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炎：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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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黄肇炎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地区活跃过一支造反派群众组织，它的全称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以下一般简称为挺进纵队或纵队）。笔者当时在其中充任写手（也有人叫做笔杆子），承担纵队各种对外文告文章及大字报的起草。现按当时的场景，把这支队伍的活动原原本本地回忆出来（不代表笔者现今的思想观点），供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人们研讨。

1“一一·一三”大会和挺进纵队的成立

1966年秋末冬初时，成都地区的文革运动还处于受到压制，发展艰难的状况。当时造反组织已经有了学生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工人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东等。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这时还是红成的一个下属团队。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异常艰苦。而官办的保守派工人组织产业军和学校中的官办红卫兵势力非常雄厚，广大的市民群众对文革很不理解，干部也普遍对文革有疑惧。怕当右派、怕“秋后算账”等担忧笼罩着人们的思想。为了打开运动的局面，排除阻力，促进省会的文革运动，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决定要开一个发动群众的大会。于是就有了召开四川省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新高潮誓师大会（因没有记录，会议全称我记不清，反正是这个意思）之举。会议将于11月13日召开，所以又叫“一一·一三大会”。在会上要安排被认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廖志高作检查。
为了壮大会议的声威，当然要邀请在重庆文革中弄得市委焦头烂额，博得大多数市民同情和支持，已经卓著声名的造反派组织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来参加大会。重大八一五总团出于坚决支持成都造反派的考虑，决定由总团勤务员周家喻带队，由机械分团和采矿分团的部分人员组成庞大的队伍，到成都参加大会，总共有600多人。包括有名的重大八一五铜管乐队及体育队（个子高大）的一些人，阵营很是可观。
笔者所在的机械系67级4班要武战斗组，一直被认为是力量较强的基干队伍，也被安排在内。
我们是11月10日坐火车出发的，是一列货车。车厢两侧用墨汁刷着“杀向成都去，活捉李井泉”等几幅大标语。我们或躺或坐在车厢地板上。记得有人要小便，就把门拉开一条窄缝，冒着风吹往外冲。
到达成都是11日傍晚，在火车站外一家饭店集体晚餐，菜是炒暴腌小萝卜带缨子。饭后自行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住地。我是生平第一次到成都，不熟悉街路，几个人问着一号桥成电，走了约莫两小时，到深夜才到了目的地。
12日，我的任务主要是写大标语。用漆刷和墨汁，写在墙上和街道上，一直写到晚上，不知写了多少条。记得在人民南路广场地上写大标语，有好多的人围观，说我写得既快又好。大标语写得熟了，我写重大的“重”字，先写七横（把头上那一撇也算作一横），再加三竖，是可以写得很快的。
13日开大会，大约有二十几万人参加，声势非常浩大，人民南路广场上坐得满满的。会场上不停地呼口号，敲锣鼓，摇旗帜等。我们的位置在百货公司附近，离主席台有点远。但标着“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字样的大红队旗和大横幅在不停地招摇，很是醒目。主席台设在高高的皇城城楼上。皇城有枣红色的城墙，三个拱形的城门洞，这就是成都人号称的“小天安门”。
大会由红卫兵成都部队主持，议程原安排有李井泉作检查，但会议开始不久就被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造了反，他们借口红成的领导“右了”、“修了”，组织了许多红卫兵强行冲击主席台。我们在台下只见主席台上乱作一团，听到广播里乱七八糟的声音，到底在干些什么也不清楚。大会流产了。会后才知道李井泉的检查没有作成，就被转移走了。周家喻和采矿分团团长郑全体应邀也在主席台上，对于向大会造反，重大八一五表示支持，发表了一份《支持造反的声明》。周家喻初来乍到，对成都运动的情况本不甚了解，听信了总团先期派到成都的观察员×××的一面之词。所以说，在文革中有的事情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
重大八一五来成都还另有目的，想要在省会扎下根子。那时重庆还是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个省的政治中心，省会的文革毕竟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扎下根来，可以扩大影响，掌握更多信息，对今后的重庆文革将会有许多利益和方便，这就有了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的成立。机械分团和采矿分团都有人留下来。
我们要武战斗组部分人员也留了下来，有组长童正蓉、我、涂植辉、范定芳、薛运芳等。后来回想，建立赴蓉挺进纵队，总团肯定是有预谋的。但我们基层人员不知道，所以都只穿了秋衣，没有更多的衣服。
挺进纵队队部设在四川大学校长办公室，是一个有围墙的单独院子，进院门有一小块草地，里面是平房的两进四合院。草地上立有一根木竿，挂了一根扁电线下来，说是电视的天线信号线，但没有见到电视机。
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采矿系四年级（67级）学生，校体育大队跳伞队队员，原是八一五采矿分团团长。照我的看法，郑全体算得上一个具有领袖风格的人物，他性格豪爽，敢作敢为，胆大心细，做事果断，能团结人，有较高的威望。郑全体有一个随从，这个人姓王，机械系68级学生，原是校体育队的，他与郑形影不离。他的一只眼睛有点鼓，结膜上带有一块白斑。但我们很少见他讲话。郑还有一个为他管钱的人，叫刘燕喜，采矿系70级的，管着从学校领来的公款。刘燕喜小小的个子，不苟言笑，一副很认真的神色。
我们都找刘借过生活费。因为在文革中，除了笔墨纸张是各取所需，应有尽有外，个人的生活开销都是自费的。到快离校时，他还找到我，拿出借条来要我还钱。我找出一张从成都回重庆的车票，顶了10元多钱，还欠他20多元，只得从每月向学校借的20元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还他。那时中央已下文件，延迟毕业分配，不发工资，可向学校借生活费。后来学校把欠费数写在报到证上，分配到工作单位后，从工资中扣了出来。
纵队副队长张正茂，机械系五年级（66级）学生，原是八一五机械分团副团长。张贫农出身，为人温和，待人诚恳，是一个很稳慎的人。他与郑全体风风火火，敢冲敢闯的性格恰成鲜明的对比。他当上机械分团的副团长、挺进纵队的副队长，可能就是因出身好，造反早，和他的稳健性格。
刚开始时挺进纵队人多，有200多人。我先住在四川医学院西校园，其余分住在川大、西南局、省委等好几个地方。纵队的人员管理不严格，除了主要的工作人员外，要走要来都随自己的便。后来，纵队一般都保持着50-70人，少的时候30多人，到1968年纵队的尾声时只有几个人。还有些重庆来的八一五派中学生，也参加到纵队中，和我们住在一起。纵队基层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抄、贴大字报，油印传单，收集资料等。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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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南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重大八一五要在成都地区名正言顺地开展活动，并争得一定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需要一个由自己主导的联合机构或组织，也就是说需要一帮兄弟伙的拥戴。经过与成都及外地的一些造反派协商，提议成立一个西南的造反派总指挥部之类的组织，定名为“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下称红造联）。 11月19日，由我纵队发起，在川大校长办公室召开红造联成立筹备会。参加的单位有成都、重庆、南充、贵州、北京、哈军工等造反派组织，新华社四川分社也参加了会议。11月20日，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正式成立。会上确定红造联的任务是：一、互通情报；二、采取必要的联合行动。大家公推我纵队负责召集，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这说明当时重大八一五确实享有一定的威望，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红造联设在玉沙路西南局的革命楼，也就是一进大门右手的第一幢楼，占了好几间房子。工作人员主要有邹茂根（冶67），负责对外联络，因为他是成都人，关系熟。我主要负责文字工作，也叫笔杆子、写手，各种对外的文告、文稿、大字报等都由我起草。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大家戏称邹为一秘，我为二秘。我也住到了西南局革命楼。
刚成立的时候，红造联门庭若市，人来人往。有了解情况的，请求支援的，有参加了红造联的造反组织来谈工作的，简直应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也经常来了解情况，给了我们几个电话号码，说有情况可以随时告诉他们。我给他们打过几个电话，通报过一些情况。
红造联的工作人员，不登记，不发证，来去自由，可以说是乌合之众。在西南局驻地的有南充的中学生十来人，头儿叫高炮轰。自贡来了几个中学生。还有一个贵阳来的某歌剧团的演员。我们闲下来时叫他唱歌，他唱了一曲《茶花女》的主题歌，那真是有点水平，音色高亢而优美。有这么些人，好像就代表了大西南的造反派。
参加红造联的单位很多，但这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后来大家看红造联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来联系的就慢慢少了。维持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为继，就无疾而终，连名义都消失了。文革中自生自灭的造反组织多如牛毛，一点不奇怪。所谓红造联，实际上就是我们挺进纵队在操办，无非有这个名义办事可以方便一点。从这里反映出重大八一五当时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豪壮气概。
在西南局时，省文革副组长、水电厅的张广钦厅长和我们联系很密切，经常派他的秘书来找我们套近乎。这位秘书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经帮我们解决过一些具体问题。他每次来，都会带几本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那时这种语录本还没有敞开供应，比较难得到，正好给我们作为交际的礼品。
张广钦厅长对我们重大八一五情有独钟。后来，他要正式宣布站出来造反，这在四川省厅局级领导中是独一份。那时我们已搬到四川大学校长办公室，他还亲自找上门来。郑全体联系了红成等十多家造反派组织，为他召开亮相会，宣读他的《造反宣言》，散发揭发省委的材料等。这些材料我们抄成大字报四处张贴，但揭发的问题太专业，人们对此兴趣不大。
红造联成立时说将要“采取必要的联合行动”，实际上根本办不到。所能做到的只是互通情况，交换材料而已。另外，这段时间文革运动已经较普遍地开展，各单位造反组织的成立如雨后春笋，我们整天忙于应付请帖，到会祝贺等。
但我们以红造联这一组织的名义，也干成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干预四川省委三级干部会，在会上插入造反派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罪行。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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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预四川省委三干会

红造联成立了，要体现它的存在，就要开展活动。正好，中共四川省委要召开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会（下称三干会），地点在锦江宾馆（当时改名东方红宾馆）。三干会的目的，是传达贯彻10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改变各地领导干部普遍对文革不理解，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我们决定利用三干会的机会，组织大西南和四川的革命群众来控诉李井泉、廖志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阻碍文革运动向前发展的罪行，作为红造联的第一场大型活动。
11月23日，挺进纵队以红造联的名义，找到省文革副组长、水电厅的张广钦厅长和省三干会秘书组，提出强硬要求：三干会不能按李井泉、廖志高的意图，四平八稳地开。我们代表造反派，坚决要求在会上插入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容。开始他们不同意。我们就扬言，如果不按我们的意图办，就组织造反派强行冲击三干会，叫你们开不成会。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无可奈何，经请示省委领导，同意考虑我们的意见。开始只同意给24、25日两天时间。我们想，开起来再说，到时才不管你的呢！最后达成妥协，他们上午的报告会、讨论会我们不介入，不干涉。下午由红造联主持揭露和控诉会，他们负责安排协助。商定下来的时间已是24日凌晨4点，第一次插入揭露批判的时间就在当天下午2点。
首场会议安排在锦江大礼堂（时称东方红礼堂）左侧会议厅内举行，到会的人不过数百，由贵州工人控诉在文革初受到的迫害。由于时间太仓促，经验也不足，开张不太成功。不过在会上各组织散发了大量传单，干部们都抢着要，也算起到了宣传文革的作用。
25 日下午，大会改在大礼堂开，由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和重庆八一五派（学生造反组织）控诉。因为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确实在重庆搞了不少的鬼名堂，可以揭批的内容多，也很生动具体。这天的揭批会很成功，气氛非常热烈，取得了好的效果。楼上楼下按票对号入座，全部坐得满满档档的。26、27日全天由省委组织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有关文件。28日下午，由南充地区控诉。29日下午，由成都地区控诉。30日下午，分地区召开干部座谈会，座谈收获体会认识。各组我们都分派了红卫兵参加，了解动态信息。从下午2点到6点，吃过晚饭又继续开。在座谈会上，李大章、阎秀峰等发言吞吞吐吐，言不及义。但地、县干部发言较多，也很深刻。以上会议，事前双方有所协商约定，没有发生任何过激行为。
整个插入揭批的干预行动，由郑全体领导主持，纵队人员除办公室值勤的以外，基本上都参加了。我们认为，这次活动是成功的。首先，使广大干部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我党我国变色，反修防修的重大举措。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其次，使广大领导干部化解了与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他们亲眼看见了造反派不是青面獠牙，穷凶极恶的暴徒。造反派大多是讲道理的，懂政策的。造反派的活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底。从此以后，一些领导对运动、对群众有了新的理解，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三干会是四川文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挺进纵队主导的揭批活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通过这次大会，重大八一五在成都的影响更大了，甚至超过了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成都造反派有问题找我们的多。红造联停止活动后，直接来川大我们纵队驻地联系者络绎不绝。
会后，我按郑全体的要求，写了一份《关于在四川省委三干会上插入革命造反派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镇压群众运动内容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我写了好几天，信笺纸密密麻麻五六页，有六七千字吧。后用复写纸复写了3份，红纸做成大信封，寄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由郑全体的那位随从王××去邮局寄发，寄出后杳无回音。当然，这是肯定的，谁来看这样啰啰嗦嗦、毫无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是起到了锻炼写作能力的作用。我后来想，如果能够发生奇迹，在什么角落里找到这份东西，那就可以知道更加详尽的三干会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听说了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人抓到北京的消息，此时彭在成都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三干会中的一天晚上，大约11点左右，郑全体带我们找到了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和省长李大章，目的是要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重大八一五的名义请求接见，他们不敢不来。地点在锦江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厅，大约有四五张长沙发，有几张茶几。我们参加的有郑、张正茂、王××、邹茂根、我和其他几个人。参加接见的领导有廖、李和几个秘书之类的干部。开始时，郑向他们说明了为什么要在三干会上增加揭批内容的原因：目前当权派的思想普遍跟不上形势，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正确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避免犯更大的错误。然后拿出一张清单，这张清单是我根据郑全体的意思拟的，内容有：1.红绸大红旗两面，一面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字样，另一面为“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字样；2.公章两枚，字样同上；3.机器脚踏车一辆（即现在带单缸发动机的自行车）；4.自行车10辆；5. 照相机一架；6.打字机一台；7.棉衣若干件；8.油印机数台……总共有十来项，其它的小东西记不清了。
廖志高斜靠在中间的沙发上，微仰着头，表示着他的身份。李大章随便坐在侧面的沙发上，他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廖志高中等身材，偏瘦，脑门较高，稍有点秃，白净脸皮，黑头发，一副精明的样子。李大章有点胖，浓眉大眼，脸色红润，有点像陈毅的模样。那时四川还没有电视，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些领导的尊容。大家交谈后，他们二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便在我们的清单上批示：同意发给。请省文革小组办公室办理。二人都签了字。
这时已经到了午夜，大家都饿了，宾馆工作人员送来宵夜。不知是不是廖、李的秘书安排的？白面馒头、清稀饭、泡萝卜丁，三样都是雪白的颜色。廖、李和我们一同吃后，各自分手。
几天后，清单上的东西我们就在省百货公司等处拿到了，都是全新的。队旗在重大活动时打出来，颇有气势。机器脚踏车成了郑全体的专车，我分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一件棉衣。照相机由邹茂根保管，其它东西公用。照相机是一架中档的135相机，到手没几天，一卷胶卷都没照，遇到成都一些造反派工人要到北京告状，找邹茂根借用。既然是红造联，那就要帮着办事。邹就非常放心地借给了他们，连借条都没有打一张，借的人姓甚名谁他都没闹清。他一借出，我们就埋怨他，他还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紧，肯定会来还的。”那个时候照相机还是稀有之物，这台照相机我连看都没有看清，从此就不知落到谁的手中。我写这件事是说我们学生那时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天真，对人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打字机用来打传单，后来涂植辉在西南局对面的宾馆里住着一个套间，用的就是这台打字机。他打印过一本当时流传的斯诺记录的毛泽东《我的回忆》，还送过我几本。
郑全体骑着机器脚踏车回过家，去看望他的母亲。在成都西南的簇桥，十几公里远。我当时还说，郑全体好有孝心。
我的那辆自行车，真太好骑了，我也很得意，经常骑着它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乱逛，充分享受到了在成都这样平坦的大城市中单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便捷。但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川棉一厂发生两派冲突，我们去支援红卫东，与厂里的产业军辩论。产业军被辩得理屈词穷，就拿我们的单车解气，把车扣留了，理由是没有牌照。我们的车确实没有上过牌照。川棉一厂保守派势力大，红卫东无力帮我们要回来。我后来在西南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发现一辆旧单车，拿去修理好了，就一直骑着它，直到离开成都。
在三干会前和会中，有关重庆公交公司的两件事，有必要讲一下。
三干会的前些天，有人来报告，重庆公交公司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来了两车人，说是重庆公交八一五迫害了他们，要找省委告状，住在省委接待站。时间已是晚上，郑全体马上带着我们十几个人赶到省委接待站，到他们住的一个大房间，把守好大门，把他们叫起来训话。他们开始不承认是工纠，没有反对攻击过八一五。我们有人从卫生间找出丢在抽水马桶里没有冲走的一大卷传单。这些传单用的是道林纸，印得很漂亮，上面都是所谓重大八一五“暴徒”在八二八事件中的“滔天罪行”，落款为重庆工人纠察队公交大队。人赃俱获，他们这才无话可说。郑板着脸，用文革时的大道理，结合市井俚语，把他们狠狠地臭骂了一通。郑还联系了成都公交公司造反派，把他们开来的两辆大公共汽车扣留了。这些人第二天灰溜溜地离开了成都。以后，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成都的大街上有重庆公交公司的大客车开行。
另一件事，是在准备三干会召开时。我到川大办事，见校园里停着四五辆重庆公交公司的公共汽车，一问是重庆公交八一五的。我向他们打听谢致知，他们说：“你找‘大脑壳’，刚才还在。”过了不一会，就把谢找来了。谢致知是我合川老家隔壁邻居的老三，谢三毛，比我小五六岁。我上高中时他父亲调到北碚玻璃厂，他跟着到了重庆，进了公交公司。我们分别五六年了。他从小调皮捣蛋，我估计肯定会加入造反派，果然不错。我们见面，非常高兴，他长高了，头还是大。互相讲了些别后的情况，家庭情况等。他说知道我考上了重大，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我和谢讲起前些天他们公司保守派来成都的事，他说已经知道了。听公司的人说：重大八一五那个郑全体太恶躁（四川方言，厉害的意思）了，把他们那伙人骂得服服帖帖，屁都不敢放一个。车也被缴了，公司职工人见人骂。从他们回来后，公交的工纠再也不敢跳了。
我问起这次来成都的事，他说他们把重庆市公用事业局的局长齐金安抓来了，要找省委解决他镇压革命运动，打击造反派的问题。接着，他又把公交八一五的头头黄知广找来，和我见了面。黄是转业军人，30多岁，中等个子，比较瘦，看起来蛮有精神的。我告诉他，马上就要开三干会，省委领导都在，可以到会上找，我可以帮忙。另外，可以安排到大会上发言，控诉公用局镇压运动的罪行。黄高兴得不得了，连说他们这次来到成都，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下好了，来的目的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还有意外的收获。
后来黄知广果然上台发了言，而齐金安是趁人不注意时跑掉了。
挺进纵队决定会上所有的发言稿由我收集，加以必要的修改，编印一本《四川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录》。印刷是郑全体交给王××办理，王找张广钦以省文革组名义印，但后来一直没有印出来。黄知广催过几次，我也没有办法。一年后，黄知广拉了一些人转向了反到底，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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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庆“一二·四事件”在成都的反响

12月4日，从重庆传来了当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严重武斗的消息，说“保皇四军”打死打伤八一五派数百人，事态非常严重。这就是重庆文革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当时被称作“一二·四惨案”。6日，郑全体通过红造联召开成都地区造反派勤务员联席会议，建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声讨重庆保皇派的滔天罪行，对死难烈士进行哀悼。大家都表示要同仇敌忾，大力支持，决定7日召开大会。
7日下午，我们在成都市体育场召开了“强烈谴责重庆保皇派挑起大规模武斗，愤怒声讨重庆黑市委镇压群众运动新罪行大会”，有数万人参加，体育场里人满满的。会上有十多家造反派发言，气氛非常热烈。大会由红成负责人伍渝生和郑全体主持。具体的会务是我在办，我在主席台上要安排发言，要听取参会单位的各种要求，还要写会议决议等，忙得一塌糊涂，精神高度紧张和亢奋。文革中的这种大会事前没有周详的具体安排，突发的事情多。我是第一次参与组织这样的大会，可说是受到了锻炼。
大会结束，人走场空，送来的200多个花圈怎么办？这些花圈有的是用夹竹桃枝编的，大的直径有3米，大大小小的堆在成都市体育场，一大堆。晚上，郑全体带着我们去找省长李大章，当时李被四川地质学院红成派控制。所以由红成川地的一个头头带着，有郑、他的那位随从王××、张正茂、我、童正蓉、是否还有邹茂根，共7个人，骑着6辆单车。童不会骑车，由张正茂载着。我们向成都西北方向骑行，路上没有路灯，就着天光可以看见路。我想童是我班的人，老由张副队长带好像不那么好意思，便叫童下来由我来带，我带童骑了一大段后她又上了张的车。我的反应太迟钝，后来才知道，他们正在热恋当中，我是好心好意地去影响了人家的情调。
那时一路上房屋很少，中途我们还敲开几家单位的门问路，骑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到了位于金牛区的高干招待所（现在应该是叫金牛宾馆）。天气很冷，时间也很晚了，但我们骑得满头是汗。进得门来，招待所把我们安排在一间会议厅，去叫李省长，答说时间太晚了，明天再说。那时我们没有表，估计在晚上一两点钟吧。招待所搞了夜宵来吃，是一大面盆面条，我们都很饿，吃得很香。招待所没有给我们开房间，抱来几条棉被，就在会议厅的沙发上和衣而卧，童也和我们一样。
第二天早餐后，也就在这间会议厅里，李省长和我们见面。他穿着蓝卡其布面带毛领的厚棉大衣，显得有些臃肿。大家谈了不少的话，李表露了他对文革的不理解，我亲耳听见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现在中央不相信我们这些老秀才了，他们要重用那几个新秀才。……不用就不用，但说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想不通，我们不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办事吗？……”当然他也看出，我们不会为这些话找他的麻烦。李大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直爽、坦诚的人。我们提出要几辆卡车送花圈回重庆，他签字批条由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负责派车。谈完后，我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中午在一起吃饭，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厅的茶几上摆上菜和饭，记得有一大盘韭菜苔炒肉丝，他的胃口和饭量都很好，不停地添饭，吃得也很快。
下午，我们离开了招待所。过了两天，花圈也送到了重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二·四事件”的真相：保皇四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揭批西南局、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八一五派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以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的理由，组织人员冲击会场，对其造反，双方确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说有数百人受伤，但没有死一个人。八一五派利用这次机会大造舆论，对保守派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尽管“保皇派打死人”是谎言，但起到了基本上打垮保守派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八二八事件”的“反其道而用之”。谁敢说造反派就完全是光明磊落的呢？造反派里面鱼龙混杂，出谋划策的是谁？是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是红得发紫的罗广斌？……保守组织也公布过真相，但他们大势已去，从此走向了没落的道路。
两个多月后，“二月镇反”浪潮袭来。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李大章省长被五花大绑，押在一辆卡车上游街，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的“李大章”三个字还加了一把大红叉。随行的还有十多辆车，押着其它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但没有见押廖志高的。此时李大章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关押，该组织刚发生“冲击公安局抢档案”的“一·二九事件”。解放军成都军区镇压“反革命”，借此说李是兵团街道工业分团的“黑后台”，抓起来游街。利用反击“走资派”幕后挑动群众的名义，达到为“镇反”造声势的目的。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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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赴上海活捉李井泉

1967年1月18日下午，大约6点钟左右，我从外面回到川大校长办公室的院子。觉得与平常相比，气氛不大一样，首先是人突然多了起来，当然都是挺进纵队的人。院子外面有人三三两两像玩乐又像巡逻。进了办公室的走廊，见用灰色的幕布（可能是去川大礼堂取来的）把进内院天井的通道隔了起来。我想进去看看，有人拦着。我奇怪地问他们什么事，答说也不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许多原来不住在川大的挺进纵队的人，也都在这里住，我们原来住的几大间房地板上挤得满满的。这才听人说悄悄话：“抓到李井泉了，住在里边。”这件事绝对是秘密行动，怕川大八二六知道，也怕红成、红卫东知道，就连挺进纵队内部，如我等比较上层的人都不知道。
第二天，等我们起床时，警戒已经解除。后来才听说，事情的过程是：有西南局机关的的造反派来找郑全体，告诉他一件极其机密的事，最近中央给李井泉发来一封机要电报。内容是要李回成都向西南人民作检查，不要去北京治病……。又据住在成都的国家建委副主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说，李井泉目前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他们问郑抓不抓？郑说：“我们来成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李井泉去重庆批斗。有了线索，岂有不抓之理？”当即很果断地去找程子华，叫程带路，郑、吴成金、赖明国和西南局、建委的几个干部同乘飞机去上海。到上海把李井泉抓住，乘飞机回到成都。当晚在川大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由建委派车，郑全体等把李井泉送到重庆。关押在重大六教楼，一直关押了四个多月（关于活捉李井泉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看何蜀先生所著《“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文，本文只作简略介绍）。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飞回重庆？我不知道。
吴成金，我原不认识。这位赖明国，大家叫他“癞格宝”，也就是四川人对蟾蜍的俗称。他个子中等，但比较魁梧，脸色白净，大眼睛，短头发。郑等三人肯定都是硬帮帮的“红五类”，响当当的重大八一五的红卫兵。之所以不让我等知道，是为让出身不好的人免去“阶级报复”、“反攻倒算”的嫌疑，对我这种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人的一种保护，同时也不让组织被人抓到攻击的把柄。那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也想得通。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估计还是从建委那边传出来的。过了几天，街上就有了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抓了李井泉的大字报，在成都引起了轰动和议论。挺进纵队经商量，由我起草了一篇《特大喜讯》的大字报，用很大的字，油印了上百份贴了出去。
这件事也引起了川大八二六的不满，因为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居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重大八一五抓走了，甚至在他们学校住了一晚，他们竟毫不知晓，是太丢脸面的事。可以说，这也是后来川大八二六与重大八一五交恶的一个原因吧。
重大八一五出过一本小册子，详细地讲述了抓李，和看管他的过程。我手中没有这本书，我记得是关在重大六教楼，专门派了4个红卫兵监护他，给了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人身侮辱或体罚等。在文革的混乱中，他的妻子肖理经多次批斗在监禁中服大量安眠药而死，他的儿子在大学里被红卫兵打死。而李井泉本人在重大的这段时间，应该说是在混乱的局面中受到监护，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段。重大八一五对待李井泉的这种平和态度，也是后来被砸派攻击为“右”了的罪名之一。
负责监护李的红卫兵，恰好就有那位紧跟郑全体的王××。他毕业后分配到重庆一家大型国防企业，当了厂办公室主任秘书。1983年的清查运动中，重大来了一纸公函，他就成了重点清查对象，党籍差点都没有保住。后来请李井泉写来了证明信：“重大八一五的同学没有任何虐待，……那段时间的生活，我感觉很好。”才得以侥幸过关。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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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的夭折

文革的过程中，由于指导理论本身的混乱，中央文革和军队支持造反派的偏向和有意挑动，加上各自利益的驱动，全国各地刚刚起来的造反派，几乎无例外地都分裂成两大派。成都地区尽管保守组织的实力还很雄厚，活动还很活跃。而造反派却逐渐分裂成红成派和八二六派。八二六成立了派性组织“解放大西南联合总指挥部（？）”（下称解大联总），指责红成派“右了”，“修了”。提出“反帝必先反修，要打倒李井泉，必须先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派则组织了“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下称地区联总），批判八二六派是“极左”、“分裂主义”。两派闹得不可开交。
八二六搞分裂的活动日益严重，提出造反派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我纵队顾全大局，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根据纵队的要求，我接连执笔起草了《给全市革命人民的第三封信》、《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接待室答群众问》、《告全市革命人民的第四封信》几篇文告。油印成大字张贴在全城主要路段。在文章中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对北地东方红、川大八二六等倡导的造反派“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进行了批驳。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成都地区也开始了夺权。川大八二六等11个单位，抢走了省人委的大印。对此，我们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是抢权、偷权，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夺权。这时还发生了一起可笑而又滑稽的３个人夺西南局大权的闹剧。1月28日晚，解大联总的３个人去西南局办公厅要王同臻（办公厅干部）交出大印。郑全体等纵队队员刚好在现场，立即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值班的钱某某汇报，根据他的指示，制止了这种荒唐行为。
在成都地区造反派愈演愈烈的分裂局面中，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等外地造反派，相对要超脱一些，没有参加那两个派性组织。认为造反派内部闹分裂，放松了对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为了克服这种倾向，使造反派联合起来。1967年2月10日， 由赴蓉挺进纵队、北航、清华、西交大、空字028部队、新华社四川分社等发起，筹备成立“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下称促进会）。
     2月11日下午3点，在桐梓街统战部召开促进会成立小型座谈会。12日，大联合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盐道街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改名为东方红人民出版社）召开，有216个造反派组织参加，宣布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促进会宣言》。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建立“成都人民公社”，把权力交给工、农。14日，召开了促进会勤务组会议。
促进会的机关报定名为《征腐恶》，取自毛主席词句“六月天兵征腐恶”，报头也用的毛手迹。有出版社的人参加，这很容易办到。我是主要编辑人员之一。可惜这张报纸只出了创刊号就完结了，刊登的是《促进会宣言》和主要参加单位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正在这时，“二月镇反”开始，造反派普遍遭到打击。大联合等说不上了，促进会也就自动解散。
在大联合促进会活动期间，我们在曾希圣（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家住过十多天，他家在永兴巷7号西南局的宿舍大院里。进大院经过好多栋普通的单元楼，在靠里边的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装的是双扇大门，两边门柱顶上有圆球形的灯。进门有小院，有草地，有万年青的花圃等。房子是别墅式的三层楼，二楼退进来，一楼的顶成为大露台。然后三楼退进来，二楼的顶又成为露台。房屋平面呈曲尺形，一楼中央拐角处是一间大会议厅，有十来张大沙发和茶几等家具。一楼除去厨房饭厅等都给我们用，二、三楼由曾家居住，我们没有上去过。我们人多时就在会议厅挤着睡，平时有三四间房给我们住。房间里摆着几张床，有席梦思床垫，接待站拿来的新的生白布床单、被子、枕头等。我第一次睡席梦思，很软和，所以印象很深。
这里原来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雄关漫道战斗队驻扎着。这个雄关漫道战斗队就是四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成都有过什么活动我不知道，除了交接时见过一面，与他们没有接触。郑全体是在筹备大联合促进会时与他们熟识的。
曾希圣是“死老虎”一只，为什么又和红卫兵有了往来？这是文革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作为“走资派”的曾希圣，对红卫兵敬畏三分。但后来发觉红卫兵不是铁板一块，也有懂政策、讲道理的。文革的前景谁也估计不了，他们家便联系由清华雄关漫道来进驻，实际上是为他们当门神。再有红卫兵来捣乱，自然有御前“三司”的红卫兵来干涉和加以保护。雄关漫道离开时，和郑全体联系，叫我们来进驻。曾家肯定了解重大八一五，一是名气大，如果有事压得住阵脚。二是比较讲政策，被批评为“右”了之类，所以也表示欢迎。我们去时，曾希圣已经被周恩来保护起来，没有见到。只和他的夫人余淑见了一面。还有他们八九岁的小女儿，另有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保姆。余淑表示了欢迎，她说相信重大八一五。郑全体也讲了些话。最后余淑说如果要打饭，可以找阿姨（保姆）拿饭票。记得我们找阿姨拿过一次，他家厨房后门外院墙有一道小门，出去就是西南局的机关食堂。
当时我见余淑40岁样子，容貌存留着年轻时的美丽。后来我又见过她一次，她和小女儿、保姆在院子里的石桌边坐着，旁边有几只鸡在吃食。我们打了招呼，没有讲什么话。也不可能讲什么，她要避“走资派”勾结红卫兵，当红卫兵“黑后台”的嫌。
文革时有大字报说，余淑原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解放后在一次演出时被曾希圣看上了。曾强迫她与原来的男朋友断了交，与曾结了婚，还把那个男的军官远远地调到了新疆。当时我们也相信这一说法。后来看到水静著《特殊的交往》，说1944年她在新四军七师，亲眼见到曾和余的恋爱过程。当时曾希圣是七师政委，余淑是上海的女学生，投奔革命来到七师。我才明白大字报所说是不确实的。
我们挺进纵队部在川大校长室住的的时间比较长。我那时成天忙得很，要写不少东西。电话特别多，尤其是晚上，一个接着一个，主要是说哪里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发生冲突了，请重大八一五赶快去支援等等。那时文革还只有文斗。所谓支援，就是在双方在辩论时帮助某造反派。用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号召，《十六条》等文件，加上我们的理解，批驳保守组织的论调。
后来又搬到川大望江馆，两三间大房子，这里有上下铺，住了几十个人。写大字报和油印传单都在这里。望江馆旁有一座高大的水塔，还有一片草地，我们经常在这里练习自行车。草地凸凹不平，骑自行车有如骑马在草原上奔跑一样的感觉。
1966年即将结束时，纵队出了一张传单，8开纸大，是我写的《新年献辞》。那时写的东西无非是八一五派的战斗历程，八二八的血雨腥风，九三、四北上告状的艰辛历程，一二·四的生死考验。当前要集中精力，反对造反派内部分裂，目标一致地与走资派和保守派进行斗争。以及1967年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将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等。现在想起来，都是陈词滥调。写好后，纵队的鄢家尤（电67）说“要加一点东西”，便拿去修改。改后送来，一看，是在每段前面都加上一句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诗句或其它警语，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等等。我一笑之后，把这些全部删掉，只留下了一句“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当然这一句也是俗不可耐的东西。我当时觉得鄢家尤（后来官居贵州省安顺县副县长）比我还要酸。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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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月镇反”在成都

1967年2月，有了一次“二月镇反”，也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小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抓了不少人。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个月，便又宣布全面平反。
“二月镇反”运动的高层背景，我不甚了了。后来找过官方发表的关于文革历程的记载，都不提这次“镇反”运动。为什么刚刚才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要来一次主要针对造反派的“镇反”？有人说是叶剑英等的“二月逆流”，军队抵制文革所引起，我不相信。叶等老帅及副总理只不过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看不惯，搞不懂，发发牢骚，他们不可能有反对文革的实际行动。而且，牢骚刚发完，马上就被江青等人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毛发了脾气，对他们做了组织处理。“镇反”在全国各地展开的时候，已经是叶帅等遭到批判、处理之后了。况且，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发动长达一个多月的运动，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同意是不可能的。
这场“二月镇反”，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抓捕关押了数以百万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群众，比起刘少奇、邓小平派遣工作组图谋控制学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打击压制群众的严重性来说，不知大过多少倍。但事后仅仅平反了事，没有人为此受到追究，不了了之。这不能不说是文革众多谜案中的一大蹊跷事。
在成都，“二月镇反”直接的起因是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为首的八二六派围攻解放军成都军区的事件。
1月21日，毛主席下达了“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和主导地方文革。成都军区力图稳定混乱的局势，对一些过分突出的事件采取了干预措施。成都的造反派已经分裂，红成和红卫东等统称红成派，而川大八二六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下称兵团）等统称八二六派。八二六派不断提出一些激进口号，采取一些极端做法，这就与成都军区产生了冲突。1月29日，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名冲击市公安局，成都军区对其7名头头实行逮捕。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为袒护和声援街道工业分团，遂组织数千人围攻成都军区，提出释放被关押的人员，并予以道歉等要求。
我所看见的场面是在北校场军区南营门口，在朝向大街的八字形门道及大街上，几千人坐在地上，有高音喇叭，有旗帜，有大标语，持续的时间有六七个日夜。解放军干部多次劝说他们离开，没有效果。而且这种示威行动，越劝闹得越大，反倒是不要理睬还好一点。造反派闹事最怕无人喝采。照我看，他们的行动本来不太严重，毕竟没有冲进军区大门，只在大门口瞎嚷嚷。但是，他们运气太坏，遇上了“二月镇反”。
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大战斗团的信》，用最后通牒的口吻，严正警告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那天深夜，我正好在现场，亲眼看见军区参谋人员向川大八二六示威人群宣读命令。当时一片大哗，现场的几个头头还与宣读命令的参谋纠缠，说命令的落款只有“中央军委”四个字，没有用全称，肯定是伪造的等等。其实，作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给一所大学的派别和一群工人的自发组织写信，本身就太抬举他们了，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但到第二天，大概核实了信的真伪，他们就服贴了。川大八二六承认大方向错了，并向毛主席发出请罪电：“向毛主席请罪，向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向四川人民请罪”。他们来到人民南路广场，上千人跪在地上，摘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向毛主席请罪！一时里，烧八二六红卫兵袖套、团旗成了成都的一大风景。但请罪并没有得到原谅，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政委（一号勤务员）江海云和工人造反兵团的头头等数十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
江海云是川大数学系二年级学生，因其身矮，只有1.43米，所以得了一个雅号：“√¯¯2 ”（根号2）。在文革运动中，她是名震四川的风云女将，响当当的学生领袖。
此后，不单是抓八二六派，其它的造反派也陆续被“镇压”，一起抓，在“二月镇反”中全川被逮捕的人数达十余万人。
因为筹备成立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我们这时住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造反派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当时出版社的保守派势力还较强，造反派需要支持和帮助，欢迎我们进驻。记得出版社的主楼是一幢倒“凸”字形的四层楼房，我们住在突出的一间的底层，是木地板，十多个人打地铺。
这时的一个深夜，天很冷，下着小雨，我们都睡了。突然间，外面有响动。出版社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跑进我们的房间，他披着衣裳，牙齿打着战说：“他，他，他们来抓我们了，×××（出版社造反派的一号头头）被抓走了！……”郑全体马上披起棉衣，跑了出去，我们也跟着跑出去。只见汽车正要开出出版社前的一小段巷子，郑全体站在汽车面前，迎着车灯，举起右手，让汽车停下来，打算与他们理论，不让把人带走。我们在边上看见，都认为郑全体真英雄。但他看见汽车是军用卡车，抓人的是解放军，也就无可奈何地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出版社里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大，因为我们支持的是造反派，平时就有人对我们横眉冷对。第二天，我就带了两个人，在出版社院内刷满了大标语，有十几条吧，内容都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错误的战士毕竟是战士。不犯错误的苍蝇毕竟只是苍蝇！”之类。过了几天，我见也没有人敢撕，或者涂盖。只见有人在边看边咬牙切齿地嘀咕。后来，我们搬出了出版社，回到了川大。
回忆起来，出版社食堂的小面真好吃，与外边面馆相比则更是价廉物美。
过了十来年，一次我回成都探亲，住在四川大学我大哥（后为川大法学院教授）家。大哥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朋友，那人问：“我知道一个人，和你的名字差不多，是不是你的什么人？”我大哥问：“你说是谁？”他说：“叫黄肇炎。”我大哥说：“那是我弟娃儿。你怎么知道他？”他就说起我在出版社刷大标语的事，说我有胆气，不怕事，对当时处在极度压抑状况下的他们，着实鼓了一把劲，言语之中充满了钦佩之意。后来，他帮我大哥买了一套全本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在那个刚刚经历了文化浩劫，精神食粮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从事人文科学工作的大学教师来说，也算帮了一个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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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全体等被关押及挺进纵队告别蓉城

四川的“二月镇反”，主要被打击的对象是造反派，首当其冲的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对“二月镇反”，最抱欢迎态度的是以产业军为主要力量的保守派。尽管我们与川大八二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毕竟都是造反派。兔死狐悲，他们今天惨遭镇压，说不定哪天就是我们的下场。我们不能容忍老保翻天，向造反派反攻倒算。2月20日，挺进纵队全体出动，高举红旗，高呼着八一五的钢铁势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开向成都市中心区——盐市口、人民南路等地，张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老保翻天！”“坚决支持兵团、八二六！”等大标语。对还能合法存在的红成、红卫东则更加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
面对众多造反派头头被抓，文革运动低落的形势，挺进纵队没有什么事好做了，根据总团的决定，准备撤回重庆。但我们不能沉默无言，灰溜溜地离开成都，我们要亮明观点，表明态度，堂堂正正地走。2月末，按照纵队的要求，由我写了一篇《告别蓉城——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后又与首都南下红卫兵一起发表了《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八二六派战士的公开信》。文中指出：兵团、八二六广大战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完全是革命行动。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疯狂地掀起更大的反革命逆流，大刮翻案风，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我们要坚决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文革中我们和成都造反派结下的深厚友谊。然后指出，目前的局势是暂时的，相信革命烈火还会重新燃烧起来的，光明即将到来。这两篇文章各用四张蜡纸拼接，用工整的魏体硬笔字刻印，不叫大字报叫“中字报”吧，贴满了成都全城。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在当时的成都引起很大反响，影响面很广。非常多的人在中字报上留下了批语。红成派和八二六写下的是激动的话语，认为说出了他们心中想说的话，对文章观点表示赞赏。而产业军则多是谩骂。这两篇文章被当局显要人物和产业军评为三大毒草之二。
说真话，我们心中也没有多少底气，对前途同样感到迷茫。我们敢这样写，无非是造反派对文革大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和在重庆八一五派没有遭到镇压的缘故。
就在这时，纵队队长郑全体也被抓了，关进太慈寺临时监狱。
当时，纵队为了更深入地揭露产业军阻碍运动的保守面目，组成了以陈雷为首的“专打鬼战斗队”，与产业军辩论高手进行过好几次辩论交锋。虽然我们有理有据，但客观形势和处境对我们不利。有两次，在开始辩论前，就被对方群众拉出会场。
3月5日，纵队与产业军在人民南路进行公开辩论，这次由郑全体亲自出马。上午9时左右，广场上聚集了万余人。我们在人民南路皇城上宣读声明，揭露产业军。不料对方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冲上皇城，其中还有几个公安人员。一上楼来，就对我方的辩论人员围攻殴打。然后产业军19师和成电红旗成员十数人，把郑全体、陈雷、鄢家尤3人连推带拉，拖进了皇城下的一辆吉普车，扭送到成都市公安局。后又关进太慈寺，郑关在14号牢房。直至4月1日才释放。   
郑后来回忆说，太慈寺大门内垒起砂包，架着机枪，院内不到10米就有一个荷抢实弹的哨兵。14号牢房，宽4米，长7米，无窗（原来的已全部钉死），门上开了个20平方厘米的监视孔。一间房关20人，睡下后就只剩下1平方米的地方放鞋子。除了有过几次简单的提审外，天天关在牢房内，只有吃饭时才能走出来透一会儿风。解手要先喊“报告”，待获同意后，20人列队进厕所。
他特别提到，在监狱里最难耐忍受的是刻骨铭心的饥饿，按规定囚粮是每天8两，但被克扣后能吃到嘴的不到6两。年轻人一顿就能吃下去，在这里却是一天仅有的食物。
在关押中，郑全体猛然想到一事：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今天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看起来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一旦入狱，又是多么的孤独无援啊！谁能保证若干年后不会为了今天的造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呢？谁能保证今后没有人“秋后算账”呢？从此开始，他多了一个心眼，凡事处处小心，事事留神。还把把自己的行踪，参与过的比较重要的事件、活动等记录了下来。
毕业后他分配到了广东省平石矿务局，从工人干起，后任技术员、建井工程处生产技术负责人，工作积极负责，多次创造月掘进尺先进纪录。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更是不错，很快入了党。被组织培养，提升为副矿长、副主任工程师。后正在考查将提拔为矿务局局长。殊不知在1983年后的整党清查运动中，被重大党委组织部的几纸公函说是“三种人”嫌疑，遭到整肃。左查右查，局长没有当成，反而给予留党查看一年，撤消行政职务的处分。印证了他当年的预感，牺牲了一生的事业。他那些笔记本的记载，没有使他摆脱被整的命运。但作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还是洗刷掉不少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罪错”。
本来像郑全体等这样的，不是成都军区镇反名单上要逮捕的人，是被群众扭送的辩论对象，完全是误抓。当时在重庆，重大八一五与54军打得那样火热，如果由总团出面，通过54军与成都军区的渠道，释放郑等人，应该办得到。但总团对此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让郑等人白受了28天囹圄之灾。回想起来，不禁令人为之寒心！
郑全体被抓，在纵队造成一些情绪波动，我们决定撤离成都。正好，这时重庆公交八一五来人要那两辆原来工纠开来被扣的大客车，我们出面帮助要回了车。趁便，挺进纵队五六十人（包括十多位中学生），乘坐这两辆大公共汽车回了重庆。这时是1967年3月中旬初。
成都还剩下几位队员留守，主要是家在成都的同学。他们为营救郑全体，想方设法，进行着艰难的，也是无效的奔走。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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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次挺进纵队的主要活动及其终结

1967年4月中下旬，挺进纵队又恢复了活动。队长仍然是郑全体，副队长还是张正茂。重大八一五的有30多人，另有十几个八一五派的的中学生。
我在4月下旬接到通知，叫去成都负责主办《8.15战报（成都版）》。编辑部有动力系69级的刘星权和机械系70级的王益富。他们二位都是校体育队的，刘是乒乓球队的，王在田径队练长跑。我们5月5日到达成都。这次纵队部驻在四川医学院东校区解剖楼，这是一幢有大红门柱、翘角屋顶的古色古香的三层楼房。我们住在一楼，走廊两侧放满了大棺材，里面装着用福尔马林液浸泡着的解剖过的尸体。解剖楼几十米外就是有名的华西坝钟楼。
第二天，就发生了轰动四川的“五六惨案”。一三二厂的保守组织产业军开枪打死了几十个造反派群众，主要是学生。因为这些都往川医送，我亲眼看见许多的尸体和伤员。尸体呈青灰色，枪眼多成贯通伤，进洞小，出洞大。我们是初来乍到，又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没有去现场。
5月7日，中央发布了《红十条》，正式宣布李井泉是“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立了由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为副组长、张西挺为成员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直到这时，产业军见大势已去，才彻底土崩瓦解了。
《8.15战报（成都版）》的所有文章都要自己写，既写又编，还要校对，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三人形影不离，在纵队里就得了个“三家村”的美名。
出版了两期报纸后，总团派周孜仁来主办《8.15战报（成都版）》，周带了郎兆华、陈开阳来，他们都是校文工团美术队的。周来后，指导我们办报，报纸的文采及编排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时就发生了著名的“红成北上告状事件”。事情起因是刘结挺、张西挺操纵四川省革筹支持偏袒八二六派，而对红成派采取打击压制的态度。引起了红成派的强烈不满和愤慨，遂于6月24日砸了省革筹办，据说抄出大量整红成和八一五的黑材料。25日，群情激愤的人们又冲击成都军区捉拿刘结挺，没有抓到。红成决定上北京告状。
6月26日，红成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十多万人的誓师大会，会后在城里的主要大街上游行，然后数千人的队伍步行出发。面临着第二次被打成右派的处境，红成的情绪是极其壮怀激烈，慷慨悲壮的。
为了全力支持红成，也是对刘、张打一派拉一派的坚决反对，重大八一五表示要与红成同生死、共患难，赴蓉挺进纵队派遣了20多人随同红成前往。我也在其中，还有刘星权、陈开阳等。王益富留下来和周孜仁、郎兆华一起办报。我们由童正蓉、何培余带队，步行走到新都（还是广汉？）。这时天色已黑，大家胡乱过了一夜。我是在野地的大混凝土管道中睡的觉。第二天，爬上北行的火车。车里很挤，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有的人爬上行李架睡觉，有的人用报纸铺在座位下边，钻进去睡觉。车到广元，停了两天。童正蓉说肾炎发作，回了成都。其实是我们这一伙人只有她一个女生，大家都不方便。我们继续由何培余带队。
到西安后在西交大住了两天，扒火车到济南，再扒火车到了北京。后来听说在广元时，北上告状的事惊动了中央文革，是陈伯达要军队送红成的头头到北京。
7月7日下午，我们到达北京，七弯八拐地找到前门外某条胡同的高教部招待所，重大八一五驻京联络站就设在这里。联络站的负责人是动力系的曾世民，我们来找他报到。当晚大家挤住在一起，有的两人睡一张床，有的睡在地上，有的用四把椅子拼起来。第二天，我们找设在东四的北京市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住到城北平安里的二轻部接待站。那是一片新建好还没有分配的职工住宅楼，给了一个套间。地下铺的是芦席，有十几条再生棉线织的线毯，枕头就用自己的黄布军包，20多人挤着刚好住下。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带卫生间、厨房的单元楼住房。
重大八一五派出队伍和红成一道北上告状，到了北京，也就完成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他们的历史使命。到京后，我们没有和红成发生过联系，头头们是否有联系不知道。驻京联络站也不想管我们。
我和刘星权、陈开阳、李川荣四人结成一伙，同出同进，甚是相得。在北京的主要工作就是到驻京联络站领取《8.15战报》，拿到天安门广场或北京饭店下的长安街头去卖。这里经常有几十个人在卖小报，全国各地的都有。卖报纸有一点提成，一天的钱刚够简单的晚餐。偶然去一些机关学校看大字报，然后就是游览北京的风景名胜。李川荣是总团摄影组的，带了一架照相机，大家照了不少相。
轰动一时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后，7月25日，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声援大会，林彪出来讲了话，江青等出席。我们是散兵游勇，无人通知安排，不能到天安门广场去。只能听街头的有线广播，得知是因为王力等人在武汉被“百万雄师”围攻。后来才又听说，毛主席当时也在武汉，受到一些惊动。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围等等。
在北京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我们四人去东四接待站借了回成都的车票，于7月29日回到成都。
到了川医，见周孜仁和郎兆华已回了重大，只有王益富还在。不久，陈开阳和李川荣也回校去了，就还是我们这个“三家村”来办报。我们又出了两三期报纸，王益富回了夹江的家，编辑部只剩下我和刘星权。
再过了些天，成都的武斗逐步升级，是用拳头、棍棒和石块，还没有用枪的。听说重庆已经大规模使用枪炮，打死不少人。我开始觉得武斗已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这场运动有点走样，不大对劲。天天都有起哄说八二六派要来血洗川医，我们睡觉要东跑西跑，晚上要换几处地方。有一天晚上，在川医西校区大门外，我亲眼看见有上百个人用石头、瓦片投掷击打一个解放军军官，他被好些石头打中。我感到危险已到身边，没有人身安全感，成都不能再呆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8月23日，为了绕过正在激烈武斗的重庆，我取道内江、大足、铜梁，回到合川的家中。刘星权回了簇桥的家。《815战报（成都版）》无疾而终。
时过境迁，赴蓉挺进纵队全然没有了当年在成都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有声有色的气势。郑全体带着几个人，坚持驻守在川医。承担着与兄弟造反派组织联络交流，互通情况信息；晋见省革委张、梁首长，汇报情况，反映问题。或者接受张、梁等首长的接见；接待总团头头，并陪同谒见张、梁首长等项工作。逐渐演变成重大八一五驻省会办事处那样的机构。其间，郑全体还两次上北京，参与解决四川、重庆问题。
再过了大半年，到1968年6月26日，郑全体回重大参加毕业分配。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到此全面结束。

（全文完）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