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陈宣良:又是一年“5、16”——两位友人的通讯

hachen

家琪：

　　也不知道上封信收到没有。

　　关于文革，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说了。事实上，我现在手上这个巨大的东西，就可

　　以看成是有感于文革而发的。例如里面的一元化、社会生活政治化，这样一些相当基本的概念，可以说就是从对于文革的反省中来的。

　　无论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承认，我们是“文革的一代”，这不仅是说我们经历了文革，而更是说，我们的思想是在文革和对于文革的反思中形成的。我们在学习西方思想的时候，对于文革的思考或明或暗地永远是一种底蕴。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于在文革中看到的传统的认识。

　　虽然说，对于历史的思考，是需要时间来冷却的，但如果我们现在不说，以后真的冷却了，恐怕也就没有人真的能领会文革的“精神”了。但是，让我就这么写点回忆之类的东西，我还真写不出来。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如果不敢说一些涉及政治思想的内容，我不知道能否说明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其实即使是现在，这样一种忌讳仍然是非常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仍然“不敢”说。

　　我以为，文革是中国四千年传统的最后一次演练，从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上来说 ，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说，前人希望做然而没有能力做到的东西，在文革中是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但是，这种实现却已经实实在在地让中国人知道了，作为一种“原则”的传统，如果“逻辑地”演练成事实，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原来是无法长时间地维持的。中国的传统原则，正因为一直无法真正地实行，而只能在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大略地具备那么一点意思，才真的变成一种传统，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例如，我们的传统一直是讲究所有的公共权力一元化的，但其实做不到。真正要是做到 了所有的公共权力一元化，那么整个社会生活也就政治化了。但是，在传统的中国，我们所见到的反而是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生活，是"天高皇帝远"。这样一种与“原则”完全不合拍的现象与传统政治思想的原则方面逻辑上的一致是通过“无权的社会”来体现的，就是说，公共权力一元化本身既有社会生活政治化的涵义，也同样地包含着把所有的社会公共权力高度垄断起来、因而社会自身中就不再存在公共权力这样的意思。

　　中国传统中特别重要的是语言暴力的问题，说中国是一个“文化统一体”的真正涵义， 就是说中国是通过话语暴力集合起来的一个实体。说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孔子的儒学，其实最多只有一半是对的。这主要是因为儒学本身的规定太不清晰，如果我们把所有与“礼”有关的杂拌都说成是儒学，恐怕就可以说是对的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要说的东西也太多。我因此而准备写几十万字。

　　政治运动而要称为“文化革命”，这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与文化，政治与社会本来就难解难分。既然任何思想都可以很容易地“上纲上线”，既然在日常生活中，一说到“思想”就不由自主地联系到政治，既然我们和不知道的人说我们是学哲学的，而人们就说我们是学政治的，我们的传统是如何，不是很容易知道吗？

　　我因为政治而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而这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就让我不能不对中 国的传统有这样一种反省，而当要我就这个问题“直白地”说些什么的时候，我又如何能够不噤若寒蝉呢！

　　想法已经越来越成熟，但“如何说”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说什么”的问题简单。

　　不说了。很晚了。

　　问少华好！



　　宣良

　　宣良：

　　你好！两封来信都收到了。我觉得你思考的问题很重要，而且是基本性的想重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我说过，每年“5、16”，我都要写点什么，因为就是这一天，把在我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与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连系在了一起。我的一切，爱情、友情、激情，“风雨同舟”的“战友”，思想的和对现实的感受力，都是在“文革”或因“文革”才有的。当然，像我这种情况的，全国不下几十万，而且，对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来说，这一天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标志、一枚徽章或一种烙印。如果非要给我们这一代人下个定义的话，只能说我们是“文革”的一代。

　　我特别喜欢你信中所说的“千年传统的最后一次演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一种‘原则’的传统，如果‘逻辑’地演练成事实，就是这么个样子”等这样一些话。这是一种直觉似的把握，不亲身经历、不对经历加以反思是说不出来的。理性绝对不是直觉的对立面，而是一种被直觉的灵感所激发的企图让自己和别人都明白的理解力。所以我也一直想如此理解“文革”，当然首先是因为被某种直觉所“激发”。

“登峰造极”、“史无前例”这些用语，由于以前只能从“正面”来理解，而“文革”又成了一件坏事，所以往往受到嘲笑。但在“文革”过去了几乎40年后的今天，回头想想，真是确切无比的用语。我们想象不出人类历史上还有过或还可能再出现这样的运动。你在信中说，这种情况是无法长期维持的，我同意，所以毛才说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我想，毛一定是在“文革”中发现或找到了一种他认为属于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如果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来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文革”作为一种“社会实验”（在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有近十亿人口的国度里的实验）是空前成功的，当然也是空前惨烈的。也许有一天，会有人使用“空前悲壮”这个词，总之是用无数人的眼泪、血肉和“国破家亡”这四个字铺就的“悲壮”。我觉得，不在“传统”之上再加上“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文革”也不会如此“成功”，如此“惨烈”。比如一些已经相对来说现代化了的“社会动员”（这是你正在思考的问题）的工具（报纸、广播、电影、汽车、飞机等等），这些东西古代社会就没有，所以也就无法把某种原则“逻辑地演练成事实”。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些现代性的观念，比如相信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人间天堂（我那时也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只要依靠好的制度，让好人消灭了坏的制度和坏人，自然也就成了人间天堂。当然，这样想的前提是先认为自己是好人，而且生活在好的制度里，也许布什总统现在就这么想），知识分子能通过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成就新人等等。“个人迷信”说到底是对那样一套“社会动员”的最大力量和可靠保证的意识形态的迷信。“人定胜天”，中国人在这里并不说的是科学技术，而是“精神原子弹”。我们如此迷信精神的力量，这与德国哲学的传统很近似，但我们又是如此的功利、实际，注重经验和后果。在这一意义上，只有毛空前彻底地把一种原则贯彻到底了，这就是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一张白纸”的底色之中，不断涂写、描画，然后再从“一张白纸”开始，总之要不断动荡，一分为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他相信要让整个社会有精神、有热情、不腐败、能团结的道理就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八个字中。他是一个真正喜欢让人一直生活在战争状态中的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种信念和设法找到新的不断把大家调动起来的的办法，我们自己其实在“文革”中也一直实验着，比如忆苦思甜、跳忠字舞、大合唱、开批斗会、开展谈心活动、诗歌比赛等等。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与鸿生坐轻轨回家，在车上又聊起了“文革”，忽然想到，当我们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当“红军爷爷”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讲延安的大生产时，他们讲的不过是距离他们才过了20来年的事，而现在，假设要我们给小朋友讲讲“文革”，那就是讲40年前（明年5、16，就是整整40年了）的事了。那个时候的20年，在人的印象中几乎漫长到无始无终的地步。记得那时有一篇课文就叫《三、五年是多久》，也把三、五年渲染得日思夜想怎么也盼不到。提起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几乎长得可以容纳下任何人在数不清的讲述、报告、电影、小说中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一句拖长了音调的“八年了！”，就足以让无数的人唏嘘不已。

　　可现在，当“文革”就要到了40年祭的时候，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已经变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甚至需要认真想一想，才会明白今夕是何年，否则就会把年月日写错。这样的事，在我身上早已不止发生过几次。

40年是个什么概念？比一个隋王朝还长，差不多相当于三个秦王朝；在英国，刚好是从查理一世走上刑场（1649）到从荷兰回来的威廉登上皇位，完成所谓的“光荣革命”（1689）这段时间；在法国，几乎也就是拿破仑彪炳史册、辉煌无比的一生，因为他只活了52岁；在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不过短短30年。说这些话没有多大意思，真正让我有些震撼的，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1781）到黑格尔的最后一部书《法哲学原理》的出版（1821），也是整整40年。也就是说，在这40年间，人类思想真的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密集的高度。新康德主义者克朗纳在《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编译）的一开始就说，“尤其是1800年前后，一个复一个庞大的系统，以令人目眩心摄的速度被铺陈出来，一件又一件的创作的面世，似乎将要集结起来缔造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他说，这是因为从康德到黑格尔，一直潜伏着一股极其巨大的力量，“这一股力量潜伏着经历了基督教世界弥漫着末世学的希望这一阶段：真理展现的日子除非马上来临，不然将永远无法实现；这日子近了，我们受到了召唤，要把这日子引导出来。”黑格尔1795年1月底在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上帝的国度将要降临了，我们再也不能把双手懒闲地插在口袋里了。”我在抄录这段话时，忽然感觉到兴奋，一种又重新回到那一时代的兴奋。那时，我们也是听到了一种召唤：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如果不趁毛主席还健在实现这一理想，它可就永远也无法实现了；上帝的（共产主义的）国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我们再也不能把双手懒闲地插在口袋里了。可惜我们不是用笔（拿起笔作刀枪），更不是用思想（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胜利）来召唤这一时代，而是用我们的身躯和血肉。这几天报纸上最显眼的一个词就是宋楚瑜先生在清华演讲中所渲染出来的一句话：“行胜于言”。对政治家们来说无疑是这样，可惜，如你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政治家，而且一言一行都“政治化”了，于是，你也就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所言”在“所行”的需要面前，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我在这里一点也没有贬低宋先生所引的据说是清华校训的这句话的意思。我只是在想到从康德到黑格尔也是40年时，为我们这40年在思想上的苍白而感到有些少许的不安而已。当然，这种“不安”只能是“少许”的、“轻描淡写”的，或者说是“只能如此”的。道理根本就不用解释。

　　一方面，如你所说，我们这个民族一直靠“话语的暴力”（当然背后还是要有物质的暴力）统治着，另一方面，就是在“行”上所下的功夫又太深太重，几乎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在一个充满政治的环境中，当每个人都不得不以类似于政治的手段谋得生存时；然而，如此的政治环境，却又并没有带给我们相应的“权利意识”，因为所谓的“权利意识”，从根本上说应该来自于政治。所以中国的政治自有它的一套玩法，圈外的人被政治左右着，但政治毕竟离他们很远很远，就是那些一心“学而优则仕”的“士者”，政治对他们来说也是雾里看花。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还有几分幸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文革”中真真切切地玩了一把政治。玩过政治的人就会多多少少上瘾。我们这些人有瘾了还不自知，还那么真切，那么当真，这又是我们这代人让人感到悲哀的地方。当然，与时俱进的佼佼者还是有的，“文革”的那段经历无疑给他们凭添了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

　　不管怎么说，自从有了“文化大革命”，政治也就成为了我们这代人怎么也挣脱不了的梦魇；“文革”的一代也就是“政治化”了的一代，哪怕背叛，也是政治化了的。

　　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装出这些事、这些话与我们无关的样子。不过这些天，当连战、宋楚瑜相继来访，而且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当“五、四”、“五、一六”相继来临，而且我们的同龄人也已有的已先我们而去（比如北大的王炜）时，回旋在我脑海中的就总是“回忆”、“往事”、“过去”、“召唤”这样一些词语。看书时，一看到、一想到这些词语，就禁不住掩卷而思，而且常常热泪盈眶。看到西安后宰门小学（这个学校也就在我的母校旁边）在“连爷爷”面前的表演。我很羞愧，为我们这代人而羞愧。这些动作、这些语言肯定不是孩子们自己的；谁教给他们的？我们这代人吗？如果不是，是比我们更小的完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交给孩子们的吗？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一些动作、语言、声调、表情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已经变成了某种类似于“遗传基因”的东西。对“文革”，能不能这样想？

　　是的，我们是有了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也已有了结论，但“历史”难道真能让一纸“决议”固定下来吗？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不可改变的”这句话，但对这句话却可以做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比如，我们说历史是不可改变的，就是说历史已经死了、过去了，只要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材料，了解了一切所可能了解到的内幕，“过去了的”历史就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但反过来想，过去了的事之所以说它过去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今天的背景，或者说，构成了今天的“条件”或“原因”。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今天”或“现在”并不是一个从不断流失着的时间向度上随意切下的一个片断，它是一个与“事件”（所发生、所进行着的事情）的“绵延”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只要这个“事件”还“绵延”着，“今天”或“现在”也就继续着。只有当某个“新的事件”出现时，我们才可能说“今天”或“现在”已经成为了“过去”。所以，“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相对于“新的事件”的出现而言的概念。没有“新的事件”的出现，我们就一直生活在“现在”，比如“文革”的“今天”就长达“十年”（这是官方的说法）。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今天还活在我们心中”。我还记得，1978年，当我们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之所以感到“文革”已成为了“历史”（昨天），并不是因为中央开了什么会，而是因为我们确实感到生活发生了变化，“新的事件”已经使“今天”成为了“昨天”。那时我们就议论过这件事，我在晓芒的房子里偷听邓丽君的歌时也觉得这件事可能对我们有新的意味。所以，是不是成为了“过去”是必须依据是否已经出现了“明天”（新的事件）才能作出判断的。把“过去”想固定下来的企图也就是想把“未来”固定下来的企图。反过来说，不参照已经到来的“明天”，我们也就不知道我们有过已经过去了的“昨天”。这些话，西方的“效果历史学派”其实早就说过了，我只不过加上了自己的理解而已，因为我确实感到由于我们无法认真面对“过去”，所以也就没有了“未来”；或者说，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在比较“明天”中认识“昨天”；又因为这一切都只能发生于我们的“今天”，所以也就等于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今天”。我们忽然变得既没有了“昨天”，也没有了“明天”，自以为还只剩下了“今天”的一个族群。你生活在国外，不知道有没有我这样的感受。

　　在西方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都是从意识的“当下”（直观）来揭示“过去”（回忆）和“未来”（展望）的；海德格尔哲学立足于“未来”，从人的“有限”（有死）来解构这种立足于“存在者”的“当下”而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学，从而开辟出一个有限与超越的新的视域，自然让人耳目一新。但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兴趣一直就集中在如何揭示、描述、理解、召唤“过去”上。“过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不但是因为“过去”作为既定条件决定了我们的“现在”，还因为如果我们找不到一种新的话语方式来描述、理解“过去”，那也就等于我们还没有看到“明天”，没有为“明天”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条件”或“原因”。这么多年来，我读外国哲学家的书，就是想找到另一种方式来描述和理解我们的“昨天”，比如“文革”，比如更远的“昨天”如周秦。我们这个民族也许真的缺乏对苦难的感受。志扬问为什么苦难在我们笔下总免不了“失重”，这可能与我们是不是、能不能站在“今天”（对‘今天’的苦难感受）来“回忆”过去有关，与我们在处理昨天、今天、明天之关系中的心理结构、话语结构有关。

　　苏珊·桑塔格在《重点所在》的最后说，“记忆是有创造性的。记忆是演出。记忆可以不请自来，而且难以驱除。因此有了给这本书起这个名字的迷人的洞察力：记忆是跟失眠密切相联的。记忆是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记忆可以繁殖。而那些送上门来的记忆似乎总是很中肯的。……除了语言，那永远能找到的语言以外，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用滚烫的选择过的语言、神经质的标点符号、反复无常的句子节奏烧灼人际关系中的烦恼。创造更加含蓄微妙的、更多狼吞虎咽的了解、同情和阻止人受伤害的方法。这是个形容词的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

　　最后附带说一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最后所说的那段关于“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话，在克朗纳笔下，忽然表达了一种对欧洲文明即将到来的厄运的预感，而且透露出一种空前的苍凉与无奈：既然只有生活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那么当生活形态已经变老了，而且无论理论如何涂抹，也无法使生活之树再绿时，如黑格尔在那里所说，我们就只能把生活当成“认识的对象”了。怕就怕最后连认识都没有留下。

　　祝好！这封信太长了，因为“又是一年5、16”。

　　家琪

2005年5月14日

　　家琪：

　　关于516的感慨看到了。这样的东西也敢发表吗？

　　无疑，对于文革的认识，是又前进了一大步了。那句“这１２年可是非比寻常的１２年，国事家事混在一起，就如古代希腊的城邦一样，公共的事也就是个人的事，国家的前途也就是自己的幸福。”和“所有这一切，要想让人不相信“所谓现实其实是人说成的”真不容易，因为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现实中长大的，是在收音机、电视机、课堂里以及主席台上那些人所如此教导的话语中长大的。到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没有了别的词语来描述另一种‘现实’。”应该可以成为非常经典的命题。这里的“中国特色”，不是在中国的这种变革中生活过的人真是很难理解。

　　关于 " 政治是生产力 "的东西弄得我现在任何的思考都会回到这个问题。

　　其实，政治是生产力是个在逻辑上很难成立的命题。我终于发现，真正的意思是说，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政治只是社会上层建筑，而按中国的历史现实，政治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然也是它不发展的“动力” ――原因）。因此，按这种理论模式；政治是处在“生产力”所处的位置上。

　　因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也不在政治与生产或者生产力的关系，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是生产力，不如说是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推论：阶级关系的关键不是人们对于财富的占有关系，而是人们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同理，所有社会公共权力的基础，不是财富的占有，而是暴力和话语的垄断。结构，语言和暴力权力的关系，也不存在西方社会中的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话语的权力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而不是“社会舆论”。等等。作为话语权力的代表阶级，中国的士阶级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道德，与“毛”和“皮”的关系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不是“毛”，而是“皮”。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剥去中国传统的皮的过程，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就是他们的“命运”――无论从那个方面说，他们都不得不脱胎换骨。

　　如我这种神经多少是“麻痹”（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精神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个活路，像你这种“思想家”――小马的说法――可就真实不容易活了。

　　文革中，如你所说，大家都有了一种共同的命运，但是，对于这种共同命运的感受，却仍然各个不同。

　　文革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库。我通过政治是生产力希望表明的，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社会生活政治化”是基本态势――它的反面的表现就是权力的政治化集中和无任何合法权力的社会――中国的历史一直就在这种全民政治和全无政治直接翻腾。而文革，正是全民政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例证，它不同与历代的农民起义，是因为它不是要反对现在的政权，（当然也可以说是，这是无法绝对地避免的），而是“上下一心”的玩政治，这绝对是“中国传统的现代版”：以传统的精神做现代民主的表演。在民主政治的意义上说，最完美的体系就是全民都对政治是一直关切――你们要关系国家大事，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民主政治就会因为民众的政治冷淡而失败，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是绝对不能允许人们如此地关系政治的，而一定是要“莫谈国事”。如果所有人都关心国事，一定是造反了，那可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就上下一心玩政治而言，文革可真是“民主政治”是一次上好的演习。但是，它仍然成为真正意义下的灾难，就是因为这仍然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中。

　　没有了监督的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都只能是一种恐怖。这种恐怖是什么颜色，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当西方人周期性地为了权力的移交而“大玩”一把政治的时候，这种游戏涉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范围实际上非常有限，在政权中，只涉及“执政”，或者只涉及立法。社会财富的权力，没有任何触动地存在在那里，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阵脚，话语的权力，在这个时候显得比平时更热闹，但从它的立场来说，它其实只是“在旁边”的。

　　在没有私有财产“观念”的地方，民主就没有立足之地。中国不是没有私有财产，而是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所以，中国人要么就不玩民主，一玩民主，肯定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我们在15年前其实又经历过一次――规模当然小得多，但结果对我个人来说可要严重得多。

　　我早就说，我在当年那件事情中没有“个人利益”，这不是要说明我有多么清高，而是正相反，说明我当时的行为离“民主”有多么遥远，就像当年在文革中一样。你说要分清这两个领域，道德是政治，也是真正的经典，我们到现在，也仍然要从道德义愤出发来玩政治，当然就只能落得如此下场了。

　　不说了。

　　我七月可能回国，主要是看看老母亲，毕竟85高龄了。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签证尚未着落。已经递了申请，但使馆的回答是要把上次做过的事情全程地再做一遍。虽然我只是把上次的东西重抄了一遍，并没有花多少时间，但“走文件”的时间恐怕仍然要很长。这事让人多少有些失望，本来期望这次就可以直接得到签证了。

　　如果回，这次仍然会从上海回巴黎，这次也许可在上海多住几天。具体的安排到时候再说吧。

　　问少华好。

　　祝好。

　　宣良

2004-05-16


来源:世纪中国