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炎：沧海一滴--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连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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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马塘生涯



18  惊心动魄、斑斓多采的1976年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很奇怪的是，这一年的重大自然灾害特别多，民间传说的灾异事件也多。3月8日，吉林发生特大陨石雨，万星齐坠，最大的一块陨石重达1.7吨。3月份，彗星出现。我在好几天的晚上特意起床观看，彗星就像一片大羽毛，头朝下，尾朝上，头部是一个亮的圆块。地震也多，大的震灾就有三次，以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最为严重，达里氏7.8级，造成了24万多人的死亡，唐山市几乎痍为平地。昆明传说龙泉路的几棵行道树树顶上冒烟（后经调查是成千上万的小虫在交配期的飞舞活动），那几天里引起数千人围观。大理到丽江的公路上成千上万的蛇爬行，行驶的汽车压死数千条蛇等等。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说过这样的现象：“星坠木鸣，国人皆恐”（见《天论》）。就连我这样的不相信迷信的人，都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冥冥中有超自然的干预，今年要出什么大事！

刚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全国人民沉浸在深沉的悲痛之中。

这几年透露的不少迹象，就连下层民众都知道，周恩来的处境艰难，日子不好过：工作极其繁重；身患重病；政治上遭受打击。

林彪死后，周提出反“左”，这本来是正确的。但遭到毛的驳斥，说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

1973年7月，中央高层反投降派，毛训斥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江青等人指责周“蒙骗主席”，是“右倾投降主义”。

1974年1月，中央发出1号文件，部署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搞“评儒尊法”。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浪潮，要批“现代大儒”。最露骨的是，在两报一刊发表的批判文章中，把孔子说成是“71岁，重病在床”，特地加上了“端起胳膊”四个字。

1975年8月，突然对600年前的古典名著《水浒》兴师问罪。江青说：“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还有一直传说的《伍豪启示》事件。

现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打击周恩来的活动，都是由江青等人在前台充当打手，而毛泽东在后面决策、操纵和掌控。

高层动荡，造成基层思想的普遍混乱。连领导干部都处于迷茫状态，把握不住中央的精神。其中不少人希望了解一些高层动态，对形势的发展，好有个精神准备。一次，我去昆明出差，支部书记李培埠特地叫我顺便了解一下政治动向。当时，昆明正义路、东风广场等地还有大字报栏，贴着大字报。经常有三五成群，七八成伙的人在报栏边议论政治形势，讲述小道消息。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随来随走，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在旁边听。既然领导需要，我就去听了几次。
    后来又去找周孜仁，那时他在省革委机要部门工作。他说的就多了，而且是更加权威准确的信息。主要内容是江青一伙及其后台要打倒周总理。特别举例说：1974年1月25日，江青下令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中央、国务院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不给周恩来打招呼，她在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周，周无奈地举手高呼对自己不利的口号。还说到，由于文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人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对江青一伙很不感冒，相反对周总理充满着热爱。所以，这场斗争将会很尖锐，很复杂。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有“四人帮”这个称呼。

我回厂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李书记，他静静地听完我讲的话，表情有些漠然。我知道，当领导干部的党性强，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既想摸点底细，了解内幕信息和背景动态。又由于长期形成的约束，怕占骚，都是怕犯错误。

现在，周离去了，骨灰撒掉了。他不再承受痛苦的煎熬，他的名节侥幸没有被污泥浊水玷污，但代价太高，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得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厂革委副主任张忠贯来找我，说要布置灵堂，但找不到周的遗像，要我根据照片放大画一幅。为了使效果更好，我提出由秦怀见和我各画一张铅笔素描像。这样，在一天时间里，我和老秦都画出来了。大家评议老秦的画得好些，决定用他这一张。几天后，找到一张周的彩色标准像，便把老秦画的换下来了。老秦人还健在，如果这张画像他还保留着，应该是燃料一厂的一件文物。灵堂是在大食堂的主席台挂起深灰色的幕布，中间挂着周的加黑框的画像，上方是“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横幅，两边挂着挽联，前台和侧面摆放着许多花圈。厂里开了一个大会：奏哀乐，默哀，三鞠躬，由领导宣读讣告。据厂志记载：“1月15日，职工自发地悼念周恩来总理。”事实上，这个悼念仪式是厂革委会操办的。

后来听说上面有通知，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但没有见到有谁来追究过。

中央举行的周恩来追悼会是邓小平致的悼词。

1973年3月邓小平正式复出。周病重期间，毛让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上台后，即以宏大的气势，展开了全面的整顿工作，首先以铁路开刀，然后大反派性。短时间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就有了很大改观。人民群众无不额手称庆，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党有希望了。但这就遭到江青一伙及其后台的敌视，对邓的整顿工作进行反扑压制。毛权衡利弊，叫邓作一个对文革三七开的决议，换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邓不予动心，留下了名垂青史的声明：“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4期，分别发表了姚文元、张春桥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江青等经毛泽东批准，搞了“反资产阶级法权”的33条语录，宣传“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恢复供给制”，要打“土围子”、“还乡团”。毛则发表最高指示：有些领导干部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他们“并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要革这些人的命。“批邓”的部署逐渐在社会上公开。

“批林批孔”期间，政治学习特别多，车间差不多每天都在开大会。先读报，然后进行大批判。报纸上这些文章涉及历史典故特别多，读报就成了我们大专毕业生的专利，有的字连我都觉得生疏。有毛批《十批判书》诗的内容，提到秦始皇，柳子厚，《封建论》。有法家商鞅、韩非、李斯等。儒家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程颐、程颢等。有“子见南子”，“孔子诛少正卯”，“柳下惠”，“盗跖”，“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吹捧“吕后”、“武则天”的文章连篇累牍，甚嚣尘上。我就在这段时间里，恶补了不少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知识，看了不少能够找到的古典著作。

在基层到处议论纷纭，小道消息特别多。就连我们这样的山沟，都能接受到不少的信息。现在记得大的信息有《总理遗言》、《请看邓小平的真面目》等。我以前只知道邓是四川人，但对他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看了后一篇资料才得知邓的老家在广安县牌坊村，祖上出过大官，有宽敞的房舍和颇有气势的祖坟。邓早年参加革命，在欧洲勤工俭学时入党，回国后长期从事革命工作。邓原来的妻子叫金子，后来委身他人等。这篇资料实际上是邓的一部小传，本来是想揭老底，为大批判提供材料，但反而起到了宣传他的革命经历的作用。

还有一份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份东西长达20来页，我觉得很受教益，本想抄录下来，但在我手中停留的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现在还记得上面有一句话：“八亿人民只有一个大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政治现实。

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在人民中引起的极大的反抗，这就激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尽管“四五”遭到镇压，但它如平地一声惊雷，警醒了全国。

毛指称邓小平是事件的后台，撤消了邓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说：“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我看这话倒有几分符合实际，人民在觉醒，某种意义上说，矛头确实是对着他的。

“四五”事件时，听说昆明有大中学生积极响应。但那段时间我没有去过昆明，没有看到是怎样的一个阵势。

紧接着，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三项指示为纲”。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很震惊。联想到最近看的新闻记录电影，毛接见外国朋友时的景况：迷离的肿泡眼，斜靠在沙发背上难于抬起的头，闭不拢的蠕动着的嘴。万一发生山陵崩，中国的局势会怎样发展？会不会大乱？会不会分裂？谁来控制局势？“林彪事件”时不是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说法吗？我担心那时发生地方割据，各自为政，连老家都回不去了。而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结婚。于是，我和杨桂兰赶紧于去领了结婚证，这一天是1976年4月9日。第二天，我们取道昆明、成都，拜见了老母亲并护送回合川老家。

然后，回到燃料一厂，全程20来天，算是一场特殊意义的旅行结婚。

回老家一路上所见，到处是民生凋敝，惶惶不安，人心躁动。工厂死气沉沉，工人磨洋工。市场供应紧缺，凡事都要凭票，几乎没有不凭票证购买的商品。农民之苦更不用说。在昆明周孜仁家包饺子，没有肉，只能是鸡蛋韭菜馅。昆明居然连牙膏都买不到，货架上空空如也，包括市牙膏厂生产的白菊花牌牙膏，据说缺货好几个月了。在各地街上吃饭，只有素菜供应。在成都游览武侯祠，买门票时就被小偷掏了包，摸掉了5元多钱，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

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文革也近10年了，人们吃缺食，穿缺衣，住缺房。用后来的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江青一伙却说：“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简直是不让老百姓活命了！邓小平搞整顿，刚刚有点希望，却又要“批邓”，叫人怎么能不气愤！

不久，朱德委员长逝世。人们心中知道，一个重量级的厚道老人不在了！

在那几个月里，厂里形成了“8935部队”：早上8点过上班，9点下班；下午时间稍长点，3点上班，5点下班。上班后只有一件事，凑在一起议论时政，传播小道消息。无形中，我们办公室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议论中心”。其中主力是秦怀见、我、周建国等。老秦是陆良人，经常把城里传播的消息带回来。我则对这些消息进行分析发挥，介绍一些历史典故。记得我说过：“实质上就是一场现代意义的农民起义……一次改朝换代。残害功臣，陷害忠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不要看现在把邓搞下台了，今后他还会起来的。不信我们走着瞧。”

我们议论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江青，从30年代的绯闻到“文革”中的表现，有时是不指名地嘲讽，挖苦。办公室其他年纪老一点的则只听，光笑，不说话。“四五”以后，中央高层的阵线逐渐明朗。众人皆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是一伙，他们鼓吹和奉行的是极左路线。大众对他们的所作说为，普遍产生强烈的反感。议论和指责的暗潮在涌动，仅仅碍于毛的权威，没有指名道姓地唾骂。人民群众比较一致的思想倾向，使我想起了“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古训。

在文革漫长的历程中，江青的表现够充分的了，完全是一副性格扭曲，人格分裂的泼妇嘴脸。无数的领导人，只要稍微不合毛的意志，或者被江看不顺眼，就难逃被整肃打倒的下场。刘、邓不必说了，哪怕刚被钦定为副统帅的林彪都不能幸免。彭德怀、贺龙、陶铸及其以下更不在话下。周恩来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奇怪的是，惟有江青，无论她如何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却绝对不会伤及毫毛。毛对她有过批评，那无非是表面上的姿态而已。

上班时间不干事，点个卯就走，反正工资照发。回家后却干劲冲天，忙于干私活、打家具、种蔬菜、上山拣菌、烧电炉。我就有好几样家具是在那段时间打的。女职工是带小孩、织毛衣、勾花罩帘、签（密密地缝）鞋垫、制做衣服等。面对这些状况，领导也想管，但不顶用。大的形势如此，一个小单位只能随波逐流。既然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为纲”，其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见《人民日报》梁效文章）。谁还有心思去搞生产，那不是把“复辟”的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吗？

这样，就到了9月。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消息，下午3点，有重要新闻广播。那时厂里还没有电视，由中央广播电台预告的节目，都有极其重要的内容。下午，我们几个人坐在办公室对面的电工班台阶上，等着听广播。3点整，广播开始了，一阵哀乐之后，马上听到一句“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停顿了十几秒钟，才又开始播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告全国人民书》，向全世界通告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来有人议论这件怪事，说“这是周恩来总理冤魂不散！”

毛主席死后，我按党支部的要求出了一期壁报。版面的安排是，顶上一行通栏大标题“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左方是一张加黑框的彩色标准像，右边是从讣告中摘抄的一些句子。我在画黑框时，不禁胸中泛起一丝快意：毛主席呀，毛主席！以前我们只能按你的号召，给“走资派”的像打黑叉，今天终于可以给你的像画黑框了，这一天来得太不容易了！我还想起“天安门事件”的一句名言：“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真的是封建社会的“秦皇”一去不复返了！

我看过特加·古纳瓦达纳著的《赫鲁晓夫主义》，书中说，斯大林尸骨未寒，苏共中央就发生了剧烈的政治斗争。我猜想，中共也是一样的，很可能会出现重大变故。于是多了些心眼，特别关注报纸和广播的动态。山沟里消息闭塞，直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面有一句话“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紧接着，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有一句：“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我看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书上说到列宁死后，斯大林控制了他的政治遗嘱。断章取义，按照需要抛出部分内容，用来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致命武器，而把对自己不利的部分隐瞒下来。现在两篇文章都说有人“篡改”毛的“方针”、“遗言”，指的是谁？是怎么一回事？“注定要失败”，说明这场变故可能已经发生，当然具体情况有待于证实。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策划下，对“四人帮” 采取了非常措施。21日，厂党委在干范围传达了中央的机密文件：“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了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文件还说：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上午开会传达，下午我就在车间的墙上刷出了大标语。这时陈科长就来批评我：“你怎么就把这件事公布出来了？党的一贯规定是内外有别，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现在还没有得到指示对群众公开。你怎么就公开了，赶紧撕下来！”

我没有照他的话去撕标语。第二天，邮递员送来了报纸，《参考消息》第一版全版刊登了“580万首都人民自发在天安门广场等地游行集会，热烈庆祝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把报纸拿给陈科长看，他低着头看了好一会，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嘿，嘿，嘿嘿！”地干笑了几声。接着几天的《参考消息》，用几个版面登载首都人民连续几天举行盛大游行的消息。

“四人帮”的恶行，天怒人怨。他们终于倒台了，一个暴政时代结束了。“天下苦‘秦’久矣！”人心普遍思变。全国各地，到处在欢天喜地地庆祝，到处在扬眉吐气地评说。“看你横行到几时！”一时间，在北京、上海等地，用一母三雄的螃蟹下酒佐餐，成为一道时髦的风景线。可以说，打倒“四人帮”，是中共建政以来难得的一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完全吻合的行动。当时宣传说“党中央和华主席执行人民的意志……”，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件事说明：历史潮流、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政治家，即使如毛那样被奉为神明，具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拥有无边无际的权力的人物，违背了这条规律，都难逃历史的无情惩罚。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费了那么多的心力，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来宣传、来贯彻。因为不得人心，结果注定了还是短命的。而邓小平领导推动的改革开放事业，即使在邓以后，也仍然在神州大地上继续发展，没有人敢于公然明确地加以反对。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条真理。我为亲身经历了这场历史大变动感到荣幸！

1978年8月中共召开十一大，华国锋主席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几年后，华国锋黯然下台。但人民记得他打倒“四人帮”的特殊功绩。

照我看，华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可能走出毛思想路线的窠臼。毛是他的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根源，他从历史上长期受到的巨大影响，和个人出于感恩戴德的情愫，决定了只能在维护毛的基础上，作点小改进，希冀这样来领导和统治国家。现在有人为他评功摆好，洗刷他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错误。尽管他不是提出者，但很明显，绝对是赞成者和实践者。他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对“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的态度，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不自量力，认为自己还有一套。对于领导这样一个大国，他的能力和权威显然是欠缺和不足的。我当时就设想过，他应该在三个月之内，主动让贤，把邓请出来执掌主要权力，自己在邓的领导下安心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的话，很可能安然地、稳固地当名义上的二把手，后来的政治处境会好得多。当然，政治家都想在政治舞台上施展一番作为。再说，从思想根源上分析，他没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大眼光，看不到人心所向，所以做不到这一点。

邓小平成了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主流理论界把邓的的功勋注疏演绎为“邓小平理论”，洋洋洒洒多少专著。当局则铺天盖地、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我从平民百姓的切身感受看，邓的功绩主要在于几下几方面：

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整个国家在经济上面目一新，迅速发展；支持在农村开展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城乡人民真正地走出了饥饿境况；废止划分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抛弃了中国版的“种姓制度”，解除上亿人的精神枷锁；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已下乡的知青回城，使1700多万人走出绝境，让家长和亲人解除了精神痛苦和物质负担，根除了社会不安定的一大隐患；他提出和实行了领导干部退休制，自己带头退出领导岗位，这就为今后可能的个别领导人贪恋权位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果断地提出“绝不当头”的“韬光养晦”策略，停止“输出革命”，节省了大量的国家资财，这一点对我们这样的国防企业具有重大影响；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观念，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有名的1980年“八一八讲话”。

他的问题正好在于对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他深切地认识到了现行体制的弊病，指出弊病的最大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提出了怎么解决的办法。但话是说了，却没有实质上的行动。他奉行的是，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坚持毛的极权专制。这就为后来的领导人口头宣称稳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拖延搁置的做法，带了头，留下了遗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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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滴



第十章 马塘生涯



19  技术科设计组

   

1978年2月15日，我调入技术科。这次工作调动的背景是，原402（制药）车间副主任、工程师潘明刚升任厂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科科长。老潘对厂的技术工作如何发展进步，有一套完整的构想。他总结了前段时间实施DDNP污水技术攻关项目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搞好技术管理和技术改造工作，必须形成一个精干的、配套成龙的团队。像原来那样技术人员分散在各科室、车间，协调起来很困难，影响工作的开展。他所说的各专业，实际上就是火工工艺和机械设计。另外的化工、电气专业工作量不大，仍然采取兼任的办法。他的这个设想，得到了时任厂革委会主任的王庆本（1978年7月代厂长，1979年9月任厂长）的大力支持。这样，就把我调进技术科，一起调进的还有原401车间技术员宋绍武、梁裕民。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搞机械设计。

我、老宋、老梁，和描图员郭素英、李琼芝在一间办公室，位置在厂办公大院靠里一排的中部。我和老宋搞非标准设备设计，老梁负责工具工装图设计整理。

宋绍武是从西安804厂调来的技术员，大理人，毕业于西安仪器工业学校，与段其义等人是同学。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为人忠厚的人。从大城市来山沟的原因是为了离家近一点。他的家属在农村，子女较多，所以经济条件相当困难。这是那个时段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但他更突出一些。要为老婆减轻一点负担，所以他把4岁的小女儿丽红接到厂里来带。他原在401车间与我妻子是同事。每次出差或外出，就委托我妻帮他带小丽红。所以我们相处是很不错的。在后来改革开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允许家属办理农转非，老婆才来厂里当了家属工。可惜老宋因癌症，英年早逝，没有享到多少福。

梁裕民从沈阳724厂来，近50 岁，是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员。我们在401车间时相处过一段时间。他耳朵有点背，与人讲话交流不多，对人很和蔼，脸上总是带着笑。他在724 厂时与著名的劳模尉凤英同在冲压车间，参加过尉的技术革新小组。这个小组完成过100来项技术革新，为生产和技术进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多次给我们讲起过尉的事迹，搞革新的艰辛，生活简朴，住房困难等。特别记得说尉忘我工作不顾家，导致爱人不理解。她加班深夜回家，其丈夫竟然不给开门，在屋外蹲了一个晚上的事。今天的人已经不知道尉凤英了，不知道这位曾经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中央委员，当年是与大庆铁人王进喜、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同样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

郭素英原是河南农村的初中毕业生，与西安804厂的刘常发结婚后，为了进厂当工人来的山沟。刘在403车间当过副主任。他们后来调到河南的另一家国防厂，回到了家乡。

李琼芝是昆明人，原是下乡知青。因是高中生，所以到技术科当了描图员。



1980年6月，潘明刚升任总工程师，主管全厂技术工作。技术科由李承民，何佛柏分别任正、副科长。

李承民在前边已经介绍过。何佛柏，广东人，华南工学院船舶系焊接专业毕业。原在厂404车间当副主任。是一个非常朴实诚恳的好同志。

潘总与他们商量，为进一步搞好技术科的管理工作，决定实行分级管理，也就是科内再设立组一级。根据业务分工，分为工艺组、设计组、技改组、综合组，。

工艺组负责全厂工艺技术管理。所谓工艺，就是产品的加工方法。因为大规模的生产，要讲效率和质量，所以必须把所用的方法固定下来，形成文字，这就是工艺文件。有产品图，产品标准、工艺规程（半产品制造、产品制造、检验、理化分析、包装等），技术条件等。工艺管理，包括工艺文件的编制修改，工艺纪律检查处理等工作。

设计组，顾名思义，其任务就是设计。我们是大规模生产，必须使用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工具装备。把这些装备用图纸的形式记录下来，或者进行改革创新，这就需要机械设计。工具装备简称工装。非标准设备，简称非标，指那些正式厂家定型生产的标准设备之外的，由本厂自行生产制造的专用设备。例如冲压件滚光用的滚光机、产品装配用的卡口机、隔离防护用的护板等，就属于非标准设备。这类设备数量大，品种繁多，难易差别很大。现在燃料一厂已经把这类设备叫作专用设备了。而那些冲床、油压机、车床、刨床等，属于标准设备。

技术科新设立了技改组。在406（木工）车间外的路边盖了一溜平房，安装了几台车、铣、刨、钻床和钳台，配备了数名技工。可以进行部分机械加工，承担技术革新试制加工的工作。由段其义负责，黄荣树任副组长。

综合组，主要负责技术档案、资料、图书等项工作。

工艺组的组长是史鉴修，山西人，1955年毕业于太原第一化工学校。他成绩优秀，留校教过一段时间书，后到沈阳724厂工作。由于当过老师，所以与后毕业的张忠贯、赵安家就有了一层师生关系。724 厂是一家拥有上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在我国国防工业系统，技术管理水平堪称一流。老史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具有了较高的技术管理素养，工作能力相当强。他待人和气，人事关系不错，在全厂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技术人员。

设计组的组长是我。那时厂里大学机械专业本科毕业的有我和杨松两人。杨不喜欢搞技术工作，到厂后一直在保卫科当干事，曾提拔为副科长。1982年，他管理的一把手枪被盗（此案至今未破），为承担责任，才离开保卫科，后在好几个科室流动。另外还有机械专业的中专生七八人，有几个人从事技术工作，其余的当工人。叫我当组长，一是我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另外，我在405车间时就已经搞了不少机械设计，能力、水平、成绩有一定的声名。

综合组好像没有设组长。主要的工作人员是杜庆华，原在青岛工作，是一个很有风度的漂亮少妇，跟着当空军的丈夫徐从政转业来厂。

说到图书和资料管理，按我的观察，在云南国防科工办系统的下属厂家，恐怕要数燃料一厂搞得最好。在王庆本和接任的赵安家厂长的大力支持下，潘明刚等领导的积极促成，厂里的科技图书室具有相当的规模。厂里的办公室本来就不宽裕，还是腾出了有三间房大的会议室。制作了高大的书架，购置了数千本科技书，建立了图书发放借阅制度。像机械设计不可或缺的《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版），都是发给我们使用。一有了更新的版本，马上又买新的，再发给我们。而我见到的其它几个厂，连图书室都没有。有权的人买几本书自己拿着，没有权的即使要用也只好干瞪眼。我离厂的时候，手中就有了两套《机械设计手册》（新、旧版本）共7册，到包装厂工作时，还送给该厂原副厂长刘石安一套。我们厂地处山沟，本来各种资讯就很缺乏，有了这个图书室，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解决了实际问题。

技术科订有新华书店总店发行的《科技新书目》，每月两期，介绍将出版的新书，并征集预定。书目报一到，先后给技术科和全厂技术人员传看，需要什么书就在目录上打勾。如果是自己想要，就写上自己的名字。陆良县新华书店的销售员老张师傅骑着单车，每个月来两次，收书目报和送来早先预定已到货的书。图书室买书，包括一些与专业无关的科技读物，只要感兴趣，都可以买。买多少书，花多少钱，全由技术科定，厂里从不过问。这样，除图书室外，我自己也买到一些想珍藏的书籍，例如《科学之谜》、《世界著名科学家100人》、《从一到无穷大》等。但只有科技书，文学历史这类书，张师傅也会带些来，让我们选购。那个时期社科文艺书还很紧俏，比较难以买到。

另外，图纸管理、底图管理、技术档案管理也比较正规。晒图工作由资料管理员和描图员承担。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动熏蒸的晒图机，晒完图后，放在一台塑料板焊接的熏图柜中，用电炉加热氨水熏图。每当此时，半个办公大院都是尿臭味。因为接触有害物质，她们可以得到一点保健费，或领取保健菜票，到保健食堂打一份串荤的菜。在那个生活艰难的年代，也算一份可贵的补助。

后来，厂里在大院外另盖了一溜砖木结构的平房，厂领导、厂办、财务、生产、计划等科室搬进了新房，还有一间比较大的会议室。设计组就搬到了大院东南角原来的财务科，我们的办公室有里外两间，里间用作描图，外间作设计人员用。以后又在外间突出大院外，赘生盖了一间小偏厦，是砖墙石棉瓦顶，这就成了我的工作室。

设计组的人员也有所变动。

宋绍武提升为401车间副主任，离开了设计组。

新来了一位王义兴，是厂工会主席王家身的儿子。王主席是山西人，抗日战争时（1942年）参加革命，部队转业后辗转从会泽调来支援燃料一厂，以他的资格和级别当了工会主席。王义兴1963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分配在某水电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在文革中，由于出身好，“红五类”，政治条件优越，被当权的炮派看中，当了政工组的秘书。谁知风云变幻，在“划线站队”时，因“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就无端地倒了霉。经多次批斗后，贬为工人，到隧洞里扛木头，泥里水里风里雨里，吃了不少苦。最糟糕的是在严酷的批斗中，思想负担太大，长期失眠，导致听力障碍，耳朵有些聋了。为了脱离那个险恶的环境，便以父亲年老，身边无人照顾的理由，调动工作来到我们厂。与他同时调来的还有妻子王新，是个医生，分在厂卫生所。从长期顺利优越的境地一下子被打到底层，政治上的倾轧，给了他很大的打击，造成思维有些迟钝。我们在一起谈论问题，思绪在流淌，意识在前进。有时讲了半天，他插上一句，原来他的脑筋还停留在早先谈过的事上，还没有弄懂。他热爱象棋，只要一谈到象棋，情绪马上就活跃起来，口齿变得伶俐顺畅，讲话滔滔不绝。当时棋坛“三足鼎立”的大师胡荣华、柳大华、李来群，在他嘴里如数家珍。他平时经常打谱，研究棋艺，找人下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老王是个纯真朴实的好同志，最看不来弄虚作假的事。几年后，厂里评高级工程师职称，需要进行英语培训。他原学俄语，坚决不参加这个英语培训。他说那完全是假的，背诵标准答案，评分也不严格，只要参加了，没有不及格的。他说：“情愿不当高工，也不去糊弄人，骗人”。为这事，对他的高工评定有所影响。

李原森，原是404车间的青工，作为工农兵学员派往北京工业院学习，1980年毕业后回厂，也到了设计组。他是富源县人，是我妻的同班同学，但我原不认识他。1978年11月，我和李开鲁到抚顺474厂考察学习，在北京转车时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便到北工借宿。他腾出床来让李开鲁和我合铺，自己另找同学挤睡。我们住了6天，这样便认识了。他对我说，毕业回厂希望来技术科设计组工作，我说应该没有问题，我回去给潘总说一下。结果他毕业后，却又被分回404车间。我连忙找到主管干部的丁泽荣副书记，说李原就是车间出去的，没有必要再回去实习，现设计组工作这么繁忙，正差技术人员。我曾与潘总讲过，潘同意他来设计组。丁副书记说：“那么我们再研究一下”。他来后，成了我手下最得力的技术骨干，同时也是最好的朋友。

1982年9月，从北京工业院毕业的李进来设计组。李进，云南云县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小伙子不甘平凡，志存高远，准备报考硕士。他报的是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女教授谢希德（1921-2000，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研究生。他抓紧复习功课，我们也支持他。但考了两年，成绩不太理想，才绝了读研究生的望。后回家结了婚，把当小学老师的妻子赵汝芬也调来，安下心来在厂里工作和生活。

还有王卜学，是407车间（检验科）工人王礼庭的儿子，原在405车间塑料焊接班当工人。后到昆明海口西南仪器厂（298厂）职工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厂。

周建国，云南省一工校毕业的中专生，是技改组的人，也经常搞些机械设计，算半个设计组的人。

描图员除郭淑英、李琼芝外，又来了一位季富英。小季是重庆791厂调来的技术员刘富永的妻子，她的不幸是耳朵高度重听，戴助听器效果都有限，我们与她交流要用笔写出来。刘富永曾去宣威云南铸造厂（生产迫击炮弹）支援过一段时间，最近才回厂。小季的家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外一条小巷内，房子不太好，是楠竹搭建的简易房。但有重庆市户口，在那时就是很难得的事了。所以他们的小孩没有来云南，留在父母身边，上学条件更好些。我回重庆探亲，回程坐火车，都要去他家，临时休息或暂放东西等。他们家的条件虽差，但待人非常热情，我还在这里住过一个晚上。

李琼芝在设计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嫌描图员工作单调枯燥，接触的人和事范围狭窄，用云南话说“不好玩”，便要求去车间。人各有志，我们满足她的愿望，让她到404 车间当了工人。

1983年7月，任一鸣来组描图。任是罗平县人，中学毕业后下乡当知青。招工进的厂，在402（制药）车间当工人。大约半年后的1978年9月2日中午，他所在的起爆药烘干工房突然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任一鸣伤最重，双下肢小腿处炸断。因是粉碎性伤害，只有截肢。治好以后，厂里送他到上海装假肢。给了一间房，让他全休。承诺今后若遇调工资他都有份，奖金按一等发给。他的母亲来厂照料生活，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孤孤单单，闲得无聊，便想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多接触一点人和事。劳资科考虑，只有描图比较合适。这样，他就来到我们设计组。厂里说得很清楚：他愿上班就上班，能干多少算多少，不考核出勤，工资奖金由厂里另行支付。

作为残疾人，他今后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年岁也不小了，便有人张罗找对象的事。女方叫邓泽蓉，是转业干部刘兴泉的老婆的侄女，古蔺县人。那时在四川省年轻人就业非常困难，女方没有工作。厂里表态，只要与任结婚，保证安排招工进厂。1974年元旦期间，他们结了婚。我们参加了婚礼，致以衷心的祝贺，表达友好的心意。婚后，即由新娘护送去上海更换新假肢。厂里为他们在原房间的门口搭了一间偏厦作厨房，为新人的共同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小邓中等个子，人很白，结婚后表现出四川女子泼辣，能干的特点。几十年后，他们退休，在曲靖城里承包了解放军69医院的食堂。

通过任一鸣结婚的事，时任党委书记的钟树青动了心思：厂里还有20 多个大龄男青年结婚成家是老大难问题，主要原因是女性资源缺乏。我们这个厂远离城市，孤悬于山沟，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女青年？既然古蔺那边就业困难，而我厂正处于发展时期，每年都有招工指标，何不以此为条件去招一批女青年来？这是几全其美，多方共赢的事。

厂党政领导达成共识，研究决定后，交工会具体实施。到古蔺县通过妇联和劳动局，发出通告，希望有意者自愿报名，可先来厂查看了解，去留自便。这样，有20多人报名，厂里开了一辆大客车，把她们拉回厂来。经几次座谈会、见面会、个别交谈等方式接触了解，有10位女青年找到了心仪的郎君，留了下来。1985年2月，厂工会为这10对夫妇举行了集体婚礼，其中就有我们组的王卜学。这件事在国防科工办系统传为美谈，认为是以实际行动解决职工切身困难的德政。我相信，这些夫妇在后来的生活历程中，心里一定会记得促成他们婚姻的钟书记！

孔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载：“食色性也”。求偶成家，是人的天性。我写出这段回忆，是为记述燃料一厂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人道主义美事。

钟树青，会泽县人。1968年毕业于云南省一工校机械专业，原在405车间当维修钳工，1973-1976年到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回厂后担任过宣传科副科长、科长，1984年8月任党委书记。他平时爱好文学，喜欢学着写点东西。他曾经以抗日战争中的一支游击队为题材，写过一幕10万多字的电影文学剧本。书稿他给我看过，请我提出意见。平时，我们经常有所交往，互相很能理解，也是朋友。



我在设计组工作了（1983年10月22日离开）五年半。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工作最繁忙，成果最多，最集中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厂里的以延期雷管和导爆管为中心的新产品开发，这部分内容，我将在下一节中专门叙述。在设计组，围绕技术革新和新设计，有干不完的工作，画不完的图。从我工作笔记本中的记载，完成的的就有以下项目：

100孔装药机改进；

82炮弹引信下纸垫机；

402车间手动水开关；

402车间脚踏水开关；

404车间雷管装配地下传送带；

单柱调高装炸药机；

圆盘压力机；

8号纸雷管包装箱刷字板；

401车间纸管4层改5层卷管机改进；

401车间烘干台；

401车间7.62毫米底火黄铜带卷盘机；

电雷管切线头机；

装药机改进；

自动倒起爆药机；

压塑料塞工具；

压塑料塞电极压弯装置；

卡口工具；

电动卡口机；

气动卡口机；

圆盘卡口机；

切导火索机；

接药小车；

汽车窗锁；

篮球架；

礼堂座椅；

礼堂长讲台；

分报纸箱；

厂各部门用多种木器家具等。

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我完成的。

如果对这些项目都来描述其结构及功能，那将是一篇枯燥无味的，类似于技术工作说明书那样的总结报告，缺乏可读性。我只对我完成的404车间雷管装配地下传送带和电动卡口机举例进行说明。

地下传送带是用于404车间雷管装配模板返回的设备。雷管装压药等工序，是在模板中进行的，每一模100孔，可装100发。模板用钢和夹布胶木等材料做成，每块重1.3公斤。按每班（8小时）产量12.5万发计算，需要使用模板1250块次，总重量为1625公斤。我厂开始生产的时候，模板是由人力转运的。从火工生产安全出发，只能用篮子提，而且不能提的过多，约为5块（6.5`公斤）。生产线的长度约为40米，也就是说每班的工作中，要将约1.6吨的物件，从生产线的末端返回首端250次。如果配2人，每小时来回约16次，即3分多钟一次。这个工作量不算太大，也是较难做到的了。长年累月这么干，不是一个办法。

为解决这一问题，404车间技术员李开鲁等人学习兄弟厂的经验，搞出了地面小车。它是用角钢焊接的一辆小车，在两条角钢做的轨道上行走。用一条长的传动皮带做动力，小车上绑了一段带万向节的链条，连在皮带上。皮带在轨道中间运转，上面为正向，下面成反向，小车就被带动来回跑。生产线末段一个人把模板放上小车，首段一个人把模板取下来。这就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过了一段时间，又发觉了新的缺点：占地面积大，地面有轨道影响工作环境，噪声大，小车来回跑有可能撞到人，有不安全的因素等。

我和李开鲁到474厂和9634厂参观，他们已经改为地下传送带。回厂后我们马上进行推广，由我承担设计。它实际上是三个部分：在生产线适当位置砌筑一条地沟，设置一条近40米长的带边缘的传送皮带。沟用木板盖起来，再与工房统一盖上橡胶板；在传送带起始端设一带边缘的下滑斜梭槽；传送带的末端头再设一条上升的斜坡传送带，为防止模板下滑，在皮带上装有夹布胶木做的挡条。入口和出口的木板上留出方孔，容纳梭槽和斜升传送带。空模板投入槽内，下滑到传送带上，运输到生产线的首端，上坡出来到达一个承接工作台。这样只需配置两个人，一人收集空模板并投入，另一人回收发放模板。工作比较轻松，地面干净整洁，基本上没有噪声，生产更加安全可靠。

电动卡口机的来由是这样的。我厂原工业电雷管的工艺是将电点火药头放入雷管后，浇灌熔化的硫磺进行封口。缺点是产品外观差，整个工房充斥着硫磺味，有损工人健康。1982年开始，改为塑料塞电引火卡口工艺。其过程是，先将药头贴近处的电脚线压铸包裹在塑料塞内，塑料塞放入雷管口，对雷管口部进行卡口以固定和密封。金属雷管直接卡口，纸雷管先加一个金属套管，对套管卡口。

卡口新工序开始时是用手动卡口工具进行，卡子是一个中空外带圆锥的铣成8瓣有弹性的工具，外边加一个靠螺旋升降的滑套。把雷管放入卡子，当手搬转动把手时，滑套上升，强制卡子收缩，卡子口部内的几道凸起的圆环对雷管进行卡口。雷管放入的深度可由卡子中心的螺芯调整并暂时固定。

手动卡口的主要缺点是效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这样就提出了电动卡口的问题。我设计了电动卡口机，其主要结构是用凸轮驱动杠杆一端，杠杆的另一端拨动滑套上下。其操纵是采用单发拔销离合器。工人用左手把雷管放入卡子，右手在雷管中放入塑料塞，脚一踏离合器操纵板，机器自动进行卡口，右手把脚线轻轻一拎，卡好口的雷管就取出来了。机动比手动提高效率数倍，工人也不觉得累。

后来嫌效率还不高，我又设计了园盘卡口机。其动作是，第一工位的工人只管放入雷管，第二工位的工人只管放入塑料塞，第三工位自动卡口，第四工位的工人取出卡好口的雷管。这台机器设三人操作，应该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但很不理想，这台机器没有成功。

后来，我以设计卡口机的技术探讨过程为题材，写了一篇论文，作为申报高级工程师两篇论文中的一篇。

燃料一厂后来改用气动卡口机，把电动改为压缩空气作动力，靠气缸的活塞驱动滑套卡口。直到现在，还是沿用这样的办法。

生产线的技术改进，只能是在现有基础上加以提高，不能闭门造车。山沟里的信息比较闭塞，我们一般地是到行业内的兄弟厂去参观学习。我们去过的有474厂（抚顺）、9634厂（湖南新化向红厂）、804厂（西安）、724厂（沈阳）等。其中474厂是学习的重点单位，他们厂搞技改的中心人物是陈炳坤和刘玉喜。陈炳坤是中专生，刘玉喜是工人出身，二人都是40 来岁。陈是领导，也承担技改项目。从与我们的接触看，刘更加善于动脑筋，在技改项目中起的作用更大，成果也更多。看他们生产线的实物运行，及设计图纸，其中不乏有精妙的主意和奇特的构思。

那时还没有专利、技术产权的概念。我们出去时开的证明就清楚地写着：“兹有我厂×××、×××等同志前来贵厂学习××技术，并索取有关图纸。请大力协助为感！”技术人员以自己的成果得到兄弟厂的重视感到自豪和欣慰，根本没有想到那是价值颇高的无形资产。我们看中的图纸，开出目录，只需出点工本费就可以拿走。记得是每市斤图纸15元。外厂来我厂要图纸也是这个价。

我们取到“经”后，结合本厂的具体情况，可能再加以部分改进，然后投入实际使用。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新的技改成果。过一段时间，兄弟厂又来我厂学习，回去后再进行新的改进。就像人走路一样，左脚前，右脚跨过左脚，左脚再超过右脚……。左右左，左右左，结果大家都实现了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

现在有了专利法，有了技术产权保护的观念，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促使科技水平得到快速的发展，肯定比早先的无偿使用具有高得多的优越性。燃料一厂后来的技术发展那样快，成果那样多，就是明证。

设计组是我第一次独立地领导一个单位，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班组。我们组承担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完成了许多的项目。组内人员相处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很团结，很融洽。这首先是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设计组的人都是品格忠纯，心地善良，正派质朴的人。即使我有处理不恰当的事，大家也能理解和体谅。当然，也与我与人为善，办事公道有一定关系。几十年后，回想起来，可以说是做到了工作多做，利益少沾，诚恳待人，宽容自安。

大家在一间办公室，干着同类型的工作。各自设计的内容和进度，有何困难，是否需要帮助等，互相都清清楚楚。组内我的承担的工作最多，既有行政方面的事，更多的是技术上的事。那些最复杂、难度高的设计肯定是由我来做。此外，还要参与其他项目方案的确定，负责图纸的校对、审定和标准化检查。那时画图都是手工，电脑CAD软件绘图是若干年后的事。李原森常说：“怎么不大一会时间，你又画了一大片的图了！”

年终评奖，大家要评我，我也得过一两次。以后我就坚决不要，要评其它人。大伙不理解，僵持了好半天，李进说“恭敬不如从命”，我这才推掉了。也不是风格高，我觉得老评我有那个必要吗？有什么意思呢？再说我对滥觞几十年的评先进，这种十足的形式主义，从心里感到厌恶。

潘明刚当技术科长时，根据474厂的经验，结合我厂实际，制定了一个《燃料一厂技术图纸资料编号规则》。有一个分类表，表格的横方向是1～9格，与车间基本对应，1是冲压，2是制药，3是装配，5是机械动力，7是检验，9是其它。竖着也是9格，分别是产品图（RCP，“R”代表燃料一厂，下同），技术标准（RJB），工艺（RY），技术条件（RJT），工装（RG），非标（RF），建筑（RJZ），第9格也是其它。这样，纵向和横向相交的格子，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就是该技术资料图纸分类号的字头，加上流水号，就是该图的编号。我们组主要是搞非标机械设计，例如冲压用的非标，图号是RF1-××；装配用的非标，图号就是RF3-××。每个类别还建有流水号登记册，这样一来，全厂所有的图纸、资料都可以查到相应的图号，准确、实用、不会乱。直到现在，燃料一厂的图号编制方法，基本上还是沿用这个规则（具体内容有所调整）。以上是凭我的记忆写出，可能有不太准确的地方。

搞过多年的设计，粗略估计有上百项，两千来张图纸。我的体会，可以说设计也是创作，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一种高层次的、特殊的创作活动。是一项复杂的，艰辛的脑力劳动。众多零件及其组合的空间形状，它们的运动状态，都要在头脑中仔细地进行构思。设计一台设备，要根据它将要实现的功能，考虑采用哪些机构。在齿轮、螺旋、杠杆、连杆、铰链、凸轮、弹簧、间歇、导向、差动等多种形式中进行选择、对比、取舍、组合。分析可行性，是否会互相干涉等问题。经常会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案而烦恼，有时又为豁然开朗想到的一个好主意兴高采烈。然后进行功能、运动、强度等方面的周密计算。照顾到众多的相关因素，如零件形状、几何尺寸、材料、加工工艺、公差配合、光洁度（现称粗糙度）、热处理等。画图时，要按照《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规定，把设备、部件或零件涉及的许多工程技术信息表达在一张纸上。画图，同时也是一种美术活动，几个视图、剖视、剖面、局剖、向视的布置构图，也有分朱布白的安排。做到线型一致，箭头美观，仿宋字标准。一张理想的图纸，除记载工程技术的信息外，就像一幅画，还给人以美的享受。多年的机械设计工作，我尽尝其中的甘苦。一旦完成了一项设计，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那种成就感，使人精神上泛起快意的感受。

每项设计差不多都是新的内容，要解决新的问题，是一项新的挑战。这也是引起我对设计工作饱含兴趣之所在。

我们组完成的图纸，不敢说绝对没有毛病。但可以放心地说，尽量做到了意图明白，结构优化，性能合理，图样正确。在标准化，冷加工、铸缎铆焊零件的工艺性和结构要素方面，都尽量做到了符合设计规范。设计组是我厂第一次成立的专业机械设计班组。我们的工作，一改以前凭想当然，随意出图的不良习惯。也为后来的设计工作树立正规化观念，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设计规范方面，带了个好头，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我在404车间见过有些人搞技术革新，真正可说是因陋就简。没有正式图纸，凭着想象就开干，不能用就丢了重新来。转动部位不使用轴承座，只是车一个套子，焊在角钢支架上，轴穿进滚珠轴承就用起来。不考虑应该有的结构附件，如止动环、弹性挡圈、油封、盘根、润滑、可拆装的螺栓、定位销等。这样做，看起来是简单省事了，也可能会运转，但怎么能保证长期安全、可靠、稳定地使用呢？他们甚至不遵循应该的工作次序，连着套子、轴承、轴就进行施焊。结果电流在轴承中打了火花，把钢球与轴承内外圈点焊死了，根本不能转动，结果只好拆下来另换轴承。革新完成后，没有图纸，无从整理资料，更不用说归档保存。

1982年国庆时，食堂照例举行会餐。我组的设计人员把菜票集中，打好菜拿到办公室，把桌子拼起来，聚了一次餐。我们买了几瓶酒，酒过三巡，大家互致了许多知心的祝愿。我说：“据我的观察，我们设计组藏龙卧虎，有不少人才。希望大家有所进步，来日方长，得到更大的发展！”大家对我的祝语是：“争取回到大城市。”对王卜学的祝愿是早日喜得佳偶，成家立业。记得大家还议论说，社会在发展，像我们这样的情况，今后买上一辆轿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愿望，后来有的得到兑现。我辗转进入了昆明市；李原森当了燃料一厂的厂长，后又提升为国防科工办任主任助理兼工会主席；李进当了副厂长兼厂办的云南永安制药厂（在曲靖）的厂长；王卜学后来也成了家。

国庆休假期间，我、王义兴、两李4人到10公里外的莲花田水库郊游。这是我第一次到莲花田，照了相，下水游了泳，玩得很痛快。我们不单是同事，在一起工作，同时也是关系亲近的朋友。

王义兴曾几次对我说：“老黄啊，我看你这人真是太好了！能够和你在一起工作，真是太幸运了！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有的人真坏，整起人来不择手段，心黑得很。”一个属于老哥的人说这样的话，我心存感激，有点不好意思。一次过年，王请我去他家吃山西风味的杂合饭，说是一层盖一层的饭和菜。我想他是和年老的父母亲住在一起，不那么方便，推辞了没有去。



在设计组的几年间，经历了4次调整工资，其中有2次我得以受惠。这不能不说是打倒“四人帮”后，在我国职工长期以来的低工资，和多年不长工资的背景下，缓解广大职工怨愤情绪的一项有力措施。

1977年8月，国务院下发调资文件，规定升级面为40%，“重点是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对“1971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1966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及与其工资相似的干部，增加一级工资。“根据其政治表现、劳动态度、贡献大小和技术高低，由职工评议，党委批准”的办法进行。增加的工资从1977年10月1日算起。

这次调资我被排除在外，因为我是1967年毕业，不符合“1966年底前参加工作”的条件。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我高中的同学，如果考上一般大学，4年制，1966年毕业，可以调上。而我上的是重点大学，5年制，却反而不能调。清华大学有的专业是6年制，国内有的医科大学是8年制，那么同时上大学的毕业生岂不是更没有调资的机会了吗？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受教育越多（时间更长）的人，其付出的成本高，工资应当更高一些。而这次的规定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势必造成一部分人的不满。但国家既然这样定了，想不通也没有办法。

20多年没有增加过工资，机会难得，今后什么时候才能再遇到一次，也无从知道。所以都把这次调资看得很重，生怕错过，但又只有40%的名额范围。这样，为了能调上，人们所进行的合情的和不合理的竞争可想而知。厂里的程序是：传达文件、自我总结、群众评议、单位推荐、党委批准。在总结会上千方百计夸大工作成绩，把自己说成一朵花。群众评议阶段明的暗的拉关系，争取更多的票数。找领导表功，托关系说情等现象层出不穷。到最后，评上的喜上眉稍，放下了心事。没评上的对已上榜的评头论脚、说三道四，找领导哭鼻子，成了一阵风。真正是一场真实人性的大暴露。但那个时代，民风还是比较淳朴的，没有听说发生过请客送礼的事。

我因不在升级范围，没有必要为此操心，在一边观看了这次热闹的表演。对人们的所作所为，表示理解。

恐怕中央也看出这次调资的问题，所以1978年又有了一次补调。国务院文件说：“对全民所有制单位中生产、工作成绩优异、贡献较大，和提职后工作表现较好而工资特别低的人员，进行一次考核升级”。“升级面控制在职工总数的2 %”。“升级人员及工资由单位确定，报上级党委批准后，从1978年12月开始执行”。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名正言顺地得到了补调。工资从52元加到了60.50元。

基层为调资产生的矛盾非常尖锐和突出，所以，到1979年又有了一次调整工资。根据国务院文件，升级面也为40%，这次还专门规定了工人、干部的指标，原则上互相不占用，这就保证了工人的利益。这一次，尽管有个别人已经调过，但还想升一级，但厂里掌握的原则是给上次没调过的人。经过几次调资，大多数职工增加了一级，多少提高了一点收入。

1983年4月，国务院再次下文，其中有“对中年知识分子、和高级、中级专业学校毕业的干部，经过考核，确实起骨干作用的，可以较多地增加工资，但最多不超过两级的级差”，“从1983年10月日起发给”。我符合这项条件，得到了连调两级的待遇，工资加到了82元。

从1978年开始，对极左的平均主义有所批判，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国家允许发放奖金。燃料一厂规定，一线工人一、二、三等分别为7、6、5元，管理及技术人员为6、5、4元。这样一来，大家的经济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物质生活稍微得到改善。



“文革”前，技术职称被认识是“封资修”的东西，遭到丑化和全盘抹杀。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职称评定工作开始得以恢复。燃料一厂于1977年11月，按照上级规定，由党委批准任命潘明刚、段其义、李承民、何佛柏4人为工程师，其中潘明刚任副总工程师。1980年3月，以他们4人为基础，厂里成立了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从此，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评定技术职称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980年，厂里将要评定一批工程师。传出来的消息说，内定有3人。史鉴修、薛成钦和我，由于工作业绩比较突出，属于“种子选手”。但后来看到兄弟厂所评人数都比较多，1981年1月厂正式下发文件，任命的工程师是史、薛、我、向维纶、李贵学、宋绍武、陈太华、赵安家、谢乃焕、童恒春共10人。

1978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空前隆重的全国科学大会。配合形势，全国掀起了一阵宣传科学技术的热潮，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最有名的是，诗人徐迟写了一篇歌颂数学家陈景润的文章——《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一时洛阳纸贵，造成了轰动效应，代表了时代的渴望，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对科学技术仇视和摧残的极左路线开始扭转，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地位在逐渐恢复，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落实。

那段时间，报纸上有的文章说：东欧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里，厂长是一把手，总工程师是二把手，党委书记排为第三把手。这给我们带来了憧憬和希望，相信中国也将真正走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春天将要来到了。但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不过是盲目乐观形成的虚幻梦境。

在我们这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国度，官员的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知识分子头上如果没有乌纱帽，那就什么也不是。厂里制定了一份差旅费报销规定，有一条是“中层干部出差，住宿费可以按每天2元报销……”。一次我到在昆明出差，住在昆湖饭店。是昆明刚开始建设的有电梯、卫生间的3人间，一个床位刚好每天2元。那时饭店是按床位供应，同房间住的是不相干、不认识的人。回厂报销时，财务科长徐双桥说：“按照文件规定，你不能报销。”我就和他顶了起来，我说：“我的工程师职称，你说相当什么级别？”闹到最后，他丢下一句：“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使我从陶醉的热情中得到了一丝清醒。

徐双桥，曲靖人，初中毕业，“四清”时的农村青年积极分子。招工来厂，上过几天财会培训班。因领导看中，当了科长。

以后的一些年，职称评定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风生水起。教育（大、中、小学、中专、技校）、卫生（医疗、护理、药剂、技师）、科研、实验、农业（农艺、兽医、畜牧）、经济、财会、统计、审计、社科、新闻（记者、编辑）、出版（编审、编辑、校对）翻译、播音、工艺美术、导演、编剧、作曲、指挥、演员、演奏、舞台（设计、美术）、电影放映、体育教练、美术、广告、文物博物、图书资料、档案、律师、公证、船驾（驾驶、轮机、电机、报务）、航驾（驾驶、领航、机械、通信）等，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制定了职称系列。工人也有技师，后来还延伸到政工干部。与此相仿的有警察、法官、检察官、海关、军队的职衔。还有了打球的将军，唱歌的将军。人们揶揄说：连寺庙里的和尚尼姑，也要评职称。真正做到了普天同庆，皆大欢喜，美其名曰：“中国特色”。

比照国际通行的总工程师制度，又独创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所谓“三总师”；其它行业实行了艺术总监、首席科学家等；还有的工厂设立了首席车工、首席钳工。形式主义满天飞，不知道有些什么实际效果。

再看看学历上的学士、硕士、博士，学术方面的院士等，只要是有好处的领域，官员们就动用所掌握的公权资源，削尖脑袋往里钻。他们要的是这些称号的高贵名望和丰厚利益，至于其中实质内容的文化底蕴、科技学养，他们是不感兴趣的。需要完成的艰巨工作，必须承担的宏大责任，更是一点都不会去做。

我看，正如柏杨先生所说：世界上任何好的东西，只要进了中国这个“大酱缸”，就会变味。


20  军转民新产品的开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国防工业面临了一次重大的转型，最简洁的说法，叫做“军转民”。当时提的口号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但实际上，国防工业上千家企业，除导弹开发与制造外，都在军转民。这次转向引起的巨大震荡，几十年过去，直到现在，其余波都还没有平息。

这次转型，是最高领导人更迭，由此对世界革命的评价，及其支持态度的相应变化引起的。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为了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列主义的旗手，他积极支援“世界革命”，支持许多国家的反对派进行暴力斗争。毛说过，“手中没把米，唤鸡都不来！”要让那些喽罗跟着跑，就需要送给大量的武器。为此，他发动了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新建了1100多个项目，国防工业占了大多数，来生产所谓的“米”。

时过境迁，邓小平主政前后，审时度势，冷静分析，认识到这种“支持”的诸多弊病。于是，果断地停止了“输出革命”。这样一来，军用装备武器没有了去处，国防企业当然要转产。从宏观方面看，大批工厂转向生产国计民生急需的民用产品，肯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不能不说是邓的明智决策。

数年后，邓的这一做法概括为：“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在转向的要求下，不单是我们这样的小三线，就连大城市原有的老国防厂，基本上都停止了军事装备的生产。千军万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投入到军转民的汹涌大潮中。家家工厂都在选择合适的产品进行开发。那些民品开发有成效的，经济效益好，工厂逐步得到发展。开发不好的单位，没有合适的产品，日子过得很困难，有的濒临倒闭的境地。总的看来，身处大城市的老厂效果好一些。如重庆的摩托车、汽车，绵阳的长虹电视机等，在市场竞争中成就了大气候。而在山沟里的小三线厂，由于交通、信息、生活条件等原因，面临的困难就大得多。



云南省国防科工办为了帮助下属的工厂军转民，专门成立了信息办公室。信息办做了一些工作，但他们弄的那些东西，大多是纸上谈兵，空洞虚浮，道听途说，没有多少实际可行的东西。例如，建议包装厂利用土地宽阔的条件，种植藏红花；建议燃料一厂考虑生产塑料薄膜泡垫等。科工办的机关干部不承担开发成败的责任，可以空口说白话。而工厂面临找米下锅，企业生存，经营风险，职工生活等重大问题，对选择产品必须高度审慎地进行。

科工办下属的工厂开发的新产品，据我所知有以下品种：

模具二厂的席梦思沙发床垫；

模具三厂的家用节能两用蜂窝煤炉；

机器二厂的家用缝纫机；

机器三厂的脚踏打气筒；

机器四厂的大型电器开关板；

机器五厂的蓝箭牌130载重汽车；

包装厂的乳胶炸药；

燃料二厂的衣康酸；

此外还有国防大厂298厂的春花牌自行车，356厂的球型手摇洗衣机。等等。

后来的情况是：开关板、乳胶炸药取得成功；蓝箭汽车兴旺了一时，最后连工厂一起被一汽收编；床垫、蜂窝煤炉、打气筒没有生命力；缝纫机开始不错，后因销售状况越来越差，积压的产品以每台40元的低价处理，然后停了产；自行车时兴了好几年后自我终结；手摇洗衣机本来就不是一种成功的产品；最惨的是衣康酸，由于生产工艺不成熟，产品没有造出来，生产线全部报废，上亿元的投资打了水飘。



燃料一厂的军转民，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最终得到显著的成就。

从转型工作一开始，厂领导一直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厂长王庆本在全厂大会上号召职工都来想办法，找产品。在探寻新产品的初期，也经历了盲目和迷乱，搞过铸铁火炉、礼堂坐椅（铸铁脚）等。很明显，一家上千人的中型企业，靠这种微不足道的产品，养活职工都办不到，更不要说求发展了。那时的厂领导，处在一种渴求和期待之中。不久，宝贵的信息来到了。

1978年，五机部在西安召开火工品学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潘明刚副总工程师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获悉：70年代初，瑞典硝化诺贝尔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起爆器材——塑料导爆管。目前世界上只有瑞典、美国能够生产。国内有南京华东工程学院和湖南的9644厂已开始试制。另外，传闻数年的延期雷管，国内的生产技术已基本成熟。有几家厂已达一定的规模，这次到会介绍了有关的动态。回厂后，潘明刚经过慎重考虑，向党委正式提出报告，要求开展这两项新产品的研制开发。1979年5月，厂党委研究决定，集中力量，克服困难，迅速开展两项新产品的开发工作。由厂长王庆本、副厂长赵安家负责领导，潘明刚副总工程师负责开发的技术工作。

导爆管的情况是这样的：据说，瑞典科技人员发现，炸药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时，车间的抽风管可以把爆轰波传递到很远的管道尽头。研究表明，这是因为内壁沾有炸药粉尘的原因，他们称之为爆炸的管道传输效应（简称管道效应）。那么，把管道直径缩小，在内壁有意布上炸药微粉，岂不是可以成为一种新的传导爆轰波的产品来吗！经过试验，发明了外径3毫米，内径1.5毫米，内壁沾附一层高能炸药的新型传爆器材——塑料导爆管。发达国家技术人员延伸扩展的思维方法，真是令人佩服！

再说延期雷管。

延期雷管最早的提出是因为爆破的地震效应。当矿山需要进行数百上千吨炸药的大规模爆破作业时，这么多的炸药瞬间同时爆炸，震动造成损害与一次小型的地震差不多。能不能把一次大爆炸分成若干次小爆炸呢？即是对雷管一次击发，分次先后起爆。这就提出了对延期雷管的要求。

另外，为了提高爆破作业的效果，矿岩的破裂方向是需要一个自由面的。犹如切豆腐，从靠近开放性的自由边上切一刀，顺手稍稍一拨，这块豆腐就下来了。在坑道开辟时，首先是在中间开孔爆破，形成一个外大里小的锥孔，叫做掏槽眼。再在孔外打一圈炮眼，叫辅助眼，爆破后把自由面扩大。余此类推，矿岩向自由面破裂，破裂效果好，孔越扩越大，实现这一层岩石的爆破。以此类推，完成坑道爆破掘进。在没有延期雷管的情况下，势必要分次进行作业，每次爆破后需要排烟、除尘、钻孔、装药、接线等，花费时间多且施工条件差。如果用延期雷管，可以在多层炮眼中一次装药，一次起爆，从里到外自动地分次爆破，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露天大爆破时，飞起的矿岩块可能体量较大，落地后需进行二次爆破。采用延期雷管爆破时，部分大的矿岩块飞起后下坠，另外的岩块正在上飞，它们在空中互相多次撞击，大的岩块可以破裂变小。这就减少了二次爆破的工作量。

由此可见，延期雷管具有很大的施工使用的需求前景，值得加以开发。



说干就干，厂里抽调技术人员成立了新产品开发攻关组。设计组作为机械设计的骨干力量，全力参加技术攻关。攻关组先组织考察学习，吸取兄弟厂家已有的技术经验。我们分成两拨，一伙人由潘明刚带队，考察延期雷管。另一伙由段其义带队，考察导爆管。

我在延期雷管考察组，这一组有潘明刚、宋绍武、黄光烈、李开鲁、童恒春、我等7人。1979年5月，我们先到长沙，转车到赣州，考察赣州冶金化工厂（803厂）。这里是我们考察的重点，5月29日到厂，6月8日晨离开，整整呆了10天。在厂里技术人员的友好接待下，参观了所有与延期雷管有关的车间、工序、设备、工具、检测等，考察了全部的生产过程，阅读了产品标准、工艺规程等技术文件。还与技术人员进行了座谈请教，我们认为，基本上掌握了延期雷管的加工工艺技术。

在803厂，还意外地看见一份赴国外考察起爆器材生产技术的报告，上面有关于导爆管和延期雷管的技术资料。最重要的是一张拉导爆管的关键部件——挤出头的结构图。我觉得这份资料非常重要，便建议潘副总，我们把它抄下来。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很厚的一份资料，把资料分成七份，每人抄一份。我摹画了那张宝贵的挤出头结构图。在那样热的天里，抄了两个下午，把这份资料复抄完了。

然后再到韶关，考察韶关煤矿化工厂（309厂）。在309厂呆了3天，通过参观学习，看到了一些与803厂的共同之处和有其独创性的特点，丰富了我们对延期雷管生产技术的了解。

这次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为今后的技术开发打下了基础。

延期雷管就是在普通雷管中加进一个延期体，这就是其中的关键工艺技术。

回厂后，从简易入手，开始开发的是直填式，逐步改进为性能更优越的装配式。后者的延期体是一段有5根芯的铅管，其断面像藕一样，5个孔中装填着延期药。延期药在孔中的燃烧有一定的速度，只要控制延期体的长度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延期时间。

延期体的制造方法大体上是这样的：取一段直径为20毫米的铅管，管内加入延期药，捣紧，把管子头部捻尖，在拔管机上用模具拔细，反复多次拔到所需的直径，切短。另取一段铅管，装入5根已经拔细的有药芯的铅管和一根实心的铅芯子。再把这根铅管拔细到雷管的内直径（Φ6，公差省略）。在拔的过程中，延期药被压实，达到一定的密度。把已拔好的多芯铅管按要求的长度切断，这就是延期体。当然在实际的制造过程中，有许多必须达到的技术质量要求。

当时试制的延期雷管有毫秒段延期和半秒段延期两种，后来又研制了秒段延期雷管。其延期时间分别为：

毫秒延期（毫秒）：1段＜13；2段25；3段50；4段75；5段110；6段150；……20段2000。（时间公差省略）

半秒延期（秒）：1段≤0.25；2段0.5；3段1.0；4段1.5；5段2.0；……8段3.5。（时间公差省略）

秒延期（秒）：1段4；2段6；3段8；4段10；5段12。（时间公差省略）

把各类延期雷管与电（雷管）引火头连接装配，就形成了延期电雷管系列产品。

设计组为制造延期体的生产线设计了以下非标准设备：

球磨机，粉碎延期药的块状原料用；

筛药机，筛分取得一定细度延期药的原料；

混药机，把几种原料混合成延期药。这在其他厂试验时是把原料放入玻璃瓶，由人手拿着不停地摇晃来混药；

捻尖机，捻尖铅管头部用，使能穿过拔管模具；

拔管机，拔铅管用；

延期体切断机，可按要求的长度把延期体切断。

设计组要负责设计制图、制造过程的技术工作、修改、装配、调试，直到设备加工出合格的产品。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各类延期电雷管的试制取得很大进展，造出了合格的成品，并能进行批量生产。1983年10月，单独建立了电雷管系列产品（包括延期雷管）装配车间。

1981年10月延期电雷管系列产品通过省五机局生产定型鉴定。

以后，根据煤矿生产的特殊需要，又研制出了煤矿许用电雷管系列产品。

1986年3月，煤矿许用瞬发、毫秒延期电雷管通过省科工办组织的生产定型鉴定。



导爆管在开始研制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技术资料不足。外出考察时，段其义那一组不太顺利，没有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一是人家也是刚开始开发，现成的经验不完善；二是出于技术保密。

实际上，拉塑料管是很容易的事。购置塑料挤出机，配带一个简单的挤出头就可拉出来。而导爆管的诀窍，在于要在拉塑料管的同时，在管内均匀地涂布一层定量的高能炸药微粉。这时我在赣州803厂摹绘的那张结构图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把那份资料拿出来给试制组参考，设计出带布药功能的挤出头，把导爆管拉出来了。后来，我需要参考资料的其它内容，找他们取回，他们却说没有见到过什么资料。这份东西就不知道被谁藏了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猜想其目的是把技术来源隐瞒下来，就可声称导爆管的加工方法是他们独创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某些人的小心眼。

从后来的试制过程中，我们对导爆管的性能有了更多的认识。

导爆管的爆速为2000米/秒；

能够可靠地用底火或雷管起爆；

能够可靠地引爆雷管；

可以用带雷管的塑料连接件一次引爆多根导爆管。同样地多次使用连接件，能够一次击发，引爆无数的导爆管及其雷管；

具有抗杂散电流的特性。可以在带有动力电或雷电的环境中安全地进行爆破作业，避免使用电雷管系统因感应电流导致的事故；

可以在水下进行爆破作业等；

缺点是为爆破布线的导爆管网络目前无法使用仪器检查。

利用这些特点，把它与雷管或延期雷管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起爆方式的雷管——导爆管雷管系列产品。用导爆管、连接件及其雷管布置成网络，就成为一种新的起爆系统，当时称为非电起爆系统。可以代替传统的导火索、导爆索、电引火等起爆系统。

我们设计组为导爆管试制设计的非标设备有：

导爆管下料机；

导爆管封口打标志机；

击发枪，使用我厂生产的7.62枪弹底火击发导爆管；

导爆管测时头等。

导爆管在1979年8月研制成功，1980年正式投入批量生产，1982年扩建导爆管生产线，9月投入使用。1983年10月，成立了专门的导爆管雷管系列产品装配车间

1981年5月非电系统的导爆管、瞬发、毫秒延期、秒延期雷管通过五机部的生产定型鉴定。1982年9月，导爆管半秒延期雷管通过省五机局生产定型鉴定。导爆管系列产品研制生产项目1982年获云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除直接关于这两种产品的设备外，设计组按照产品生产、测试的需要，还为新制、改进，设计了各种设备：

测时防爆箱；

土埋式测时防爆箱；

验电阻防爆工作台；

手动水压泵；

焊线工作台；

压力测试缸；

402车间水选砂滤塔；

高位热水箱；

装起爆药防险设备；

下线机；

剪线机；

拧撸线机等。

两项产品试制的非标设备中，球磨机、混药机、拔管机、导爆管封口打标志机等多项关键设备，是由我承担设计的。设计组和其他技术人员克服各种困难，辛勤地作出的工作，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满意的回报。这两项产品对工厂的经营和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我以1985年（我在厂的最后一年）的产量数据为例，来给出一个量化的概念：

工业火雷管：5220万发。

电雷管系统：瞬发92.2万发，毫秒延期343.9万发，秒延期26.6万发。

非电起爆系统：导爆管1083.1万米，导爆管瞬发雷管48.4万发，毫秒延期79.8万发，半秒延期31.4万发，秒延期103.8万发。

为了交流和推广民爆器材新产品的技术成果，1981年9月，中国民用爆破器材第二次学术交流会在厂召开。1983年3月，兵器工业部（原五机部）在燃料一厂召开了非电起爆系统产品质量会议。可以说，这是对燃料一厂开发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这段时间，燃料一厂开发成功的民用产品还有似静态破裂剂，和12种烟花产品。因其在厂经济效益中占的比重较小，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人们说：市场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如果要研究企业及其产品在市场上的成败兴衰，那可以写出多少部宏篇巨著。云南省曾经有过著名的“五朵金花”，它们是六机局（船舶）几家鱼雷厂联合生产的兰花牌电冰箱；五机部（兵器）298厂的春花牌自行车；四机局（电子）外围厂昆明电视机厂的山茶牌电视机；四机局外围厂昆明无线电厂的红梅牌电子管收音机；地方厂生产的白玫牌洗衣机。最后全部凋零了，一朵都没有剩下。还有，我观察到，哪怕在云南的山村僻野，小卖店里卖的糖果糕点，都没有本地货，全部是广东运进来的。这种小作坊都能生产的东西，在不要运费的情况下都没有竞争能力，不能占领市场，又是什么原因呢？燃料一厂开发新产品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的分析，一个企业及其产品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到长盛不衰，需要满足三项条件：一是这个产品有长期的、较大的市场需求度；二是企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市场的需求，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市场的一定份额，并能长期地保持这种优势；三是这个产品要有一定的技术高度，和较大的升级空间，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以更高档次的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三项条件缺一不可，互相融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学过经济学，不知说得对不对。

机器二厂的家用缝纫机，主要是不符合第一项条件，即缺乏长期的市场需求。社会对家用缝纫机的需求是有限的，市场很快达到了基本饱和，产品就缺乏销路。机器三厂的脚踏打气筒更不行，市场的需求非常有限。谁要那么多打气筒？不能吃，不能穿，一家人几十年也用不坏一个。

“五朵金花”和糖果糕点被外地产品排挤败亡，是不符合第二项条件，即不能长期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燃料一厂的这两大系列产品，同时满足三项条件，并且突出地表现在第三项，既有一定的技术高度，又有宽阔的提升空间，企业还在继续不停地提升产品档次（这一顶我将在后面章节详加评述）。所以，燃料一厂开发的产品，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的选择。

除此之外，我认为燃料一厂还具有几个有利的因素：

一是它的主要产品是雷管，这原本就是军民两用产品。军转民，从产品实用性质看没有发生变化，只有产量的调整；

二是新产品的开发，属于原产品的延伸和技术升级，这就沿袭了了许多现成的有利条件；

三是雷管属于一次性消耗产品。就像大米一样，人要生存，吃了上顿必须吃下顿。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矿山要继续开矿和生产经营，对雷管的需求是持续不断的，用了必须还要用。这就为雷管的销售带来了稳定的延续性。

延期雷管和导爆管这两类新产品的开发，对于燃料一厂后来几十年的繁荣兴盛具有的意义，怎么估计，怎么评价都不为过。2011年5月，时逢45周年厂庆，我和其他佳宾应邀回厂观礼。座谈会上，现任厂长浦仕繁致辞说：“各位老领导的辛勤工作，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没有你们付出的艰苦努力，作出的巨大贡献，就没有燃料一厂的今天……”

我以为，在新产品的开发工作中，第一个应该纪念的是老厂长王庆本。在国家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他率先领会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听从科技人员的意见，敏锐地、果断地做出了开发非电系统产品和延期雷管的决策，进行了计划安排，使整个开发工作得以顺利起步。但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后，就调到机三厂任厂长。

还应该特别称道的是赵安家，他在1981年3月出任厂长。燃料一厂新产品开发的实质性工作，得到完全成功和飞速发展，是在他15年的任期内，领导和推动下实现的。他既是火工工程师，又是高级经济师，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这就为开发的技术和管理工作走上现代化、正规化创造了条件。

在技术工作中起最大作用的要数潘明刚。作为工厂的总工程师，尽管产品开发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他既是开发工作技术上的统帅者，又是具体的开发操作者，他付出的大量心血，做出的巨大贡献，给全厂技术人员和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建立了他在省国防科工办的功业和名声，为个人的前程打下了基础。1980年6月，他升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82年8月，调包装厂任厂长。两年后调任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后任主任（正厅级）。

在导爆管开发中作出贡献的段其义副总工程师，1982年12月提任副厂长。1988年6月，调云南燃料二厂任厂长。

1996年1月，李原森接任厂长。在他8年多的任期里，燃料一厂的技术开发及其它各方面工作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工厂进入了辉煌期。我在后文中将要评述。

如果说我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那就是为生产线建设提供必须的设备和工具，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在设计组五年半的时间里，新产品开发是一出重头戏，技术难度高，工作量大。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尝尽酸甜苦辣，是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我相信，这段难忘的历程，同样地存留在其他参与者心中，包括潘明刚在内。几十年后，我和潘有机会几次见面，言谈中，他都深情地说：“呵！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支队伍……”

现在的人们喜欢说硬件、软件。我以为，对于生产线来说，设备工具属于硬件，工艺方法等差不多属于软件的范畴。而起最重要作用的是人。有了性能高超，质量优秀的硬件和软件，再有了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运用，一个企业就能够兴盛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