缰,不可收拾。8月份的物价指数竟达战前的5,645,700倍,比1947年12月上涨了56倍,超过1945年日寇统治时期最后8个月疯涨34倍的速度,逐月平均增长率达65.4%,米价在1月份即达到了日寇统治末期的最高价每石150万元,8月份涨到了5,833万元,比1947年12月份上涨了62倍22。
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和物价的不断飙升,工人生活日益艰苦,捉襟见肘,工资更是到了难以维持生活的地步。1948年7月,上海职业工人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标准费用为18700万元(法币),而工人工资最高的仅为此一生活标准的1/3,低的只有1/10,最低的百货业更是只及其1/2323。1948年8月,国民党改发金圆券后,上海一个三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用需要34000—37000金圆券,但所得工资与之相比,差距仍旧惊人。上海永安公司的职员最低的只有10600金圆券,养活一家人还差3/4;纱厂一般工人的工资则只够自己吃饭,根本不可能养活妻儿24。工人不仅薪水远在最低水准之下,而且所得工资仍旧远远赶不上当时物价上涨的水平。如上海章华毛绒厂的纺织工人周大新的月收入,1946年平均每月可购买大米5.22石,1947年可购买4.28石,到1949年2月只可购买大米1.3石25。下面上海机器工人实际购买力的变动表更能说明购买力不断下降的情况26。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战争的继续,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工人的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工人所发的工资所买到的食米就已经不及内战爆发前的一半,到了1949年4月金圆券崩溃前夕,工人所得的工资的购买力干脆只及内战前的1/7了。这种情况,使本来生活艰苦的工人,更是雪上加霜。
年份
| 月份
| 每月工资
| 折合食米
|
工资或底薪(元) 生活费指数(倍)合计工资(元)
| 米价(元)
| 折米数量
|
1946
| 3
| 23.24
| 2754.22
| 64008
| 26000
| 2.460石
|
1948
| 7
| 39.96
| 1384663.58
| 55331156
| 49156000
| 1.126石
|
1949
| 4
| 59.08
| 15140.29
| 894488
| 2595000
| 0.345石
|
原注:(1)每月工资:1946年至1949年根据当时底薪平均计算,参照当时生活费指数折合金额后,再折合食米。
(2)食米市价:1946年至1949年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记载中等梗米批发价结算。
(3)币制单位:1946年—1948年为法币元,1949年为金圆券元。
工人实际收入不断下降,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以外,货币紊乱的影响也极大。这是因为,每一次货币变更,总是伴随着物价的上涨。抗战胜利后伪币折合成法币,工人的收入与支出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动。以上海一个具有高等技术的工人家庭为例,他列举出自己家1945年3月与1946年3月的收支帐单,对比说:“目前的法币还不值去年伪币的一比一,除了杜米(一种质量中等的大米)和饰金,其余哪一样不是今年贵,可我们的工资比去年少27。”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以1:300万兑换,这一兑换又促使物价上涨。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3000万元(法币),30日改为金圆券9.3万元,折合法币为2790万元,但到了同年12月26日每袋面粉竟涨到了金圆券180万元,折合法币五亿四千万元。可知币制改革仅仅4个月,物价就上涨了20倍28。币制不断变更,货币不断贬值,自然要造成工人生活更加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