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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对于工人来说是一个矛盾的年代：一方面，在理论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工人阶级已经当家做主，理应享受国家主人的待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加速发展经济，政府已经确定了高积累、低工资的经济政策，作为整个社会拿工资人数最多的工人，作为社会底层，自然首当其冲，只能处在一个低收入的状况。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今天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说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却大量生活在棚户区里，过着今天的青年已经非常隔膜的贫困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处境与解放前相比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却有着强烈的翻身感，表现出罕见的劳动干劲，这种干劲和精神在今天的工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上世纪50年代的工人生活已经表现出很大的隔膜。
钢铁工业在上世纪50年代有“元帅”之称，是当时重点发展的产业。解放前的钢铁厂，工人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都无法同解放后相比。那时炉前的送料都是工人抬着箩筐，踩着跳板往炉子里送；普通工人的收入很低，仅只是口而已；他们所住的房屋，绝大多数都是草房，用解放后工人“回忆对比”的话来说，就是“从早忙到晚，只够自己一张嘴巴；家里老婆、孩子，一天喝不着二两粥；靠借债度日，逢年过节，躲债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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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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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工厂的工人是从宝山地区的农民中招来的，宝山地区是江南的鱼米之乡，自然灾害也比较少，相比其他地方的农民，他们应该算富裕的；然而，那里的农民依然愿意进入钢铁厂做工，甚至在工厂歇业之后，准备复工，他们往往会放下手中的农活，回到工厂。须知他们不是逃难到上海一无所有的农民，而是在当地有土地、有亲属的农民。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熟悉的农活，到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护条件糟糕、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工作，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觉得工人的待遇要比农民好。由于资料的缺乏，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那时该厂的工资资料与当时的物价作对比，来判断当时工人的收入状况，但是从当地农民对到工厂工作的热衷态度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解放前的工人尽管过着贫困穷苦的生活，但是比起更加贫穷的农民来，还是要好一些。 1949年的解放，对于工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是，因为人数太多了，要大幅度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当时百废待兴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物质条件。所以刚刚解放时，政府就多次要求工人不要把当家做主理解为过上资本家的日子。
但是，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人的工资是必须提高的。上世纪50年代初，尽管新生的共和国依然还相当困难，但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有所提高。这时国营企业较少，工人增加工资的负担主要是由私营企业承担的，由国家提出政策，工会促进推动。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全国工业职工工资1952年比l950年增加了57．7％。由于物价的回落，根据1953年3月的一份工厂统计，上海各企业一元底薪可购米数量比1949年1月至4月提高105％。然而，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由于工资标准没有调整，合理的奖励、津贴制度又没有及时建立，对职工的升级控制过紧，以及某些企业和工程单位有停工窝工现象，到了 l954年和l955年，这些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的速度较慢，加之副食品的价格有些上涨，以致一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还有降低。这时的工人工资，由于企业的不同，行业的不同，差距还是很大的。
随着国家计划体制的建立，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原来的工资折实单位，随着人民币的稳定，改为货币单位，实行了货币工资制。1956年，工人的工资变成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各地的工资按照九个等级的地区差别，形成标准的工资制度，工人工资有了许多改善，特别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尤其是与知识分子相比，显然有了较大提高：上海地区的钢铁工人一级工是42.4元，二级工是49.4元，三级工是57.5元；四级工是66.9元，五级工是77.8元，六级工是90.6元，七级工是105.4元，八级工是123元，八级工人的工资高于技术员的最高等级l06.5元。当时中学教师的最高工资是l57.5元，小学教师的最高工资是91元。当然在工厂里，八级工是很少的，大量的是三、四、五级，六级就很少了，有许多技术工种根本就没有八级工，有的连七级也轮不上。不过当时全国的工资水平都比较低，就是国家主席也不过拿六七百元，后来还取消了行政一二级，从三级开始。这时全国的工资水平差距，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上世纪50和60年代，虽然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就业率提升很快，钢铁厂工人们的生活相当一部分还处在社会平均水平以下，许多工人妻子没有工作、小孩多、父母年老多病，一家老少七八口，全靠一个人五六十元的工资来养活。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企业通过工会定期和不定期给他们发放生活补助金。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上海人均最低生活标准定为每月8元，凡低于这一标准，便补助到8元。另外，每到冬季来临或学校开学，可根据具体情况发给临时补助。发放补助金的过程非常民主，人人都非常看重这份权力。面对面的讨论，想一手遮天是办不到的。补助多少其实相差也不过三五元。特殊困难补助，比如家属生病、生养、病故等等容易产生矛盾。那时候穷人多，每个月补助名单张贴在食堂的墙上，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大家的议论成为一种自发性的群众监督。不过，这种监督也造成了很多的精神压力，许多受领者不敢穿一件稍微像样点的衣服，在食堂吃饭连荤菜都不敢买一份，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也只好忍气吞声。
不过那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向上向好的心理预期。尽管工资低，补助的金额少，工人仍有明显的翻身感，这是由于劳动保险制度的确立，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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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工人的代表——“铁人”王进喜 |
1951年2月26日，中央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保障工人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条例规定企业必须照顾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却没有规定一个职工享受供养直系亲属的名额，这也意味着只要是受到该工人供养的直系亲属，从祖父母到父母到子女和孙子女只要是没有工作的都可以享受该工人的劳动保险待遇，甚至连他供养的弟妹、侄子侄女等旁系亲属，从出生到死亡都可以享受企业的补助，看病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一半。这是真正的吃“大锅饭”，这一待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享受的公费医疗待遇。这也是适应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工人家庭大量是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是农民的很多，加上工人往往多子女，爱人忙家务没有工作的也不少，他们的家累很重，《劳动保险条例》切实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这是解放前的工厂企业难以做到的。 随着工厂企业的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基本上不复存在，原来由私营企业承担的劳动保险转为国家承担，加上就业人口的增加，工人数量急剧增长，国家再要承担众多工人直系亲属的劳动保险有了困难，就逐渐修改为一名职工只能享受一个直系亲属和一个子女的劳动保险了。
这时的《劳动保险条例》还规定：“工人职员因公死亡或因公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其直系亲属具有工作能力而该企业需人工作时，行政方面或资方应优先录用；受其供养的子、女、弟妹拥有该企业所办学校就读的权利。”事实上，解放后的学生读书，所收的学费已经比解放前少得多，工厂里的工人还享有免费读夜校和职工业余教育的权利。这时工人虽然正式的工资不一定大幅度超过解放前，但是他们享受着很多工资外的待遇，家庭负担明显大幅度减轻，生活来源有了基本的保障。
但上世纪50年代工人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他们穿着很简单，一个工人能有一件手工织成的粗毛线衫就已算不错，而且毛线的质量大多粗劣，冬衣一般是卫生衣(一种厚绒衣)加棉袄。卫生衣里能穿上整齐的衬衫和棉毛衫的也不多，许多人都是把外面穿破了的衣服穿在里面当内衣。还有些人把厂里废弃的旧砂皮洗去砂子，再拼起来做成内衣内裤。有些人没有什么毛线衫、卫生衫，到了冬天，几乎把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有一位姓戚的铁匠师傅，人称“七只领”，因为到了冬天，他头颈上的衣领可达到七八个之多，属于那种“一家一当都背在身上”的人。让工人们感到满意的是：钢铁厂给工人每年发一套工作衣、一双工作鞋，鞋是帆布胶底或翻毛皮胶底做成的，衣服和鞋都非常结实。对于这一套行头，工人们非常珍惜，除了炼钢炉前那种特制的工作衣，一般的蓝劳动布工作衣很少有人在崭新的时候就真正在工作时穿，而是用来平时穿，甚至走亲访友时穿。那时添置一件新衣服不容易，不仅要有钞票，还要有布票。工人是领导阶级，钢铁工业又是工业中的“元帅”，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因此工作衣代表着一种社会地位，体面，特别是衣服口袋上印有“某某钢铁厂”几个红字的，穿着走在路上更显得神气。男青年头一次去见丈母娘，上面穿一件崭新的工作衣，下面配一条烫得挺直的毛料裤，如能再有一双皮鞋，“山青水绿”真是光鲜体面得不得了啦！而工人们上班穿什么呢?那些破得不能再破，补了又补的衣服。有的老师傅穿的工作衣，是由四五层旧布，千针百线，像纳鞋底一样缝补起来的，像铠甲一样厚重。
也有个别青年喜欢穿小裤脚管和火箭头皮鞋，吹大包头的。这被称作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这类人被视作另类，一般人都对他们很反感。
工人中抽烟的比例很高，其中有半数以上是抽水烟的，因为抽水烟比较便宜。他们从乡下弄来烤烟叶，自己动手切成细细的丝。有些既想省钱，又想学些时髦的，则自己动手卷纸烟，他们在切碎的烟丝里拌些香精和蜂蜜之类的配料，用自己做成的手工卷烟机小心翼翼地卷出纸烟来。吸这样的烟，旁边的人闻着特别香，可是，谁要是觉得好玩，也想试着吸一口的话，准会把你呛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而那些花钱买纸烟的，也多是劣质烟，那时候的低档烟有“生产牌”、“勇士牌”、“大联珠”、“劳动牌”等，价格从几分钱到一角几分钱不等。中档烟是“飞马牌”、“光荣牌”等，价格在二角几分之间，工人们把劣质烟中较好一点的“劳动牌”戏称为“光荣牌”，因为“劳动最光荣”。三角钱以上的“大前门”属高档烟，那是属有身份的人抽的。一人抽水烟，一枝小烟筒，会大家轮着抽。而一人抽纸烟，周围凡是会抽烟的都有份，你来我往，表面上很客气，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谁也不会吃亏，谁要老是抽别人的烟，自己不买包烟来发发，大家背后就会议论“这家伙专门抽‘伸手牌’香烟！”等到大家都对你有了一致的看法，说不定哪一天人多势众的时候，有人故意拿出一包好一些的香烟，人群中炫耀似地发一圈，唯独没有你的份，弄得你非常狼狈。烟民中也有一类人，烟瘾很大，可是因为经济原因，总是买市面上最便宜的香烟，自觉拿不出手，因此，别人发给他的烟，他一概谢绝，拿出自己的烟来陪着大家一起抽。和这种人相反，有个别条件好的，专抽高档香烟，别人发给他低档烟，他也一概谢绝。烟民中，最让大家瞧不起的是口袋里常备两种烟，人多的时候拿低档烟和大家一起抽，如果遇上了头儿脑儿的就赶快掏出好烟来凑上去、拍马屁的人。
“烟酒不分家”，工人中喝酒的也不少，但是他们很少到酒店去喝，而是到酱油店将酒买来，在家中或者在家门口、马路边喝酒。他们主要喝的是高度白酒，而且要零拷的，度数越高，价钱越便宜，喝着也过瘾。这种酒称作烧酒，或土烧，倒一点在桌子上，用火柴一点就会烧起来。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就着一碟子猪头肉或花生米，喝上二三两，在当时可算作“小康”，更多的工人是顾得上酒就顾不上菜，咬几瓣生大蒜，照样能喝下个半斤。有些工人不顾老婆孩子死活，一有钱先过自己的酒瘾，喝醉了还要寻衅滋事，因此，喝酒而引发家庭不和的事时有发生，不过因喝酒而家庭破裂的却不曾听说，因为当时女人大多没有工作，男人是挣钱养活一家人的顶梁柱，女人总认为男人在外工作辛苦，喝两口也是应该的，只是在家中没钱买米时才“罗唆几句”。而一个“好”妻子，是在每月拿到丈夫的工资后，先把丈夫一个月的烟、酒钱留下。
黄酒度数太低，没有斤把不过瘾，是家庭经济较好、而又注意保养身体的人才喝，啤酒只有在夏天喝。那时啤酒只卖二角几分钱一瓶，一般人也只是以喝一瓶为限，酒瘾大的在啤酒里掺些土烧，那时工人家庭没有冰箱，如果能在啤酒中塞进一支四分钱的冰棍，就可算得上是享受了。葡萄酒、苹果酒或者笼统称作果子酒的，很稠很甜，那是不会喝酒的人逢年过节时偶尔为之的。
那时期工人们的住房需求还不算很突出，一方面，因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吃饱穿暖的问题，顾及不到住房；另一方面，工人们居住的是地处冷落区域的简陋户房，地皮不是很紧张，违章建筑的管理也很松懈，只要有几根棍子，几卷油毛毡，很容易就能搭建一间小屋。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物品，也没有什么大家具，不加油漆的一张方桌，几条板凳，几块砖架起几块铺板，就算有一个家了。如果有一个碗橱，可以放放小菜，有两只箱子，可以摆摆换季的衣物，条件就算很好了。不懂得什么叫“煤气”，什么叫“浴缸”、“抽水马桶”。烧饭用的是煤球炉，排便用的是“马桶”，自来水是50年代后期才用上的，以前用的是井水。自来水在一个棚户小区中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叫做“给水站”，由专人管理，一分钱可以买五桶，家家户户备着水缸。这时的水很容易受到污染，不过工人不讲究。住房的质量很差，墙是泥墙，地是泥地，小区的路也是泥路，逢到下雨就泥泞不堪。很多人家的屋顶还是油毛毡加上稻草盖的，一遇刮风下雨，屋子里就四处漏雨，几乎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得拿出来接水，雨稍大一点，家里“水漫金山”，老人和孩子只能蜷缩在床上。遇上这样的季节，工人们白天上班不得安心，晚上睡觉不得安定。屋顶上盖的草或油毛毡被风卷走了，要向厂里提出申请，给予临时补助。为了改造自己的住房，钢铁厂的工人下班，常常带着一包钢渣，钢渣在钢铁厂是废弃物资，但是可以用来做砖头，只要打压结实，放在露天里晒干就是很好的砖块。许多工人靠着每天带回家的一包钢渣，日积月累，终于将家中的泥墙改为砖墙，在屋子里搭起了阁楼，最后把稻草屋顶改为黑瓦的屋顶。大概要到70年代初，棚户区才基本上消灭了泥墙稻草屋顶的房子，小区的泥路也基本上变成了煤渣路、柏油路或者水泥路。
这时工人居住的“棚户区”犹如一个个“都市里的村庄”，保留着许多农业社会的特点。这里的人比较淳朴，人际关系融洽，各家各户的私人空间很少，同一小区的居民可以随意到各家各户串门聊天，哪一家来了客人，邻居可以随意站在旁边甚至进去看热闹。哪一家烧了好菜，或者包了馄饨、饺子，就应该盛上一碗让邻居们共同分享。各家各户的内部事务，常常是小区居民共同的谈资。一家人发生困难，往往能得到邻居的帮助。不愿帮助别人的居民，会受到小区居民的鄙视。因此，棚户居民改造自己的房屋，常常也是邻居们一起出主意，提供劳动力，用不着工厂出面帮忙。夏日的晚上，是棚户区最热闹的时候，因为房屋低矮，通风情况不好，居民晚上都是坐在屋外乘凉。人们在这里交换各种信息，就着路灯昏暗的灯光下棋打牌。这时的工人太穷了，他们没有钱到茶馆、酒店去消费，家门口、马路边就是他们活动的公共空间。
工人中，尤其是技术工人也有少数住公房的，与住棚户房的人相比，条件已经算很不错了。l958年，为吸引住在市区的人进厂工作，钢铁厂在厂大门对面造了几排家属宿舍，还有几排职工单身宿舍，后来又在杨浦区建造了新村。但是，因为住公房每月要付房租，对于低收入的工人来说是增加了一笔额外的负担，人们似乎也没产生多大兴趣。50年代新造的工房，由于数量实在太少，大多解决劳动模范和由工人提拔的干部的住房困难，一般的工人也很难轮到分配住房。
记得50年代后期，有一首歌《我有一个理想》，其中第一个理想就是要当工人。小学规定每一个小学生都要学唱这首歌。当时也确实有许多中小学生以当工人为理想，这与今天相比已经无法同日而语。看来50年代工人的翻身感主要还是源于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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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04: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